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夜迷情

3星半，有半星是打动到我了，纯粹情感分。

对于这种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我特别喜欢去复盘真实故事的始末和一些细节是否能跟情节对应得上，诚然本片对真实故事的还原性很低，因为原本的故事远没有经过电影编辑加工后的故事来得让人震惊，即便如此，我不觉得电影里面的这个剧本不靠谱，我甚至相信现实世界里有比这个更残酷更无情的故事。

真实的故事是一个90年代的大学校园性骚扰案，还说不上性侵，因为名校显然在当时引起了一定的轰动，在诉诸法庭的道路上也显得一波三折，一审判刑，叫兽未解聘，二审改判无罪，三审因受害者诊断PTSD创伤后遗症而最终判刑，在叫兽未得到公正的判决时已经因心脏病撒手人寰了。

但是电影中的故事显得野心明显大很多，作者显然觉得真实事件远远未够震撼，未够撼动当今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加入了额外的很多东西进去，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婚外婚内情探讨+法庭辩论+针砭时弊，这作为导演的大银幕的处女作，确实是大了点，时事与剧情的联系不紧密，节奏感把握不是特别舒服，镜头跳跃较厉害等等。

在我看完原来的故事之后才知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加进剧情里表达戏剧冲突的，特别加上法庭上辩论的观点我觉得有点不合理，因为如果这个剧情编辑的话基本是推翻了整个原本故事的立意，原本故事是一个明显的PTSD穿上综合征案例，但是改编之后重心就出现偏离了，我只好为导演打圆场，这个故事只是借来用作原壳，作者更想探讨性侵对于受害者，施害者双方家庭的影响，但是作为这个立意来说，影片又弱化了受害者自第一次被性侵后后续与教授接触的细节，这令后面的法庭辩护剧情显得较为薄弱。

但是我还是给这部影片打了4星推荐的，这个题材、立意都是值得推崇且打动到我，希望我们的电影可以像韩国电影一样，向更深刻更黑暗的社会问题延伸下去，让更多这种真实的故事浮出水面，让寒蝉提前在那个不能说的夏天鸣叫开来。

第一次写影评，因为看了很多评论也没发现从这个角度来说的，那就我来说吧。

电影在拍摄上显然有很多不足之处，也已经有很多大佬们都指出了，这些我就不过多的阐述了，主要说说电影想传达的东西。

故事是以白白（郭采洁）为主线，但其实方律师（徐若瑄）的戏份也非常的多，某种程度上这是一部双女主或者说把方律师当作女主也不为过的一部电影。

方律师的这条线非常完整饱满，她作为一个极其理性的女强人，可弯可直（最后和女老师恢复友谊），约过炮（犯过错），抛弃过丈夫孩子又重回家庭，她理性的让人觉得毫无感情，一切似乎都可以用钱来衡量，但与此同时她的感情也是最丰富的，无论是和王老师，和白白，和加油站男，和儿子，正如她所说过“你坐在这不必讲，我也能猜出七八”，用这句话来形容她这个角色在贴切不过，每段感情都不细说但大家也能感受到七七八八，所以这个角色也是剧中最完整的一个角色。

全剧只有她的结局是最幸福最完美的。

而与之相对应，代表勇气的阳光男孩最后车祸了，一心容忍丈夫，维护家庭的林律师也并没有得到老天的眷顾和垂怜，受害者依然是活在痛苦之中。

某种程度上，导演是想在向我们传达这种信息，勇气终究还是会败给现实，生活从来不会因为你是弱者就同情你，相反你只有变的强大才能拥有更好的生活，有更多选择的权利。

人就要活得鲜活，活得恨活得自私活得理性，我们可以直面我们的七情六欲，一心拿钱解决问题的人可以是我，为了小女孩不惜冒着输掉官司也只想说几句真心话的人还是我，心烦意乱的时候找人打炮的人是我，愧对儿子回归家庭的人还是我，在爱情和友情中徘徊不前的人依然也可以是我。

“听心中的声音”，做一个能直面自己的人，只有方律师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她是剧中的赢家，生活的赢家。

