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

1音乐与歌舞片对音乐片和歌舞片进行区分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前者那里，音乐是作为重要元素或重要主题出现的；而在后者，以好莱坞经典歌舞片为例，歌总是与舞密切相关。

换句话说，作为听觉形象的音乐在歌舞片中是与作为视觉形象的舞蹈紧密相连的，而且这类歌与舞的结合并不发生在舞台上，而是生活中；或者说，在歌舞片中，整个世界就是舞台。

例如，在著名歌舞片《雨中曲》中，主人公在前一秒还在对话的状态，但下一秒就沿着街道，唱着歌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或许更好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当男主人公在饭馆里和朋友聊天倾诉时，忍不住唱起了歌、跳起了踢踏舞；随着主人公的变化，令人惊奇的是，周围的世界也陷入了“歌舞化”：饭馆的客人、老板，甚至路过的行人都纷纷驻足停下来观看，有的还加入进来，整个世界都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而随着歌舞的结束，整个世界再次恢复秩序和宁静。

在这个意义上，歌舞是进入梦幻世界的钥匙：随着歌舞的出现，影像在现实生活和梦幻生活中过渡，似乎完成了不同世界的转换。

但这并非一个简单的世界转换过程，因为从根本上说，所谓复数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单数的世界，那些梦幻的影像不过是这单数世界中的潜在影像而已。

所谓潜在影像，是相对现实影像而言，指那些还没有成为现实或正在成为现实的影像，如同冰川在海面之下的部分，且真实存在于时间的绵延当中。

潜在影像与记忆紧密相关，当我们感知到某种刺激，我们可能在刻意识别下回忆起相关的影像记忆，如果这种感知是清晰明确的，那我们可能会回忆起与之一一呼应的影像；如果是模糊的，我们有可能会在感知与回忆的关系中不断循环，勾起一连串的影像，最终的效果如同在梦中，获得时间和视点都自由的梦幻影像。

2《盛夏》中的两类音乐在《盛夏》当中，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类音乐。

第一类是故事中的真实音乐，包括维克多·崔和麦克在舞台、房间和海边演唱的那些摇滚乐。

在这些音乐段落里，并未表现出潜在影像，歌曲只是作为单纯的音乐存在着。

当然，这些歌曲及歌词具有某些叙事和结构上的作用，例如麦克一开始唱的“你是垃圾”以及给维克多捧场时演唱的“你是摇滚明星”等。

总之，这些音乐的作用，来自于其本身的力量。

而第二类音乐，是几个超现实段落中的歌曲。

例如在火车上、在巴士上以及麦克与红衣女人在雨夜的出租车旁边出现的歌曲。

这类歌曲不仅具有来自音乐本身的情感力量，更为关键的是，随着简笔动画的配合，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完全是不同于音乐片的效果——在这里出现的，正是在歌舞片中的现实影像与梦幻影像的过渡。

若再加以留意，我们将发现，在这几个超现实段落中的“梦游者”和“歌唱者”，不仅仅是我们的主角（在更多时候他们甚至是哑口无言的），而是那些乘客和路人。

市民们在公众的场合神经质般唱着梦幻的摇滚歌曲，反倒是作为主角的演员们一声不发，这一戏剧性的对比呈现出的是一类集体式的疯狂。

与克制的摇滚歌手相比，陷入梦游症的人究竟是谁呢？

此外，另一个意味深长的音乐段落是在混乱的聚会上由条纹男所演唱的那首曲子。

在此，不仅其歌词是别有意味的（如“我想要有这样做的权利”），而且就其身份而言，他与其说是维克多他们真实的伙伴，不如说是与黑衣男子类似的来自于导演的符号。

在聚会终了之后，他从酒醉中醒来，于是我们见证了绝妙的一幕：在半醉半醒之间他在地上学了一声海鸥的叫声，而背后的银幕接着传来的正是此起彼伏的海鸥的音乐。

在这里，我们见证了他进入银幕的瞬间，然后是他在宁静的海边的告别：赤裸身体拥抱海上朝阳的新生。

于此，一连串影像的循环与连接成为可能：处在观众一方的导演安排黑衣男子与条纹男子进入了影像的世界，维克多等在影像世界中又见证着现实与梦幻影像的过渡，而导演的使者在影像世界中再度穿越影像之门…在他并挥手和我们告别的那个瞬间，我们知道他实现的是真正的自由。

3《盛夏》：爱与自由如果说《盛夏》有什么主题的话，它应当是关于爱和自由的。

在维克多初次登台时，麦克送给他一首“你是摇滚明星”；在为维克多录专辑时，麦克因为设施的简陋而劝说道“只有当有一天，孩子们都能唱出来时，那才是歌”。

关于音乐，他们俩人的理解固然不同，但支撑下去的爱是一脉相承的。

结尾，维克多让新加入的鼓手停下鼓点，等待麦克夫妇的入场。

在“我种了一棵树”的抒情吟唱中，见证的是麦克的退场。

在这里，与其将其看做关于真实人物的音乐传记，不如将其看做导演个人化的表达和歌舞般的思想写作。

如果说在这里有某些政治因素的话，一方面是由于，那些恐怖如此强大，以致于就算费尽全力也无法消除；另一方面是由于，这种恐怖尚且还在现实中延续。

就像麦克在聚会上所说，“这里是个沼泽，而我只是沼泽里第一名的蟾蜍。

”我们可以看到摇滚乐在这里的妥协，以及麦克对自己定位的清晰与冷酷；但可以明确的是，恐怖或许剥夺了他们在艺术上的爱和自由，但毕竟只有事先拥有爱和自由的人才能体会那是什么滋味。

