父亲的维也纳

能在大银幕上看到完整的珠峰北坡登顶，从冰塔林、北坳到大风口…以及传说中的第二台阶和“中国梯”，身为登山片爱好者，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攀登者》是国产电影在此类题材上的突破，论特效水平和专业程度，不输给《垂直极限》和《绝命海拔》。

而且影片还让观众看到了两次登顶，从1960年的3人到1975年的9人，那种伟大的使命感和坚忍不拔精神的传承，意义超越登山运动本身。

真实的历史只有比电影更艰苦，更加悲壮，当年克服万难的攀登珠峰，每个人都背负着巨大的荣誉感，“唯有牺牲多壮志”，前仆后继勇往直前，这在电影中多次出现，令人泪目。

影片为了戏剧性做了改编，但还是基本忠实呈现了两次登顶中的真实状况，如屈银华搭人梯冻坏脚趾，营地帐篷被风吹走，二登搭建“中国梯”，以及夏伯渝为保暖他人双腿截肢等，遗憾的是刘连满没在片中登场。

李仁港把擅长的动作戏集中在了吴京身上，危险处命悬一线，紧迫感扑面而来。

虚构的两段情感戏见仁见智，与其说是想让人物更丰满，不如说是补充了气象、医疗和后勤等支援团队的形象，历史上他们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这最能体现出的“集体主义精神”，在雪山大全景的“航拍”中荡气回肠。

剧本结构上，“保护摄影机”才是整部影片自始至终的核心情感，60年的遗憾到75年来弥补，由此关联起张译与吴京、井柏然之间的对手戏，也构建起了角色的性格和命运，所有的拼搏，所有的牺牲，都是为了看到队友们登上珠穆朗玛峰，把五星红旗插在我们自己的珠峰顶上。

P.s.映后还见到了屈银华（片中张译原型）的女儿和夏伯渝（胡歌原型，四十年后终于登顶），亲身讲述当年的故事。

当看到夏老把裤腿拉起来，露出假肢时，忍不住热泪盈眶了，他们才是真正的“攀登者”！

——————既然有人问起，那再转帖下这份资料，详细记录了1960年中国人如何完成人类壮举， 从北坡首次登顶珠峰的。

原标题：北凌绝顶——1960年中国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始末1923年，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被《纽约时报》问到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他回答说：“因为山在那里。

”留下这句传世名言的马洛里，最终没能征服世界第一峰，1924年，他在珠峰的冰天雪地中彻底失联。

上世纪50年代，英国和瑞士登山队先后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成功登顶珠峰。

但在中国境内的北坡，始终无人自此登上世界之巅，包括马洛里在内的英国人数次在北坡折戟，以至于他们得出结论，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

直到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成立时间不足5年、队员平均年龄24岁的中国登山队，艰难地将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的壮举。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珠峰北坡不可征服的神话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打破。

惊叹于今人登顶速度越来越快的人们很少知道，借助当年登山队员们在岩壁上艰难打下的钢锥而架起的金属梯，直到2008年仍是登山者们不可或缺的助力，更少人知道，年轻的中国登山队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命运和极限挑战……苏联登山界的建议1957年11月，一封来自苏联的信件寄到了中共中央，信的落款是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登山协会主席团，签名是苏联的12名知名登山运动员。

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向你们提出要求，要求允许组织苏中联合爬山队，以求在1959年3月-6月登上埃佛勒斯峰，并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纪念的献礼。

”埃佛勒斯峰，是英国人自19世纪中叶起对珠穆朗玛峰的称呼，但在更早的1721年出版的《皇舆全览图》中，中国人已将这座山峰命名为“珠穆朗玛峰”。

因此，我方后来回信时用了“珠穆朗玛峰”，之后苏方也用了珠峰的称谓。

邀请中国共同攀登高山，苏联人并非一时兴起。

曾是我国第一支登山队运动员兼医生的翁庆章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登山运动已很普及，只是，苏联本国的高山并不多，且都被运动员们登顶过，由此，他们想到了拥有众多世界一流高山的邻邦——中国。

因苏联群众性登山活动都由工会系统管理，大型登山活动才归体委负责，1955年3月，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访问苏联时，对方就提出希望到中国攀登新疆的慕士塔格山和公格尔山。

那时，刚刚成立六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群众体育运动还算蓬勃发展，但现代登山运动方面完全是一片空白。

于是，1955年5月，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邀请下，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出了4名学员赴苏学习现代高山登山技术。

第二年春天，苏方又派2名登山教练来华，在北京西郊八大处培训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40多名登山运动员，翁庆章、1960年正式攀登珠峰时的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竞以及骨干队员刘连满等都在其中。

跟那批参加培训的很多运动员一样，翁庆章原来的工作与登山几乎毫无干系。

他本是鞍钢总医院的医生，偶然得知全国总工会在各行各业招募登山学员，大学时就爱好篮球、田径的他还以为只是一次“游山玩水”，兴高采烈报了名。

26岁的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一报名，竟让他在几年后成了中国首征珠峰的亲历者。

培训结束后，以这批学员为主要队员的中国第一支登山队——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先登上了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3767米），后又与苏联合作登上了海拔7546米的新疆慕士塔格峰。

正是在这样良好合作的基础上，才有了1957年的苏联来信。

来信经过层层批转，到了时任体委常务副主任蔡树藩桌上。

蔡树藩与同事们讨论后认为，我方在运动员、资金、装备等方面的条件尚不成熟，此外周恩来总理曾指示我国西藏边境目前不能开放，因此初步意见是婉拒。

许多年后，翁庆章在体委档案馆发现，“当年主管外事的陈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等，都已经批示同意了体委‘婉辞谢绝’的意见，就差正式回复苏联了。

”没想到，到了1958年初，事情又有了转机。

原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体委主任的贺龙，一直对此事很积极。

贺龙与体育早有不解之缘，抗战时期他麾下的120师就以“仗打得好、生产搞得好、体育搞得好”而闻名，他亲手组建的120师“战斗篮球队”更是赫赫有名。

他的积极态度，加上苏驻华使馆对此催问的推动，最终，周恩来总理于1958年4月5日提出了意见：“可以考虑来”。

侦察组进山总理拍了板，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的筹备了。

1958年夏天，中苏双方在北京新侨饭店会谈，共同制定了攀登珠峰的三年行动计划：1958年侦察，1959年试登，1960年登顶，并达成共识，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由苏方负责，中方负责全部人员、物资从北京至珠峰山下的运输，以及较低海拔的物资装备。

今天看来，不管是运输人员，还是登山物资，都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但在当年，仅准备物资就是千头万绪：请国家计委、经委特拨足以防寒的优质鸭绒、尼龙丝，通过解放军后勤部帮忙调拨专供高寒地带执勤官兵的快熟米，甚至向航空部门求助能在高山低压环境下燃烧的航空汽油，以便煮饭、烧水……千头万绪的准备工作中，耗资最大、工作最繁杂的一项要数修建从日喀则至珠峰脚下的进山公路。

上世纪50年代的西藏公路建设尚不发达，从拉萨向西的公路只通到日喀则，而要去珠峰山下，还得往西南再走300多千米。

这300多千米说是山路，其实几乎看不到成形的道路，最险峻的高山峡谷地段，仅容一人贴着峭壁小心翼翼通过。

1958年之前，就连本地区的藏族人也很少到这里来。

若要运物资，只能靠牲畜驮运。

按照计划，中苏合登珠峰时需要运约40吨物资进山，如果不修路，单从日喀则到珠峰脚下，就得500匹牲口运上半个月左右。

再加上登山队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路颠簸，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就更多了。

可是，要在这样的地方修一条进山公路，又谈何容易？

西藏地区经济尚不发达，国家建设也正是处处用钱的时候，但为了支援中苏登山队，同时考虑到西藏今后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央还是特批了几百万元经费。

为更好地争取地方支持，贺龙还特意写了条子给他的老部下、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请其尽力支援。

就这样，1958年9月，400多名藏族民工和600多名军工在日喀则以西的荒野中，热火朝天地开工了。

西藏这边忙着修路，在北京，中苏联合登珠峰侦察组也准备动身了。

侦察组一行20余人，除了运动员，还有气象、电台、医务等工作人员，此外，还包括3名苏方成员。

考虑当时东西方“冷战”的国际环境，中苏合登珠峰一事对外还是保密的，神秘的侦察组对外一律称“国家体委参观团”。

1958年10月底，侦察组一行先乘军航到拉萨，又转汽车抵达日喀则。

11月2日，日喀则以西初见雏形、尚未完工的简易公路上，出现了一支将近200人的浩浩荡荡的队伍。

队伍中间是侦察组人员，前后则是150名全副武装的警卫部队战士，再加上照看牲口的藏族民工，以及马匹、毛驴，整个队伍行进起来足有四五百米。

登山侦察这样的体育活动，为什么还要动用军队护送？

翁庆章解释说，当时西藏还有匪情，为保证安全，西藏军区派了一个连外加一个火炮排。

不仅如此，在北京时，体委还向总参谋部借用了一批枪支弹药。

进山前，不管是运动员还是科考、医务人员，都要进行射击训练，进山时，每人都配备一支手枪、一支步枪。

这并非小题大做，实际上，就在侦察组进山前一个月，就有叛匪在公路上伏击了一辆从日喀则返回拉萨的军车，导致16名解放军医务工作者全部遇难牺牲。

很多人只知攀登珠峰要面临高寒、缺氧、雪崩的危险，殊不知，这些最早进山的开路者，竟还要提防流窜叛匪的威胁。

从日喀则到珠峰山下的绒布寺，一行人浩浩荡荡走了15天。

所幸，途中虽听到过意外枪声，但最终有惊无险。

侦察组成员很快忙碌起来，安营扎寨，分组上山侦察路线，建立大本营，架设无线电台，建立气象观测站，开动汽油发电机……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1月底，珠峰极寒的冬季来临，侦察组的任务基本完成，大部分队员离开珠峰，只留下气象组、水文组、电台组的十几名工作人员继续在山区工作。

那时，侦察组队员们还不知道，向他们热情告别的苏方人员，很快就要从自己主动提议的中苏合登珠峰活动中退出了。

先遣组在观察北坳。

叛乱与变卦按照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计划，1959年双方应共同到西藏试登。

这年年初，中方全体人员率先抵达拉萨，开始了新一轮的集中训练。

此前，登山队已经由全国总工会划归国家体委。

这次进藏前，体委任命了史占春担任中苏联合登山队队长、中国队队长，许竞任登山队中国队副队长。

两人从中国第一支登山队成立时起，就都是骨干人员。

1959年2月4日，当翁庆章随两人及最后一批登山装备、食品抵达拉萨当雄机场时，二次进藏的他立刻感觉到当地的局势比起1958年底紧张了许多：上一次护送侦察组时，西藏军区只派了一个班十来个战士，这一次却是两辆装甲车一前一后护着他们的小车队。

