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

想必大家平时都能看到的这样一句话，“中国拍不出能改变社会的韩国/印度电影。

”这类表述虽然深究起来不够准确，但又的确在社会性这一层面上，指出了如今我们商业类型片市场的一处症结所在。

韩国、印度等国家，每年都会生产这类具有人文关怀的同时兼具温度与力度，即叙事上工整好看、情感上打动人心的类型片，比如《辩护人》、《熔炉》、《摔跤吧！

爸爸》等作品。

这些电影通常能够将社会问题的探讨面向尽可能广的全年龄段受众群，在商业价值与社会性上做到平衡。

但在我国的主流商业电影市场上，这类影片一直处于稀缺的状况。

近期上映、取材自现实的《我不是药神》，显然有意于填补这一空缺。

如果说，前些年陈可辛的《亲爱的》开启了这扇门，那么今年的这部《我不是药神》，则把这扇门继续往前推开了一步。

影片通过程勇的几年代理卖药的故事，揭开了21世纪以来我国慢粒白血病患者面临着的“寻医买药救命难”这一生死疲劳，并在第三幕进一步上升到人情与法律的探讨之上。

黑色幽默的喜剧类型外壳之下，是这些社会议题和对生命的关怀与敬意。

由徐峥饰演的程勇本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神油店老板，身无分文的他面临着儿子抚养权即将被夺、父亲身患绝症奄奄一息的悲惨境遇。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慢粒白血病患者吕受益，从此“卖药五人组”开始了从印度走私仿制药（“印度格列宁”）的生意。

他的初衷不过是从中赚取巨额的差价，也因此而救了不少人命。

在国内售卖未经得许可的药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正版药厂与警方的追查、竞争对手的诬告，太多“毁掉一生”的转折点在等着程勇。

当他为了自保而放弃代理权之时，众人命运开始渐渐转变，影片的后半部分具体展现了这一过程。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是片中另一个药贩子对程勇说的话，也是影片对现实投射最为见血的地方。

高价药，有形之中是救人的途径，无形之中却是杀人的利器。

救富人的命，交钱、拿药、住病房，是天经地义；救穷人的命，违法、走私、吃牢饭，是无可奈何。

作为新人导演的文牧野，在首部独立处女长片中，就选择这么一个拥有巨大话题度与争议性的社会题材，无异于行走在独木桥上。

如何拿捏权衡生与死之间的情、理、法三者之间的角力？

如何在限制之中创作出尽可能保有突破的态度？

这些即便对于老导演而言都是巨大的难题，他却能面面兼顾，以商业类型片的姿态，解决了这两个难题，这实在不是一件易事。

文牧野努力的创作方向，便是让影片在文艺气息和商业关注中找到平衡。

我们能看到这部电影虽然是现实题材，但其中的大量桥段却并没有采取写实的拍法。

它在不少时刻运用黑色冷幽默，在人物的嬉笑怒骂之间，加入催泪弹，从而达到了以喜剧诉悲情的效果。

这些混搭使得整部影片在类型元素上的多样与丰满，保证了它的传播度与可看性。

而最难得的，则莫过于他在对法理与人情的“中间灰色地带”背后故事的挖掘与立场的选择上，处理地非常坚决与勇敢——选择站在弱者的一方，质疑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为病患与“违法者们”发声呐喊。

在几场重要的戏份上，比如大闹假药贩卖会场、两位配角戏剧化的去世方式等情节点，电影一度被引向了较为刻意的境遇之中，但却丝毫没有令人心生厌恶。

煽情模式能够奏效，与导演对小人物的洞察与塑造、演员们精彩的群戏是分不开的。

不夸张地说，这部电影的成功，并不取决于题材的稀缺（毕竟我们见识过太多好题材被拍毁），更取决于影片对这些小人物生活状态和情感转变的精准摹写。

主人公程勇的形象在电影的前后半部中大相径庭。

这是徐峥近年来在大银幕上完成度最高的一次表演，举手投足间一个市侩幽默、重情重义的活生生的小人物被塑造。

身为大腹便便、前途茫然的中年男子，面对慢粒白血病的病人们，他从单纯想赚钱的利己主义者，到不顾一切来救命的“药神”，大起大落的人生态度与情感改变，将影片的核心之一展现出来——何为小人物的“英雄主义”？

徐峥以令人信服的表演给出了答案。

饰演吕受益的王传君的表演，则是我个人认为的全片最佳。

电影中的重疾患者吕受益，被王传君演绎得生动真实、富有特色。

他小家子气，但又特别在乎维持友谊，一心想要活下去。

买药的点子因他而起，最后也因他的自杀促使程勇在心理上发生巨大转变。

在散伙的雨夜，面对程勇的“滚”，前后从不敢置信的尴尬的笑，到激动地嘴角一抽，再到巨大的失落，不多的表情变化中却拥有着多个层次的心理转变。

另外一幕令人感到惊艳的，是他在自杀前，看着家人时的平静，眼神中又充斥着复杂的情感，一言不发的沉默中就暗示了他要选择自杀，不给程勇和家人造成后续的负担。

饰演思慧的女演员谭卓，虽然低调，却在今年不断地予人惊喜。

她在近期出演过的《暴裂无声》、《西小河的夏天》中，都以不多的戏份献出了精准的表演，在《我不是药神》中同样如此。

即便只是配角，但谭卓依旧将一个性感而又朴素的母亲演绎地恰到好处，几场在夜店、会场里具有细腻感的爆发戏也都叫人印象深刻。

机缘巧合之下，在六月就看了两遍《药神》，每次观看到结局，都难免会心生感慨。

在这个现实中并不会出现的长街送行的场景中，无数患者前来目送并相继摘掉口罩，而去世的吕受益和黄毛也出现在人群中，大家都开心地笑着。

以笑写悲，以群体性的纪念来传达更坚定的理念来升华人物，无法令人不心生动容。

最后的字幕，更让观众了解到这十多年的对抗慢粒白血病的长跑，是无数人努力、滴水成河的过程。

虽然《我不是药神》并没有在各个层面上做到完美，但却在当今有着“多一部是一部、走一步是一步”的意义——我们的观众需要这类具有现实主义质感的同时，兼具社会性的类型片出现在大银幕上；我们的市场则更需要有创作者站出来直面社会问题，拍摄这类稀缺存在的“良心电影”。

它的出现，不仅是一次敢于直面他人不敢发声题材的冒险，更是一次对我们时代发展洪流下底层小人物的理解与关怀。

未来有希望出现更多的《我不是药神》，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我们社会不同的角落。

首发于：深焦

我的先生在印度工作，两个月回来一次，每次回来都会有人托他带药。

托他的人里，有普通职员，也有BAT的前高管。

治病难，治病贵，对于平民和有钱人都是一个难题。

用以三分之一甚至更低的价格，买到疗效、成分一模一样的药，穷人和富人一样需要。

电影里，徐峥第一次去印度拿代理权的时候，说“Life is money”。

是为这部电影的注脚。

生命权很庆幸生活在如今这个年代，经过了启蒙运动后的世界，生命变得无比重要，而在二战之后，随着生活质量提高，科技特别是医学的发展，人的寿命大幅提高。

翻看了下数据，以中国为例，民国时期的人均寿命只有35岁，即使到了解放后，1958年，也只有57岁，改革开放后的81年为68岁，而2015年人均寿命是76.34岁，女性接近80岁。

