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幸福

《潜伏》是一部以特务为主人公的剧集，用现在流行的语言说叫“谍战片”。

但在谍战的后面，它其实讲述的是爱和信仰，从诞生到死亡，又重生的历史缩影，是一部爱和信仰的简史。

余则成是一名军统特务。

军统是个什么组织？

今天大多数对它的描述，都会称它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一个双手沾满了共产党和革命者鲜血的特务组织。

这样的描述显然缺乏对军统的前世今生有全面的了解。

在第一集里，戴笠询问余则成履历的时候，余答自己是“民国26年参加的上海青浦特训班”，戴点头说：还是特务处时期啊，你有点资格了。

小说作者龙一对军统的历史看来非常了解。

民国26年1937年余加入组织的时候，确实还没有军统这个名称，而被称为“复兴社特务处”。

所以戴笠说“还是特务处时期啊”。

让我们通过历史，看看虚构的“余则成”加入军统的时代背景。

军统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招收成员，进行系统特务培训是1938年2月，在长沙的军统临澧特训班。

而上海青浦特训班，及松江的“松训班”则在是在此之前的1937年11月左右举办，目的为了在上海周边化整为零，待日本占领后进行游击战。

青浦训练班一开始招收的人员比较杂，后来戴笠亲自视察后，发现报名的有很多满怀抗日热情的青年学生，虚构的余则成也应该在其中。

这些学生有知识有热情，于是戴决定下功夫从中培养骨干，派自己最得意的门生余乐醒亲自带班。

针对当时日军可能占领上海的形势，训练班学员四百人，主要训练战斗、爆破、侦察等基本技术。

没想到八一三抗战很快失败，特训班开班还不足一个月，国军从上海撤退，特训班被迫于12月撤退到安徽祁门。

兵荒马乱，沿途许多学员走散了，最后到达祁门时的一百多人成为了军统的核心，部分人上海沦陷后潜入上海组成“军统上海锄奸行动队”，暗杀了张啸林等大汉奸，为抗日立下了功劳。

青训班的学员，和其他后来的军统特务不一样。

当时他们受训是为了抗日救国，特训班主要目的是为敌后游击队“忠义救国军”培养中层军事指挥人员，所以需要他们掌握电讯，暗杀，审讯等技能（小说中余是电讯班的，李涯则是行动班的）。

青年学生个个都是怀着救国理想加入的，历史上这批人也确实涌现了很多抗日英烈。

比如在印缅远征军中著名的青浦班“军统七姐妹”，被日军包围后砸毁电台，宁死不屈，每人高呼一声中华民国万岁！

即拉响手雷，跳下山崖，没有一个被日军俘虏。

所以片中戴笠视察天津站，看到余则成时说“青浦班个个是勇士”，指的就是这个，说这些，只为了交代余则成的思想背景。

余对左蓝说“我没有什么信仰，如果说有的话，我现在信仰良心，赶走日本人以后，我信仰生活，信仰你”。

这话放在青训班成员余则成身上，对也不对。

应该说，青训班当年的学生都是相信跟着委员长和戴局长，可以为抗日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所以站长太太多次说，他们当初是出来“革命”。

加入训练班后，三民主义的思想肯定会灌输给这些学生，每个人接受多少不一样。

余看来没怎么接受这个思想灌输，而同时受训的李涯估计则是在那个时候完全信仰了三民主义和对党国的忠诚。

所以对于未来，余则成这样的人不会有太多的思考，他参加的目的为了抗日，反共不是他的理想。

李涯则不一样，危害党国的就是他的敌人，信仰促使他成为死硬的反共特务，直到最后“殉国”。

但当抗日走向胜利，国民党迅速走向腐化的同时，余则成的理想和目标迅速消失了。

片中在抗日的庆祝歌声中，余则成喝的烂醉，符合这批特务当时思想状况的。

刚刚三十岁的他需要在以后的人生中有信仰来支撑，他原来以为和左蓝的爱情可以，但左蓝在这点上和他并不志同道合，而且突然“消失了”。

在他能接触的范围里，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追随戴笠反共救国，要么和左蓝一起为新的理想奋斗。

国民党和军统上层的迅速腐败，让前者没有意义。

余勉强接受了后者。

这个时候，余则成身上旧的信仰死亡了，新的信仰出生了。

余则成新的理想和信仰的第一声初啼是吕宗方的牺牲，让他感觉到了这新信仰的力量。

但此时的新信仰仍然是脆弱的，剧情于是设计了一系列情节不断巩固它。

到根据地见李克农，中共特务机关的最高首长，和戴笠对他的嘉奖赏识形成了平衡。

而李克农更注重他个人安危的嘱咐“安全为重，如果出现重大危机，可以立刻停止工作，进入到休克状态，可以拒绝联络员的呼叫，如果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可以立刻脱身”让他感到了和军统不一样的关怀。

秋季同志为保护他的咬舌自尽，左蓝的再次出现和牺牲，翠平的感情支持，让他最终完整了自己的信仰，决心入党，加入到这些他佩服敬重和爱着的人中去。

剧情在结尾安排了廖三民为保护他的牺牲，以及电台为让他返回解放区深情的明码呼叫，让对新理想的信仰再不可动摇。

即使翠平真的牺牲了，他也已成为一个坚强的战士，完成了自己信仰的成长。

何况最后离开关头，见到翠平无事，希望让他毫无疑问会坚持下去。

但对信仰的考验没有结束，翠平下落不明，让他陷入了迷茫。

剧情恰恰在此时安排晚秋再次以“我们的人”的身份出现，让人相信余则成在未来的潜伏岁月中，会毫不动摇的坚持，只到信仰和肉体分离的那天。

整部剧以和李克农告别为分野，前面是余则成旧信仰死亡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新信仰已经出生，李克农无疑是他的助产师和守护者。

还是李克农的那句嘱咐“记住，在特殊的环境下，什么都可以灵活应变，但信仰不可以变”。

与余则成的信仰死亡到重生相伴的是他的爱情，和左蓝的爱是刻骨铭心的，也是引他走进新信仰的钥匙。

这个爱和他的信仰伴随始终，和生命始终。

和翠平的爱，则更多的是同志友情发展来的，倒是应了戴笠的训示“组织即家庭，同志即兄弟”，一段共同的潜伏岁月应该可以为他们未来的家庭留下坚固的基础，可惜最后未能成眷属罢了。

而晚秋则完全是新生后的爱情，没有信仰的晚秋，再漂亮再年轻也没法让余去爱她，只有她自己新生了，在共同的新信仰下才会有新的爱情。

这就是我对《潜伏》的解读——一部爱和信仰的简史。

片尾的歌词也点出了这个主题：我的泪水是无底深海，对你的爱已无言，相信无尽的力量，那是真爱永在。

我的信仰是无底深海，澎湃着心中火焰燃烧，无尽的力量，那是忠诚永在。

PS：上溯三代，家族先辈曾参加“军统上海锄奸行动队”，光复后和余则成一样是少校，解放后长期入狱。

从家人的传述中知道先辈是为了抗日才加入军统的，家中曾遭日本特务监视和搜查。

所以从小就对对特务形象的脸谱化诠释有自己看法。

谨以此文告慰先辈和与他同时代战斗的所有热血儿女，特别是《色戒》“王佳芝”原形郑苹如烈士，向那个时代向他们怀抱的信仰和理想致敬。

是时候为他们正名了。

最近十几天，每天晚上七点半，我和我老婆都会准时坐在电视前，看《潜伏》。

因为我彻底被《潜伏》迷住了，在此之前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这样一集不落地看一部电视剧了。

今天晚上我看的那个台会上演《潜伏》的大结局，听说结局很悲惨，还有很多人对这个结局表示愤慨——因为我事先已经大概了解了结局，所以昨天晚上当我看到余则成让翠平撤离的那段戏，我的心彻底碎成饺子馅儿了。

关于《潜伏》最后的结局，我想起了这两天看的《三联生活周刊》中有一篇孟静对《潜伏》编剧兼导演姜伟的访谈，后者说这是他“最满意的一个结尾，很完美”，他还说：“很多资料没有解密，从公开资料来看，有些人结局非常好，比如李克农、熊向晖，有些人很惨，这是这一行一代人的结局，信手拈来大团圆，对得起这些人吗？

”看了这段话，我原谅了编剧对则成同志和翠平同志的“残忍”，虽然那比死别更悲惨，但某种意义上，这个结局反而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

在我看来，《潜伏》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是一部很人性化的、家庭伦理肥皂剧式的谍战剧，而它骨子里又是极度的理想主义，这是它最打动我的地方。

在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时候，导演姜伟反复说《潜伏》是一部关于信仰的戏，但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部关于理想主义的戏。

信仰就是别人代替我们在思想？

虽然可能没有这么绝对，但信仰和口号一样，它在很多时候的确是很可疑的。

在《潜伏》里，余则成几次谈到信仰，但说实话，我并不认为余则成有多坚定的信仰，他有的只是年轻人特有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很简单、很朴素，就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变得更好，这个国家的人能活得更好。

理想主义意味着一无所获？

对于个人来说也许是这样，但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却是一种很重要的推动力——这一代年轻人的理想主义碰壁了，失败了，下一代年轻人的理想主义紧跟着又登场了，又开始战斗了。

前一段时间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位名叫李子勋的心理专家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老人的文化，一种权利与等级的文化。

尊卑有序，上下有别，年轻时的谦卑是为了成年后的顺从。

顺从的文化是一种因循守旧的文化，未来中国要成为世界之林的强者，重视年轻人，以年轻人的意志来结构主流的社会意识，鼓励年轻人的自由、创意、骄傲，是必由之路。

”很令人向往的一段话，只是我们这一代人还年轻的时候估计是赶不上这样的中国了，但这没什么，因为我们还是能做一点事儿的，例如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去推动中国发生这样的改变，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至少还可以努力避免自己在步入中老年之后成为这种改变的阻力，努力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代年轻人的敌人。

余则成和翠平，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两个人。

甚至余则成的扮演者孙红雷自己也说，最初的时候余则成无法接受翠平，他自己也无法接受。

于是，余则成到底爱不爱翠平，如果爱那又是为什么，就成了被议论最多的话题。

我觉得，毫无疑义，余则成是爱翠平的。

是爱，不是搪塞敷衍，不是假戏真做，更不是顺水推舟，也不是代替左蓝。

翠平没有代替左蓝。

余则成把自己的心留出了一块小小的空间，把左蓝放在那里了，没有人可以触碰。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爱翠平，对他来说，翠平和左蓝同样重要，她们各自在他的生命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虽然她们是那么的不同。

是的，翠平是一个农村姑娘，她粗鲁，土气，没有文化，一根筋，但是，她不狭隘，她不庸俗，她不卑怯。

在认识余则成之前，她已经是一个百炼成钢的战士了。

在她的语言里，也许没有信仰、理想、主义这些抽象的词汇，就算她曾经在复述别人的话语时使用过这些词，她的头脑中也不会有这些形而上的概念。

但是，严酷的战场，亲手赶走侵略者的伟大经历，使她充分地知道自己是在为什么战斗，知道战斗必须要付出什么代价。

因此，她有着不亚于任何人的忠诚，她坚强、机敏、勇敢、锲而不舍，还有，她义无反顾。

正是这种义无反顾，使她充满了力量。

而余则成是一个有大爱的人。

这种大爱，使他能为了一个信仰，一个理想舍出身去，也使他突破了知识分子的局限，穿透粗鲁的外表，不合时宜的举止，土气的装扮，毫无可行性的建议，感受到了翠平身上的这种力量，并且被这种力量鼓舞着，最后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的成长。

