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命微笑2

还是先废话一些我看这部电影的前提，日常几乎不太关注舞台剧、话剧这类在剧场演出的作品，我确实从未听说过《初步举证》。

看之前我只知道这是一部由朱迪·科默参与的，剧场演出的官摄版本，和法律题材有关的作品，以及涉及到女性议题，其他一概不知。

对于提前知道，甚至看过剧场版本的观众，大概能想象我这种会经历怎样的观影心路历程——天呐，开头的台词也太密集了吧，这台词怎么背下来，舞台剧对演员这方面的要求真是太强了。

这么密的台词我真的会有点跑神诶……以下是按照观看全程我实时冒出的感想，全程剧透请注意——虽然不是所有台词都看到记住，我能看出来这一段是在树立女主人公作为刑事案件辩护律师，业务能力超强的“强人”人设。

哦好，接下来就要介绍女主家庭背景了，没提到爸爸，好像有点重男轻女家庭里长大的，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夹在中间的那个女孩。

等下等下，所以整出剧只有朱迪·科默一个演员，居然是全程由她自己口述和表演的独角戏啊……啊，求学背景，加了“英国小镇女做题家”人设。

向左看，向右看这里，因为逗趣的表演和讲述，能在其他密集的台词中，留下深刻印象。

啊，女主背景交代完，职场时刻现在进行时。

去Pub玩那里感觉有点“不对劲”诶，搂腰，和亲脖子，难道不算性骚扰吗。

好吧，如果是互相看对眼的办公室恋情，前面的就当是恋爱铺垫了，但亚当搂腰不算性骚扰吗。

（我有点记不清跟泰莎职场“恋爱”故事的前后顺序）提到为性侵案被告辩护时，女主人公作为“女律师”的优势，以及那个“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让更多的女性不受到侵害”的被害人。

从讲述，到舞台重点放在卷宗上灯光，有“不好的预感”。

从泰莎和那个男的喝了不少酒，回到自己家亲热，和前面她为被告辩护的性侵案如此相似的展开，能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并不是吐槽这种剧情上的所谓没有悬念，反而我作为观众，从身体到精神都开始进入一种紧绷状态。

然后，是一场雨，直接下在舞台上的雨。

接下来，是全程仅出现三次的音乐时间，DAY的数字不断跃动，从1到100，到200，到500，最后停在782。

我眼泪哗就下来了。

我会哭，是因为想起我这两天刚听完的独树不成林播客第184期节目《在美国忍受诬告是什么体验？

》中，播讲人讲述了，自己作为一个什么事都没做错的彻头彻尾的受害者，在面临背叛她的两个人发起的诬告官司中，为了应对司法程序和校方审查，而对自己生活、事业、人际关系全方位的摧毁。

我也想到我身边认识的一个女生，历经两年的时间，终于在前阵子尘埃落定的离婚官司，在这段不算很长但也绝对不短的时间里的经历。

以及之前看过的印象深刻的、快忘记的或真实或虚构的性侵案件中，当一个被侵害的女人决定从法律层面惩罚强奸犯，必然要面临怎样残忍的、羞辱式的，一次次揭开伤疤的痛苦。

而这些，也的确由再次登台的泰莎告诉了观众。

之后从报案、到接受身体检查、再到把一切告诉妈妈、以及法庭戏，我基本全程都跟着剧情和朱迪·科默的表演走。

我注意到，之前仿佛作为“罐头笑声”，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台下观众们，终于在泰莎总结陈词阶段，让作为电影观众的我看到了。

我第一反应是：这个剧场很小，舞台也好小啊，观众距离舞台和演员居然这么近。

官摄镜头从这里开始，不再只是拍舞台全景和朱迪·科默的面部细节，而会偶尔投向台下的观众们。

我参加的是全女观影团，电影结束后还有观众的映后交流环境，女孩子们很健谈，聊了许许多多不同角度基于电影的感想。

后来我想，如果我发言呢，我想跟同场观看的女孩子们分享什么呢？

会想聊一聊司法程序的繁琐，以及漫长的时间对人全方位的折磨，聊播客独树不成林的树老师， 我那个终于离婚的朋友。

会想告诉大家，尽管如此繁琐、折磨和痛苦，但还是要坚持，如果不经历这些，如果不去抗争，不去争取，那些本该属于自己的，可能都得不到。

会想提一下前段时间徐娇的室内禁烟事件涉及的关于个人（尤其女性）权利边界的话题；会想说说最近围绕林奕含作品一个很奇怪的讨论方向“弱女”。

会想说，《初步举证》里的泰莎绝对是“强女”的代表了，尽管剧情里也用她在事发后无措地洗了澡，茫然地离家走在街头，气愤地删了短信，这些让她事后骂自己蠢的第一反应，刻画了她“弱”的一面。

想聊一聊，何为“强”与“弱”，如何看待“强”和“弱”。

强和弱的行为，似乎可以清晰地划分：仗义执言的是强，唯诺忍让的是弱；果断冷静的是强，惊慌失措的是弱；不哭的是强，哭的是弱……但谁也可能一比一地按照并不存在的《女强者行为指南》实践，总有踏错的时候，懦弱的时候，妥协的时候，退却的时候，甚至完全放弃的时候。

人，总是更倾向慕强的，文艺作品如此，所以独角戏的泰莎一定要是这样的角色，无论她在过程中犯了多少错误，最后她一定要掷地有声地呐喊出自己身为专业法律工作者以及受轻视、侵害、污蔑的女性的声音。

最后泰莎的陈词是那么直白：现行法律是男性为主修订的；性侵案从法律思维要求逻辑的严丝合缝，与受害者作为一个人类，在自己身体遭受兼带毁灭精神的侵害时，无法在被侵害时及以后如此精准地回忆并保存证据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

性侵案维权的一系列法律流程，都充满了对女性受害者的不尊重。

这些观点当然不新鲜，不出挑，不惊世骇俗，无论在相关主题的文艺作品，还是社会上出现较大规模讨论的真实案例中，都能听到类似的声音。

但我们现在还很需要这样直白地、大声地、铿锵有力地、一遍又一遍地说出这样的“问题”。

不过我本人，反而为这个法律议题陷入某种矛盾中。

上面我提到独树不成林的树老师，在她被诬告的官司尘埃落定后，决定不反诉诬告她的两个人，让一切成为过去。

当然不是因为她大度，播客最后她也分享了和自己博导之间关于法律的讨论，博导是这么劝她的：不要把法律制度的公平，和个人意志的公平混在一起。

现代正义制度的制造者告诉我们，制度层面的正义不是由个人判定的，法制就是为了提供中立的第三方，且是非个体的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只在乎制度的公正，而非个体的。

公民社会，个人把判断正义的权利从制度上让渡给第三方。

不能从法律层面追求个人复仇和个人正义，只有保护好自己，不要让他人侵犯自己的权利，不要让渡自己的权利。

我在想，《初步举证》的编剧借由女律师“泰莎”之口，说出性侵案判定从法律思维的不合理之处，那么其他类型案件的判定呢？

如果法律对所有罪名都要求的逻辑链条的严密，在某个性质的案件中，可以由其他认定方式取代，那么其他类型案件要从什么层面去成为法律思维的特例呢？

而当我意识到我这么思考时，我突然背脊发凉，觉得自己实在太置身事外的冷血了。

因为我是那个“向左看”“向右看”中，几乎没太受过此类伤害的女性幸存者。

所以我才能如此“冷静”地以所谓中立视角，去讨论法律中的问题吗？

还是我始终待在我不自觉的社会“强者”地位，而不自觉地对“弱者”诉求感到“对方感情用事”吗？

对，泰莎是“弱者”。

尽管舞台表演中不断用表情和台词，去塑造这样一个面对为自己以及不计其数的女性受害者争取权利的“法律强人”。

但泰莎毫无疑问是“弱者”是一桩从开始就极大概率失败的案件的弱者，是一个对乡村女孩从家庭到求学各种歧视的社会中的弱者，是一项男性从业者占据多数及高位的行业的弱者，是从法律制度层面从决定为自己寻求公平正义那一刻起就注定的，弱者。

