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度嫌疑人

大师们总喜欢用自己的电影来探讨电影与现实的关系。

George前两天二刷了《迷魂记》，忽然发现，如果套用《迷魂记》里希胖借用电影情节对“电影与现实的关系”进行的隐喻，来解读《第三度嫌疑人》，会有不同的发现。

《第三度嫌疑人》的整个故事变成了一个隐喻。

三隅（嫌疑人）————电影作者重盛（律师）—————影评人/观众咲江（死者女儿）———既是演员也是观众重盛法官（律师父亲）—电影作者的学校按照上述本体与喻体的关系，结合电影情节，我们会发现，《第三度嫌疑人》实际上隐喻了“电影作者的创作与观众对作品的解读”这样一件事。

三隅作为一个凶杀案的嫌疑人，在电影的前半段，基本上承认了每一询问着的问话。

律师问他是否杀了人，他回答“是”；记者问他是否与死者的老婆有不正当关系/是否受她指示而杀人，他回答“是”。

甚至最初检察官让他认罪，他就认罪。

这就像是一个电影作者在电影院里面对观众进行Q&A时，对观众们说：“其实大家的每一个解读都是成立的”。

三隅对种种“自相矛盾”的询问统统予以肯定，就像是电影作者对所有的解读照单全收。

检察官、律师、媒体的受众等等，都代表了电影观众。

这里体现了电影的多义和暧昧。

重盛律师的父亲重盛法官在30年前受理了三隅的旧案，并帮其免受死罪。

《第三度嫌疑人》2017年在日本上映，George调查了一下是枝裕和的资料，他于1987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30年前”是否隐喻了导演自己？

而重盛法官曾经对三隅的帮助，是否隐喻了院校对电影作者的教育？

观众“走入”作者的世界在查案过程中，重盛律师曾言“我们不需要和嫌疑人做朋友”。

可是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发现越来越难以看清事件的全貌，于是他决定去三隅的老家去调查，逐步“走进”了三隅，甚至在后来走入了三隅的“回忆”，与三隅、咲江一起打起了雪仗。

这似乎隐喻着：影评人/观众想要真正读懂一部电影，需要深入地调查/了解作者的过去，甚至最终与作者成为了并无共同生活交集的“朋友”。

而咲江的角色则比较暧昧，她既是演员，可以对电影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解读（咲江称遭到父亲性侵犯，三隅“可能”是为了她才杀父亲）；也是观众，她对电影的解读又受到了电影作者（三隅）的否认，三隅坚称自己没有杀人。

这似乎隐喻了对于电影，演员只能管中窥豹，最终解释权，仍然在电影作者，也就是导演手里。

两人的影像重叠在一起最终，《第三度嫌疑人》完成了这样一个比喻：电影只不过是一个容器，放进去的是什么东西，是由作者、演员、观众共同决定的。

电影结尾，三隅和重盛的侧脸分别在玻璃的左右侧，而后调换位置，最后重叠在一起。

是枝裕和用这样直观的镜头，把观众与作者放到了同样的位置，肯定了两者具有同样的分量：正是作者的创作与作者和影评人、观众的共同解读，才赋予了电影意义。

以上分析仅为个人意见，稍显粗浅，仅供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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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真相到底如何已经不重要了，犯人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那就是成功被别人决定自己的生死。

正如结局里犯人所说的，一切的故事都是你编造的，要是如你所说的那么美好就好了。

编造所谓的真相，无法直视自己罪行的美好故事，为犯人开脱的措辞，这些都是律师的工作。

这并不是为了追求真相，仅仅工作，仅仅是为了胜利。

那么犯人不停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编造的谎言，和律师为了工作的胜利幻想出的美好故事，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但是，即便他是犯人，至少我还能从那句 「他根本不配活在世上」的愤怒，信件中的温柔，以及和广濑铃合照里的微笑之中感受到他是并非完全是个恶人。

而嫌疑人却又是一个塑造得极其丰富的角色，他残忍（杀掉另外几只金丝雀）却又温柔（放走一只金丝雀，造坟墓），而这些塑造为后续一切行为提供了一定的理由。

于是，将这些与后续结合起来，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只有不停的说慌，才能让法官彻底失去对他的信任，这种让观众极其摸不着头脑的行为便是他温柔一面的体现。

当某一天广濑铃迫不得已说出真相时，由于嫌疑人说了太多的谎话，所以无法得到法官的信任，因此驳回并审判他，才能让广濑铃像她放走的金丝雀一样，虽然无助，随时可能自生自灭，但却得到了一丝自由的可能，以及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命。

而嫌疑人对广濑铃的感情，说不定来源于自己坐牢三十年从而对女儿的愧疚。

广濑铃的角色，或许是受害者，或许是凶手。

究竟是否真的被侵犯，我们无从得知。

但是唯一能肯定的是，她对母亲和父亲，是带着恨的。

对母亲的恨体现在，她想要远离家，考去北海道，将母亲一人丢弃在家。

原因究竟是因为母亲做黑心食品，还是对父亲的侵犯无所作为，我们不得而知。

退一万步，我们假设，父亲侵犯她的事是一个谎言，也从另一角度体现出对父亲的恨--就算死了也要抹黑他，因此必然有他的可恨之处。

但是我宁愿相信是真的，也给观众对于嫌疑人一切行为动机的理解上带来一些说服力，至少，在接近影片结尾处一段杀人的片段里将广濑铃和嫌疑人叠在一起的蒙太奇的表达，也能够理解到导演所传达的意图。

最终她没有给法官说出侵犯之事，坐在黑暗之中的她，其实也是参与审判的刽子手。

毕竟，观众和福山雅治都始终无法说服自己--其实犯人的杀人动机与广濑铃无关。

因为观众的视点几乎全片与福山雅治的视点所统一，我们观众和他一起思考，前进，却又被骗的团团转，就像瞎子摸象，以为自己获得了真相，可眼前却只是一片漆黑。

而福山雅治的动摇，是因为他也身为人父。

当所有人都如福山雅治一样，开始以为嫌疑人是为了广濑铃而牺牲自己时，却又被泼了一盆冷水。

顺带提一下，大家很疑惑的，最后从法院里出来时，福山雅治摸了摸自己的脸的原因仿佛是想说，他的脸上也好似粘上了鲜血 （与前面广濑铃和嫌疑人杀人片段相呼应）其实他也是参与审判（杀死）嫌疑人的凶手啊。

嫌疑人和所有人一起，杀死了自己。

「第三度杀人」正意为此。

总结起来说，或许导演仅仅是想借这一系列摸不着头脑的剧情与情感表达，来告诉大家其实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一个人，也不要用最大的善意去看待一个人。