在听说延安失守的时候，正如对罗掌柜承认的那样，他想到了失败，他害怕失败，他感到迷惘，他有过一瞬间的消沉；而翠平，在听到延安失守的瞬间，马上想到的是应该拿起枪去战斗。

余则成用罗掌柜的话给翠平解释了战略性撤退的必要，但是，他没有同时感受到翠平身上那种战士的激情吗？

他没有欣赏这种激情的力量吗？

我认为，他有。

正如剧中旁白所说的那样，是左蓝给了余则成一种信念，是左蓝给余则成指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

但是，在到达那个光明的未来之前，包围着他的只有阴冷和黑暗，而在那个阴冷黑暗的世界里，翠平是他唯一的温暖和光明。

营救秋掌柜成功以后，回到翠平面前，他无须抑制自己的兴奋之情，他像个考了满分的学生一样骄傲，他毫无防备地说“喝口酒吧”，他放松身体小步跑向酒柜，他被翠平的老白干辣得面红耳赤而不须任何掩饰。

要知道，此时他和左蓝已经重遇而左蓝还没有牺牲。

但是，囿于身份和纪律，他不可能和和左蓝尽情地分享他的兴奋，也不可能在其他任何战友面前像一个孩子一样毫无节制地庆祝。

能够和他分享快乐的只有翠平，因为翠平的纯粹，同时也因为他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了翠平这个生活上的伴侣。

这个时候，对他来说，和翠平同住的这座小小洋楼，已经不再是一座遮风挡雨的建筑物，而是一个家了。

只有回到这里，关上门，他才能摘下面具，为自己真正高兴的事情高兴，为自己真正担忧的事情担忧。

在这个世界上，这是唯一安全的地方，他可以喜怒形于色，可以安然入睡，甚至可以喝醉。

没有人能拒绝，也没有人会拒绝这种安全，这种温暖和光明，哪怕内心强大如余则成也不例外。

左蓝的牺牲，可以说一瞬间抽空了余则成的所有希望，支撑他的，只有左蓝的信仰，和她留下的那本《为人民服务》所传递的信念。

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成为一个殉道者，燃烧自己，缓慢地，谨慎地，尽可能安全地，去实现左蓝曾经给他指出的那个光明的未来。

对他来说，没有幸福可言，所有的，只有责任。

这个时候，是翠平用她的爱使余则成重新发现，这个世界还有幸福存在。

而翠平的爱，正如她的信念一样，义无反顾，毫无保留，充满力量。

这种力量，感染了他，鼓舞着他。

翠平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逐渐成熟起来的同时，余则成也被翠平的力量鼓舞着，从还多少有些懵懂的，左蓝的追随者，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可以去鼓舞别人和感染别人的革命者。

在和翠平的爱里，余则成无疑是被动的。

但是，被动不代表他就不珍惜这份爱，不代表他的爱就不深沉。

正因为如此，在翠平说他会装的时候，他才会被深深地刺痛，他才会说“不该这么说我”。

对他来说，在这个充满了算计和阴谋的世界里，只有对翠平的信任和依恋才是真的，尽管他不敢承认，尽管他作为一个殉道者认为自己没有资格，但是他不能否认，也不能忍受别人的否认，尤其是翠平。

所以，他说“不该这么说我”，凝视着翠平的背影沉默片刻以后，他又说“我就是个骗子”。

所有的矛盾，都在这两句话里。

但是，如果信任和依恋都不是爱，那什么才是呢？

他不敢接受翠平的爱，他不敢承认自己的爱，但是他无法彻底地压抑这份爱。

他会开一些亲昵的玩笑去逗翠平，他会出神地凝望翠平的背影，他会听说翠平病了而慌得忘了关门。

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把翠平看作一个特殊的女人，早在那次突如其来的拥抱之前，他就已经把翠平看作一个特殊的女人了。

没有月光，没有悄悄话，没有拉手，但是，翠平对他来说确实是特殊的。

这种特殊，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拥抱，变得明朗而实在起来。

他不再掩饰，不再逃避。

除掉陆桥山以后，他在保密局的办公室里略显无赖地挤到翠平身边，目不转睛地欣赏翠平骄傲的笑脸，拿起翠平的手说和他的智商完全不相称的废话。

一部《潜伏》，我连续看了三次，每次看到这里，都能感到幸福从这个男人的心底洋溢开来，充满荧幕，一直涌进我的心底，使我鼻子发酸，眼眶发热。

如果说他们身处的是龙潭虎穴的话，那么保密局的办公室就在老虎的鼻子底下，随时可以听到老虎的呼吸。

没有拥抱，没有亲吻，没有甜言蜜语，但是这种老虎鼻子底下的，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幸福，却显得愈发美丽和浓烈。

余则成开始对未来有了一种渴望。

他为之奋斗，愿意为之献身的那个未来是美好的，没有战乱，没有困苦，一切的阴冷和黑暗在光明之下瞬间消散，空气是由幸福和快乐组成的，所有人都像神仙一样。

但是，作为一个殉道者，他并没有在那个美好的世界里给自己留出一个位置。

是翠平，使他开始想象，在那个美好的世界里，他所爱的人一起，像神仙一样，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幸福和快乐，把他们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再由孩子讲给他们的孩子们听。

就像他曾经憧憬抗日胜利后，和左蓝一起过柴米油盐的平静生活一样，和翠平的爱使他再次获得了憧憬属于自己的未来的力量。

而这个未来，是充满活力的，是由他和翠平，和他们那些认识的不认识的战友们，以及牺牲了的左蓝们一手缔造的，恢宏壮丽，令人振奋不已。

他不再是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那个拘谨木讷，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了，现在的他，是一个有信仰有理想的人，是一个独立坚强的战士。

他要和他所爱的人一起去为那个理想奋斗，并且，享受奋斗的成果。

这可能是余则成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之一，不亚于和左蓝的初恋。

他不再是一个孤独的殉道者了，即使仍然在刀刃上行走，也有一种爱的力量，使他可以保持平衡。

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他要保住这份幸福。

因此，在翠平暴露后，他竭尽全力弥补翠平造成的漏洞，做好所有准备以后，轻轻地握着翠平的手，温和而坚定，带着宠溺地说：我不想让你牺牲，我还想跟你一块迎接解放呢。

所有的爱和希望，所有的担当，都在这短短的一句话里。

所以，当不得不让翠平转移的时候，在翠平留下一个灿烂的微笑毅然离去的一瞬间，失去翠平的恐惧猛然袭来，使他无法呼吸，手足无措，冒险奔向窗口，拉开永远不能拉开的窗帘，贪婪地看着翠平的背影，不愿放过最后一秒。

左蓝走了，信念还在。

失去了翠平，所有的温暖和幸福便随之而去。

如果说左蓝的牺牲使余则成死过一次的话，那么，翠平就是那个让他重新活过来，并陪伴他成长的人。

在他的生命中，翠平无可替代。

晚秋不能，左蓝也不能。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怎么能不爱翠平？

谢若林在这部剧中的设定应该就是一个跳梁小丑吧，不爱党国也不爱共产主义，不尊重妇女，说话结巴，没啥信仰也没干啥大事儿，就认个钱，满嘴生意，只要有钱都能合作，你爱谁谁。

最后不明不白的挂了。

就这么个人，可悲可叹啊，是用来反衬余则成的高大形象的。

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他挺可爱的——因为人家敬业！

从他身上，我看出了什么叫干一行爱一行。

余则成他热爱潜伏事业吗？

他很累，他压力很大，他疲惫，他会动摇，他需要支撑。

吴站长呢？

更不用说了，这就是他圈钱的地盘儿。

谈不上爱也谈不上恨。

谢若林呢，对，他为钱，但是也不全是，他说：咱俩之间不谈钱，只交换情报。

李涯问他：你从中还能得到什么啊？

他说：“成就感。

”我从他的言谈举止中真正看出了这一点：成就感。

这个工作、他干的这份事儿，带给他的就是成就感。

不谈钱可以，不是一个阵营的也没啥问题，你是共党分子我更高兴，最好我也是共党分子，你搞走我的女人我不在乎，上一秒种还可以怒目而视，只要你谈到“情报”，我就来劲儿！

什么叫做专业，什么叫做敬业，什么叫做干一行爱一行——我从谢若林身上看到了。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他很纯粹。

加上他的磕巴，我觉得他长得也挺帅——他居然成了我在这部剧中相当喜欢的一个人。。。

一出来我就乐，我就喜欢他啊

最近每晚和大厨一起看《潜伏》。

写得确实很好，线索的铺陈和编排，完全不输给美剧，故事的推进和演变，也完全没有国产电视剧拖沓冗长的毛病。

虽然故事如此离奇，但却给人以相当真实之感，因为那些人物的面貌，手段，在当今的社会中，并不少见。

阴沉城府，表面却慈祥随和的长官，文官似的，看似温文尔雅的二把手，唯唯诺诺，看似老实巴交的三把手，你进我退，话中有话，利用和反利用，冷漠和极度的虚伪。

在权力关系中的男人，说话并不强硬或者霸道，大多数时候，尤其是下级，是款款的，温存的，拉家常，掏心窝子似的，神色中甚至带着一种妩媚，带着一点点心甘情愿的委屈和暗示：“你怎么可以不懂我？

我可是你的人啊！

”完全是M的神态。

法斯宾德说，SM，存在于一切关系中。

我觉得，起码，存在于中国的官场和职场中。

清朝的时候，一个洋SM爱好者来到中国，觉得中国性感死了，男人跪在地上，脱了裤子打屁股，实在是太有形式感了。

可悲的是，到了当下，虽然不用下跪和脱裤子，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巨大的SM场。

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下跪。

组织是什么？

组织是全球头号神秘团体！

组织知道你在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能干什么。

组织安排你的一切，包括你的命运。

一开始，你还不属于组织。

于是，组织安排你结识一个知书达理美貌如花的女子，目的是拉你进入组织。

后来此事未遂，组织就把这个美女撤走了，留在组织最需要她的地方。

后来几经思考，你终于光荣加入了组织。

哪怕为了组织你身处黑暗，背井离乡，每天和敌人假模假式称朋友，和陌生女人互道夫妻，与真的美女爱人天人永隔，但每当你想起组织，顿然内牛满面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后来你和陌生女人熟悉起来，相互照应，彼此有了感情，但也不敢有什么发展，原因是要经过组织批准！

接着为了组织，你和这女人又得分开了。

不过，在你与组织下的其他同志的努力下，组织胜利了。

更多的人们能在阳光下扭秧歌了，他们还能像鸟儿一样自由欢快地飞翔着。

你再次内牛满面了。

后来你恳求过组织，帮你寻找这个女人，谁知道组织派出一墨镜大叔，冷冰冰地告诉你：“找到了又能怎么样？

你们已经不可能在一起了！

”同时，这大叔继续告诉你，组织终于批准你成为他们的一员了！

哎呦我的妈呀，原来在这之前，你根本就从未属于组织啊！

要我是余则成，我肯定一把扯下那个大叔的墨镜，大声骂道：“我忍你很久了，滚你的组织！

把我老婆还给我！

”这一切不是造物弄人啊，而是组织弄人！

也许组织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为了安抚你又发给你一个老婆。

这次不用再慢慢熟悉，这老婆本来就是个熟人，曾经有着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的文艺女青年。