我的大脑在各种观点的打架中，已经得不出什么关于强和弱的结论。

我在电影落幕时，在戏中的泰莎以演员朱迪·科默的身份接受观众雷动的掌声中，我开始哭。

我为这个虚构故事中的“泰莎”哭，为我居然第一次知道“三分之一”这个触目惊心的数据哭，我为现实世界中经受真实苦难的“泰莎们”哭，为我为什么不能坚定地同意这部作品传达的法律观点哭。

我为能看到这样的作品而开心，又为具体的故事而难过，同时还为其中的表达而纠结痛苦。

这便是，优秀的作品了。

昨天被B站推送了National Theatre Live的新话剧《Prima Facie》，因为撇了一眼是律政题材，我就下意识点开视频，结果几乎是一口气看完，期间落泪数次，情绪也久久不能平复。

该剧的梗概，就是一位出身平凡的英国女生，通过不懈努力考入剑桥学习法律。

毕业之后，她成为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屡屡凭借巧言善辩，帮助被告人打赢官司。

眼看未来一片大好前程时，她却在某天晚上被约会的男同事酒后强暴，从此开始了人生噩梦。

在经受了782天的身心折磨之后，她以原告人的身份出庭作证，只为将伤害她的人绳之以法。

简单说几点我的观影感受吧：1、Jodie Comer的全场表现，值得落幕时观众们的standing ovation，我想她的演艺之路一定会前途无限。

虽然至今我也没看过《Killing Eve》那部大火的美剧，但Jodie的话剧首秀还是让我真切感受到，她一个人在台上撑起近2小时的戏，得需要多大的体力和才华呀。

Jodie不仅酣畅淋漓地呈现大段大段的台词，还能借助肢体和音色变化，再现不同人物的戏剧冲突。

同时，她还不断更换装束、移动道具，以便快速切换剧中场景。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Jodie表演的某些瞬间，会联想到另一位英伦才女演员Emma Thompson的模样和声线，总之是对她一见如故，大为欣赏。

2、最近十来年，英国的文艺创作者在女性议题的讨论上，确实做到了不断突破和深化。

我记得，在2011年BBC推出的律政剧《Silk》中，有一集就是关于某女性被前男友性侵的案件。

剧中的辩护律师Martha（也是我最爱的英剧女主角）极不情愿接手此案，为可能有罪的男方辩护，因为她深知：每一位声称遭受性侵的女性，都会被警察和律师无情盘问：她们是否穿着暴露、是否喝酒过量、是否生性放荡、是否投怀送抱。

最终，性侵案件的定罪率是极低的，在社会影响上也会对女性权利的争取愈加不利。

然而，出于律师的职责要求，她不得不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客户洗清罪名，目睹未能胜诉的女方在法庭外情绪崩溃。

在本集的最后一幕，Martha回到家中，伴随着唱片机里的悲伤灵歌，独自一人默默痛哭。

如今2022年，类似的题材再次被搬上舞台，最后的结局还是一样令人失望。

但是，这次的女主角Tessa，因为既有过像Martha一样为潜在性侵施暴者辩护的经历，又有过身为性侵受害者无力举证的不幸遭遇，她最终勇敢地在法庭上指出：现有的法律体系，总是要求受害者的证词逻辑清晰，只有这样它才能被当作可信的定罪依据。

当女性受害者面对律师咄咄逼人的诘问，出现情绪波动、言词不一时，就会被认为是当庭说谎、进而输掉整个官司。

可现实是，女性对性侵过程的细节记忆，很可能是混乱不清的，因为她们在案发那刻，经受着极度的身体恐惧和精神创伤，也因为她们在日后，面对种种质问和异样眼光时曾产生过自我怀疑。

所以，性侵案件难以定罪的问题不在于女性，而在于法律本身。

人类社会几千年形成的法律框架，是一代代男性主导制定的，它没法从女性角度来展现全部真相，实现公平正义。

或许，我们未来应该努力的事情，是去质疑和改变现有法律，而不是漠视或拷问每位受害者。

最后，还是记录下《Prima Facie》剧中的一段原话，希望能引发更多人去思考社会现状，发出微弱却宝贵的声音；也希望国内的影视编剧们，能跳出“霸道总裁爱上我”、“后宫佳丽争君宠”的老套题材，不断向高手学习，精进业务水平呀。

“There was a time, not so long ago, when courts like this did not see non-consensual sex in marriage as rape, did not see that battered women fight back in a manner distinct from the way that men fight. Yet once we see, we cannot unsee, can we? Now I see, from my own experience, that we have got it all wrong when it comes to sexual assault... The law is an organic thing. It is defined by us. It is constructed by us, in light of our experiences, all of ours, so that there are no excuses any more. It must change because the truth is that one in three women are sexually assaulted, and their voices, they need to be heard, they need to be believed, in order for justice to be done.”

这是第二次看初步举证了，第一次还是窝在宿舍小小的床上，盯着电脑屏幕认真地看下来，这次在大屏幕上看更为震撼，也发现了很多第一次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这次似乎更能发现泰萨和妈妈之间的爱了，父亲去世，一个单身母亲独自养育着三个儿女，承担着生活的琐碎和压力，她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会情绪不好的向女儿泼冷水，会对儿子们有偏爱，但是不可否认，她一定也很爱她的女儿。

在如此艰难的经济状况下，她能够支持女儿读完剑桥大学法学院并支持她成为一名律师；为女儿买下的那件材质廉价的粉色衬衫，或许是她能买到的最像样的衣服；在女儿遭遇痛苦的时刻，她能接纳她所有的眼泪，并抱住她；在女儿因为施暴者而难回职场感到沮丧时，坚定地对她说，打起精神来！

你不能因为这件事这个烂人，毁了你的前途和你这么久的努力！

每当泰萨拿起那件粉色衬衫，她捧着它深呼吸，都能感觉到她似乎从那件衣服上感受到了妈妈的味道，获得了前进的勇气。

在法庭上，妈妈冷静克制，双手紧握着那个沙滩包，她内心一定比女儿更痛苦更难过，但她作为女儿的后盾和力量，容不得自己一丝懈怠，于是她坚强地坐在听众席上，最后走向女儿，带她离开法庭。

写到这里，眼泪就不自觉的流下来了…或许是因为现在上班了的缘故，我更能看到这对母女之间的感情了，自从上班之后我妈妈也总是爱为我添置各种职业装，于是总会不自觉的代入进去（笑）偏个题，我真的好爱妈妈啊🥰最后，最近容祖儿很火的没关系这首歌和泰萨好配🥹亲爱的，坚强地、大步地向前走吧！

败诉也没关系，最后亮起的那面档案墙会照亮所有人前行的路，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迎来想要的结果🥹

把女性书写受害经历称作“弱女叙事”其实就是要求女性是“完美受害人”。

“完美受害人”是父权制下针对女性设置的一个巨大陷阱。

因为按照父权制的逻辑，你作为受害人，过于完美，那么显然你是在撒谎，此时重点聚焦于“对你的质疑上”，而不是“施暴者应该受到的惩罚”上。

如果你不是完美受害人，重点将不会聚焦“你所遭受的伤害”以及”施暴者应该受到的惩罚”，重点将放在“你的不完美“上，舆论以及舆论的制造者会对“你的不完美”狂轰滥炸。

看出来了吧，父权制下，不管你是不是”完美受害人”，重点都是聚焦于对受害者的审判上，而不是对施暴者的惩罚上。

如果一个女性把女性所遭受的伤害如实说出来，就要被被称为“弱女叙事”，不用怀疑，这些人就是想让女性受害者闭嘴，这些人就是父权制的帮凶，这些人书阻碍女性进步的渣滓。

父权制下，女性没有真正的赢家。

朱迪·科默主演的《初步举证》整部电影都在解释“为什么在父权制下，女性没有真正的赢家？

”。

在影片中，她叫泰莎，年纪轻轻已是伦敦最优秀的刑辩律师。

可以说，她是精英中的精英，强者中的强者。

作为小镇女孩，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剑桥大学的法学院，开始在那里接受“精英教育”。

