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

1925年9月的一个下午，一场小雨过后，一辆公交汽车在墨西哥城的街道路上慢腾腾地开着。

几分钟后，这辆公交汽车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转弯，于此同时，对面驶来了一辆电车，“尽管驶得很慢，但好像是要故意制造一场车祸一样”，一头撞在公交汽车的车身上。

也许两辆车的司机都不知道，这次车祸创造了什么——当时年仅15岁，还是一名国立预科学校学生的弗里达•卡洛恰好坐在这辆公交汽车上。

这一恐怖的撞击使得她的锁骨、脊柱、肋骨多处骨折；一根长长的铁条刺入腹部，进入她的子宫，最终洞穿了她的阴道——“我失去了贞操”，弗里达说。

后来的事实证明，弗里达不但失去了贞操，也失去了生育能力，从而将自己永远锁入深渊一般的孤独之中。

车祸对画家身体的巨大改造充满了隐喻和象征——整整三个月，弗里达像具木乃伊一般被包裹在层层的白色石膏里。

她疯狂地想念自由，想念健康，想念自己的情人阿莱詹德罗。

久病卧床的状态一方面使得她彻底进入到一个私人的领域中，一个永远与孤独相伴的“此在”里；另一方面，她对世界的视角也发生了改变，在面对山川自然时，她往往乐意把它们看作是人类身体的一个部分，或者可以说，在她看来，人类身体的一部分就是自然。

在那副给加利福尼亚园艺学家拉瑟尔•班克所作的画像中，这位微笑着的老人手植物绿色的枝叶，他的腿部变成了植物的根系，一直蔓延到地下好几米处，将躺在那里的一具骷髅紧紧包裹。

此时的欧洲，毕加索、马蒂斯、蒙克等一批画家已经确立了现代主义的地位，后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也已兴起，正在酝酿一场革命。

达利在巴塞罗那举办了第一次个展，康定斯基的《几个圆圈》也已完成，远在墨西哥的弗里达，也从身体的阵痛中恢复过来，完成了她人生中第一副真正的画——《自画像》。

弗里达以一个美丽但又脆弱的形象出现在这副画中，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天鹅绒外衣，伸了自己的右手——这个显得过于成熟的女人，好像一再地要去抓住什么。

一如评论家们日后一再确认的那样，早期的弗里达是一位地道的拉丁美洲画家，她的画作深受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便是20世纪初同时作为文化和政治运动的“土著主义”（indigenismo），在技法上讲求细节的刻画，平涂的色彩，清晰可见的轮廓线条；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希望艺术家植根于拉丁美洲本土文明，对其进行内省式的发掘和思考，继而运用于艺术创作中。

这种本土式的文明不仅仅包括印第安文明，也同时包括西班牙人殖民后的更多多元的、混合的拉丁美洲文明。

土著主义在文学方面的影响是显著的，凭借《总统之死》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便是土著主义的倡导者；在绘画方面，它最终推动了墨西哥的“壁画运动”，弗里达一生的爱人迭戈•里埃拉便是此运动的主力之一。

其次，弗里达从不掩饰对于祭坛画的喜爱和从中受益的事实。

起源于殖民时期的祭坛画通常是一种对于灾难的记录，最后由于圣母圣徒弟的显灵，使灾难中的人得以拯救，画中不乏对灾难的残酷描绘，然而手法却真实、冷静而不动声色，令观者无不为之震动。

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在超现实主义先驱布列东看来，在不但在时间上具有令人惊讶的超前性，更在空间上具有对生与死的思辨，和对人类肉身内外关系的超验体验。

我相信有这样一个共识，对于传统的反叛必然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必然来自熟谙个中门道的专业化人才，而非沽名钓誉的鸡鸣狗盗之徒。

弗里达自身画风的确立，并不是对现实主义一次贸然的反动，亦非对于超现实主义等新思潮的盲从，而更多地来自一种“内发性”的生成。

在弗里达的画在巴黎巡回展上，包括布列东，杜桑，毕加索等人不出意料地为之倾倒。

布列东激动地称赞弗里达为“自发的超现实主义者”，而弗里达——这个来自于拉丁美洲，一片永远游离于文明的欧洲中心之外，被政变和涂满赭色颜料的混血儿占据的大陆的女性，也被毫无质疑地划入到超现实主义的浪潮中去。

布列东对弗里达的推崇甚至扩展到了整个墨西哥，与其说墨西哥是美国充满悲剧色彩的邻居，或是诸如托洛茨基等人遥远而迷幻的政治避难所，作为一个欧洲人，他认为，至少在艺术上，墨西哥早就已经是“超现实主义的温床”了。

正如桑塔格所说，每一种艺术风格都体现着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选择。

弗里达本人并不苟同布列东的“超现实主义”理论。

“我真不知道这些画算不算是超现实主义的，”她说，“但我肯定，它们是我最直率的表白。

”这个令人颇为尴尬的分歧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与欧洲的超现实主义不同的是，弗里达的画面中出现的超自然意象（如同《受伤的小鹿》里人头鹿身的动物，《水所给予我的》当中出现的火山、血液、尸体、奇异植物共处一室的场面等等等等）届来自于弗里达个人的“知识构成”。

这个知识构成极其复杂，裹挟着古代墨西哥的巫术、印第安人的传说，阿兹台克人的祭祀仪式，以及太阳神神话等等“元知识”，它们最终一并组成了作为审美而存在的画家世界。

然而欧洲的超现实主义者，则更多为了反抗西方社会的理性与逻辑，试图由非理性的、荒谬的、无意义的表达来进入现代人被焦虑、恐慌充斥着的最深层内心世界，颠覆传统。

对于风格的不同理解，显然造成了更深层次的文化上的误读。

同样的情况在马尔克斯身上也发生过。

当被问及有关自己作品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元素之时，他显得不屑一顾。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的东西是什么魔幻现实主义，他们都是真实发生的。

”即便是布列东等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窥破了欧洲帝国主义的幻象，继而在这一传统中四处碰撞，希望造成文化上人为的“错位”，但我们悲哀的发现，和弗里达不同的是，直观地来看，他们的艺术给人的往往是更加破碎的意念，更为令人不快的感官体验，在这个层面上，如同陈平原在评论李贽时所说的那样，一旦“反传统”成了一种新的“传统”，其负面价值就出来了。

这种狂飙突进的思想甚至经由几个疯狂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改头换面进入政治领域，进入公共生活领域。

我并非在夸大他们的功效，但事实确实，在此层面上，很多20世纪后期的政治运动，显得充满了迷幻的超现实主义色彩。

更令人不安的是，布列东的称赞，背后隐含着的是一套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话语体系了，即，几百年以来对于拉丁美洲及其艺术的偏见。

这套偏见植根于帝国主义政治话语，与其所辐射于四海之内的文化范式、意识形态一道，在巨大的空间内进行物理上的扩张，继而在日后无比漫长的岁月中，以其宗主国的身份，以其白人的身份、上帝的优秀选民的身份，对所有的“他者”进行不屑的扫视、充满欲望的注视、严苛的审视。

本质上讲，布列东的态度和萨义德书中一位美国知识分子说的“给我看看祖鲁人的托尔斯泰”那种傲慢的自负如出一辙。

对这套话语，我想萨义德已经说得够多。

与他幻想中的阿拉伯世界不同的是，拉丁美洲这片饱受摧残的大陆，在西方人眼中始终都是人类文明的“边缘者”。

这是这片大陆一直以来所承担的苦痛。

1928年，秘鲁诗人巴列霍在巴黎街头流浪时，用诗句写下自己的体验：我出生的那天是上帝生病的日子那天，他病得很重对于这些艺术家来说，在文化上受到的排斥，可能要比局促的生活更令人苦恼和绝望。