这种提高是如此明显，以至于让人难以描画一个人均寿命35岁的年轻世界。

正因为如此，长寿便成了民众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

活着，活得更久一些，因为未来会更好。

如果生命是个股市图，我们的预期是他会持续走高，物质条件会继续改善，因此没人愿意抛售。

遇到了要平仓的风险，也要大量投钱，让仓位重新回到正轨。

Life is enjoyable. 谁都不想放弃。

金钱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发明就是将资本、金钱与人的社会地位挂钩。

至少对于99%的人如此。

你的资产每增加一倍，就能体会到不同的待遇和周遭人的目光。

虽然说，钱能解决的问题都是小问题。

但是金钱数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于大多数人成了问题，它就真的成了问题。

金钱续命的玩儿法，有很多种。

日本各种全筛查体检，单人2万以上一次。

硅谷大佬们玩儿的给自己注入年轻人血液续命。

Google的创始人，则用母公司，疯狂的投资生物科学。

刘慈欣曾经写过一篇《永生的阶梯》，被采访的时候毫不讳言要努力赚钱，用钱续命，踏上永生的阶梯。

知识产权抗癌药贵，是事实，也是无奈。

新药研发周期往往十余年计，期间还有研制不成功的风险，而研发人员往往都是博士起，国家社会培养一个博士也是要倾注大量资源的。

而新药研发后，销售周期往往只有几年，因为很快就会有别的类型同样效果或者效果更好的药物问世。

药品研发往往是商业公司行为，极高风险，在商业社会看来，只能用极高收益才能弥补。

因此药物贵，罕见病的药物更贵，便成了商业社会基本的伦理道德。

而知识产权就是为了保护研发，如果收益被破坏，就不会有商业公司投入研发，而新药的研发速度也会受到影响。

因此，剧集里面，瑞士的医药代表要追查印度药，被艺术化的黑化了。

而事实上，从商业文明角度来看，他们是合法的，印度制药商才是非法的。

三岔路口只可惜，印度穷人太多，病患太多。

任何时候，数量多过了一定阶段，他们的诉求就会把规则踩在脚下。

所以，印度公司大量极低成本仿制药，把商业文明践踏在另一种粗暴的野蛮诉求下：我们想活命。

而政府对此基本上是默许态度，这个三岔路口，极其有趣，资本主义文明带来了生命的繁荣，而反过来，因为生命的繁荣导致人们对生命的渴望，又一次将商业文明踩在脚下。

电影里有个片段很有趣，就是徐峥第二次去印度的时候，路过了印度人拉着湿婆的造像从市集穿过，周围都是围观群众。

最后一幕，徐峥在囚车里，如同湿婆一样，从人群穿过。

虽然身在囚车，但是两个意向相互映衬，让徐峥的角色有了神性。

1.从那桌散伙饭，到吕受益痛苦去世，只有一年时间，疾病就是如此迅捷的摧毁一个人，不留痕迹。

2.吕受益死后，黄毛在吃一只橘子，那橘子干干巴巴的，是吕受益生前给他的。

3.据说维c有抗癌的作用，而橘子是唯一便宜而不用削皮的维c水果。

所以吕受益才会随身带橘子。

除了少数成熟的那几个月，橘子很酸,但他想活。

4.对于黄毛来说，命太贵了，相对来说受伤，劳累都是小事。

所以他才会在屠宰场打工，第一个冲上去救牧师，用手砸碎玻璃杯。

对于他来说，每一天都是赚的。

他不渴求生命，却珍惜。

5.程勇让病友群主们摘下口罩，以表示尊重。

和勇哥一起时，吕受益从没戴上过口罩。

6.吕受益的妻子做了一桌子菜，程勇坐下时，她特意把肉菜换到陆程勇面前。

7.第五版红色百元人民币发行自1999年，片子中是四版五版混用的，大概在2000到2003年8.程勇送思慧回家，思慧推脱两次，是不愿。

后来答应了，是报偿。

9.思慧换上情趣内衣，平静如常，说明程勇不是第一个这样的人。

思慧女儿治病，要花很多钱。

10.程勇离开思慧家，门关上时，思慧一笑，她知道这个人与其他不同。

11.程勇去吕受益家时的房子与吕受益死后的不同。

他们换了房子。

这一年之间，治病又花了很多钱12.程勇平时抽纸烟，警察曹斌去套话时，他特意点起雪茄，是为了假装油腻商人。

而且他的工厂很小，赚不到每月几十万。

13.吕受益清创时露出的“伤口”，其实是人造瘘口，一般不需要清创，也不是特别疼，但看着十分恐怖。

真正的癌痛是化疗痛，占位疼痛，拍不出来，但是比伤口清创疼上百倍。

14.警察封住了海关的出口，要想让程勇不被抓，黄毛只能自己开车去闯。

他真的不会开车，车一开始摇摇晃晃的。

15.程勇第一次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是为了忽悠牧师入伙。

后来他重新卖药，打着卖到被抓为止的准备。

他践行了这句话，于是成为神。

16.就算程勇-不重新卖药，他之前卖药的事还在追溯期。

只要假药贩子把他供出来，他还是会被抓。

但是假药贩子没说。

17.医药公司代表在电视上说假药有风险，推广高价进口药。

右下的标志是“健康之路”。

现实中很多假药打着健康之路的模式做广告。

18.病友们在医药公司门前游行，喊口号。

吕受益在一旁边看边吃盒饭。

他知道这没有用。

19.吕受益病情恶化之后，医生说只能强行移植骨髓干细胞。

其中“强行”是因为吕受益的身体太差，已经达不到安全移植的标准。

20.如果做干细胞移植，最好的供体是直系血亲，也就是说肯定要给吕受益的孩子做干细胞提取手术。

吕受益不可能接受。

可能这也是他那么快自杀的原因。

21.开庭时，程勇说的台词和口型好像对不上。

当然，这一段本来就不是给我们看的。

22.程勇父亲的病可能是脑动脉瘤，随时有破裂，中风的危险。

脑动脉瘤介入手术价格在5-15万，符合片中的8万。

23.药厂需要赚钱，得以研发新药。

他们没有错另一种意义上，恰恰是他们救了病人。

然而当格列卫在中国卖23500时，在美国只卖13000。

其中的差价有关税，有中间利润。

24.程勇出狱，思慧没有出现。

她的女儿还好吗，导演里没有说。

吕受益停药一年，进入急变期。

那么停药3年呢。

25.全片聚焦在程勇的转变，而假药贩子王长林像是彻头彻尾的“坏人”，然而正是这个坏人，在被抓住后非但没有供出程勇，反而说着自己救了多少人，笑的很坚定。

以下为更新---26.程勇在一片杀虫烟雾中看到的神像，左手拿着兵器，右手拿着头颅和一只碗。

是印度神迦梨。

迦梨曾与恶魔搏斗，然而恶魔的血滴到地上，又会变成新的恶魔。

迦梨只好托着碗，去接恶魔的血。

当程勇重新卖药，他就像是与病魔搏斗的神，托着很多人的希望。

27.一开始曹彬冲向程勇，被众人拦住，后来黄毛死去，程勇冲向曹彬，同样被拦住。

这两幕像是镜面对称，只是人物换了位置。

28.医药公司代表与曹彬握手时，沾了一滴血。

他面露厌恶，急忙拭去。

这是编剧的讽刺。

29.程勇被警察按在地上，满怀希望的看着巷口。

只要药箱被带走，很多人能活着。

当他看到药箱被围堵回来，他的眼神熄灭。

30.在现代医疗和安全的环境的保护下，我们甚至忘了非正常死亡才是历史上绝大多数人的命运，战争，乱世，又或者是叫不上来的疾病。

恰如《三体》中所说，生存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种幸运。

然而在温和的环境下，很多人忘记了这一点。

《我不是药神》和《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有何异同？

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9497705/

早上醒来时，忽然想起电影中的一个场景，心头还是一痛：警方打击"仿制药"，把那些购买"仿制药"的病人都拉到局里，让他们举报谁是那个卖"仿制药"的罪魁祸首。

他们都沉默了。

最后一个阿姨站起来，对警察说他们为了治病已经把家里搞得倾家荡产，而正版药那么贵根本买不起，只能买便宜的"仿制药"。

但是"仿制药"又是遭到打击的，这把他们都逼上了绝路……那一个个带着口罩的病人，他们的眼神中满是凄惶，求生的欲望与现实的夹击，让他们内心充满绝望。

是的。

绝望。

我想我哭，也是为这种绝望感。

我父亲住院时，我在医院见过太多身处绝境的病人和悲伤的家人。

哪怕有一点点希望，他们也迫不及待地抓住，尽一切力量。

可有时候这种力量太微弱了，在人生的大灾难面前，太多家庭都被压得窒息。

身体的疼痛当然是折磨人的，可是当你知道有药可以有效缓解病情，但因为实在太贵吃不起，这种精神上的打击却是沉痛的。

死亡也不是平等的，你有活下去的机会，但你没有办法，只好痛苦地等死——这太残忍了。

但这种情况每一天都在现实中发生。

一个人病，全家人都陷入其中。

电影中有个当爸爸的，看着孩子的脸，希望看着他长大，可是他看不到了。

真是不忍心看那一幕，因为一个人的病，家破人亡，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徐峥饰演的程勇给这些绝望的人开了一个可以透气的口子。

他不是圣人，他最开始想到的也不是为了救人，他要的就是从真药和"仿制药"之间赚取差价。

见好就收，也是他作为一个生意人的本色。

因为这个倒卖"仿制药"的事情，毕竟是违法的。

但到后来，他却"深陷其中"，做的事情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说，完全是不理智的疯狂行为，卖药不但不挣钱，反而还要自己贴钱，但他已经不管不顾了。

这个心路历程的转折，我觉得电影铺展得很充分：除开他本人的性情之外，跟他一起打拼的那些伙伴们现实惨况，诸多病人对他的感激和信任，也是非常重要的触动。

他逐渐意识到，他的行为无意间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于是"无意间"变成了"有意识"，哪怕是"非法"的，他也毫不顾忌。

我发自内心地尊重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也是稀少的。

老实讲，进电影院之前，我其实根本不知道这部电影。

朋友帮我买的票，我就跟着来看了。

电影院里的人也不多，大家都懒散地靠在座位上，我想过不了多久，有人会拿出手机来刷了，也该有人吃起爆米花了，情侣呢，会也交头接耳……过去看电影，都得忍受这些干扰。

看到电影跟"药神"有关，又想到徐峥是主演，那估计就是一部轻松的娱乐片吧。

但很意外地是，在全程看电影的过程中，我预想的那些干扰都没有出现过，放映厅里陷入沉默的气氛之中，大家都是专注的神情，还有此起彼伏的啜泣声。

我想电影不管拍得如何，它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它吸引了观众，并让他们沉浸其中，电影结束，大家也都没有慌着走，都坐在座位发呆。

再来说我自己，跟大家一样哭得一塌糊涂。

当然，电影让你哭，未见得电影就一定好，比如过去我看《唐山大地震》，大地抖动，房屋倒塌，亲人生死离别，我也哭得很惨，但电影本身我觉得不好。

而《我不是药神》，打动我的，一是这个故事及背后的真实案例，一个是展现的手法。

就像我喜欢之前陈可辛导演的《亲爱的》一样，直面现实生活的苦痛，细致地展现给我们看。

这在国产片中是稀缺的。

我们看到过很多轻巧的电影，他们光鲜亮丽，情节转折再转折，加入各种刺激撩拨人的设定，看完哈哈一笑，这个当然也没问题。

可是我更愿意多一些《我不是药神》《亲爱的》这样的作品。

我们也需要程勇这样的人。

单纯就电影来说，剧本可以打五颗星，导演只值两颗星，演员们表现可以四星好评。

但是作为被抹黑的医疗口，我只想打两颗星。

电影看完感觉很丧，非常丧，丧的不想说话。

感觉丧并不是因为泪点，实话说电影全程我虽然有几次感动，但并没有哭。

可是最丧的就是那种深深的无力感，无力改变我们医药上全盘被西方压制的处境，也无力改变人们对医疗体系的偏见。

不剧透，单纯就格列卫说一说，印度是因为他们是在瑞士研发成功后无视专利保护仿制的，研发费用低所以便宜。

瑞士是私人公司研究的，自然考虑的是盈利的问题。

我个人就是医疗口搞科研的，我们科室每年科研经费也有几百上千万，这还是小实验组，这种重大研发必然经费更高，我去查了查资料说足有十几亿美金。

所以就瑞士的公司来说他们的定价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我们生在没有帝国主义扶持并且还在努力崛起中的tc。

是的，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印度无视专利保护都可以被wto允许，而我们的中兴只是倒卖就被几十亿美元制裁。

国内愿意药这么贵，愿意治疗的时候把大把的外汇送出去吗？

然而有办法吗？

科研口看似经费投入越来越高，sci越发越多，可是我们用的以微升论价格成千上万的试剂，我们用的几十上百万的仪器，全部是进口的。

甚至同样的实验结果，因为你是国内的实验室，你就需要比国外实验室更多更完整详实的实验结果才能发表同样分数的文章，为什么，因为杂志是人家国外的。

我们赶上了第四次科技革命，在工业上，在网络化上确实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而对于积弱几百年的以西医为主导的现代医学领域，我们还差的很远很远。

然而在电影里我看到的并不是这种反思，导演单纯的把炮口对准了医患关系，对准了按照法律要求执法的pc，把他们塑造成了瑞士医药代表的帮凶，刽子手，反派，连唯一看似有良心的pc也是违背了自己的职业道德之后才成为电影中的正面形象，似乎干掉了这些人，患者就能迎来自己的春天。

医院不希望自己的病人活下去吗？

事实上现实中的医生会主动向你介绍使用可以纳入医保的药品，会暗示你去买印度仿版并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允许你使用，远不会像电影里的医生形象那样冷冰冰的让你去等死。

真正解决困境的途径是我们自己国家的真正全方位崛起，我们科研实力得到根本性的提高，这样我们才能自主研发出这种革命性的“救命药”。

是的，我相信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药物绝对不会卖那么贵，因为国内的研究经费来源基本全是非盈利性的国家财政拨款支持，而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研发实验室的个体投资，也就是高昂研发成本是国家担的，患者只需要负担药品本身的价格。

只有这样，患者才真的可以迎来自己生命的希望，而非靠几个药贩子或者pc的大发善心。

所以我说，这部电影完全偏了，你凭什么让人丧？

你凭什么把矛头对准无辜的群体？

你难道不该激励人们，为积弱而努力？

为不足而奋发？

还有那句曾经觉得又土又空，此时却不吐不快的口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打完影评，明天继续做一个努力的科研狗，希望粉丝们骂我的时候想想你们曾经说过的要提高科学家待遇，口下留情，拜谢————————7月7日早更新————————其实很多评论无意反驳，网络上确实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对别有目的的人与之争论毫无意义。

刻意歪曲我的意思的，莫名辱骂的，反正都摆在这里我也没删，明眼人自有判断。

最近几天出现了好多跟我意见相同认为电影片面化脸谱化的影评，我还是比较高兴的。

总而言之，正常的善良的人应该同样都是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变得越来越好，然而对这样一部为了迎合观众心理与社会矛盾热点刻意扁平化脸谱化所谓“反派”形象的电影，指望其成为改变社会的突破口简直滑稽。

不能反应真实的电影，它能改变的只是出品人的腰包而已。

《我不是药神》并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电影，它是一部基于现实题材且兼顾商业化和叙事性的通俗剧情片。