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拉萨附近的匪情加剧了，以贡布扎西为首的武装叛匪，经常毁坏桥梁，伏击汽车，对拉萨到林芝以及通往山南的交通造成了严重障碍。

翁庆章告诉记者，原本，登山队每天在拉萨进行越野长跑等体能训练，还到附近山区训练运动员对高山恶劣自然条件的适应能力和冰雪作业技能。

由于时局趋紧，体能训练改在拉萨市内的军区大院内进行，运动员在念青唐古拉山区的野外训练也匆匆结束。

不久，为应对紧张的局势，西藏工委指示，拉萨市内的干部职工共同成立民兵团。

100多人的登山队纪律严明，且早就经过射击训练，连武器配备都是现成的，特殊的局势下，登山队伍很快变成了颇具战斗力的民兵连，每天同时进行体能训练和军事训练。

翁庆章回忆说，当时登山队住在布达拉宫附近的交际处，后门距离军区大门大约八九十米，进入3月初，山雨欲来风满楼，他们还用了好几天时间，挖了一条通往军区大院的地下交通壕，队员们日夜轮流站岗巡逻，完全是战备状态。

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随登山队进藏的摄影师沈杰那时也在拉萨，后来他在《我的足迹》一书中这样写道：“拉萨各机关干部白天夜里都在修筑防御工事准备自卫，拉萨街头和公路上已经看不到我们的车辆，拉萨好像是叛匪的天下了。

”果然，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公开发动叛乱，叛匪们明目张胆地包围西藏工委和军区机关。

3月20日凌晨，拉萨武装叛乱的枪声响起，上午10时，解放军开始全面反击。

激烈的枪炮声中，一颗炮弹落在了登山队所在的交际处大门口，炸伤了一名解放军机枪手，翁庆章和其他几个登山队员赶紧抬着担架去救伤员。

“抬着担架穿过大约两个篮球场长度的院子，只听得子弹在头顶呼啸而过，别的什么也管不了……”今年已经88岁的翁庆章，至今仍觉得难以置信，致力于攀登珠穆朗玛高峰的国家登山队，竟然亲历了一场平叛斗争。

3月22日，占据布达拉宫的叛乱分子投降，解放军进入布达拉宫。

由于解放军驻拉萨的人数有限，登山队民兵连还承担起了搜索布达拉宫和押运俘虏的任务。

直到4月初，考虑到合登珠峰的任务还要继续，史占春队长宣布，登山队大部分人员离开拉萨转到新疆训练。

与此同时，中央不得不通知苏联方面，为了运动员的安全，建议中苏联合攀登珠峰活动暂缓，一旦问题得到解决，立即恢复登山。

按照预定计划，苏方队员将于3月下旬在拉萨与中方会合。

苏联运动健将、苏方队员之一菲里莫洛夫曾在1991年撰文回忆：“原定1959年3月22日乘专机，苏联登山队一行及物资由莫斯科飞北京。

就在动身的前一天，苏体委紧急通知……任务取消，原因未说……”已经整装待发、踌躇满志的苏联运动员们顿时一片惊愕，失望不已。

几天后，他们看到中国西藏的新闻，才明白个中缘由。

直到这时，菲里莫洛夫和他的队友们还以为任务只是暂时推迟了，孰料，由于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政府层面，他们征服世界第一高峰的愿望，竟就此彻底破灭了。

1959年秋天，随着西藏局势趋于稳定，中方从10月开始多次邀请苏方来北京继续商谈合登珠峰一事。

但此时，苏方却一反过去的积极态度，几番推脱，闪烁其词。

直到1959年11月24日，苏方的两名代表才姗姗来迟，抵达北京。

双方会谈时，两名代表借口技术上准备不够，称1960年继续执行攀登珠峰的任务有些勉强，建议把正式攀登珠峰任务推迟到1961年或1961年以后。

考虑到我方已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尤其是修筑日喀则至珠峰山下的公路耗资甚多，此前，还特意与西藏联系过请地方维修保养公路，以确保1960年春天登山期间公路畅通。

我方便让步提议，1960年不正式攀登也行，可以先让双方队员在珠峰地区活动适应，可惜，苏方的态度仍是一味推脱。

事实上，当时中苏关系已经走向决裂，只是还没有公开化。

早在这一年6月，苏联就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

推脱登山一事，其实也是苏联高层顾忌政治因素而已。

当年参加中苏双方会谈的翻译周正就曾告诉翁庆章，苏方代表、也是原拟担任苏方登山队长的库兹明私下聊天时透露，“此次合登珠峰机会难得，运动员都愿来”，只要上层同意，队员一周便可集中，两个月可以训练完毕。

既然苏方态度如此，最初由苏方提议、一波三折的合登珠峰活动，注定无法继续了。

“我们自己干！

”1959年10月20日，贺龙把体委副主任黄中、登山队队长史占春等人请到办公室，问大家：“如果苏联不参加，我们自己攀登珠穆朗玛峰有成功的把握吗？

”史占春回答：“在攀登方面有困难，我们可以尽力去克服。

有个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缺少登8000米以上的高山装备。

”按照中苏原先的协议，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由苏方负责，眼下要自己单独攀登，苏联显然不可能再支援，可国内目前还不能生产这种装备，怎么办？

贺龙提议：“我们可以到国外去买！

你们搞一个预算，我们给刘少奇主席写报告，请他批外汇。

”接着，他又给大家鼓劲儿：“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

任何人也休想卡我们的脖子。

中国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你们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

”1959年的中国正处于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但国家体委致函国家计委、外贸部申请70万美元外汇后，还是很快得到了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批准。

1960年元旦刚过，史占春和翻译周正就赶赴瑞士采购了高山帐篷、鸭绒夹层登山服、鸭绒睡袋、高强拉力的尼龙绳、氧气装备及便携式报话机等装备。

采购完成，如按常规商贸往来，还得走海运回国，但时间不等人，珠峰每年上半年适合攀登的时间只有短短两个月。

为了赶时间，体委请民航协助，包租了一架专机从北京直飞捷克首都布拉格，加班加点才在3月20日运回了6吨重的高山装备。

值得一提的是，史占春等人在瑞士的一家登山和滑雪装备商店采购时，竟无意中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

瑞士店员指着不远处的另两名亚洲顾客说，他们是印度陆军登山队的采购人员，印度也正准备1960年从南坡攀登珠峰。

史占春一听，顿感责任更大，任务更加艰巨。

事后，他告诉翁庆章，当时就下定了决心，这次非上去不可！

获此消息后，史占春很快通过使馆报告国内，不久，中国驻印使馆也确认了这一消息。

那时的国际关系状况是，中苏走向决裂，苏印颇为友好，如今，中国、印度一北一南同时攀登珠峰，无疑是一场特殊的竞赛。

抱着争一口气的决心，1960年3月19日，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顺利抵达了一年半前侦察组选定的大本营营址。

从日喀则到珠峰山下，当年的侦察组20余人艰难跋涉走了15天，这一次，沿着新修的公路，人数数十倍的登山队乘车只花了3天。

这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214人登山队中，运动员约八九十人，其他队员全是气象、电台、医务、新闻媒体、后勤等幕后保障工作人员。

其中的十几名气象、水文和电台工作人员，并没有和大部队一起，而是已经在山里坚持工作了一年多。

几百天的时间里，他们在含氧量大约只有平原地区一半的地带，风雨无阻，每天定时放飞探空气球收集高空气象数据，每隔几个小时采集室外百叶箱内的记录，通过无线电台收录来自北京、拉萨等地与珠峰大气环流相关的信息，再由绘图员作图，预报员预报、记录……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都只为了给正式攀登时提供最可靠的天气预报。

翁庆章此次担任医务组组长，攀登珠峰期间，大本营设立在5120米的高度，他则常驻在海拔6400米的医务站，有时为了给队员看病，还要登上更高的海拔。

他告诉记者，6000多米的高海拔地区，白天也是零下20摄氏度左右，太阳一偏西，气温很快降到零下30摄氏度左右，即使在帐篷里，呼出一口气也会立刻结冰。

喝水得凿冰烧水，气压低，烧开一锅水至少需要两个小时。

吃饭，常常没胃口，这是正常的高原反应，每天早晚两小碗稀饭或面条就像完成任务。

不管是气象组，还是医务组，他们的工作都是幕后的，但在翁庆章看来，奔波在前线、同属于运动员的运输队员，更是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

他说，国外探险家登山时，常常雇佣当地民工帮忙运输帐篷、锅碗瓢盆、食品等保障物资，而中国此次登山队，承担运输任务的是登山运动员。

运动员分成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后者每人常常负重二三十公斤，将物资运到一定高度后就返回大本营，以便让突击队员尽量轻装上阵，成功登顶。

“没有人有任何怨言，也没人觉得苦，大家想得都很简单，一切只为了完成征服世界最高峰的任务。

”三次适应性行军3月24日，珠峰大本营，史占春队长和登山队员们一起，制定了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计划。

根据国内外高峰探险的经验，他们决定在正式突击峰顶前，先进行三次适应性行军，一方面让队员们逐渐适应高山环境，另一方面，在沿途不同海拔高度建立起高山营地，同时将必要的物资和装备运上去，以备正式攀登时使用。

第一次行军，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6400米的地方，然后返回大本营休整。

第二次行军，从大本营上到海拔7600米的高度，同时打通攀登珠峰的第一道难关——北坳路线，然后返回大本营。

第三次行军，从大本营攀登到海拔8300米，侦察突击顶峰的路线，并建立最后一个营地——突击主峰营地，如果条件成熟可争取登顶。

第二天，如同气象组的预报一样，连绵的风雪停息了，珠峰迎来了第一个适合攀登的好天气。

中午12点，灿烂的晴空下，五星红旗在珠峰大本营冉冉升起，全体登山队员们背着背包，拿着冰镐，开始向珠穆朗玛峰挺进。

踏着东绒布冰川的冰积石，穿过布满冰雪裂缝、不时发生“冰崩”的冰塔区，27日傍晚，队员们安全抵达海拔6400米。

先遣队员们已经在这里建好了高山营地，营地不仅储备了不少高山物资，还设有电台、气象服务台和医务站，可谓沟通突击队伍和大本营的中转站。

在6400米营地休息一夜，登山队大部分队员开始返回大本营，除了副队长许竞带领的侦察小组。

他们要继续攀高，提前为队友们打通珠峰的第一道难关——北坳路线。

北坳顶部海拔高达7007米，坡度平均在五六十度，最大坡度达70度，个别地段近乎垂直，像一座高耸的城墙屹立在珠穆朗玛峰腰部。

因坐落在珠峰及珠峰北侧海拔7538米的北峰之间，看上去像个坳谷，故称“北坳”。

这里坡壁陡峻，积雪深不可测，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巨大的冰崩和雪崩，一旦发生，千百吨冰岩和雪块就如同火山喷发一样势不可挡，英国探险队就多次在北坳受到冰雪袭击。