布列东的称赞恰恰使得自己先入为主的评判身份暴露无遗，同时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拉丁美洲的艺术一直以来被所谓“西方正统”视作劣质模仿的事实，在这个事实前提下，出现一个弗里达这样的人物，无疑让他们感到震惊的。

相反，这种偏见催化了拉美艺术家一方面转向更为深刻的内在化，另一方面倾向于自身的沉积，礴发，转变，直至确立最后的独特风格。

正如每一个人看到弗里达的画后，都会为其诡谲的风格、画作中对生命的思考所深深感染一般，我也依然清楚地记得阅读博尔赫斯时感到的整个认识体系受到严峻挑战时的悸动。

当然，作为观看者的我们同样也是以一种持续的、新奇的视角，然而意识到以下一个观念是很有必要的，这一点出现在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我们正在讨论的文化属性之构成不是由于它的本质特性（虽然它长久的魅力来自于它的本质），而是要把它当作一个有对位形式的主体。

”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画家，“弗里达”这个名字意味着实在太多。

她的文化上的自觉令人赞赏，对于墨西哥炙热的爱更令人坚信不疑，但这似乎并不足够，因为更重要的是，她对于整个拉丁美洲艺术的地位有着重大的意义。

当我们回归画作，一再发现她如此痴迷于自我，死亡，灾难，孤独等一系列主题之时，又会为她画中所体现出的现代性的院所所震撼。

在那里，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她从自己的身体中分离出来，面对着画中的自己；她的器官悬置在空中，旁边伤痕累累的身体，像是刚刚经历了一次暴行……我相信，无论是创作它们，还是欣赏它们，这种非理性的，超自然的体验都不啻是一种“极限体验”，而在此中发现个人的存在，可能正是画家所希望的，也一如尼采所倡导的那样：艺术崛起于自然之侧，为的却是超越它。

1978年，弗里达的画在美国巡展，所到之处多是赞誉之声，一时间，一切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上的隔阂似乎都因画作的卓越而不复存在。

距离画家死去已有二十多个年头，面对已有的，进行中的，未来的阐释和不断阐释，似乎总是有一种可以为之增设的错落感，为人们供给那取之不竭的阐释欲望：一如自己的一处私密的好去处被发现一般，就那样令人失望地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里。

然而弗里达会如何在另一个世界里溘然地观望着这一切，然后吃力地回到画室，用尽最后一笔墨色，来涂抹掉这一切令人心碎的谵妄呢。

我终究还是困难而徒劳地想象着这一切。

上图的这个女人，一生经历过1次车祸 让她差点儿死亡，30多次手术 让她痛不欲生，无数次亲眼看见 丈夫婚内出轨，和男人、女人无数次 婚外情。

她把她经历的这些，都 画 了出来。

1939年，她手挽着毕加索，出席了杜尚的聚会。

毕加索曾在宴请她之后，写信给她的老公——著名的壁画家迭戈，说：“不管是我还是你,都画不出她这么好的自画像。

”今天肉垫就来和大家聊聊：这个一字眉、大眼睛、迷倒了众位画家的女人。

2002年，朱丽·泰莫导演执导了一部电影，以这个女人的名字命名：《弗里达》。

从各个角度看，都是一部值得看的电影，剧情和画面表达都不俗套。

(电影《弗里达》剧照）当然，传记电影剧情不俗套的前提是：传记主人公的生活就不俗套。

“我没病，我只是坏掉了。

但只要我能画，我就是快乐的。

” 从小，弗里达就跟别人不太一样。

拉着自己的小男友和小伙伴，到教堂里偷看画家和裸模激吻。

家里拍合影照，弗里达穿着一身挺拔的男士西装走出来，摘了一朵玫瑰花，装在胸前的口袋里。

也太帅了吧！

（肉垫的鼻血都要流出来了）

随着家庭合照定格，画面过渡到了一幅壁画，弗里达站在这壁画前看得出神。

这是迭戈的画，她这时候还不知道这个男人将伴随她的一生，海（yin）枯（hun）石（bu）烂（san）。

看画看的入迷，快错过公交了，弗里达的小男友拉着她飞奔在马路上，这个奔跑着的长镜头很有意思，这是弗里达人生中最后一次有机会这样快速地奔跑。

弗里达所在的公交车突然不受控制，她惊恐地望向对面的墙角。

随着一声巨响，公交车撞向了墙面。

这时，画面的节奏由快转慢，车上的人慢慢倒下，画匠赠与弗里达的金粉从她的手里慢慢撒出。

一切快速的跌落都在做减速运动，一切的真实都变成了不真实的样子。

正如画面表达的，肉垫觉得，车祸对于弗里达来说，更像是一场穿越。

脊柱、锁骨、2根肋骨断裂，骨盆有3处断裂，金属棒进入了身体右侧，从阴道出来，右脚11处骨折。

车祸后的弗里达整日躺在病床上与画为伴，她在裹着自己身体的石膏上作画，石膏上的蝴蝶越来越绚丽，她的画越来越有热情和活力，这很不可思议。

可能是太痛苦了，才更需要在画上来寻找生活的力量吧。

“迭戈，在我的生命中有两个大事故，车祸和你，你是最糟的那个”

能开始下床行走的她，开始考虑卖画养活自己，于是她去请求画家迭戈·里维拉来指导自己的画。

这是弗里达和迭戈第一次正式见面。

两人互相欣赏彼此的画作和性格，他们成为了师生、朋友，并且结为夫妻。

当时，迭戈42岁，体重136公斤，结过两次婚，经历过数不清的风流韵事，而弗里达则年仅22岁，体态娇小且身体虚弱，因此弗里达的母亲很不赞同他们的婚姻。

但这些，弗里达都不在乎，她清楚的知道迭戈最真实的样子，但仍然决定嫁给他。

(弗里达：《弗里达与里维拉》）这个镜头演绎的这幅画，是弗里达的作品，叫做《弗里达与里维拉》，这是他们婚姻最初的样子，幸福而且美好。

虽然迭戈承诺弗里达，要一生都对她忠诚，但婚后，他还是食言了。

风流成性的迭戈不断和模特、影星、他的学生谈情说爱并发生关系，这让弗里达备受痛苦。

尽管如此，弗里达仍深爱着迭戈，没有与他分开，并且，她想为他生一个孩子。

弗里达渴望做母亲，然而仿佛是命运捉弄，她越是渴望就越得不到，一再流产的她变得很憔悴。

(弗里达：《亨利·福特医院》）这幅画是弗里达流产后的作品，很多人说它是超现实主义的，但弗里达却觉得她画的就是现实。

的确，婴儿、枯萎的花、开刀、器官的分离，就是她真真切切的生活。

弗里达与迭戈这样继续生活着，直到有一天，弗里达亲眼见证了她的老公迭戈和她挚爱的妹妹发生了关系，她当场暴怒。

随后，她整日饮酒，并且剪掉了自己的一头长发。

(弗里达：《妹妹》）之所以老公和妹妹的性关系会成为弗里达暴怒的导火索，是因为她真的很爱她的妹妹，在家中的花园里，她曾为妹妹画了一幅肖像画。

那时候，这张画充满了爱和纯真。

(弗里达：《少少戳个几小下》）这件事发生之后，弗里达又画了另一幅画，有些人看了会说“这什么玩意儿？

”，也有些人看了会觉得她有点儿暴力。

当朋友问起这画画的是什么，弗里达只是淡淡地说：

不哭不闹，好像一切都过去了，这种貌似淡然才是最让肉垫觉得心酸的地方。

“我画自画像，因为我经常是孤独的，因为我是自己最了解的人。

”

