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

首发于北京青年报10月25日星期五C6版 青影院及公众号“北青艺评”，地址首映于威尼斯地平线单元的《气球》，在平遥电影节收获广泛好评，许多影评人认为这是截止目前，万玛才旦最好的一部作品。

纵观万玛才旦主要作品的电影节路线，可以发现他是典型的东亚导演登录欧洲的路径：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走的是釜山-鹿特丹这条再经典不过的路线。

此后，万玛才旦两次入围上海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寻找智美更登》和《五彩神箭》各有获奖。

而最近的三部影片《塔洛》、《撞死了一只羊》和《气球》均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地平线单元，其中《撞死了一只羊》获得最佳剧本奖。

这三部影片的电影节路线“上了一个层次”，最主要的是威尼斯-釜山这条线，可谓是亚洲知名导演的标准电影节路线。

相对于《撞死了一只羊》选择在次年的北京电影节做国内首映，《气球》则走出了如今已渐成气象的威尼斯-釜山-平遥路线。

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平遥国际影展三年来口碑上佳，在电影节“亚洲月”中的地位巩固；另一方面也有诸多发行、制片等其他因素的考量。

与《塔洛》《撞死了一只羊》相比，《气球》的风格堪称“突变”。

视听上的全新尝试，加上对女性处境的独特关照，使得该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是导演创作的一个新起点。

影片讲述青海藏区牧民达杰（金巴饰）一家的故事。

因为两个小儿子淘气，把卫生所发放的避孕套当做气球玩儿，使得不想再生孩子的妻子卓嘎（索朗旺姆饰）再度怀孕，而从上师到丈夫达杰、大儿子江洋，甚至卓嘎自己都认为这个未出生的孩子是刚刚去世的达杰的父亲的转世，卓嘎一度尝试堕胎，但终于还是被丈夫和大儿子劝阻。

另一条故事线则是卓嘎的妹妹，已经出家为尼的香曲卓玛（杨秀措饰）的故事，她来到自己的村里为整修寺院筹款，意外发现外甥的语文老师就是和她有过一段伤心往事的“前男友”，“前男友”还将她的故事写成了小说。

卓嘎烧掉了小说，并阻止了语文老师和妹妹见面……

当然电影要比上述剧透有趣得多，万玛才旦的作品一向以文学性强而著称，这种“文学性”并不是脱离视听而存在的玄妙概念，而恰恰是在出色的视听基础上，通过巧妙安排情节点和信息，产生了如文学作品般丰富与暧昧的意义，以及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的韵味。

这些固然是艺术电影必备的特质，但万玛才旦的作家身份使得他建构意义和韵味的方式更接近于文学的逻辑。

例如片中羊和人的有趣对应关系，影片一开始就是达杰去借种羊给自家母羊配种，并特地抓出了一只“两年没有产羔”的“没用的”母羊，准备卖掉去给上学的儿子做生活费；而苦于避孕的卓嘎则在女医生那里把丈夫比喻成种羊，而她恰恰想要的是“不再怀孕”，按照戏剧或者电影逻辑她当然一定会怀孕，但怀孕的意义却并不是如母羊怀孕那么简单。

这种复杂的对应关系和层次丰富的意蕴，正是影片文学性的体现。

《气球》实际上有着一个高度戏剧化的故事，女主角卓嘎面临的问题：一面是家庭经济条件有限，大儿子在县里上中学，两个小儿子又正是淘气年纪，加上公公去世，再生孩子经济、精力的压力都会很大；另一方面，这个未出生的孩子又“印证”了上师的预言，丈夫和大儿子更深信不疑。

这构成了一个阿斯哈·法哈蒂式的极端戏剧冲突，因为特定的宗教信仰（或民族习惯）而造成的两难选择。

之前，影片还用大儿子江洋被认为是他奶奶的转世这一细节来铺陈，加上卓嘎本人试图避孕的尝试，因此在医院里达杰和江洋恳求卓嘎不要堕胎的时刻，情感冲击和戏剧性既强烈又可信。

如果影片就在此刻结束，则堪称一个法哈蒂乃至达内兄弟式的“关键时刻”，事实上这个冲突可以拍得很“抓马”，但是万玛才旦的处理却是十分轻灵的，把这个冲突放置在牧民家庭的日常、孩童淘气的细节，以及出家妹妹的情感纠葛中，并加上了颇为余韵悠长的“尾声”，显示出导演的独特风格。

《气球》的另一个突破之处则在于对女性的关注。

女主角卓嘎对自己生育权中“不生育权”的主张，是万玛才旦此前的作品，乃至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中比较少见的，是相当女性主义的议题。

尽管这种主张更多地被统合在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原因的考量下，但我们仍能看到卓嘎本人的某种（并不彻底的）觉醒。

然而，卓嘎对待妹妹及其“前男友”的方式，又是另一种压抑性的力量。

她把那本小说丢进火中，并用谎言阻止了语文老师和妹妹的见面，不论是为了消除误会还是为了再续前缘都因此不再可能。

这让她在某种意义上又扮演了一个内化了男权逻辑的压迫者角色。

这样的人物写得相当之高级，令人想起谢飞导演在《香魂女》中塑造的香二嫂：同样是被压迫和压迫者的一体两面，同样是有关欲望和生育的女性议题。

这种变化是如此明显，使得《气球》比万玛才旦之前的作品都更加容易与观众共情。

此外，影片在视听体系上也有所改变。

万玛才旦第一次在影片中使用以手持长镜头为主的摄影风格，同时对有大量弱光环境下的场景，有着极为精细的把握，与《塔洛》的黑白固定长镜头，以及《撞死了一只羊》中油彩式的画意摄影都有相当大的区别。

导演在映后问答中谈到，他想通过这种视觉上的设计来传达片中所有人物的不安情绪，以区别于固定长镜头带来的压抑感觉。

手持长镜头带来的效果是更加写实和对时空统一性的更好再现，比如片中给羊配种的段落，水沟两边吵架的段落，以及在市场买气球的段落都完成得相当出色。

而更强调人与环境或风景关系的段落，如奔丧和送葬两场戏，导演对低照度下光线的精确捕捉则令人赞叹。

当然，一定要提到的还有片中“火中取书”那场戏，扮演尼姑香曲卓玛的杨秀措确实是真的把手伸进了火中抓出了那本烧掉一半的小说，并因此烧伤，这是堪比朱丽叶·比诺什在《蓝色》中用手划墙那场戏的“献身式”表演。

手持长镜头的视听体系也因为这场戏而得以成立，并变得十分必要，这也是影片的高光时刻，它具有着十分珍贵的，穿透银幕抵达真实世界的力量。

我从电影院出来才明白了为什么《气球》宣发和排片都那么少。

因为坐在银幕前我就失去了快乐，出来之后就更郁闷了，显然这部电影不适合大部分观众只是买票图个乐的市场，还是不要效仿《地球最后的夜晚》那样夸张宣发了，对电影的口碑也是好事（讲真，《地球最后的夜晚》当天的评分跳水我真觉得有些过分，虽然叙事线我当时在影院也没看懂，但看不懂叙事线，观众至少也要给毕赣这种调性买个账吧……人家就没想过拍什么甜甜的恋爱片，野柚子那样的谜一般的女人她不香吗？

梦境、真实与回忆的纠缠它不吸引人吗？

烟花一样短暂的爱情它不适合跨年看吗？

）。

Your body is a battle field《气球》涉及的生育主题倒让我想到2019年另外一部电影《地久天长》。

我记得当时也是一个人看的《地久天长》，看完出来在Burger King买了一份鸡块，但觉得热乎乎的鸡块也不香了，也不坐车，就慢吞吞地发着呆走回学校。

我这场《气球》是工作日日场，本来就没满10个观众，影片结束，我们都知道没有彩蛋的，但直到银幕上红色的演职员名单都滚动到底，没有一个观众决定动的样子。

不过也说不出，气氛算是沉重还是无聊，我做了第一个站起来离开的人，顺便回头看了一眼后排的两个男生——他们看上去比我年纪大的样子（从发际线判断），也不知道他们看懂这份窒息了没有。