如此危险的地段，却是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必经之地。

3月28日，许竞带着侦察小组率先登上了北坳的冰坡。

为防止跌下冰坡，他们用尼龙绳将几个人串在一起，一个紧跟一个，小心翼翼向上攀登。

攀至海拔6800米时，眼前出现了一道近乎垂直、高达20多米的冰崖。

据1958年侦察组探路得知，攀上这道冰崖唯一的路是冰崖上一条纵直的冰裂缝。

许竞一行很快找到了那条深陷而狭窄的冰裂缝，裂缝宽约1米，坡度在70度以上，但比起近乎垂直的冰崖，还是容易攀登的。

他们开玩笑地把这条路命名为“冰胡同”，休息片刻，便向冰胡同冲刺。

光滑的冰胡同没有支撑点，几个人就背靠“冰胡同”的一边，双脚蹬在另一边，依靠全身的力量，一寸一寸向上移动。

随行采访的新华社西藏分社记者郭超人在报道《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中写道：“运动健将刘大义这天刚好感冒，体力比较虚弱，在攀登这个‘冰胡同’时连续三次从中途跌落下来，跌得他头昏眼花，满身疼痛。

但他毫不气馁，继续进行第四次攀登，终于攀到‘冰胡同’的上端。

”天快黑时，侦察小组终于到达北坳顶端，完成了开路先锋的任务。

为了让大部队更顺利地通过这条路，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前，许竞又带了一支修路队率先出发，刨台阶、拉绳索、挂金属梯……被他们平整过的北坳路线顺畅多了，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很快胜利完成。

参加此次行军的77名运动员中，有40人都到达了7007米的北坳顶端，这在当时已是空前的世界纪录。

4月25日，身体状况良好的55名登山队员开始了第三次行军。

短短几天，登山队就攀上了北坳顶部。

这天是4月29日中午，正当队员们沿着珠穆朗玛峰山脊继续向前时，晴空万里的北坳上空突然起了风暴，狂风呼啸，队员们匍匐在地才能不被刮走。

有人试图搭帐篷避风，结果刚拉开帐篷四角，连人带帐篷几乎要一起被刮下山去，吓得队员赶紧撒手让帐篷随风飞走。

这时还是白昼，可不到两个小时，队员们就相继被冻伤，与大本营联系的报话机也因气温太低发生了故障。

队员刘连满等人在冰坡上发现了一条冰裂缝可以站人，大家进去躲了几个小时，才熬过了风暴最猛烈的时段。

当晚，登山队好不容易走到一处稍微平整的地方，设法修好了报话机，联系大本营得知“天气突变，后天转好”。

于是，史占春决定全队休息一天，5月1日继续前进。

5月1日果然天气晴朗，登山队从海拔7400米处出发，下午6点多终于到了新的高度——海拔7600米。

可是，前几天的大风冻伤，加上连续攀登中的高山反应，此时此刻，能够继续向上攀登的运动员已经不多了。

最终，5月3日，许竞、贡布、石竞、拉巴才仁四人攀到了海拔8500米的高度，并在那里建立了最后的突击营地，史占春和王凤桐两人则将路线开拓到了海拔8695米的高度。

第三次高山行军超额完成了预定计划，然而，这次行动损失也不小。

第二次行军时，来自兰州大学从事水文研究的青年队员汪矶发生严重缺氧反应，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6400米营地；这一次，来自北京大学的气象专业队员邵子庆也牺牲在了7300米的高度。

并且，队员们返回大本营后，翁庆章和医务组同事检查后发现，全队竟有34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冻伤，且大部分都是登顶希望最大的主力队员和骨干运输队员。

医务组八个工作人员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地给伤员打针、换药、抽水疱，竟然还忙不过来，没办法只好向拉萨请求支援，最后日喀则第八陆军医院派来一个六人医疗组，才算解了燃眉之急。

经过一周治疗，一些轻伤队员可以归队了，但冻伤比较严重的就只能随第八医院医疗组转到日喀则治疗，队长史占春也不得不去了日喀则。

严重减员的残酷现实，引起了登山队的不安，进山以来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的大本营，一时陷入了沮丧的低潮。

恰在这时，珠峰的天气也变了，山峦间升起浓雾，天气渐渐转暖，这意味着，珠峰适宜攀登的好天气快要结束了，一旦连绵的雨季来临，就只能等下半年九十月份或来年再战了。

备战一年多的攀登计划，难道真的要就此中断吗？

“不惜一切代价”在沮丧、焦急的情绪中，传来了北京的命令。

据说，访问缅甸后刚回到昆明的周恩来总理很关心登山队的情况，一下飞机就问：“我们的登山队登到哪里了？

”得知登山队三次行军后损失惨重，周恩来指示：“要重新组织力量攀登顶峰。

”接着，贺龙副总理向大本营传达了新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

剩下几个人算几个人，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

”总理对登山的关注，不仅是因与印度的登山竞赛，还与我国正与尼泊尔谈判的中尼边境划界问题有关。

当时，双方关于珠峰的归属问题存在争议。

1953年，尼泊尔籍的丹增·诺尔盖作为英国登山队的高山向导，从南坡成功登顶珠峰，尼泊尔对此大肆宣扬，其目的不言而喻，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怎么能说是你们的？

正是这样的背景，使得攀登珠蜂的登山队员们，陡然间肩负了一项庄严的国家使命。

珠峰大本营的气象工作人员前所未有地忙碌起来，探空气球不断地升上高空，矗立在山坡上的各种仪表不停运转。

终于，工作人员等来了好消息，5月下旬前几天珠峰山区将出现当年最后一次持续几天的好天气。

错过这一次，就是大雪纷飞、能见度极低的漫长雨季。

5月13日，大本营召开会议部署正式突击主峰。

原本具备登顶实力和技术的主力队员、骨干运输队员不少都冻伤了，只能重新选拔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

副队长许竞被任命为突击组组长，组员包括在前几次行动中担任运输任务的王富洲、经验丰富的刘连满和“轻伤不下火线”的藏族队员贡布，伐木工人出身的屈银华等10人承担最后的关键运输任务——将物资运到海拔8500米高度。

5月17日北京时间9点半，隆重的誓师大会后，4名突击队员带着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高20厘米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轻装出发。

翁庆章至今记得，出发前王富洲到医务室向他告别，只说了一句话：“我这次豁出去了，如果上不去，我也就不回来了。

”抱着这样的决心，经过几天艰苦而快速的行军，5月23日下午2点，许竞一行四人顺利到达了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

几个人支起帐篷略作休整，当晚，屈银华等10名运输队员背着氧气、摄影机等设备也赶到了。

那时，因为无线设备在途中意外摔掉，突击小组与大本营几乎失联，只能看到6400米营地上发出的气象预报信号弹显示：“24日为好天气。

”尽管如此，所有人都是义无反顾地向前。

根据事先安排，屈银华留下来拍摄第二天的登山影像，其余9名运输队员则返回8100米营地休息。

不料，24日早上刚走出帐篷大约10米，组长许竞就倒下了。

从登山队进山至今，他一直负责开路，体力消耗实在太多了。

无奈，组员们只好把许竞扶进帐篷休息，王富洲接任突击组长，运输队员屈银华临危受命，成为新的突击队员。

海拔8500米高度的氧气实在太稀薄，四个人从17日连续攀登至今，几乎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只能一步一挪地缓慢前行。

大约2个小时后，四人才来到了通往珠峰的最后一道难关——“第二台阶”处。

“第二台阶”总高20多米，相当于一栋七八层高的楼房，其下部较陡，但还能找到攀附点或支撑点，最困难的要数最上部的4米多，几乎是一道垂直的光滑岩壁。

第三次行军时，史占春和王凤桐曾到达这里，但他们只是观察了山势和路线，并没有继续攀登最艰难的最后4米多。

王富洲一行终于来到了“第二台阶”的中上部。

面对4米多高的岩壁，刘连满用尽全身的力量尝试攀登了4次都没能成功。

贡布和屈银华也分别试了2次，结果同样是跌回原地。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四个人着急得不行，终于，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想到了搭人梯的办法。

他主动蹲下当“人梯”，让队友踩着自己的肩膀攀登。

屈银华先上，他实在不忍心穿着满是钉子的高山靴踩在战友肩上，便毅然脱下了4千克重的靴子，没想到鸭绒袜子太滑也上不去，屈银华又脱下鸭绒袜子，只穿一双薄毛袜打钢锥、攀爬……这个过程不过短短一个多小时，屈银华的两足脚趾和双足跟就被彻底冻坏只能切除……蹲下当“人梯”的刘连满同样不容易，这样的高度，任何一个轻微的动作，都会给身体带来沉重的负担，刘连满却要用身体托着100多斤的队友慢慢站直，足足坚持一个多小时，可想而知，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力！

借助刘连满的高度，抓着打下的钢锥，屈银华终于第一个爬上了“第二台阶”顶部。

紧接着，刘连满又把贡布、王富洲先后顶了上去。

最后，上面的三个人放下绳子，合力把刘连满拉了上去。

此时，时间已是下午5时，平原地区或许不起眼的4米多岩壁，竟然耗费了他们三个多小时。

来不及歇息，片刻后四个人继续结组前进。

这时，长时间在前面开路的刘连满体力越来越虚弱了，一连摔倒了好几回。

在海拔8700米处又一次摔倒后，他挣扎再三还是没爬起来，其余三人只能将他安置在一处避风又不会发生坠岩危险的地方休息，并把所剩无几的氧气留下一瓶，准备回程时再来接他。

安顿好刘连满，已经是北京时间19点左右，由于时差的存在，珠峰上还有光亮，但这里距离顶峰还有100多米，如果继续前进，就意味着要摸黑行军了，此前，中国登山队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前进？

后退？

还是原地休息？

与大本营失联的三个人没有考虑太久，想到之前的天气预报说25日天气将变坏，很快取得共同意见：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能错过最后的时机！

1960年5月30日，王富洲等3人回到大本营受到热烈欢迎。

凌晨登顶1960年5月24日夜里，点点星光映着雪光的珠峰高处，贡布打头，屈银华第二个，王富洲最后，三个黑影在模糊的夜色中摸索着前进……没有人留下这一幕的任何影像资料，今天的我们也无法想象，缺氧、寒冷、饥饿、干渴、无光的情况下，处于极限负荷的三位运动员到底是怎么抵达顶峰的，我们能够直接看到的，只有亲历者若干年后的回忆片段。