就像被害人的妻子一样，刚出场时候的楚楚可怜，到后来渐渐露出另一面目。

但是她真正的面目究竟是如何呢？

我们无从得知。

大家回过头想想同为福山雅治出演主角的 「嫌疑人x的献身」的结局--知道了真相，得到的却是无尽的悲伤和痛苦，那么又究竟有何意义呢？

知道真相又能如何呢？

最终不过是被别人审判生死。

就像握在手中的金丝雀一样。

渴望生命，反抗，却又无力。

是枝裕和结尾的留白，或许也正是想说，真相是什么，生死究竟应该被谁决定，其实，他也不知道。

还不如将一切蒙在鼓里。

就像役所广司所说的一样，只不过是一具空壳。

一切终究是站在十字路中间的迷茫。

最后，引入是枝裕和自传书「我拍电影时思考的事」中讲述「无人知晓创作初衷」的一段原话：「不是一翻两瞪眼的黑白对比，而是渐层的灰色记述世界，没有英雄也没有坏人，只是翔实描绘出我们生活的这个相对性价值观的世界，我想我应该有贯彻到最后吧。

」十几年后，他依旧贯彻如初。

再综合起是枝裕和对于纪录片和电影的理解，个人总结起大概意思为「真正有意义的影片，不是在播出的过程中不断灌输给观众已经得出结论的信息，而是让观众根据视觉的带动而思考出属于自己的一套理解，与这样的作品相遇之后，最终才能丰富自身，也能丰富个人。

」在这神奇的日子庆祝一下是枝裕和导演拿下金棕榈，作为死忠粉，真是十分开心。

希望下一部作品能够更好，也希望「小偷家族」早日登录大陆院线。

毕竟这是是枝裕和在中国院线上的第一部电影，能在大荧幕上看到，心里还是非常激动的。

过去喜欢是枝裕和，是习惯于他的从容清淡，对家庭单位中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带着对家庭、社会敏锐真实的观察，带着机智的幽默感，戏里的那些人物，好像反反复复地讲述他自身成长的细节，但兜兜转转却离不开那一份亲情的羁绊。

然而这一次，和以往的《步履不停》《回家的路》《如父如子》《海街日记》《比海更深》这类家庭题材片不同，是枝裕和离开了他长久以来的舒适区，进入悬疑题材的领域，带来一个关于杀人、性侵与庭审的幽暗故事。

有人说这是是枝裕和一次难得的转型，但其实这部影片，正是他早期作品的影子。

是枝裕和入行最初，在TV Man Union拍摄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纪录片，参与过很多自带社会话题的纪实作品。

对社会的关注，从那时开始就在他身体里埋下了种子。

后来，他拍摄了取材自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东京投毒自来水案件的《距离》，另一部获奖佳作《无人知晓》受到的也是80年代轰动日本的东京西巢鸭弃婴事件的影响。

虽然这些故事，没有直面而来的沉重和黑暗，但相比他后期的手法轻盈、情绪温柔的家庭片来说，是更具时代性，也更加压抑的作品。

所以，与其说《第三度嫌疑人》是转型之作，倒不如说是是枝裕和的一次返璞归真，在故事的厚重感与对社会的敏锐性上，又回归到了当年的状态。

反悬疑、反高潮电影围绕着役所广司饰演的三隅犯下的一起杀人焚尸案展开。

三隅拥有犯罪前科，曾在监狱里关押了30年的前犯人，于是他的第二次犯罪被检方主张施以死刑。

要知道日本虽然尚未废除死刑，但对死刑的判决往往慎之又慎，大多时候会以无期替代死刑。

而三隅的行为在他人看来，无疑是罪大恶极了。

福山雅治饰演的律师重盛在案件审理中途加入了三隅的辩护团队，以减轻判决力度。

但随着重盛越来越深入案件，掌握着越来越多的信息，并且越来越熟悉三隅，这起谋杀案也变得复杂起来。

片中共有7次在审讯室的对话，每一次都是对真相的一次重大的揭露，而两个人的距离也逐渐拉近。

尤其在最后一次，两个人的影子在玻璃上几乎重合，把戏剧张力推到最高点。

虽说《第三度嫌疑人》拥有很多商业悬疑片的元素，但是它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反悬疑的悬疑片。

影片保留了是枝裕和的文艺风格，节奏沉静缓慢，台词耐人寻味，而在剧情上，处处都是反类型、反高潮。

我们以往熟悉的悬疑片套路，大多是在案件充满未知的不明朗状态下，故事在繁杂混乱的线索中，一点点帮助观众剔除无用和虚假的信息，最终指向一个酣畅、明确的结局。

而《第三度嫌疑人》的故事，更像是传统推理片的一个反向过程。

电影第一个场景，就毫无遮掩地将役所广司的杀人始末投射在大银幕之上。

但律师重盛介入后，更多的线索也逐渐浮出水面，比如死者妻子隐瞒丈夫工厂造假的事实，广濑铃饰演的死者女儿咲江透露了父亲对她犯下的长期性侵，以及三隅在最后一刻翻供表明自己从未杀人的态度……这些信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地交错缠绕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罗生门一般复杂的局面，也让案件的真相，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

《第三度嫌疑人》里三隅和重盛用七场层次递进、攻守转换的对话，制造了一幕幕看似是高潮的反高潮。

而结果最终却停在了模棱两可之上，三隅动机的善恶成了一个谜。

根本没有所谓真相真相，是悬疑片的最终目的，而在《第三度嫌疑人》里，它却变成了一个狡猾的概念。

或者说，其实根本没有真相。

影片后部，广濑铃杀人的画面和三隅杀人的画面剪辑在一起，两个人杀人动作相同、脸上渐上血迹的位置相同，但两人始终没有出现在同一画面，这暗示了三种真相：1）两人一起杀的人；2）三隅杀的人，在杀人时心中想的是代表女孩复仇；3）女孩杀的人，三隅替她顶罪，说成了自己杀人。

电影中，律师重盛对真相的态度，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最开始重盛只求减轻嫌疑犯的罪行，对真相毫不在乎。

他和检方第一次碰面时，检方律师说：一味地帮犯人减刑，让他们没有能力直面真相。

听到真相两个字，重盛轻蔑地笑了笑。

这个时候，真相对他没有重量可言，就像他教育晚辈时说的：又不是和罪犯交朋友，不需要理解和共鸣，一切都是为了辩护。

既然辩护是最高行为宗旨，那么真相的面目有什么要紧的呢？

但在拿到更多线索和证据，并且在三隅不断地更改证词后，重盛逐渐开始渴求真相，也变得偏执起来了。

他成了银幕外每个观众，在被云雾缭绕的谜团层层包围时，想要真相的渴望越来越难抑制。

这个时候，当他拍着探监室的玻璃大叫着，“求你了，这次一定要告诉我真相”时，占据他的是想要了解真相而不得的无奈。

真相就像影片里提到的“盲人摸象”中的大象。

人们只能看到自己能看到的事实，无论拾获多少碎片，都无法拼凑完整，真相始终一幅残图。

无论是悬而未决的案件真相，还是对人审判人的疑问，电影到最后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果。