创作者很了解国内广大观众的普遍喜好，创作依循的法则还是往通俗娱乐靠拢的，有喜有悲，以小见大。

若熟悉当年“陆勇案”的原型故事，就知道剧本改编上的取舍与权衡。

原型陆勇也是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为病友到印度考察并购买仿制药。

电影为了增添戏剧性，将他的身份被换成药贩子程勇，病人的身份分给了吕受益，有时你会觉得这两个角色是具有互补性质的，无论身份或性格。

开篇第一景位发生在印度神油店，可以看到店内同时供奉着印度的迦梨女神和中国的财神爷，以小见大角色的基本特征。

程勇被塑造成了典型的反英雄，反英雄的特征多数是“游离、对抗、自我确认”，这三个阶段可以在三幕式结构中一一找到对应。

电影从多个侧面交代了他的缺点和软肋，他的婚姻、事业都不如意，更没有钱为病重的父亲动手术，这为走私印度药提供了理由；他的顽固、傲慢贯穿影片的前半部分，这是服务于后来的人性升华的。

影片的前半部分既充满戏剧性又有喜剧的瞬间，且喜剧的点没有招致反感，因为它不是凭空虚构空中楼阁的喜剧素材，是靠情境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幽默，不过分夸张，也没有消解掉现实的严肃性。

医药问题会让观众有代入感，程勇和吕受益去医院向病人推销印度药，吃了闭门羹。

观众如果不了解他们的底细，也会认定他们是骗子。

这与后面张院士声势浩大的假药洗脑营销此呼彼应，这些经艺术处理搬上银幕，在潜移默化中与观众产生共鸣，因为这种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有教化、导正的意义。

团队的招募，有点儿“复仇者联盟”组队的意思，他为这起事件增添了群戏的视角，尽管有的角色只是功能性的。

他们之中有阶层、老少和地域之分，构成了社会阶层的众生相，其中还有基督教化的力量，信仰可以视为病人的强心剂。

而病人团体又是一个大社会的缩影，但凡有病人出现的部分都能体会到人生百态。

当程勇为病重的吕受益再次赴印度拿药时，浓重的杀虫烟雾中出现了两尊真正的神像——湿婆神像和迦梨女神像，缭绕中更添神性色彩。

这一幕衔接在吕受益生与死的两场戏之间，是用了心思的。

湿婆神具有毁灭与重生的双重性，迦梨女神也有死亡与再生的双重性。

“死亡”既是对吕受益的实体而言，也是程勇的灵魂而言，他亲手“埋葬”自己，从而“重生”。

之后的程勇因为吕受益的死心存愧疚，走上了“封神”之路。

就像在韩片《辩护人》中，也有一个改变主角态度的阻力，就是饭店老板娘的儿子被定罪，公权力捏造了事实。

这里也一样，人物升华了，观众也开始忽视他先前的缺点，变得包容他，因为他开始替弱势群体发声了。

追悼会那场戏，程勇在楼梯口见到彭浩，这个人本来话就不多，特别需要靠画面传递情感，他剥橘子吃就是缅怀吕受益的一种方式，他与程勇无话可说。

这场戏没用一句台词，却胜过千言万语。

考虑到吕受益和彭浩的结局，他们是唯二吃橘子的人，这里还有点儿《教父》系列和《英雄本色2》吃橘子立flag的意思，当然只是纯粹的巧合了。

我原本担心接下来的故事会变成狗血的说教片，但剧情上还是有条不紊地拿捏着分寸。

说句题外话：“黄毛”彭浩的外形，前后分别借鉴了黄渤在《疯狂的赛车》和《无人区》里的造型，尤其是《赛车》中的“黄毛”耿浩，那个角色也是靠开车运送水产为生，养活中风的教练，在角色塑造上有共通的地方。

后面的情节扯入各方之间的微妙关系，每个人物都在各司其职，都是无奈之下的举动——瑞士制药公司的维权、警察局长的法理大于情理、小舅子的两难处境、药贩子的救人、病人的自救，哪怕是错了的张院士，也能守住他做人的最后底线。

人本就是矛盾的，剧本把这种矛盾如实展示出来，也是利用人类共有的本性去制造更多的矛盾。

剧作技巧还是看得见的，丢出的议题延伸，把并没有说出来的受限于体制的问题折射出来，让我们看到了社会民生的痛点。

背景设立在是2002年，与原型故事发生的时间相吻合，它指出医改前国人对医药问题的漠视，合理求生欲在法律面前的抗争。

当然，它依然隐去了不可触碰的与体制的正面冲突，将瑞士制药厂塑造成外化的对立面，是不得已的做法。

其实，制药厂只是尽力收回研发成本，他们做了很多电影没有讲出来的事实，没有他们何谈仿制药。

真实世界不总是非黑即白，如果能将瑞士医药代表塑造地不那么脸谱化，让他也有点人情味会更好。

现在的反派嘴脸太过明显，这也完全是按照通俗剧情片的样板设计的。

电影并没有说程勇的做法就是唯一正确的，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病友争取了一种机会，病人可没有等的时间。

张院士说的一席话最能指出问题关键——“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这种病你没法治，治也治不过来。

”这正是全片的精髓所在。

当然，影片还是存在不少问题，有些地方还是偏电视剧的视听语言，还有看守所里大妈和警察小舅子的对话就过于直白和造作，把观点和道理都给搬上台面了。

观点应该是叙事铺陈，而非借角色之口倾吐。

还有最后一段“十里长街送药神”是后半段经络堵塞之后，最需要气血畅通的一个渠道。

不过这个集体煽情的疏通方式还是显得有些刻意营造。

这些都是电视剧惯用伎俩，不过创作者还是很懂多数观众的心思，很多笑点、哭点都是掐算好的时间，分毫不差，这点还是佩服的。

在现有的审查环境内，它肯定要弱化之后的诉讼过程，无法继续深挖，只能落脚于伦理与现实的博弈，点到为止。

电影做出的妥协我们是心知肚明的，比如有一场吕受益自杀的戏就被删掉了。

不过总的来说，片子还是挺好的，它打破了常规，是一部相对精彩而不做作的电影。

它更多地是借鉴韩国商业片和现实题材的模式去拍中国自己的问题，包括有用到《听到传闻》和《99个人》的配乐，也是要把韩片的风格做到极致。

之于中国电影的意义还是很大的，在现有条件下，直面现实的影片已属难得，知足吧。

一和朋友看了电影《我不是药神》，恍然想到了几年前的陆勇案。

因为白血病友代购印度药格列卫，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最终在声援之下，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认为是病友们自发组织的购买行为而非销售行为，为了买药伪造信用卡的犯罪情节轻微，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在公诉阶段无罪释放，比电影里程勇经审判获刑五年的结局好了很多。

电影剧情本身并不复杂，瑞士公司开发出来的药，在中国的价格远高于印度的仿制品价格，药效相似，于是等死的患者们便将求生的希望寄托在走私并贩卖印度药的男主程勇身上，一个中年危机的底层屌丝一跃成为病友们的救世主。

在中国，赚钱的方法都写在了《刑法》上，与瑞士药效相同的印度格列卫，怎么就成了“假药”，禁止销售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按假药处理。

所以，未经批准的印度格列卫，变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假药”。

二作为一名刑辩律师，我决定从专利角度，给诸位讲讲影片中的暗线——假药背后的故事。

现实中，徐峥扮演的程勇，走私的印度药，与正版瑞士药，是两种不同的药。

这个改动很重要，他赋予了男主侵权的正当性，不再只是破坏国家对药物的管理秩序那么简单，隐藏了他在侵犯另一家公司专利权的事实。

毫无疑问，针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真药，是瑞士诺华制药公司于1998年发明的甲磺酸伊马替尼，在中国也有卖。

就是片中4万一盒白血病人吃不起的那种，也就是片中接二连三给警方施压的那位金主爸爸。

同年，印度NATCO公司生产了仿制药VEENAT，NATCO公司旗下有个代理商CYNO公司，又借此仿制了甲磺酸伊马替尼，即片中的印度供药方，价格相对低廉，在中国是卖不了的。

简而言之，现实中的印度药在研发材料和成药技术上上是侵犯了瑞士药的专利权了的，只不过印度药在瑞士药的结晶方法上进行了细微的改良。

当然，印度的专利法留了一个bug，第3节（d）条规定，已知的药物的衍生物不能申请专利，除非它们可以显示出不同的功效。

换句话说，如果一种药物开发后并申请了专利，但随后创造一个新的版本，原专利不适用于新版本。

再换句话说，洗稿不算抄袭。

于是，瑞士诺华打了7年官司，还是在2013年4月1日收到了印度最高院的败诉判决：驳回格列卫药的专利申请，自始至终不存在专利权。

就这样，印度的穷苦人民可以无视瑞士真药方的资本家嘴脸，继续合法地吃着便宜药。

而各国的《专利法》都不同，瑞士诺华的抗癌药，在中国，则成功取得了专利权。

中国的白血病患，只能乖乖的掏天价医疗费来延续自己的生命。

两种不同价格的背后，是三个国家的专利博弈。

三电影为了过审，不敢直面的问题，其实借被捕的反派张长林之口说了出来：“最难治的，是穷病。

”穷是原罪，听着多么的不政治正确啊，但我们应该直面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为过高的专利费买单？

法律应该保护专利吗？

答案是应该。

专业的研发过程，是费力费钱费时的，不保护专利，将不再有药业公司进行研究，这意味着得了病的人都没得救，更多的人会在病痛中死去，上至达官显贵，下至片中挣扎着的舞女小偷牧师。

不保护原创，我们的社会将会止步不前。

而对原创更细致的区别保护，则是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这需要在利益之间做好平衡，需要立法、执法的巧妙拿捏。

有人认为，不再将销售假药的人入罪处理就行，这种思路回避了另一个问题：万一倒贴钱的程勇是将药卖到两万的张长林呢？

在生死这种刚需面前，乞求渠道的垄断者良心发现，贴钱卖药，是一种智识上的偷懒。

事实上，我们的最高检、最高法也是这么做的，2014年11月18日，陆勇案后，出台了《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这在司法上是进步的，但实事求是，这种一蹴而就的做法既没有保护好专利权，又没有解决病人们大量的用药需求，还有可能破坏药品管理市场秩序。

其实，我们的《专利法》已经给了完美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让国务院专利部门裁决来这个问题：《专利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

《专利法》第五十条规定，为了公共健康目的，对取得专利权的药品，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制造并将其出口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强制许可。

此外，在药品价格构成方面，也是有空间操作的，譬如和电影结局那样，将代替药物纳入医保体系，或者对特殊药品进行关税减免，让普通人也能吃得起救命药。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英雄主义也不一定要靠阶级斗争实现。

最近最火热的电影当属《我不是药神》。

我们已经很久没看到这样一部票房、口碑俱佳的国产电影了：点映期间票房即过亿，上映第一天已经有十多万豆瓣网友给出了9.0的高平均分。

要说它为什么火？

电影的视听语言流畅、营销到位自然必不可少，但它的现实主义题材切中了要害——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内心的隐忧与伤痛。

因病致穷，是很多家庭的噩梦，高昂的医药费里，很大一部分都用于支付“天价进口药”。

而在被称为“世界药房”的印度有着庞大完善的仿制药生产体系，同样的疗效，仿制药的价格一下子就能便宜一半甚至十多倍。

《我不是药神》就从这里开始，讲述了一个“二道贩子”变身“中国药神”的故事：徐峥饰演的保健品商人程勇，冒着犯法的风险把仿制药从印度走私到中国，最开始是为了赚钱，后来则为了救人不惜贴钱走私.....故事的跌宕起伏留给大家去影院体会，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这部电影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

电影中唯一的反派角色是药企代表——一副十足的贪婪资本家嘴脸，但在现实中，药企的角色并非是漫天要价的“流氓”商人，它是攻克疾病的重要一环，甚至是最重要的一环，有了他们的巨额投资才有了第一粒药的诞生。