我不得不怀疑这女青年被组织潜规则了，要不为什么最后是她体体面面地得到了余则成。

还有新式的结婚照呢。

得到了他的人，也得不到他的心，你没看见他最后回想起翠平，又忍不住内牛满面了。

不过也难说，时间总是残酷的。

有些事情，慢慢也就淡了。

唯有组织是永恒的。

PS。

花两天时间看完的。

今天要出门去China town给同学送东西（像是送情报的）。

一出门，看到街上那么多洋人，哐堂一下子就恍惚了。。。。。。

(转载)党国没有希望了，我没有希望了。

我只希望带上我的财产，全身而退。

　　余则成和他那个傻得挂相的女人，是共党吗？

当然是。

这是很明显的，但是李涯不是他们的对手，除非我愿意出手。

　　要问为什么，首先，我想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有目的和理由，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们，我吴敬中干这个站长，就是为了捞点好处，然后全身而退。

委员长靠不住，毛局长更靠不住，什么靠得住？

美元金条而已。

陆桥山、马奎这些人，动机都很明显。

所以他们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和掌握的。

除掉马奎，无非是这个蠢货居然认为是我串通穆连成泄密，这个人的脑子，不比我老婆好多少，但是他会闯祸，好在有共党帮忙，捏死他不费吹灰之力，也顺理成章。

共党他爱是不是，重要的是他不要去南京坏我的事。

而余则成不同，他看起来老实，但是我知道他绝对不老实，但是他做的事情，看起来很对，问题却就出在这个对上，他没有私心，没有欲望，这就是大问题。

为什么我要冒着启用佛龛的风险查他，目的就是看清楚他的真面目。

从他对左蓝的态度，我就可以肯定他不干净了。

但是，这有关系吗？

我这个学生，好就好在明白“效忠党国，首先是效忠长官”这个道理。

在这一点上，他就是我的人。

我不是他老婆，不在乎他还会是共党。

正因为他是共党，他才特别需要我的庇护，也正因为需要我的庇护，他才会帮我做事。

　　很多人以为我是老糊涂，哈哈，这样想很好。

马奎、李涯，行动队的，仗着手里有人，想查谁就查谁，老子的底他们也敢查，可是他们不知道，我不是甩手掌柜，我也有人。

给翠平接风吃西餐那天，你们也看见了，调查余则成和左蓝的那个。

我的人不会像行动队的那样成天在街上晃荡，但是他们该出现的时候一定会出现，比如带余则成上飞机。

我爱装糊涂，这个方面，余副站长还得跟我学。

　　什么内战，什么党国的前途，这些全是狗屁。

陆桥山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他太没品味了，居然和李涯这个疯子闹矛盾，事情做到这个份上，我也爱莫能助了。

　　李涯就是一疯子，他的动机比余则成还荒唐还难以理解。

他真把党国当回事，也好，脏活累活，背黑锅的，就都交给他吧！

他总是能够每次都毫无悬念地，毫无意外地把屁股露出来。

当然这都是在余则成的帮助下。

他爱折腾就折腾吧，反正工作得有人干，不过有余在，他就只能是瞎折腾，丢人现眼。

　　余则成是共党，这很重要吗？

不重要。

国军在战场上几万几十万地损兵折将，这哪里是几个小特务能够左右的呢？

但是，余则成能帮我敛财，这就很重要了。

我也没亏待他，给过他金条，而且，把抓季伟民这样成功率很高，却很讨好的差事派给他，促成他当中校副站长，也很够意思吧！

说白了，他只要不把我人赃并获地送给共党，一切随他去折腾。

　　他的事情我全清楚，一个王占金，一个许宝凤，把人杀了一切干净，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所以我说他心重，手不狠，不适合潜伏。

他其实早暴露了，但是放心，有我罩着他呢。

　　最后再透露一点，我那个老婆，各位都知道，是蠢得可以进博物馆的蠢货，我知道她的嘴不把风，知道什么就一定会告诉那个叫翠平的女共党。

所以她知道的一切，都是我故意告诉她的。

这样，我稳住余则成，我老婆稳住他老婆，就一切都很美好了。

他们当我是老傻瓜老糊涂，那最好。

　　余则成的生死去留，全在我的掌握之中。

可惜啊！

国军太不堪一击了，否则我还可以多捞几票，如果钱再多一些，我就不必去台湾买地，而是直接去美国买地了。

　　利用他，稳住他，事情就这么简单。

他爱潜伏，尽管潜伏吧！

但是他如果撤退了，那就是叛逃，问题就很严重了。

所以，我只要不让他跑掉，就万事大吉。

在机场他说什么来着？

是命？

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是捏住他的如来佛。

　　还有一个问题要交代，那就是谢若林和晚秋的住房问题。

没我发话，他们是不可能成为余副站长的邻居的。

我本来是想拆散他和他的女共（乱码）匪，让他在关键时刻能够做不了事情，不给我惹出大麻烦，但是我有点失算。

谢若林不是周会计，一定会看出破绽的，但是重要的是晚秋这个小丫头一定会帮余则成，谢的能力，可以把翠平拱出来，拱出来以后，翠平只有离开。

晚秋力保，余则成落难之际被美人所救，只有直恩图报，以身相许，这样，我就很安心了。

可是我没想到余则成出来混了十几年，业务水准大大长进，感情观念却还是他老家的调调，只爱捞面不吃牛排。

险些被那个小混混坏我大事。

标签:

一、引言2009年初，一部名为《潜伏》的30集电视连续剧开始在南方台播出。

在事先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这部谍战剧意外的受到了观众的热捧，收视率逐步攀高，并成为人们街头巷尾讨论的话题。

此后，这部剧开始在北京卫视、上海卫视、重庆卫视和黑龙江卫视同步上星播出，把它的影响播散到全国。

当《潜伏》最后一集在北京卫视播出时，其收视率竟达到了惊人的14%，创下了该台历年播出的电视剧收视率之最。

而这部电视剧的火爆，也使得本来被认为已经“走上死路”的谍战剧再次成为荧屏上的热点。

据有关媒体报道统计，在《潜伏》之后，竟已经有60多部谍战剧在各地电视台上映。

以至于有人惊呼：“荧屏处处抓特务！

”而在网络上，关于《潜伏》以及其主要角色的命运成了众多网友热烈讨论的话题，一时间，“潜伏”、“信仰”以及“革命的爱情最浪漫”等剧中语汇成为时下最为流行的文化关键词，被众多观众口耳相传。

《潜伏》这部剧的火爆使得它成了2009年电视剧市场上的最大赢家，获得了包括长篇电视剧一等奖、优秀编剧奖、优秀男演员奖以及优秀剪辑奖在内的四项第27界飞天奖、包括最佳电视剧金奖、最佳编剧奖以及最佳男演员奖在内的三项第15界白玉兰奖、第十一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广东省委“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大奖。

由于《潜伏》这部电视剧的成功，相关的商业运作很快出现。

《潜伏》的正版及盗版的影碟在网络上热卖。

电视剧的小说原作——短篇小说《潜伏》——被“伪装”成一部长篇小说的模样成为畅销书。

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说家龙一，也由此获得了出版自己全部作品的机会。

陆琪的一本借用《潜伏》故事讲述职场经验的《潜伏在办公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卖出五十万册。

而此前并不受重视的讲述间谍故事的书籍，则在各大书店被摆到了醒目的位置。

《潜伏》成功甚至波及家具建材市场，在北京的建材市场上，与主人公余则成桌上的绿色玻璃台灯一样的灯具产品的销量，在2009年增长了20%。

《潜伏》的热播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事实上，从2002年起谍战题材的电视剧就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而2006年《暗算》的风行则将谍战片的流行推向了一个小高潮。

此后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低潮后，《潜伏》的热播又重新让谍战片成为最为流行的电影、电视类型。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谍战片在经历了五十年代初、七八十年代之交两个高潮后，在新世纪的今天再次迎来了爆发点。

仅从前两次谍战片高潮发生的时间来看，它们都发生在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巨大转变之际，似乎谍战片这一类型所携带的波诡云谲、身份莫测的元素，先天的容易成为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的某种表征。

因此，无论是从近年来谍战片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还是谍战片这一题材本身所可能蕴含的意识形态意味而言，它都成为探讨新世纪以来的大众文化所不得不面对的话题。

而本文则试图以《潜伏》——新一轮谍战片中最欢迎的文本——的分析为切入点，通过对这部电视剧的内涵进行解读，探讨其中的信仰主题，解析其的意识形态运作方式。

或许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一窥新一轮谍战片热潮所蕴涵的意识形态内涵。

二、从“人性”到“信仰”谍战题材影片虽在冷战开始前就已经出现，但真正蔚为大观则确乎发生的冷战年代。

这一题材本身所蕴涵的正义与邪恶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忠诚与背叛的身份认同使其自然的成为冷战意识形态的载体。

因此无论是在资本主义阵营还是在社会主义阵营，抓特务、窃情报都是荧幕上是不可缺少的主题。

而这一片种所携带的惊险、悬疑等娱乐元素，也使其在负载意识形态内涵的同时，成为彼时颇受欢迎的准/类型片。

50-70年代出现的如《国庆十点钟》（1956年）、《羊城暗哨》（1957年）、《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年）、《英雄虎胆》（1958年）、《冰山上的来客》（1963年）等影片以及七、八十年代之间涌现出的如《保密局的枪声》（1979年）、《与魔鬼打交道的人》（1980年）、《敌营十八年》（1981年）等影片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化记忆。

不过随着后冷战情景在中国提前到来，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对垒不复存在，当代中国的谍战片在经历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辉煌后，出现了一段近乎20年的空档。

而塑造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的谍战片，也逐渐成了人们戏谑、嘲讽的对象。

这段时间，人们对谍战片的记忆似乎不再瞩目于这一片种的惊险、刺激以及其所负载的意识形态内容，而是把焦点对准了其中的女特务。

在一篇专论间谍片的文章中，评论家认为当年的谍战片观众对女特务“一往情深、怀恋不已，提起来便两眼放光，仿佛提到的是自己初恋的情人” 。

因此在这位研究者的解读中，50-70年代的谍战片非但不被看作冷战意识形态的载体，相反它成了意识形态表述中的一道裂痕，其中透露出了被压抑的“人性”光芒：那个时代的年青人，是从电影上的女特务那里，懂得了‘儿女情长’的意义，懂得了‘暗送秋波’的意义，懂得了‘卿卿我我’的意义，懂得了‘花前月下’的意义，懂得了‘海誓山盟’的意义……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电影中的女特务，竟鬼使神差地成了爱情和人性的启蒙者 。

从这段引文中所使用的诸如“爱情”、“人性”以及“启蒙”等语汇我们可以看出，这位解读者显然把50-70年代的谍战片看作是那个“禁欲时代”里，顽强的人性不可磨灭的标志。