我感觉也不难懂吧，至少比掌握另一门语言要简单多了。

为什么说简单，是因为它里面的象征很好看懂。

比如种羊一开始就被妻子开玩笑比作丈夫，而妻子也在那只因为连续两年不产羊羔的母羊身上投射了自己的形象，她因为潜意识里焦虑自己再度怀孕，所以梦到家中的这只母羊生下了小羊羔（但是如果它生了小羊，就可以不被卖掉，自己如果怀孕，则可能要成为堕胎手术台上待宰的羊了），大儿子江洋也将那只母羊视为母亲的象征，在失去三个家庭成员后，陪父亲卖完羊他精神恍惚，后来拿着父亲给的卖羊所得的学费，说自己不愿意继续上学了。

全片充满着生育的氛围（或者用毫不文学的方法，转用科学的术语说“生殖的氛围”），生育是神圣的同时自然也是神秘的。

牧民盼望着羊群的生育，赞美生育。

生育意味着财富的增长，生活的繁荣，所以达杰去好友家中借来了“厉害的种羊”，老父亲看了连连称赞“这种羊看起来就厉害”，好友夸口说这是花大价钱买的自然不可能不厉害。

所以达杰要把生育力下降的母羊捉出来卖掉给儿子交新学期的学费。

而当约定的期限到了，达杰要将种羊归还好友时，满脸惆怅地盯着在院子里静静站着的公羊，似乎在遗憾不能再多留它几天。

人对生育却抱有复杂的态度。

孩子对它完全不了解，把避免生育的避孕套认成气球，吹起来玩，大人看到了之后仿佛受了奇耻大辱，两者所处的语境完全不同，大人在这里被儿童无心戳破了语境的屏障，被扇了耳光一般要找别的大人拼命。

女人面对它如同面对自身的缺陷和秘密，要把避孕套藏起来，要遮遮掩掩地只对信任的女医生说自己要做结扎手术，怀孕之后，像罪人一般对丈夫说“我怀孕了”。

男人不懂生育的意义，什么意外怀孕，什么超生，什么养儿教育费，什么优生优育，头一热说“孩子生下来你不要管，我来养”并且在妻子问“你拿什么交罚款”时扇了她一个耳光。

科学对生育的解释则目空一切，电视上的纪录片赞美“试管婴儿”这一生命科学的重大突破，卫生院的男医生笑着说“女人的病我也能看”，卫生院的标语“优生优育”是国家政策。

宗教信仰则视生育为神的旨意，喇嘛说亡灵通过孕妇的身体重新回到生前的家庭，尼姑说怀孕是前世深厚积缘如果拿掉孩子，会成为罪孽深重之人。

“生育”的意象除了羊之外，还有片名“气球”。

电影海报的中心是妻子的侧身，她侧身抱着一只红色的硕大气球（红色也象征着生育，这在《使女的故事》里也有表现）。

气球的红色和她上衣的红色融为一体，像是隆起的腹部。

海报下方的丈夫跨在摩托车上，一脸的“男性困境”的彷徨两难神情，看上去就像妻子站在了他的后座上。

妻子因为羞惭而沉默，丈夫因为迷茫而苦恼，两人都不知道将要往哪里去，而这个沉默被动的女人（虽然在图片中她处于更为神圣的高位）显然在等着他决定方向。

两人不知往哪个方向去，是因为妻子怀里那只她拿得不情不愿的红色气球。

“气球”——全片最重要的象征，它是达杰家两个幼子心心念念的玩具，也是那个被孩子当作气球吹起来去换了哨子的避孕套，也是在避孕套失踪后妻子“意外”怀孕后（即将日益鼓起）的腹部。

“气球”本身也是欲望的容器，孩子的欲望就是即时满足的童年快乐，转眼间就可以换成小伙伴的哨子，大人的欲望则是肉欲、生育、生存、信仰，如果象征生育控制的“气球”兜住了肉欲，那么就不会有超生的负担，家庭生计就可以相对容易地维持下去，“但“气球”没有兜住肉欲，妻子的身体就变成了另一个“气球”，承载丈夫并不能负责的肉欲，承载家庭会不会超生的责任，也成为家中刚去世老人转生再次为人的容器，它是家人团聚的通道（我想起了初中时看过的珍妮特·温森特《灯塔守望》里看到过的句子，女主人公Silver意识到自己在成为人之前，是经过了漫长的跋涉，在母亲的帮助下，“穿过了母亲的身体这一通道”来到了世上。

我那时看到这个句子觉得美丽得不可方物又万分艰难，现在想来应该是年纪小，不知道它描述的是一种属于女性的复杂的“生育的体验”，还有女儿共情母亲的经验带来的依恋、传承感与挣脱命运的勇气，现在我是懂了，非常想挣脱这种命运）。

气球所承载的欲望，则因丈夫总是忘记给两个年幼的孩子买气球被串联起来，如果他记得给孩子买气球，那么孩子就不会偷拿父母的避孕套吹气球玩，那么避孕套就不会用完，妻子也就不会意外怀孕。

妻子就不用置身于复杂的“力的争夺”之中。

在这部以男性为主的影片里，妻子一开始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已经有三个孩子的她安宁而自足，但随着剧情推进，她开始被推到影片的中心，只因她的身体因为她怀孕成为力的争夺场。

女性身体被争夺则在开始就埋下伏笔：妻子骑摩托车去卫生院找医生说自己要结扎。

这个决定很难说是她自己的意志，而是多个主体意志妥协的产物，丈夫有不能拒绝性的要求（这里没有提妻子是不是有性欲，她是保守的、顺从的），国家有计划生育的要求，她则是为整个家庭的生计考虑（养孩子要钱，生孩子要罚钱），甚至孩子贪玩要偷走避孕套她也拦不了。

而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之后，她发现这种对她身体的争夺变得空前激烈起来。

家中老人刚刚去世，她怀孕被视为喇嘛的预言成真，丈夫不可拒绝的性要求变成了不可拒绝的孝道要求，而出家的妹妹作为信仰的又一代言人给她施加心灵上的重责，卫生院的女医生劝她趁早拿掉孩子，后又托人来催她及时做堕胎手术（女医生这个角色也有复杂的象征意义，她身具“科学”、“国家”、“女性“几种要素，她对片中妻子的规劝，不能说是完全旁观的，而是有亲身经验的，她知道生育对女性来说是一种重负，所以会偷偷给女人避孕套，同时又会严格执行堕胎手术——长痛不如短痛，但她是不是认为国家对超生妇女实行严格的堕胎，是一种对女性身体的暴力，我们看不出来）。

妻子对于生育的自我意志则很模糊，即使在女医生告诉她“我们女人不是生来就要生孩子的”后，她可能也没认同这一点，她还是回到了家里，像犯了罪似的跟丈夫说：“我怀孕了。

”这是一种归罪女性身体的思维方式带来的自责（跟指责性侵受害者穿着暴露过于性感、指责美貌女人是红颜祸水、指责女的只会败家花钱等是一样的，你怀不了孕是你这块地没有肥力，你老怀孕是你没控制好自己的身体给家里添麻烦，怀和不怀都不行，怀了也不是你的功劳，是种子生命力顽强，即男人身体好）。

今天正好又看到有博主抖机灵说，金庸的小说在现在的人看来根本不行，像《神雕侠侣》的主角杨过竟然被戴绿帽子（@纽太普），这一“戴绿帽子”带有惋惜、调侃意味，但是隐去了真正的受害者小龙女，仿佛杨过变成了受害者一般。