因为真相根本不存在。

是枝裕和在开拍之前，也没有预设过答案，而是在拍摄过程中，探寻着这些问题的结果。

所以，影片中看不到任何明确的立场，以及先入为主的观念，反而一直通过三隅这个人物，不断地设问。

影片现在的片名“第三度嫌疑人”，但更贴切的说法应该是：“第三次杀人”。

第一次第二次杀人，可以指的是三隅在三十年前犯下的杀人罪，以及在电影开头实施的谋杀焚尸。

而第三次的杀人，是法律杀死了三隅，或者说是，真相被杀死了。

司法制度出问题了吗？

那么，真相时被谁杀死的呢？

在这里，是枝裕和抛出了他在影片里最尖锐的质疑——对法律的思辨。

电影中，司法被塑造成凌驾于真相的存在，无论真相为何，这么一起轰动社会的案件，在法官眼里只是业绩考核的一项指标，在律师看来只是不同的立场。

过去在拍摄《如父如子》时，是枝裕和曾提到，他接触到的很多律师告诉他，现实中的法庭，并不是探求真相的地方，那只是个审判人的地方。

而《第三度嫌疑人》就是源于他内心由此引发的一个疑问：人审判人是怎么一回事，人能审判人吗？

从电影里看来，人之于人的审判是无所不在的。

三隅问过重盛一个问题，是不是相信世界上存在不应该出生的人。

当重盛被感性所控制，冲动地说出死者死有余辜时，他就变成了手握法槌的审判者。

甚至，重盛在帮三隅辩论时，也自问自答道：现在自己是在拯救，还是在制裁三隅呢？

拯救与制裁这两个带有明显善恶动机的词，也提前经历了审判的工序。

司法制度出问题了吗？

实际上看完这部电影后的感受是，不仅仅是法律，是这个世界坏掉了。

拍摄时也不知道凶手是谁是枝裕和作品中常见的家庭羁绊，在《第三度嫌疑人》中也是至关重要的存在，三隅和重盛的父亲身份，以及咲江的女儿身份，或多或少地引导了案件的走向，甚至一度让重盛越来越被感性所控制。

但相比导演以往的作品，电影中的亲情关系，同样是缺陷的，却并没有给出一个走向和解的温暖结局。

直到最后，《第三度嫌疑人》的亲情关系破碎得也相当彻底：三隅的女儿从未能原谅杀人犯的父亲；重盛面对青春期女儿的来电，也只能欲言又止地表达关心：而咲江受到的伤害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弥补与关怀。

三隅是影片最复杂的角色，却又被称作是一个空的容器。

役所广司在不同场次的对话中，赋予了三隅不同的性格维度，像是一个一眼望不到底的湖，暧昧模糊，时而平和、弱势，时而狡猾、疯狂，无论如何人们都没办法看到湖底的真实情况。

役所广司就像三隅被形容的那个空容器，他透露说，每一次演绎时都会完全相信这个角色，每一次都觉得自己说的是对的——他透过自己透明的外表，盛进了三隅的世界。

而役所广司强大的演技，也为他拿到了去年日本电影学院的最佳男配角。

是枝裕和在制作《第三度嫌疑人》时，依然和拍摄前作时一样，没有完整的台本，他也不过多涉入演员的台词和表演部分。

而角色关于凶手与案件的迷茫，大多来自于现实中演员的真实情绪。

饰演重盛的福山雅治在拍摄时也不知道三隅是否是真正的凶手。

是枝裕和在采访里曾经说过：“如果有些事情我先定了，就按照我的想法去走，但相比我强制别人做这些事情，还不如我和演员、和我自己、和编剧一起在拍摄现场寻找正确的答案。

”但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是枝裕和，他的电影透着对家庭与社会的敏感，却始终止步于尖锐之前。

他曾说：“我作品中没有出现过这样，让大家觉得不要生下来才好的人。

说我的作品温柔没有锐度，确实是这样，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意图。

”毕竟，“一味地去展现人背后不好的东西，和挖掘人性深度，是不能等同的。

”所以我们往往能从他作品的温和中看到一些钝钝的棱角，就像《无人知晓》中那些覆盖着生活辛酸本质的日常情趣和轻快配乐。

这大概就是是枝裕和想要拍出的大海平静表面下的暗流涌动。

无论是细腻的家庭关系，还是与社会相关的思辨，是枝裕和都将它们化成了一股闷烧之火，让人们在放下之后，仿佛还被一种惯力不断拉扯着回味。

结尾处，福山站在十字路中央，抬头仰望.... 应该是导演寓意 司法将何去何从。

其实整部影片导演都有展现司法的各个方向，罪犯、辩护律师、检方公诉人、法官、陪审团... 司法的各个职能层面间的较量，导演都有通过各个人物来展现，可惜影片整个节奏过于缓慢和压抑，导致观众可能无法好好感受和梳理里面的脉络。

30年前，杀人犯三隅犯事被抓，当时的法官是桥爪功饰演的角色（辩护律师福山的父亲），他将三隅的罪行归结为时代的过错，提出问题 “人为什么会犯罪？

” 他的观点是一个人是否会犯罪从小就决定了，可能和我们的“3岁看到老”有点类似，他自责到如果那时候没有对其网开一面，就没有现在30年后这起命案了，从中不难窥探，福山的父亲，当年的法官是觉得一个内心藏着“杀戮”基因的人，第一次犯案，不管什么原因都不应该被原谅，他们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但福山并不同意父亲的观点，30年前三隅还给他父亲寄过卡片，穷凶极恶之人是不会给法官寄什么卡片的，但是后面有给到答案：三隅自述当年寄卡片是听从了当时的辩护律师世津的建议... 从律师的角度，这么做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争取从轻判决。

这里导演试图刻画辩护律师的形象，就像福山饰演的角色 重盛律师那样，他从一开始就不怎么关心案件的真相，而是怎么样的“故事”能帮助被告获得最轻的刑罚。

重盛的律师事务所，一次常规的案件谈论，同事间聊开，有人说道:“ 同样是杀人，如果受害者有过错或者劣迹斑斑，那么罪犯就会显得不那么十恶不赦，会很大程度上争取到轻判”，换句话说，如果受害者也不是什么好人的话，那感觉就是活该被杀，凶手反而有种替天行道的感觉。

至此，导演其实一点点的再给观众抛出问题... 一个接一个。

关于三隅一次次的改变口供的问题，影片一开始，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狡猾的罪犯，已经有了前科还去犯事，每次见律师都那么淡定，偶尔谈笑风生... 一定是个心理素质过硬的死变态吧。

但慢慢推进剧情，我慢慢明白了导演的用意：三隅只是一个载体，司法公权力的拉锯战，全通过他来直观展现。

30年前，辩护律师建议他寄卡片，他照做了... 30年后，他对司法流程更熟门熟路了，知道受害者的女儿 咲江 会当庭作证，免不了要说出自己遭到受害者（其生父）性侵的事实... 三隅觉得那会令其再一次受到羞辱，为了保护她不说出性侵的事情，三隅突然更改口供坚称自己没有杀人！

法庭方面突然乱了阵脚，因为所有说三隅有罪的证据也仅仅是他自己的口供而已，现在突然翻供，检方公诉人说，按流程是需要重审。

但突然有人在检方耳根不知说了什么，检方公诉人突然就顺着法官老头子的意思，不重审了维持对三隅之前的“抢劫杀人”的罪名来判。

我虽然不懂法律法庭的那些工作流程，但看到这里，不免觉得，想必他们也是有自己的“做事空间”的吧，真相怎么样，他们也不会太在乎，只想快快把这件案子了结，工作也好速速结束。