2010年，贡布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回忆相当平静，他说：“岩石是黑的，虽然有一些雪，但还是看不清楚，这么着走了两三个小时，眼睛也适应了，这时候已经接近最顶峰的雪坡了。

我们就顺着雪坡往西走，王富洲问我，到了没有，我说还没有。

我们就一直这么走，估计这时候已经半夜两三点了。

王富洲问我，到了没有，我说，到了，再没有地方走了，再走就下去了。

”贡布所说的“半夜两三点”，确切时间是北京时间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距离他们前一天早上从8500米营地出发，已经过去了将近19个小时。

将近一昼夜的连续攀爬中，三个人不曾补充一点食物。

或许是体力消耗到了极限，登上顶峰的三个人竟然都没有过于激动，贡布回忆“当时我们也说不出话来，嗓子都是哑的，没哭，只是觉得高兴”，屈银华只感觉“我们完成任务了，可以下去了”，王富洲说“想不了这么多，没有力气想了”，紧接着就是得“赶紧安全往下走”，因为刘连满还不知状况如何。

没有可以拍摄的光线，三个人按照预定程序平静地忙起来。

屈银华用冰镐插进冰面作固定保护，贡布从背包里拿出国旗和毛主席像，王富洲将写好的纪念条折好，一起放进空罐头盒子里，然后放到顶峰下方约七八米处避风的碎石堆里。

做完这些大概花了15分钟，最后，王富洲采集了9块岩石标本和雪样标本，三个人开始下山。

离开顶峰时，三个人一共只剩下20多升氧气。

下到海拔8800米左右，三个人将最后一点氧气分着吸完，扔掉空瓶。

这时，天渐渐地亮了，快到海拔8700米时，屈银华取出随身携带的摄影机，回头将珠峰峰顶拍了下来，这成了中国首次征服珠峰最珍贵的画面。

再往下走，三个人看见了向他们招手示意的刘连满，在顶峰都不曾落泪的三个汉子，此刻都激动地哭了。

更让他们感动的是，刘连满竟强忍着疲惫不适，把上山时队友留下的氧气保存了下来。

24日晚上，刘连满不知自己是否还有生存的可能，就用铅笔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封简短的诀别信：“王富洲同志，这次我未能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任务，由你们去完成吧，氧气瓶里还有些氧气，对你们下山会有帮助，告别了，你们的同志刘连满。

”写完信，刘连满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谁也不敢相信，他竟然挺过了这一夜。

四个人兴奋得相拥而泣，分享了刘连满冒着生命危险留下的氧气和18块水果糖，继续下山。

山下大本营事后得知，就在他们下山途中，珠峰北坡开始飘起小雪，第二天的5月26日，珠峰天气突变，降水量急增，那时正在南坡攀登的印度队，遭遇大风雪后不得不铩羽而归。

5月30日，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刘连满等所有参与第四次行军的队员，全部安全返回5120米大本营。

其中体力相对较好的贡布和刘连满在26日赶到了7000米北坳营地，通过那里的通讯设备将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大本营并转北京。

5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将中国成功登顶珠峰的喜讯传遍了全国。

不久，拉萨、北京等地纷纷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遗憾的是，王富洲、屈银华、刘连满没能亲眼见证这些庆祝活动，下山后，他们静静地躺进了医院。

翁庆章告诉记者，通常，攀登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山，丢失10斤体重是常有的事，但王富洲此次上山前的体重是160斤，下山后只剩下101斤，屈银华从154斤掉到了102斤，冻伤的十趾和脚后跟被全部切除。

在5120米大本营举行升旗仪式。

中国登山队创造的奇迹传遍了世界。

1961年，《中尼边界条约》正式签署，两国历史上遗留的边界问题得到解决。

15年后的1975年，中国登山队女队员潘多和8名男队员再次从北坡登上珠峰，创下男女混合集体登上世界最高峰人数最多的世界新纪录。

这次登山时，队员们借助屈银华当年打下的钢锥，在“第二台阶”最难攀登的岩壁上架起了一座近6米的金属梯。

截至2008年奥运圣火登顶珠峰时，约有1300名国内外的登山者通过这座梯子成功登上地球之巅，他们将梯子称为“中国梯”。

如今，以1960年的钢锥为支撑点、1975年竖立的“中国梯”已被收藏进位于拉萨的珠峰登山博物馆，“第二台阶”处又换上了一架新的“中国梯”。

当年的许多登山前辈们也已故去，但一新一旧两架“中国梯”，承载着中国人探险珠峰的壮烈历史，更饱含着中国第一代登山队员首征珠峰的艰辛与无畏。

（转自【江壹城】微信公众号） 微信原文链接能把一个荡气回肠的历史题材拍成这样，就好像拿一盆参翅鲍肚，愣是做出了开水煮菜叶的味道，可见导演功夫深啊。

我们不说电影了，聊点别的吧。

历史是怎么被虚无的呢？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去冒着生命危险，攀登珠峰？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的枪口？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承受皮肤和内脏被烈焰灼烧的剧痛，而不吭一声？

“出发前，韩复东亲手交给登山队员两样东西，一样是这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还有一样，就是这样一座白色的毛主席半身像。

队员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两件珍贵的礼物背上珠峰。

”

很多人说，登珠峰的勇士们很厉害，但是他们为了啥攀登，我也不理解，是被洗脑了吧。

黄继光很英勇，但是离我太远了，他是被洗脑了吧。

英雄们很伟大，但是太虚无飘渺了，他们都是被洗脑了吧。

黄继光们真的离我们很远吗？

英雄们都是被洗脑吗？

这种话（英雄都是被洗脑了）恐怕只有被洗了脑的人，才能说的出来吧。

黄继光是怎么成为黄继光的呢？

我们还是读一读黄妈妈给主席的那封信吧：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受苦受难的农民。

解放前，地主剥削我们，乡、保、甲长骑在我们的头上，祖传的几亩田地也被迫典当了，一家人少吃无穿，实在苦啊！

一九四二年旱灾，我的几个儿子，都饿困在床上动也动不得。

一九四九年二月，家里没有吃的东西，继光到河沟里捞虾子，碰着伪甲长的一条毛狗被人打死在河沟里。

伪甲长不分青红皂白就一口咬定是继光打死的，叫他背死狗游街，还要我家给狗买棺材、做道场。

那时，简直是没有我们穷人的活路啊！

伟大的毛主席：感谢您领导我们得到了解放、我们才翻了身，分了土地安了家，过起好日子来。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懂得怎样来保卫我们的好日子。

继光在离家那天，就曾经告诉我说，他要到朝鲜去打万恶的美国鬼子，不消灭美国鬼子决不回家。

他叫我在后方把生产搞好，多打粮食支援前线。

听光儿说话这样有志气，我心里真是高兴。

但我更明白这是您和XXX把他教育好的。

人民英雄之所以为英雄，是因为他们的经历塑造了他们。

黄继光，曾经和你我一样，是有母亲，有童年，有血有肉有感情，会痛会哭会流泪的普通人。

“继光到河沟里捞虾子，碰着伪甲长的一条毛狗被人打死在河沟里。

伪甲长不分青红皂白就一口咬定是继光打死的，叫他背死狗游街，还要我家给狗买棺材、做道场。

那时，简直是没有我们穷人的活路啊”。

这就是我们和黄继光的区别：黄继光从背着狗游街到分了土地安了家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是我们跟黄继光最大的区别。

这个过程，对于我们理解黄继光之所以为黄继光，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至关重要的。

否认了让黄继光背着狗游街的历史，就是在否认黄继光本身。

否认了让黄继光分了土地安了家的历史，更是在否认千千万万像黄继光一样为真理奋斗的人们。

我们说，我们是新中国人。

我们之所以为新中国人，我们之所以可以勇攀高峰，战天斗地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是英雄的历史。

没有了活生生的英雄，我们也不存在。

我们为什么要在六十年代登珠峰？

登峰的勇士，为甚么争先恐后去最危险的冲刺？

勇士们很多都是藏族，他们为什么要前赴后继去送死？

这部电影，说明白了吗？

是TMD为了儿女私情？

封建迷信？

个人得失？

如同黄继光一家曾经被人逼着要饿死了还要给狗做道场。

广大藏族同胞也曾生活在被人剥皮敲髓的人间地狱。

不懂得这些曾经的历史，就不能理解，所谓的“那个年代”，真正的历史全貌；更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人甘为人梯，为什么会有人隐姓埋名，为什么会有人以身报国。

如今，英雄的模样被塑像，高高在上的被架在虚无缥缈的云端。

英雄的灵魂，却被人涂上颜色，踩在脚下。

比谎言更加令人难过的，是只告诉你一部分真相。

比杀死英雄更令人难过的，是告诉你本来近在咫尺的英雄，远在天边。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是毛主席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写下的诗句，1965年完成，1967年发表在诗刊上。

1975年5月27日后的几个月，因中国登山队第二次登上珠峰，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反复引用它，使它成了传诵最多、影响最广的名句。

这次登顶成功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女性首次从北坡登上珠峰；找到1960年中国登山队首次登顶留下的证据，“中国人最早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得到世界公认； 首次以渤海为海拔零度确立珠峰高度；多项开创性的科研活动……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我国经济状况、综合国力远远无法与今天相比，甚至登山队员们补充热量的巧克力都需从国外进口，在装备、后勤、组织等方面，均有不足之处。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次登顶成功堪称是一个奇迹。

正因如此，它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地标，曾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们。

感谢《攀登者》将这段传奇搬上银幕，留下了宝贵的集体记忆。

一个民族理应牢记曾创造过的那些奇迹，因为在奇迹的背后，是人类的勇气、忠诚、热爱与奉献，不论时代如何变化，我们都有义务将这些精神财富传承下去。

作为艺术作品，《攀登者》对具体史料会有取舍和剪裁，对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观众，也许会产生一些误解，但愿本文能对理解本片有所帮助。

为什么苏联教授写信质疑首次登顶在《攀登者》中，主角方五洲（吴京饰）作为首次从北坡登上珠峰的中国登山队队员，却遭苏联教授写信质疑，这成为压在他心头15年的、沉重的精神包袱。

不少观众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苏联教授要写这样的信？

一般认为，珠峰北坡难度的攀登难度大于南坡，人类从南坡登顶珠峰后，几十年来，多次试图从北坡登顶，均告失败。

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苏联表示愿组织联合登山队，和中国人一起攀登珠峰。

1955年，苏联邀请中国运动员一起攀登了苏联的团结峰（海拔6773米）和十月峰（海拔6780米），中国派出4名队员，与苏联运动员成功登顶，此后，中苏联合登山队又先后登顶了几座高峰。