也正是在这类八、九十年代以来的谍战片解读中，谍战片不再是两大阵营刀兵相见的战场，而是成了“禁欲时代”的欲望飞地。

而另一个可以作为参照的文本是上海女作家素素的散文《各有因缘》。

在这篇散文中，作家对间谍形象进行了饶有趣味的解读。

她坦承自己从小就希望做个女特务，在女特务身上，她感受到了“漂亮女子的感动”。

因为：漂亮的女特务在电影《奇袭》里，每天浓妆艳抹花枝招展。

在当时崇尚贫困的年代，知道有这样打扮的女人是不好的，而女特务尽管是好人，却是为了革命工作要打进敌人内部才打扮得同坏女人一样妖艳，我们是不能向她学的。

那么只有像她一样，做特务，为了革命打进敌人的内部。

如此一来，可谓两全其美：既为革命做了贡献，又可以成天看上去漂漂亮亮。

在这段论述中，素素用“女特务”一词来指称好人，本身就颇具症候性。

因为在50-70年代的电影中，“特务”一词专指各种坏人，如美蒋特务等。

如果真的有一位女性要“为了革命打进敌人的内部”，那她必然被命名为“党的地下工作者”而非“女特务”。

因此当素素使用“女特务”一词来指认“党的地下工作者”时，她已经有意或无意的将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悄悄抹去，代之以“妖艳”的漂亮女性。

应该说，以上述论述为代表的对谍战片中女特务形象的解读的确暴露了50-70年代这类影片的某些的特质。

虽然这一时期的谍战片以彰显敌我二元对立为己任，但由于其题材的特殊性，使得其不得不大量呈现诸如舞厅、高档烟酒、男女调情等被标示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生活”的景观。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彼时中国人观看冷战中另一阵营的唯一途径。

不过就这类对谍战片的解读来说，其重要性或许并不在于这种“去政治化” 解读揭示了谍战片的某些特点，而在于它促使我们去进一步思考使这类解读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

虽然50-70年代谍战片的意识形态表述本身存在裂隙，可以为“去政治化”解读提供必要的空间和可能，但正如有人在质疑上述“去政治化”解读时所说的：毋庸回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指导方针下，我们也曾经历坎坷，有的还曾蒙受冤屈，但……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精神无所寄托，灵魂空虚到需要从当时电影中女特务的身上去寻求刺激。

当然，我们也谈恋爱，那忠实的、纯洁的爱情伴随着我们度过了凯歌前进的日子，也度过了艰难跋涉的岁月，我们从来没有觉得需要从当时电影中女特务的身上去学习‘恋爱’乃至以此望梅止渴或画饼充饥。

也就是说，对于当时身处冷战情景中的中国观众来说，这类意识形态表述即使存在裂隙，但这裂隙本身在其语境中并不可见，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的条件下，那类“去政治化”式的解读才成为可能。

事实上，使这类谍战片解读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可能就在于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打破冷战坚冰，原有的意识形态表述逐渐失去其有效性，一种对50至7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实践采取拒绝和排斥态度的表述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表述（虽然这一表述不断遭到来自各方的质疑和反对）。

在这类观念表述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描述为落后的、封建的以及压抑人性的，因此需要被某种更“普世的”、更具超越性的因而也是更符合“人性”的文化所取代。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上文提到的对50-70年代谍战片的解读，才会力图将50-70年代打上“禁欲时代”的标签，而将影片中的女特务读解为某种不能被“革命”所压抑的“人性”流露。

上面谈到的以“人性”名义对谍战片进行重新解读，对这类影片所负载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后冷战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并不是偶然现象。

它可以表现在刘小枫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重新解读中 ，也表现在贝托鲁奇探讨个人与历史关系的电影中 ，更表现在电视剧市场上一度出现的对“红色经典”进行改编的热潮中。

在那一轮改编“红色经典”的热潮中，50-70年代产生的“红色经典”本身所蕴涵的革命意识形态被指认为“简单、直接的政治说教”，而“人性”则被认为是重新赋予这些作品以“时代内涵”的唯一途径。

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革命逊位而爱情夺权，“红色经典”演化为“桃色经典”，以致杨子荣家属愤而起诉《林海雪原》剧组 。

虽然自八十年代以来，“人性”或其理论形态“人道主义”已经从最开始被官方意识形态所敌视和抵制的概念 ，逐步演变为某种具有“普世”价值的“真理”。

但这一轮声势浩大的“红色经典”改编似乎格外触动了本已裂隙丛生的主导意识形态，使得广电总局在2004年在继禁止涉案剧之后，以“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在主要人物身上编织太多的情感纠葛，过于强化爱情戏，在英雄人物塑造上刻意挖掘所谓‘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人性化’，当原著内容有限时就肆意扩大容量，‘稀释’原著，从而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 为由，发布通知清理整顿“红色经典”改编剧。

从广电总局这段关于“娱乐化”、“爱情戏”、“人性化”与“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之间发生冲突的话语中，以及从作为观众的杨子荣家属的观剧感受中，我们都可以看出，“红色经典”改编剧所突出强调的“人性”（这个貌似“普世”的概念）显然还不能发挥“普世”的功能，无法完成整合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形态作用。

或许正是在这个角度上，以《潜伏》为代表的新一轮谍战片热潮显示了其独特之处。

从某种意义来说，近年的谍战片热潮可以理解为“红色经典”改编剧的轮回 ，只是在这一轮改编中被突出的不再是“人性”，而是“信仰”。

《暗算》的导演兼主演柳云龙认为“从我们国家来讲，从1900年一直到今天，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社会经济已经非常好了，但……我们需要一种信仰，这可能就是我拍这部戏的初衷。

” 《潜伏》的导演姜伟也坦言“最初写这个剧本时,最困难的就是贯穿电视剧的主线,余则诚为什么在恶劣的环境中始终坚持不懈,他和三个女主角究竟为什么走到一起？

后来我终于想通了，那就是信仰。

” 。

而《风声》中顾晓梦死后对李宁玉的真情告白“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

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

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则把《风声》那原本试图“观照极端环境下的人性” 的影片主题升华到“信仰”的高度。

这些谍战片的主创人员对“信仰”一词的强调，或许可以让我们把近年来荧幕上频频出现的谍战剧，笼统的看成是一些关于“信仰”的故事。

而对这些谍战片中的“信仰”内涵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探究这批影片所负载意识形态内涵的绝佳途径。

三、共产党人的“信仰”故事在《潜伏》这部描写地下党余则成如何为我方窃取情报的电视剧中，其基本结构就是讲述一个普通人如何成长，被询唤为愿意为党、国家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信仰”故事。

在电视剧的第二集，左蓝邀请余则成共赴延安，但余则成却断然拒绝了自己的爱人，声称：“我们就是两个普通老百姓，不是蒋介石和毛泽东……我们生活里并没有政治，就是柴米油盐。

”显然这时的余则成并不接受左蓝对他的政治询唤，还尚未成为那个在阿尔都塞意义上的大写主体。

然而在最后一集，当余则成的联络人告诉他“经组织研究，正式接收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余则成的回答则是：“我会奋斗终生的！

”与故事开始时相反，余则成在故事结束之处已经不再是原先那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成了一个服从询唤的政治主体，并被命名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

事实上，《潜伏》中类似的政治询唤场景绝非点缀在开头结尾的冗余，而是成为整部电视剧最煽情、最为观众称道的桥段。

如第二十集余则成劝说晚秋前往延安的台词：其实你面前有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值得你活下去，那一路很美好，就像你的诗歌一样……比娶你更美好，还多了一份自由！

你不是最向往自由吗？

……那儿有很多人都像我一样，那是另一个世界，好地方，好风光……你想想晚秋，你站在一列雄壮的队伍里，迈着大步高唱着战歌，去改变整个中国。

那是什么气势？

一个小小的余则成就是路边的一个送行者，你看见了他，他看见了你，我们挥挥手就过去了。

再往前就是更有意义的生活。

沮丧吗？

无非就是一个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

留恋它就是一种高度近视！

有时候看得远一点，不就什么都有了吗？

包括爱！

这段台词无疑是标准的政治询唤话语，余则成在其中将晚秋的个人生活与情感经历命名为“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并对晚秋许诺给她所最渴望的“自由”。

同时余则成鼓动晚秋展开自己的想象力，把自己想象成身处在“改变中国”的“雄壮”队伍里，去享有一种所谓“更有意义的生活”。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余则成鼓动晚秋所展开的想象力，可以理解为一种米尔斯意义上的想象力，它试图使社会中离散的、孤独的个人将自己的遭际、命运转化为某种集体的遭际与命运，并召唤人们联合起来对这种状况进行改变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潜伏》在上述段落中的信仰表述模式无疑是一种经典的左翼表述。

也正是因此，《潜伏》在信仰问题上的处理与50-70年代的谍战片相距甚远，而与《董存瑞》、《青春之歌》等影片则更为相似。

在早期谍战片中，深入虎穴的侦查员在影片开始的地方就已经是一位忠贞的共产主义战士，信仰问题从来不是影片叙述的重点，影片真正力图展现的则是侦查员如何克服各种困难来完成共产党赋予的使命。

而正如戴锦华老师指出的，《董存瑞》、《青春之歌》等影片总是开始于孤独无依的个体，而终止于所谓“崔嵬式的庆典”，一种集体的狂欢 。

而这一叙事结构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意味则在于要求个体必须完全让渡自己的个人性或所谓“小资产阶级劣根性”，以换取集体对个人的接纳和命名。

或许正是因为《潜伏》在信仰的表述方式上采取了50-70年代流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表述，使得这部电视剧在播出后受到文化主管部门的赞扬和肯定。

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就将《潜伏》指认为“主旋律”影片并认为“《潜伏》热播、热议、热评以及光盘的热卖，体现了‘革命英雄核心价值’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和崇敬、敬仰和追求。

” 相关评论者则也表示《潜伏》能够同时获得“领导层”、“专家”以及《老百姓》的高度评价着实不易 。

而中国青年报在一项关于近两年那些电视剧最能引起观众共鸣的调查中，《潜伏》排名高居榜首，参与调查者对这部电视剧产生共鸣的比例达到70.4%，而其他热播剧如《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以及《武林外传》等，对之产生共鸣的比例则只有35.2%、18%和11.5%。

而在观众究竟在《潜伏》中看到了什么的调查中，更有“55.1%的人看到了信仰的力量，为那些无名英雄对自由正义的追求和坚定信仰而深深感动。

还有32.4%的人，看到了共产党员具有的坚定信念、奉献精神和钢铁纪律。

” 虽然这样的调查由于预先设定了几种选项提供给受众选择，往往不能充分的表达受众的意愿。

但这样的调查结果仍然表明，以《潜伏》为代表的新一轮谍战剧，用“信仰”代替“人性”，重新演绎“红色经典”，获得了社会各阶层观众的普遍认可，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达。

四、“去政治”及其失效虽然中国的电视观众普遍对《潜伏》表示认同，但人们对这部电视剧结尾的不满也逐渐浮出水面。

在笔者看来，《潜伏》的结尾恰恰是这部电视剧的阿基硫斯之踵，有关其结尾的种种争议，使其本已叙述得十分顺畅的“信仰”故事，逐渐暴露出隐含在“信仰”之下的复杂面向。

关于《潜伏》结尾的讨论，最初集中在余则成在香港的联络人对待男女主人公感情的傲慢态度上。

在剧中，余则成希望上级组织能够帮忙查找妻子翠平的下落。

但当他在赶赴台湾前再次向组织询问是否有翠平的消息时，联络人的回答则既让观众失望也让观众对组织多有微词，即“没有，找到了还能怎么样？

你们已经不可能在一起了！

”观众们都知道，组织并不是没有找到翠平，而且明令禁止翠平离开其所在的小镇以确保余则成的安全。

因此这种不满是因为组织为何要以傲慢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忠诚战士余则成，并将翠平的下落加以隐瞒。