1、只有诚实地面对自己，存在才有意义。

2、寒蝉效应：着重涉及个人思想、言论、集会等核心价值和自由权利的社会存在及其影响（负面）。

专指人民因恐惧于遭受国家刑罚或是无力承受所必将面对的预期损耗，就必将放弃行使其正当权利，进而打击公共事务、社会道德和个人信心。

简言之，就是害怕给自己带来损失而不敢发声。

很多人总是觉得，台湾电影要么离我们太远，像《阵头》和《总铺师》，讲的都是那旮旯的事。

要么就是太轻，下至小清新，上到《看见台湾》，对水深火热吸足雾霾的大陆民众来说，台片说的，简直是轻描淡写，小打小闹。

但这部《不能说的夏天》，它讲了一个大学校园里的性侵故事，完全就是内地现状的正在进行时。

电影正撞上厦门大学吴春明事件，绝非偶然巧合，而是老天有眼。

厦大事件七月份事发，拖了足足三个月，才给出一个不痛不痒的开除党籍处罚，简直是遭人唾骂。

同样的事情，无非证明了类似案件在大学校园里时常发生。

联系到吴春明常年作案，以及校方、学生和利益关联者的袒护，周围人噤若寒蝉。

受害者申冤不成，需要冒着社会白眼，甚至反遭部分网友落井下石，实乃当代华人世界之怪现状。

《不能说的夏天》，本名《寒蝉》，取的就是这一层意思。

作为处子作，王维明选择了批判现实的电影题材，准确说来，它更像一则社会新闻，那倒跟《阜阳六百里》的邓勇星有点相似。

王维明跟邓勇星一样，都从成功的广告圈跨入相对陌生的电影圈，但在上世纪90年代，王维明已经在杨德昌电影里担任过演员。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他是眷村217的二把手，吃了Honey一记耳光。

《独立时代》则是男一号，小明。

《独立时代》有这么一句台词：最容易逃避责任的办法，就是装得跟别人一模一样。

显然，面对《不能说的夏天》，我们不免要想当然，那么远的事情，又跟我们没关系，女学生还认为自己爱上了教授，当然可以置之不理。

但事实并非如此。

王维明显然不是想着颠覆小清新，不是想在绿色里面，加入血色与黑色。

在大学性侵事件以外，他穿插了学运失败者和美丽湾运动，试图辐射到整个台湾社会。

因为失败挫折，李教授把压抑痛苦发泄到了女学生身上，自甘堕落。

因为无法阻止事情变坏，所有人都选择了习惯性逃避，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再怎么努力，那也回不去了。