而在电影《二十二》中，幸存的老人们口述，自己要面临多种愧疚，第一种最深的愧疚就是对丈夫的愧疚，仿佛丈夫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妻子被玷污的身体使丈夫蒙受比被玷污还要难以承受的耻辱（且不说“玷污”这个词也听起来有多奇怪吧）。

对女性身体的耻化和罪化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思维方式。

看到妻子行尸走肉般走进屋里坐下，对妹妹重复“我怀孕了”，我的眼泪抢先在她的哭声之前流了下来（可能是因为下午很困，神经的控制能力不是很灵敏，老实说，我昨天下午真有些晕乎乎的）。

她坐在那里，她的身体已经变成一个残酷的战场了，而我们知道，无论赢家是谁，女性的身体都会出现一个流血的伤口。

如果我们再批判一点，我们大可以把各种力对女性身体的争夺，看作对女性身体的“异化”。

妇女生育如果被置于“计划生育”的语境中，我们就能看到医疗科学、优生学、节育技术和国家法律对女性身体的异化。

首先它将少生孩子与优生优育挂钩，医学进步带来社会进步，优生是为整个社会在做贡献，再者，它又将私人层面的决策放置到集体领域，这是全社会需要遵循的对社会来说最好的选择，其次，按照法律法规来处理超生行为，比如缴纳罚款，或者直接堕胎作为避孕失败的补救（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堕胎”在国内没有在西方那样被赋予“妇女解放”的意味，因为我们的堕胎拥有一段强势的作为国家政策的历史，它是作为一种终极节育手段被用于计划生育的，不是妇女作为争夺自己身体的支配权的斗争手段、斗争目标存在的），最后它表现为各种技术对女性身体的改造，比如在子宫内部置入节育环、输卵管结扎等。

而这些异化最后都会在身体和心理层面留下创伤。

《地久天长》就讨论了这种因为计划生育的政策、技术，给女性以及她的家庭造成的身心痛苦，但那部电影重在刻画它们对失独家庭带来的折磨，妻子、丈夫、被收养的孩子的痛苦的分化程度是很低的，而最后电影也给予了一个大团圆的叙事，故事在养子承诺带女友回家的电话中结束，又将家庭带回新的生育的轮回（而显然，里面的女朋友作为未来的生育承担者，其愿望和父母、男友的愿望又是没有分化的），也完成了创伤的治愈（实际上很难说治愈了）。

而在《气球》中，除了来自这些力量的异化，还有宗教信仰和家庭本身对女性身体的异化，这两种力量的异化就来得历史悠久了。

宗教不会鼓励少生，它只会鼓励生育，它隐藏在“就是如此”的真理之下让女人接受自己的怀孕生产，而在藏地信仰之中，又增添了转世轮回一说，既然女人可以通过生下家中亡者的转生，来实现全家的再次团圆，那么，女性的身体又被亲情、孝道的责任所异化。

而家庭的异化，只要你出生在东亚，你就懂得这种香火文化、繁殖欲望的阴森，前段时间被婆家打死的22岁智力有缺陷的女孩，就完全体现了这种异化的恐怖之处。

感受到自己身体上这么多力量的猛烈撕扯，女主角对妹妹说：“我现在觉得你出家了挺好的，我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像你这样出家，就能断绝所有尘世间的烦恼了。

”这是她唯一一次清晰地表述出自己的意愿，却表现出一种断绝一切的后撤姿态。

我很同意豆瓣《气球》短评里的一句话“女人退无可退”，只能断绝和尘世一切的联系，以“出家人”的姿态生活。

我认为这和男人后撤的姿态是不同的，男人后撤是因为无法得到世俗许诺给男人的成功，来自被拒绝，而女人后撤是因为她要逃离各种苦难，她的后撤来自被伤害也是自保的需求（当然，其实应该抛弃女性=受害者的看法）。

我倾向于认为这片子有两个女主人公，另一位是妹妹。

尼姑的故事与姐姐相比有些神秘，她也承担了这片子很大一部分的“闷”：初次出场后的接近十分钟里，出家人的正脸都没有出现——导演呈现的不是背影就是僧帽巨大的帽檐，而出家人只是躲在红色的僧袍、僧帽之下，发出怯怯的声音。

这样的拍摄手法是很闷的，无声的镜头追踪着她缓慢的行动，却始终不给正脸镜头（这也是一个提喻，我们倾向于把人的面孔等同于人，所以当正脸没有出现，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认识这人，甚至在她出场后十分钟都还不认识这人，简直逼得人没脾气），即使好不容易用相机对准了她的脸，她还是在靠着帽檐闪躲。

其实这段对准正面的镜头是以教师视角拍的，教师的目光搜寻着她的脸，或许想看出一别多年留下的痕迹，借以推断她这几年过得如何，但是尼姑的闪躲则是对这种询问的拒绝。

影片也确实没有过多地介绍尼姑的故事，只是观众可以简单地推测出，这两人曾经是恋人，而她因为他置身人生漩涡之中，“冲动”之下出家做了尼姑（其实也很难说是冲动，这词有种马后炮的意思，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谁都能说别人或之前的自己是“冲动”的，但在那情境之下，对于那人来说，几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项），他或许得意过，离开了这个县城，如今看上去却有几分失意，连带着对昔日起过激烈冲突的恋人感到愧疚（其实也很难说是什么激烈的冲突，我们都知道很多冲突都是单方面理解的，人有了这个理解之后又会单方面采取行动使之更像冲突，然后就带着误解老死不相往来了）。

多年之后他终于决定给尼姑一个他的版本的“解释”，于是他给了尼姑一本自己写的书。

看到这本书出现的时候我就带着点悲凉的幽默感，想笑：有些男人喜欢跟女人炫耀自己多有钱，有些男人喜欢给女人表演烽火戏诸侯，有些男人喜欢给女人看自己的游戏账号里高练度的人物与装备，有些男人喜欢给女人展示自己的才华和才华的产物——文章。

上次见到这种男人还是在《那不勒斯四部曲》，尼诺和尼诺的父亲都自诩为有才华的男人，尼诺的父亲以情人为素材和灵感写诗，写完诗出版诗集寄到情人家里，尼诺对父亲的行为不齿，但若干年后，随着他成为有才青年，他也开始喜欢给莱农和莉拉看自己写的政论文章，如果莱农和莉拉给出了犀利的意见，他就对她们失去热情。

这些男人们的偶像包袱真的特别重，又喜欢给事物下定义和解释，当他们给出解释的时候，实际上是要别人接受这个解释，如果遭到拒绝，他们就不能接受偶像包袱的重量，要软弱地跑路了。

与教师执意要给当年的冲突一个解释不同，尼姑对当年缄口不言，她的态度是退缩的，她从来都没有表达过自己对当年发生的事的看法，她隐居佛门的时候，昔日情人都已经把这段故事写成书公开发表了。

他独占了对他们的故事的解释权，仿佛寻求一个确证，现在又把这本书送给她，要她也接受自己的解释。

书的封面是一个世俗藏族女子的背影，她暗示着曾经的尼姑，也独占着对尼姑过往的解释。

所以我会说：“甚至女人以自己的身体经历的故事的叙事权也不是自己的。

”姐姐的身体作为她自己的身体却被消除了她的声音，而妹妹连在叙事上都是沉默的。

而往日的回忆再度给尼姑的身体留下创伤——为了拯救被姐姐扔进火塘的书，尼姑将手伸进火里取书，最后被烫伤，烫伤意味着过往记忆伤痕的再度揭露。

我承认这个这个镜头很动人，但你能感觉到火烫一般地痛。

最后连尼姑自己都接受了教师的解释，她请求姐姐把书还给自己，她想知道里面怎么说，或许当年他们之间真的存在误会，出家确实是自己冲动的决定。

在这个围绕男人的生活、欲望展开的故事里，两姐妹说话很少，很多时候身体的在场大于语言的在场。

而且她们之间的交流也很少，少有的几次，却揭示出两人微妙的关系，有一次是尼姑找被姐姐藏起来的书，却翻到了姐姐藏起来的避孕套，她不认识这个东西，问姐姐是什么，知道之后忙把东西放了回去，仿佛烫手，姐姐倒也不害羞，反而有了卫生院女医生的老练，作为世俗的女子，她自然比妹妹懂得更多（但姐姐在医生面前就很羞怯，这是对权威的羞怯），她也可以干涉妹妹的情感抉择。