被害者是雇自己的厂长，虽然平时有克扣工资等剥削劳动力的问题，但退一步讲，受害人毕竟还是给了三隅一份工作，应当心存感激，不过在得知厂长和老板娘在赚脏钱：每月一次的面粉造假，以及性侵自己的女儿，简直禽兽不如。

在与三隅谈话得知这一点时，回到律所，连作为辩护律师的福山也突然失控摔起卷宗怒斥：父亲做成这样也活该被杀... （虽然说这样的话，身为辩护律师是相当不职业的）不过，导演这么处理，我觉得很妙，恰恰传达了无论是法官、公诉人、辩护律师... 虽然各自立场不同，但大家都是活生生的人，是有情感的。

对三隅来说，法院怎么判决他也不怎么在乎，突然说自己没有杀人也只是为了避免证人咲江说出不堪的往事，对他来说目的已经达到，他心理也多半知道法庭方面也不会改变判决，三隅更多的有种自我救赎在里面，就像他自己最后自述的一样，他说只要有自己的地方都会有伤害与不幸，他不该被出生，能想到即使已经在狱中了，也要去拯救一个无辜的人，他觉得自己还是有用的.... （看到这里突然想到太宰治）。

不知道这个影片为什么分数不高，在我看来是个很棒的片子，其实本来没打算写影评，太沉重了，如果你把它当一个犯罪推理片来看，就输了。

导演是想展现一个罪犯内心柔弱的部分，人为什么会犯罪？

每一个犯人都是十恶不赦的么？

司法真的是像它的天平图标那样公平么？

是不是有一些人生来就可以决定另一些人的命运？

.... 太多这样的问题砸向我们。

关于真相，每一个观众心里都有一个版本，我的版本是三隅和受害者的女儿咲江共同犯罪，而三隅想保护她，自己一个人来担当了。

三隅家空着的大鸟笼，福山去家里找线索的时候发现了，三隅的说法是鸟死了就埋在了后院，小碎石摆成了十字架的形状，福山好奇用树枝扒开，发现不是一只鸟，原来好几只鸟一起死了... 三隅的解释是他觉得放它们自由它们在外面的世界也活不下来... 最后，透露心声说有放走一只金丝雀，这边导演是有隐喻有人逍遥法外了吧，放走的那只就是咲江。

END

“新”字绝不应仅停留在“悬疑片新生”是枝裕和的标签上，更应该用来描述这部电影的“反类型”之新。

说起观影体验，前三分之一，我舒服地窝在椅子里感受熟悉又陌生的叙事，期待着下一步的指引；接下来三分之一，我开始感觉到有点奇怪，笃定的背后有种隐隐要被抛下的不安；而最后的三分之一，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因为考试睡着而没有答完卷子的差生，拼命寻找答案但眼前有一层怎么也拨不开的迷雾，无力又难受的感觉让我无法在椅子上保持一个姿势不动，随着演员吸气吐气，沉沉叹息。

片子高潮的鼓点咚咚地敲打着我，我跟着它拼命地跑，却不知道跑向何处。

最后电影在福山雅治和役所广司的对白中结尾，我却紧紧皱着眉头，半天回神。

“悬疑推理”：一件皇帝的新衣《第三度嫌疑人》在宣传期一直打着“是枝裕和的第一部悬疑推理片”这样的标签，关注度飙升，在日本票房更是持续走高。

确实如此，这部电影叙事上来看是绝对的悬疑片，三次辩护律师和悬疑人碰面，三次不同的证词。

同时与这个案子相关的人各有故事，心怀鬼胎，我们甚至不知道在这短短124分钟的电影里，他们到底让我们看到了多少真相，又隐藏了多少等着我们去发现。

若是从推理上来解读这部电影，粗浅来看或许要出现至少四个版本： 人是三隅杀的，为了救咲江；人是三隅和咲江一起杀的，三隅一个人承担了罪行；人是咲江杀的，三隅为她承担罪行；人不知道谁杀的，三隅看起来最该承担罪行。

即使我现在如此剧透，相信我，在看这部电影时候不会觉得这样的剧透有任何帮助，因为这似乎并不是导演想让我们奔向地那条路，如果在这条路上一直拼命跑，会像我一样沦为“粗心的差生”，考试前半段睡着而没有答完卷子，只能在最后几分钟疯狂的找寻答案。

另一条较为接近的路，是揣摩杀人动机不足的三隅，究竟为什么先承认杀人，又冒着风险坚持要翻供。

但走着走着，我们就会发现这条路是一条无终点的路，影片播放到最后，我们明明已经走出去好远，可感觉又好像在原地打转。

导演是枝裕和在接受主持人提问的时候表示：“这样的感觉是对的，观众的感受和片中的重盛律师相同。

”从导演的语气中，我感受到就像他曾说的“电影拍的有点含糊，到最后也没说出真相，实在抱歉，”他有点抱歉，同时又对成功将观众引领进这种情绪感到十分满足。

这部电影在豆瓣的评分不高，日影周放映前只有6.6，放映后提升至6.8，几位我关注的影评人更是打出了两星低分，批评这部悬疑、推理电影的剧本实在糟糕。

然而，虽然真相背叛了我们，但作为观影人，影片落幕时的那种感觉不会骗人。

于我而言，我感到有力量凝结在胸口，十分沉闷，陷入被真相抛弃的绝望，但片刻思考之后，我竭力爬出那种打开名叫“真相”的盒子却发现空无一物的黑洞，一种震撼的感觉渐渐扩散至全身，我感觉到这种情绪或许正是电影旨在传达的。

放映后，饰演咲江的演员广濑铃被问及真相是什么，低头沉思了许久，大胆地讲出她也尚在猜测中的事实。

电影想引发我们对法律和人性的思考，矛盾又复杂，而其中的答案导演本人也在思索，不是一部电影就可以讲清的。

影片真实地把这种思考的过程，痛苦的情感，泼在观影人身上，逼迫我们在打扫残余时深深思考。

正如导演所说，律师的工作是负责调节利害关系，真相本身不得而知，能知道的却是时常妥协在“真相”上的我们。

结尾“容器”说并没有起到一针见血的作用（这里不过多剧透），反倒因为这个修辞让电影更加无解。

不同于我们熟悉的对人性爆发性的表达，这部电影所做的而是无限收敛，将其压缩成一个无限模糊的抽象概念，让我联想到了是枝裕和的另一部电影《无人知晓》，果然是导演永恒的母题呀。

最后一次对白时那个玩味的镜头，重盛和三隅的玻璃映像渐渐结合又倏然分离，暗示着我们，影片中的“真相”，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被设置出来。

可会不会正是因为这样有意为之的“真相”的缺席，让我们有机会全神贯注在追寻“真相”的过程呢？

对于这部“推理悬疑片”，我想跟大家说个故事。

有人说，皇帝得到了一件“衣服”，只有圣贤看得到，而愚人看不见。

第二天皇帝上街展示这件“衣服”，大家都在疯狂议论，有一个孩子指着他说：“皇帝明明没穿衣服啊。

”没错，我愿意当那个孩子。

不过下一句是：“有了美妙的身体，即便没穿衣服，又能怎样呢？

”