或许是由于反对的意见过于强烈，以至于《潜伏》在地方台播出一轮后，在北京卫视放映时将这段台词进行了两处修订，第一处是余则成问联络人他和晚秋结婚是“真结婚还是假结婚？

”联络人的回答由最开始的“最好是真结婚，也是你的掩护。

”变成了“这个你自己定，一切以安全为重。

”第二处则是联络员的回答从原来的“没有，找到了还能怎么样？

你们已经不可能在一起了！

”变成了“没找到，找到了会通知的，这样优秀的同志必须找到！

”不过随着《潜伏》在全国热映，人们对这部电视剧的结尾产生了更多的不满，越来越多的观众表示无法接受余则成、王翠平未能终成眷属的结局。

有的观众甚至在看过多遍《潜伏》之后仍拒绝观看最后一集。

或许是为了缓和观众的不满情绪，部分电视台在放映时将余则成、晚秋在台湾并肩观看他们的结婚照的镜头砍去，将故事定格在余则成和联络人一起在香港咖啡馆看到晚秋从汽车里走出来的段落。

甚至在《潜伏》剧组内部，部分演职人员也认为这部剧的结尾让人不能接受。

吴站长的扮演者冯恩鹤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对这部剧的结尾很不满意，还特意就此事找导演商谈，提出自己的方案。

在冯恩鹤的设想中，《潜伏》的结尾不应该是余则成和翠平天各一方，而应该是余则成在拿到天津潜伏名单后准备从家里离开时，吴站长突然开车接余则成去机场。

不过吴站长并没有真的把余则成送到机场，而是来到天津郊外的一片树林边。

两人下车后，吴站长亲切的握着余则成的手，说：“其实我们是一伙的！

”然后两个人共同奔赴解放区 。

只不过这一方案刚一提出就马上被导演姜伟断然拒绝。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被姜伟拒绝的方案其实并非冯恩鹤的原创，它直接对应着一部出现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谍战片《保密局的枪声》。

在这部影片的结尾，地下党刘啸尘成功窃取了国民党在上海的潜伏特务名单，正当他带着这份名单准备离开时，被突然出现的特务组长张仲年和“老三”截住。

正当千钧一发之际，“老三”突然掉转枪口，击毙张仲年，掩护刘啸尘顺利完成任务。

《保密局的枪声》这一出人意料的结尾在当年被认为是一种成功的创新尝试，并被同一时期的其他影片如《与魔鬼打交道的人》所吸收利用。

按照戴锦华老师的分析，七、八十年代之交这批谍战片在结尾上的变奏，显影出此时的这类影片在“看似重申敌我界限的同时，再度划定出一个新的‘内部’，抹去了其间的种种暧昧和含混，呼唤着和解与社会整合” 。

因而与《西安事变》、《庐山恋》以及《城南旧事》等影片一起，显露出中国社会“内部政治的转轨迹象” 。

那么在30年后的今天，姜伟对这一结尾的拒绝，似乎意味着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重大改变之后，内部的政治转变变为不争的事实，当年那批影片所试图释放的政治信号似乎以及失去意义。

那么由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潜伏》的编导所设计的结尾究竟意味着什么？

根据《〈潜伏〉创事纪》的描述，导演兼编剧姜伟对《潜伏》结尾的设计蕴涵着他自己对历史的独特思考，因而从来“没有想过别的结局”。

他试图在结尾表达的是余则成在组织先告诉他自己已经不可能在翠平在一起后，马上又被告知自己“被正式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所感受到的“荒诞感”。

而男主角孙红雷还特意为这场戏设计了一套动作表情，让余则成在说完“我会奋斗终生的”后，看着窗外，眼睛里充满“愤怒、费解的感觉”，以表现他此时的荒诞、愤懑与无奈。

只是考虑到这样的处理“有敏感的东西在里面，最终还是拿掉了” 。

不过如果我们把这段内容重新添加到《潜伏》的叙事脉络中的话，那么这部电视剧的意义阐释似乎就有必要进行重大修正。

因为在添加了这段内容后，《潜伏》的叙事结构就不再是上文所说的讲述余则成如何从一个普通人成长为共产党员，而是变成了余则成的两次“荒诞感”。

第一次荒诞指的是余则成在南京刺杀李海丰之后，被戴笠要求继续潜伏，传递情报。

正是在这次任务中，他得知戴笠出卖国家利益，中饱私囊的内幕。

因此当戴笠特使叶子明刚跟自己说完“你要继续战斗下去……相信你会像一个勇士一样与日伪战斗下去”后，马上就与日本军人饮酒作乐时，余则成感到自己的生活极为荒诞。

也正是这次荒诞感，改变了余则成以后的命运。

他由此决定放弃潜伏的生活，转而投奔共产党，并希望奔赴延安与自己的爱人左蓝相会。

这第一次荒诞感显然是出于对国民党抗日的失望，从而对自己工作的意义以及原先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其内涵相对单纯。

不过《潜伏》结尾处余则成感到的第二次“荒诞”则显得更为复杂。

首先，这份“荒诞感”可以理解为对命运捉弄的不解。

因为余则成不得不潜伏下去，与翠平天各一方，并不是因为他做的不够好，相反正是因为他做的太好了，使得吴站长对他过于信任，因此才把他作为心腹带往台湾。

其次，这种荒诞感似乎也来自对共产党的失望。

当余则成在电视剧结尾处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这一时刻并没有像50-70年代红色电影那样，成为一个欢腾的时刻，相反余则成感到的只是荒诞。

因为被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没有像余则成为晚秋描述的那样，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好地方，好风光”，加入到“一个雄壮的队伍里”，而只是继续潜伏下去。

在某种意义上，信仰对余则成来说似乎并不意味着自由，而是对自由的剥脱。

而造成余则成感到荒诞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则是剧情上的不断重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潜伏》的故事就是余则成两次试图不再潜伏（第一次是余则成离开叶子明后，去陕西会馆投奔共产党；第二次则是余则成在拿到天津潜伏特务名单后，准备撤离），而由于某种意外，不得不再次潜伏的故事。

而每当余则成开始新的潜伏时，他都不得不与此前深爱的女性（前是左蓝，后是翠平）天各一方。

这种不断重复所营造的宿命感，是余则成“荒诞感”的主要来源。

而更有意味的是，由于剧情设置上的重复，使得余则成在南京和叶子明的谈话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和余则成在香港与共产党联络人的谈话并列观之。

在这两次谈话中，叶子明和共产党联络人都用党国、抗日或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名义，要求余则成为某种崇高的事业献身。

而余则成在两次谈话中则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解和疑惑。

而在影像风格上，在叶子明与余则成的对话中，余则成靠窗，被阳光覆盖；而叶子明则坐在远离窗子的地方，处在较暗的位置。

在余则成与共产党联络人的对话中，余则成穿着套一尘不染的白色西装（值得注意的是整部《潜伏》只有余则成只在这里身着白色外套，导演似乎是刻意让余则成在电视剧结尾时给人纯洁无辜的感觉），而他的联络人则身着黑色西装，戴黑色墨镜。

这一影像风格似乎预示着余则成是一个纯洁、善良的个人，而与之相对的组织则被表征为某种罪恶的力量。

种种迹象都表明，导演兼编剧姜伟设置的这种并列是有意为之，而非巧合。

正是因为姜伟通过结尾所表现的“荒诞感”，使得余则成最初信仰的三民主义与他后来信仰的共产主义被放置在相等的位置上。

而这两种并列的主义又都因为表现出对个人权益的剥夺而被赋予了负面的涵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姜伟试图在《潜伏》中“保持某种荒诞感”，消解了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本身所蕴涵的诸如对中国未来的不同想象等政治内涵，变成了某种强大的、对个人造成威胁的压迫力量。

也正是这种“荒诞感”的存在，余则成也就不再是一个成功的地下党，而是变成了一个被历史绑架、裹挟的小人物。

应该说，姜伟试图在《潜伏》中传达的关于组织、党、主义等宏大叙事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论述，在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并不新鲜。

或者说它早已成为一种流行的陈词滥调并被某些人当作无可争辩的常识。

事实上，这套论述直接联系着中国社会在文革结束后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拒斥。

在这套论述中，50到70年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实践被指认为一种宏大叙事，它以集体的名义，许诺给个人以美好的明天，并要求个人让渡其固有的权利。

因此《潜伏》这部热播电视剧真正值得分析的症候点并不是导演试图在其中传达这种关于宏大叙事与个人关系的论述，而是这套论述在新世纪文化实践活动中的失效。

在八、九十年代，人们所塑造的文化英雄通常都是在中国当代历史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挺身抗暴的自由斗士（抑或是含冤受苦的悲情英雄）。

而姜伟在处理余则成这一人物形象时，也正是借着他所营造的“荒诞感”，力图把他塑造为一个被宏大叙事压迫的小人物。

不过有趣的是，姜伟的这一创作意图既没有得到官方的支持（由于惧怕某些敏感问题，姜伟在最后上映时把表现余则成的“荒诞感”的部分删去了很多），也没有获得观众的认可（虽然有高达95.7%的观众表示喜欢看《潜伏》，但这部电视剧的结尾却成了最为人诟病的部分），相反成了这部热播电视剧唯一让人不满的地方。

因此我们接下来所要处理的问题是，当《潜伏》在叙事表层讲述一个共产党员的成长故事，把其中的“信仰”标示为共产主义；而导演又用叙事潜藏的“荒诞感”把“信仰”的政治内涵重新消解掉的时候，那么观众表示高度认同的那个“信仰”究竟是什么？

五、作为职场伦理的“信仰”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姜伟试图在《潜伏》中营造“荒诞感”，但由于他为避免“敏感的东西”影响这部电视剧在文化市场上的流通，而对《潜伏》进行了适度的删改，使得这种“荒诞感”并没有为观众直接感知。

我们只能在观众对这部电视剧结尾的不满和愤怒中，才能够间接触摸到这种“荒诞感”的存在。

因此人们在谈及《潜伏》的“电视台热映、观众热议、媒体热访以及碟片热卖的四热现象” 时，通常把它看作“主旋律”电视剧所宣扬的“革命英雄核心价值”重新得到观众认可的标志。

广电总局的有关领导甚至因此称《潜伏》是“广电总局的骄傲” 。

不过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是，剧中人物李涯——这个余则成最主要的敌手——被观众热捧，其人气之高绝不输于真正的主角余则成。

在众多“牙签”（李涯粉丝的自称）的口中，国民党保密局天津站行动队长李涯被亲切的称为“小狐狸”，并认为这个标准的反面人物是“真正的革命者” 、是应该“被供奉的佛龛”、是应该“被怜惜的小狐狸”、同时也是应该“被敬仰的李队长” 。

而一位自称“整编74师师长”的网友甚至高呼：“人命运在红尘中摇曳，信仰亘古不变，无畏坚贞与之同行，这就是李涯的品格，李涯的风骨。

” 虽然这类言论多出现在百度贴吧里的李涯粉丝口中，而粉丝的特点就在于以各种夸张的语汇对自己的偶像进行不遗余力的赞美。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类言论本身需要研究者进行审慎的处理。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使得这类赞美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言论在中国大陆成为可能的条件，则是当代中国社会“去政治化”的社会氛围。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众多观众对李涯这个形象的由衷爱戴，并把一个国民党军统特务指认为“真正的革命者”，并不能简单的视为粉丝们的“胡言乱语”，这本身就是我们时代变化的症候点。