但问题是药品又并非是普通商品，事关生命，它并非完全可以纳入百分百的市场经济考量。

这种复杂性，被电影完全略过了。

同样地，围绕着专利药与仿制药的版权问题，影片也并未深入探索——从多种层面来说，这是一个简化了的电影文本。

在种种复杂的脉络之中，如何看待患者、政府、药企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围绕着它的版权之争是否早有渊源？

撰文 | 时间之葬从“二道贩子”到“中国药神”从选定了“仿制药”这个题材的那天起，《我不是药神》也许就注定要成为一个引发全民关注与探讨的爆款。

影片的故事原型“陆勇案”，当初就曾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一个身患慢粒白血病的病人，因为从印度为其他病人代购治疗病痛的仿制药，而成了传说中的“药侠”，一个触犯了法律最终却又得到了法律宽恕的传奇。

当“药侠”的传奇被改编成如今的“药神”公映，“仿制药”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种种话题，无疑将长久被公众所讨论。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即便有这样一个天然的话题作为素材，如果没有编、导、演等主创在一部电影层面的成熟技巧，《我不是药神》也不可能引发话题轰动。

但更多的人对这部电影的激赏，还是会不自觉地投向它在这个题材上所做的种种尝试。

这是多年来我们第一次看到一部国产商业片如此勇敢地直指一个与普通人利益攸关的敏感现实问题，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一部能够公映的国产电影敢于描写一个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主人公。

程勇（徐峥饰）在印度寻药。

煽情一点来说，《我不是药神》应该就是多年来我们一直眼馋的“别人家的孩子”式的那种电影，所谓“能改变国家的电影”。

在此之前，我们一再羡慕我们的邻国印度和韩国在拍这样的电影。

现如今，我们好像终于可以说，中国也拍出了这样的电影。

这样一部电影，所反映的并不只是作为个例的“仿制药”问题，而是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两难问题——如果一个人出于善良的动机违了法，那么他到底应不应该被法律制裁？

往更深一点说，这其实是“一个不完美的体制”和“一个不完美的个人”孰是孰非的问题。

《我不是药神》的主人公程勇（徐峥饰），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有瑕疵”的人。

他最开始答应走私药品，完全是受钱的驱使，如果不是被逼至近乎走投无路的绝境，他不会答应老吕（王传君饰）的请求。

当仿制药的生意越做越大，他有点像是一个典型的暴发户。

在夜总会里甩出一沓钞票挤兑经理的时候，与其说他是想保护思慧（谭卓饰），不如说他更想炫耀，炫耀这笔过于轻松又过于煊赫的财富。

而后当假冒院士张长林（王砚辉饰）盯上了他时，他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安全。

为此他放弃了这座金矿，任黑心的张长林（王砚辉饰）肆意地榨取病人们最后的一点价值。

到此为止，程勇都更接近于一个大发不义之财的二道贩子和投机商人。

但是在目睹老吕无钱吃药的遭遇之后，他毅然决定重操旧业，分文不取地从印度代购仿制药救助病人，最后甚至不惜自己倒贴。

在一条条鲜活的生命面前，他成了舍己救人普渡众生的“中国药神”。

程勇转变的这个过程，让他的身上不时闪现奥斯卡·辛德勒的影子。

《辛德勒的名单》剧照，根据历史真实事件改编。

二战期间，与德军交好的德国商人辛德勒大发战争财，但在德国战败前夕、屠杀犹太人越来越疯狂的时候，辛德勒向德军军官开出了1200人的名单，倾家荡产救下了这些犹太人的生命。

从旁观者到入情者与此同时，始终致力于把程勇缉拿归案的公安，就代表了那个“有瑕疵”的体制。

它不问仿制药的药效，不管病人的生死，在体制面前，只有一句冷冰冰的“法不容情”。

与之相比，就连假冒的院士张长林，好像都比审讯他的公安显得更可爱一点。

前者到底守住了道义这条人之底线，后者却对病人的求生欲无动于衷。

当然，周一围饰演的曹斌，在某种意义上消解了这一方的坚冰。

他从一开始就在向局长强调仿制药确有药效，不好简单地断定为假药。

后来在他探案的过程中，被老人的倾诉所感化，也是片中最动人的一幕。

病人所要求的，只是最基本的“生命权”，在生命面前，法律能否网开一面？

然而，曹斌最终也只能用消极的主动去职来解决这一困局。

他不忍心继续追捕那个被病人庇佑的“药神”，但“药神”依然需要被绳之以法。

曹斌（周一围饰）在翻看案卷。

以上种种，最后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如果法律已经不能保护善良，那么法律本身是否需要改良和完善？

这样的追问，是这部电影最振奋人心的一股力量。

这意味着我们的电影终于不再犬儒和懦弱，它直面复杂的现实难题，并且向体制和权力发出了合理的质疑。

最终，正是这样的追问让整个体制都像曹斌一样，从一个冷眼旁观者，变成了一个热血共情者。

程勇依然需要得到惩罚，但是处罚却可以从轻，甚至取消（现实中的“陆勇案”最终就以撤诉了结）。

就某种意义而言，程勇的不法行为，已经得到了法律的宽宥和原谅。

跟程勇、曹斌的复杂转变相比，电影中唯一明确的反派——药企，则显得面目模糊而粗暴。

从头到尾都是一副冷血的“资本家”嘴脸，但实际上药企开发一款专利药品的成本相当高，药品专利保护期又存在更短的时间限制，药企在一定时间内的市场垄断才能保证回本。

以此循环，才能够促进药物的研发、重病的攻克。

每一方，都有着百转千回的历程，对事件各方角色复杂性的还原，尽管并不完美，但无疑，《我不是药神》会被视为国产电影的一次进步。

这是一次小心试探，也是电影人用作品关切现实议题的勇敢担当。

在这背后，当然有我们不难想象的风险，但它最后跨出去的这一小步，也许真的会是国产电影工业的一大步。

“盗版”与“正版”的分界，比电影更复杂在肯定《我不是药神》之余，我们仍然不应忘记，现实不是电影，现实比电影更加复杂。

从来没有一部电影能真正一举改变国家，能引起公众的关注与良性讨论，已经善莫大焉。

就以片中治疗慢粒白血病的天价药“格列宁”（实际名称为“格列卫”）为例，现实是，研发“格列卫”的药企的确需要在前期投入动辄数亿美元的资金进行研发。

生产格列卫的诺华公司，前后花费数十年，总共投入了近50亿美金，如果这些专利无法以高价来保护，世界上可能再也没人愿意研发这样的新药。

格列卫最后两万多块一瓶的天价，是对研发专利合法且合理的保护。

这样的天价药不但在国内存在，而是在全世界普遍存在，印度只是少有的钻了空子的国家。

但严格的专利保护的后果，就是新药只是有钱人才得佩享用的“奢侈品”，对于为数更多的普通人，就只能在病死和穷死之间二选一。

《我不是药神》故事原型陆勇。

印度之所以是世界上生产仿制药最多的国家，就是因为印度政府认为药品属于特殊的商品，当它承载了治病救人这一天然功能时，专利权就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为生命权让路。

所以印度的法理允许仿制药的生产，甚至在某些面临公众卫生危机的特殊情况时，会强制要求拥有专利的药企授权给其它企业生产仿制药。

再举一个影迷们更容易感同身受的例子。

对国内的影迷而言，仿制药在某种意义上很像是网上泛滥的盗版资源。

一方面是我们的电影引进制度，让我们无法通过正规合法的渠道观看到全世界最新的各色电影。

除了为数相当有限的院线引进片，每年的奥斯卡、欧洲三大电影节获奖影片和更多元的艺术电影，都无法以合法的渠道与广大观众见面。

另一方面则是，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影迷们自发在网上成立论坛和字幕组，翻译字幕、压制资源，并且进行有效的点对点传播。

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难言合法的方式，培养了国内的一代影迷。

盗版资源固然不像仿制药那样，急需用来治病救命，但是人们对更丰富多元的精神文化产品的需要，也不应被简单的剥夺。

其背后映射的版权保护与应用的矛盾，也有相似之处。

盗版资源与仿制药极其相似的一点是，它们的生产与传播，都以极低的成本完成。

与之对应的是，正版产品几乎无法以合法的方式获得。

正版格列卫的价格，除了金字塔尖的富人，恐怕都难以消受。

而想要观看国外的最新电影，除了少数电影从业者和媒体人能够做到，对普通观众无异于痴人说梦。

《我不是药神》剧照。

两者高度相似的另一点是，许多传播者都没有以此谋取私利。

以网上最常见的字幕组为例，他们就像是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从国外网站上第一时间取得片源后，自发性地组织爱好者义务翻译，然后免费传播到网上与影迷分享。

就好比从印度为病友代购仿制药的陆勇，并未加价出售（如果他以此牟利了，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在这样的前提下，他的行为就具有某种更无私的人道主义性质。

字幕组与盗版资源的分享者也是同理。

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前提下，他们的行为看起来只是促进了电影文化的传播与讨论，好像并未真正侵犯那些电影的版权拥有者。

因为这些电影，根本没有可能引进到国内，无论有没有盗版资源，他们所能获得的收益都是零。

当然，那些能在国内上映或者是出售了网络版权的影片又另当别论——这些影片的版权方会不遗余力地打击网络盗版，而那些从未被合法引进的影片的版权，就不会有人想要去保护。

“正版”有了更好的土壤，“盗版”自会远离另一重复杂的现实是，虽然代购仿制药和分享盗版资源的行为最初都出于某种良好的动机，但是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想要以此谋利的人自然会偷偷潜入这个灰色地带。

印度的廉价仿制药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当这个秘密被人们熟知的那天起，这样一个代购的产业链就已经形成。

许多前往印度的游客都会从当地带回仿制药，就像我们从其它国家代购化妆品一样寻常。

这中间，有多少被加价卖给了病人，又加了多少价？

谁也无从知晓。

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有不少代购者像《我不是药神》开篇里的程勇一样，靠贩卖仿制药攫取了一笔可观的利润。

在天价药的“暴利”面前，“薄利”也相当可观。

至于盗版资源，同样被越来越多的投机者相中。

网上充斥着压制资源的再压制，大量资源被加入了无法去除的广告水印，甚至还有人索性靠卖塞满了资源的移动硬盘生财。

这些明目张胆的盈利举动，早已突破了底线，但却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纵容。

因为更多人宁可让盗版商贩赚一点钱，也不希望自己无片可看。

就好像慢粒白血病人都会去买仿制的格列卫，宁可让药贩子赚一点钱，也不希望自己吃不起正版药等死。

仿制药与盗版资源，就是那种处于灰色地带的黑市，它自有其运行的规则。

而知识产权的保护，似乎在这个规则里并不总是有理且有效。

如何能够让法律既保护投入了大量心血与财富的知识产权所有者，又能让更多普通人享受知识的成果，是一个长久的难题。

社交网络上的“copyleft”小组。

有一些激进的团体和组织甚至呼吁，像电影版权这样的文化知识产权，就应该被尽可能多的共享。

当创作者逐渐都达成“共享”这一共识时，便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难题。

消除了知识产权保护这道屏障，知识的光芒会被无限放大。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近年来出现的“著佐权”（copyleft）的概念。

copyleft对应的是版权的英文单词copyright，这个概念之所以问世，是因为大量IT软件的研发人员希望使用者能够自由地修改和散布原软件，同时也向其他人开放自己研发的版本。

这样的提议当然有一点接近“知识共产主义”般的理想化状态，但是的确得到了一些创作者的理解和支持。

有导演就曾在网上分享过自己作品的盗版资源，与其保护那些并不真正存在的版权，不如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作品。

被观众观看的权利，是电影与生俱来的的“天赋影权”。

如果我们能像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在电影院里同步看到绝大部分新片，那么盗版资源就不会那么猖獗。