这大概就是《攀登者》中，方五洲等人赴苏“学习”的经过。

为此，我国成立了中国登山队，计划在1960年5月登顶。

然而，中方很快发现，苏联想独享首登成功的荣誉，遭中方拒绝后，态度开始冷淡。

当时我国尚不具备航测珠峰的能力，便向苏联购买两架新型飞机，但苏联反复拖延，并提出一个奇怪的借口，称苏联登山队已解散，暂无法与中国登山队合作，登顶时间应推迟。

反复沟通无效后，中国登山队只能靠自己。

1960年，中国运动员在没有航测、没有线路规划，甚至在冲刺阶段没有氧气、没有食物的前提下，完成了登顶壮举。

在《攀登者》中，真实地记录了当年为突破第二台阶，曲松林（张译饰）光脚攀登的细节，这段其实特别有当年攀登者英雄屈银华身上的影子，他为此失去了10个脚指头和1根手指头，戏称自己成了“小脚老太太”。

苏联教授刻意挑刺，是嫉妒心理在作怪。

首次登顶为什么没留下影像证据首次登顶为什么没留下影像证据，成为《攀登者》中重要的故事线之一。

并艺术地处理成方五洲为救队友曲松林，不得不抛弃摄像机，曲松林因此对方五洲充满怨言，也为曲松林后来冲动决策提供了心理基础。

从艺术角度看，这种处理的效果可能更好，因此对历史事实有所改动：其实，中国登山队当时带了摄像机，但登顶时正赶上夜晚，无法拍摄。

下山时，在海拔8700米处又拍了两个镜头，但拍摄技术不高，镜头晃动而模糊，这是那次登顶成功留下的唯一胶片证明。

中国登山队在山顶留下了物证（五星红旗包裹的毛主席像），后来国外登山队从南坡登顶，未发现这些物证，因此国外舆论一度不承认这次登顶。

但中国登山队在第二次登顶时，找到了当年的物证，如今，国际上已承认这是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登顶时，为测量珠峰高度，中国登山队在顶峰中心点竖立了觇标，过去登顶需360度环绕拍摄，才能得到国际承认，现在只要和觇标合个影，就能被承认。

为什么非要赶在当年登顶在《攀登者》中，中国登山队一度遭遇挫折，错过了登顶的窗口期，气象科研人员徐樱（章子怡饰）认为当年窗口期比往年多3天，在她的坚决要求下，再度尝试，最终取得成功。

对于这一情节，可能有观众会认为：人命关天，第二年再登顶不行吗？

这是不是剧本中的一个BUG？

这就要还原历史背景。

1972年，中国登山队重建，原计划在1976年攀登珠峰，但1975年，日本登山协会宣布，田部井淳子计划在5月登顶，如果她成功了，她将是第一个登上珠峰的女性。

为抢在日本人前面，中国登山队提前了登顶计划（原计划在1976年5月登顶）。

气象部门曾警告，4月会有大风，不适合登顶。

中国登山队为了抢时间，以致第一次冲击失败。

5月5日，再次冲顶时，第一突击队队长邬宗岳不幸牺牲。

在抢救过程中，原计划冲顶的主力女队员桂桑、扎桑体力耗尽，已无法冲顶，不得不和另7名男队员下撤。

邬宗岳当年已40多岁，体重上升，被队友戏称为“邬胖子”。

他扛着摄像机跟在突击队后面，可能是为了拍摄效果，他未与其他队员编组，因此在掉队时未被及时发现。

邬宗岳牺牲延宕了中国登山队冲顶时间。

5月16日，田部井淳子登上了珠峰，比中国队早了11天。

所以中国登山队选择当年登顶的方案。

潘多创造了历史1975年5月27日，中国登山队9名成员登上珠峰，其中潘多成为首位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女性。

潘多当年已36岁，是3个孩子的母亲，体重增加，上山前因又一次怀孕，刚做完人流手术，所以未被列入主力队员。

做完人流手术归队时，中国登山队已经进行了两次适应性行军，潘多直接参加了后几次适应性行军，爬的距离相对少。

登山队照顾她刚做完手术，只安排她运输给养。

同伴不让她负重，所以她背的东西较少。

因此在冲顶时，她成了当时体力最好的女队员。

虽然潘多登顶时间晚于田部井淳子，但她同样创造了历史。

毕竟当时中国登山队仍没有详细的登顶线路图，运动员只能凭感觉前行。

当时第二台阶依然难以突破，在此次登顶中，中国登山队架设了金属梯子，使后来登顶的难度大大降低。

登山对团队配合的要求极高。

1960年第一次登顶时，中国登山队被冻伤了50余人。

1975年时，为确保登顶成功，大量后勤保障人员虽然也具备登顶实力，却甘愿付出牺牲。

比如后来在武警总院妇产科工作的邢玲玲，负责将给养送到7900米营地，当时营地尚有20多名队员。

晚年她回忆这段经历时，仍觉遗憾：“就差一点，就上去了……”《攀登者》中还记录了夏伯渝的故事，他在这次冲顶时被冻掉双腿，但晚年戴着假肢，终于在2018年成功登顶珠峰。

影片中包含的那些历史细节在《攀登者》中，不少细节来自历史：登山靴：受技术条件限制，当时的登山靴用鲸鱼皮制成，特别沉重，这就可以理解，片中登山者为何行进速度缓慢。

此外，行进中，脚趾要经常挠一下鞋底，保持血液循环，否则很可能被冻伤，这也影响了行进速度。

编组：在《攀登者》中，登山者采取了编组行进的方式，彼此用绳子连接在一起，一般是4人一组。

编组登山是当时苏联的标准操作，以对抗滑坠，但从结果看，编组反而加大了伤亡，如今这种方式已不常用。

化石：在《攀登者》中，方五洲送给徐樱一块从珠峰上获得的海洋化石。

珠峰所在地区原是海洋，即喜玛亚拉古海。

1924年，首次发现了海洋化石。

不过，中国登山队首次登顶带回的9块岩石标本是奥陶纪灰岩。

不过，据曾参与攀登珠峰的人介绍：“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山营地，你可能会随手捡到一块海螺化石。

”第二台阶：在《攀登者》中，对第二台阶有较多刻画，从北坡登顶珠峰，最困难处在第二台阶，海拔在8600米左右。

英国人曾7次尝试从北坡登顶，始终未能突破它，并得出结论：“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再也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1975年，中国登山队在这里架设了金属梯子后，北坡登顶难度大大下降，超过1500名登山者使用过“中国梯”（2007年，在此又修建了一个新的永久性金属梯，“中国梯”被收藏）。

珠峰高度：在《攀登者》中，多次提到重测珠峰高度，并展现了觇标的影像。

1975年，中国登山队不辞劳苦，将5公斤重的觇标背上峰顶，正是为了重测珠峰高度。

此前英国人曾以印度为海拔基准，为珠峰测量过身高，1975年，中国科技工作者以渤海为海拔零度，测出权威数据，即8848.13米（2005年，又有新的测量数据），得到国际公认。

测高背后，有维护主权的意味。

值得一提的是，冲顶时，只有侯生福一人带了摄像机，而侯生福并非专业摄影师。

幸好测量队有40倍望远镜，在一个观测点上，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像师拍下了冲顶瞬间。

珠峰的风：在《攀登者》中，较多展现了珠峰上狂风的威力。

其实，受海拔影响，珠峰顶端70英里/小时的风力仅相当于海面40英里/小时的风力。

当然，珠峰顶部的风确实很恐怖。

人活着，总要有点精神在《攀登者》中，反复提出一个根本之问：人为什么要登山？

其实，老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早有回答：“中国这么大，高山这么多，山多宝多，解放的中国人民要踏上祖国的每一座高山， 要给每座山峰作出结论，这是光荣的职责。

” 《攀登者》讲述的是一段渐行渐远的传奇，随着“商业登山”活动风行，如今每年都有数百人登上珠峰，其中绝大多数是业余选手。

这一方面表明，我们的综合国力确实有了很大提高，过去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的事，现在普通人也能做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忘记，不论做什么，开路者总会承担最大的风险，后来者则容易得多，如果大家都等别人去冒险，那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永远无法进步。

不否认，在物质保障、科学决策、关注个体价值等方面，已经今非昔比。

作为后人，我们很容易发现前人的疏忽与不足，他们并不完美，但我们也应反躬自问，是否还保持着他们同样的勇气？

是否还有他们那样的奉献精神？

所谓强者，就是能战胜所有困难的人。

人人向往富裕与安定的生活，但不应因此降低精神品质。

遥望曾经岁月，我们常常被前辈们大无畏的气概所震撼——他们不为一己得失而失魂落魄，他们在不断寻找更高的山峰，因为他们坚信一定可以征服它。

还有什么，能比“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更好地概括这种精神呢？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所以他们能创造出无数个第一。

表面看，《攀登者》讲述的是一段历史，但更深去体会，它其实回应着时代的问题：除了庸庸碌碌、每天重复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活法？

人能不能活得更豪迈一点？

原来拍的是70年代再次登顶，这个选择就很莫名其妙，凡事都是第一次价值最大，摄影资料证据也只是约定俗成，和在峰顶留下信物是或，不是都的关系，马洛里死在半道，柯达相机也遗失，有人认为他登顶了，理由就是遗物中没有妻子的照片。

吴京一开始的回忆，就释放了首登的高潮，那么剩下所有的戏份，就丧失了张力和目的，只是为了撑满两个小时。

如果是为了回避60年代的政治氛围，70年代的气氛就更紧张，所以只能把背景P成真空，诉求纯登山精神，但大家都知道，这段历史明明不是为登山而登山。

只有一处露了一点痕迹，吐蕃队员去庙里祈福，僧人打着神的旗号反对，一看就是反贼的余孽。

这一幕也不符合史实，经过靖乱和文化革命，70年代蕃地是没有庙和僧营业的…前提既然不成立，那么所有的局部也就不可接受。

我其实也有心理准备，想看农奴翻身得解放，金珠玛米把反贼和有声有色的大国按在地上摩擦，是不现实的，何况祖龙像，但还有一丝幻想，可以隐晦的表达，登山队驻地外面总有鬼鬼祟祟的人窥探，背景响起奔马和枪声，行囊中有一不明物体，凸出特异的形状，下山时就空了…自然一开场就幻灭了。

即使放弃我的观影取向，纯讨论创作策略，退而求其次，第二落点拍专业性、技术性，正因为土珙物质条件奇差，才越要调动人体自身，自然演化的头脑和四肢的潜能。

上一档期的《徒手攀岩》，酋长岩高数百米，路线精细地分解为许多段，阐述每段的技战术，珠峰比酋长岩可展开的空间大多了。

其他明星都不需要，就留我京一个，全找专业登山的来演，尽可能实景拍摄。

可能历史资料已经不在了，就当作一个实验考古项目，让专业人探讨，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如何实现。