而正是这些，把他们聚集在一起。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5601.html括号开始，1962-1990，括号结束。

生卒年的标记打在画面上，一种生命时间的刻印显得残酷，它仿佛标记的不是生命的长度，而是戛然而止的那个端点：1990年，作为最伟大的摇滚乐队“基诺”的主唱，有着“苏联摇滚之父”之称的维克多·崔，在著名的卢日尼基体育场举行演唱会后不久，因为遭遇车祸不幸身亡。

而当这一串生卒年数字被打在画面上的时候，维克多正在舞台上尽情唱起摇滚歌曲，他是激情迸发的，他是充满豪情的，即使只是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这个小小的剧院里，维克多依然沉浸在摇滚世界的巨大热情里，底下的人拍手鼓掌，一起唱和。

但是当生命的标记变成一种注释，似乎关于身后的死亡正汹涌而来，而更改了乐队名字为“基诺乐队”、飘逸的长发被剪短的维克多，当他唱起那首歌，似乎这一切变成了一个预言：“我知道我的树，注定生长不会超过一周……”一周是短暂的，当一棵树只有一周的生命，它是渴望迅速地成长，还是接受命运的摧残？

1962-1990，这是维克多的生卒标志，而在他之外，那个站在过道上和妻子娜塔莎一起来听演唱会的麦克，当镜头扫过他，画面中也是打出了一串数字：1955-1991——依然是生卒年的标志，依然是命运的残酷，依然是摇滚的陨灭，也依然是不会超过一周的生命之树。

维克多和麦克，苏联摇滚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当最后都以数字化的方式注解生命的过程，似乎变成了对摇滚本身的质疑——维克多和麦克的死亡都和阴谋论无关，但是“谨以此片献给我爱的人”，似乎就把生命的无常和摇滚世界陨落建立起了某种诡异关系，摇滚发生着，在真实的历史中发生着，但是猝不及防的一切，会随时带走那些记忆，带走那些爱，带走生命之树。

摇滚属于那个盛夏，盛夏，“我在城里买了一份报纸”，盛夏，“今天有一场盛大的音乐会”，盛夏，“暴徒们带着铁齿虎”……《盛夏》是麦克的代表作，总是带着墨镜的麦克其实已经成为苏联摇滚历史上的一座丰碑，而在他的世界里，关于报纸新闻，关于盛大音乐会，关于暴徒，似乎也成为了时代的一个隐喻。

生活在八十年代早期的列宁格勒，麦克看起来在摇滚的世界里对传统进行着解构，在盛夏的耀目光芒中诠释激情，但是在现实里，麦克却并非是非主流的存在，他和娜塔莎结婚，生有一个叫杰尼亚的孩子，摇滚乐队在以“苏联音乐家必须找到人性中所有美好的东西”的摇滚俱乐部里注册，而演出似乎也只是在俱乐部的舞台上——恪守规则，遵守秩序，麦克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现实里演绎着。

而当维克多找到他，并且跟随他进入摇滚世界，两个人的观念其实发生了某种冲突，而在这种冲突中，一方面维克多的自由为麦克的创作注入了更多的激情，另一方面，在规则面前，他们却不得不妥协，甚至让步。

一开始是两个人之间的矛盾，麦克的理念是：“酒分两种，好喝的，和特别好喝的。

”音乐，或者摇滚，也如酒一般，而他们的目标当然是要做“特别好”的那种，但是在特别好喝的阐释中，两个人其实并不一致，在海滩上，维克多和同伴罗夏找到了偶像麦克，献上了自己的歌曲，麦克说“音乐棒极了”，但是那首《懒惰鬼》里最后加上了“妈妈，妈妈”，后来维克多的《八年级女孩》，麦克建议再升高一个调，或者建议那些歌曲再抒情一些。

而维克多似乎并不苟同于麦克的见解，“我不喜欢被修改”，所以当麦克提出意见时，维克多总是坚持自己，但是麦克作为引领人，维克多也无奈放弃自己的观点。

两个人之间或者只是对于音乐理念的不同而已，但是在维克多逐步建立乐队，并加入摇滚俱乐部的过程中，他面对的是妥协还是坚守的冲突。

要申请加入摇滚俱乐部，所作的歌词必须进行审核，伊万诺娃是俱乐部的创始人，也是歌词的把关人，当她听到维克多的音乐作品《八年级女孩》时，第一个问题是：“这首歌批判了什么？

”麦克抢先回答：“批判了滥交。

”伊万诺娃问，这是一首喜剧作品？

麦克点头，而当伊万诺娃要求维克多自己回答时，麦克故意支开了乐队的三名成员，让他们去倒开水，而当三个人拿着水杯过来，在麦克的努力下，这些歌曲已经通过了审查，它们作为“喜剧作品”表现了“苏联音乐家必须找到人性中所有美好的东西”的俱乐部宗旨。

加入了俱乐部，维克多的摇滚生涯似乎获得了合法化的地位，但是在和麦克之间，矛盾依然存在，取名叫“加林和双曲线”乐队，只是麦克随意性的命名，而当乐队的鼓手奥列格通过了征兵，乐队没有了鼓手，维克多为了推出自己的专辑，希望鼓手的部分用录音代替，而麦克却认为“这不是摇滚，这是迪斯科”。