至少，它能让我们对盗版的打击，更加合情，合理。

同样，如果大多数人都能吃得起加入了医保系统的正版药、越来越信任国产的仿制药，印度仿制药便会远离人们的视野。

在更广大的公众利益面前，药品的专利权也不得不妥协和退让。

归根结底，药品并非普通的商品，它并不能完全用市场经济的逻辑来衡量。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法律都会要求药企在公众卫生危机发生时，交出自己独享的专利，强制许可其他药厂生产专利药。

这样复杂难解的局面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无法解决，但有一个事实或许大家都不会否认。

在难解的困局中，有最黑暗与最明亮的人性在较量，而这种较量本身，就在释放着无穷的力量。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

撰文：时间之葬；编辑：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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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Q报道 | 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原创： 靳锦 GQ实验室 2017-06-19 陆勇34岁之后的人生和药联系在一起。

他得了癌症，靠药物维持生命，不堪经济重负，又找到了去印度买仿制药的途径，并将这种药效可靠、价格便宜的仿制品介绍给病友。

仿制药给陆勇带来了种种奇遇。

他被捕，在看守所里关了135天，但随后检方宣布不予起诉。

他登上过全国的主流媒体，被称为“药侠”。

在癌症患者眼中，他是如普罗米修斯一样盗火的英雄。

直到今年，他的影响力抵达了新的边界——成为一部电影的原型，由宁浩监制、徐峥主演。

人们讨论这个故事中生命权与法律的矛盾。

然而，这个故事的基础——陆勇所介绍的仿制药本身，却一直被忽略。

病人、媒体、合作机构，并没有去验证过药的底细，为什么它在诸多同类产品中被选中？

它为何与陆勇有更为亲密的联系？

更重要的是，这种药在印度是否合法、合规？

今年3月，《智族 GQ》与陆勇同赴印度。

经实地采访发现，陆勇所介绍的仿制药并没有在药店出售，药监局查不到相关资料，其生产许可证也存疑。

故事的基础，开始出现一些缝隙……━━━━━仿制救命药3月13日，南京，病人陆勇特意从无锡赶来，见到了《印度药神》剧组（现名《中国药神》）。

剧组星光熠熠，宁浩监制、文牧野导演、徐峥主演，而陆勇是这部电影的原型。

徐峥坐在旁边，问了很多问题，你生病后的治疗情况怎么样？

吃了药以后有什么想法？

陆勇讲了两个多小时。

两年来他已经把自己的故事跟人说了无数遍。

34岁那年，陆勇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抗癌药格列卫，花费56.4万。

后来他改用印度仿制药，价格只要1/20。

他把这些药推荐给其他病友，还帮忙代购，结果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

陆勇的遭遇得到广泛同情。

1002名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说陆勇“使更多的患者获得了自救路径，从而逐步走出人生灾难深渊”。

时值《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上映，主人公在影片中与癌症、人们的偏见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抗争。

许子东在《锵锵三人行》里说，陆勇更像这部电影的主角。

一年后，检方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

陆勇在看守所一共待了135天，这段经历赋予了故事历经考验的证明。

他被看做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不顾自身危险为病友盗取天火。

官方也开始向他寻求帮助，云南省工商联希望他能够牵头，促成云南药企与印度药企合作办厂。

而成为电影原型，则意味着陆勇不再只是一个事件的主角、一个边缘人群的代表，他的故事即将进入大众文化。

这是陆勇影响力所抵达的最新边界。

陆勇拿到了一本全体主创的签名，两天后，电影正式开机。

一个星期后，陆勇启程前往德里，和印度仿制药药企 Cyno 谈判合作的事情。

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

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

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为23500元一盒。

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

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

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陆勇先后购买过两种印度仿制药。

最初他从谷歌搜索到 Natco 公司生产的 Veenat，托人从日本买回，价格四千元。

拿到手后，他犹豫了很久。

药盒包装粗糙，瓶口不够精致，绿色胶囊显得颜色可疑。

抱着实验的态度，他搭配格列卫的棕黄色片剂吃了一段时间。

一切检验正常，他才建立起对印仿药的信任。

陆勇将Veenat介绍给其他患者，成为国内推广印仿药第一人，在患者圈内颇有影响。

2011年，在吃了七年的 Veenat 后，陆勇又把推荐的药换成了 Cyno 公司生产的 Imacy，一种与格列卫颜色相似的棕黄色片剂，价格大幅下降，仅为750元，3年后降至200元。

“我们对陆勇是百分之百信任的，”患者潘建三说。

陆勇与 Cyno 公司的关系更密切，为他们的新药做过宣传，在国内办过四场推广会。

他创立的 QQ 群里，购药模板上的药企换成了 Cyno。

而让陆勇惹上法律麻烦、卷入一场举国瞩目的官司的，也是这家 Cyno 公司。

2013年，为了方便患者从 Cyno 买药，陆勇网购了银行卡，最终被捕。

在随后的媒体报道中，Cyno 成为印仿格列卫的代名词，被广泛普及。

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中，列举了多名患者的证词，“21名购药患者中多数的证言证明该药物确有疗效且无不良反应，无人证明因服用该药物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

”“陆勇为方便病友支付药款提供账户，使得患者及时获得药品，延续生命，患者对陆勇深表感谢。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未经国内审批的药品一律属于假药。

陆勇的传奇，建立在该印仿药本身在印度合法，却因种种原因，无法被中国患者合法购得、从而被迫违法的行为之上。

如果这个故事存有另一个版本，那么成千上万的病人，将面对另一种可能。

2017年3月，我和陆勇一起去了印度。

他要见见老朋友，Cyno 公司的老板桑杰（SanjayJain ），和他聊聊在云南建药厂生产仿制药的项目。

这样的合作，国内还没有先例。

━━━━━“坏公司”“系统里没有这种药，我也没有见过。

”阿波罗药店的店长尤努斯（Yunus）看到 Cyno 所产 Imacy 的照片后，在电脑上查了一会，对我说。

两天前，我们刚刚抵达印度，准备来这家药店拍照。

印度尚在凉季的尾巴，是一年中气温较低的时候。

白天最高爬升至摄氏35度，行人有避热的余地，但缺少降水，干燥多尘。

陆勇换上印度产的棉质衬衫，透气，适应这里的气候。

德里拥堵严重，陆勇没有表现出丝毫不耐烦。

“印度是乱中有序”，他说，自己初次来印度时，发现路上大多数汽车都没有后视镜，毫无顾忌地横冲直撞，也吓了一跳。

但再堵车子也会慢慢前进，这里不强调工整、秩序，有野蛮生长的意味。

他似乎已了解这个国家的表象和背后的逻辑。

仿制药业也是一样，突破规则，最终使印度成为“世界药房”。

在德里市中心的康诺特广场，陆勇推开这家全国连锁药店的门，药店门脸小、纵深长，左右两侧是堆至天花板的药柜。

他很自然地问道，“店长在哪里？

”房间深处，店长尤努斯从电脑前抬头，对他露出微笑。

“我可给你介绍了不少中国客户。

”陆勇说。

仿制药如今成为中国游客在印度常买的特色商品，如药妆之于日本。

尤努斯的药店里，20%的抗癌药卖给了中国人。

为了更好地做生意，他随身带着学中文的书，微信里加了超过1500名好友。

GQ 摄影师希望能拍一张陆勇拿着药的照片。

他对尤努斯说，“拿一盒 Veenat。

”Veenat 盒子小巧，上面有黄色和绿色的条纹，并在显著位置印着公司的名字，Natco。

“这个药我吃了七年。

”陆勇摩挲着 Veenat 的盒子。

Veenat 有副作用，吃完会呕吐，吐的都是和胶囊颜色一样的绿水。

他反复实践，才找到了与这种药和谐相处的办法：在吃饭中间吃药，如果感觉要呕吐，就赶紧喝上一瓶可乐。

镜头中，陆勇面色苍白，有些浮肿，两颊有几块色素沉淀，这是药物留下的痕迹。

拍完了照片，陆勇并没有提及 Cyno。

隔了一天，我再次来到药店，把 Imacy 的照片给尤努斯看，问他是否有这种药。

尤努斯否认了。

“我个人建议，如果你要买，就买 Natco 的药。

”尤努斯说。

我问他是否知道 Cyno 公司。

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决定是否要告诉我，最终他说，“我知道，但那是家坏公司（bad company）。

”在印度我去过的五家隶属于不同公司的药店中，没有一家出售 Cyno 的任何药品。

中国患者购买的唯一方式，是通过邮箱订购。

Cyno有中文官网，只列了两种药品，治疗肺癌的吉非替尼和治疗慢粒白血病的伊马替尼（品牌名为 Imacy ）。

“在线订购”一栏，用黑色粗体标注了邮箱。

我发去邮件，很快收到了一封标注着详细价目表、汇款方式和邮寄流程的回复。

一盒 Cyno 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 Imacy 定价为65美元，即约448元。

如果买20盒，那么每盒的花销可降至约202元。

购买的过程有些过于简单，对方甚至没有要求我出示处方，而药盒内，还有中文说明书。

邮件里还特别指出，汇款的银行信息有效期只有一个星期，下次订购需再次发信询问。

印度市面上，一盒 Natco 生产的 Veenat 标价8496卢比，约905元。

一位从事十多年代购的印度人说，经销商给出的 Veenat 价格会在600到800元之间，“但是从来没有低于过600。

”“它（Cyno）在印度市场上是没有的，”陆勇说。

坐在古尔冈一处高档公寓内，他主动提到了这个问题，神态轻松，泡上一壶清茶。

“它只对国外出口，”陆勇说，只有通过与Cyno公司邮件联系才能买到，这样价格透明，杜绝假货，“想买假的都买不到，根本就没有。

” 陆勇对自己的医药知识很自信，会对一个问题迅速抛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发出嘿嘿的笑声，好像在对回答表示认可。

他言语中常见医药行业的专有名词，对药监局新政如数家珍。

尽管病情早已平缓，对药业的关注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这间公寓也是与他合作的丝绸之路旅行社租住的地方。

去年，这家旅行社找到他，希望和他一起开发来印度的医疗旅游项目。

陆勇负责国内的宣传和报名，他的影响力超出了慢粒群体，丝绸之路的跨境医疗主要面向丙肝患者，而许多人正是冲着陆勇的名字来的。

有的患者打了电话还不放心，一定要见到他，“看到我了以后他才放心地交钱，”陆勇很骄傲。

患病之前，陆勇一度对生活有挫败之感，第一段婚姻失败，事业没太大成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

药案引起轰动，意外地成为他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2015年，他曾出席在清华举行的药事法研讨会，从患者的角度谈高药价之苦。

同样出席研讨会的慢粒患者王忠良在会上说，陆勇给大家的不是威望，他是作为一个英雄存在的。

有人敢去抗争，有人敢去公开了。

包括央视《面对面》、《今日说法》等节目都报道了陆勇案。

陆勇取保候审期间，一直在家接待记者，买了100双鞋套，很快就不够用了，只得又买了50双。

陆勇案正好发生在医改加速的变革时期。

2015年之后，国外新药的审批流程缩短；食药监总局发文，要求中国仿制药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生物一致性评价，这意味着国产仿制药的质量将得到保证。

一系列政策出台，他的名字也不断被提及。

令陆勇得救、违法又因之成名的格列卫，已经被多个省市纳入医保。

━━━━━更复杂的故事这次来印度，陆勇时间比较宽裕，去了一趟宗教圣地瓦拉纳西。

行舟恒河，他看见岸边正进行火化仪式，一具包裹着金盏花的尸体被架在木头上，大火熊熊燃烧。

一群少年潜在岸边，等待从骨灰中淘捡首饰，更多的人在河里沐浴、洗衣，生死相邻，平静无扰。

印度人期盼来生的哲学唯有欣赏，对中国人而言，现世为重。

34岁那年，陆勇收到慢粒白血病的诊断书时，问医生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还能活多久？