正是这样的心理定势，以至于有些人会屈服于体制和权威，同流合污。

就像女学生会天真地以为，也许教授是喜欢上了自己，再不然，她也感觉自己爱上了对方。

问题就出在这里，本是正常的男欢女爱，但发生在这么不对等的师生位置上，不免是有蹊跷的。

《不能说的夏天》告诉所有人，这是犯法的。

《不能说的夏天》在剪切时，采用了片段式的跳跃行进，章节之间，不会有太多交代，尽量的去冲突化，辅以大量的景物空镜头，碧海绿树。

哪怕是在法庭上，导演也没有想要把矛头完全指向李教授，至于受害者，其实也没有刻意去渲染她的痛苦。

比如出现割腕自杀，也是非常突然，乃至于律师的到来跟接手，都是需要观众自行脑补。

由于故事太过平缓，以至于当木宏吼出那句：你们台北人都是这样讲话的吗？

全场才迎来了一个笑点。

按照朋友们的标记，这好像是“炮友”作为电影台词，第一次出现在了内地大银幕上。

木宏这个角色并不是废的存在，回顾他的出场，除了跟女主角建立起联系，更充当了人物对比。

涉世较浅的白白，一到寝室房间，就要他进去吹冷气，结果，他善意地打开了窗户。

与之相反，李教授到了房间，关上门立马兽性大发。

不得不说，凭借良好的台词功力，戴立忍演起老流氓，实在老练，得心应手。

如果女演员的台词也有他的功力，那么，无论法庭戏，还是整个电影的感染力，无疑都会更上一层楼——而不是目前的“揭露一个事件”。

不知道编导出于什么考虑，李教授并没有被绳之以法，他以较为体面的方式，倒在了花园当中。

或许，当他在法庭上公然撒谎，这个人的正面形象已经坍塌，无论他有什么理由借口。

然而，字幕打出来的说明，更像是黑色幽默，也让人想起了厦大事件爆发后，有人一手炮制的学生联名信，声援吴春明，说他为人师表。

即便电影故事发生在台湾，然而，两岸毕竟都是传统的中国社会。

在校园性侵事件中，无论受害者有何等勇气，世人经常要戴上有色眼镜去看待。

一个巴掌拍不响，也许是她们自己勾引老师，更不用说，整个社会提前把天平倒下了权威一方。

在老师的资源、地位和声望面前，在许多人不顾一切维护的学校形象面前，受害女学生，简直是弱势中的弱势。

不说学术，她们连青春都被践踏在地，有什么伤害损害，比她们来得还大？

我们常说，电影经常是高于现实的，但有时候，电影也与现实同步。

具体于这一次，我们更希望，现实也能像电影那样，令主人公得以听见夏天的蝉鸣，重新感受到生命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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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寒蟬效應》，聽說裏面有床戲但是我沒看到，難道是MOD有剪片？

其實整體上拍得不錯，有模有樣，尤其李屏賓的攝影有抓出一些味道，故事推展和剪接上都有努力去營造戲劇張力，演員也都認真。

更重要的或許是導演從來不想只講表面的性侵故事，背後的政治隱喻才是電影的核心。

這些都值得肯定，只是...徐若瑄的律師角色劇本欲言又止，感覺不那麼具說服力，而且劇情幾次轉折情緒都沒到位，我猜可能是台灣電影操作類型的手法不太熟練。

另外賈靜雯飾演的律師妻子竟然幫丈夫的性侵案件辯護，這設計感覺實在很奇怪，一般不是該迴避嗎？

片名寒蟬效應，但電影好像沒真的把這氛圍拍出來，幾個女配角的作用都草草帶過。

法庭戲其實也沒真有什麼攻防，主要就是角色互相質問的場所，最後高潮的提問後法庭也沒有做出裁決，電影讓故事停在這裏其實有點反高潮，若要說是種現實隱喻但情緒也沒完全做出來，最後以字幕將故事收尾讓人覺得有點遺撼。