在与里维拉充满痛苦的感情中，弗里达开始疯狂。

她仿佛是报复似的，与各种他看上的男性、女性调情。

她搬出了他们的住所，过起了分居的生活。

1939年，两人离婚了。

婚后，弗里达十分想念迭戈，想念背后还有隐隐的痛和恨。

(弗里达：《两个弗里达》）她画下了这幅画：《两个弗里达》，一个是深爱迭戈的弗里达，一个是痛恨迭戈的弗里达。

肉垫查找了相关资料，发现这是电影对这幅画的演绎，弗里达自己说：这画的是童年时自己想象出来的朋友。

后来，弗里达的身体每况愈下，画下这幅画的时候，她已经经历了几十次手术。

(弗里达：《自画像》）肉垫最开始看这幅画的时候，觉得这个画家好奇怪，怎么把自画像画成这样。

现在看，有点儿想哭了，每一根铁钉都扎进身体里的痛楚，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

一年后，迭戈找到了弗里达，他们又复合了。

这里，电影的台词很感人，“弗里达，我怀念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在肉垫看来，这对夫妻的关系，更多的是灵魂上的相互吸引，他们对彼此是上瘾的，像是毒品。

“我希望离世是快乐的，我不愿意再来。

”

1953年，弗里达在墨西哥举办了她的人生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画展。

这个女人躺在病床上不能走动，硬是让人抬着她去了画展现场。

1954年，弗里达去世了。

临走前，她在日记里写下：“我希望离世是快乐的，我不愿意再来”。

弗里达的一生，是痛苦的是折磨的，也是快乐的是过瘾的。

肉垫不想用“励志”、“乐观”这些词来形容弗里达，这些词太俗了，配不上她。

弗里达的画和她的人一样，是独一无二的，是特别的。

她把自己的痛和爱都拨开来，真真实实的，血淋淋的，给你看，好像给你看了，她就会好受一些。

原载于《画刊-今日中国美术》文：杨紫1、胖婶婶我家楼上的胖婶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如果傍晚时窗前结实有力的笑声不幸穿透了我的窗户和耳膜，那一定是她在楼道里走过。

而每当和其他的大娘们一起在广场上翩翩起舞的时候，身材和容貌堪比女版弥陀佛的她，就兀然间身姿袅娜起来，灵活的让人错觉到她在复兴唐代的胡旋舞。

然而在生活中胖婶婶并不一帆风顺。

每一个知道她故事的人，都叹息为何她如此命苦：早年离婚，丈夫在判决前转移了一大部分财产，她只得搬回和脾气跟她身体状况同样不佳的父母在一起住，自己又得为了满足喜好攀比的儿子省吃俭用。

后来查出了癌症，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她摇身一变成为房管局的“坐地炮”，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半年，拿到了一套社会保障房的钥匙。

她在邻里之间被津津乐道的传诵为“巾帼英雄”，但作为她中年闺蜜的我妈常跟我讲，她如何私下跟我妈抹着眼泪，倾诉心里的一片苦海——每个人都想看到一个“巾帼英雄”时，没人会想她在每天晚上睡觉前的十五分钟多么孤独、多么疲惫。

当然，承受过更多痛苦的女性大有人在，也不乏描写诸如此类题材的电影，比如《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比如《圣女贞德》，再比如我们今天要谈谈的《弗里达》：一生坎坷的弗里达18岁遭遇严重的车祸，后来又遇到丈夫出轨、流产、截肢等等持续不断的命运摧残，以至于在人生最后阶段被身体的痛苦折磨的痛不欲生，写下了这样的话：“I hope the exit is joyful. And I hope never to return.（我希望能愉悦的离去，而在也不要回到这世上。

）”2、《弗里达》作为一种“人之常情”，每每讲起这些，总会有人为之动容，掉下眼泪。

顺着眼泪的气味，在十年前，美国女导演朱莉·泰莫收集了弗丽达身上那些传奇性的悲惨故事作为论据，好像想要论证“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如此拍了一部电影，好像在用浓郁的墨西哥辣椒味虚构一个梦境——气息浓厚的音乐、色彩斑斓的画面、华美瑰丽的服饰和一个受伤的名女人。

一切都那么超现实主义，一切都那么“华丽而忧伤”，一切都那么异域，充满了同情。

当然，“同情”这个词，圣经罗马书12章15节的经文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这是个技术活，非得鼓足勇气掏心掏肺把幻想自己置身于对方的情景才行。

而导演似乎有点偏重于视觉效果而忽略了这种同情。

比如说车祸那一场戏，据当时在场的目击者回忆，有轨电车无法停止，酿成了那一次缓慢而“几乎无声”的车祸。

而在电影中，朱莉·泰莫铆足了力气发挥电影镜头的视觉转喻：一只被梅特林克诗中提及太多次的蓝色小鸟飞出了窗外，几只象征生命的橘子坠落到甲板上，构成了一片喧闹的天摇地转。

镜头随后由近至远缓缓拉伸，正对着弗里达充满血痕的金色身体，仿佛在拍摄宏伟的雕像。

朱莉·泰莫把弗里达拍得太美了，与其说是出了车祸，倒像是睡美人刚被扶上了床。

在弗里达与蒂亚戈的爱恨纠葛之上，导演浓笔重彩描写蒂亚戈的背叛和带来的伤害，却把弗里达与托洛斯基等人的风流韵事轻描淡写，还着重刻画了弗里达这么做是一种“报复”，是“情有可原”的。

当然笔者并不是强调弗里达不令人同情或蒂亚戈不令人愤慨，而只是愈发品味出，这显然是按照以女性为主要观众对爱情片的预期模式套路生产的产品。

虽然说让蒂亚戈这么一个又老又丑的大胖子充当白马王子有些牵强，但是当电影接近尾声，他深情款款的跪在处于人生谷底的弗里达面前要求复婚的时候，女主角含泪说：“虽然我少了一条腿、酗酒、抽烟、又爱发脾气，你却还想要和我在一起？

”在女主角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在座的爱情片的爱好者观众们，肯定心里得到了许多安慰，紧紧攥着电影票庆幸自己没花冤枉钱。

齐泽克说得好：“电影确实是种变态艺术。

你所欲的它不会给你满足，它只告诉你如何去欲望。

”作为一种消费主义的产品，电影是一种对大众的无意识的需求和欲望的催化剂。

这种产品必须是类似于梦境的，同时又是保守主义的，迎合平庸的乌合之众所期望的好莱坞式垃圾。

这一次，中招的是弗里达：导演想要请一个在生命的伤痕面前身残志坚、不屈不挠的“灰姑娘”从银幕中款款诞生，她的痛苦和快乐都被舞台化和模式化，变得千篇一律。

在层层令人费解的跌宕起伏与平铺直叙之后，我们笑了，但是听多了，见多了，好像也会乏味。

3、弗里达与弗里达对于传奇化的弗丽达的一生（电影《弗里达》就是这种传奇化的最佳明证）人们总是谈得太多，以至于人们喜闻乐见的提及她的个人经历与绘画中的对应，称她的作品为“痛苦记忆的编年史”，并从中总结出一大堆可供谈资的标签：女性、著名画家蒂亚戈的妻子、身经无数痛苦、德国犹太人与墨西哥人的混血儿、信奉共产主义、双性恋、对性事开放等等。