而在下一次交流中，妹妹作为佛门中人，占据着对宗教的解释权，劝姐姐生下孩子，有人把这个解读为姐妹之间的角力，因为姐姐禁止妹妹与前男友联系，那么妹妹就拿神佛来强制姐姐生下并不想生的孩子。

解读成角力也罢，我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一种不自觉，当姐妹站在“我是为了你好”的立场上劝说彼此安于命运安排时，她们无意中也扮演了那股支配女性身体的力的角色，加入了这个战场，却没有看到战场本身并不想成为战场，战场本身在沉默中悲鸣。

作为战场的女性是否可以为自己的作战？

我想至少在这部片子里答案是肯定的，尽管女性宣誓对自己的身体的所有权的方式不那么明确和纯粹，还需要和其他企图支配自己的力量合作。

比如姐姐最终决定配合计生工作将孩子拿掉，面对发疯似的赶来、决定阻碍堕胎手术的丈夫和大儿子，她虽流了眼泪，但还是说了“不”。

在理解计生工作与妇女的关系时我们要避免一种绝对的、二元对立的眼光，除了被动接受制度的安排，以改造、损坏身体的方式达到节育的目的，妇女对节育政策的主动认同也能够被理解为积极的实践，因为强制节育真的为她们摆脱生育义务提供了逃跑的缝隙。

而在妹妹的例子中，宗教虽束缚了她再度向红尘追问未解的答案，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现在就是潜心向佛，别的也就不问了，更别提姐姐在烦恼的生育与家庭，出家人没有家庭的羁绊，而父权制家庭对于女性来说，是最难以摆脱的束缚，它把权力与世界上最亲密的情感关系结合在一起，迫使你不停地付出自我。

而且我认为，除开把自己作为一种力投入她人身体的争夺，女性也是可以帮助女性作战的，这在片尾表现得很明显，妹妹主动提出要带着姐姐去寺院住几天，告慰未能顺利转生在自己家的亡灵，也是净化姐姐的罪孽。

姐姐走的时候对家人依依不舍，她却催促姐姐快点上车离开。

在某首叫作《她决定离开》的外语歌里，妻子半夜醒来决定离开家庭，她在脑内排演了一切，连墙上的钥匙都已经拿下来，可她最终还是躺回了床上。

逃离的欲望是时时刻刻存在的，但是最终都还是留在了原来的地方，如果这时候有人在身边强行拉她们一把，或者只是提醒她们“你该走了”，她们也就真的离开了。

信仰/现实的冲突？

电影并没有交代姐姐的结局，她似乎想要走妹妹的老路出家为尼，但似乎又答应了孩子会回到家中。

她要么走向宗教，要么回归世俗。

宣发海报给观众提了一问：信仰和现实如何抉择？

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信仰和现实冲突，因为尼姑并非代表信仰，妻子也并非代表现实，生育的冲突也并非仅仅是现实的“不能生”和宗教道德的“必须生”的冲突。

就像之前的分析，信仰在这里与现实的关系是复杂的，它构成了藏区妇女生活的现实，它有好几个维度。

当它作为一种渗透进民间的习俗和观念，那么它就是现实的一部分，以家庭父权的形式强制女性生育，只不过是借由宗教的名义，加盖神圣的封印，表示家庭父权不可撼动。

而当它展现出宗教超越出世俗的维度，那么它象征着一种比家庭父权更为强制、比国家父权更为古老的父权统治形式，女性遁入宗教，在清规戒律里摆脱世俗的性缘关系给她们带来的支配，但她们延续着父权制下的生活（但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父权制不存在的地方吗）。

而当它展现出作为信仰的维度，我们又能理解它对于女性的救赎意义（我倾向于将宗教信仰理解为避免人类自戕的机制之一，它提供了一种世俗生活所不能提供的简约性，避免了人在复杂性中苦苦追寻答案不得而自毁），它将女性与他人复杂的利益情感关系斩断（很多时候这些关系只要求她付出的义务，而回馈的东西不多且随意），只留这么一个孤独的个体，让她能够终于听从自己的意愿生活。

我想万玛才旦在这部影片里加入的就是独特的藏人理解藏地宗教和生活的关系的视角。

它与外界的凝视与想象不同（我们大多数生活在高度世俗化的世界，对藏区的想象可能出于一种基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不是带着“落后的青藏高原地区”的误解就是带着“高贵的雪域野蛮人”的溢美，说起来日本版的海报就挺有这种凝视和想象的味道的，让人觉得这海报完全没有体现影片的中心思想），它说，藏区人民生活的现实就是部分地由宗教构成的，这里面除了有神圣的维度，还有非常生活化的维度。

影片里面有好几个超现实的情节来带动转场，但不同于我的心理预设，对于生活在高度世俗化社会的我来说，这些转场带来的并非一种浪漫的想象，而是一种温暖的感觉，它传递了藏区人对宗教的感知、感情，这些感知和感情是伴随着亲密关系、社会交往发展出来的，所以它有人味儿。

所以它讲的并不是一个现代与前现代冲突的故事，它表现了人的生活如何在这两个状态之间延续着，如何刮起小小的风暴，又如何没头没尾地平息，而除此之外它无疑地作了一次藏区女性主义的发声，我们可能将其视为受害者的悲鸣（无疑，这种感觉更为强烈），但它可能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逃离者的宣言、幸存者的叙述、觉醒者的反思。

反正片子很不错，听说很多地方已经下架了，在犹豫的朋友可以去电影院看看，小屏幕能够拷贝大银幕的内容，但是没法复制大银幕的氛围。

可能相比小屏幕，大银幕带给我们的体验更接近于本雅明所说的“仪式”，他讲这话的时候，指的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失去了“光晕”（某种接近宗教的膜拜价值），但是电影作为诞生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到现在在银幕上也有了“光晕”，而不仅仅是“震惊”。

在性教育极度匮乏、思想保守落后、佛教转世信仰盛行、女性自主意识低下、男性独权主导的背景之下，孩子把避孕套当气球玩、大人为此羞愧而互相指责对小孩教育不当、成年人羞于谈论性爱、老年人不懂不解鄙视现代避孕技术和无性生殖技术（试管婴儿），佛教的投胎转世思想夺取了女性的生殖自由，生孩子成为供老人投胎转世的孝道，丈夫却无法节制自己无底的性欲强迫妻子不要堕胎只为死去的父亲转世，不顾家庭的经济压力 妻子妹妹成为尼姑应该是因为和一个男人未婚有了孩子而又被男人抛弃不得已流了产，因而只有成为尼姑去赎罪。

这就是女人流产的最终命运。

影片从未诉说的误会应该是男人为了不让女孩成为自己家的生殖工具，就如姐姐一样，可这个误会始终没有解开，留作观众解读。

也很明显，妻子和妹妹的命运，作为女人的命运是如此的相似，就是一种家族生育工具，一种延续转世投胎思想的工具。

就如，母羊的命运，要么是生育工具，要么被自家屠宰吃肉或者被卖到屠宰场卖肉。

而公羊还是被作为珍宝般的存在，只为让更多的母羊生育。

片段-梦境1，弟弟从哥哥身上取下了那颗标志着奶奶转世的痣，已经表达了其实转世并不存在，很可能只是人的主观想象。

根本不存在投胎转世，只是人的一厢情愿和自我安慰。

可这并没有动摇他们生育为了死去的人转世这种思想。

影片在这里其实已经表达了一种质疑和讽刺了。

片段-梦境2。

大儿子在梦中梦见了爷爷，他去追爷爷，镜头一转在水面上的倒影看到了爷爷在念着经文往前走，而他在后面追寻着爷爷。

一瞬间镜头又反转回去，成了他自己本人。

联合这两场梦境，可以展现大儿子的内心特征。

他一方面其实不喜欢或者不信奉“转世投胎”这一说，他希望那个痣消失掉，可以被去掉。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成为了“他的爷爷”，从爷爷的倒影到他自己实体的转变，合二为一。