《不能说的夏天》。

我看这部电影，恰是秋日，别扭地，觉得不应景。

或许正是因为夏日无法言说，所以才待到秋日之时把苦痛言说，把伤痛释怀。

电影的名字如此小清新，扑面而来的是夏天的浪潮，呼啸的海风，蜿蜒的沿海公路的夏的标志，如此“台湾”.可是剧情竟然是说老师对女学生不轨的现象。

恰恰是这样的两种质感才调味出这样哀伤的电影。

小清新中和掉了敏感话题的沉重，这样的话题又给小清新带来了一抹苦涩，如海的味道。

白白，这样一个孤单瘦弱的女孩，是恰好适合独自一人的那个位置，一个人寂寞地听着音乐，一个人走在海边，一个人去上课。

郭采洁，很适合。

至今为止，我心中只有两个如猫一般的女子，一个是意涵，一个就是，郭采洁。

她们太瘦了，脸上最明晰的便是那双清澈的大眼眸，如猫抗拒世界，用自己的眼光打量世界。

我最喜欢白白奋不顾身地奔向海中，任浪潮湿衣沾襟，头被浪潮淹没，我能感受到那一份被海水包裹的窒息感，就像我以前的qq头像，无助，却自虐般地沉迷。

“你什么状况啦。

”“你不懂。

”“你不说我怎么会懂。

”喜欢白白的男生和她的对话。

欣慰有这样关心她的人。

我不会从电影中总结主题和观点，只是这样单纯的喜欢电影带给我的清新和夏的质地，狂躁的雨，忧郁的曲调，空旷的天台……看着看着是一种享受就好了，我仿佛身临其境。

“我想说说不出口，夏日的时光溜走。

”夏天总会过去，就像潮汐总会退下。

我不忍心看着白白被骚扰，可是她竟然以她的无以依靠为缘由，说：“我爱上他了。

”我恨这样的教授，让本灵的她变得封闭，绝望。

剧情其实很简单，但情感却很复杂。

教授的妻子为了教授的禽兽行为辩护，方律师为了白白和朋友分道扬镳。

法庭上的针锋相对，谁对谁非？！

就算赢了又怎样，伤害已经造成。

只是希望伤害可以中断，让他人少些伤害。

白白吞下安眠药，木宏车祸，结尾是残美的巧合，白白的脸苍白而又有着脆弱的美感。

结局用的文字打出来，任其想象，怅惘。

最后的蝉鸣颤抖着，是的，寒蝉效应，我不懂，但“寒蝉凄切”我想是不是指受伤人的鸣息呢，微弱却有希望，也激励着前行在拯救少女的斗士们。

欲说还休，如同受伤人，难以启齿，但愿她们学会坚强，社会的正义还是会站起来的。

我喜欢电影用清新刻画的氛围，喜欢喜欢……重回夏天，欲说还休……

《不能说的夏天》讲述的第一层，是权威的问题。

如果我们从政治正确的立场上退一步看，白白和李教授的关系，实际上超出了校园性骚扰/师生恋的二元认知框架：说这里没有爱，我觉得是不公平的。

要知道，将“爱”或人与人的亲密关系，理解为某种绝对的平等、完全的清白、与权力无涉，本已落入现代生活最根深蒂固的迷思之一；这样神话性质的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被完成。

在我看来，要理解爱的繁难，毋宁正视所有的亲密关系（如同所有其他类型的关系一样）所必然蕴含的暴力，正视关系之中情感的暧昧、身份/认同的流动、和人的脆弱与非理性。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上李教授了”，影片似乎在引导观众回答“不是”，即，在“爱”的虚假表象之下是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心理防御机制。

但问题在于，谁有权力规定那是爱，或者不是爱呢？

如果说在不同的场域中，“爱”的表达是依据不同的规则被限定，那么在这一场场合法性的争夺中，我们是不是只能捡定唯一的立场、接受唯一的阐释？

如果我们不把这部电影解读为“反对校园性侵”的样板，或许可以发现，暴力运作的场所绝不仅仅是李教授和白白的性关系。

在宿舍自残被发现之后，白白收到的诊断是PTSD，“很可能是长期的创伤被触发了”。

长期的创伤，是什么？

我想那不仅仅是李教授的暴行，还包括父亲的推诿离弃，和母亲的专制冷酷。

白白将对理想父亲的渴望投射在李教授身上，这样的解读已是老生常谈；或许比较容易被忽视的是，透过“你自己不也是别人的小三”才终于揭晓的白白私生子的身世中，折射出母女命运的重复，这样的重复常常预示着从受害者到加害者角色的轮回。

强奸过程中李教授对白白说“你不能变得跟我一样”，而白白对终于从台北前来探视的母亲说“我不想跟你一样”，这两处台词的叠合，在我看来并非无意。

而最令人沉痛的，莫过于整部电影呈现出的，受到新的权威们沉重伤害后的白白，一步一步向旧权威的复归：从影片开端奔向新生活的果决欣快，到影片最后重回母亲紧紧的抱拥。

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抵抗”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果“抵抗”的真义，不是站到“压迫”的对面以完成这一如无“被压迫者”在场断不可能完成的权力游戏（如同沙滩上空洞地高呼“拆拆拆”的抗议民众），而是创造性地发明出新的想象、新的语言和新的身体，证明这场游戏并非生存的唯一可能。

从母亲到李教授、从李教授到木宏，白白徒劳地寻找着不可能的拯救者，却从来没有质疑过“拯救”逻辑本身。

同样令人沉痛的，还有表面上是正义化身的方律师，她所谓“用我自己的方法做事”，原来是先利用新闻诽谤造成的舆论压力，迫使当事人出庭指控以自证无辜，而后又以撤诉和解换取赔偿金——在她一早就看清楚以法律程序而言，这样的“证明”几乎没有成功可能的前提下。