这样，她的生平的趣味性就被无限放大而广为传播——她甚至上过《Vogue》杂志的封面——而作品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就被低估，甚至被忽略。

人们喜欢驾轻就熟的使之归类于欧洲超现实主义画派的延续和借鉴。

而弗里达本人对这种判定总是一贯的表示不能认同，她说：“我不知道这些画是不是超现实主义的，但我肯定它们是我最直率的表白。

”不幸的是，这种辩白又成为了人们把她的艺术与她的传奇经历混淆在一起的有力证据。

格林伯格曾说：“现代主义的最重要与最内在的逻辑是要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与过去对立的面目来维持过去的水准。

”虽然同样难说弗里达的作品是“现代主义的”，但是她的作品的表达方式是前无古人的，与现代主义的企图有一种隐含而真切的关联——坚持在一个日渐平庸的世界保持着一份即将远去的使命感。

弗里达的作品与同时代去非洲寻找灵感的毕加索的初衷不谋而合，只不过弗里达更勇于把四肢伸向并探寻自己民族的文化土壤，自然质朴而恣意挥洒沉淀在DNA中的无意识美感。

她所擅长的一种精神分析式的绘画，好像一种巫术的治疗，又好像是溯源求本的神秘宗教仪式。

她的绘画中有一种运用私密的叙事方法和题材去追溯和依附墨西哥的文化传统的冲动，如其像某些人阐释的那样像怨妇在抱怨自己的痛苦而寻求同情和帮助，不如说她在借用具有现代意义的“私人空间”（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算起，“个人”概念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词汇）呼唤一种“前哥伦比亚时代”的神性的回归，这不偏不倚的正是那个科学霸权即将统领一切的时代所需要的启示，是美术史的内在逻辑需求。

怪不得毕加索对弗里达如此着迷，在巴黎的画展都会亲自现身捧场一番；也怪不得著名画家蒂亚戈在老婆大人出名前就对其才华五体投地：蒂亚戈作为创作题材的共产主义情结至今不到两个世纪，而弗里达绘画中某种不言自明的原始生命力的古老却几乎是无法探求的。

胖婶婶的例子充分说明，历经磨难不一定能就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而电影《弗里达》中的那个弗里达，不停历经磨难，成为了伟大艺术家，只能是一种巧合。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伟大艺术家，因为这需要整个时代的任命。

很可惜的是这一点在电影里，并没有被提到过。

本片片尾曲刚起，我火速在网上查了下弗里达的命盘。

只是好奇，虽然最近翻星相的书，看盘还是看不出个所以。

但据分析，弗里达和丈夫迭戈的恋情方式从她命盘的金冥合可窥见一斑。

她丈夫和她姐姐偷情后，她创作了《稍稍掐了几下》那幅画，一个男人乱刀砍死了自己的妻子，满眼的血，连残忍也带有墨西哥的热烈，画作的丈夫原型当被法官问及这样做的原因时，他却满不在乎地答道：“只是些小伤口罢了。

”如果换做中国背景，想来“凌迟”是更可能的表达，更隐忍。

一片片薄的不渗血鲜肉，由女人自己盈盈装盘举案，“没事儿，只是些小伤口罢了。

”也不，在中国，向来看不得直见血肉的，需写意：那就人彘如树吧，樱花滴血，四散。。。

（我得好好学画画了。

）她用痛苦成就了艺术。

临终留言：“但愿离去是幸。

但愿永不归来。

”如果可以选，或许更希望：身体康健，内心安稳，每日画画和柴米油盐。

这应该更像是日巨蟹月金牛的心愿。

嗯，还有，想起前两天和闺蜜聊到的台词，“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她对丈夫说：“我的生命中两次事故，一个是车祸，另一个是认识了你。

”那么痛，怎么就不能放手呢？

只好归于孽缘宿命。

看过一段时间了，看完这部电影后它就替代天使爱美丽荣升为我最爱的一部电影……不谈真人传记是否属实，我就电影本身而言。

面对弗里达我自愧不如，她正告诉了我们什么才叫真正的活着。

她是一朵在苦难上开出的奇葩，没有这些痛苦就无法造就弗里达。

她是这么灿烂鲜活的存在，纵使每时每刻身体都在饱受疼痛的折磨，她像是在刀尖上跳舞的美人鱼，依旧优雅美丽。

我想活着至少要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许对弗里达来说这一切开始的时候并未预知，从人生的开始一步一步才渐渐清晰。

她坚强，不为世俗所牵绊，在经历了生死边缘的徘徊，才能理解生命和人生的深度，将生活琐事与世俗伦理看淡，而对于我们这些俗人来说，生活没有这样的惨烈，我们循规蹈矩一生都生活在画好线的网格之中，这也正是我们人生悲哀之所在。

当你死后你能在人世间留下一些什么呢？

有没有人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

也许弗里达会想既然来一遭就绚烂的燃烧一场，死也要像一场华美的盛宴。

物质终究是会随着时间消失转变，我们的肉体也终将腐败，一代又一代人们会渐渐的忘记你，但是不会忘记你用激情与精神的创造。

当身陷一个牢笼，失去了自由我该如何是好……对弗里达来说肉体是最大的牢笼，一生都困住她，给她的生命抹上悲情的色彩，而相反的是身体的痛苦困不住思想的自由，热烈，奔放。

我们的精神上的激情和力量总需要一个出口，不需要这个出口的人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真正的思考和精神的创造。

对弗里达来说这个出口正是画笔和色彩，热情燃烧在画布之上……怎么定义一个艺术家呢？

名称总是虚幻的，看完这部电影我想真正拥有艺术家气质的人应该从来都未曾因为名气或者虚荣心进行创作，就像弗里达所说她从不认为自己是画家，她认为自己的画只对自己有意义。