开学第一天，院长就告诉她们：“你们每三人中就有一人被淘汰，你们不是同学关系，而是竞争关系”。

所谓的“精英教育”，其实是社达主义，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就是“强者叙事”。

在所有人中，泰莎她无疑是最有可能被淘汰的那一个，带着这种随时被淘汰的压力，她努力钻研法律，认真消化教授所讲的一切。

“不要相信你的直觉，要相信你的法律直觉”。

经过几年的法律教育，她完全内化了这句话，甚至把法律当做信仰和唯一的判断标准。

最后，她顺利毕业，在一家顶尖律所工作。

此时，她终于挤进了精英圈子。

她能成功挤进这个圈子，是因为她熟练掌握了这个圈子的游戏规则。

这套游戏规则就是律师会把法庭当做大型的狩猎现场，原告则是他们的猎物。

他们作为猎手，会利用法律逻辑设下重重陷阱，等着猎物跳入，而没有受过法律训练的人很难发现危险，发现时为时已晚，而法官从始至终都是这场狩猎的观赏者。

这套游戏规是她从最优秀的律师兼上司亚当身上习得的，当她能熟练运用时，她也成了最好的律师。

而不懂这套游戏规则的人，根本不可能留下来。

正如泰莎讲的那例子：一个叫做苏菲的女孩，刚从学校毕业，在他们律所实习。

被告想做“无罪辩护”，苏菲直接问对方“告诉我实话，是你干的吗？

”。

她刚说完，就被亚当和泰莎拉到一边训话。

他们告诉她，你只需要为他辩护，而不需要知道他有没有真的犯罪。

苏菲反驳：“如果他真犯罪了，我还要继续为他辩护吗？

”最后结果是，苏菲离开了，再也没有在这个行业出现过。

泰莎是这个行业的常胜将军，她严格遵循法律逻辑，只为法律辩护，不做道德审判。

只有一次，泰莎怀疑了自己可能做错了。

那是一个叫詹娜的性侵受害者，她直视着泰莎的眼睛说“我告他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我只是不想其他女性再遭受这样的伤害”。

那一瞬间她觉得詹娜说的是真话。

但是，她立即反驳“不要相信你的直觉，要相信你的法律直觉”。

当她用法律逻辑讲述完这个故事后，詹娜输掉了官司。

因为詹娜的证词处处不符合逻辑，处处都是漏洞。

直到，有一天，泰莎遭遇了跟詹娜同样的事，她被同事朱利安性侵了。

那天，俩人喝完酒，她邀请对方到她家，然后他们开始接吻，在这期间泰莎吐了，她感到身体不舒服，想要暂停，但是朱利安不顾她的意愿强奸了她。

事后，泰莎的大脑一片混乱，跟很多性侵受害者的反应一样，第一时间不是报警，留取证据，而是去卫生间反复清洗自己的身体。

然后她一个人哭了好久，最后才想到报警。

据斯德哥尔摩强奸救助中心的调查显示，70%的强奸受害人在遭受性侵的当时，身体会无法动弹，无法表示拒绝，陷入一种解离状态，英文称“Tonic Immobility”（紧张性强直静止）。

如果把这个词直译，就是“假死”。

也就是说，动物在察觉危险的时候，会呈现一种仿佛死去的状态。

随后，她正式控告朱利安性侵了她。

当朱利安得知此事时，根本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作为男性，他不觉得性事过程中女人有喊“不”的权利，也不认同有“性同意”这件事。

他的反应坚定了泰莎要打这场官司，但泰莎没想到这是一场持久战。

整整782天，她做了无数次陈述，一次次讲述自己的受害过程，不停地清洗自己的身体，经历过无数次噩梦、呕吐、自残、自责，中间暴露了她所有的隐私，她的家人朋友都受影响，不断遭受同事的怀疑和嘲笑，最后她还主动离了职。

在这期间，她也曾问过自己：“你确定要继续下去吗？

”最后，让她坚持下去的是她对法律的信仰，她曾发誓忠于法律体制，她相信法律会还她一个正义。

在这期间，给她最大支持的是她妈妈。

妈妈一直鼓励她“别让那些混蛋打败你”。

开庭那天，她穿上了妈妈送她的红衬衫。

法庭外，一位年轻的女警察陪伴着妈妈，开庭前，她拍了拍泰莎的手臂，这是泰莎除妈妈外得到的唯一鼓励。

法庭里，全部都是男人：辩护律师、指导律师、法官、书记员……她多么需要一个女性在场，但唯一的女性就是她自己。

显然，她在孤军奋战。

审判进行了三天，朱利安绝不认罪，他请了皇家律师给他辩护。

结果，明明犯罪的是他，被审问的却是泰莎。

当辩护律师开始问话的时候，泰莎知道狩猎开始了，这次她是猎物。

作为律师她在极力避开对方设下的陷阱，尽量理性应答，但是，一旦切换到受害者身份，她就会陷入恐慌不安、记忆混乱的表述中。

最后，她输了，同所有的性侵受害者一样输掉了官司。

为什么？

因为关于性侵的法律根基就是错的，女性的受害经历与男性制定的法律系统不符。

法律系统要求性侵受害者的证言简洁而富有逻辑。

但是当一个女人被强奸后，她根本不可能有逻辑地讲述自己被侵害的经历。

因为被性侵是一种腐蚀性创伤，开始是身体的恐惧和痛苦，接下来会蔓延到思想和灵魂。

所以，对性侵过程的回忆，是不清晰、不连贯、缺乏逻辑的，而这一切会被法律判定为证言不可信。

以前泰莎辩护律师，也是这样判断的。

当她作为一个性侵受害者时才发现，这样的判断本身就有问题。

她之前那么相信法律，她一直以为法律会保护她。

现在，她发现由男性制定的法律根本不可能保护她。

作为最优秀的律师，遭受性侵时，都不可能打赢官司，说明什么？

说明在父权制下，女性根本不可能赢，除非改变司法系统。

最后，所有人都走了，只有那个女警察和妈妈等着她，她们用眼神安慰者她，这是她输掉官司后得到的唯一的温暖。

每三个女性之中，就有一个性侵受害者，而我们的法律却不能为她们伸张正义。

所以，法律必须改变，司法系统必须改变。

更多影评，见公号“时空记1994”

这是一部独角戏，演员的演技可以说驾轻就熟，情绪饱满，台词处理也很流畅。

但更让我惊叹的，是她的体力。

整场表演几乎没有停顿，她以极快的语速念诵台词，一边表演、一边宣泄情绪，简直像是在一口气跑完一场马拉松。

这种强度的表演本身是一种能力，但问题也出在这里——台词密度太高，观众几乎没有喘息的空间，稍微分神，就可能错过重要信息，甚至连剧情的连贯性都会变得模糊不清。

我自己就一直处于一种似懂非懂、前后错乱的状态。

相比之下，舞台的道具和灯光设计倒是值得称赞。

整个舞台几乎是极简的，但道具的运用却精准而有力，每一个摆设都恰到好处，让空间感随着剧情的推进而变化，增强了情绪的感染力。

有几处设计的巧合性极强，仿佛是无意间达成的精准匹配，反而更显得纯熟而自然——比起台词的堆砌，这种视觉上的表达方式或许更能打动观众。

至于这部话剧想表达的主题，我其实感到很隔膜。

它紧扣MeToo运动所推崇的“积极同意”原则，尤其是在强调“持续性同意”。

在剧中，女主角一开始是自愿的，但中途因为身体不适而想要停止，而对方没有立刻停下来，于是这场性行为最终被她视为强奸。

我理解这部剧试图呈现的法律逻辑，但我依然难以消化这种思维方式。

“持续性同意”意味着，在任何时刻，性行为的一方都可以撤回同意，而另一方必须立即停止，否则即构成性侵犯。

这种理论在逻辑上看似清晰，但让我困惑的是，在这部剧中，事件的转折点竟然如此微妙——女主角与对方本来已经发生了性关系，他们之间也有长期的暧昧和牢靠的社会关系，但仅仅因为在某一刻，她的意愿发生了变化，对方没有感受到这种，这整个情境就被推到了强奸的层面，直接上升到了刑法的高度。

我不禁想问：究竟是什么让这一瞬间的转折变得如此剧烈？

是因为性本身带有某种特殊的、不可侵犯的神圣性，所以任何违背意愿的行为都会被视为极端的冒犯？

如果换作其他情境，比如朋友间的肢体接触，甚至是情侣之间的某种亲密举动，哪怕一方后悔或感到不适，似乎也不会直接进入法律的范畴。

但一旦涉及性，哪怕是持续的亲密关系中发生的某个片刻失衡，都足以让关系的性质发生彻底的改变，甚至成为刑事案件。

这真的是出于对个体意愿的尊重，还是因为性行为本身被赋予了过高的文化重要性，以至于它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必须被严密规制的领域？