所以他在现实中又因为想念爷爷，而继承了爷爷“转世投胎”的传统思想，希望母亲生下孩子，让爷爷转世投胎。

这体现出他身上的矛盾感以及信念的冲突感。

结合影片，大儿子在上中学，而且可以看懂电视里讲的试管婴儿的新闻报道。

他象征着一种现代性，一种现代文明和科学文明。

所以在他的内心世界里其实存在着两种观念或者信念的冲突—传统的宗教观念和现代科学观念。

所以这两种信念在他的身上是一种矛盾式的体现。

这也是影片想要塑造的他的形象。

但是最终，他还是让母亲生下孩子。

这其实也意味着，现代文明无法抵挡传统宗教文明的洗礼，可见传统宗教文化的深刻性。

再次深化了母亲悲惨的不受控制的命运—因为连他有着现代科学思想的大儿子也无法理解她，让她掌控自己的命运。

影片丈夫送大儿子去上学，经过了文成公主的雕像，写着“古道流芳”。

文成公主，也是男权之下，政治目的的工具。

女性一直都是工具，却被美誉为“古道流芳”。

这也许是女性从古至今的命运。

这也许引起了男主的沉思和愧疚。

他去市场上买东西，市场上女性的货品也是如此少，大部分都是男性的东西。

女性的地位还是如此低下，她们只在家里相夫教子。

最后他也只给儿子买了红色气球。

影片的气球已经成为一种性指征，因为最开始是避孕套。

两个红色气球，一个爆了，一个飞向天际。

气球就像女性的命运，不由得自己，随风飘荡，无法控制。

万玛导演的新作《气球》昨日在威尼斯电影节成功举行了世界首映。

祝贺！

我一直这么看，万玛才旦导演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藏语电影的领军者，亦是百年中国影史藏族母语电影的开创者。

万玛才旦导演因其小说创作的经验，在电影里非常自觉的注入了先锋文学的基因，他近十五年的执导实践，为其在世界电影版图里切划出属于自己的电影领地。

系统观察万玛才旦导演的电影创作，我能觉察到他的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变化，具体来说，与此前故乡三部曲《静静的嘛呢石》（2005）、《寻找智美更登》（2007）、《老狗》（2009）等纪录片式的手法不同的是，近年来他的作品在电影语言和形式上皆有突破。

《塔洛》（2015）的非对称性构图和黑白镜像的呈现，是对主人公塔洛近乎雕塑般的刻画，《撞死了一只羊》（2018）充分借鉴了西部片类型片的元素，而剧作的双线架构、摄影的虚实递转和内外景空间的交错变奏，又为电影制造了盗梦解梦的迷幻效果，到了最新力作《气球》，万玛才旦导演在故事书写上虽然回到写实主义的轨道上来，但并不沉迷以往运用娴熟的纪录片式的手法，他与摄影指导吕松野巧妙配合，在细致还原一家牧民日常生活之时，把主人公内心激荡的喜忧浸沉到了每一帧画面里，最后在开阔的银幕上化做似梦非梦的迷境。

学院路晚六点场，近一半的上座率，也许因为周边有几所大学吧。

看了几分钟就想，难怪杨德昌说电影让人类的生命延长了三倍——虽然文字也可以细致描绘，但终究不似这般真切地看到蓝天草原，抓养、沏茶、吃饭、出殡、奔跑的速度和力量，这是另外的时空下另外一群人别样的生活，他们的音容、谈吐、观念与琐碎日常。

刚开始有点不解导演为什么要用手持镜头，再美的构图也是晃的。

看到后面当然就明白了，这种不稳定不安感是导演刻意要传达的。

他并不想拍草原牧歌。

传统与现代，信仰与现实，男人与女人之间，种种挤压过来的困境其实无解。

传统的信仰、观念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冲击的叙事也屡见不鲜。

有没有更好的生活？

现代化是不是一定是更好的？

想起了沈从文。

以后可以看看万玛才旦的小说。

散场的时候旁边飘来一些讨论声，诸如这本来该是女性叙事。

看了几篇影评也有从女性角度来谈论的，不过个人并不觉得这是女性视角或者女性叙事。

当然女主看似矛盾集中体，影片也触及到女性的生存境遇与命运的问题。

究其实，生死轮回，生命延续，生活的艰辛，传统的信仰信念与新观念和政策的冲突对立，是身在其中的男男女女共同面临的。

至于信仰，非我辈所能明了，自然也不该置喙。

过多的理论，过强的价值评判往往会稀释生活的复杂混沌，莫可名状。

哈罗德·布罗姆曾经把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结构主义及符号学都叫做“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

妹妹卓玛的副线表现得很克制，却十分动人。

重逢之际，那种紧张感传达得很好，似乎弥散在空气中，令观者也屏声静气。

想起拜伦的那句：多年以后，我将如何面对你，吾爱？

以沉默，以眼泪（有另外的译本，但最深得我心的还是从亦舒小说里读到的这句）。

他们之间当年是怎样一个错过和辜负的故事？

妹妹不认得condom，又劝姐姐不要做掉孩子，不要姐姐像自己一样犯下一辈子不可饶恕的罪孽，应该是她当年做过人流手术。

唉！

一个年轻女孩经历那些也是够惨痛的了。

男人也并非毫无心肝，影片用他紧张得点不着烟的细节，就不言自明了。

各种细节和隐喻、对应以及写意段落都被说得挺多了。

光影和构图都挺喜欢，坐在最后一排正中，经常直接面对着柱子窗格等。

片尾曲很棒。

气球 (2019)7.72019 / 中国大陆 / 剧情 / 万玛才旦 / 索朗旺姆 金巴女性主义下的藏地光影探微这部电影竟然没标记！

当时在影院看了万玛才旦的《一个和四个》后特别喜欢，于是又去看了导演的这部《气球》，真的是一部深刻反映藏地文化、信仰与现代社会冲突的电影。

我从中看到了导演对女性角色的深入挖掘和细腻刻画，同时电影也展现了一个充满矛盾和困惑的藏族家庭在面对生育、信仰和现代社会变迁时的挣扎。

影片以卓嘎意外怀孕为引子，展开了一个关于生与死、信仰与科学、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故事。

卓嘎的困境不仅仅是个人的，更是整个藏族社会在面对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普遍问题。

她想要打掉孩子，但又受到丈夫和家人的阻挠，因为他们深信这是去世的父亲的灵魂轮回转世。

这种信仰与科学的冲突，让卓嘎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

万玛才旦导演通过卓嘎这个角色，成功地展现了女性在藏族社会中的复杂地位。

她们既要承担家庭劳作重担，又要面对传统观念的束缚。

卓嘎的困境，实际上也是藏族女性乃至全体女性在现代社会中寻找自我、追求自由的一个缩影。

电影中的另一个亮点是梦境与超现实元素的运用。

这些元素不仅增加了影片的观赏性，也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藏族文化和信仰。

特别是“死亡”这场戏，导演以一种类似梦境的方式来呈现，既符合藏地家文化中对待死亡的特殊意义，又与后面讲到的“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影片的摄影风格也非常出色，手持摄影的运用使得影片的影像风格近乎完美，低光度的画面更是为影片增添了一种神秘而深沉的氛围。

这种氛围与藏族文化的独特魅力相得益彰，使得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感受到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