在录制专辑时，维克多终于无法忍受不像自己当初所设想的音乐，“这声音太糟糕了。

”在走廊上抽烟的时候，乐队成员罗夏对他说：“当孩子们在走廊上唱起你的歌，那才是真正的摇滚，别太在意录音的业余效果。

”无奈之下的妥协，维克多选择再次进入录音棚。

让孩子们喜欢自己的歌唱起自己的歌，真的是摇滚？

这个疑问维克多曾有过一次回答，在专业人员组成的小型推介会上，有人问维克多，你梦中的音乐会是怎样的？

他说到了一个词：大家，大家喜欢，大家狂欢，才是真正的摇滚，才是梦中的音乐会，而这个大家显然不是罗夏所说的“孩子们”，那种“为了孩子”在教化意义下的音乐，无疑是在规则之中的存在，就像伊万诺娃定义他们是“新的喜剧摇滚乐队”一样，都无非是审查之后的产物。

所以，对于维克多，甚至对于麦克来说，当摇滚世界被这些合理化的规则所制约的时候，自由的精神在慢慢消退，那种“盛夏”的狂热感觉也渐渐褪色——它们的狂欢，它们的激情，它们的破坏性，在另一种想象的世界里发生：在从海滩度假回来的火车上，面对乘客指责他们的音乐是“野兽一样的尖叫”，是“美国敌人唱的歌，大家开始了颠覆，他们在乘客间做恶作剧，他们打到诋毁的那些人，在完全解构了秩序的世界里高声歌唱，但是那个眼镜男举起牌子：“这些都没发生过。

”当维克多和娜塔莎酝酿了新的歌曲，坐在公共汽车上，一车的乘客都开始唱起这首歌，甚至连站点播报，售票员讲话，都变成了摇滚，而最后下车时，骑着自行车的眼镜男又对着镜头说：“这并没有发生”；当小型音乐会交流之后，随着音乐响起，大家开始疯狂起舞，维克多和众人一起唱起来，眼镜男在人群中又对着镜头说：“这不是真的。

”……音乐随时响起，每个人都会吟唱，这或者就是维克多所说的梦想中的音乐会，而每个人都是“大家”，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才真正符合摇滚的精神，才是盛夏的写照，但是当这一切都变成如MV的幻境，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世界又回到了现实。

音乐被隔开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情感的爆发，一个世界则是情绪的收敛，一个世界是天马行空，一个世界则是循规蹈矩，一个世界是音乐本身，一个世界则是规则的制约，所以在“这没有发生过”的巨大失落中，那些梦中的一切只不过是虚幻的存在，它无法抵达现实，更无法改变现实，盛夏里没有“盛大的音乐会”，没有“带着铁齿虎”的暴徒，而正是因为自由之树被预言了一周的生长期，所以无论对于维克多还是麦克，都选择了克制。

这种克制在麦克、维克多和娜塔莎之间的关系里，却呈现出一种隐忍。

娜塔莎带着女伴偷偷溜进俱乐部，又举着心型牌子示爱，都是他们爱情的一种证明，但是当维克多出现之后，这种关系受到了威胁，在海滩上，娜塔莎和维克多在一起，这是他们初次见面，似乎其中的暧昧已经传递出来，麦克看着他们说了一句：“最终她会制造绯闻。

”随着维克多越来越频繁地出入麦克的家，他和娜塔莎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他们一起吃那个心形西红柿，他们一起散步买了无价的杯子和双倍浓度的咖啡，他们一起为孩子杰尼亚洗澡，但是发乎情止乎礼，娜塔莎告诉麦克的是：“我想吻维克多，但是罪恶感会杀死我。

”似乎是一种信任，麦克也没有愤怒，而是说：“去亲吻吧。

”当娜塔莎面对维克多时，也告诉他：“麦克允许我吻你。

”维克多说：“有书面准许吗？

”娜塔莎对麦克不隐瞒，麦克对娜塔莎不愤怒，维克多又要所谓的准许，似乎他们都给了对方一种自由：娜塔莎真的吻了维克多，但也仅仅是吻了，她却把自己要好的玛丽安娜介绍给了维克多；而麦克知道这个绯闻无可阻止，表面上无所谓，却在一个人的时候，承受着痛苦，他一个人站在瓢泼大雨中，站在电话亭里，给娜塔莎的电话没有打，他就这样在大雨中感受到一种透彻，而一个女人进了电话亭，硬币一次次被吞掉，气急败坏地她和麦克走在一起，“你是不是被女朋友赶出来了？

我是被我父亲赶出来的，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坐飞机过来，因为我太骄傲了。

”两个人似乎同病相怜，而麦克在被大雨淋透之后，又像没事一样去了鲍里斯那里，“我要写一首无意义的歌。

”歌曲写完，似乎那种情绪也终结了，回到家，又像没事一样躺在娜塔莎身边。

两个人躺着，安静地可怕，而其实每个人都在斗争着，在相同方向的躺姿之后，麦克又转过身来，背对着娜塔莎，之后天亮了，之后起身，在一个人的时候，他骂自己是傻瓜；而娜塔莎知道麦克的痛苦，面对维克多时说：“麦克已经在忍耐的边缘了。

”然后离开时扬起了手，“我的戒指拿不下来了。

”一种示意：必须回到婚姻世界里。

维克多是不是真的爱上了娜塔莎？

娜塔莎是不是找到了和麦克不一样的爱情？

麦克是不是真的会爆发？

在这个隐忍而回退的结局中，爱情似乎都藏在了心里，婚姻似乎还维持着现状，而这一切也是规则，也是秩序，就像眼镜男举着牌子面对镜头时所说，这一出爱情故事不是真的，“它没有发生过。

”“加林和双曲线”乐队更名了，维克多的发型变了，爱情终止在不被摘下来的戒指上，当维克多在舞台上演绎激情，台下的麦克提前走出了走廊，而娜塔莎满含着泪光，注视着维克多，然后也留下了一个背影，“我知道我的树，注定生长不会超过一周……”于是激情的盛夏落幕，盛大的音乐会落幕，于是生命变成了写在括号里的一串数字，就像那个讲究规则和秩序的时代，只有它曾经真实发生。