然而，这种特别性和重要性真的来自性本身吗？

还是说，它只是文化建构的产物，一种在漫长历史中被塑造出来的观念？

如果我们真的想让性变得更自由、更健康，与其不断强化它的文化负担，把它推向一个必须被法律精细规制的神圣位置，不如去消解这种建构，去化解女性乃至所有人对性的羞耻感，让性成为一种像饮食、睡眠一样的日常行为，而不是一场需要慎重对待、随时可能引发法律和道德危机的仪式。

剧的结尾是让我最不适的部分。

女主角站在舞台中央，突然抬起手，用食指指向观众，同时说：“看看你们的左右。

”那像是一种带有仪式感的召唤，试图让观众参与到她的叙述之中，感受到她的经历、她的愤怒、她的痛苦。

这种处理方式可能是为了加强戏剧的感染力，但对我来说，它更像是一种强制性的情绪裹挟。

整场话剧看下来，我的脑海里只剩下一个感受：性，太麻烦了。

甚至可以说，我对性行为的反感又加深了一层。

对我而言，跟别人交谈已经是种地狱体验了，更不用说进一步的身体接触了。

而这部剧的呈现方式，更像是在提醒我，性是一扇通往地狱的门扉，充满风险、焦虑和不可控的后果。

如果这就是所谓的“进步”，那么这种进步的味道，实在是太清教主义了。

非常震撼的独角话剧，从观念内核到剧本写作到表演功力到舞台设计都是毫无疑问的满分。

剧中揭露的法律设计上的根本缺陷，我在《“我也是”：作为集体行动的公共舆论运动》（收入《空谈》第52-113页）一文中专门做了分析，这里姑且摘录相关章节代作影评吧。

空谈8.9林垚 / 2024 / 上海译文出版社第94-95页：『对性侵扰遭遇的心理创伤后果的无知，也会进一步造成对受害证言的不合理挑剔。

比如指控者“无法想起某些关键的时间地点”或者“在数次口供中对部分受害情节的描述前后不一”的情况，常常被认为足以证明其指控的不可靠。

然而相关研究早已表明，人类在遭遇严重心理冲击的情况下，的确经常只能对详细的事件过程形成较为碎片化的记忆，并且遗忘时间地点等“抽象”元素，却对周边的声音、气味等“感官”元素留下鲜明持久的印象——性侵扰受害者在这方面并不例外[15]。

人们对这方面研究的无知或无感，加上前述的性别偏见，便使得性侵扰案件的实际判断结果大幅偏向假阴性一侧……』（前文从略）§4.1 虚假的性侵扰指控比例究竟有多高？

在各类性侵扰指控中，“虚假（false）指控”的比例究竟有多高？

这是犯罪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公检部门在罪名定义、证据标准、办案方式、统计口径、数据完备性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不同研究者在数据使用方法上的分歧，均令相关研究长期无法达成一致结论。

2006年的一份综述罗列了1974至2005年间发表的20份论文或报告，其各自推算出的虚假强奸指控率，跨度竟然从1.5%直到90%，可谓天壤之别[1]。

不过更晚近的研究在方法上有所改进，结论跨度也大为缩小，基本上处于个位数百分比区间。

比如：2009年对欧洲九国的一项调查发现，这些国家执法部门官方判定的虚假强奸指控比例从1%到9%不等[2]；一篇2010年的论文分析了波士顿某大学1998至2007年间138件校园性侵指控的卷宗，发现其中有8件（5.9%）被校方判定为虚假指控，而这8件里有3件（2.3%）的指控者承认确系谎报[3]；发表于2014年的一篇论文，基于2008年洛杉矶警察局的性侵报案记录以及对办案警员的访谈，推测其中虚假指控的比例大约为4.5%[4]；2017年的一项研究通过整理2006至2010年间全美各地执法机构的办案结论，统计得出这段时间内强奸报案“不成立（unfounded）”的比例约为5%（“不成立”报案的范围大于“虚假”报案，还包括其它情节较轻达不到执法标准的报案），低于抢劫（robbery）报案不成立的比例（约6%），但高于谋杀（murder，约3%）、殴伤（assault，约1%）、入室盗窃（burglary，约1%）等其它类型报案不成立的比例[5]。

虽然近年的上述研究结论逐渐趋同，但它们对虚假指控比例的计算均基于执法部门本身的案卷归类，无法完全排除后者统计口径不合理或办案偏见方面的影响，因此仍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

比如英国内政部2005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发现，尽管英国警方将强奸报案的8%登记成“虚假指控”，但其中大部分卷宗明显未能遵守内政部的办案指南；在看起来遵守了办案指南的卷宗里，登记成“虚假指控”的比例便已降到3%；而且无论是8%还是3%，都远远低于办案警员在访谈中对虚假指控率的猜测（比如有警员声称：“我过去几年一共经手了几百桩强奸案，其中我相信是真实指控的，大概只用两个手就能数得过来”）[6]。

其它国家关于执法人员偏见的定性研究也得出了极其类似的结论，比如在2008年发表的一项对891名美国警察的访谈中，竟有10%的警察声称，报案强奸的女性里面有一半以上是在撒谎；此外还有53%的警察断言，这些女性里头有11%到50%是在撒谎[7]。

警员对性侵扰报案者（尤其报案女性）的严重偏见与敌意，一方面意味着，即便在遵守了办案指南的卷宗里，也可能仍然存在大量被错误定性为“虚假指控”的案例。

这方面最臭名昭著的当属新西兰的连环强奸犯马尔科姆·雷瓦（Malcolm Rewa）一案：早在他第一次犯罪时，受害者便向警方报案，并提供了抓捕雷瓦的重要线索；但新西兰警方出于对性侵受害女性证词的高度不信任，在对受害者进行了一番程序上的敷衍之后，将其报案登记为“虚假指控”束之高阁，导致雷瓦长期逍遥法外，又强奸了至少26名女性之后才最终落网[8]。

另一方面，执法人员的偏见与敌意也意味着，有大量的性侵扰受害者因此放弃报案，间接抬高了卷面上的虚假指控率。

比如英国政府平等办公室2010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英国小区组织“强奸危机中心（Rape Crisis Centers）”的员工与警方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只有19%的员工表示，自己在被熟人强奸后会向警方报案[9]。

英国国家统计局2018年发布的英格兰及威尔士地区年度犯罪调查报告同样发现：在遭到性侵的女性中，只有17%选择了向警方报案[10]。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在统计虚假性侵扰指控比例时，更有效地排除执法人员偏见导致卷宗错误定性对资料的干扰？

英国皇家检控署在2013年的报告中独辟蹊径，通过对比检方起诉性侵扰嫌疑人与（以“妨害司法罪”或“浪费警力罪”为由）起诉虚假性侵扰指控嫌疑人的数量，来判断虚假指控的比例；毕竟如果办案警员不是基于偏见胡乱登记“虚假指控”结案了事，而是一视同仁地严肃对待真实指控与虚假指控，就会把虚假指控者一并移交检方起诉。

该报告指出，从2011年1月到2012年5月的17个月间，英国检方一共起诉了5651起性侵扰案、35起虚假性侵扰指控案、3起虚假性侵扰指控兼虚假家庭暴力指控案[11]。

换句话说，根据英国警检部门的实际行为来判断，虚假性侵扰指控的比例仅为0.67%（5689起中的38起），远远低于前述所有研究的结论（并且这还尚未校准因为大量性侵受害者一开始便放弃报案而造成警方卷面上的虚假指控率虚高）。

毋庸赘言，检方对指控真实性的判断并不总是准确（注意这种不准确性是双向的，既可能错误起诉某些遭到虚假指控的嫌疑人，也可能错误起诉某些做出真实指控的受害者）；而刑事庭审虽然采取极其严苛的“排除合理怀疑”等标准、并因此基于残留疑点而放走一部分真凶[12]，却也仍旧无法完全躲避误信虚假指控、做出错误定罪的风险。

不过这些错误定罪的案件，大多数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于一般人对“虚假指控”的“报案者根本没有遭到任何性侵扰、所谓受害经历纯属瞎编”式想象。