为了活下去，他寻找所有的可能性，联系国外的骨髓库配对，吃过九年中药。

格列卫是目前一个癌症患者所能期盼的最优解。

为了供他吃药，2005年，父亲在去联系业务的路上出了车祸，经抢救无效去世。

事发突然，没有留下一句话。

“如果不是我生病，他也用不着再出去工作。

”陆勇说。

药使他生，也令他悔。

他终生需要这种药。

唯一一次断药，是在沅江市看守所，警察忘记送过来，他停了7天，又开始想那个问过医生的问题。

沅江市检察院最终决定不起诉陆勇，认定他没有从格列卫仿制药上获利，且买银行卡的行为“显著轻微”。

在近年来数百起代购进口药案件中，陆勇是唯一一个没有获罪的。

2015年，浙江金华市人大代表胡芳还根据陆勇案写了议案。

陆勇成为了媒体口中的“药侠”，他喜欢这个称号，并把它用作了微信名。

读了《印度药神》的剧本后，陆勇对其中的人物形象不太满意。

剧本里，他成了一个想要赚钱的药贩子，后来良心发现去帮助患者。

制片人和他解释，除了审查原因，就是如果实写，人物比较平顺，不太容易升华。

陆勇和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估计，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将迎来药案之后的又一次媒体曝光。

届时他一定会解释自己的清白，“我确实不太能接受，因为这样的话跟我形象还是有差异的。

”他觉得自己的故事比《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还要复杂，《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主人公后来只是受到供药限制，而他自己还经历了司法流程，“要判我，抓我过去，要起诉我，然后峰回路转，最后什么事也没有。

”2014年，刘正琛就从媒体上知道了陆勇。

他是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多年慢粒患者。

2002年，陆勇患病的第二天，曾给刘正琛发过一封邮件，希望了解他的治疗过程。

但刘正琛真正注意到陆勇的名字，是在12年后的新闻上；他注意的焦点，不是对代购仿制药的无罪化讨论，而是那个叫做 Cyno 的药企。

刘正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药企。

他找病友要来了一盒 Cyno 生产的 Imacy，当时里面连说明书都没有。

“这个就有点像三无产品了，”刘正琛说。

他又给在世界癌症大会上认识的印度医生哈瑞• 梅农（Hari Menon）写了封邮件，问他是否知道这家药企。

梅农医生回信，“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家药企。

”在新阳光内部会上，刘正琛对病友说，不要吃 Cyno 的药。

但 Cyno 初进中国市场时，与 Natco 的药捆绑销售，并请了陆勇做宣传。

刘正琛又告诉病友，如果买回来是两种药，就把 Cyno 的扔了。

“没有没有，”采访时，陆勇立即否认 Cyno 有过宣传，“想要药的跟它联系（就行）。

”我提出有患者看到过宣传活动，他又改了口，“Cyno 刚开始的时候来过，就是刚开始它这个要上市，来宣传过的，我帮它组织的病友”，“它的目的很明显，想通过我的影响力帮它推广。

” 2011年，Cyno 在杭州、苏州、成都和无锡举办过四场推广会，陆勇帮忙组织、站台，正式将 Cyno 介绍给患者。

杭州的推广会上，还请了一位浙江中医院的医生过来讲座，出场费2000元。

根据 drugsupdate 网站，印度生产格列卫仿制药的药企除了 Natco 之外，还有7家，包括 Sun、Lupin 等印度排名前十的药企，价格都与 Natco 相仿。

陆勇说，只推荐 Cyno 的原因很简单，“因为 Cyno 的药最好”，用的是改进后的贝塔晶型。

他看过 Cyno 提供的原料单，也看过生产许可证，“其他的药我不是太清楚……但Natco的胶囊肯定不是贝塔晶型，它肯定是（第一代）阿尔法晶型的。

”在德里市东南角“无国界医生”的办公室内，我见到了夏利（Shailly Gupta），向她请教如何辨别一家印度药企是否合规。

“很难，”她皱起了眉头，这种疑虑的表情，我在后来求证过的所有印度人脸上都见过。

夏利解释，印度有些药品的审核是在邦一级政府完成的，药企也可能委托某个生产机构生产，并没有统一的渠道去核实所有信息。

她联系了 Natco 的人，唯一确定的，是 Natco 的格列卫仿制药也是贝塔晶型。

“没有办法，”尤努斯耸了耸肩。

作为药店店长，他给不出什么辨别真假药品的建议。

印度药品市场监管松散，据《印度时报》报道，2014年印度生产的药中25%为假药，假药市场规模在2017年将达到100亿美金，目前还未有权威的药品核实体系。

假药可以做到包装逼真，且含有一定有效成分，患者唯一能做的是，“去正规的药店买，”尤努斯说。

4月份，我联系到了给刘正琛发过邮件的梅农医生，他曾在著名的塔塔纪念医院工作过12年，如今是班加罗尔 Cytecare 癌症中心的资深顾问。

他向我证实了刘正琛的说法，“我在印度治疗过数千名慢粒患者，但我从未听说过这家药企。

”印度药监局（Central Drugs Standard Control Organization）是位于德里市中心的一座白色建筑，在康诺特广场东边。

这里不见游人，很安静，穿着西装的男人们有序进出。

在多次写邮件没有回复后，我试图以患者朋友的身份来这里碰碰运气，一位在药监局工作过6年的男人答应帮忙。

他打开药监局的网站查了一会儿，又重复了一遍过程，抬起头对我说，“我没找到这家药企。

这看起来有点可疑。

”━━━━━英雄还是商人？

Suraj Mal Vihar 是德里东北部的一处居民区，里面多为独栋三层小楼，门口停放着私家汽车。

工作日的午后，小区内很安静，装修的人家偶尔传出几声敲敲打打的声音。

Cyno 在邮件中标注的公司地址，在小区中央的市场内。

一栋三层的黄色建筑出现在眼前，墙面涂料大片剥落，露出底下的黑色材料。

商户门窗紧闭，大幅的广告牌上随处可见涂鸦，一幅广告牌歪斜，摇摇欲坠。

门厅的走廊上，有印度街头常见的体型瘦长的野狗穿过。

一个裁缝在院子里架起缝纫机，咯吱咯吱地踩着，他的妻子于一旁帮忙裁剪，他们是这个市场上仅见的商人。

Cyno 的地址在建筑的二楼，门框边上挂了几枝黄花，一只监视器在门上方亮着。

无论是建筑入口还是门口，都没有关于 Cyno 公司的任何标志。

附近一家玩具店的主人是小区居民，在这里生活多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里有叫 Cyno 的公司，”他告诉我。

热心的店主用谷歌搜索了一下，说 Cyno 的地址应该在 Preet Vihar。

Cyno 另一处公开地址，也是它印在药盒上、标注在谷歌地图上的地址，位于地铁站 Preet Vihar 附近的一栋棕红色建筑内。

从左侧的楼梯上去，到三楼，可看见一个挂着“Gukka Pharmaceuticals ”牌子的大门，里面有工作人员走动的声音。

Gukka 和 Cyno 两家公司同属于印度人桑杰，Gukka生产普药，Cyno生产抗癌药。

陆勇与桑杰是不错的朋友，每次到印度都会见面。

他一早就告诉我，印度药企的办公室都很小，“不像我们中国喜欢空间大的。

”Cyno 并不是第一家陆勇寻求帮助的印度药企。

2006年1月，陆勇第一次来到印度，是为和了Natco公司的老板见面，希望对方能够把药卖到中国，并且把价格降下来。

在孟买的酒店里，陆勇和 Natco 的老板及国际部负责人吃了一顿午饭，之后聊了一个多小时。

他告诉对方，中国慢粒患者超过百万。

“实际上慢粒患者是没有一百万的。

他（Natco老板）觉得非常开心，因为中国的患者（数量多），他开心得不得了。

”陆勇一笑，将其视作聪明的变通术。

“这个资料不是我搜集的，”陆勇又说，是同行的红十字基金会志愿者提供的数据。

时隔两月，陆勇再次去了 Natco 位于印度海德拉巴的总部，与对方又见了两次。

Natco 开始对中国市场产生兴趣，4月份来到中国，想了解市场是否真如陆勇所说的那样庞大。

他们去了卫生部和红十字基金会，陆勇在上海给他们引荐了自己的中医。

之后，Natco 与他再无联系。

“一方面我估计可能生病的人数也没有那么大，他觉得我们提供的信息不准确。

另一个方面，它的药也不能通过正常渠道顺利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是有专利的。

特别是他跟卫生部信息中心见过面以后，他们肯定拿到了这个信息，就不相信我们了。

”陆勇说，Natco 是上市公司，如果枉顾专利直接卖药到中国，麻烦就大了。

2011年后，陆勇开始推荐 Cyno 公司生产的药，而 Cyno 直接向中国患者卖药的。

陆勇又说，这是 Cyno 与 Natco 不同的商业模式。

“Natco 公司比较大……经销商可能是一千甁、几千瓶这样定的。

中国患者的话，每个患者跟他们联系，一个个的就很烦。

”Cyno 公司老板桑杰为人低调，在陆勇案引起密集关注的时期，仅在腾讯《焦点人物》中接受过一次电话采访。

他在电话里说，“我们公司各种执照齐全，请不要把我们的药当做假药。

”4月5日，我在 Preet Vihar 附近这栋棕红色的建筑里见到了桑杰。

他把采访地点定在 Gukka 楼下的会议室，门口没有标识，看上去和普通的居民房一样。

屋内家具简单，装饰纯白，没有任何文字。

桑杰是印度耆那教徒，身材高大，在四十度的天气里，他仍然穿一套剪裁得体的三件套西装，左胸口袋里插着叠好的手绢。

他谨慎而礼貌，从不详述一个问题，多以短句回答，然后露出一个标准的微笑，嘴角上扬，示意回答结束。

2004年，桑杰接到一个中国人的电话，对方想要一些抗癌药，他因此认识了陆勇。

当时 Cyno 是经销商，主要将药品销往日本，桑杰对中国市场的情况一无所知。

陆勇开始给他介绍一些中国客户，从他这里购买 Natco 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 Veenat。

2010年起，Cyno 告诉陆勇，自己也开始生产格列卫仿制药，Imacy 随后成为陆勇向中国慢粒患者介绍的主要药品。

公开资料中关于 Cyno 的介绍很少，官网简略，连公司成立时间也没有，首页五段英文中有两段是重复的。

据桑杰说，他1984年进入医药行业，1999年创建了 Cyno，如今公司能够生产400多种不同品牌的药，年生产100万粒，营业额五百万美元。

Cyno 主要做出口业务，75%的市场在日本，15%在中国。

两国的患者都是通过邮件直接向公司订购，公司把药物邮寄出去，“我们会在邮件里要求他们出示处方，”桑杰说。

桑杰估计，陆勇大概为他带来了几千位患者。

慢粒患者需终身服药，Cyno 现在每天收到约100封来自中国的邮件，大多数订购的是格列卫仿制药 Imacy。

印度制药业发达，桑杰说，印度有数千家药企，Cyno 大概能在印度排到前一千名。

“我不做任何宣传，”桑杰说，Cyno 的消费者是通过口口相传得来的，“我们只关注药品的质量。

”他对与云南药厂的合作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致，强调自己已经五十岁了，对已有的市场很满足，“我没那么急切（I am not desperate）。