这方面本片比起流浪地球的钻研精神差远了。

记得看过的资料，中国当时采取了中国式的做法，出发时有几百人，不勉强，逐渐撤退，最终三人到达第二阶梯，又留下一人，有牺牲的觉悟，两人登顶，撤退时依靠留守者节省的给养，三人都生还。

这就是集体的力量，如同段子，一片沙滩有秘密，美国调用卫星探测，苏联派出潜水艇夜里浮上来偷两桶沙子，中国则派出许多游客，每个人在裤兜里装一把沙子，回去倒在一起，拼出全貌。

以专业性衡量，本片离合格也差得远，无论登山本身的技术要求，还是土珙的军事民主，大本营是不能微操的，前线主官便宜行事，然而战略决策不能由基层决定，即使存在一个小的窗口期，战略要留出足够的冗余，不贪小利。

气象也不是越近越准确，你当是偷看女人洗澡呢，大气是联动的，需要布设广域的观测网，一个观测点前推有何用，气象组居然挺进到7000米的北坳，这么牛逼，咋不直接登顶呢，科学家会武术，老天爷也挡不住。

气象是混沌系统，观测几百年的数据，也只能支持模糊的预测，你连续观测七十五天，就敢学诸葛村夫借东风了？

那个吐蕃老队员喷的是，我生在这，天天看风景，不比你有经验？

最后章子怡挂掉的时候，我还是很高兴的，叫你不尊重科学规律。

登顶摄影是为了取证，有个影就行，并不需要拍摄质量，井柏然这个角色也不成立。

总之，南朝文艺，格局太小，本可以一夜十次，你就在洞口蹭蹭。

浪费了我京，浪费了多好的一个题材！

赶着制作的共和国70周年献礼片，太仓促了，虽说是上海出品，但离优秀品质还差很远。

故事剧本并不好，线索很乱。

且这批攀登者为国争光而攀登珠峰的动机，很难被现在的年轻人所接受。

片中种种的桥段和铺垫也难以令人共情——在那样简陋的装备条件下，登顶珠峰值得那么多人牺牲吗？

动机的本质是爱国，要证明国家实力，但全片看下来的感受却是后怕。

登山，运气重要，气象预测也重要，这是常识也是科学。

片中队长一人说了算，根本不听气象局的，失败了两次才说我错了。

这群人，一边登山一边谈情说爱，还用用公共通讯频道互诉衷情，可信吗？

至于特效，吴京一下子跃过雪崩的口子，简直神化了！

用力过猛。

——登顶是个好题材，像《徒手攀岩》等片（虽说这是部纪录片）看得激动人心。

在向顶峰进发的过程中，必然要设置种种障碍，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是经典的类型电影叙事模式，但是怎样合理化整个通关升级，尤其重要。

也许有些人就是天生爱冒险，但因为诸如攀登珠峰等行为恰好符合某些政治宣传的需要，就被赋予了爱国色彩。

对于这一点，可能需要更多维度的分析。

总之，在主旋律片中，虽然《攀登者》也集结了最大牌的华语电影明星，如章子怡、吴京等，但票房不及预期，这还是在强势宣发下的结果。

《攀登者》：珠峰在下，信仰在上2019年9月30日，电影《攀登者》上映。

作为吴京的粉丝，我第一时间进行了观影。

电影《攀登者》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成功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完成人类首次北坡登顶珠峰后，因为没有留下影像资料而不被外界承认，时隔十五年后再次问鼎珠峰的故事。

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与尼泊尔就边界划分问题展开谈判，其中在珠穆朗玛峰的归属权上一直无法达成共识。

尼泊尔登山队员曾于1953年成功登顶珠峰，他们认为珠峰理应归属尼泊尔，理由冠冕堂皇：你们都没登上过珠峰，怎么能说它是你们的呢？

于是，对于建国初期的国人来说，迅速登上珠峰就是一件决定主权归属的政治任务，箭在弦上，刻不容缓。

随即，在贺龙元帅的指挥下，一支年轻的中国登山队迅速建立，目标：登顶珠峰！

1960年5月，浩浩荡荡200人出发攀登珠峰，走到最后，只有3人成功登顶。

在攀登中途，队长方五洲（吴京饰）为救队友曲松林（张译饰），不慎把相机遗落山崖，没能留下登顶的影像资料，不被世界承认。

1973年国家再次组建登山队，经过近2年时间的训练和准备，1975年5月，方五洲和曲松林在气象学家徐缨（章子怡饰）的帮助下，带领李国梁（井柏然饰）、杨光（胡歌饰）等年轻队员再次挑战世界之巅。

看完整部影片，回荡在脑海的始终是八个大字：珠峰在下，信仰在上。

信仰，是老队长牺牲前的最后遗愿。

登山队遇到雪崩，老队长临终前对方五洲说：“自己要登上去，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

”。

信仰，是曲松林切除的十根脚趾和两个脚后跟。

登顶最后关头，面对峭壁，登山队员用血肉之躯搭成“人梯”，由于鞋底太滑，曲松林被迫在刺骨的冰风中，脱掉了鞋袜，踩着队友的肩在低温下爬了一个多小时。

等到下山后，他的双脚已经严重冻伤。

最后，十根脚趾和两个脚后跟，都因冻伤过于严重而被切除。

信仰，是摄影师李国梁用生命守护的相机。

连续两次登山失败后，李国梁自荐做登山队队长，就在他们即将成功的时候，队友不慎滑倒，氧气瓶从身上掉了下来，猛的砸中下面的李国梁的头，将其整个砸晕，登山队顺着山坡往下滑。

在最后关头虽然制动成功，但李国梁已经滑倒悬崖边，队友拼命的叫醒他，想要把他拉上来，面临着即将力竭的队友，李国梁终于清醒过来，但第一件事是将摄影机给到队友，自己为了不拖累队友割断绳索，葬身珠峰悬崖。

信仰，是徐缨在身患肺水肿时依然坚持为登山队指引护航而吐出的鲜血。

在得知爱人方五洲再次参与登顶珠峰的行动后，徐缨毅然加入国家气象组，成为助力登山队登顶的关键所在。

在登山最后窗口期，身患肺水肿的她，依旧倔强地坚持登山播报气象，最终牺牲在珠峰北坳。

信仰，是杨光为照顾队友而被冻伤截去的双腿。

他一度被遗传学指标划归到“不宜登山”人群，却又在千帆过尽后迸出“不放弃”心声。

在攀登珠峰时，因为将睡袋让给女医生而导致一条腿被冻伤，不得不截肢，失去了在1975年与队友一起登顶的机会。

在影片最后的彩蛋中，时间来到40多年后的2018年，装着义肢的杨光，终于登顶珠峰。

在所有登山者眼中，个人的荣誉、生命固然可贵，但更重要的是集体乃至整个国家的荣誉，国家二字，沉重如山，是责任，是使命，也是信仰。

正如《攀登者》监制徐克曾说，珠峰精神就是中国精神，现在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傲立世界，背后是一个又一个像登顶队员这样强大的灵魂支撑。

最早接触登顶珠峰这个话题是在2016年，那年央视《开讲啦》邀请《攀登者》原型之一夏伯渝，讲述当年攀登珠峰的故事，这是胡歌饰演的杨光的原型。

在开头，夏老说，“就是想登山，我喜欢它，为了它我永不放弃，不管碰到什么困难，我都要克服，去完成我的这个愿望，就是这样。

尽管路很陡，很危险，但是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上，从来不想别的。

”1975年，夏伯渝登珠峰时因帮助丢失睡袋的队友，他把自己的睡袋让给别人导致自己冻伤，双小腿被截肢。

为了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他屡次挑战自我，不断克服截肢、癌症、多次大手术等常人难以想象的障碍，勇做生命强者。

2014、2015年，夏伯渝登珠峰连续遭遇雪崩和地震，2016年，第四次攀登珠峰，在8750米时遇暴风雪而撤退，距终点只差94米。

2018年5月14日，69岁的夏伯渝第五次挑战登顶珠峰终于成功，距离他第一次攀登珠峰已经过去了43年。

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位无腿成功登顶珠峰的登山者，也是最年长的珠峰登顶人员。

8844米，世界屋脊珠穆朗玛的峰顶，一双钢制的假肢，深深地插在山岩的积雪上。

拍完《攀登者》，章子怡说：“人生拥有着很多的高山，珠峰这座世界最高峰也只是代指。

它并不代表每个人都只是为征服它而存在。

它只是告诉世人，如果你连它都能征服，那么生活中的一切高山你都可以征服。

”

勇于尝试，不抱怨，不放弃，不颓废，以一种笑对人生的态度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你将会遇到更加出色的你，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致敬历史上的中国登山队！

致敬攀登生活高峰的人们！

思齐爸爸，80后文青一枚，现居江苏无锡，有特别正经的职业，业余时间喜爱写文，公文熟练，软文撩人，评论犀利。

漫漫人生路，懂你悲欢，知你冷暖。

喜欢就关注我吧，这样我就可以每天陪在你身边了。

Biu！

鉴于很多读者质疑我为影片制作方的托儿，认为我昧着良心在发文，发个链接，一个多月之前写的一篇电影观点。

《从暑期电影对比，探析“主旋律”电影败亡之谜》https://mp.weixin.qq.com/s/DbGkdTLW2JJhY0uy4ebQWQ编辑要是不同意，全文直接删除得了。

糟心！

---2019.10.07日更新《攀登者》VS《变脸》：“双标”视野下，某些批评者的变脸如此丑陋晚上，小编看了一部22年前上映的老电影《变脸》（Face Off），吴宇森执导，尼古拉斯·凯奇和约翰·特拉沃尔塔联袂出演。

电影讲述了FBI探员肖恩·亚瑟（约翰·特拉沃尔塔饰）追捕恐怖杀手凯斯特·特洛伊（尼古拉斯·凯奇饰），为了调查致命炸弹的放置地点，肖恩将自己容貌与昏迷后的凯斯特通过整型手术进行变脸交换，卧底至恐怖组织。