比如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全美冤狱平反记录中心（National Registry of Exonerations）”截至2016年底录得的、全美289起嫌疑人被法院错判有罪的性侵案件中，71%（204起）是陌生人性侵，尽管陌生人性侵只占全部性侵案件的大约五分之一。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错判有罪的性侵案件中，绝大多数（228起，占全部错判的79%）都是因为警方及检方搞错了作案者的身份，而这又基本上（200起，在搞错身份的案例中占88%）是因为受害者或其它目击者无法在一群陌生人中准确辨认出作案者（熟人性侵案中也有搞错作案者身份的情况，往往是因为受害人出于种种原因不敢或不愿指证真正的作案者，导致对警方和检方的误导）。

美国“黑人男性性侵白人女性”类案件的虚假指控率与错判率之所以高得出奇，除了白人社会及司法系统的种族偏见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人类天生在“跨种族面部识别”方面能力不足，导致白人受害者及目击者经常误将无辜的陌生黑人当成实际作案者[13]。

综上所述，其一，现实中性侵扰报案的虚假指控比例本就很低，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要么与其它类型案件的虚假报案比例处于同一量级（个位数百分比区间），要么其实是再往下一个量级（个位数千分比区间）；其二，社会文化及执法系统对性侵扰受害者（尤其受害女性）的偏见与敌意，又令现实中绝大多数性侵扰事件未被报案，间接抬高了官方资料中的虚假指控率。

对比可知，MeToo运动“催生大量虚假指控”的可能性，被质疑者不成比例地高估了。

其三，在导致冤狱的虚假性侵指控中，绝大多数确属真实发生的陌生人性侵，只是搞错了陌生作案者的身份。

与此相反，MeToo运动曝光的均为熟人性侵（毕竟若不知道对方身份，曝光便无从谈起），所以对冤狱概率的估算还可以进一步下调。

§4.2 女性证言的“可信度打折”、男子气概、“滤镜后的”男性中心视角当然，诚如MeToo质疑者所言，无论概率多低，虚假指控的可能性永远存在，因此理论上说，MeToo运动的展开、性侵扰证言的受到鼓舞，必然会令冤假错案的绝对数量有所增加（至于比例则可能增加也可能下降）；换言之，理论上一定会有某个无辜者因为MeToo运动而遭到虚假指控、甚至错误定罪。

对此问题，我们应当如何看待？

（1）首先需要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不管什么类型的案件，在给定的举证责任标准下，报案数量的增加，理论上都意味着虚假指控与冤假错案的绝对数量随之增加，反之亦然；同样，给定审理案件的数量，对举证责任标准的任何调低，或者对指控方置信度的任何调高，理论上都意味着冤假错案的绝对数量（以及比例）随之增加，反之亦然。

同时，就算在刑事案件中严格遵守无罪推定原则、严格要求控方“排除合理怀疑”，由于断事者身为并无“全知”能力的人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避免判断上的失误，冤假错案仍旧会时不时发生。

要想完全消灭冤假错案，唯有拒绝接受任何报案，拒绝在庭审中相信任何不利于辩方的证据，或者拒绝做出任何有罪判决。

这显然不是可行的办法。

尽管以剥夺基本权利为手段的刑事惩罚的严重性，是我们在刑事判决的假阳性（冤枉好人）与假阴性（放过坏人）之间权衡取舍的重要考虑， 但我们不可能为了百分之百消灭某种性质极其严重的假阳性结果（比如有人被错误地剥夺基本权利）而让假阴性结果超出某个可以容忍的限度。

所以真正的问题永远是，如何判断假阴性结果的恰当限度、如何在假阳性结果与假阴性结果之间找到最合理的平衡。

（1a）前文已经提到，在举证责任层面，这种平衡体现为“排除合理怀疑”、“证据优势”等不同证据标准之间的选择。

但在有了相关证据之后，怎样的怀疑算是“合理”怀疑？

双方证据究竟谁占“优势”？

这就涉及到证据评估层面的具体判断。

而人们对证据可信度的判断，总是受到或内在于人类认知机制、或从社会文化习得的种种偏见的影响；有了适当的举证责任标准之后，总体结果能否尽可能地向假阳性与假阴性之间的最合理平衡靠拢，便取决于证据评估过程中能否尽可能地剔除系统性偏见的影响。

父权社会普遍而系统的性别偏见，无疑是影响人们对性侵扰指控可信度判断的最大因素之一。

正如前引的诸多调查报告所示，受理性侵扰案件的警员，总是极其严重地高估虚假指控（尤其是来自女性报案者的虚假指控）的比例。

对女性证言的“可信度打折（credibility discount）”现象由来已久，而且普遍存在于性侵扰指控之外的其它各种领域[14]。

这种不信任，一方面出于父权社会对女性理性能力的贬低（认为其与儿童一样“理性尚未发育完备”），另一方面出于父权社会对女性（在某些问题上或某些情况下）的道德猜忌：比如所谓“最毒妇人心”，亦即认为女性的道德下限低于男性；或者“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亦即认为从事性工作的女性（以及有过较多性伴侣或性经验、因此被指“私生活不检点”的女性）绝不可信。

面对性侵扰指控时，这些偏见既导致对指控者意图的高度怀疑（“我看当时其实是你情我愿半推半就，只不过办完事儿后悔了想假扮纯洁？

或者根本就是闹矛盾了故意陷害对方吧？

”），又导致对受害证据（尤其是证言）的无端挑剔。

（1b）对性侵扰遭遇的心理创伤后果的无知，也会进一步造成对受害证言的不合理挑剔。

比如指控者“无法想起某些关键的时间地点”或者“在数次口供中对部分受害情节的描述前后不一”的情况，常常被认为足以证明其指控的不可靠。

然而相关研究早已表明，人类在遭遇严重心理冲击的情况下，的确经常只能对详细的事件过程形成较为碎片化的记忆，并且遗忘时间地点等“抽象”元素，却对周边的声音、气味等“感官”元素留下鲜明持久的印象——性侵扰受害者在这方面并不例外[15]。

人们对这方面研究的无知或无感，加上前述的性别偏见，便使得性侵扰案件的实际判断结果大幅偏向假阴性一侧；所以若要达到假阳性与假阴性的恰当平衡，相应的矫正无疑是，争取调高人们对性侵扰指控及相关证据的“缺省置信度（default credence）”。

（2）性别偏见的影响，还不仅仅体现在性侵扰指控的证据评估层面，而是一开始就型塑了人们看待“虚假指控”问题（及其严重性）的视角。

比如前面提到，即便采用“个位数百分比区间”的估算结果，强奸报案不成立的比例在各类刑事案件中也并不高得出奇，甚至还低于抢劫报案不成立的比例；但绝大多数人在对虚假强奸（或其它性侵扰）指控忧心忡忡的同时，却并没有对虚假抢劫指控的“泛滥”抱有同等程度的恐慌与敌意（甚至绝大多数人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虚假抢劫指控的问题，更不用说对其有任何恐慌了）。

产生这种差异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由于父权社会的潜移默化，人们在抽象地思考案件时，很容易自动代入男性中心视角。

由于性侵扰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女性、作案者绝大多数是男性、指控绝大多数时候是女性针对男性做出[16]，因此男性中心视角很自然地导致对性侵扰指控的过度焦虑与怀疑：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是虚假指控该怎么办？

“他”的人生不就被“她”给毁了吗？

相反，其它类型案件的虚假指控则不存在这一问题；尽管某些阶层（比如穷人、流浪汉、进城农民工）或族群（比如美国的黑人）可能特别容易遭到虚假指控，但这些阶层与种族往往在话语权方面同样处于劣势，他们的视角因此更容易被主流社会文化忽略、而不是得到代入。

（2a）需要注意的是，旁观者此处自动代入的“男性中心视角”，严格来说其实是一种“滤镜后的（filtered）男性中心”视角。

尽管从比例上说，绝大多数性侵扰是男性针对女性作案，但从绝对数量上说，男性对男性、女性对女性、女性对男性的性侵扰同样发生得非常频繁。

事实上，无论依据哪个来源的资料进行统计，男性一生中遭到强奸（或其它类型性侵扰）的概率，都远远高于其遭到虚假强奸指控（或其它类型虚假性侵扰指控）的概率——比如根据2015年的一份调查，美国男性有2.6%曾经遭到强奸或未遂强奸，24.8%曾经遭到带有身体接触的性暴力，17.9%曾经遭到带有身体接触的性骚扰[17]；这比一名男性一生中遭到虚假强奸指控或虚假性侵扰指控的概率（遑论因此被错误定罪的概率），高出了不知多少个量级[18]。