20世纪80年代初，列宁格勒的盛夏时节。

地下摇滚正悄然盛行，俱乐部的观众席对于演出现场来说却静得出奇；唯一的躁动来源，全都留给了舞台。

戴着墨镜留着披头士发型的男孩子们，几个从后台偷偷溜进来的朋友。

聚光灯肆意地挥洒在台上，幕布后和座位前，来来回回溜达着俱乐部管理者和审查人员。

台下的年轻人不出声地跟着哼唱，默默在脚底打着节拍。

举牌子的女孩子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够了，别闹了，这是不被允许的。

”管理者的着急和无奈，姑娘们几句嘻嘻哈哈的辩驳后，不了了之。

演出顺利结束——没有欢呼尖叫，掌声听起来也很平静；但每个人脸上的神情，要溢出来的心满意足，是掩盖不住的。

这群苏联青年们，仿佛刚受了洗礼一般，台上的光同样也打在他们的脸上。

仅用五分钟，[盛夏]一上来就默不作声、未夹态度地，展现了一幅勃列日涅夫政权后期图景。

观众们正襟危坐的反应，有如是听了一场政治会但每个人脸上的神情，要溢出来的心满意足，是掩盖不住的。

这群苏联青年们，仿佛刚受了洗礼一般，台上的光同样也打在他们的脸上。

仅用五分钟，[盛夏]一上来就默不作声、未夹态度地，展现了一幅勃列日涅夫政权后期图景。

涂鸦、音乐和夏天但影射的部分，点到就收。

在时代背景如此明显的电影中，导演却选择了最隐晦的方式——观众可以感受到的是，当时的苏联社会氛围只是影片的背景，故事和表达的重心，全放在了主人公们似水的日子里。

盛夏、摇滚、欢笑、青春、树林、海滩，再到街道、汽车、墙壁上的画，他们的色彩冲破了黑白的镜头，这一切都是真实而热血的，这一切，都是快乐的，因为我们谁都值得拥有。

放肆歌唱，跟我释放热爱的模样和其他所有年轻的音乐家一样，维克多爱听当时最火的一批摇滚和朋克——从披头士、齐柏林飞艇和滚石，到地下丝绒、大卫·鲍伊和伊基·波普……与此同时，他也在自己的音乐事业上不断地探寻着。

他结识了自己的偶像麦克，和其妻子娜塔莎他和新朋友们在沙滩上弹着吉他唱歌，伴着篝火起舞，脱光衣服冲进海浪。

这个振奋人心的音乐小团体，在电车上怒怼那些试图剥夺他们权利、疏远他们的保守公民，用超现实的幻想填充着这部音乐剧赞歌。

他们能在漆黑的小屋里摆弄着零散的乐器，他们也能在隔几天的晚上统治俱乐部的舞台。

MV模式全开维克多毫不意外地和麦克的妻子娜塔莎陷入恋情——但这段三角恋情并不使故事的天平倾斜；作为摇滚传记片，这部电影的内容里异常的干净，没有什么满屏的毒品，只有音符和歌词，“苏联音乐家必须找到人性中所有美好的东西”。

导演用松散的风格手法、美妙的镜头运用和精准的场面调度，安排出了一幕幕无比后现代的青春油画。

雨中歌唱的女人因为爱与失落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一路飞来，只为顶着大雨跑进电话亭向路人诉说苦闷；一身红衣在黑白色调中尤其亮眼。

所有生活在压抑沉闷之中的人，就如同这场雨中的这个女人，用旋律释放了出来。

他们谈心，写歌，录音，为乐队取名；麦克仍然懂得照顾他的生活，维克多在音乐的路上也逐渐走上正轨。

而后面这段活泼无比的音乐专辑封面致敬，倒让我想起了[我和厄尔以及将死的女孩]里对经典电影的致敬方式。

上图[盛夏]致敬“谁人乐队”、下图[我和厄尔以及将死的女孩]中“袜条橙”他们爱慕着、仰望着这些乐队，他们拼尽全力想要成为同样的音乐家。

他们也想要听到孩子们在走廊上唱着他们写的歌；勇气和才华，带着他们奔向大海，带着他们穿过街道，带着他们走上舞台——他们准备好了。

在最后时刻，维克多一身黑画着眼线出现在观众面前而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一个穿着简单T恤夹克的害羞少年。

这个新的造型伴着他向生命的顶峰走去——成为神？

噢，世上只有一个神。

在苏联解体的前夕，他带领着无数怀揣“改变”梦想的追随者，跃进摇滚的天堂。

命运多舛，愿你抱紧自由的灵魂本片的故事，是根据东欧伟大的摇滚乐队“Kino”(Кино，意为“电影、影象”)乐队主唱、“苏联摇滚教父”维克多·崔成名前的早期生活经历改编而成的。

他的乐队是俄罗斯音乐史上最受欢迎和音乐影响力最大的乐队之一。

崔是韩裔移民的后代，在列宁格勒出生长大，十七岁就开始写歌；

被认为是俄罗斯摇滚的先驱之一，他在整个苏联推广了这一流派乐队最受欢迎的时期，甚至引发了一阵类似披头士粉丝中“Beatlemania”全球性浪潮般的“Kinomania”效应。

1990年，28岁的他在著名的卢日尼基体育场举行了最后一场演唱会后不久，因车祸意外于拉脱维亚不幸身亡。

到现在，崔在许多国家仍然拥有大批忠实的追随者，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

粉丝们的自发哀悼摄于崔去世的两天后，墙上写着他的名字画着和平反战符号崔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致力于为政治变革发声，他的歌词和他的影响力，无一不被俄罗斯民众传唱至今。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摇滚乐是主要局限于列宁格勒的地下运动；在政府的支持下，莫斯科的流行歌星在排行榜上独占鳌头并获得最多的曝光率，而摇滚乐并不受当时的政府欢迎，摇滚乐队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资助，也很少被媒体曝光。