对真正的艺术家来说那些创造是贮藏宣泄感情的一个通道，谈不上伟大，而所谓伟大都是他人经过主观诠释给予的定义，而对我来说并不是艺术界的名人并不一定都是艺术家。

真正动人的艺术家不一定都出名了，但他们一定都真正的活着。

海报中弗里达的眼神如此坚定，大胆，执着，还带着些许冷笑，骄傲与挑衅，我脑海中总有这样的一双眼睛审视着我，时时刻刻提醒我要找到生命的意义，要知道如何真正的活着。

毕加索说，你我都画不出像她这么好的自画像。

说这话时他正看着弗里达自画像的眼睛。

这让弗里达的丈夫、墨西哥立体派画家迭戈热泪盈眶。

时年1939，格尔尼卡完成后的第二年，毕加索五十八岁，名震天下，一画万金。

这一年，弗里达仍旧画弗里达，两个弗里达，心脏裸呈可见。

蓝衣弗里达的心脏完好，手持迭戈画像；白衣弗里达心脏破碎，手中剪刀剪断血管，血在白裙上怒放。

这一年，她征服了巴黎，挎着毕加索，出席杜尚的聚会。

回到墨西哥城时，她和迭戈离婚了。

1940年，他们复了婚。

于是，她画被藤蔓围绕的弗里达，扎根大地的弗里达，盛装的弗里达，背景是温柔的绿叶，和长着蜻蜓与蝴蝶翅膀的花朵。

其中一幅，迭戈的脸出现在她额头正中，那幅画叫with Diego on my mind.弗里达的一生都在画弗里达。

流泪的弗里达，流血的弗里达，以残裂的大理石柱为脊椎的弗里达 -- 少女时那场车祸还弄碎了她的骨盆，于是她画流产的弗里达，血污的床单，破损的花，婴儿升上天空。

她画男装的弗里达，弄粗自己的眉毛，加重唇上的胡须；她画长发的弗里达，色彩浓丽，发簪鲜花。

她画自己的婚礼，在高大的迭戈身边，像个小姑娘一样歪着头。

她画被大地母亲和宇宙洪荒拥抱的弗里达，自己怀中的巨婴长着迭戈的脸。

她画化身为鹿的弗里达，身上插满箭簇。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她卧床不起，于是她画与骷髅一起漂浮的，荆棘纠结的床，画床上面色平静的弗里达。

她的一生都在流血，小儿麻痹，车祸，手术，流产，暴风雨之爱，背叛。

于是画中的弗里达也一直流血。

迭戈说她的画冷硬如钢铁，精巧如蝶翼，酸苦如生活。

她是那些替全世界喊痛的人里面一个。

是的，血淋淋的，痛给你看。

渴时就喝水，困时就睡觉，痛苦时就画画。

毕加索无法画出这样的自画像。

你必须对自己非常诚实，这对男人来说太难了。

只有一个人的自画像同样不加掩饰。

他的名字叫文森特凡高，住了一年疯人院，然后向自己开了一枪。

甘露——《弗里达》观影记BY 饭小鳗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并非在于你看得多了就能学得来，因此你羡慕别人没有用，或许到了别人的份上，以你的平平资质，依旧怨天尤人。

达不到就是达不到，顿足扼腕也没有用。

于是因爱生恨。

妒忌大多是这样来的。

写下以上这句话的时候，我刚刚擦干眼泪，咬牙切齿地在爱恨一个早已逝去的墨西哥女画家。

嗯，如果你稍微爱点艺术，稍微读点书，稍微看点电影，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

我想我还是对的。

从最后一篇如同嚼蜡的个人影评交稿开始，如同进入了一个休眠期一样，我开始混沌而刻意地只看不写。

我企图重生，如蜕皮化蝶一般让自己不再停留于表面。

这样的过程不知酝酿了多久，隐隐地从远处传来一声惊雷：也许我让你平庸了。

——平庸？！

好可怕的词。

那么谁能告诉我，这世间谁是天才谁又是庸才？

我不知道休眠和惊蛰究竟有什么区别，是因为一个太冷而另外一个太热吗？

我也一直试图拽出自己的灵魂来对话，是否我真的下坠了。

或许我该问问真理女神，爱情是否真的能让一个正常女人变成一个蠢钝女人？

又或者，爱情是否能让一个蠢钝的女人变成一个敏锐的女人？

是不是又能够那么明确地归咎于一个爱一个恨？

我把自己投入了睡眠，看似毫无尽头的黑暗。

而这其中，有过使劲挣扎着睁眼起身，但一切都是梦境，我依旧躺着，像某部电影的一个定格一样，我微笑着看着自己如尸体一样躺在床上，然后大声呼喊要烧毁自己。

“Burn it！

”没错，我因为从屏幕看到了弗里达而差点失心、疯死。

哭泣的源头掺杂了太多个人因素，有相见恨晚，有同情忧怜，有欣赏敬佩，有“恨有涯而爱无涯”，有自我怜悯，有“苦苦思量无觅处”的痛苦回忆，而还有对婚姻……之前是如林徽因说：“是爱/是吻/是希望”，之后是：“是孽/是痛/是累赘”。

这些对叠的描述因为只是一个描述而变得毫无感情。

就如一个拼图，只是拼一个结果；就如弗里达本人自车祸后的拼接人生，但造就了一代艺术家决定性的爱恨旅程，个中滋味，只有其能体会。

只是，有一个道理真理女神在我混沌时就告诉我：一切感动，皆因涉及自我。

荧幕上的爱恨情仇惊涛骇浪，皆是外界众生像，哪怕异想天开，也只不过是别人的展览。

只有当其触动到了你神经末梢关于过去关于自我的某个点，才会大笑落泪癫狂。

我们并不是那么急于想成为谁谁谁，做什么什么，成就如何如何，我们忠于自我，我们时刻孤独，而且永远无法被救赎。

——这是我在弗里达没有说出来的眼神里读到的。

于是我哭了。

这让我想起04年11月的某一天，我刚刚在美术馆买好弗里达的画册兼传记，第二天就躺到了医院，半个月后，也成为了一个关于未来遥不可知的破碎的人。

这长达半个月的白色生活，就着病房白色的背景，吃力地靠在床头，一页一页读这个像拼图一样的残疾女人的不平凡人生。

漫长得如同一生。

她说，每天都在痛。

她说，哪一天不痛了一定会感到不习惯。

但是好奇怪，看文字看图片，最应该流泪的彼时彼景却硬是在某个深夜无法自己起来上厕所而叫了几次护工都没用反应掉了几滴无用泪后再也挤不出半滴泪。

而如今，在找了将近一年终于如愿以偿看到电影后，却时时因为弗里达应情应景的大定格画面的几副画而泪流满面。

后来我问真理女神，是不是回忆总能带上忧伤的色彩，真理女神说，那不过是自我哄骗。

其实从来没有真实的过去，只有转瞬即逝的现在。

电影的魅力也于此吧。

是以46岁的弗里达穿着那标志性的红色墨西哥盛装被连人带床抬着去参加一生第一次也是她参加的唯一一次画展开始，用倒叙的手法从被刻意画了一字眉的萨尔玛·海耶克隐忍的脸，切换至了短发萨尔玛·海耶克18岁弗里达的脸上。

前者苦难重重而坚强，后者充满野性而欢快；前者是光辉顶点只是为时已晚，后者才是生命苦痛起点却亦是艺术生命将露端倪。

不能说是18岁的这场车祸成就了弗里达，只能说命运委以重任，如同一场痛苦而漫长的妊娠反应，最后的阵痛没有生出一个孩子，却诞生了一个传奇。

18岁的弗里达还是完整的弗里达，沉浸在初恋的激情中，几乎没有过多想以后，甚至于同彼时画坛领军人物的亦是她后来生命之光的迪戈·里维拉第一次的正面接触，也是通过恶作剧般的结尾收场。

只是注定的就是注定的，老天安排还不够大吗？

墨西哥人辣椒吃得太多，硬生生的一场车祸，毫无理由的，公车撞到墙上被拦腰截断，弗里达如受难耶稣一样，被一个扶手钉在了车底。

而这根如刺一样的扶手整个刺穿了她整个阴道，刺穿了她的贞洁。

也导致了她的不育。

隐喻抑或讽刺，破碎的脊椎连带着这样的那样的断裂，当她从手术台上醒过来的时候，弗里达成了一个拼图，也成了一座绑着石膏的佛。

中国人说，佛者以自我苦难赎世间罪恶，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苦难不过意味着重生，从而生生不息。