”我问他能否在印度的市场上买到 Cyno 的药，桑杰表示，可以，唯一的问题是得等几天。

“在任何一家印度药店，这是可行的。

”事实上，Cyno 公司2011年在中国做过宣传，并将自己的药品与 Natco 公司的 Veenat 捆绑销售。

收到患者的订购邮件后，Cyno 并没有提出查看处方的要求。

在印度，药店中也无法购买到 Cyno 的药品。

陆勇案经媒体报道后，向公众普及了印度仿制药的概念。

大量新闻以及随后的法律决定、人大代表议案等构成相互印证的链条，让陆勇成为了所有信息的入口，公众对他的信任，也转移到对他所介绍的产品的信任上。

云南省工商联办公室主任柳树说，“我去过他们（Cyno ）公司，看过它的一些产品。

其他的资质，包括它的生产许可证，这些我们没有看过。

”“这个药是陆勇给咱们开辟的一个途径，又有新闻垫底，都是他的正面的声音，你说患者可能会不去选择吗？

有几个新患者会有理智去选择正规治疗？

”李毅达（化名）说，他是多年慢粒患者，也是2004年陆勇最早创建的慢粒 QQ 群中的一员。

媒体的关注点多在中国药价高上，但并没有注意过 Cyno 本身。

“其实是漏洞百出的一个表演，但是就有人相信。

”李毅达说，许多慢粒患者希望相信一个“横空出世的救世主”，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苦海。

他推测陆勇对 Cyno 的宣传，其中有经济原因，“一句很中肯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商人。

”但陆勇作为开拓者的角色深入人心。

“我不管他是卖假药，还是盈利了，还是没盈利，不管什么原因，他也是做了很多年，”王忠良说，他2012年患上慢粒，一度想过放弃治疗，是印度仿制药让他存下希望。

“他被抓进去了，关了130多天，最终陆勇事件作为新闻在央视一直滚动播出，他把我们这个疾病公诸于媒体、公诸于社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最后的质疑4月6日，陆勇在德里的南京饭店庆祝了自己49岁的生日。

距患上癌症已经过去了15年，他身体康健，喝了一大杯红酒。

月底与桑杰的会面后，他在印度一个多月的行程圆满结束，回到家乡无锡。

印度刚刚进入热季，迎来摄氏45度的高温。

但无锡正是宜人的春天，有微风，街头宽大的树叶发出哗哗的声音。

一个茶室内，陆勇泡好了一壶功夫茶，两个月以来，我们的大多数谈话都伴随着茶氤氲翻滚的热气。

“他们对中国市场还是非常感兴趣的，”陆勇笑容满面，说双方初步商定，与云南方面合作的药厂投资规模约一个亿左右，Cyno 提出以技术和三百万人民币的投资占股一半，在中国生产仿制药。

“如果我们谈成功的话，一方面对中国这个仿制药的促进是一个好处，第二个方面降低药价，第三个方面的话，对我个人也有好处……如果建立一个药企，或者我参与，或者有股份的话，这肯定好说对不对。

”去印度之前，他就有此愿景。

我再次提到，在印度的药店里没有看到 Cyno 的药。

“有的，”陆勇突然改了说法，说 Cyno 公司曾给他发过一个视频，上面显示，药店的货架上有药在卖。

但他自己并没有去验证过。

“我已经跟它联系了，我怎么还能去药店买呢？

不可能的。

”陆勇一直微笑，语速依旧很快，没有任何被质疑冒犯的情绪。

他说，2008年时就看到过 Cyno 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这一说法后来改成2011年），还去过它位于索兰山区的药厂，“在悬崖上面下去的”，“下面大概有五层”。

Cyno 给他看过一份在日本做的检验报告，上面显示，100mg 送检药品的伊马替尼有效成分为100mg，质量合格。

“你能查到的，我也查过，”陆勇嘿嘿笑着，“我百分之百保证。

”这些材料都是 Cyno 方面提供的。

陆勇胸有成竹，说自己也做过药品检测，2015年时还查证过 Cyno 的生产许可证批号，“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他用了很多“绝对”，“据我了解他们绝对是有许可证的，没有许可证他们绝对不敢的。

”茶凉了，陆勇没喝，也没有再续。

“我只关心它的药好不好。

至于它的运作模式，是不是在印度销售，或者只是出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陆勇找出一份2011年私下在无锡大学做过的检测报告，分含量比较和质谱比较两个部分，从图表的峰面积显示，送检药品和对比药品的峰值几乎一致。

且这种检测“一天就可以做出来”。

“这不足以说明什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罗元明博士看过检测报告后说。

药物成分检测需要多次重复实验及多批次的样品，而且还需要用标品制作标准曲线，比较耗时，这个报告太简单，只是给出检测器显示的峰面积以及质谱TIC峰面积，还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2017年3月底，刘正琛将 Cyno 的仿制药与格列卫送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检验。

5月2日，他拿到了检验报告。

报告对比了两种规格的 Cyno 仿制药与格列卫，每100毫克仿制药的有效成分伊马替尼比例分别约为格列卫的55%和83%（注：该检测仅测试 Cyno 两个批次的药品，且其中一个批次生产日期较久，存在偏差可能，仅供参考）。

“这种病吧，它不是说你吃了不好短期内能呈现出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江倩医生说，“因为这种病如果不吃这类药也可以平均生存三五年，个别长的也有十年，药与药之间正副作用很难说。

”她曾发表过一份针对949名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服用原研药患者，服用仿制药的患者治疗反应较差。

而目前服用仿制药的患者可通过非正规途径获得药源，“疏于规范化管理”可能是重要原因。

陆勇出示了一份 Cyno 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和两份申请表格。

该生产许可由印度喜马偕尔邦颁发， 但上面标注的药品种类（other than those specified in Scehdule C,C(1) and (X)），并不涉及处方药范畴。

即便如此，喜马偕尔邦药监局的网站显示，该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为2010年3月25日到2015年3月24日，而Cyno2017年1月生产的药品上，仍沿用了这一批号。

桑杰另一家药企 Gukka 的生产许可证号，有效期也已于2015年到期。

这意味着，Imacy 不仅在专利和技术上是仿制品，没有得到中国市场的准入许可，它在印度的生产也是违规的。

“这个我不知道，”陆勇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印度的梅农医生表示，如果不具备正规的生产资质，最大的问题在于药品缺乏监管，从而无法保证每批次的品质。

我给桑杰发邮件询问，他再未回过我。

每天，陆勇的两部手机不停闪烁，都能收到将近十位病友托他买药的请求。

这些人从网上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说自己不懂汇款、不懂英文，网上写的流程也太复杂了。

陆勇颇有些怒其不争，“这些患者实际上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因为你这个病是长期服用的，你绝对不能依赖人家，”他说，“你买个手机都要花半天的时间看看它是不是好的，对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够随便看了十分钟以后，马上就说我搞不懂什么东西。

”━━━━━编辑：曾鸣采访、撰文：靳锦视觉：梁爽摄影：罗洋━━━━━以下内容转自知乎 作者：匿名用户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1326470/answer/186667657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由于报道本身具有较高的阅读门槛，希望诸位能够先耐心读完报道。

这篇报道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在讨论这篇报道作为新闻写作的意义之前，有更紧迫和需要大家关注的地方。

希望诸位不仅仅将这作为一个知乎回答，而是作为一件需要你彻底理解和帮助的社会议题来推动。

先说目前最迫切的现状，也可以说是推进此事的几大难点：1. 中国约有十万慢粒患者，陆勇所掌握的群大概覆盖一万人，也就是十分之一。

而他代购、主推的仿制药已经中科院证明有效成分远远小于原研药。

也就是说现在全中国十分之一的慢粒患者的生命控制在陆勇一个人手上。

而他在慢粒患者中已被封神，慢粒患者以及多数绝症患者圈子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圈子。

这些患者极其家属的普遍特点是：没有能力乃至精力独立辨别仿制药的质量，并进行跨国购买极度的绝望，在这种绝望下失去判断力，一点点希望都会视为救命稻草迫切需要一个英雄式的神话来拯救自己因此，作为“中国仿制药代购第一人”的陆勇，在慢粒患者的圈子里不仅垄断了仿制药的代购，且成为神话般不可动摇的权威存在。

在该报道出来之后，极少数知情患者也不敢公开提及、质疑、反对陆勇及其代购的仿制药。

而陆勇本人至今没有做出回应。

2. 陆勇是被媒体塑造的。

几年前他的故事被称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他被称为“药侠”，超过150家媒体报道过他。

于是，人大代表提案，云南省工商联找他合作。

宁浩监制、徐峥主演的以他为人物原型的电影《中国药神》即将上映。

在此过程中，媒体、政府、资本，没有一方对他进行过深入调查，没有一方对他代购的药进行全盘考察。

如今这篇报道无异于让媒体和各个利益方自掌耳光，当年参与制造这起神话的媒体，并没有跟进此事，导致这篇报道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这也使得这件事目前的后续推进困难重重。

3. “陆勇代购的不是正规仿制药吗？

”陆勇先后代购过两种药，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代购第一种、也就是印度Natco生产的Veenat时，是采取向对方寄款的方式。

但吃了七年后，他突然换成了Cyno公司生产的Imacy，不仅为它站台宣传，还网购银行卡让患者集资购买，陆勇正是因为网购银行卡才被捕的。

而现在，陆勇牵线Cyno和云南药厂合作，这个项目据称投资过亿。

而Cyno合规吗？

1. 作为药厂，直接向患者个人售药。

2. 收款银行信息一周一变。

3. 印度本土药房中买不到，药监局查不到。

4. 生产许可证不合规且过期。

5. 多位印度慢粒专家证实从未听过。

6. 报道中没提到的一点是，这事儿在慢粒圈根本不是秘密。

接下来，针对多数普通人对这件事以及这篇报道产生的错误认知，做一个回答：1. “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这不是一个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故事。

或者说，这是一个变种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故事。

多数人可能并不清楚陆勇这个故事的前因，并未仔细看完报道的全文。

也是因为这件事经过了多次反转，多数人还停留在最后这个反转的前面一个阶段，认为陆勇是在中国专利药价格昂贵的环境下代购更为便宜的印度仿制药的英雄。

并不是这样，所以请不要再将此事定性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2. “陆勇代购的是仿制药，你懂不懂仿制药和专利药的区别？

那不叫假药。

”专利药、仿制药以及陆勇代购的 Cyno公司的仿制药，是三种不同的东西。

参见报道原文：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

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

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为23500元一盒。

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

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

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实际上，在慢粒患者圈，通过代购印度生产的仿制药进行治疗，是非常普遍的情况。