万玛才旦还巧妙地平衡了通俗与艺术两方面的表达。

导演以冷静克制、平易近人的叙事方式，将发生在普通人身边的那些沉重与欢乐以更轻盈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种表达方式既让观众能够产生共鸣，又能够引发他们对藏族文化、信仰和现代社会的深入思考。

《气球》真的是一部值得一看再看的电影。

它不仅展示了藏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还深入探讨了女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引起更多人对藏族文化和女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在一次《气球》映后讨论上，有两个观众提问关于“对藏文化过度凝视”的担心。

这其实是《气球》面临的两个被热议的话题之一，也是它会被简单对待的面向。

一是它独特的文化属性，它的异域感和宗教性的外部视角，二是女性主义的问题，因为电影里有涉及女性上环或结扎、女性生育权这样的情节，于是也让这部电影成为两性社会问题的一个讨论蓝本。

但对于第一点我想我们观众首先不要把自己限制在“凝视”里，也许我们已经带有太多意识形态上的预设，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虽然这不可避免，因为我们本身处在一种撕裂的状态中，对东方主义有着撕裂的经验和观点，以至于太多的看法和担心附着在我们的眼睛上，与此同时，我们对“人”的敏感度反而降低了。

但是万马才旦对此是有意识的，他的这部影片的特质之一就是，既不回避藏地真实的状况，这个状况它毫无疑问在感官上就是与汉地文化拉开距离的，而且从大众思考问题的方式来看也是的确有差别的，但是他对藏文化传统中的一些问题是反思的，是持开放态度的，这同时并不违背他本身的信仰，那些我们在片中看到的仪轨、轮回转世的观念和安多牧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它们包含非常丰富的时空面向和价值，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些状态和形式里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复杂性，它是女主角内心隐隐展开并变幻不定的道德焦虑的真实土壤，如果我们试图回避以平等并开放的态度进入这样的文化背景的问题，那对这部电影的讨论就会不可避免的走向扁平和表面，不论是走向所谓女性主义还是宗教这样的标签，这些标签的随意使用对于这部电影的内涵来说，都过于简单，甚至具有一定的伤害性，要是经由文化座谈讨论能说完的部分，还需要电影来拍什么呢，电影的一部分作用就是肢解这些话语，它用感官的方式唤起一种直接体验和共情。

而且我从电影本身感受到的是，万玛才旦导演恰恰试图是在尽力褪去、而不是复加某一个确定的文化观念在作为个体的不同的人物身上，他的重点在一个个人身上。

至于对女性主义视角，他的确将故事的主角重心给到了两位女性，姐姐卓嘎和妹妹卓玛——她们本质上是一体的，但导演对卓嘎的丈夫达杰、爷爷和三个儿子也赋予了非常丰满的刻画，尤其是达杰，我认为这是演员金巴最到位的银幕形象，他的演绎也非常动人。

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宇宙，他们内在都有复杂的情感根基，转动起来的时候就碰撞成了生活，我觉得对每一个角色的讨论都不能脱离他/她临近的宇宙，他们如此复合并相互影响着轨道，如果说影片讲述了一个女性想要觉醒的历程，我更认为是所有人正要觉醒的历程，但它此刻正是通过一个女人的命运进行生长呈现的。

这种复杂性在银幕上被表现为一种空间感，它通过电影的节奏来展开。

这种空间感邀请作为观看者的你以自己的经验注入到银幕的缝隙之中。

要在银幕艺术上展现道德焦虑，展现的其实不是焦虑中的那两个二元的直接对抗，而是这两个二元之间的空间感，它们像是作为一呼一吸的关系的空间感，它不是一个靠你推我搡然后一拍桌子就可以分出胜负的东西。

在这部影片中，这种空间感有时候在公羊某个愣愣的眼神或姿态里，在黎明出殡时两个男孩来不及追问的疑惑里，在女主角烈日下手中的那盆水的晃影中，在男主角达杰游荡在市集中的背影上，在红气球越飘越远没有尽头的天空中，在不同的剧中人在各自的路途上停驻仰望的静谧的脸孔上——这些是只有电影才可以表现的东西。

我认为基耶斯洛夫斯基或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都懂这种精神焦虑中所映射出的复杂性和空间感，阿巴斯可能是最懂这种空间感的人，他甚至将这个空间感发展到了平凡诗意的极致。

在《樱桃的滋味》里他会让观众花上几分钟去看男主角躺进坟墓时所经受的黑暗和闪电，他会把空中的飞机云和鸟群与男主角的脸庞接连起来，他知道如何将某种内在的感知空间投映到我们周遭的外部生活活动里。

《气球》的确会让我关联到这样的伊朗电影，一个简单故事里所包含的的最质朴最原始的精神问题，它当然直接挂钩生死的问题，爱的问题，但它作为故事性的功能不是在于给出一个结果，与智性和奖赏无关，而是仅仅给出一个问题，一个暂时你看来不是问题但即将为止受苦的问题，拉长这个问题形成并逐渐被度过的空间层次，最后放掉这根气球的细线，这是一个导演对人的精神关照最诚实、最慈悲的态度，用导演自己的话说他认为他只能拍到这里，因为他确实无法为卓嘎做选择，或是说放入希望她留下孩子还是生下来这样的愿望。

相比《塔洛》，《气球》更处在一种不快也不慢的完美节奏中，一种外部和内部得以同步运作并徐徐展现的实际的速度，它的整体如此真实可靠，情感充沛，推进得自然而饱满。

即便《气球》中有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部分，比如梦中剥痣、度亡时刻的水面倒影，但我认为它不是让整部电影得以成立的关键，关键反而是万玛才旦如何处理现实的部分，我想魔幻现实主义是完全包含在现实之中的，它们不是两个分离的东西，如果可以准确的表达现实，魔幻的部分就已经长在里面，一个懂魔幻现实主义的作者恰会一头扎进真实生活里，比如马尔克斯。

艺术家只需要在某些地方稍稍挑选出、拉丝出一两根元素将它们效果化即刻，是点到为止的装饰音符，如果影片没有对达杰赶回家之后那段出殡前的精彩的纪实性描绘，那后面那段河面倒影的行路就只是一段精彩的“影像”而已，它无法挥发出如今这般深的情感能量。

达杰进门后所持有的短暂的呆滞，随后上前迅速的点酥油灯、磕头，我们在时间迅速流逝的日常中接应不同速度的到来，处理过亲人离世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有信仰的藏地，这一系列的动作更在一种流畅沉默下的紧张无措中进行，然后影片既非常简略、但给足了这些真实生活的片段：僧人们念经、出殡时间的商定、抬动尸体从房间送上车、两个男孩问父亲“爷爷这是去了就不再回来吗”但达杰无法回答的部分，都是相当厉害的对人、对镜头与节奏的把握。

《气球》的节奏是万玛才旦的作品中最好的一部。

电影其实不是关于时间的艺术，而是一种是关于空间的艺术（戈达尔语？

），好的电影导演懂得“连接空间”，影片的节奏就是这些空间以何种机制被连接。

他对空间之间关系的理解必然是独到而隐秘的，是完全自洽确信的，不是某种范式可以产出的，如果仅仅是处理一个好的场景，那一个广告导演或许也能做，但在两个小时里将故事的各种时空进行连接，这里面的节奏辑可以是无穷的，作者导演的差别和特征性也就在其中，对空间的铺展和连接方式，也就是影片的节奏反映了导演他眼中所看到的最重要、并希望我们也看到的生活的发生方式，它完全是体感的。