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暴力吗？

凭什么，用别人有血有肉的身体，建筑自己心目中的社会正义？

白白贯穿始终的自残行为背后，未必没有方律师的一份“功劳”。

当观众看到承认自己“没有力气了”的李教授，却对白白说“你的存在一点意义也没有”，而“我会让你变得很不一样……我可以救你”，固然会觉得可笑可鄙；但你们注意到方律师是怎么对白白说的了吗？

她说，我要让你“成为你想成为的那种人”，说“我一定会帮你要回属于你的，不管那是什么”。

一反一正两个人物竟然如出一辙的许诺，恰恰构成了此片最大的反讽也是最基本的叙事结构：权威诉诸“受害者”的想象和“完成自我”的话语，以达到对他人的操控。

这样的“权威－他人”关系，再往外推一步，就是“抽象的社运理想－具身的社运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零落的命运，正如示威过后的遍地垃圾，不正是李教授人生缺憾的肇因之一吗？

从这里我们可以引出故事的第二层，那不是“正义”，而是人应该如何生活。

方律师说出了影片的题眼，“每个人都在逃，差别只是自己知不知道而已。

”——白白逃避她的母亲，逃避大城市台北；李教授逃避理想的失落和人生的灰败；甚至方律师和王老师，也在逃避她们曾经的同性情愫。

人不能面对我执所生的苦痛，不能承担生命的不完满，与“结构”“环境”也有关、也无涉。

我对人的看法比较悲观，我其实相信，即便移除所有“结构性”的“压迫”与“不平等”，多数人恐怕还是会成为自己身心种种空乏蒙沌的牺牲品，亲手毁掉自己的生活。

这不是依靠他力、特别是依靠社会变革可以解决的问题。

而在真实的社会关系中，权利或许无关道德，而道德或许无关幸福。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求仁得仁”的道理，那么具体求的是什么，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

看到标题，你可能觉得。

怎可能？

唬烂的吧？

电影怎么可能改变社会？

别说不可能，电影真的有机会拯救世界。

『电影最棒的可贵之处，是社会对话。

』这句话是戴立忍导演曾经在跟我们聊《不能没有你》的时候的一个态度。

戴立忍导演当初举了巴西作品《无法无天》，因为该片讨论贫民窟里的毒品黑帮等议题，票房大热，国际关注度高，当年还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改编剧本、摄影与剪接。

从奥斯卡殿堂红回来到巴西，据悉最后巴西政府因此下定决心研议贫民窟治安等问题。

后来改良成果如何？

我们不得而知。

但政府确实也因为一部电影的卖座而动了起来。

日前上映的《正义辩护人》更是拿南韩已故总统卢武铉人生上半场，为人权奉献的精彩纪实当蓝图。

影片讨论当时被打压的异己声浪，最后男主角宁愿上法庭对抗政不公不义，上街头也不辞辛苦。

卢武铉后来成功当了政治人物，也做了不少他认为对的事情，特别是对美国与日本的政治立场采取强硬派。

但他家族之后深陷的贪污丑闻也压垮他所有名望，后来选择跳崖自尽。

成为政治人物，一生可受公评，那些负面的，都是后来的事了。

若非他当年争取人权，后来南韩能否终止威权路线？

还很难说。

《正》片在南韩大卖，达到观影人次1136万(南韩人口约5千万，相当于每5人就有1人看过)，一度成为本土最卖座冠军(今年又被《鸣梁》的1400万人次超越)。

相对来说，拿台湾最卖座的本土片《海角七号》创下5.3亿票房，推算约260万人次看过，等于全台每10 人才有1人看过。

足见台湾整体观影人口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正》片大卖之余，更让新生代的民众对卢的生平感到好奇，因此与卢相关的书籍都瞬间销售爆增。