然而在父权社会文化对性侵扰的刻板印象中，“男性遭到（无论来自男性还是来自女性的）性侵扰”的可能性却被下意识地过滤或屏蔽了，以至于当人们自动代入“男性中心视角”时，后者却并没有将性侵扰的男性受害者的视角（以及女性嫌疑人的视角）同时包括在内。

对男性受害者经验的过滤，凸显了父权社会传统性别角色模式所造成的偏见与伤害的双向性（尽管两个方向上的偏见与伤害程度未必对等）：当女性被贬为“理性能力不足”或“狡诈不可信赖”的生物时，男性也被桎梏并压抑在“男子气概（masculinity）”的要求之中。

性方面的“征服力”正是传统性别角色模式中“男子气概”的一大体现，而性方面的“被征服”（既包括被性侵扰，也包括异性恋视角下无论自愿还是非自愿的“被插入”），在传统“男子气概”标准下可谓莫大的耻辱；性侵扰的男性受害者，也往往畏于外界对其“不够男子汉”的二重羞辱与攻击（一如女性受害者经常遭到“荡妇羞辱”），而不敢报案或向别人吐露自己的遭遇。

比如美国黑人影星特里·克鲁斯（Terry Crews）尽管外型硬朗、肌肉强壮，但当他在MeToo运动中曝光自己也曾经遭到好莱坞制片人的性骚扰时，却迎来了男性网民的疯狂围攻指责，认为他丢尽了男人的面子。

至于男性遭到性侵扰的经历之普遍程度，更是对“男子气概”这一迷思本身的巨大冲突；要维持迷思，就不得不在父权视角中过滤或屏蔽男性受害者的经验。

（2b）这种“滤镜后的男性中心视角”还有一种常见的变体，即“滤镜后的异性恋男性中心视角”。

由于男同性恋的存在对父权社会的“男子气概”叙事制造了极大的困难[19]，因此在性少数权益逐渐得到正视的今天，代入“滤镜后的男性中心视角”者便往往不自觉地将男同性恋的经验作为“特例”悬置一旁，以此使得“男子气概”叙事继续在“异性恋规范（heteronormative）”的话语框架内部不受动摇。

这种下意识的心态反映在对性侵扰问题的理解上，即是默认遭到性侵扰的男性都是同性恋，异性恋男性绝无遭到（不论来自男性还是来自女性的）性侵扰之虞。

换句话说，性侵扰的异性恋男性受害者的经验，在经由“排除同性恋特例”所得的“滤镜后的异性恋男性中心视角”中，仍然属于被过滤与屏蔽的对象（与此同时，这一视角也依旧忽略着“女性对别人实施性侵扰”的可能性）。

MeToo运动在鼓励大量女性受害者公开陈述自己遭遇的同时，也让男性受害者（比如陶崇园、特里·克鲁斯、张锦雄事件中的诸多受害者、被女教师性侵的男学生、被教会神职人员性侵的无数男童）的境况获得了公众的关注。

讽刺的是，当MeToo质疑者对MeToo运动表示有保留的赞许时，这种赞许往往却又出自“滤镜后的异性恋男性中心视角”对性侵扰受害者身份多样性的屏蔽，比如：〖如果一定要对#metoo运动做一个“好”或者“不好”的判断，我会说这是好事，因为它是一场教育运动，对男人而言，教育他们节制与尊重，对女人（以及某些男同）而言，教育她们（他们）自我保护，尤其是尽可能第一时间清楚 say no或甚至报警。

〗（L.2）——可以看出，作者下意识地认为，性侵扰的作案者只可能是男性、不可能是女性；性侵扰的受害者只可能是女性和同性恋男性、不可能是异性恋男性。

（3）总结上面的讨论：对于“MeToo运动将导致性侵扰虚假指控与错误定罪的绝对数量增加，从而必将对某个无辜者的蒙冤负有责任”这种批评，应当如何看待？

其一，诚然，对于任何个案，我们都需要极其认真谨慎地评估具体证据，尽量避免无论假阳性还是假阴性结果的发生；但就整个系统而言，个案的假阳性判决，在任何类型的案件、任何合理的举证责任方案、任何合理的审判程序中均不可能完全避免。

在系统层面必须保障的，绝非不计后果地将假阳性概率一路降低到零（这意味着完全放弃司法体系的定罪功能），而是确定和维持（或者尽量接近）假阳性概率与假阴性概率的最合理平衡；这个平衡可能非常接近于假阳性概率为零，但绝对不会是等于零。

在父权社会的现实中，对女性证词的“可信度打折”使得性侵扰指控的证据评估存在系统性的偏差；人们对性侵扰受害者心理创伤后果的无知加剧了这种偏差；受害者遭遇的社会敌意与羞辱（包括对受害女性的“荡妇羞辱”与对受害男性的“男子气概羞辱”）又令其中大多数人不敢报案。

凡此种种，都使得假阴性概率远远高出合理的范围，现状与合理平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偏差。

在这种情况下，MeToo运动鼓励受害者出面倾诉、鼓励人们更加信任倾诉者的证言，恰恰是将极度偏差的现状稍稍地往平衡点方向扳回一些，但也远远没到能够真正将其扳回平衡点的地步，遑论造成假阳性概率的不合理攀升。

这个过程中确实可能出现若干假阳性个案，对此我们只能通过具体证据评估中的认真谨慎来尽量防范；但倘若不同时竭力清除性别偏见在证据评估层面的系统性污染，单靠“认真谨慎”并无助于解决整个系统的产出结果高度失衡的问题。

其二，既然如此，仅仅出于对假阳性个案的恐慌，而否定尽力缩小现状与合理平衡之间系统性的巨大偏差的意义；或者至少在权衡二者的先后时，赋予前者（避免假阳性个案）不成比例的权重；同时又并未对其它类型案件的虚假指控与错误定罪表现出同等程度的恐慌——这样的心态根本上是对父权社会“滤镜后的男性中心视角”的内化。

在“异性恋规范”的传统性别角色话语的潜移默化下，这一视角使得观察者下意识地过滤和屏蔽了男性（尤其异性恋男性）遭到性侵扰的可能性、以及女性施加性侵扰的可能性，再加上对女性证言的“可信度打折”，便导致了对“女性诬告男性对其性侵扰”这一极小概率事件的过分关注，以及对整体图景（包括现实与合理平衡之间偏离程度）的忽略。

一旦跳出这一视角的桎梏，即可发现，尽管虚假性侵扰指控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对此不成比例的恐慌，其实只是父权社会文化一手缔造的庸人自扰。

（后文从略，部分章节见：https://www.douban.com/note/864521253/ ）[1] Philip N.S. Rumney (2006), “False Allegations of Rape,” Cambridge Law Journal 65(1): 128-158，第136-137页。

[2] Jo Lovett & Liz Kelly (2009), Different Systems, Similar Outcomes? Tracking Attrition in Reported Rape Cases Across Europe, London: Child and Women Abuse Studies Unit, 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各国比例从低到高分别为：匈牙利1%（第69页）、瑞典2%（第100页）、德国3%（第62页）、奥地利4%（第34页）、苏格兰4%（第94页）、比利时4%（第41页）、葡萄牙5%（第85页）、英格兰及威尔士8%（第49页）、爱尔兰9%（第78页）。

[3] David Lisak, Lori Gardinier, Sarah C. Nicksa & Ashley M. Cote (2010), “False Allegations of Sexual Assault: An Analysis of Ten Years of Reported Case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6(12): 1318-1334。

[4] Cassia Spohn, Clair White & Katharine Tellis (2014), “Unfounding Sexual Assault: Examining the Decision to Unfound and Identifying False Reports,” Law & Society Review 48(1): 161-192。

[5] Andre W.E.A. De Zutter, Robert Horselenberg & Peter J. van Koppen (2017), “The Prevalence of False Allegations of Rape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006-2010,”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ology 2(2), 119: 1-5。

[6] Liz Kelly, Jo Lovett & Linda Regan (2005), A Gap or a Chasm? Attrition in Reported Rape Cases (Home Office Research Study 293), London: Home Office，第51-53页。

[7] Amy Dellinger Page (2008), “Gateway to Reform? Policy Implications of Police officers’ Attitudes Toward Rape,”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3(1): 44–58。