还有一点是关于影片的结尾，不少朋友都认为结尾“太点题”因而略感失望，然而我简直太接受这个结尾了以至于我甚至没有去想它还可以有什么其他结尾。

这和我们对影片和故事的期望有关，对我个人来说，这个故事的诗意在于，它又简单又深——换两个词说它非常的现代又非常古典。

避孕套和气球真的太具有象征性或太点题？

象征的不微妙？

不高级？

太直给？

这是优点还是缺点我觉得完全取决于我们对这部电影的理解，理解决定了期待，我觉得这种“直给”在这里美妙极了、干净极了，就像万玛才旦的短篇小说，干净，平常之中的魔幻与诗意，这两词一写出来就过于重了。

不过，电影还是个高度完形的东西，它的确是挑观众的，所以它的价值和最后的形象是不定的，因此是美妙的。

最后提一下万玛才旦的多元化身份，他既是电影导演，也是一位多产的短篇小说家，可以说是继扎西达娃之后最特别的藏族小说家。

导演和小说家对万玛才旦来说似乎是一种贯通合一的状态，同时看过他电影和短篇的人会感觉到，他观察世界的方式，在文学和电影这两个媒介中都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这是非常作者型导演的特征，而且这两者的产出物之间的转换度非常高，比如《气球》最早是以剧本形式诞生的，但碍于当时的制作条件，万玛才旦就将它先改写成了短篇小说，被收录在《乌金的牙齿》这本短片小说集中出版了，然后到了两年前才有机会拍摄成电影，而且整体剧作走向上改动并不大，除了类似电影中达杰带着大儿子江洋冲进手术室的这样的比较戏剧化场景化的桥段是小说里没有的，但两者都是以气球收尾，可见气球飘浮在空中是影片最重要的原始动机意象。

在这本短篇小说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他的电影文本，比如《静静的嘛呢石》《塔洛》《撞死了一只羊》，不过区别于短篇小说的文风，万玛才旦在电影风格上的转变仍是较为显著的。

《塔洛》作为一个形式实验的分水岭，似乎为他试炼出了一些方向的岔路，这部《气球》似乎验证了他在之后一个更为成熟、更深入其本质天赋的选择，更贴近真实自然的节奏但带有魔幻感觉的方式。

此外，除了作为创作者的身份，他也是所谓“藏地新浪潮”的推动者，一批藏地后起之秀新导演都是从他的班底出来，比如这次在平遥国际影展上携《他与罗耶戴尔》亮相的新晋导演德格才让曾是他的录音师和作曲，又比如《阿拉姜色》的导演松太加曾经是他的摄影和美术，万玛才旦还是多部藏地先锋电影的监制，比如洛旦的《迷路》、拉加华的《旺扎的雨靴》等，一路上扶持了许多年轻导演。

我们同时也能看到前辈王家卫对万玛才旦的支持，这样一种一代代相续和扶持的关系还是挺让人感动的。

对于藏地新浪潮这一说法，似乎最早是从影评人圈子里出现的，但此新浪潮非法国彼新浪潮，这种称谓一定程度上我认为也是出于一种文化叹息，当然也携带着隔岸欣赏的成分，相比中文电影市场的资本娱乐盛世和扁平化的保守尝试，近年来的藏地电影的确在题材的文化属性和制作的艺术水准上具有一定的特征和高度，虽然我并不想过度强化这个地域文化或这批导演的特殊性，但这就好比文章开篇提到的那个问题，有些现状是不可回避也无需回避的，它一直在那里，但我想我们需要以一个尽量放下凝视或文化的壁垒去进入这些具体的电影本身。

其实从中国最沿海到喜马拉雅山最高处，我们到藏地在地理上仍然是一马平川的，尤其是现在公路修的那么好了，很多人都可以轻松的去到藏地去转个山什么的，看起来挺神圣，挺融入，尤其是今年疫情，藏地的旅游业似乎很不错，但你说实际的文化上，我们还是有各自不想进入对方的部分，这与历史和语言文化的很多原因促成的。

电影这个东西是虚空的，现在连拷贝都没有了，你只要有网络和密钥， 我们在月球上放也可以。

但这样一部电影会产生那么多的讨论，而且它在当下的中国显得如此特别，说明它蕴藏了很多我们需要停下来去感受和沉思的部分。

希望气球飘的更高一些，让更多的人看到天空。

（删减版刊载于《WSJ.》)

有一天，女人或许可以用她的“强”去爱，而不是用她的弱去爱，不是逃避自我，不是自我舍弃，而是自我肯定。

——波伏娃“可见之人，可见之物只有作为意义的符号出现，才能成为电影艺术的因素”。

影片中编织着符号与意象的密码，共同构建一张密而精巧的符号之网，展示了女性的苏醒之路。

卓嘎与母羊：从压抑到觉醒电影多次暗示，卓嘎和母羊存在某种关联。

母羊与卓嘎最主要的连接是“生育”功能。

卓嘎在家中育有三子，并怀有第四胎，可称之为“生育机器”。

母羊的的生殖功能成为其存在的唯一理由。

电影中，母羊两年未下崽，已经被视为“无用”，只能将其卖掉保证收益。

而卖母羊的收入则是为了供孩子江洋上中学，从生到死，母羊一直处于一种被支配和被牺牲的状态。

卓嘎生养小孩、照顾老人、管理羊群和处理家务琐事，都成为女人生活的日常和日积月累的重担。

当然，电影中其实并未苦大仇深的刻画女性被压迫的状态，而是一种基于日常生活的平淡展示。

梦见母羊产小鹿的胎梦，也预示着卓嘎的孕育。

为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卓嘎主动避孕，要避孕套甚至结扎，来对抗最原始的男性生殖力量。

而女性意识的觉醒与现代化的医疗科技有关，结扎、避孕套等计生用品和医疗手段，也是帮助卓嘎更好保护自我的一种方式。

在藏族地区和藏传佛教的影响下，生育是一种至高的使命，因此，卓嘎避孕、流产也是对传统和宗教的反抗。

卓嘎的努力就是对男性生殖力量和权力施加的接纳，承受与消解。

卓嘎去卫生所验孕时，镜头反复展现一只被拴着的母羊，母羊用尽全力挣不脱也逃不掉，卓嘎的验孕结果正如母羊一样，因为一次意外怀孕而被套牢，就像无情命运绳索的扼制。

卓嘎已经面临生育的痛苦，而第四胎更要面临政策的巨额罚款，宗教、政策、还有父权力量的重重压迫，卓玛面临重要的选择。

在此，女医生则是扮演着一种现代医疗科技和思想传播的使者，女医生与卓嘎交流让她难以启齿的性生活，是对女性欲望的一种疏口；给卓嘎避孕套，缓解生育压力；在卓嘎意外怀孕后劝解建议流产，为自己考虑。

从始自终，她站在卓嘎的角度上，努力让她从一种传统的为家庭牺牲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促醒了卓嘎的女性意识。