电影带动民众对历史的观注度，而不应该只有浅碟式的沾边窥奇。

电影人有义务要说出『真相』。

电影人也有义务要关心社会。

电影作为娱乐大众的出发点之外，最重要的是『社会对话』。

可能因为一部影片卖座之后，电影里所要说的，就会成为舆论的焦点。

例如南韩另一部好片：《熔炉》。

这片也是改编真实事件，谈论一个聋哑学校里的多起性侵＋暴力事件。

在官官相护之下，当年那场官司，留下很多遗憾。

电影卖座之后，在社会压力之下，要求重新调查这起性暴力事件。

后来该片成功唤醒外界关注当年真实地点，舆论压力亦促使警方成立专责小组，重新调查案件，当年涉案的其中一名63岁金姓教职员曾在2006年二审中被判缓刑获释，但于2012年7月5日金先生被改判为入狱12年。

这就是电影最伟大的地方。

并非民粹。

《熔炉》电影里的那句话『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虽然目前真实世界中，被害者共七名家属后来有跟三个单位要求赔偿，分别是学校，国家政府，与光洲市政府。

但在上诉时，法官认定性侵与教育全受损部分「证据不足」，判家属败诉，家属还要再抗告。

这条漫长的道路，本来就不容易，但若非电影召唤起这么多讨论，当年的被害者家属恐怕永远没有机会。

台湾呢？

台湾也有。

南部某特教学校也发生了跟《熔炉》相仿的情况，能否有所改变呢？

我不知道。

但应该得到关心。

去年《看见台湾》与《十二夜》也都成功得到媒体焦点，前者甚至还得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角度不同，高度产生新的观点，让人看见台湾黑心商人与政府有多么紧黏，整个台湾被啃蚀成那样，能不心痛吗？

你看了不会想要有所行动吗？

《十》片中的流浪动物亦然，领养代替购买的观念也更该深植人心。

接下来要上映的《寒蝉效应》也是，改编起一桩真实性侵事件。

当年多少女学生因此身心灵受到打击，若非一位勇敢的女学生愿意配合，恐怕没人知道在台湾的某一角正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件。

台湾也许久没看见法庭戏了，导演王维明调度得宜，光两位女星徐若瑄与贾静雯的针锋相对煞是精彩。

郭采洁也表现称职，值得肯定。

这些作品都证明，电影不该只有通俗娱乐，更能肩负更高责任。

讨论社会，改变社会。

如果可以有机会改变社会，那应该是很多电影人的己志。

是否，不能没有你，对吧。

看完这部影片，我有好一阵子感觉无法顺畅呼吸。

那种难以缓解的窒息感，让我感到无力、烦躁跟挫败。

作为一个六岁女孩的母亲，每当我看到这一类题材的影片，都会不自觉地陷入巨大的恐惧和焦虑之中。

那些美好的、纯洁的生命，我们要怎样去保护和强大她们？

哪怕已经成长为像白白这样看似已经可以独自去面对世界的少女，也依然会遭遇PUA、职权压迫、性侵。

这些名词，每一个都压得人喘不上气来。

当白白在法庭上委屈地哭着说：“或许，或许我爱他……”真的好想冲进屏幕去抱抱她——弱势至此，只能以假象麻醉自己，这个可怜的被侵犯、被蹂躏、被践踏的女孩才能有活下去的勇气。

我也好想告诉她：那不是爱，那是人的生存本能，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你其实只是想要活下去。

但我们需要更勇敢，勇敢地去揭穿丑恶，给伤口上药、包扎，等待痊愈。

同时，我也开始认真地思考，要给我的孩子以怎样的性教育，要如何既保护老师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又能让她懂得保护自己，不被权威左右。

愿天下所有的女孩都能勇敢、坚强和幸福。

比較晚才去戲院看電影，所以在寫這篇評論前，先上網讀了相關的六十多篇影評，他們對「寒蟬效應」的一致評價為演員演技佳、畫面細膩、以及台東風景好。

可能因為大陸片名為「不能說的夏天」、取法「不能說的祕密」延續台灣電影一貫被賦予的小清新底色的緣故，豆瓣上不少對岸的網友寫的影評還是比較感性。

也因為剛好廈門大學同樣爆出校園性侵的吳春明事件，該教授甚至把開房的錢報入研究經費裡頭，於是，現實與電影找到了共鳴；事實上「寒蟬效應」也真的改編自真實事件，說這是一部譴責校園性侵的宣傳片，應不為過。