[8] Jan Jordan (2008), Serial Survivors: Women’s Narratives of Surviving Rape. Sydney: Federation Press，第214页。

更多类似案例，参见Jan Jordan (2004), The Word of a Woman? Police, Rape and Belief.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9] Jennifer Brown, Miranda Horvath, M, Liz Kelly & Nicole Westmarland (2010), Connections and Disconnections: Assessing Evidenc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n Responses to Rape, London: Government Equalities Office，第40页。

社会文化及执法系统对熟人性侵受害者的偏见与敌意尤其严重，相关分析参见诸如Michelle Anderson (2010), “Diminishing the Legal Impact of Negative Social Attitudes to Acquaintance Rape Victims,” New Criminal Law Review 13(4): 644-664等。

[10] Crime Survey for England and Wales (2018), Sexual Offences in England and Wales: Year Ending March 2017, London: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11] Alison Levitt QC &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Equality and Diversity Unit (2013), Charging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 and Wasting Police Time in Cases Involving Allegedly False Rape and Domestic Violence Allegations: Joint Report to the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London: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第6页。

该报告标题及正文所用“强奸”一词，实际上包括其它类型的性侵扰，见第5页注5。

此外报告中还提到，其间英国检方共起诉了111891起家庭暴力案、6起虚假家庭暴力指控案、3起虚假性侵扰指控兼虚假家庭暴力指控案，由此可知检方认定的虚假家庭暴力指控比例仅为万分之0.8（111900起中的9起）。

[12] 前引英国皇家检控署报告提到，2011至2012年间，在英国检方起诉的性侵扰或家庭暴力案件中，经由庭审成功定罪的比例为73%，见Levitt & Equality and Diversity Unit, Charging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 and Wasting Police Time in Cases Involving Allegedly False Rape and Domestic Violence Allegation，第2页。

不过从这一资料中并不能得知，庭审释放的嫌疑人究竟有多少确属遭到错误指控、有多少实为真凶却因证据不足而逃脱法网。

[13] 见前引Gross, Possley & Stephens, Race and Wrongful Convi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第11-12页。

[14] 参见Pam Oliver (1991), “‘What Do Girls Know Anyway?’: Rationality, Gender and Social Control,” Feminism & Psychology 1(3): 339-360；Miranda Fricker (2009), 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Deborah Tuerkheimer (2017), “Incredible Women: Sexual Violence and the Credibility Discoun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66(1): 1-58等。

[15] 比如参见Amy Hardy, Kerry Young & Emily A. Holmes (2009), “Does Trauma Memory Play a Role in the Experience of Reporting Sexual Assault During Police Interviews? An Exploratory Study,” Memory 17(8): 783-788；Michele Bedard-Gilligan & Lori A. Zoellner (2012), “Dissociation and Memory Fragmentation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 Evaluation of the Dissociative Encoding Hypothesis,” Memory 20(3): 277-299等。

[16] 比如根据前引英格兰及威尔士年度犯罪报告，强奸受害者中女性占88%，男性占12%；其它类型的性犯罪受害者中女性占80%，男性占20%；见Crime Survey for England and Wales, Sexual Offences in England and Wales: Year Ending March 2017，第11页。

另据全美伤害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一份调查，在遭遇过强奸的女性中，98.1%只被男性强奸过；在遭遇过强奸的男性中，93.3%只被男性强奸过；参见National Center for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2010), National Intimate Partner and Sexual Violence Survey: 2010 Summary Report，第24页。

其它报告得出的结论基本相同，不再赘述。

[17] National Center for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2015), National Intimate Partner and Sexual Violence Survey: 2015 Data Brief – Updated Release，第3页。

[18]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根据前引诸多关于虚假性侵扰指控比例及错误定罪数量的研究，结合所在国家的成年男性人口数量，自行换算相应比例。

[19] 参见Michael S. Kimmel (1994), “Masculinity as Homophobia: Fear, Shame, and Sil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dentity,” in Harry Brod & Michael Kaufman (eds.), Theorizing Masculinities, London: SAGE，第119-141页。

在严苛条件下，性同意与否是一个极难举证的事实，而受害者即便能够千次、百次的回忆起那个悲惨的画面，却无法像理性、充满逻辑的专业律师一般能够陈述清楚所有的细节，她们已经死过一回，但努力地活下来，挣扎着、控诉着、释放着怒火和不幸，却无法在法庭上为自己争取到公平和正义。

泰莎意识到了，这是因为当前的法律是父权制下的法律，从报案、接受医疗检查到法庭审判的每一步，都要求受害的女性承担了超过合理范围内的举证责任，是将她们悲惨的灵魂一遍遍重新剖开的过程，就像她明明是两手交叠被男方的一只手举到头顶按住，嘴巴被男方另一只手捂住，辩方律师却在她记忆模糊的地方制造漏洞，说她是自己捂住自己的嘴巴，不想被男人闻到嘴里呕吐过的味道。

作为一位底层律师，这部电影再次击碎了律师袍下无意识的可笑优越感。

苦难在挑选对象的时候并不会区分职业、性别、个人能力、智商等级，没有一个女性能够在这样的经历下像没有感情的AI一样陈述事实，这本就不公平。

所以当遭遇不公平的时候，如果人人都不为自己发声，那么是否在不经意间连自己也成为了施暴者的帮凶，沉默不会带来情绪的解脱，而是永远无法对自己做出的原谅。

就像782天的这场大雨，注定将淋湿泰莎的一生。

只有当自身也从云端坠落，在这段绝望的失速里，才会知晓她人的勇敢。

抓住这一根伤痕累累的接力棒，从地狱里耗尽尊严也要爬回人间，找回自己的声音，让渺小的声量汇入更多的意识形态里，让争论越来越多，让这滚烫的泪水浸透决策的方向，直至影响到每一个角色和生命。

要走的还有很长，但是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已经有无数的人在走。

就如同泰莎最后和那个年轻的女警察对视的画面一样，女警察穿着男式风格的工作制服。

但无论如何，她已经穿上了。

我们，只会越来越勇敢。

看过《初步举证》已经一个星期，一直都想谈谈这部剧。

与其说这是一部电影，其实它就是一场话剧的录影。

影片的原名是National Teatre Live: Prima Facie，英国国家剧院的一场演出。

Prima Facie是拉丁文的法律术语，指的是法院在受理刑诉案时，初步审查由提诉方提交的证据材料，从表面看起来指控是否成立，如果成立，才进入下一步的审理。

Prima Facia本身不需要证据确凿，也不需要无可辩驳。

如果Prima Facie成立，而对方没有提出反驳证据，法院可能判处被告罪名成立。

简单地说，Prima Facie就是提诉方的一面之词。

这部剧最初（2019）在澳洲演出，剧作者是英国、澳洲双重国籍女编剧Suzie Miller。

澳洲墨尔本艺术中心版由Sheridan Harbridge主演，轰动后在伦敦西区推出了Jodie Comer出演的版本。

电影就是Jodie Comer出演版。

豆瓣评分9.6，IMDb9.1，算是一致好评。

看完后我给了五星（豆瓣），也收入了NFM。

Jodie Comer的演出太精彩了，豆瓣评分9.6不虚。

剧作探讨的法律问题是有价值的，在性侵案中受害人不应该被现行的法律程序所苛求。

事实上，对性侵案的受害人来说，一遍又一遍地向警方、律师、陪审团、对方律师复述受害经过、细节，由此造成的心理伤害恐怕远远大过性侵本身。

我在大约10年前就曾在腾讯的“大家”平台写过一篇文章，呼吁为勇于站出来指控性侵者的受害人以支持，她们不仅在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且也在维护那些怯于指控的受害人，更是在保护那些潜在的可能的受害人。