佛教的思想渗透藏民生活每一个空隙。

藏民的每一处思想和每一个行动，都受佛教的引导和启悟，佛教的一切都有着不容置疑的地位。

作为一名藏区的女性，不仅要和处于权力优势的男性相抗衡，还敢于质疑传统宗教信仰的代表，最权威和无上的引导者——上师，这是苏醒时卓嘎面对困境作出的大胆抗争。

卓玛与火：难以熄灭的执念卓玛出场是穿着尼姑衣服的，是一种淡然的心态。

但包裹在其内心，却是一股“火”。

“火”是卓玛对爱情的意象，她的感情就像火一样热烈、真挚。

卓玛在经历一段伤心的情感经历后断然出家，多年后却意外的遇到了之前的爱人，爱人送了一本写有两人曾经过往的书，点燃了她心中的火，火光涌动就像起伏的情感与生命。

卓玛毫不犹疑的探手伸进火中取书，就像义无反顾的飞蛾扑火，从那股一闪而过的对待爱情的欲望，可以窥见卓玛强烈压抑但渴望的内心。

金巴与公羊：触底反思电影多次明说暗道金巴正如种羊一样，公羊是金巴的象征。

种羊的使命是让众多母羊繁殖后代，种羊强大的生殖力量也正如金巴旺盛的性欲相一致。

在面对众多母羊时，种羊享有主动选择权。

生殖力量也会改变整个羊群的品种。

作为男性权力强势地位，金巴是一直处于选择和主导状态的。

主动选择性交，操控和引导家庭发展的主要方向。

一如传统信仰下对宗教坚定的信仰和男性天然的权力地位，金巴十分孝顺，阳刚，为家庭着想，默认女人的牺牲地位，甚至在女人反抗质疑他时动手打人。

展示生殖力、干体力活、打架、甚至怒打妻子等行为都是男性力量的一种展现。

而打人是矛盾的顶峰，此后金巴似乎开始有所反思。

妻子离家、母羊卖掉后，金巴在文成公主的雕像下若有所思。

文成公主是女性为家国牺牲的典型意象，金巴似乎受到妻子心中的那种自我意识觉醒的冲击，这在电影结尾成为一种未知的悬念。

孩子与痣：宗教的枷锁江洋是摇摆在传统与现代中间的角色。

电影中的两段梦境都和江洋有关。

江洋从出生背上带痣，从小就被认为是奶奶的转世。

对于这种身份，江洋是有一定压力的。

电影中有一段梦境，两个弟弟光着身子取下江洋身上的痣在沙漠中快乐的奔跑，影像色调呈暖调，江洋仿佛卸下了重担，与弟弟们轻松愉悦的嬉闹。

爷爷去世后，影像呈现河中江洋追寻爷爷的倒影，爷爷与江洋感情深厚。

但同时爷爷也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固守者，认为摩托没有马好，认为试管婴儿等现代科技发明是“世界末日”的来临……去世的老人也象征着传统的式微。

如此，江洋在对卸掉宗教枷锁的企盼和对传统的不舍留恋中徘徊，正如每个在时代巨变的夹击下迷惘的孩子一样。

在时代的变化下，每个人正如洪流中的蝼蚁一样，面对自我选择和对他人的选择。

影片中两位女性，都受现实和宗教的苦恼。

姐姐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但却面对生活和宗教的两难；卓玛本来心中对爱情充满向往，但被渐渐熄灭；金巴逐渐丢弃自己的大男子主义，开始反思；孩子江洋在迷惘和徘徊中前进。

正如电影名字“气球”一样，片头白气球与片尾红气球相互呼应，印证了“轮回”主题。

象征生命的气球看起来那么红，那么大，那么重，后来它慢慢飞走了，在众多的目光下越飞越高，越来越轻盈，目光所追寻的，是红气球看似自由却不知所归的命运。

参考文献：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艺术研究所：《影视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这个电影值得一个8分，但我还要因为个人情感多加一星。

整个电影反复征用的意象都指向一个东西——性。

比如小孩子用避孕套吹出的气球；比如接送种羊来配种；比如女主的三次去医院，一个要避孕套，一次查出了怀孕，一次去打胎；比如当尼姑的妹妹对性的一无所知。

这是一个有关性的电影，它呈现出了在彼时彼地的文化下，人们对于性讳莫如深的真实状态。

但它不仅仅关于性，它更是关于性别——一位女性如何在周围男性有意无意的推动与胁迫下，最终失去了自己的生育选择权。

两个小儿子拿走了自己的避孕套+ 丈夫不顾无套的状况→女主怀孕公公去世+活佛说灵魂转世到自己家里→丈夫逼女主留下孩子大儿子和丈夫冲到医院阻止打胎→女主心灰意冷打胎失败周围的每一个男性都有意无意地在为这件事情“贡献自己的力量”就连妹妹这位女性也劝她不要打胎，这是因为她的宗教背景和宗教立场。

只有医院的女医生告诉她“你都生了三个孩子了，我们女人来这个世界又不是为了来生孩子的，我们也有自己的生活”。

生孩子对于女性来说是很痛苦，风险很大的一件事，况且她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了。

当女主思来想去，艰难地决定不要这个孩子的时候，（她的决定还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家庭考虑，这个家本来就不富裕，再生一个就会更穷困）而丈夫的反应是“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你这个妖女，没良心”、“你自私”，并且扇了女主一巴掌，女主掩面啜泣。

（虽然第二天他道歉了，但这样的伤害真的无法原谅，况且道歉以后他依然冲到医院去阻止打胎）最后，女主对出家的妹妹说，我现在觉得出家也挺好的，我也许以后也会出家。

我一瞬间就理解了为什么灭绝师太会要周芷若“断情绝爱”，因为在这种男权文化下，女性很容易被逼着成为生育机器，失去自主权，总有人想替她做选择，当她“不听话”的时候软硬兼施逼她听话。

想到自己的外婆生了九个儿女我就觉得特别心疼，也就是说她在近十年里一直在怀孕生产，而最后一个孩子一定是个男孩。

看到女主被丈夫扇了一巴掌，我在电影院里握紧了拳头。

万玛才旦于2018年导演的影片《气球》，为以红气球的意向为切入口，导向影射性与繁衍、文明关系的避孕套白气球，创作的与藏区宗教灵魂息息相关的、展开信仰与现实矛盾的深刻影像故事。

该片以藏地信仰与现实拷问的缩影为核心，运用极具地域风情的视听及具个性化特点的气球与火与梦境等隐喻意向，塑造并逐渐扩大了影片中暗中涌流的无力感与流失感，取材大胆，别出心裁，将与人本质欲望与藏区“禁忌”话题、灵魂信仰、现实压力等交织呈现。

占据本片绝大多数镜头的微抖动手持摄影，酿造了无力、恍惚的心理暗示氛围；多次出现的一家人围桌交谈、吃饭的情境与构图，为推动情节及揭示人物内在、心理暗示的重要部分之一：围着餐桌，男人猛烈的吃着羊肉，女人，而景深处熊熊燃烧的烈火，则为暗流欲望的照射与隐喻。

环境与时代的推进改变，打破了藏地人民原本的生活境况，人们以不得已的状态，身处困境泥潭之中。

在片中的传统藏地，人们对性的话题避而不谈，以羊群配种暗示欲望的暗流与生殖的“规程”。

而作为藏民们生活传统的“转世”，则为影评的内在核心推动力。

梦境的隐喻与幻觉、氤氲式的呈现，为本片转世等主题意向的暧昧而深刻的呈现方式。

在美、纯净而奇幻的梦境中，蕴造流失的氛围与打破性的思考。

如孩童摘下长兄悲上映照“奶奶转世”的痣，则可认作是导演对灵魂转世迷信的质疑与思考。

本片做到了不仅仅是现实的呈现，而所营造的贯穿始终的无力与流失之感，则更为隽永、憾人。

本片剧作将人物个性与现实环境巧妙结合，丰富而不具荒诞感。

开篇，影评即以气球与避孕套的物象暗示了生育的线索。

种种意向与情节的设置，形成了复杂、 矛盾却真实的人物形象。

在信仰与生活、传统与现实的困境的大背景下，使女主人公卓嘎对待妹妹绝对自以为是的理智与对待自己之事纠结无奈难脱的矛盾困境形成强烈反差，彰显了闭塞下略显无知与愚昧的无奈。

卓嘎面前家庭与传统这两条难以逾越的河流，使她似乎永远也到不了理性的彼岸。

女医生“我们女人不是为了生孩子才来到这个世上”的新观念，使卓嘎对“肚子里的孩子是亲人转世”的观念动摇，开始思考孩子是去还是留的抉择，而这也正是本片矛盾主题的呈现之一——这种触及个人情感的生育问题，背后正是现实与信仰冲撞所带来的困境。

在众生观念与现实矛盾的规定情景与特定设计下，《气球》以极具地域人文特点与氤氲困窘的矛盾设置扩大了人们在传统困境下，对现实与信仰谁是谁非的矛盾与思考，凸显暗流涌动的无力与流失感，呈现了藏地信仰与现实拷问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