面对《第三度嫌疑人》，我丢下了那块试金石追求理性评论带来了标准，每个人自有一套。

是基于作者性格生活背景的一套历史派标准，还是基于个人喜好人生际遇的一套个人性标准？

似乎全不尽然，阅读伟大的作品让我们心中对优秀有了一种感知，把这样的一种感知当作经验所得藏在心里，它自会告诉我们什么可以称之为优秀。

对于电影来说，最常见的两个标准是其故事性和艺术性。

我们对待他们就像几何和代数，有一名学生，几何考满分，但代数分数不高，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会表扬他几何好，很有天赋头脑，但必须加一句“这位同学还要更努力些，争取代数也考满分。

”那些几何代数都成绩优秀的学生，即使哪个都没考到满分，老师也会认为他们才是最优秀的那部分学生。

这是很多人内心藏着的那套标准，或许并非如此具体，但大体没差，这套标准也足够正义，足够理性，值得奉行。

其实这个理论并非我自创的，而是基于Matthew Arnold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文学作品的试金石（touchstone），进行的延伸。

“把经典作家的诗牢记在心（指那些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极具美感的作品），把他们当作试金石用在评价其他作品上面，以检测这些作品是否有如此崇高的诗的品质，或者这种品质含有多少的分量。

”尽管阿诺德的这项理论颇受争议，但细细想来，好像很多人都揣着这样的一块试金石去评判文学艺术。

这种做法很有道理，对几何满分但代数分数不高的学生，老师总有义务提点一句，“要多向几何代数都优秀的同学学习，下次争取代数也考满分呀。

”面对是枝裕和的这部新片，我却不由得开始思考，试金石理论足够理性，充满道理，但是否真正公平？

我常说自己是一名温和派，也接受这他人对此的调侃。

可是我个人打心眼儿里偏爱温和，因为文学艺术创作的主观性本身已为它的一些不足开脱，优秀的作品亦没有义务做到完美。

我虚心听取“Who are you to judge? ”的质问，也坚持“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interpret.”的观点。

不妄加批判也不高调颂扬，我更关注的是作品的闪光点和其引发的受众的思考。

这部电影有很多方面的确给我的感觉一般，剧情逻辑有些空洞，叙述方式有点冗长等，但我偏偏又如此喜欢，如此感动于它带给我对于法律乃至人性的思考和被抛向空中又无人接住的那种震撼。

这种情绪在所有观影人之间流动着，又私密到无法对没有看过电影的朋友们分享。

文章中并没有剧透一些重要情节，甚至尽可能避免了对情节的直接讨论，是希望大家可以找机会观看这部电影，再来看看是否和我着有相同的感受。

我想所谓是枝裕和的新作，这个“新”字不应只运用在描述初次创作悬疑片的“新生”是枝裕和导演身上，更应该用来描述这部电影的“反类型”之新。

最后借用电影里三隅的一句话：“到底是什么人，能审判别人的生死？

”又到底是什么人，能审判电影的优良？

我也曾攥着那块试金石来看这部电影，但影片落幕，我默默丢下了它。

按：是枝裕和《第三度嫌疑人》（2017年）在对题材的突破之外仍与他的家庭电影紧密联系，家庭仍是电影的重要元素；另一方面，由家庭出发，这部电影的指涉并不止于家庭。

《第三度嫌疑人》在是枝裕和近年来的家庭电影宇宙中算得上异类。

影片围绕着一宗抢劫杀人案的辩护展开，而最终嫌疑人的死刑判决反而使事件的真相更加暧昧。

故事的场景离开了是枝电影中贯常见到的一家人居住的小屋、随处可见的街道，转而落入发生凶杀案的河边、狭小的监狱律见室和森严的审判法庭。

电影中登场的人物，也不再是心有嫌隙又无法割舍的父母子女，而是令人捉摸不透的嫌疑人、落入中年危机的精英律师和忧郁的遗属少女。

只是，说这部电影是异类，并不意味着它就放弃了是枝裕和对家庭问题的刻画与探讨。

恰恰相反，家庭仍然是这部电影的核心问题之一。

最有力的证据便是电影对它的三个主要角色无一不花费大量笔墨刻画其所属的家庭：三隅高司，因年轻时的抢劫杀人案锒铛入狱三十年而致年幼的女儿孤身一人，从此没有往来，女儿说“这种人死掉就好了”；重盛朋章，中年离婚，女儿同妻子居住，自己忙于工作而无暇陪伴；山中咲江，父亲被杀，而其生前曾经强暴自己，母亲察觉却装作不知。

不难发现，这三个家庭，实际上聚焦了三组父女关系。

是枝裕和惯用对照的方法来表现人的情感与关系，远如《如父如子》中两个不同的家庭环境、抱错而养大的孩子与亲生而疏离的孩子，近如《小偷家族》中虐待由里的父母与将她“偷走”的“小偷家族”。

《第三度嫌疑人》中的三组父女关系，作为对照必有相似之处，其共同点便在于父亲角色的“失职”：无论是因工作还是因监禁而失其“位”的父亲，遑论对亲生女儿犯下兽行的父亲。

而这三组父女关系，又通过咲江父亲的被杀案产生了重合。

三隅被当年逮捕他的警官描述为“容器”。

放高利贷者欺压失业者，与他们没有个人仇恨的三隅却选择犯下杀人的罪行。

他的意识里仿佛已没有自我，只能选择装下他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三隅妄想成为“上帝”——可以行使审判与制裁权力的“上帝”。

而三隅的狂妄，恰恰来自面对真正“上帝”的无力——也有像我这样，玩弄他人生命的人在吧？

有的话，想见他一面。

见到他，想对他说：‘不讲理！

’”“父亲，母亲，妻子也是，明明什么错事也没做却都遭遇不幸而死去！

但我却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被无情夺去亲人生命的三隅痛骂“上帝”的不公，对生活的荒诞深恶痛绝。

值得一提的是，三隅的父母与妻子在整部电影中仅有此处提及，却是奠定整部电影基础的关键人物。

电影中还有三个属于家庭却（几乎）没有正面描写的角色，同样对电影的主题刻画有很大的作用：案件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女儿咲江的施暴者山中，仅在电影开篇处展现其被杀害的场景，而通过重盛律师对真相一步步的探索，而补全其贪婪、邪恶的形象，进而猜测三隅（伪）“审判者”的身份。