在印度，仿制药也是一项非常大也相当成熟的产业。

具体到格列卫这种药，合法生产且有同等疗效的仿制药品牌非常多。

而陆勇代购的Cyno 公司生产的仿制药，在印度属于违规生产的不合法药物，其有效成分经检测远小于原研药。

也就是说，陆勇代购的是仿制药里的非法药品，的确就是假药。

3. “因为在中国购买专利药价格昂贵，有便宜的仿制药为什么不能买？

即便是假药。

”如第2点中说明，在印度，能够买到的正规合法的格列卫仿制药非常多，至少有十几家药厂生产，有的还是印度顶级药厂。

并且，报道中尚未来得及更新的一点信息是，通过与这些正规厂商进行谈判，如今中国的慢粒患者能通过代购买到的正规仿制药的价格也已降到250左右一盒。

陆勇代购的假药是200一盒，早已不具有价格优势。

但由于陆勇在代购格列卫仿制药这个领域的垄断地位，很多患者并不知情、也没有能力通过其他渠道购买正规便宜的仿制药。

4. “陆勇代购的药有效成分不足，但有一点效果是一点效果，总比买不起专利药等死要好吧？

”“如果能花200块吃到有效成分55%的药，不也很划算吗？

”结合第3点，患者完全可以有合法、安全、有效且同样便宜的仿制药选择。

而且，1. 陆勇一直宣称他所主张的药的有效成分与原研药的相似度高达99%以上，患者并不知道真实情况。

2. 有的批次有效成分是原研药的55%，有的是83%，所以患者是该吃两倍的药还是一倍半呢？

药能是这样加减乘除吗？

3. 乱吃药带来药效的不可控。

文章中已经提到江倩医生的报道，吃印仿药的患者后续监控很差，主要原因就是药的来源不明。

各位可以查查江倩医生在慢粒圈的地位，她是“慢粒一姐”。

然后终于可以说一下这篇报道就新闻写作而言的重大意义，并对新闻从业者提出一些质疑：在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现代，旁观这几年来，特稿或所谓调查报道的写作，越来越朝着“故事化”乃至“影像化”的方向发展，似乎一个选题是否能够被通过、一个新闻事件是否值得被写出，能不能成为“爆款”、能不能改编为影视剧，成了最被值得考量的依据。

新闻早已失去其正义性。

在陆勇代购仿制药，被神化、多次进入人大提案、被拍成电影的过程中，为什么全国150多家媒体没有一家进行深入调查？！

与《大兴安岭杀人事件》这样在报道过程中发生杀人案件便成功引发大量关注的调查报道相比，《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所做出的努力显然远远更加值得被关注，这是真正的对于事实如侦探般的调查，对于真相抽丝剥茧般的发现。

其中的艰险和勇气不仅超越了“记者”这一身份，也令调查报道这一类写作在如今的时代重新拥有（或还原了）它所能有的最高使命和价值。

纵观国内这十年来的非虚构写作，此篇报道可谓是一座里程碑。

因为它不仅是一篇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去完成的对事实的重新审视、对真相的再次发现的非虚构写作，它真正可能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

写作这篇报道的本身就是一部电影，中国版《聚焦》。

这是一篇真正考验新闻从业者的良知和选择的报道。

出于报道作者的职业素养，报道本可以写得更加“吸引眼球”，但《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仍然选择了理性、客观的视角呈现所有的证据，在写作手法上，并不像当下流行的非虚构写作那样充满戏剧性，这也导致报道显得非常温和。

报道出来后，诸多权威媒体的集体沉默使得这篇报道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

是的，这篇报道无法被改编成影视，甚至是《中国药神》目前最大的绊脚石；这篇报道也不够“好看”，不够“充满争议”，在故事性和写作手法上不能被当做非虚构写作喜闻乐见的热点进行讨论；由于此前其余媒体对陆勇进行的光辉塑造，新闻从业者也不敢自掌耳光。

然而它无愧于新闻和新闻从业者所能拥有的最高价值。

综上所述，《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这篇报道对于陆勇这位“英雄”的揭露，仅仅是一个战斗的开始。

至于它能够走多远，是否能够真正引发全社会的关注，是否能够真正挽救千万慢粒患者的生命，必须要靠你——一个不相干的普通人继续推动下去。

这篇回答写完，必然还有许多质疑和讨论，这不重要。

因为是否能够得到更多的力量对此事进行关注和跟进，哪怕是质疑、甚至是推翻，都会让事实更加清楚，让药的问题更加明白，这才是这篇回答的重点。

无论是批评还是赞同，在此我作为一个对此事略知一二的普通人，表示感谢。

这或许不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影评，因为我在这里探讨的，大概多数内容都与影片质量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在内地院线看过太多卿卿我我，或者打打杀杀的国产电影之后，突然出现这样一部与社会现实如此贴近，在叙事和制作上又如此成熟的一部华语片之后，真是让人如同久旱逢甘霖，不吐实在不快。

先讲一个故事。

两年前姨夫突然得了某种癌症，这让全家人大为惊吓，因为他之前是退役军官，虽说已经五十多岁，但身材保持得非常好，身体看起来也很硬朗，要说家里谁最不可能得病，我大概第一就会想到他。

可命运就是如此捉弄人，灾难顷刻之间从天而降，短短的几个月间，我眼看着姨妈一家为了给他看病、做手术和化疗，花进去一百多万，要知道在我们那样的一个十八线小城市，这相当于一套房子的价格。

当然，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手术之后，姨夫的病情算是基本稳定下来了，改在出院后回家静养，可是药却不能停，否则随时有复发的危险。

由于无力承担高额的药费，表弟开始托人从印度带药回来。

对此，我们家人开始也有些疑惑，“为什么从印度带药啊？

靠得住吗？

” “那里的药便宜，大家都这么做。

” “哦，原来是这样。

”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逐渐了解到，姨妈一家也只是成千上万倍受癌症折磨的中国家庭中，用印度药的其中一个。

其实面对这样的现实，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会去联想到“走私”或者“犯法”这样上纲上线的问题，更不会去问也不会去思考，为什么需要从印度来买便宜药，当然也不会去更为深入地剖析，这样的现状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利益纠葛和制度缺陷，他们只知道，需要用更便宜的药来救人，否则等待他们就会是家破人亡。

是的，他们对这一切早就习以为常，就像去香港抢进口奶粉，去欧洲抢LV一样，觉得这再正常不过了，“哪里便宜去哪里啊，这有什么啊？

”可是，为什么在我们这片土地，在这个号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却买不到呢？

是啊，我们从来都不会，也不懂去问为什么，我们已经习惯于逆来顺受，如果生活教给了我们什么事，那就是夹着尾巴做人，即便是涉及到自身的利益，也只能是忍气吞声，而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时不时施舍一些小恩小惠，我们就必须感恩戴德。

举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好像走在人行道上的行人，总是习惯于为身后按喇叭的电动车让路，从不会去想：这本来就是人行道，而且讲究先来后到，为什么要按喇叭还让我给你让路？

而这辆电动车呢，几秒之后又会被身后按喇叭的汽车超越。

这些被无理超越的人们，不但不会说不，而且还会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心里说：不让路难道被撞吗？

人家好心提醒你让路有错吗？

从来不会去想，这是另外一种强权，是一种依靠强权让弱者让位的最细微体现。

而我也是在出国之后才发现，你根本不用去面对后面滴滴的喇叭声，大小车的司机都会等你走开之后才会超车，这时候我才开始思考，在国内的那些遭遇究竟是不是应得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觉得《我不是药神》来的恰逢其时。

你可能会被片中的某些感人的场景所打动，甚至会热泪盈眶，但比起这些所谓的廉价煽情来，我认为这部电影最重要的功效还是开启了民智，让我们每个中国人开始去学着去思考，我们今天不假思索就早已习惯了的一切，究竟是不是理所应当？

有多少回我们是被自己的无知和盲目遮蔽了双眼，是在蛊惑心灵的偏激宣传中丧失了理智？

而造成这一切不公和苦难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当然，在当前中国的审查制度之下，只要电影涉及到“批判”二字，特别是制度性的批判，就决定了它的尺度是一定会有天花板的，那种没有遮掩一黑到底的揭露，在国产院线片里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关于这一点，每一个普通观众都应该明白，至于创作者就更是心知肚明了，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勇气可嘉”去挑战底线这回事。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明知道必须有一个“光伟正”结局的前提下，戴着脚镣跳舞的创作者们，在批判和揭露方面，在引发民众思考方面究竟能做到多少，又究竟能悄悄地夹带多少私货？

而不是去刻意点燃民族情绪，煽动人民内部矛盾。

所以，如何既能规避审查风险，又能体现创作者的良知，在这之间做到微妙的平衡，靠的绝不是莽撞的勇气，而是一种带点狡猾的智慧，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技术活儿。

其实，规避风险的做法，最近两年上映的国产片里，已有像「心迷宫」和「嘉年华」这样成功的先例，看到两部电影的片尾字幕或者画外音，懂得人自然是会心一笑，也不会去过分苛责出于无奈的创作者们。

可今年的另一部所谓揭露现实的影片「暴裂无声」的做法，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当然这部电影在叙事、拍摄和制作上都存在很多问题，但这并非是造成我反感的主要原因。

而最大的问题则是出在是影片的立意上，创作者剪刀一挥，将核心问题的本质全部隐去，最后留给观众的印象是：造成悲剧诞生的罪魁祸首，是作为矿主的资本家的贪婪，是作为律师的知识分子的虚伪，他们狼狈为奸一丘之貉才是这个社会人性堕落的根源。

好嘛，用一部电影，将社会问题的矛头直指资本家和知识分子这样的精英阶层，而对制度本身的缺陷，特别是管理层的不作为甚至是互相勾结视而不见，这种疯狂洗地转移视线、激起人民内部矛盾的做法，不是坏又是什么呢？

当然，「药神」的批评者们多半也是基于此，他们认为影片有混淆视听转移视线之嫌，特别是外国医药代表的猥琐形象，更是不得不让人怀疑，创作者将一切尖锐的问题都甩锅给了国外的厂商。

另外，联想到最近的中美贸易战中，美方指责中方侵权行为一事，这个电影则通过对印度药厂的同情，控诉了手握版权的国外厂商所架设的技术壁垒，以此侧面为中国的某些行为辩护。

再加上徐峥在影片上映前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往那方面引”。

似乎也说明影片的欲擒故纵的宣传策略：打着现实批判主义的幌子，实则做着唱赞歌的勾当。

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为国外医药公司辩护的，总结起来就是研发新药本来就是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他们能够研发出来本身就是对人类的贡献，而他们也不是慈善家，需要取得相应的回报用来投入更多的研发，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若所有人都用仿制药，会让先进的医药公司入不敷出最终破产，到时候损害的还是大家的利益。

其实对于这个观点，我想用片中的一个细节来说明，4000也是贵，40000还是贵，我们真正要关注的是，正版药在进入国内市场后，是如何在流通环节造成的大幅度涨价？

而不是把目光局限在外国医药公司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因为医药公司的定价和患者拿到手的定价之间的差距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关于这个问题，我后来在豆瓣上做了一个小调查：“看完之后，有多少朋友觉得电影是在刻意混淆视听，将锅全甩在医药企业身上，而没有感受到对制度本身的批判？

”毕竟有了前边对「暴裂无声」的质疑，这一点会让我对影片的评价有很大影响，而从调查结果来看，大多数人还是能够感受到影片对于制度本身的批判，那么只是从这一个结果来看，我们还是必须给予正面的评价。

换句话说，尽管仍然有很多不彻底的遗憾，但不应当对前半部分的真诚视而不见。

至于这是不是一个宣传的噱头，我倒是觉得完全不重要，在这个为了票房不顾一切的营销时代，我们更应当擦亮双眼，将宣传和影片本身分开来看，毕竟若干年过去之后，作为一个普通的影迷，谁还记得影片当时上映时的策略，还记得主创说过哪些让人反感的话吗？

所以，我无意去揣测主创背后的心机，而是只关心影片最后所呈现出来的样子。

而在我看来，当徐峥在法庭上那一番心平气和而感人肺腑的陈词之后，这部电影就已经结束了，准确的来说，在那句：“我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之后，电影就已经结束了。

我更愿意把这句话看成是主创们的一个小trick——当徐峥说完这句话之后发生的一切，就都只是“希望”，在现阶段来看，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超现实”，也许这个希望永远都变不成现实。

看到这里，写到这里，我又忍不住要去感叹：如果没有审查，这个片子最终出来的效果又会是怎样呢？

又或者，没有审查之后，这样的故事也许就再也不会上演。

如果你活得够久，也许终将会等到这一天的到来吧，而在那之前，还是要坚持吃药，然后不断用徐峥那句话激励和告慰自己：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