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是为数不多的允许摇滚乐队表演的公共场所之一。

崔和他的好友们，为了演出，辗转于各种公寓和地下音乐会之间，最后来到莫斯科，认识了知名乐手、“水族馆”乐队主唱鲍里斯·格列宾什科夫，凭自己的才华得到了鲍里斯的帮助，并组建了乐队。

崔和第一任妻子玛丽安妮而本片选取的崔的生活片段，是他还未如后来那样紧密接触政治的时期，刻画了相对平和的一段历程。

他的偶像麦克·诺门科，是俄罗斯摇滚运动的奠基乐队之一、苏联杰出的蓝调摇滚乐队“Zoopark”的主唱。

而[盛夏]这部电影的成形基础，也有部分来源于麦克的爱人娜塔莎的回忆录。

麦克和娜塔莎这部备受期待的纪录片在戛纳首映的时候，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正在家中受到软禁，无法参加活动；他和伊朗导演贾法·潘纳希一样被政府禁止前往。

去年八月，谢列布连尼科夫因受指控“挪用公款”而在拍摄的最后几天被迫打断，这则消息立刻上了新闻头条引起轰动，这一事件和谢列布连尼科夫之前的数部暗指政治时局作品不无关系。

而在戛纳的红毯上，来到现场的主创们也公开支持导演，反对软禁行为。

[盛夏]剧组在戛纳电影节“谣言五花八门，真相只有一个。

”制片人伊利亚·斯图尔特说，谢列布连尼科夫的摇滚里，政治因素是次要的，这部电影的重心，是为了讲述摇滚在那时那地作为“边缘”“亚文化”的存在。

摇滚本来就是政治的，甚至可以说是最政治的音乐——但[盛夏]中的摇滚是关于纯粹、关于反叛，关于时代精神的，它是自由、爱、文化和代际更迭，“这部电影本该是俄罗斯的骄傲”。

-文：YorkshireViking文章源自微信公众号：电影解毒转载需授权

应该算是在FIRST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电影了，毫无争议的年度十佳，黑白色调下拥挤的人流，稀薄的氧气，嘈杂的高频喊叫，低频低噪与长镜头污染着80年代的摇滚，那时的摇滚是秘密的，压抑的，不被允许的。

三处超现实幻想用漫画的方式顽皮戏谑，列车上的那一段直接梦回《欧洲特快车》。

在Mike冲向屏幕的那一瞬间我激动的流下眼泪。

他们是一群最自由的人，一丝不挂，奔向焰火，奔向大海像海鸥一样叫喊，他们是一群最真实的人，妻子毫不掩饰对丈夫说着对Viktor的迷恋。

MV式的叙事方式，原声都好听到哭，黑白的色彩主调不卑不亢，这正是80年代摇滚最初的样子，这是摇滚乐对那段历史的宣言，这也是对摇滚乐迷的一记深鞠躬。

对于摇滚乐的认识是从一些旧的报道中，是1989年的王府井，是“眼镜蛇”“面孔”整装待发的时候，是“唐朝”“黑豹”“呼吸”最初的模样，还有后来的何勇、张楚。

那时候，他们都还年轻，骄傲不逊写在脸上。

说起中国摇滚乐，他们便是最初的光芒。

今年夏天，马东带着《乐队的夏天》横空出世，昔日的摇滚男儿转眼成了丈夫、父亲，谈起妻女的时候满眼柔情，回到音乐的时候又充满了力量。

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有些音乐过去这么久了，听起来还会热泪盈眶。

现在明白了，有些音乐不是好听，而是听那些音乐的时候我们正年轻，就像刺猬乐队唱的，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

最近看了俄罗斯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作品《盛夏》，又叫《摇滚盛夏》。

这是一部关于摇滚的电影，也是关于爱情和友情的电影。

电影的背景是八十年代的列宁格勒，就像八十年代的王府井。

一位年轻的音乐家维克多·崔被齐柏林和大卫.鲍伊的音乐吸引。

和所有怀有梦想的音乐家一样，维克多·崔也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够被写进摇滚的历史。

机缘巧合，遇见了生命中的贵人，于是人生开始变得与众不同。

作为俄罗斯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并不算是热门导演，他的作品也不多，在《盛夏》之前，还拍摄了《门徒》、《背叛》、《扮演受害者》、《尤里日》等电影。

《盛夏》拍摄于2018年，是一部关于前苏联的摇滚回忆，和众多音乐一样，《盛夏》中有对时代的记录，有对摇滚音乐的记录，也有对八十年代中一个个热爱音乐的鲜活生命的记录。

看完《盛夏》之后，我想起了之前看过的红勘演唱会的一些记录，那个年代真好，容纳了所有的疯狂和梦想，成就了永恒的记忆和不灭的希望。

所谓的怀念，大概就是怀念那个时代的一切，因为那时我们正年轻。

当然，摇滚乐在《盛夏》中除了作为背景音乐和声音之外，它还有一系列复杂的功能属性和意义象征：人物通过摇滚乐可以关联起特定生活空间中的动态行为。

在摇滚乐的节奏律动中实现自然隐喻体现生命历程。

以摇滚乐为纽带书写所处环境和时代的特点。

摇滚乐和画面的组合唤起人们对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向往。

所以，《盛夏》绝不仅仅是一部“摇滚乐”电影，它包含了这四种不同的功能属性，将其串联起来，构成了整个前苏联八十年代的摇滚记忆。

摇滚乐和行为：在电影中，直接受到摇滚乐影响的是维克多·崔，他对音乐的理解和认知开源于齐柏林飞船和大卫·鲍伊，在老牌摇滚乐队的指引下，维克多·崔走进摇滚乐的高墙内。