但是清醒后的凯斯特也换上了肖恩的脸，将计就计，将少数知到机密的人全部杀死，摇身一变为FBI探员，使肖恩的家庭和事业陷入危机，一场正邪两方的激战于是点燃。

选择看这部电影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一睹爱豆尼古拉斯凯奇。

这是他的经典影片之一，1997年上映，先后获得多项大奖，豆瓣评分8.5分，位列豆瓣电影Top250榜单第245名，小编却始终未曾一睹为快。

其二，看看某些网络喷子的嘴脸。

前几日小编曾就《攀登者》写过一篇影评《珠峰在下，信仰在上》，在豆瓣上被很多喷子羞辱谩骂，其中一位喷子给《攀登者》打6分，给《变脸》打了10分。

在知乎上，也有许多喷子对支持《攀登者》的影迷实施语言攻击。

综合豆瓣上观众对《攀登者》批评的几个主要方面，小编列举了《变脸》中相关情况的设定，作一对比。

对比一：关于剧情设定方面。

《攀登者》：批评者认为，该片剧情漏洞百出。

比如方五洲为救徐缨硬抗倒塌的冰块，其他气象人员却不去帮忙救援，再比如影片与真实历史不符合，方五洲三人艰难登顶珠峰后居然把手电筒埋起来当做证物，而不是实际的伟人半身像等等。

《变脸》：该片获得1998年土星奖最佳编剧奖。

有一个大BUG小编很好奇，肖恩和凯斯特虽然互换了脸部，但两人身材、性格都有一定差别，各自的老婆居然都没有发现？

人脸都能换，记忆判别、指纹识别、DNA鉴别等手段更可以区别真伪，然而都没有。

真是神奇的剧情！

对比二：关于人物设定方面。

《攀登者》：批评者认为，该片人性设定太过丰富，不够合理。

片中恋爱戏份太多，拖拖拉拉，如方五洲和徐缨、李国梁和黑玫瑰，甚至杨光和女军医，其中最后一次即将登顶躲避风暴时，方五洲和徐缨通过电台的生死对话尤其让很多喷子不能接受，他们觉得这部电影就不应该出现“爱情”这两个字眼。

《变脸》：两位男主角的人性设定非常丰富，让各路观众纷纷称赞。

肖恩在不顾一切的复仇和深深的痛苦隐忍中，面对杀子仇人的儿子，他从头到尾都满脸慈爱，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相救；而凯斯特这个视感情如粪土、视生命如蝼蚁、喜欢摸女性臀部的变态恐怖分子，总会记得给他那个貌似天才又像个白痴的弟弟系鞋带。

对比三：关于价值观念方面。

《攀登者》：批评者认为，主角的个人主义不能接受。

徐缨不讲组织纪律，为了确保爱人方五洲登顶安全，两次私自带着气象组登山协助。

登山指挥部在上级明确回撤的情况下，依然擅自作出决定，利用推测的窗口期，再一次冒险挑战登顶，这些价值观念不应该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变脸》：主角为了活命，可以不顾他人死活。

肖恩为了越狱，导致多名警察死亡；在恐怖分子家中遭到警察拘捕时，又因反抗，导致多人伤亡；一个人不找组织报告，却单挑假冒的FBI大Boss凯斯特，又致使多名警察和平民伤亡。

最后，凯斯特伏法受诛，男主肖恩光复原职荣归故里。

目前，豆瓣上面，《攀登者》评分6.7分，《变脸》评分8.5分。

客观上，随着中国电影由大做强，观众们的欣赏水平有了较大提升，但通过两部影片剧情设定、人物设定、价值观念传递三个方面对比来看，不少批评者还是“双重标准”评判过于严重。

在电影视野下，吴氏“暴力美学”风格让我们欣赏了一部肾上腺素飙升的影片：血浆共子弹一色，玻璃与鸽子起飞，再加上慢镜、教堂圣像的空镜头，还有双雄的举枪对峙等等，确实能够让观众大呼过瘾。

我亦认为《攀登者》是一部比较优秀的影片，紧张刺激的登山特效设计，方五洲、曲松林等片中人物的个性刻画，所有登山队员为国争光的真实写照，都让我等观众心生感慨：心之所想，目之所及，珠峰在下，信仰在上。

请那些大骂支持《攀登者》等中国电影的粉丝为“舔狗”、“脑残”的批评者们注意，崇洋媚外的面具带的久了，别忘记自己到底是谁。

就像《变脸》中凯斯特对肖恩说的那句话：看来我们还是做自己比较合适。

毕竟邪与正始终是两个不可融合的对立。

2020.03.10：公众号每天的收入已经不够买泡面了，要饿死了！

1000多的阅读量，流量主收益才13块钱。

想指望公众号发财的朋友，赶紧脱坑吧。

思齐爸爸算是很用心在做公众号啦，2019年7月创办，大半年时间，写了15万字原创文章了。

常常写到心痛想死，笑得一脸鼻涕。

折腾了这么久，收入不到800块，刚好给我家思齐宝宝买两罐奶粉。

老铁，太难了！

请爱文字的朋友给点鼓励吧！

公众号的名字就叫思齐乐园，为女儿准备的后花园。

希望思齐乐园能陪着女儿一起快乐长大。

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可以加我V：siqibaba521，一起互勉互助，共同进步。

刚开始看觉着是剪辑没剪好吧，开头叙事太乱了，本来是规规整整的故事片 突然来几组珠峰快速镜头 很跳戏，然后就是大段的矫情台词，不仅不接地气，甚至连华而不实都没做到，这完全就是编剧点责任了。

看了花絮，知道演员和剧组人员拍摄过程很难很难，全篇口型都对不上，但因为拍摄过程艰苦收音肯定很困难，完全可以谅解，所以两颗星全给演员和剧组工作人员，看到最后才知道，导致这部片子这么烂完全是因为导演，这么多的好演员，导演没有发掘出来任何一位的演技，完全浪费，文戏铺垫几乎没有，全靠字幕，全程音乐轰炸，剪辑一言不合就放珠峰空境，虽然是献礼片，但太凑活了，我几乎不给差评，因为知道拍一部片子很不容易，但这个导演在没有任何困难的情况下做出这么差的一部片子，完全是应付差事，今年国产片最差，没有之一

有幸观看了电影《攀登者》的北京点映，观影之前做了一些功课，了解了电影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原型。

我终于明白，电影海报上的“为国登顶，寸土不让”究竟意味着什么。

攀登珠峰为了什么？

为了捍卫祖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为了捍卫祖国的尊严。

如果你觉得，这两句话写在这里显得有些空洞，不妨回忆一下我们国家从鸦片战争以后一路走来的历程。

当国家积贫积弱，只能任人宰割、任人奴役，那一条条不平等条约，那一个个外国租界…当是时，我们的国，我们的家，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果你明白这种滋味，就能明白1960年我国登山队员冒死攀登珠峰的意义。

晚清之际，我们的国家任人凌辱，我们的国民任人奴役，我们的国土任人践踏，这究竟是为什么？

难道仅仅因为西方的船坚炮利？

仅仅因为西方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

我想，不仅如此，还因为晚清之际，直到民国，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从上到下都丢了魂。

那么如今呢？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背影已经远去了，但似乎还在人们的潜意识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烙印。

“外国的月亮就是圆”这种崇洋媚外，奴颜卑膝的思想，还不能完全从国民心理中抹去。

所以，《攀登者》这部作品讲的是什么？

看完电影我觉得，它应该是一部希望为中华民族唤起中国心，中国魂的作品。

这心，这魂，自古就在。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那么，在这部电影中，便是——在徐缨子笔，在李国梁刃。

为方五洲肩，为曲松林足。

而我对电影中的“中国魂”，感触最深的有三点。

第一点是，血脉相连，息息相通。

或许由于真挚得堪称“掏心窝”的表演，从没有一部电影如《攀登者》一般，让我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人和人是连在一起的。

正如主题曲中所唱的“不必有我，登上绝顶”，当第一次登顶时，方五洲用自己的肩膀搭成人梯，当十五年后，他因为受伤只能困守大本营中仰望着不属于自己的珠峰，他的眼神中或许有一丝壮志难酬的落寞与不甘，但更多的是心愿得遂的欣慰与成全。

曲松林亦然，他望方五洲、李国梁成功比望自己成功还切。

而电影中出现的藏族同胞们，也让人感觉这么亲。

同一个使命，同一个珠峰，让他们的心，他们的命，早就连在一起，水乳交融了。

所以是你，还是我，又有什么分别呢？

第二点是，前仆后继，生生不息。

当方五洲临危受命接过老队长的棒，当他将那根接力棒交到李国梁的手中…这一代又一代的精神传承，让我想起《愚公移山》中的句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正如某位影评人所言：中国梯，其中的精神是传承。

第三点是，不抛弃，不放弃，让事情是它本来应该的那个样子。

这句话的意思是——义。

而“义”的意思是，不问值不值，只问该不该，无论何时，都只做该做的事情。

于是当李国梁在大风口犹豫了一下，无奈但又决然地继续迈开脚步；当他在悬崖上割断命悬一线的绳索，然后用仅存的力气将摄影机抛向同伴：“我要你们继续。

”当方五洲逆风而行，向着雪崩的方向，用血肉之躯守护升起国旗的觇标。

当方五洲用沉静的声音缓缓说道：“我会选择死，保住摄影机。

”我深深体会到，什么是事情本来应该的那个样子。

这就是我心中眼中，《攀登者》的中国魂。

下面写写我喜欢的人物。

个人最喜欢的人物是曲松林，之所以喜欢他，因为剧作家为这个人物设置了复杂的规定情境，更容易塑造出血肉丰满的人性。

他在每一个情境的变换之下，每一个人性的转折，都非常动人。

电影开场，一次雪崩带走了老队长的生命，方五洲临危受命接任队长，他带领着曲松林、杰布登顶珠峰，曲松林是摄影师，本应在峰顶留下影像，却因意外，方五洲为了保住曲松林的性命，替他扔掉了摄影机。

“如果让你选择，你是愿意拼死保住摄影机里的那些数据呢？

还是愿意丢掉摄影机，自己活命呢？

”自从下珠峰之后，他的人生就活成了这样一个执念。

生命与荣誉，小我与大我的两难抉择，曲松林和方五洲对饮的这场戏，处处充满尖锐的拷问和凌厉的机锋。

“没能留下数据，都是因为我。

”放弃宝贵数据换来的生命，在曲松林而言，只是一具行尸走肉而已。

他想用生命给祖国一个答案，可是这个答案，却永远给不出去了。

老队长的遗像前，他毅然拂袖而去，打落一个空啤酒瓶。

那一刻，仿佛他的性命，也如同这啤酒瓶一样玉碎了。

那是他用他已经许给祖国但没能许出去的性命，逼着方五洲誓师。

在电影前半段的这种种情境里，演员张译的表演总是斩钉截铁。

他的声线句句朝下，杀伐决断，掷地有声。

很喜欢登山队训练营，曲松林化身魔鬼教练的戏份。

当他说出：“有人能做到。

”带着欣慰的笑容看向方五洲，那一眼，就好像他自己活在了方五洲的身上，活在了方五洲顶天立地的膝盖上，活在了方五洲背负千斤的肩膀上，活在了方五洲屏住呼吸的胸腔里…而之后，他把他的命许给了方五洲的继任者——李国梁。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珍惜你。