它提醒我们不能把《潜伏》看作是一部简单的“主旋律”电视剧，那“贯穿《潜伏》始终”的信仰需要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

李涯受到的观众的热烈追捧，首先是因为他的单纯。

在众多“牙签”看来，《潜伏》中的人物大多是两面三刀的无耻之徒。

吴站长表面上为党国尽忠效力，但他工作的重心早就变成了尽可能多得谋取私利，为自己将来找好退路。

陆桥山则是办公室中的老狐狸，为了排挤同僚甚至不惜把保密局的情报出卖给外人。

马奎虽然在抓捕共产党时表现的尽心尽力，但其真实目的不过是早日晋升副站长。

谢若林更是一个“嘴上主义，心里生意”的小混混，只是为了钱才寻找情报，根本不在乎出价者是谁。

而《潜伏》中的正面主人公余则成虽然一心一意为共产党做事，但他为达到目的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的种种行为却让“牙签们”将这个革命英雄看成卑鄙小人。

只有李涯——尽忠职守的国民党特务——被视为剧中唯一一个敢作敢当、心口一致的人，只要是对党国有利的事，哪怕再苦再累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

因此他也就被众多“牙签们”指认为“高尚和淡薄” 、“天真而单纯” 的勇士。

而在电视剧第十五集，李涯对袁佩林的真诚告白：“我干这一行真不图立功受奖”，只愿“为党国消除所有的敌人，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

抗日如此，反共也是如此！

”似乎表明他并不在意“抗战”、“反共”这两个意识形态内涵迥然不同的行为的差异，而只是非常“单纯”的希望天真无邪的孩子可以幸福的成长。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李涯的这种“单纯”，使得这个国民党特务毫无障碍的受到观众们的爱戴，有的观众甚至说：“看了《潜伏》，我只记住了李涯一个人” 。

李涯受到观众欢迎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对“信仰”的执着。

这一点首先表现在李涯对同僚的态度上，李涯不是没有搞办公室政治的才干，但他从不为同僚的排挤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为了党国的大业，他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而隐忍不发，尽量不与同僚发生冲突。

只有当陆桥山用出卖情报的方式打击自己时，他才设计揭穿对方的真实嘴脸。

其次，李涯还是个保密局中难得一见的远离酒、色、财，全心全意工作的人。

当袁佩林问李涯为何从不饮酒时，他的回答是：“喝酒误事！

”而且李涯似乎从来没有过家庭，哪怕睡觉他也通常是在办公室和衣而卧，以便可以随时起来工作。

或许正因为如此，百度“李涯吧”里讨论最热烈的话题之一就是什么样的女人才能配得上李涯。

这位行动队长对信仰的执着还表现在不屈不挠、屡战屡败的精神上。

不管吴站长如何多次暗示不可以调查余则成，不管自己的本职工作如何繁忙，只要余则成表现出一点可疑之处，李涯都会抽出时间、精力加以调查，哪怕为此换来上司一次次的责骂、一次次的受辱。

正是因为李涯对“信仰”的执着，有的观众甚至说：“见到李队后，我终于明白，原来信仰这种东西是多么的强大，又是多么的迷人，让人拥有义无反顾的力量。

” 并把李涯比作“西西弗”式的英雄人物 。

不过有趣的是，虽然观众们在李涯身上看到了信仰力量的强大，但这种信仰恰恰因为其单纯而显得并无实质性内涵。

正如一位“牙签”所说的，李涯“因为太过锋芒被上司穿小鞋，被同事排挤。

其实他做错了什么？

只不过是专心业务因此盖过了一些天天无所事事的人，只不过是恪守制度不徇私情。

难道，不是每个人都该做到这些吗？

为什么，做到的人受到的奖赏反而是做不到得人疯狂的打压？

” 从“专心业务”、“恪守制度”以及“不徇私情”等表述来看，李涯的信仰似乎只是恪尽职守的职场伦理，并不包含其作为一个国民党特务所负载的意识形态内涵。

与此可以作为参照的是《潜伏》的观众纷纷把这部电视剧当做“职场教科书”，津津乐道其中的职场“厚黑学”。

陆琪在此思路下创作的《潜伏在办公室》在短短一年之内即卖出五十万册，此后又派生出《〈潜伏〉中的职场智慧》、《职场潜伏心理学》以及《潜伏读出的潜规则》等效颦之作，这类解读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陆琪眼中，“《潜伏》并不是间谍片，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职场教程” 。

余则成的故事也并不是一个坚贞忠诚、机智勇敢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深入虎穴，历经各种磨难，战胜无数困难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故事；与之相反，那只是一个办公室中的小人物利用自己的谋略，挑拨同事之间的关系，获取上级领导的信任，并逐渐升官发财的故事。

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一条叫做《每个人都要有大志，就算要毁灭世界也可以》的办公室法则中：胸怀大志是做主角的首要条件。

譬如余则成的信仰，站长的贪钱，马奎和陆桥山要当副站长，李涯为了党国事业，这些都是大志，而有理想存在才能为此奋斗。

在职场上，你若没有一个奋斗目标，就不可能进取的往上爬，到最后只能沦为龙套，成为别人的牺牲品。

所以不管毁灭世界，还是成为第一首富，你都必须心存志向，以此为目标。

这条办公室法则把余则成所追随的共产主义信仰、吴站长所信奉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益原则、马奎和陆桥山所追求的荣华富贵以及李涯对国民党政府的赤胆忠心、“毁灭世界”以及成为“第一首富”，都被统统化约为没有任何差别的“大志”、“理想”。

而这些“大志”和“理想”所最终要成就的不过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成功人士”。

在职场伦理的意义上，余则成和李涯恰恰代表了办公室政治两种截然相反的典型。

前者只为升官发财，不择手段的往上爬；而后者则恪尽职守，是所有老板梦寐以求的好员工。

不过值得我们玩味的是，虽然陆琪介绍余则成“职场成功之道”的书“火遍大江南北”，其中不乏对李涯这类员工的挖苦讽刺。

但真正为电视剧观众所爱戴的却正是那位“不求立功受奖”的李队长。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电视剧《潜伏》在意识形态运作最为成功的一点，就在于它把各种截然对立的“信仰”（如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等）顺畅的改写为对资本主义社会职场伦理的尊重和拥护，而这一改写又在不知不觉中为观众所接受。

六、结语电视剧《潜伏》在“信仰”问题上所呈现出的复杂性，显示出新世纪以来谍战片热潮所蕴涵的多重意识形态运作。

一方面，文化主管部门以罕见的方式对这部电视剧予以高度赞扬，将它的热播视为“主旋律”重新受到观众认可的标志。

而另一方面，《潜伏》的主创人员则试图在这部电视剧中延续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流行的“去政治”式的历史哲学，采取与“官方”不合作，甚至对抗的姿态。

然而在新世纪的历史语境下，这两种相反的意识形态运作却各自呈现出暧昧的一面。

《潜伏》的主创人员因为觉得以“去政治”的方式塑造余则成这个人物“有敏感的东西在里面”，主动将这部分情节加以删削，并多次在播放过程中修改结尾。

这一事实无疑表明，导演姜伟在面对表达政治意识和通过审查、获得商业成功的两难选择时，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

而文化主管部门对这部剧的“热捧”，则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背景——建国60周年。

在《潜伏》刚开始推向市场时，出品方广东南方电视台并没有将其作为“献礼剧”加以宣传。

只是在这部电视剧受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由衷热爱后，文化主管部门才将其作为“献礼剧”的典型来推广。

因此，与其说有关部门看重电视剧中的“信仰”故事，不如说他们更重视《潜伏》的社会影响力。

而更加耐人寻味的则是观众的反映。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潜伏》中的信仰被观众填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职业伦理等内涵，从而一方面将“主旋律”式的意识形态宣传消解于无形，另一方面则使得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流行的对于“官方”的抵抗与不合作姿态被成功解构，变为一种无效的意义实践。

这一现象表明，新世纪的中国观众不再像八、九十年代那样选择一种拒斥“官方”的姿态，也没有完全认同于主流意识形态宣传，而是将自己的身份认同定位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的职场成功人士。

从这个角度来看，《潜伏》中的“信仰”正像余则成的间谍身份一样多变莫测，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述与“去政治”式的历史表述的失效，似乎暗示着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正在浮出水面。

康德有一本著名的著作叫做《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在看《潜伏》的时候，一直联想到这本书的这个名字。

1.每个女人的出现都是命运的转折点这当然是一部非常出色的间谍片，但我也完全能够认同一种可能会被认为非常女性化的视角，就是把它看做一部彻头彻尾的言情片。

通观整部《潜伏》，余则成认识中共、加入中共到坚定不移地信仰共产主义理想，这一过程中每一个重要的环节都与女人以及爱情有关。

前两者主要是因为左蓝的缘故。

在重庆为中统效力的时候，余则成虽然全心抗日、同情中共，但毕竟还是心向党国，他和左蓝在陕西会馆的那一次争执就是明证。

对国民政府内部的种种不满的确是真，但完全不足以使其背叛党国，所以左蓝本人也一度认为她策反余则成失败。

余则成加入中共，实属无奈，完全是因为国民党基本把他当作一颗弃子，置其生命安全于不顾。

他中弹后为中共所救，实际上已无他路可走。

但在这种绝境中他之所以并非截然不甘愿地踏上他不得不走的道路，只是因为他怀揣着对左蓝的感情，以及对与其共同生活的期望。

所以中共内部也把他定义为“仅仅为一个女人参加革命的人”。

对余则成来说，结实左蓝无疑是他人生最大的转折点，也是他一生命运的真正开启。

与左蓝的爱情，是浪漫的、理想主义的，这和左蓝身上折射出的信仰是一致的。

左蓝参观天津的时候，他的上司对她强调了一句话：“革命的爱情最浪漫”。

还有左蓝与苏联的几次并列：围巾、共青团员之歌和去苏联的进修，统统暗示了这一点。

她本身就是一个风花雪月般的人，她带来的信仰也是一种风花雪月般的信仰。

似乎是极美的，但是却绝空虚。

当然不是说左蓝同志的信仰不实不真，而是对余而言确实是这样，这可能是因为他对这位初恋情人（貌似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前前后后都不甚了解，也更因为他和左蓝之间的感情就是这种风花雪月的感情。

所以真正奠定了余则成最后信仰的建立的，毋庸置疑是翠平。

之前说余与左是风花雪月的感情，最大的证据是在左蓝和翠平这两个女人的对比中呈现的。

比如余第一次吻翠平，翠平突然提到左蓝，令余顿时兴味大失。

他劝翠平“必须要学习如何谈恋爱”，从这其中可以窥见他与左蓝的恋爱模式。

但是在终日的打打闹闹中，在有惊无险的一次次危机中，更是在同甘苦、共信念的精神契合中，余与翠平之间磨砺出了一种相濡以沫、坚忍不拔的爱情。

而余真正信仰共产主义也是在这期间，所以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翠平，这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他自己的一句话道破个中玄机：“左蓝给过他一种信念，但这种信念的力量确实翠平给他的”。