一半是梦想、一半是激情。

试图冲破社会规则的苏联摇滚，肆意挥霍的青春和肉体，摒弃了所有和摇滚相关的标签，通过更加纯粹和直接的方式来表现苏联摇滚的力量。

同样，受到音乐指引的还有维克多·崔遇见的麦克和他的妻子娜塔莎。

他们的相遇犹如电光石火，让音乐的感召成为一种灵性的体验。

如果此阶段的音乐是旧的历史和新的时代之间的分界，传统的苏联音乐已经被全球化的摩登时尚和自由摇滚裹挟，维克多·崔、麦克和娜塔莎他们的经历和情感便是苏联摇滚时代里的故事主题。

无论是致敬翻唱还是MV式的拍摄手法，他们和音乐的故事都注定被写进历史，成为记录时代变迁的历史印记。

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并没有在电影中控诉时代，但在这样的背景中，很难不让人忽略电影的政治背景。

在电影里，摇滚乐已然不是一种稳定的意向，而是从整个前苏联文化内部生长起来的文化元素，是前苏联文化中的一部分，也因此而决定了一部分人的行为和选择。

摇滚乐和隐喻：摇滚乐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力量，和其他的音乐类型不同，摇滚乐代表着反叛。

在这反叛的外衣下，摇滚乐又给很多故事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和背景。

在摇滚乐中，可以窥探到不甘寂寞的少年在音乐中燃烧青春，可以窥探到隐藏在俱乐部的烟雾缭绕中的梦想，可以窥探到用音乐的方式进行疯狂的发泄和反抗。

摇滚乐，成就了苏联摇滚乐之父维克多.崔最美好的时光。

电影中，摇滚乐代表着一种隐喻，比如对当下政治的隐喻，对社会禁锢的隐喻，对无趣生活的隐喻。

这些隐喻是电影更深层的部分，也是这部电影最特别的地方。

我看过很多借音乐之手来批判社会的电影，有些因为过于直接而落入俗套，有些因为角度刁钻而沉入历史。

《盛夏》在隐喻上拿捏的恰到好处，整部电影看起来就像对一个特定群体的描述，实际上内容包含了那个时代的所有内容。

爱情、友情、理想、抗争、选择等等，是年轻人的精神群像。

电影没有刻意表达导演的政治观点，所有的隐喻都埋藏在音乐里，透过音乐，我们可以看见年轻一代真实的渴望。

摇滚乐和时代：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俄罗斯最伟大的音乐人维索茨基病逝。

此时，在圣彼得堡，维克多·崔和他的音乐正在走向舞台。

历史就这样不经意的承前启后，前者是记忆，后者是当下。

前后交织，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遗憾和可能。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死亡，所以每个时代才有每个时代的意义。

只是在八十年代的前苏联，摇滚代表的反叛力量是最璀璨的注脚。

摇滚乐之所以特殊和时代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就像八十年代北京，中国摇滚崛起的年代。

八十年代的前苏联，同样也是这样的情境。

摇滚乐是一个时代的风景和符号，它注定成为那个时代永远的名词，不管后来的歌者如何演绎，都无法超越那个时代。

因为那是一笔定格在历史中的精神财富，是一种无法复制的精神状态。

在互联网异常发达的今天，我们的体验和获得都太容易，所有本来存在在生活中的激情都被网络冲散了。

我们在网络上寻找志趣相投的人，通过文字和情绪来度量彼此之间的距离。

而在那个遥远的八十年代，一切都是面对面，爱或者不爱，都是面对面解决的。

在这部电影中，没有那么多的时代故事，或者说故事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整部电影的节奏和氛围，苏联摇滚青年的八十年代，对比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有很多似曾相识的地方。

但由于每个国家的社会环境不同，这也使得《盛夏》多了一种不一样的表达。

摇滚乐和怀旧：音乐和怀旧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其实不单单是摇滚乐，今天听李宗盛、林忆莲、王菲等歌手巅峰时期的音乐依然是怀旧。

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们怀旧，并不是那些音乐有多少，而是听那些音乐的时候，我们正年轻。

看完《盛夏》之后，大致了解了一下八十年代的苏联，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1988年，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由此导致了一系列政治波动。

九十年代初，苏联开始走向解体。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盛夏》其实也是时代的挽歌，它记录了八十年代最后的疯狂，所有的反叛都意味着新生。

那时正年轻的人如今也已双鬓斑白，对他们来说，那个动荡的八十年代是他们人生的高光时刻。

光彩照人的摇滚乐手，青春率性的自由表达，躁动的诗意，止乎于礼的怦然心动。

麦克的妻子娜塔莎说，“我想吻维克多。

”麦克说，“那你去啊。

”在某种意义上，音乐消解了爱情的神圣，或者说，神圣的爱情有了另一种表达。

而这一切，都只发生在八十年代的《盛夏》。

写在最后：音乐结束了，激情和反叛的八十年代也结束了，留下了维克多·崔和他的音乐。

就像无数个充满幻想和诗意的历史阶段一样，包裹着很多年轻的生命，让他们熠熠发光，然后又带着他们退出历史舞台，留下无数故事和传说，成为后来者的谈资。

西宁影展闭幕片，绝对应该在巨幕和环绕立体声影院里观赏的精彩电影！

写实的视觉再现与MV炫技式的手法，将真实与想象交错，俄罗斯绘画学派式的黑白光线处理，让人十分享受。

作品表现了80年代前苏联两位摇滚歌手的作品及生存状态，充满激情与才华。

仅用一段婚外情作为主情节，虽完整、含蓄，但仍显单薄、乏力，是影片的弱点。

据说导演因“经济犯罪”，至今仍在监狱服刑。

基里尔耍的俏皮滑头，讨喜程度要远大于《冷战》中帕夫利克夫斯基的图片摄影PPT。

集权体制下，礼堂中正襟危坐听摇滚的年轻人，令经历过2018年广州Lipa巡演的中国观众并不陌生；他们把歌唱的所有一切都要翻译成“批判XXX”，而我们也需要在社交网络中反复搜索已经被和谐的“滴滴胡同十四楼”。