到了西方，就是上帝关掉了这扇门又给你打开了那扇窗。

如再生草一般的弗里达此刻在石膏上发现了绘画的另一片天空。

只是无论是开始的画身体的某个部分，到后来的家人，她画的始终是以自我为中心展开的世界。

她就这样在站起来后，带着微妙的自我世界去找迪戈。

就如在弗里达第一次画展上的发言词一样，也已经老了的迪戈说，弗里达要她下去看画，他便下去了，从此就看了她一生。

关于这个被传闻双性恋，吸毒，酗酒，抽烟，粗鲁的女人，却依旧没有人能够抵挡她的魅力，关于她后来的诸多议论，也不是激赏就是明显带着妒忌的指责却毫无挖苦。

搬到了荧幕上，少了混乱，而加重了和迪戈爱情成分的描写。

甚至在其自身艺术成就的努力和攀登上，也刻画甚少，好似只不过是一个经历丰富的平凡女人的心路历程罢了。

大概刚好是这点，使得这部片子同其他艺术家片区分开来，显得不那么高高在上，而几乎是以一种谦卑的方式在诉说，以求安息。

弗里达和迪戈的爱情主要侧重在三个段落。

每一段的画面表达手法都让人心碎。

第一段：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迪戈和弗里达一样，同样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

他是墨西哥一代壁画家，才华横溢，彼时也是墨西哥共产党员，却奢侈而自以为是，且笨重肥胖，如同出自拉伯雷的作品。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大象男人，简直如同具有魔力一样，如弗里达所说“只要长得不至于太吓人，也不胖的女人，都能被其俘获，与之发生关系”。

电影中从迪戈第二任妻子之口讲出的答案，是迪戈丰富的人格魅力在于能够“把一个女人的瑕疵也赞美成艺术品”，且发自内心般的真诚，而这刚好是所有女人最大的弱点。

那么弗里达在让迪戈下楼梯看画开始后，也是在劫难逃了。

只是这次对于迪戈的艳遇不同于以往，他遇到的是一个一开始就感到震撼并且欣赏的女人，而这个对比小得像鸽子一样的女人血液里流淌的，也是迪戈无法企及的疯狂。

野性和分分秒秒伴随弗里达的苦痛交织起来的矛盾犹如墨西哥郊外广阔的沙漠一样，充满着无法抵挡的诱惑力。

这一段的高潮在迪戈向弗里达求婚的时候。

迪戈说我们应该结婚，但是除了忠诚他做不到专一。

迪戈说，他同其他女人做爱如同生理需要一样，和刷牙没有什么区别。

这和改编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布拉格之恋》有所区别，虽然丹尼尔·戴·路易斯演的托马斯也有类似的行为也说过类似的话：同其他女人睡觉如同吃饭睡觉一样，没什么特别含义。

但是他们在本质的出发点上还是不同的，相比而言，迪戈更加原始，他本身性格就是骄奢纵欲，带着墨西哥人血液里的热情奔放，像一首拉丁舞曲；而托马斯都带着捷克甚至欧洲的重大使命感，骨子里流淌的是对于生命思考过多的忧伤的血液，从而显得更加低迷，这种出轨行为也就更加来得像是派遣抑郁而已，如同欧洲一首寓意丰富的交响乐。

弗里达还是心甘情愿并且欣喜地嫁给了迪戈。

或许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或许就是这意义深远的结合碰撞出了两个人的艺术成就，而也或许就此碰撞出了弗里达一生的混乱。

第二段：世界上最远的距离自泰戈尔写下《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后，个中美妙词句后来被齐豫唱“鱼和飞鸟”，被张小娴写“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不是生死相隔，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也被《情癫大圣》化做收尾符：“世界最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而你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在一起。

”到了弗里达和迪戈的爱情世界里，却显然又回到了泰戈尔的原作：“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彼此相爱，却不能在一起，而是明知道真爱无敌，却装作丝毫不在意，没把你放在心里。

” 经过几多波折，弗里达在看到自己的亲姐姐和迪戈搞到一起的赤裸裸场面后，毅然锁掉了那两幢天桥相连的红蓝小楼的任何一个入口。

她像给自己关禁闭一样，在房间里把自己的头发一刀一刀剪断，企图要剪断任何和迪戈的情丝一样。

以后，这个场景化做了哀伤的画，穿着西装的弗里达如同一个男人一样，衬托着满地的碎发。

伤口在此时开裂。

其实伤害是一直在的，如迪戈自己后来自己在自传里写的，“如果我爱一个女人，我越是爱她就越想伤害她。

弗里达是这种恶劣品行的唯一的最显然的受害者。

”因此，当弗里达在美国期间意外怀孕但最终还是失去了她的孩子后，所有一切开始像重创一样，对她而言变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其实从当初弗里达成为迪戈的第三任妻子开始，她就明白，迪戈不属于任何人，只是作为这样的女人，她又怎能满足于此？

加上身体的创痛，她无一不刻不在煎熬之中。

意外的怀孕成了她突然出现的精神希望，彼时她像任何一个渴望做母亲的女人一样，充满了憧憬和寄托。

当一切破灭的时候，她像一棵逐渐失去营养的植物，开始破败、衰退和萎缩。

此时，我的心也随之破碎。

所谓的爱情就是绵延不绝的爱和绵延不绝的恨，而当迪戈站在弗里达粉红色小房子的玻璃门外敲打着玻璃说我是畜生的时候，弗里达平静地脸后是骇痛的灵魂，她一字一句地告诉迪戈，“我一生中有两次重大事故，一次是车祸，一次是你”。

从此，弗里达搬出了那两幢相依为命的屋子，带着她的猴子。

或者说她是不愿意再成为丈夫的附属品，或者说她是被强迫或是假装反正是真正的独立也好，也或者说她是试图远离那些伤痛也好，她和迪戈之间开始了“明知道真爱无敌，却装作丝毫不在意，没把你放在心里”的冷战期。

期间，她混乱而埋藏痛苦般宣泄的混乱生活也到达顶峰。

第三段：救赎当迪戈再回来的时候，弗里达的身体状况在烟酒和纵欲的无节制生活下已经每况愈下了，她的脚也开始坏死，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甚至被锯掉了一个脚的脚趾。

甚至，弗里达要开始重新绑上石膏。

迪戈老了，在革命浪潮的不断变化中，他也逐渐失去了激情。

迪戈走到弗里达的面前，说我来向你求婚。

这是一段感人肺腑的情节。

当时的弗里达病情已经影响到了肝脏，失去了半只脚，重新绑着石膏，时刻需要杜冷丁止痛，于是她看着迪戈的眼睛用她那幅“受伤小鹿”中小鹿般的苦楚说，我不需要被救赎。

但是迪戈却笑了，他温柔地看着弗里达，无比坚定，他说，“我需要”。

尽管救赎这个词过于宗教色彩也过于庞大而显得不真实，但是弗里达重新绑上了石膏，又成了佛。

这次，无论她发怒摔盆子还是哭泣，旁边都有迪戈耐心相伴。

所以最后的最后，两个人还是相依为命。

或许这就是最高境界的精神之爱。

肉体的快感终会饱和，只有着源源不断的精神依靠，地老天荒，永不言败。

萨尔玛·海耶克的墨西哥装扮和弗里达本人还是颇为相似的，至于是否神似，可以看得出演惯了花瓶角色的这个墨西哥一线火辣美女这次是做足了功课，算得上是对弗里达的致敬，也更加想通过此民族女英雄般的人物的光辉将自己带至实力派的阵营。