”张译本人解释：曲松林化身魔鬼教练是因为珍惜李国梁的生命，希望他登上珠峰，活着回来。

而我从曲松林身上看见的分明不是这样，我只看见他将他的心，他的眼，他的腿，都托在了李国梁的身上。

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眼，我的腿，我的心。

我的未竟之志，希望活在你的身上…也许正因如此，他在李国梁身上一手导演了他一直想要完成却没能完成的“玉碎”剧本。

拖回李国梁尸体的时候，他步伐沉重，如同一下子老了十岁。

“我错了…”唉，这真是，一生一死两难忘…万古只有雪茫茫。

写完喜欢的人物，最后再写写个人心目中，这部作品的遗憾吧。

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爱情线相对多余，分散了作品的核心主题。

爱情固然是艺术永恒的主题，但这部作品最核心的主题仍然是爱国。

所以爱情如果不能与爱国融合在一起的话，就会打散了一部作品的“神魂”。

好的作品应当是“形散而神不散”，个人理解，“神不散”的意思就是，主题只能有一个。

正如某位影评人所说的，一部作品只能有一个核心矛盾。

章子怡的表演很好，但徐缨这个人物是一个爱情至上的小女人，不是说她不爱国，而是说她的最高任务和贯穿动作是爱情。

那么李国梁和黑牡丹、杨光和赵医生的爱情戏，其实也冲淡了作品那种“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感觉。

甚而杨光这个人物的动机设置，也与影片的主旋律颇不协调。

也正因为主题被打散了，所以使得每个人物的心、力无法拧成一股绳儿。

其次，剧作家、导演、剪辑师对情节结构、节奏的把握还有一些不足。

如果说，爱情线的设置是这个剧本的先天不足。

那么，登山戏的节奏，则是作品的重大遗憾。

本来就是一部登山题材的作品，但登山的惊险场面运用太多，后面高潮上不去，容易审美疲劳。

所以，中间那次登山拉练，是不是可以考虑取消？

剧本的起承转合，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是不是可以再好好斟酌一下？

如若不然，就显得情节有些平，不说流水账吧，也有平铺直叙的感觉。

最后一点，可能是我个人的高标准要求了。

那就是不妨思考一下，影片的艺术性如何提高？

目前作品对登山的表现，还是偏于写实。

这就容易使那些攀登场面变得只是攀登了。

而攀登背后蕴含的精神，却并没有从镜头语言中体现出来。

导演本身是动作片出身的，而演员吴京也以惊心动魄的动作见长。

突出动作，这并没有错，但如何使得动作背后蕴藏的精神和内涵，以一种近乎象征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便考验导演的功力了。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陈凯歌拍摄《黄土地》时对演员说的话：“你肩上担的那不是黄河水，那是五千年的中华文化。

”技术本身是电影的外在形式，那么如何做到“以形会意，意因形生”？

如何进一步做到“以神驭形”乃至“惟存一神，脱略形迹”？

这便是剧作家、导演值得思索之处。

作为观众而言，比起惊心动魄的动作戏，我更加希望看到，攀登者的每一个脚步，是如何走出信仰，走出神魂的。

是想通过登山场面，看到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如何站起来的。

而不仅仅是感官上的惊险、刺激乃至悬念。

补充一点遗憾，正如本文评论中的所言的，影片未能突出登顶珠峰的历史意义。

整部作品的两次登峰行动，都没有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起来，因此其中蕴含的国家、民族感情，也不容易呈现。

其实这部作品如果处理不好，容易拍成一部纯登山题材的动作片，目前的呈现不能说尽如人意，如果能将当时的历史背景、国际关系，好好写一写，不是以方五洲个人为视角，而是以国家为视角，去写写我们国家的处境。

则爱国主题更加凸现，而国家和个人之间，也能够联系得更加紧密了。

爱国爱国，立场自然是国，不站在国的立场上，爱国感情自然难以呈现。

（这一点《走向共和》就很好）总体来说，演员五星，剧作、导演三星。

出发心和情怀五星。

草草成文，言不尽意，容后补充。

四星给阿来老师的原著。

由此可见，从文学到电影的改编是一张单程票，后悔先看了电影，我深信《攀登者》的原著要好得多。

但看完电影再读书已无可能，因为画面已经形成，定格，随时随地会联想起吴京用水上漂轻功爬珠峰的情景，很尴尬。

此外，小说改编成电影似乎应改名为《珠峰恋》，可遥致《庐山恋》。

这部电影与我前阵子看的《徒手攀岩》和《绝命海拔》在精神层面上互为映衬，尽管都是在玩挑战体能极限的游戏，但《徒手攀岩》和《绝命海拔》比较纯粹，心无杂念，自我实现。

而《珠峰恋》掺杂了太多东西，比如，政治需要，举国之力打造面子工程，兄弟情义，爱情考验，可能需要以反侵略战争或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心态来观影。

没办法，那个时代注定如此。

但两种价值观皆成立，折射出东西方意识形态之差异，不失为一种互补，不宜站在某个精神层面上去否定其他选项。

上影厂某导前阵子告诉我，他是看到吴京在废弃工厂里用轻功爬烟囱那一节时默默离开放映厅的，他的看法与我又有不同，他认为两点不妥，一是用武侠或玄幻的手法拍严肃题材不妥，二是尽管爱国与爱情能够并存，但后半部分把爱国主题彻底歪楼到谈情说爱上也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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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定个基调，按照影片自身逻辑来进行分析，这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电影。

然后开始系列哔哔，恩，这是一个由鸟开始，由鸟结束的电影，恩，虽然我最后居然忘了那是个什么鸟儿，恩，为什么忘了呢，因为严格来说，从杂乱的无线电通信开始的电影，因为没有专业特工的耳朵，我只听到了一段突发事件，并不知道最终是什么结果。

虽然我没记得那是只什么鸟，但我还是记得最开始这段是托物言志，把影片的核心思想通过鸟表达了出来，就是无论生死，挑战珠峰。

鸟儿被暴风吹落不知生死之后，画面切入了第一个冲突画面，也就是学生问我们到底为什么登山，个人猜测可能这里就是只想着吃饭这段论述应该存在的地方，可是实际上，真正的问题是，这样的问题和质疑就不可能在课堂上出现，说不会想，想都不能想，想都不敢想，虽然今天看起来过分，那个时代恐怕不会，在那个时代质疑集体荣誉和集体荣誉感…当然，导演自己也说了，他给电影定的主线不是集体荣誉而是证明自己，那么后面出现的质疑，鄙视，攻击，男主的自我放弃，女主的绝望，也就一气呵成，当然，影片在这里，藉由男主的思考进入了第一次登山的回忆。

对于第一次登顶，我跟目前主流的观影意见是一致的，就是，这是一段比较还原的剧情，包括人梯和光脚爬上第二台阶，当然，没有半身像，但是，这里纠正了我的一个错误观点，那就是刻意找两块化石，为了谈恋爱，因为化石当然是作为登顶证据拿下去的，通过地理学鉴定，确实理论上可以证明这是珠穆朗玛峰上的化石，但是珠穆朗玛峰顶，不成立，不过，有价值。

没有半身像这个问题，展开来说有点复杂，对我来说，不搞个人崇拜，但是，大丈夫当如是，没什么问题，而且，这确实是敬畏历史必须的细节，虽然，香港导演不想拍这个，我表示理解。

接着就是登顶成功之后，学习西方的浪漫准备表达爱慕之情的时候，情势急转直下，英雄变成了被质疑甚至被唾弃的对象，女主要出国留学，但其实这个时间设定有些模糊，因为60年其实中苏关系已经很紧张了，66年开始我们已经几乎不像苏联派遣留学人员了，而且，以65年为分界点，苏联是否会做留学遣返，这都是国家机密档案馆才能拿到确切实际数据的东西，所以，这个从60年之后的某个模糊时段延续到73年的留学，让我直觉性的觉得不够自然，当然，这不是需要重点考据的东西。

重点是，经过锅炉房里没有结果的，放在十年之前不太可能出现，十年之中男主可以代课不太可能出现的男女冲突戏之后，男主进入了人生的最低谷，直到，再次需要登顶，男主的那段被高亮的吃面戏。

接下来是戏剧性的一个小时，国家要求的报道时间，和女主的归来时间，一个小时，男主的抉择形成了绝对的感情裂纹，当然，我也不知道，吴京可以去报道，但是女主为什么不能理解，男主又为什么不留下一些解释，当然，这依然是香港导演可以自圆其说的爱情逻辑，虽然，他可能对1978年的爱情和196x年的爱情的区别有一些误解，相遇拍的不够完美，但足够贴近现实，攀登者并没有做到。

登山队再次形成体系，吴京和张译的对手戏应该是整部作品里拍摄的非常优秀的部分，同样优秀的部分就是胡歌和那个车祸时一直照顾他的兄弟的慢镜头，不仅仅是通过微小的细节可以让人物的形象立体化，更因为，这段戏做到了，拍出那个时代的人物应有的风貌。

至于高亮的，是否能够三分钟完成所有项目，曲松林对摄影师的高标准严要求，以及用读秒员的错惩罚登山队员是否违和，我觉得大概率是细枝末节。

登山的过程拍摄，其实相对于很多人质疑的没有白气，我觉得，其实还是可圈可点的，而且，井柏然登第二台阶的时候其实是有白气的，虽然接着就十分突然的领了便当，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真的不太自然的井柏然和黑牡丹掉裂缝，女主违背组织命令，吴京扛冰山，杨光因为发现因为自己的错误导致女医生瑟瑟发抖毅然决然剪了自己的睡袋给赵医生最后截肢这种并不符合历史的设定等等一系列的洗礼之后，这个被氧气瓶砸的为了摄影机要自我牺牲的剧情其实也就相对可以接受了，为什么呢，因为和男主形成尖锐冲突的曲松林必须一错到底，然后痛哭忏悔…恩，总之是这一堆眼花缭乱的让你甚至来不及细想深层逻辑的操作之后，我们迎来了最后一波操作。

是的，在一个中苏交恶时期，苏联归国科学家对抗中央气象台也就是集体主义的故事，爱情产生的奇妙力量让女主创造奇迹完成男主的梦想这种童话般的设定，没准，真的能让智慧飞扬起来，让科学流行起来？

导演设定的爱情圆满了，但是，这样的事，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国度，可能发生么？

在轰轰烈烈导演认为感人至深的感情戏结束之后，男主顺利的登上了珠峰，有人说，感情戏真的不多，但如果，是没了爱就不可能登顶呢？

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个问题，恩，成功登顶之后，鸟儿成功飞过了珠穆朗玛峰，而我，在影片最初三十分钟甚至产生的可能网络上确实有些过分的幻觉，也随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