但是基里尔想告诉我们的是：所有我们渴望着期待着的反抗、热血和激情，在现实中都没有发生；正如片中遍体淋湿的可怜人，最后还是要晾干衣服，回到家中，等待第二天的黎明。

当宇航员维克多打开公车的天顶板，让电车稳稳着陆，娜塔莎护送着神圣宛若圣火一样的加浓espresso穿过马路离开时，留下的只有冰块脸的讲述者，和永恒的上帝视角。

泛起心头波澜的永远只是荧幕前的你，而处于故事时空中的麦克只会告诉你，咖啡很好喝，但真的凉了。

这叫做什么：本意无非爱，但看客总多情啊…因为生活没有那么斑斓，所以做梦时才更加用力：念叨着死亡与自缢的少年人，在醉意阑珊里跃入屏幕，想要回到裸体在海边跃过篝火的那年盛夏。

《盛夏》里的许多片段，都是有参照系的，《尼罗河女儿》在征兵前夜的篝火谈心，《美国甜心》里顺着公路推销杂志的青年，《派对搭讪秘诀》中闪烁发光的宇宙少女，这些漫不经心的目光都不及维克多上台前，女化妆师的三秒对视，来得那样晶莹剔透，又郑重其事。

而剪去长发的未来摇滚巨星，在礼堂的欢呼中拾起麦克风，与亦师亦友的领路人一起唱着日后被传唱不歇的歌谣；友谊地久天长，不会在孤独的爱恨里沦陷消亡。

缪斯在台下注目，先辈的背影消失在消防通道，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离去，不用告别。

以后哪天，也许可能，如果我要给打雷姐拍传记片，恐怕也会是，这般模样。

美则美矣，充其量只是一支超长版的MV。

更讽刺的是，这部描述前苏联摇滚教父的音乐传记片里没太多让我印象深刻的苏联地下摇滚乐曲，反而是七八十年代风靡欧美的摇滚作品充斥其中让我大饱耳福（David Bowie、Lou Reed、Iggy Pop等等如雷贯耳的大牌）。

也许导演并不打算拍摄一部传统的传记片，只是想透过音乐这个元素来还原八十年代初期苏联的社会环境气氛。

好几段长镜头场面调度精彩，开头几名女生偷摸进入演唱会的一幕就是相当精彩的示范。

导演用流畅的跟拍长镜头迅速推进叙事，同时揭示当时压抑的政治气氛，台上是激情演唱的歌手，台下是禁止站立欢呼的观众。

之后数段幻想情景及涂鸦动画的演绎，尽情刻画出当时青年人不畏强权，内心叛逆的反抗精神，比如在火车上斗殴以及演唱会舞台上下玩成一片这两段最为显著。

然而，这种比较廉价的MV表现手法明显打乱了叙事的节奏，令情节变得空洞涣散。

此外，故事的切入点有点出乎意料，一段鲜为人知的婚外情三角恋，令整部作品的格局在后半段逐渐收缩。

前半段精心营造起鲜明的时代背景气氛逐渐消散，压迫在青年音乐人身上的政治与社会因素似乎踪影全无。

回避特殊时代背景而回归人物情感纠葛的手法不算创新，但是这种过于隐晦的政治隐喻又难以发挥出应有的反思或批判效果。

这跟好莱坞那一类多愁善感、无伤大雅的音乐爱情剧又有什么区别呢？

20世纪80年代的列宁格勒——一个小礼堂里满满当当地坐着一百多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

他们目不转睛盯着台上，轻轻摇晃着脑袋， 时而变换着口型，却又紧靠着椅背生怕弄出过大的声响。

礼堂四周有教官或保安模样的人来回踱步，也紧盯着他们的言行举止。

这是一场摇滚音乐会的现场，没有跳水更没有pogo，电影一开始，我们便随着两个姑娘钻窗偷偷遛进了这一个“乖乖的”摇滚现场。

摄影机穿梭在狭窄的后台和紧凑的舞台，台上一个带着墨镜的摇滚乐手，右手重重扫过电吉他的琴弦，嘴紧凑着麦克风。

他叫麦克（Mike），年轻人圈子里最炙手可热的摇滚明星。

《盛夏》简洁的故事线索围绕麦克展开：麦克和妻子娜塔莎（Natasha）遇到了麦克的崇拜者维克多（Viktor）。

维克多自己也是一位词曲作者兼歌手，他日渐显露的才华得到麦克的赏识和慷慨相助，与此同时，娜塔莎也与维克多陷入爱情。

维克多将麦克视为导师，三人开始了一段看似平稳的三角关系，然而琴弦、鼓槌和声带的震动之下是他们三个谁都躲不掉的痛楚。

在逼仄的公寓里哼唱一段旋律、临摹一张封面，或在朋友家客厅偷偷开一场小型音乐会，亦或是回到俱乐部的礼堂正式上台演奏，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Kirill Serebrennikov）将三人的交往浓缩进几个特定空间，散落在列宁格勒这座诺大城市的几个黑白角落。