重盛离婚的妻子，自始至终没有出场，却不难从女儿结花的状态中推断出其恐怕也不是一位全然合格的母亲。

父母健在、生活无忧的结花，依然落入难以忍受的孤独之中，与咲江、同样从未出场过的三隅的女儿，共同作为其父母的“受害者们”。

因牢狱而失去父亲资格的三隅，却在偶遇咲江后，弥补了作为父亲的缺憾；痛苦于病态父女关系的咲江，也同样在这个男人身上，短暂获得了来自“父亲”的疼爱。

三隅小屋中共享的花生酱，纯白雪地上砌起的生日蛋糕，父亲的笑脸与女儿的笑声似乎可以净化过往的罪孽。

只是最后躺倒的两人一大一小宛若十字架般的身体，戳破了美妙的幻想。

对审判的怀疑与弑父的欲望正是他们背负的原罪。

“参与”这一梦幻的雪地游戏的，还有律师重盛。

在对与嫌疑人三隅来往密切的死者女儿咲江的“尾随”中，重盛无疑在她身上投影了自己同龄的女儿。

保护“女儿”的欲望更使他最终同意了三隅的无罪辩护请求。

但很明显，影片更想刻画的，是三隅与重盛的“重合”。

这是贯穿电影、推动其发展的内在张力所在。

二人的重合，发生在两层意义上，其一是父亲身份的重合，其二是对审判的观点的重合。

最初面对年轻律师时，重盛曾说“为了辩护，理解、共鸣什么的是不需要的”；在发现三隅与咲江的联系后，他试图从三隅口中套出更多信息，却被三隅以“比起直接对话，通过手传递的热量更能了解对方”道出自己的父亲身份；而在寻找三隅女儿作为证人与对咲江的调查中，在审判之外，对三隅的父亲身份的理解是重盛个人意志所无法阻止的。

同时，在审判之内，两人也不断表达出对审判制度及其系统相同的观点。

由此，影片成功将镜头由家庭推移至审判体系。

三隅与重盛观点上的重合，最先表现在对生命荒诞性的思考上。

两人先后说出了几乎一摸一样的话：“与他们的意志无关，生命被挑选着。

”生命不会被事先征求同意而降临，也很少经本人应允后而结束。

中国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结果却往往不是如此。

而法律是人类发明出用以对抗荒诞的工具之一。

以法律保护善者，保护生命；以法律惩罚恶者，结束生命。

审判是民众赋予审判者的权利，象征着绝大多数人的意志。

审判者代表民众成为“上帝”，以“正义”对抗荒诞性。

认识到生命荒诞性的两人，却站在了审判体系的对立面。

三隅是审判体系的破坏者，而重盛却是审判体系的拥护者，即三隅口中的“你们那边”。

两人的分歧始于三隅以自己的审判而非法律的审判对抗荒诞。

三隅对重盛说：你们那边有些事看见了也会装作没看见吧？

”曾经的（被）审判经历让三隅认识到了审判体系并不总是以正义为目标。

在真实的审判中，可能出现的是如果没有报销就放弃寻找求情证人，是不管事实如何先考虑减轻刑罚，是为了完成指标和节省经费可以放弃仔细求证强行推进审判程序。

而作为三隅辩护律师的重盛，也在（揣测）三隅与自己保护咲江的意志之下，放弃追求真相，以三隅的死刑判决达成审判体系的“正义”，与三隅共同成为了实际上的审判者，也让咲江验证了三隅所说的“这里谁也不说实话”。

审判体系自身，也染上了荒诞的色彩。

影片日语名称为《三度目の殺人》，直译为“第三次的杀人”，前两次指的是三隅的两次杀人事件，而第三次的杀人则是来自法律的“杀害”：……杀掉也不是就解决所有问题了吧？

”“重盛先生那边不就这样在解决问题吗？

”“你在说死刑吗？

”以现代文明的视角来考察三隅的观点，自然是偏激而错误的。

审判体系尽管在“人”对“程序”的执行中产生了异化，但仍然是保持社会稳定、体现生命尊严进而对抗荒诞性最有效的工具。

而私人审判，无论其背后原因如何，只是对司法正义的消极抵抗，难掩其无助解决荒诞性的本质。

是枝裕和曾在阐述自己的电影《无人知晓》时说： ……我不想讨论谁对说错的问题，也不想追究大人应该如何对待孩子，以及围绕孩子的法律应该如何修改等。

所谓的批判、教训和建议都不是我想讲的。

我真正想做的是讲述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在一旁观察他们，倾听他们的声音。

这样一来，孩子们的话语就不再是独白，而是变成了对话。

同样的，孩子们也通过双眼观察着我们。

”（《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可以合理推断，是枝裕和在《第三度嫌疑人》中想做的也绝不是通过对审判体系的批判而提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他想做的，也不过是讲述那些身处审判体系中的人的故事，无论他们是站在哪一边。

通过他们的对话，来观察我们，在生命荒诞性与审判正义性对抗中的我们。

因而，即使后来重盛又说了跟三隅一样的话“（咲江父亲这样的人）被杀是理所当然的”，也不应将这种转变作为导演的态度，而应将之放在作品的范畴内思考。

除了直接的语言表达，电影还通过象征和摄影技巧来表现三隅与重盛的“重合”。

故事的设定中，三隅与重盛均出身北海道（后来咲江想报考的大学也是北海道大学）。

重盛得知女儿养的鱼死掉之后，告诉她“要好好地立个墓送它们走才行啊”。

三隅也为自己死掉的鸟儿立了墓。

但由于三隅对审判者的挑战（玩弄生命），他的鸟儿是在基于自己入狱后鸟儿无法独立生存这一判断上自己杀死的。

但他故意放走了一只。

能够生存下去吗？

或许可以将三隅放生的这只鸟儿视作咲江的象征，受到至亲之人伤害、过早认识到审判正义不足的女孩以后能够独自一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吗？

大概三隅也希望鸟儿同咲江都能找到生存之路吧。

摄影上的“重合”也是该片别具特色的一点。

在监狱律见室中，分隔嫌疑人与律师的玻璃是比镜子更好的道具。

通过其反射与透射，摄影机可以同时捕捉面对面谈话的两人的表情与动作。

伴随着两人身份与观点重合的不断展现，两人在玻璃上的影像逐渐实现物理意义上的重合。

在深夜达成作无罪辩护决定时，摄影机垂直于玻璃板侧面拍摄而将玻璃板虚化，两人间几无隔阂而成为“同谋”；而在片尾审判结束后两人所能做的最为“敞亮”的一次对话中，两人影像的重合，几欲令观众起鸡皮疙瘩。

即便如此，最后三隅口中的真相仍是混沌不清的。

即使观众几乎可以判断出事实如何，也得不到百分之百的确信。

不过正如之前所说，审判正义在执行中产生了异化，现实中并不总能找到真相，电影也不妨将真相掩住真容。

“连父子都不能相互理解，更何况是别人的事。

”重盛父亲的话点破是枝裕和的家庭电影与本片间的窗户纸。

不如剪一段漂亮的蒙太奇，让站在审判体系十字路口的“重盛们”去思考如何前行。

电影一开始有一段主观镜头，役所广司跟着一个人走到河边把他打翻，接着模糊了一下，下一个镜头他泼汽油烧尸。

在导演没有特指人物时，这种主观镜头就是导演要说的事实。

所以这电影一开始已经把真相告诉观众了。

通过这部电影可以帮助观众深入理解几个概念：程序正义，真相，死刑的废除与保留。

尤其是废除死刑这项，非常有争议。

程序正义就是即便一个人承认自己杀人，主动愿意认罪，仍然要委派辩护律师为他辩护--因为他认罪不代表就是真凶，可能背后另有其人，而正义就是找出真凶。

找出真凶并惩戒真凶一定是正义吗？

不一定。

所以，叫程序正义。

有部港片《A1头条》，讲了一个调查记者，在调查一个和富豪有关的命案时，有天忽然驾车出事死了，他女友怀疑他是被人“买凶杀人”了，但主编告诉她并不是，因为他赌博输钱，可能是自杀了。