最后命运给他安排的却是与他姻缘最深，不断在人生路上不断相遇的晚秋。

全剧最后以他对着他和晚秋的结婚照黯然的表情结尾，标志着他一生情感与命运的归宿。

这样一个表情作结，也正说明了这条情感线路，才是《潜伏》真正的线索。

2.真正的悲剧不是英雄死了，而是英雄结了婚那么好评如潮的《潜伏》说到底只是一部言情片了？

只是妇孺老幼茶余饭后的消遣之作了？

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情感线索的确是《潜伏》的真正主轴，但这个主轴比起讲讲才子与佳人（或者女英雄）之间的罗曼史，蕴藏着深得多的内涵。

为了说清这个内涵，就必须调转方向，再回头来说说作为潜伏中真正主角的男人们。

潜伏中的男人们数量着实不少，分布于各方阵营的各个层次。

但其中刻画最细腻、最有意味的，还是余则成、李涯和吴敬中三人。

这三个人性格截然不同，身份立场也毫不重叠，在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亦敌亦友的互动中，故事呈现给我们的除了一段段精彩的斗智站之外，更有这些心机深沉的情报人员隐藏至最深处的真心。

李涯这个人颇为重要，虽然他心狠手辣、诡计多端，但在一竿中饱私囊昏庸无能的国民党官员中，他仿佛一张干净的白布，没有任何忠诚上的污秽。

也许在之前的种种行为中，还看不出他所表现出的对党国的忠诚是为公还是为私，但在天津濒临陷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尽忠职守孜孜不倦地展开黄雀心动，尤其在与懦弱胆怯的南京特派员的对比中，我们终于得以看清他心中的一份真诚。

他曾经说：“钱是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精神意志。

”这句话听上去相当冠冕堂皇，但终其一生，我们可以看见他说的是肺腑之言。

当余则成终于拿到黄雀计划100人的正式名单时，也是在廖三民与李涯同归于尽后，余表达了对李的一种肯定。

这种肯定虽然有策略性的因素，但笔者相信也一定有真诚的因素。

这可能就是余则成对这个整个天津时期所遭遇的最大的对手最后释出的一份敬意。

李涯这个人是有信仰的，这使得他散发着血腥臭的身上同时拥有着某种高洁。

虽然他也愤世嫉俗，他也不满当局，虽然国民党并没有如共产主义般强烈的信仰。

但李涯所做的一切，从不为名为利，最多也只能说为权为势。

但后者与信仰其实是很难分离的东西，而吴敬中这个人，恰恰就是看清了这二者的关系的人。

如果说李涯和余则成的内心世界像是结构复杂、悬念迭起的推理小说，那么吴敬中的内心世界是一篇逻辑严密、言辞生涩的论文——如果你掌握了门径，你很容易就能读懂。

但如果没有找到门径，那你一辈子也不可能读懂。

吴站长有很多的名言，都是通俗易懂的大白话。

比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比如“你要做的就是活着，过生活”，比如“我得到了什么？

除了衰老和贪污的来的那些好处”。

而当余则成说“您得到了少将的军衔”的时候，吴敬中的眼中闪过的是对权力彻底的厌倦：“我年轻的时候也好斗，早看破，早解脱”。

吴对余有一份知遇之情，这份情也是到故事的最末尾才真正浮出水面。

他钦点余去天津站，显然就是为了把他培养为自己的心腹。

但在拥有权力和资源的时候，他始终没有真正把手中的东西向余倾斜，而是一直玩着高超的领导艺术。

只有到了危难时刻，他对余的那份特殊的器重才真正暴露无遗。

他竭力拉余离开，他力邀余跟他下海，也许还可以说有利用的成分，但他对余说的话，实际上包含了一个前辈能给与他所关爱的后辈的最大情谊。

因为“早看破早解脱”这句话，其实是吴敬中在知天命之年，回首自己为国效忠的拼搏之路，大彻大悟的一句真心话，也是他作为一个长辈、老师，能教给余则成的最切要的贴己话。

可惜余则成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也没有理解吴敬中说这句话的真义。

也许在结尾处的那个颇有“只是当时已惘然”之感的表情里，他已经参悟了这句话的含义。

只是那个时候，毕竟为时已晚。

朋友说《潜伏》是个悲剧，我当时立即想到了布莱希克所说的：“真正的悲剧不是英雄死了，而是英雄结了婚”。

我相信每一个看懂了《潜伏》的人，在看完最后一集的时候感受到的是巨大的迷惘与无措，而绝非是巨大的悲伤。

没错，《潜伏》无疑是个悲剧，虽然男女主角经历了种种危机毕竟都幸存下来，但是布莱希克的论点一点也没有错。

具体到这部片的情况的话，《潜伏》真正诉说的东西不是信仰，而是信仰的破灭。

无论是李涯、余则成、还是吴敬中，都曾经是英雄式的人物。

然而，除非在最激情的年代死去，不然英雄终会看破真相。

真相就是他所为之奋斗的，也许是根本不值得的。

这句话，就是吴敬中一直想要对余则成说，但终于也没有能够说出口的话。

3.单纯情感限度内的信仰信仰与政治的牵扯，最后总是让英雄慨然长叹，郁郁而终，这样的情况似乎古已有之，而至今亦并未有任何改变。

但是，真是只有“早看破早解脱”一途么？

中国英雄的唯一出路，仍然只有释老之万法皆空，或者逍遥天地么？

我想不是这样的。

《潜伏》中说的也不是这样的。

余这个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他仿佛是为了做间谍而生的。

他深谙个中的游戏规则，也深得隐藏和掩饰自己的精髓。

但就像他对翠平说的，他在翠平面前是真的，没有丝毫掩饰的。

一个文弱的知识分子，一个喜欢逗女人玩的恶趣味大老爷子，喜怒哀乐、容颜举止，通通都是松弛自然，收放自如。

余则成这个人真正的理想，不过就是和心爱的人安安稳稳过日子。

而吴敬中何尝不是？

吴敬中抗战一胜利就命下属接来自己的夫人，才引发了这一连串的故事，这个命令有做给上面看的部分，但难道不是反映了这个人注重家庭的一种内在倾向么？

所以他在劝余离开的时候才说“要活着，过生活”，“你跟翠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过安定的日子”。

这样的话对余则成而言肯定是充分赞同的，但他始终相信只要解放之后他和翠平就能拥有这样的生活，一如他未背叛国民党时曾经和左蓝打赌，认为只要抗战胜利国家就可以安定，他们就可以结婚过日子。

一次又一次，余则成选择了单纯的信任，和天真的憧憬，而现实也一次又一次击碎了他的安居梦。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是一种牺牲了一个人所有的生活的奋斗么？

那么这种奋斗又保护了什么？

意味着什么？

然而我绝不是对共产主义信仰，乃至信仰这个词本身有任何疑虑。

人是需要信仰的，不一定非要是一个需要抛头颅洒热血的伟大信仰，也许只是相信善、相信人性、相信希望，也许只是不害人、不逐利、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这些难道不也都是信仰？

在和袁佩林对话的时候，李涯曾说：“我不为立功，为党国消除所有的敌人，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抗日如此，反共也是如此。

”又说：“和平了，大家都是神仙。

”其实人心的盼望与渴求，都是惊人的相似。

但是为什么这些相似的盼望与渴求最后集结而成的信仰，却往往成为剥夺了人追求这些渴望的最大侩子手呢？

其实有一件事是非常明确的，但却往往被我们忽略了。

是信仰要求我们去杀人么？

是信仰要求我们去死么？

我觉得不能直接这样说。

一个信仰如果教导我们去杀人，去死，那是多么可怕的信仰啊！

是形势迫使我们杀人，亦是形势迫使我们去死。

当外面的世界把我们逼到生存的夹缝的时候，在苟延残喘和英勇就义之间，我们可以做出正当的选择。

但这绝不意味着信仰本身叫我们去杀人，或者自杀。

这就是为什么余则成无论如何不能除掉晚秋而要冒险把她送往西柏坡的原因，也是廖三民必须与李涯同归于尽的原因。

战之罪也，何故归于信仰本身？

一种信仰，必须如脱离利益之掌控一般，脱离权力之掌控，它才有可能纯粹，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力量与价值。

政教分离，绝非荒唐之言论，而是当下必行之形】势。

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千百年来的孽根深种，难道不是到了应该连根拔起的时候了么？

然后，一种信仰，必须真符合人心，符合常情，它才不会偏颇、过激和扭曲。

就像当余则成有余太太陪在身边的时候，他信的最真，信仰不是僵死的教条，也不是抽象的理念、空洞的口号。

当然信仰也不是革命的欲望、暴力的欲望、发声的欲望。

真正的信仰，应该是粹取于人心中最普遍也最真切的那些天性，那些本质，也是切实流露于人伦日用每一处的具体表征。

它不指向单纯的“理”——一种脱离了具体的情境与活生生的人心的高全理论；亦绝不能指向“欲”——无论是与生理相通的诸欲望，还是更加隐蔽的心理深层之欲望；而必须严格限定在“情”的范围内。

这里的“情”不是情绪的“情”，亦不是不受约束控制的感情的“情”。

以《潜伏》为例的话，余和左的才子佳人式的恋情还不能达到这个“情”的高度，而唯有余和翠平之间的夫妻恩爱才能达到这层含义。

这个“情”也是“情状”、“情实”的含义，就是它永远关注于当下，关注于细小的、具体的、琐碎的人间世，关注于每一个情境和境遇。

就好像翠平曾经问余则成：“你究竟是要去看牌子（情报信号），还是真心要和我散步？

”余则成的回答很妙，也很真诚：“都是”。

这是一种单纯情感限度内的信仰，爱自己的妻子，也是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的妻子，也就坚持了自己心中的信仰。

如果说我从《潜伏》中看到了什么可以叫做“希望”的东西，那么我想就是“都是”这两个字罢。

有些剧是用来看的，有些剧就是人生能量包。

有一部剧，杉姐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拿来刷刷。

它拥有我生活中所需要的全部营养。

它既有厚黑、权谋，鲜活的办公室生存法则；也有生活、爱情，信仰的力量。

我欣赏这部剧里的所有角色，还有台词：这两根金条放在这，你告诉我哪根高尚哪根龌龊？

八路军军调代表说：革命者的爱情是最浪漫的。

感动的，不是一个真空包装的军营童话，而是混沌未凿的人生命题。

《潜伏》

这部8年前的谍战剧，成为了国产谍战剧的巅峰之作。

豆瓣评分证明它在剧迷心中的地位是为数不多的那几部之一。

与技术含量超高的美剧相比，《潜伏》的精彩不仅环环相扣，而且人情练达。

这是一部铺排精细、没法按快进键的好戏。

它一举横扫当年的飞天奖、金鹰奖、白玉兰奖的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最佳男女演员等大奖。

《潜伏》热播时，各大电视台每天都是关于潜伏的解读及周边报道。

就连剧中的同款民国风台灯也走红，一度脱销。

（杉姐也有同款台灯）没有一部剧能像《潜伏》这样给观众留下这样深刻的永久性后遗症：看到鸡窝就想掏。

看到茶叶筒就想倒。

看到写过字的纸就想烧。

连杉姐也得了这个慢性病，久久不愈，今天杉姐带大家进入这部神剧深处，也是有私心的。

故事发生在1945年，抗日战争接近尾声之际。

国、共、日三方的角力日趋激烈，暗流涌动。

军统情报处成员余则成（孙红雷 饰）受命前往南京刺杀叛徒李海丰，却意外被策反，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成为了共产党派到军统的潜伏人员。