显然导演在布光和场面调度上深思熟虑，令封闭的小空间复杂起来，娜塔莎的隐瞒与坦诚和麦克的洒脱与失落，都随着维克多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初见雏形而交织。

但导演还是好心肠地为这些列宁格勒的年轻人们留了一个发泄的出口：虽然《盛夏》大部分现实部分叙事以黑白呈现，但穿插在叙事中的四个超现实片段则以动画形式展现，即该片摄影师Vladislav Opelyants口中的“幼稚现实主义”——伴随着四首经典摇滚乐，覆盖在真人影像上的白色粉笔画为沉闷的火车车厢开启了一场西红柿大战，也可以在列宁格勒撑起整个宇宙，或令这座城市在深夜大雨中拥有一抹有温度的红色。

在这些MV式的片段中，摇滚乐调动起了各种年龄、身份的路人和乘客的律动，暗示着这座灰暗城市中的动力正喷薄欲出，而转机亦已暗流涌动。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历史上，麦克·诺门科（Mike Naumenko）是Zoopark乐队的主唱，而维克多·崔（Viktor Tsoi）是Kino乐队的主唱和创始人。

片名《盛夏》便取自Kino的一首歌名。

正如对他音乐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性手枪乐队一样，崔本人在80年代末的创作中积极为政治发声。

曾作为演员出演谢尔盖·索洛维约夫（Sergei Solovyov）的cult片《Assa》（1987)的他，在该片结尾处一身黑夹克紧握话筒，以他创作的歌曲《改变》为影片作结：“我们眼睛探寻改变/融入我们痛苦欢乐/融入我们跳动血脉/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啦。

” 然而，他最终还是没能等到变革的到来；但时至今日，《改变》仍在几年来俄罗斯民众的抗议示威中传唱。

在影片中，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对政治的表现非常收敛，并没有试图戏剧化或浪漫化这些年轻人在1980年前后的政治参与。

导演本人自2012年起担任莫斯科剧院果戈理中心总监，因所制作的戏剧作品多次挑战和挑衅政权而被反复审查，一年前突然被扣上“涉嫌贪污“的罪名而遭拘留至今。

然而，就《盛夏》本身来说，导演并没有把政治当做影片的卖点，反而选取了维克多·崔一生中最为平和的一个阶段，专注人物和故事本身，政治的紧张感对于影片来说更多是支撑着故事的客观现实。

但即便没有正面冲突，我们依旧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出他们对现实、对政权的种种不满，同时，导演也巧妙地将政治氛围的紧张感通过与歌词审查老师的周旋和观众们听演唱会时的正襟危坐传达给了观众。

纵然对于某些资深摇滚乐迷来说，这些苏联的摇滚乐手们有着“蜜汁品味”——他们爱披头士、爱滚石、爱伊基·波普，却也爱比利·乔尔、黑色安息日——但我私以为，这样大杂烩的品味便的的确确是那个时代苏联年轻人们眼中的西方摇滚乐，是他们所热爱的：他们爱狂躁的riff也爱流畅的旋律，爱小情小爱的呢喃也爱愤怒的吼叫，说到底，他们不在乎这是朋克、是硬核还是金属，不在乎这摇滚乐是否血统纯正。

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像在炎炎夏日的夜晚脱光衣服冲向清凉的海水，他们只想接近它，更接近它，一切标签都可以被拆除、被撕碎、被遗忘，又或许他们根本不曾看到标签。

像呱呱坠地的婴儿疯狂地吸吮着整个世界的灵气，牙牙学语，他们模仿着一种嗓音、一个和弦进行、一段riff，蓄足精神向往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而正是这些单纯而莽撞的时刻构成了影片中真正击中人心的瞬间。

再回想那些有轨电车上被画上太空服的醉醺醺的乘客们，和那个跨域半个国家被红色画笔着上一袭红裙只为在雨中痛哭一场女人吧。

他们执拗地跑调，打着各自的节拍，管他唱的是神经兮兮的Talkings Heads还是狂妄的娄·里德（Lou Reed），对于这些活生生的人来说，他们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宣示着个体的存在，以自己的方式期待着变革的来临。

在影片结尾，导演还是选择落回音乐与爱情。

回归俱乐部的小礼堂，回归最初望向台上温柔大胆的眼神，回归摇滚乐带来的冲动和纯粹私人的情感记忆。

这份记忆之于我是高中时周五晚上骑车10分钟飞奔向的鼓楼MAO Live，也许之于你是一年四季从排练室穿到舞台上都不愿脱下科特·柯本同款开衫，之于他是绑在手腕上的音乐节门票，至于骚柔还是硬核，记忆本身就与这些定义无关，又或许，和摇滚乐也无关。

首发深焦DeepFocus

看电影《盛夏》（Лето，2018）时觉得奇怪，怎么找了一张东方脸孔来演这位苏联摇滚歌星维克多？

原来 Viktor 姓崔（Viktor Tsoi，1962-1990），父亲是个朝鲜人。

我们这边也同样有个玩摇滚玩出名堂的朝鲜族人，叫崔健。

我对摇滚乐说不上喜欢，但不讨厌，崔健等人有些歌还蛮耐听的。

《盛夏》里面的歌都不是我喜欢的，但这位苏联崔和他的贵人、摇滚前辈麦克（Mike Naumenko，1955-1991）夫妻，三个人之间的感情，反常态地没有搞出个“嬲”字出来，让这部电影很有看头。

只可惜，这两位摇滚明星都如流星般，英年早逝了。

2018.12.18 http://william-ho.lofter.com/post/6c3aa_12c0b87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