他女友于是怀疑主编也有问题--因为富豪刚刚收购了他们报社变成了他主编的上司。

她以一个科技记者的身份，在老报人同事的支持下深入调查，在两个收高利贷的黑帮帮助下（一个黄秋生一个葛民辉）终于查明了真相。

真相是什么呢？

富豪没有杀人，这是因为他家人反对他和一个普通背景的女孩儿交往，该女孩儿自杀了，他不想事情闹大，找到警方希望低调处理。

而她男友的确欠下贵利。

还多次收过封口费还债。

他的死和他的专业没有关系，至少和他调查这个案子没有关系。

最后主编（梁家辉）对女孩儿说：我做报纸二十年，你不相信我的操守？

女孩儿的报道上了A1头条，揭发了富豪和这个死去的普通女孩儿的恋爱关系。

经此一役，她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要闻版记者。

这只是当年非常普通的一部电影（李心洁，陈冠希，黄秋生，梁家辉主演），但我对这片印象深刻，因为它反映了一个常识：真相未必如我们想象一样。

富豪不一定都是心怀鬼胎的，调查记者不一定都是伟大光荣无私的。

这部电影当时宣传语是：没有真相，只有头条这部电影也一样，真相是小女孩儿长期被继父性侵，她和役所广司一起诱杀了继父，役所广司一人承担了罪行，保护了她。

片中几处关于律师这个职业的嘲讽：律师在乎真相吗？

在乎，当且仅当真相能帮忙打赢官司的时候。

片中老律师关于盲人摸象的比喻与其来比喻律师不如来比喻普通新闻受众。

律师是可以拼凑出真相的，但他们只会公布对他辩护有利的真相--其实媒体也是如此。

所以役所广司才问福山雅治：你不想知道真相吗？

福山雅治在面对检方律师时也是嘲讽对方的，对方说你这种律师，根本不是为了追求真相，他嘲笑道：真相？

意思是你第一天当律师吗？

的确，第一天当律师的小跟班问了一个傻白甜的问题：为啥你们眼神一对就知道接下来大家要怎么配合了呢？

这个眼神是法官和双方律师的交接：六目相对，马上就默契了，他们都不是第一天做律师，不是第一天做法官。

法官有KPI要完成（好多案件），律师也有KPI（不要再浪费公帑了），既然犯人一心求死咱就成全他吧，赶紧了结。

什么真相真凶，那么重要吗？

事就这么成了。

福山雅治的父亲做法官时是支持死刑的，支持死刑的人通常都觉得真相已明，真理在握。

甚至晚年还说：如果那时判了他死刑后面这个人就不用死了。

《第三次谋杀》是今年的惊喜之作。

此前并未关注过是枝裕和先生的作品，多是道听途说。

今天所见，可谓震撼。

是枝先生作品从一个极小的切口透视出复杂的结构，层次丰富但表现出来却十分简练，仿若朝深潭中投下石子，瞬间的涟漪给你一个关于全局的提示，但所谓全局却深不见底，片子看到最后其实也只是给了观众一个可以一直思考下去的主题，而没有确切的答案。

以下是笔者一些个人拙见，并无意作出任何追根溯源的拷问，当然也无意自以为是解答疑点。

暂且不说影片的表现手法，先分析下剧情中的几条线索。

主线索一，嫌疑人三隅谋杀食品厂厂长，偷窃厂长银包，认罪，翻供，否认罪行。

主线索二，律师重盛起初旨在证明三隅谋杀厂长的动机在于钱财，且真正推动杀害行为的主谋是厂长的妻子，三隅只是帮凶，这样一来对三隅的量刑就会从死刑变为无期，这对于律师而言就是成功，似乎理所当然是被告一方都期待看到的结局。

重盛身为律师并不关注绝对的事实真相，有限的真相亦可带来合理的判决。

其他线索：厂长常年性侵亲生女儿，厂长妻对此视若无睹；三隅有谋杀前科，因此做过三十年牢，错失了女儿成长的过程，女儿三十六年未见过三隅几次，对三隅怨恨在心；三隅从小贫寒，直至中年依旧拮据，因此参与食品厂伪造食品标签、以次充好的欺诈行为中，并从中获取私利，此事只有少数人知道。

三隅一定杀了厂长，但不是为财，也不是剧中故意误导的为了解救被父强奸的少女，而是为了自救。

因为在三隅自己的观念里，他活着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

他的第一次谋杀，动机不得而知（片中并没有明示），但在律师重盛的父亲法官重盛的判决下，他得到了较轻的量刑。

剧中老重盛对此有解释：当时从轻判决，是因为那是1986年，人们很容易相信人性的堕落是社会造成的，失业者众多，黑帮用高利贷击垮可怜的人。

结合日本八十年代发生的大事，例如奥姆真理教事件，不难想见当时社会动荡的程度。

没有判三隅死刑，所以时至今日他又杀害另外的人，法官老重盛对此反省。

这是剧中第一次挑战现代司法中对死刑的避免。

后来借由三隅之口，一个人若是本不应该存在于世上，做了恶行却仍然可以毫发无损地活着，这对于那些什么错事也没有做却无缘无故死去的人才是最大的不公平。

到这里，避免死刑的现代司法不足以实行正义的立论基本建立，但不止于此。

律师、检控官和法官三者的讨论和一个谋杀案置于现代司法体制中需要走完的流程才是对何为正义的第二次模糊。

犯罪嫌疑人被鼓励认罪，理由不是他应该认罪、更不是正义，而是这样做他可以不用死。

在这样的逻辑下，认罪成了一种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

认罪只能让法律从轻量刑，却并不能使嫌疑人真正忏悔并得到内心的救赎，因为事实上人们还是会认为他有罪。

只有被杀死，或者被判死刑，才能让三隅得到内心的平衡。

认罪本应该给人救赎，但是他认罪，却只能让他带着负罪感继续毫发无损却又备受煎熬地活着。

这不是能够拯救一个人的正义，而是制度定义的正义，这种正义下，人无法决定自己是死还是活，我们只知道想活的人被迫死去是不幸，却不曾意识到强迫一个想要死去的人活着也是一种不幸。

废除死刑对于一些人而言是人道的，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却是最不人道的折磨，甚至是对他实现自我救赎的阻碍。

除此之外，厂长女儿想要说出自己不堪的经历，免去三隅死刑的态度则代表另一种对正义的误解，即不顾当事人意愿的伸张正义只满足了自己的正义感而无益于当事人。

另一个细节亦印证了片中对正义的解读：三隅将自己所养的五只金丝雀杀死，故意放生了一只，尽管不知道这长期被关于笼中饲养的鸟重返自然能否成活。

后来已有一只鸟在最后飞到三隅牢房的窗前。

这里其实是一个隐喻，笼子象征监狱，金丝雀出去更加难以生活，看似是一条生路，其实是一条死路，但放生的人却会说，放生给了鸟重返自然的机会，但在笼子内比在笼子外好过活，就像剧中三隅所说，人在监狱里反而可以诚实做人，出去了却还得不断做恶才能勉强活着，这里既涵盖了三隅的第一次谋杀，今次犯罪，也暗指厂长伪造食品标签的行径。