它講述的是一件社會上搞不好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情，握有學生畢業生殺大權的大學教授，以手中權力令女學生乖乖就範、敢怒而不敢言，甚或萌生畸戀。

當然也可能有為利益主動投懷送抱的那種；受制於人的女學生迫於淫威、為前程著想，代價最小的選擇可能是忍耐到畢業為止。

用忍耐換取眼下的舒適，當然是出於恐懼，同時也是逃避，逃避若是忠於自我而可能付出的更大代價。

於是「逃避」被引申，不只是被性侵的女學生，片中生活中所有人都因為某種程度上的屈於威武、淫於富貴、移於貧賤，換取生存處境的安適，相對的也違逆本真意志，各自逃避著他們不願意面對的艱困。

社會事件加上存在問題，皆是相當引人深思的命題，如張大春說「王維明導演在這個大哉問的主軸上為台灣電影標示了一個新的思想里程，那深度是前所未有的。

他讓一個近乎不可能成立的性侵案展示了加害人、被害人、辯護人、證人以及一個又一個與上述諸角色密切相關的「家人」，如何在逃避的途中真正面對自己」；所有人都是受害者，被各種無奈的現實壓迫著而扮演他人期待的角色，藉由一次性侵事件爆發出來，逼著所有人正視「寒蟬效應」背後不忍直視的真實，讓整部片從性侵事件之後便充滿強烈的壓抑感，人物呈現的情緒張力非常的飽滿。

所以，不論從題材還是從表現來看，「寒蟬效應」都是很有意義的電影。

然而，電影到底是要先表現意義，還是先表現故事？

在「娛樂重擊」發表影評的MAPLE說：「它有那麼多發亮的碎片，卻又有那些無法忽視的邏輯黑洞，看得見它在卡司、故事、敘事、商業藝術平衡上的諸多努力，主導劇情的重要轉折卻付之闕如」，算是承接戴立忍對台灣商業電影的感想之後得出的觀影驗收報告。

而若我言之，則不免回到那老梗的核心問題：缺乏故事感。

說得詳細點便是，不像在說一個故事，比較像在還原現場。

誠然，演員、拍攝的表現都非常出色，讓整部片在中間非常的飽滿，但首尾卻顯得貧瘠，具體一點的說，我看不太出來片中這些人如此糾結的情緒所謂何來。

以我個人的感受舉例言之，性侵的場面來得太突然，而且直到審判才知道原來性侵多達八次，這些細節的簡省讓我對白白的濃重情緒感到不知所措。

又譬如學運在這部電影中似乎是外插劇情，似乎想藉由電影說出某些看法、並藉由學運世代的失落為李教授的行為建構遠因，但仍顯得牽強。

比起人生挫折，我更願意相信性侵的教授們只是管不住自己的小弟弟。

我猜，大概是因「據事實改編」導致「寒蟬效應」在劇情上存在大方向的約束，要務求寫實，就失掉了塑造故事的自由度。

比方說，如果是「王牌大律師」的編劇，可能會想方設法讓李教授的其他學生勇敢跳出來作證，畢竟已經有白白當敢死隊衝上前了，也不能說那些遭到性侵的學生沒有搏一把的心理。

缺乏故事感，不等於它不是故事，感受能力較強的人，還是能從中挖出深刻的寓意；但為了理念而拍，似乎不可避免的要面對這樣的問題？

或者說，這其實是台灣電影的特色：照顧所有角色的情緒背景，以全知的視野敘述。

旁及的則是側重衝突時的張力，關注社會議題等等；不過這樣做有個問題，舉例而言，像九把刀的長篇小說「獵命師傳奇」以獵命師為主角，但內容卻不斷敘述所有大小二三線角色的背景，寫到後來獵命師只變成故事的一個部分。

「寒蟬效應」同樣給我這樣的感覺，沒有人是主角，九十分鐘內要看盡所有人的糾結，但最後缺乏重心。

然而要求每個觀眾都用同樣一種標準看電影根本不可能，若將文學評論的觀點加諸於電影，也許這是一種應該被培養被認同的審美標準。

說不定，套句戴立忍的話來說，「寒蟬效應」已經找到電影的新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