刺杀李海丰成功后，余则成晋升为少校，调到天津军统站。

翠萍则意外的被上级派来担任余则成的“夫人”。

每次提到这个呼唤了两集才出来的“夫人”，余则成都紧张的说“她是山里的”。

天知道，这个档案上的假夫人究竟在哪里。

第一次见面，杉姐和大家一样紧张又期待。

会面的地点似乎提前预示了翠萍这个角色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笑声。

我移交日本特务经常路过那儿。

站长形容她是“蠢得可以挂相的女人”、“可以进博物馆的蠢货”。

余则成则认为，党派来一个这么一个女人来和我配合工作，一定是上辈子欠了她的。

他不得不用高粱地、鸡窝、喂猪之类的例子来打比方，好让这个女人听懂他的意思。

翠萍确实处处犯错，嗓门大到隔壁周会计天天伸脖子偷听，根本不适合潜伏这种悄没声的地下工作。

（每次看到周会计这么用力，都担心他落枕）麻将打激动了开口就是“八路”。

听说谢若琳有手枪。

翠萍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型号？

”

口头禅是：“给我一支枪，给我配两个人，我冲进去把人抢出来。

”这个时时刻刻都有可能暴露身份的女人，几乎把余则成的高度紧张升级成了神经病。

一睁眼就感觉全世界都传递了不详的预感。

听说翠萍去了站长家了，眼镜都要吓掉。

她来了天津之后垒大锅头、盖鸡窝。

睡衣外穿，腰插手枪，包藏手雷（还好不是裤裆）。

穿高跟鞋旗袍不会走路。

烫头发像顶了鸡窝。

官太太们背地里也捉弄她。

马太太问我跟你的性怎么样。

看翠萍这个农村大丫头变官太太历险记成为很多观众追剧的原因。

大家要看看这个女人怎么坏事。

怎么闹笑话。

余则成：像林黛玉。

翠平：谁? 余则成：林黛玉。

翠平：在哪儿认识的野女人吧?

余则成只能无语，低头继续修表。

余则成：我发现你拿起枪，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很有魅力。

翠萍：魅力是什么。

起初，余则成在她心里就是一个“大吃大喝、收金收银，专靠打听小道消息混日子的人”。

可是，日子久了她才发现了这个男人哪里都好。

她变得不像之前的翠萍，甚至偷偷拽着他的被角不撒手，希望早日变成真夫妻。

如果翠萍只是来扮了一下官太太，学习了怎么打扮、怎么喝咖啡、打麻将，那这个人物的高度是没有的。

所以，编剧让她重新干回本行，这个革命战士的光辉形象一下就有了。

游击队的队长终究还是拿起枪的样子最有魅力。

她以精准的枪法解决了陆桥山。

准备撤离的时候，她大步流星，走出院子，只剩还在发呆的余则成。

翠萍这个人物的设计简单、粗暴。

但她打动人也是最简单的。

两个人的结婚誓词，余则成说了一长串诸如无凤冠霞帔装扮新娘；战火无情，恩爱有成之类的话。

翠萍只说了一句：爹、娘，我嫁了。

大家眼泪就下来了。

翠萍最简单也最真实，这个角色张力是最显而易见的。

余则成，军统成员。

他从余则成变成了劳文池变成了蟹，又变成了峨眉峰、深海。

他一直在潜伏，且越来越难以看清他的本来面目。

他做事十分小心，每次出门，门口的地毯上都要放香灰。

这个男人就像刚进大观园的林黛玉“不肯多说一句话，不肯多走一步路”。

这样一个严肃又不苟言笑的人物，没人能记得住他。

但他背地里偏偏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

见到左蓝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暖男。

余则成称左蓝“蓝”。

剧中第一次拍两人相见的场面，他探着头去看她，表情天真的像个孩子。

在左蓝面前他成了话唠，像小男人一样想给最爱的人配一个什么样的结婚戒指。

两个人因为政治信仰走到一起的那段戏，也成了经典桥段。

这是特殊年代最罗曼蒂克的恋人相遇。

余则成：听说你弟弟是走私相机的，我能看看货吗？

左蓝：您搞错了，先生，我表弟是贩卖茶叶的。

她和左蓝每次短短的秘密汇报，也因为恋人的原因，让革命的爱情分外浪漫。

恋人见面还需要对暗号来检测身份，余则成的日子，唉！

两次得到心爱的女人死亡的消息，一个左蓝，一个翠萍。

脑子里全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圈套”。

简直是要人格分裂。

他逢场作戏，却不得不假戏真做。

所以，他不敢记住翠萍的真实姓名。

他告诉自己，必须喜欢翠萍这样的，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悲伤，也只能尽情的来，迅速的走。

因为他不把假的变成真的，哪天就真的出了错。

左蓝死后，余则成一直抱着那本延安文集。

许多观众如杉姐，第一次听别人念语文课本上的字哭了。

人固有一死。

或重如泰山。

或轻于鸿毛。

这个高高大大的男人，与自己手持的小相机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一集就被派去刺杀李海丰。

当他拿枪对准李海丰的时候。

李问：重庆的还是延安的。

余：抗日的。

这段对话，也为他日后加入共产党做了铺垫。

作为一个国民党军官，轻松地被策反，理由交代也足够充分，他目睹了戴笠利用军队谋私利。

所以，他不再把军统和抗日联系起来。

不得不说，如果不是孙红雷来演这个角色，无法想象这部剧是否有这样的魅力。

左蓝死的那场戏，余则成只能悲却不能哭，整个人憋的发抖。

绝了！

余则成，不管是哭还是笑，都在无声中。

但观众就是偏偏能从这“平淡”中感受到他传递出的异常强烈的情感。

中国演员里，这恐怕也只有孙红雷了。

机场扮老母鸡的那段戏，着实虐了大家一把。

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翠萍一心急下了车，余则成只能微笑着摇头。

他想起藏在鸡窝里“黄雀计划”的重要情报，咕咕咕的扮起了母鸡。

第六集盖的鸡窝，终于在第三十集派上了用场。

他从没这样不顾后果的“明目张胆”过。

因为他知道这很可能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潜伏》制作精良，感人肺腑，第一次有一部谍战剧把一半的故事情节放到了平淡的“夫妻生活”中来。

革命时期的爱情终于被人性化了。

每个人是大局中的棋子，但他们每个人都极不称职。

站长不像站长、特务不像特务。

余则成变成共党的卧底、站长不管大局专注敛财、行动处处长不管外局专心内讧。

这些人因这些不完美的侧面更真实了。

每个人物都有血有肉、爱恨交加。

只出场四集的廖三民成为了本剧中非常耀眼的人物，他的外形固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绝对不只是帅而已。

潇洒的公子哥应当出没在国党军官的舞会上吸引交际花们的眼光。

一度让人怀疑他是否真的是舍弃了个人安危的革命者。

但与李涯同归于尽时的干脆和悲壮让男人动容，更是赚取了女性观众的眼泪。

秋掌柜咬舌自尽时说的话让人激动不已。

就连剧中的反面人物也让人印象深刻。

李涯挨了巴掌，独自坐在办公室落泪，甚至看哭了很多观众。

如果，他不是站错了队，那一定是一个好同志。

人民的英雄。

陆桥山，达康书记，这个人艺的一线演员演起戏来像切菜。

骨子里无时无刻都透着一股阴劲。

皮笑肉不笑的最高境界。

谢若琳，一个以卖情报为生、以钱为最高信仰的国民党结巴。

不开口是偶像，一开口成笑星。

台词是“如果你一枪打不死我，我又活过来了，咱俩还能做生意，只要价格公道”。

马奎因剧情的设计让死亡成了笑话。

出于对余则成的保护，由军统行动处处长变成了马奎同志。

机缘巧合地被葬在了高规格的八宝山。

连那个娇滴滴百无一用的马太太也成了烈士家属。

至于那个老狐狸站长，在剧中居然扮演了是一个段子高手的角色。

搞笑程度不输翠萍。

第一次与余则成见面，站长的台词是：“时间像一头野驴啊，跑起来就不停，看看，你都长皱纹了，啧啧，就象我这前列腺经常造反一样”。

翠萍来天津的第二天早上，站长见了余则成的台词是：“初夜比挖个菜窖还累。

”听到李涯和廖三民跳楼的消息，站长来一句：“神奇的一跳，刚好跳到我神经上，有点牙疼。

”

此外还有经典，例如：这件事的臭味，很快全国都能闻到。

今天晚上，我回去问问老天爷。

如今的天津站像个婊子，什么人都能用。

一个好的故事需要有铺垫，一部好的剧也必须有伸向四面八方的千年伏笔。

第七集，余则成为了教育翠萍，给他讲了“把茶叶交给克公”同志的事情。

十三集中，就利用这个故事传达出营救左蓝的信息。

虽然我们知道翠萍是游击队队长，她也经常吹嘘自己的厉害。

但是翠萍究竟有多大的本事呢？

自从她第一次露面，身份就是余则成的乡下太太。

只知道她嗓门大，说话粗。

谁都不知道她的厉害。

第十一集中，因为秋掌柜被放回来，余则成和翠萍高兴地庆祝，喝多了。

余则成第二天醒来和翠萍躺在床上。

他惊讶的问，我是怎么上的楼。

翠萍回答：我抗上去的。

左蓝被杀时，马奎被翠萍踢中下颚，观众惊呆。

原来翠萍这样厉害。

验尸官是这样描述的：不会是另一死者（左蓝）所为。

应该是一个男人。

又补充：而且应该是个强壮的男人。

既然能扛得动一米八的余则成，力气大到被认定是男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层层铺垫，直到最后暗杀陆桥山，观众已经彻底相信翠萍有这个能力了。

《潜伏》这部剧中暗含了创作者对地下工作者的深厚的感情。

但在表述手法上没有以往的过于直白。

甚至余则成的入党誓词，都是不同于以往的阔气和高声。

晚秋的转变彻底改变了以往电视剧中对我党高唱赞歌的说教方式。

以诗为证。

之前她的诗是这样的。

忧伤被泪湿坏了翅膀甲骨文说我太古老一滴血落在粉嫩的腿上

后来，她加入了共产党，去了延安。

余则成从广播中听到了她的诗。

她的诗变成了：走要走大道大道上阳光好秧歌伴着锣鼓跳青春扮作旭日早一个落魄的贵族小姐，居然变成了朝气蓬勃的样子。

虽然没有爱情，但复活了生命。

这种赞歌的方式，既无声又有情。

打动人心。

站长老婆说要走可能回来也可能不会来，翠萍很想哭，这种人要走我怎么会鼻子发酸呢？

余则成告诉翠萍，站长的老婆不是什么坏人，也是种田人家出来的人，斗争不就是这样吗？

要分形式、地方、时间。

就像站错队的李涯。

这部剧反向呈现了这些历史中的风云人物。

没有简单的把人物贴标签，你和我都是普通的老百姓。

余则成和翠萍虽然是革命“假夫妻”。

但他们的生活却如现实中的真夫妻。

刚开始走到一起，不久就吵架。

然后慢慢开始磨合。

分开时才知你是最好。

不过，浪漫是短暂的。

假如他们在一起生活在和平年代，他们肯定也整天折腾柴米油盐这些破事儿。

一部好的历史剧，一定不会让你感到这与我无关。

好剧都是打着历史的招牌，却上演着我们当下的生活。

吴站长的真理和大家共勉：不管在什么年代，面对怎样的局面。

最重要的事情都是“过生活”。

作者：杉姐 ，合作转载请豆邮，或联系微信公众平台《1895电影评论》（id：aizai1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