为了活着，不得不做龌龊的事，甚至犯罪，这是现实。

犯了罪的人想要通过认罪获得救赎，但现代司法体制下，认罪成了某种策略和工具，成了一种权宜。

尽管结果都是犯罪者受到惩罚，但这样的体制所定义的正义，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公正和公平。

这便是三隅坚决认罪，却不断更改口供，以至于最后否认罪行的原因。

他所认定的正义必须给他足以令他感到公平的判决，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得到救赎，认罪导致的是不公平的宽恕，只有不认罪才能让他得到他认为自己应得的惩罚，也就是死。

他不能自杀，因为一个人自己并没有权利对自己进行判决。

笔者在回想剧情的过程中，生出一个大胆的猜测，或许厂长妻并没有说假话，邮件记录确实是厂长借用她的手机发出的。

所以并不是厂长妻子指使三隅杀害厂长，而是厂长本人和三隅说好让三隅杀死他，三隅之所以应了这场交易，是因为他通过杀厂长既可以对伪造食品标签、强奸亲生女儿的恶行作出判决，同时，更重要的是他的谋杀行为本身又可以使自己得到判决。

顺利的话，两个作恶多端却至今苟活的人都可以通过死得到救赎。

三隅的第一次谋杀发生在1986年，第二次谋杀是对食品厂厂长，第三次谋杀则是对他自己。

突然发现隐藏在片名中的深意。

影片中还有很多细节暗示了这个中心思想——认罪的结果应该是正义的判决，正义的判决应该带来救赎，正义即目的而不是其他目的的手段。

如多次出现的十字架：案发现场，金丝雀的埋葬地，影片最后律师重盛所伫立的十字路口。

除了以上关于内容的部分，是枝裕和作品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叙事视角和对基调的把握。

全片的视角极为客观，完全以第三人称展开叙事，这从一开始的俯瞰镜头，和三隅跟律师重盛对话的侧面取景中都看得出来。

同时，影片全部采用青灰色调，冷静、客观，近似纪录，这种处理使得作品的复杂性表现为形式上的简练和内容上的深彻，就像一杯搅动的浑水，沉淀后泥水分离，透彻而不单纯。

一开始被电影的低分吓了一跳，以为是枝裕和跨界拍悬疑片拍砸了。

然鹅看完，是枝裕和就是还是是枝裕和嘛，还是平静的讲一个故事，给这个充满冷漠、不公的社会一个高级黑，只是不同于以往的家庭故事，这次讲了一个案件。

什么反转生硬，什么真相，什么逻辑，那都是嘲笑这个世界，是一次次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在乎这些吗？

没人在乎。

而三逾，他胜利了，他不在乎生死，不在乎是否救了那个女儿，他在乎的是，他终于这一次掌控了这个案件，掌控了这个律师，掌控了这个世界。

一如他离开法庭时经过广濑做了个放生金丝雀的动作，是暗示他救了她？

还是他故意让我们认为他救了他？

谁是审判者？

谁是救赎者？

我们就像最后站在十字路口的律师一样困惑了吧。

这就是高级的是枝裕和。

片名應該直譯叫做「第三度殺人」。

因為殺的乃是自己，不存在嫌疑人之說。

對比福山雅治曾出演的「嫌疑人X的獻身」，這部嫌犯最開始就在獄中，著眼於犯人行兇之後怎樣隱藏動機而不是犯案手法，並且隨著調查的推進才放出被害者的罪孽，剝離了觀眾前半段對犯人的同情，平鋪的情感收斂許多，留下的謎與力量則更雋永。

是枝裕和一反往常表面可感的沈靜流淌，這次述說了一個需要理性挖掘而極具張力的故事。

我想這也是豆瓣上分數不高的原因。

就算不考慮片名的暗示，如果人不是役所廣司殺的，片頭燒屍片段只是在誤導觀眾的敗筆；可見86‘福山雅治推測廣瀨鈴的參與也當屬實。

看過19‘和66’插出去敘寫福山雅治和女兒的關係，再回頭看46’令人費解的三人玩雪場面，就明白這是在福山對女兒做出「你有麻煩時，我會在」的承諾後自己感情的投射——他和役所廣司一樣，在可憐的廣瀨鈴身上看見了自己的女兒。

想通了這些，對真相跟個人行為動機就可以解釋了：相比於廣瀨鈴抱著救自己的希望與發洩隱藏的苦悶而揭露出部分真相，而在庭訓面前撐不住保守最後的秘密，承認了自己的殺人罪行，而毀掉這個孩子的人生（如同自己的早年）；役所廣司寧願承受所有人的不信任，吞著真相結束生命，不過他留給了廣瀨鈴一個沈重而困惑的餘生。

而其實福山雅治知道役所廣司在騙自己，但他為了自己和廣瀨鈴相似的閨女，為了同情役所廣司捨命也要守護孩子的悲願，也是為了尊重委託人的意志，而選擇了「相信他」的謊言，哪怕結果是違背委託人自身的利益。

法庭有如戲場，只要表面作得像，掩蓋掉了真相，也可以達到更隱秘的美善。

遠承了「不被他人理解，為了大義死去就是最好的宿命」的悲劇性浪漫的武士道精神，福山雅治和廣瀨鈴配合役所廣司完成了對自己的第三次謀殺。

19‘福山的魚缸似乎和役所的鳥籠共享一種隱喻，役所自己殺了五隻鳥，福山的魚則是在女兒處全亡。

（是女兒殺的嗎？

魚是禮物還是棄之可惜的累贅丟給女兒去養？

女兒是因為缺少父愛而殺魚嗎？

沒有這些信息，不好推測魚在福山家的象徵意義。

）役所則替鳥兒們解除了殘酷環境下生存的痛苦，他必然悲觀，但仍然有意留下了一條活口，就好比拿自己的死和謀殺成全廣瀨鈴日後嚴酷的生活。

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沒想通：役所廣司若是為了救廣瀨鈴，為何不自己殺死她的父親？

這樣廣瀨鈴就是沒有犯罪，她也不用在未來背負這麼沈重的負擔了。

殺人不會是突發的，因為他提前付過房租。

所以是兩人提前謀劃好一起犯罪的嗎？

還是役所挑在河邊父親強姦女兒的時候下手（可役所爲什麼不單獨下手）？

或者說廣瀨鈴察覺到異狀蹲伏在一旁，在役所計劃外參與了殺人？

如果廣瀨鈴正面回答福山雅治的「雖然我沒有參與殺人，但是三隅先生應該感受到我希望他殺死父親了吧。

」不是謊言的話，所以仍然是役所廣司一人的作為，他只是不想要廣瀨鈴接受訊問的煎熬而已？

這也不太說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