甚至连安东尼奥·班德拉斯这样的好莱坞一线明星也甘愿跑龙套，更加不要提爱德华·诺顿也只是小到不能再小的配角一个，弗里达的魅力从来没有因为时间和国界受到过任何影响，人人都在向她致敬。

2002年的片子，即使放到今天看来也不会觉得时间流逝，魅力流失。

虽然不断被人说这部人物传记片如何野心勃勃，但是我想，拍这部片子的导演茱莉·泰摩尔，也是早就因为这个如拼图一样的残疾女人疯狂致死了吧。

电影技法上是超现实与蒙太齐、绘画与现实相结合，完美得令人赞叹。

动手术时的后现代骷髅大会，访美时的剪纸拼贴艺术、在美时的“金刚迪戈”大闹帝国大厦和迪戈在美壁画失败被砸后“金刚迪戈”从帝国大厦衰落的超现实主义，无一不体现了导演对弗里达的热爱和因此迸发的激情和灵感。

至于绘画与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则要来得相对唯美诗意许多：一场惨烈的慢镜头车祸、一个从画面上走下来婚礼、在纽约飘雪的窗口，窗口上飘着弗里达的长裙。

心碎时剪掉头发，镜中人画中人。

她在死去时的烈焰中如长了翅膀，终于丢掉了破碎的身躯，猎猎起飞……但是很可惜，似乎这种艺术手法不能被欧洲电影人所欣赏，因此在欧洲各大电影节上，此部电影基本空手而归。

只是艺术的魅力不是几个奖就能证明，不管是因为这个传奇女人的魅力还是电影的绚丽，总之一代又一代的观影者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样，谁也不能隐藏对这部电影这个女人的热爱。

弗里达如一个受难英雄灵魂的载体，通过对自我世界的令人不安的绘画表现手法，向外界展示了一个奇异而最真实的人们的内心世界。

她的画闪耀着迷一样的魔幻光芒，如同她本人一样，一生始终拒绝流行服饰而永远身着墨西哥盛装。

她就像是一个墨西哥的彩饰瓷器，有着漂亮得热闹的装饰，有着缤纷炫目的色彩，却注定要粉碎，只是碎裂时流出来的，却是甘露。

上海2006年1月18

电影始自、终至弗里达·卡洛去世前一年（1953年）墨西哥为她举办的个展。

盛装的她，被连人带床一起运到现场。

看过她的传记、她的画作再看她的传记影片，很惊异导演朱莉·泰莫“演画”的能力。

弗里达的一幅幅画作或者照片被幻化成一个个真实的场景，与她的生平推进无缝贴合。

这些演出来的画作或照片，有如一个个点，把传主的一生连成线、铺成面。

弗里达的画作多半表达淋漓的痛苦。

但如果据此认为她的人生黯淡无光、无色，那可大错特错了。

她像一把火，炽热猛烈；像一朵花，明艳灿烂。

她多情、多才、多好，爱男人、爱女人、爱艺术、爱政治。

只是再丰满的才情也消减不了她的痛苦，再多的爱也改写不了她多舛的命运。

18岁的她热情奔放，任性快乐，一场惨烈的车祸却是命运送她的成人礼。

脊椎被折成三段，右腿严重骨折，右脚粉碎性骨折，一根金属扶手插入身体，撕裂子宫，从会阴穿出——她竟然可以拿这个来开玩笑，“是那根扶手夺去了我的贞操。

”一生经历过30多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最终失去右腿和生育能力。

“我曾经被打断、重接、再重新矫正，很多很多次，我就像个拼图玩具。

而这些，远比那场车祸对我的伤害大。

”但她又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能忍受的程度远比我们想象的大。

”但肉体之痛成了她一生的死对头。

磕不过绵绵无绝期的痛，她依赖上了酒精、混合麻醉剂、毒品。

她将痛苦移植到绘画里，遗世的全部作品中一半以上画的都是支离破碎的自己。

“我画自己是因为我总是一个人独处，我是我最了解和熟悉的事物。

”器官分离、浑身钉满钢钉，肉体被打开，身上被戳满了洞、流产、生育……血腥是她作品中最不缺的元素，还有眼泪。

就连那些头像，额头上也嵌着丈夫的头像或者骷髅头，即便什么也不嵌，那连成一线的浓眉，忧伤犀利的眼神，唇上的薄髭，也绝对与柔美温和无缘。

但它们充满了力量！

毕加索在写给弗里达的丈夫、墨西哥著名画家狄亚哥·利弗拉的信中说：“不管是德朗还是你还是我，都不能画出弗里达·卡洛画的那么好的头像来。

”弗里达所承受的痛苦远不止肉体，“我今生遭遇到两个意外。

一个是被电车撞倒，一个是狄亚哥。

”21岁时，她嫁给了42岁、离过两次婚的狄亚哥。

弗里达的母亲对这桩婚事非常不满，称他们是“大象和鸽子”——除去年龄上的差异，狄亚哥是个体重130多公斤的大胖子，弗里达体重还不到50公斤。

狄亚哥风流成性，从不把性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甚至和弗里达的妹妹私通（电影里是姐姐，女人味十足的克里斯蒂娜）。

这一双重背叛令弗里达痛不欲生，她绘下了一生中最为血腥的作品《稍稍掐了几下》。

电影中，她这样解释这幅画的创作动机：“一个男人捅了他妻子22刀，被抓住后，警察问他原因，他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呀，不过轻轻戳了她几下。

’”其实画中那个浑身刀伤，赤裸着躺在血泊中的女人更像她自己。

“狄亚哥不是任何人的丈夫，而且永远也不会是，但是他是伟大的伙伴”。

两人离婚后不到一年又复婚，在弗里达与伤痛对恃，且节节败退的暴燥的生命尾声里，狄亚哥成为一个宽厚和无比容忍的好丈夫。

1954年7月13日弗里达病故（有说法认为她是自杀），她在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希望死是愉快的，我愿永远不再回到这世界。

”弗里达也非感情专一之人，她情人甚多，并且是双性恋，但影片中却将她的纵情缩减为与流亡墨西哥的俄国革命家托洛茨基的短暂恋情，而且是出于对狄亚哥的报复。

传记电影美化传主看来是难以避免的通病。

弗里达还是墨西哥社会运动的支持者，托洛斯基被斯大林驱逐出境，流亡到墨西哥，曾住在弗里达家中。

托洛斯基遇刺后不久，弗里达转而支持斯大林的苏联政权。

1949年之后她对毛赞誉有加，称毛领导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的新希望”。

弗里达的故居“蓝房子”现已是她和狄亚哥的博物馆。

馆藏的她的遗物中，包括杭州刺绣厂出品的马恩列斯毛绣像，和一幅在画架上尚未完成的毛画像。

电影中，她的卧室里就挂有毛的画像，我截了个屏，在这：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753093028/她的绘画作品在这：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38583590/（请勿转载）

传奇一生，从“女教皇”到"弗里达“，觉得自己会慢慢迷上人物传记片，尤其是传奇的女人。

大象和鸽子的结合：“大象”画的是大型的壁面，而娇小的弗里达只是拿着画板，画小尺寸。

因为找迭戈鉴定自己的绘画天赋而走到一起的两个人。

她和前妻：婚宴上的胡闹-美腿和一双瘸腿，住在楼上还一直给迭戈送吃的⋯⋯弗里达虽然吃醋生气，但是她还是看到了这个女人的柔弱和无奈，她也在试图画下这个女人的状态。

婚宴上“我猜他们能在一起半年”“不，我赌两个月”。

这一切都是后续不忠和背叛的伏笔。

迭戈是个充满魅力的人。

他是真心在赞美每个女人美丽的那面的，我相信，我也相信，他是真的觉得做爱就像握手握的更重一点而已。

只是这样的状态不是女人能忍受的。

从第一次她在学校见到他，似乎就是一个隐喻，迭戈和裸体模特的缠绵被弗里达喝住“至少这样不会使得你对妻子不忠”。

可是这样迭戈不像那个逃难的俄国政治家那样懂得选择什么是更重要的，他和另一个裸体模特、在美国的诸多女人，最后是她的亲姐姐。

于是，一段漫长的互相深爱又互相不忠的生活。

弗里达的双性恋在电影里也有很多伏笔，包括一开始合家照时把自己打扮成男生，在第一次被迭戈带去舞会时的那段暧昧的舞蹈，直到在美国的小咖啡馆里的一幕、以及在法国和歌者的赤裸镜头，我才真的接受这个现实。

看完之后一查，她还真是一个公开的双性恋者。

磨难：如果光看上面的剧情，大概会以为这是一部讲述艺术家恣意淫乱故事的电影。

那么你就要把这一切的一切放大另一个大背景下，“生存”、“生的向往”、"活的敢爱敢恨“。

18岁时的车祸使她的脊柱三处断开，打碎了她的股盖骨和肋骨。

骨盆三处破裂，大腿十一处骨折，右脚被完全压扁。

从此她的整个人生就是伴随着每隔一段时间的整骨——“把身上的骨骼全部打碎、然后再一片片拼凑起来，我已经不知道疼是什么滋味了”。

她在学校里的男朋友在她受伤后给她送了几本书，然后告诉她的消息是，他要去欧洲了。

弗里达说：在我画完蝴蝶前，请离开。

她在舞会上跳那段舞的时候，她依然是个瘸子，但是她一饮而尽的豪气、叼着红花的陶醉，她坦然面对然后适应了。

她的那幅裸体上半身被固定身体的支架裹住、浑身刺满箭的画，像是圣女贞德和Saint Sebastian（乱箭射死的青年）的结合体，而事实上是她看着镜中的自己淡定的画出的。

到最后砍掉脚趾、截肢、靠着注入吗啡来止疼，她依然侧坐着继续画。

整个电影用一种超现实的手法来把弗里达的绘画和忠实生活记录结合在一起。

结婚的自己和迭戈、两个弗里达、浴缸中的脚趾、流产的孩子、包括最后火葬的自己⋯⋯人生画卷的铺展和她自己笔下的记录交相辉映，成为一种绝妙的观影体验。

一边是真实故事的细节打动人，另一边则是画家眼中的艺术加工后表现出的独特迷幻风格。

墨西哥的独特美：出身在“蓝屋”，这个房子随着年岁的几度风雨兴衰也在电影中被表现了很多次。

院落上植物的繁盛、墙壁上颜色的鲜艳程度，正是对于生活希望的寄托和程度的体现。

“拉美大地的色彩，那是怎样强烈明艳的色彩，仿佛上帝遗落在人间的调色板。

我欣赏他们的建筑，充满着蓬勃的想象力，像生长在热带的硕大而多汁的花朵，有太浓烈的生命欲望需要表达。

哪怕是街边的民居，也绝对地拒绝平庸的灰白，而是纵情地刷上宝蓝大红明黄，童话的房子”她的美一直异于常人，和她姐姐的玲珑剔透相比，她相连的眉毛、轮廓感过硬的脸型却从没成为她魅力的障碍。

她眷恋这片土地，就像在美国时对迭戈说的那样，墨西哥才是她的家，她一生的希望也是在祖国举办自己的画展。

结婚时从白色婚纱换成一袭绿裙红饰，似乎是在宣告这种故土的依恋；她在美国家中那件飘摇在高楼林立、广告牌五光十色之下的墨西哥刺绣的衣服；她在法国办画展期间的环佩叮当、鲜花顶头的装扮，让那些白色毛皮、黑色长裙的法国女人瞬间变成苍白和单调无个性的了。

这是她独特的存在感。

“坚硬如钢铁，脆弱如蝶翼，欢欣如醇酒，悲伤如人生中的苦难。

”这是迭戈最后评价弗里达作品的一句话。

无以替代了。

“但愿离去是幸。

但愿永不归来。

”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洛 　　 整部影片始终沉浸在墨西哥奔放哀伤的音乐和色彩浓重的景色中。

庭院里悠闲散步的孔雀，沙地里翠绿结实的仙人掌，黑发里绽放出的红色花朵，摇弋生姿的白色裙摆…… 　　 这样浓妆艳抹的美，几乎让我遗忘掉那些不幸。

那些支离破碎肢体和乳白色的眼泪。

那个瘦小的连眉女子映在我脑海里的，影片结束眼里依然都是她的笑，穿上男装飒爽英姿的笑，沉浸在怀孕只喜里的笑，宽容丈夫与姐妹偷情的笑，与女歌手调情不羁的笑，tango舞曲里摇弋着裙摆的笑……这样的魅力，无论男女都将无一幸免的被她征服。

　　 不幸的是十八岁时佛里达遭遇了一场改变她一生的车祸。

这场车祸使她的脊柱三处断开，股盖骨和肋骨完全被打碎，骨盆三处破裂，大腿十一处骨折，右脚被完全压扁。

公共汽车上一根断裂的钢金扶手从她的身体穿刺而入从阴道刺出，让她几乎失去生育能力。

繁琐痛苦的手术在她的有生之年里持续反复的进行。

奇迹般活了下来的她，躺在床上就像是一幅美丽的人骨拼图。

厚厚的白色石膏紧紧地包裹着她的整个身体，可想而知的疼痛里，她依然执起画笔在钢铁的束胸上画满蝴蝶。

　　 但命运总会将人引向别处，身体恢复不久后的佛里达再次遇见壁画家迪戈·里维拉，他们迅速坠入爱河，并在不久后结为夫妻。

来自传统墨西哥家族的佛里达家族为她举办了传统盛大的婚礼，浪荡子里维拉也收心归家做了好丈夫。

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孩子，但因为佛里达过于虚弱的身体而流产。

事后她坚持向医生要来那个装着她未成形婴儿的玻璃罐，并将他画进画里，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的佛里达开始陷入无法控制的灰暗情绪。

炽热的爱里，她与里维拉激烈的彼此伤害着，原谅着。

直到1954年7月13日弗里达在科伊奥坎的蓝屋与世长辞前，里维拉都不曾真正的离开过她。

　　 佛里达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被禁忌在各种铁质、皮质、石膏质的紧身胸衣里。

钻心的疼痛迫使她开始依赖吗啡止痛，1953年因为右脚的坏疽而不得不从膝盖以下被截肢。

就是在这样煎熬里，她留下了两百多副作品，画里有支离破碎的肢体，外露的心脏，刺中的鹿，未成形的婴儿，缠满藤脉的身体，子宫及沾满献血的床，除此之外画里紧紧握住的手和窗外晾晒着的小裙子却也让人开到些许美好和憧憬。

弥留之际的她对迪戈·里维拉说：我死后请你将我火化，不要土葬，因为我已经躺的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