一码事归一码事，再精彩的剧作都不能豁免被批评。

剧中Tessa独白讲述遭受性侵的故事：她与同律所的男律师Julian彼此吸引，曾在律所偷偷有过一次性行为。

自己也掂量过是否要与Julian发展稳定亲密关系。

被性侵的那次是两人再度相约，双方都喝了不少酒，她邀请Julian到自己的寓所。

两人在寓所发生了性行为。

她性行为后没有睡去，而是继续工作，半夜因喝酒过多而感到身体不适，裸着身子到卫生间呕吐。

动静吵醒了Julian，他到卫生间试图关心她。

呕吐后回到卧室，因为她是裸着身子，Julian性起便不顾她的不适强行与她再次发生性行为，整个过程她没有感到快乐，反而感到屈辱。

尽管她认为自己与Julian并非伴侣关系，但这显然算是约会强奸的范畴。

她是律师，她觉得难受以及感到屈辱，所以去警局指控朱利安强奸。

从她被性侵，到法院通过Prima Facie，782天，两年又52天。

独白中，她表达了自己受到的伤害，对原本应该感到愉悦的性爱变得恐惧和排斥。

慢着，一起约会强奸造成的伤害后果，历经782天愈来愈痛苦？

我不怀疑剧作家想表达性侵给受害女性带来的伤害程度，而且我作为男性观众与女性的感受有着天然的隔阂。

但是，我还是要提出，剧作中，Tessa受到伤害是被权力建构出来的，不是真实的。

回到性侵的情境，她与朱利安约会，邀约对方到自己寓所，两人你情我愿发生了一次性行为，对方接着睡了，她继续工作，直到身体不适呕吐。

朱利安醒来后，再次与她发生性行为，构成强奸。

没错，只要违背女性意愿强行发生的性行为都构成强奸，我不仅支持约会强奸是应该被惩处的逾矩行为，婚内强奸也应该被惩处，甚至性行为中途女方提出stop，如果男方继续后半程也算强奸。

可是，一次约会强奸带来持续782天，甚至愈演愈夸张的伤害，这不正常。

巴特勒在《性别烦躁》一书中曾经提出了一个观点，她认为女性的性别是表演出来的，被权力话语、性别社会化的性部署、性别刻板印象的社会期待中反复建构出来的，不是本质。

那么，同样地，当#Me Too随着社媒的传播和自由主义话语的加持，它本身就成为权力的一部分，参与了建构性侵受害人的性身份。

在Prima Facie澳洲首演的海报上，Suzie Miller肖像旁就是手写体的#Me Too字样。

剧作家、剧院、演出、海报、评论，这些都是文化权力的构成要素，在狂飙般的#Me Too社会运动中，权力试图放大受害人的痛苦，以此来唤醒社会对性侵普遍的关注和觉悟。

独角戏，Prima Facia的剧名，在我看来很巧妙地掩盖了这终究是一面之词的演绎。

Julian的角度呢？

Julian的感受呢？

Julian的辩护呢？

整部剧甚至没有试图平衡展现真相。

在成人的世界里，在两性关系的互动中，都需要经过磨合才能在性沟通中避免误会。

同时，无论男性一方还是女性一方，都不可能试图每一次性行为都是OK的，总会遇到某些次性行为不OK，甚至有屈辱感。

Tessa与Julian说起来只是ONS（One Night Stand，约炮），两人根本就是缺乏性沟通的磨合，Julian甚至可能完全意识不到Tessa在表达本意的No，而不是轻微SM的调情。

感到不爽，感到屈辱，是不是首先与对方沟通，把自己的真实感受说出来，乃至痛斥出来。

这不是陌生人强奸，不是暴力强奸，只是ONS过程中Tessa主观上感觉到被强奸。

在我看来，Prima Facie剧作对普通人是有“恶意”的。

且不说剧中Tessa本身就是律师，因为指控强奸而在痛苦中煎熬了782天，最终败诉。

普通人ONS遇到糟糕的体验，更合理的做法是吸取教训，不用沉浸在糟糕体验中，把带给你糟糕体验的那人拉黑，而不要如剧中那样去报警指控被强奸。

抛开具体情境谈性侵，如同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

初步举证 (2022)9.52022 / 英国 / 剧情 / 贾斯汀·马丁 / 朱迪·科默这部电影的后劲太大了，以至于我看完电影吃饭的时候，还几度哽咽，觉得难受。

电影讲的是关于正义、侵犯和司法体系的大问题，但里面有几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1、泰莎在报警后第一时间的反应是觉得连累身边的家人、朋友、同学和同事，在之后的782天里，没有回应前同事“可以找我帮忙”的善意，因为觉得羞愧，开庭时也只有妈妈出现，而且妈妈非常坚强，没有作出任何表情来影响泰莎。

反观朱利安，不仅请各路人士给他写信证明“清白”，还有同学到现场“助威”。

2、泰莎有过纠结，要不要报警，但是最后促使她报警的，是她害怕如果不这么做会伤害自己的内在小孩，让自己不再是自己。

这个叙事简直太熟悉了，女孩们需要做多少事、付出多少努力，才能让自己信任自己，向自己证明自己，面对被侵犯这种事，真的也只能自己救自己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杀死自己的内在小孩。

3、泰莎和朱利安在办公室睡了，女孩和朋友们说的是他很可爱，想进一步发展，朱利安却是到处炫耀，甚至在下一次女孩精心准备的约会当晚qiangjian了她。

女孩们也想强调xing解放，但是这个社会环境里，越是解放，受伤更深的不越是女孩吗？

但我觉得泰莎会走出来的，因为她帮助了自己，也帮助了更多人。

卷宗一卷一卷亮起的那一刻，我明白我们都会帮助自己的。

前一天正在《逆转裁判1》上玩控方举证和辩方质证的游戏，在调查与追问里反复，第二天去看《初步举证》，还是法庭的那一套，只是从日本搬到了英国，Barrister作为诉讼律师一词反复出现。

发现自己迷恋文本类电影和游戏，扎实的剧本和演员精彩的演技交织，达到一种灵魂震颤，智识上的快乐。

感谢所有人的努力，让外表平平，实则句句石破天惊的戏剧得以引进银幕，台词和《芭比》一样振聋发聩，只是形式上娱乐化更少，深沉的思考更多。

很多女性主义电影从不糊弄，每一句话都经过女编剧深思熟虑，写这样的剧本，可能需要考虑更多，冒犯而又不至于尖锐到没有机会，说真话与如何说真话之间，需要艺术。

看这部电影，除了感受到智识被充分尊重的幸福，又体会到漫长的难熬，因为编剧设置了女性是否给予性同意较为极端的场景，说白了，就是在法律事实上很难举证，几乎不可能赢的场景，一个熟稔的女律师自己在内心交叉质证，都知道胜算不大的案件。

而这样的性侵犯可能发生在亲密关系和私密房间的任何时候，任何女人身上，因为可能，所以感同身受，所以会产生开放的伤口，会为曾经骄傲、胜券在握的泰莎难过，她没有做错任何事，却承担了失去一切的风险和结果。

不安全的社会，女人在背负这种巨大风险，所以不说，很多性侵行为没有报案，想到随之而来的调查、公开、舆论，不如就这么算了。

泰莎说得很对，我之所以成为我，就是因为内心有一个永不服输，永不妥协的女孩，如果就这么算了，我就会失去她，杀死她，失去内心的勇敢会在日后的所有场景反复检验，残忍的人会嗅到你身上携带的虚弱，趁虚而入，沉沦是必然。

作为对法律有一定了解的人，都能明白片尾大段独白的呼吁，一个国家的法律几乎全由男性主导制定，大部分德高望重的法学家也几乎为男性，所以法律它从不是中立的，自出生起便带有性别。

英国的法庭辩论是对抗式的，控辩双方针对证人发问，通过发问，向法官和陪审团指明她言词中含糊不清、前后矛盾的地方，减轻证人证词的可靠性，证人的表情、状态都会影响最终的裁判结果。

审问保护未成年，考量精神病人的精神状态，却从未将被性侵妇女的心理状态纳入考量，她仍然需要像一个思路清晰、逻辑缜密的证人，任何证词都在控辩双方的聚光灯下无从隐藏。

她在那片令她产生噩梦的迷雾森林里，需要勾勒出清晰明确的边缘，不得怯懦，害怕，不得言词反复，法庭有没有将创伤导致的失忆或记忆变形的情况纳入考量范围。

因为被伤害，所以寻求法律，寻求公平正义，因为寻求正义，所以必须在正义的流程中，二次被伤害，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没有人应该为了寻求法律正义而必须做出铺垫性的牺牲。

除了剧本身，还想谈一下泰莎本人的职业，一名出庭女律师。

联想到在小城市的女律师，面临更深的职业痛苦，考过司法考试过后，有一年的实习期，律所类似于一个平台或公司，律师更像一个体户，跟的律师决定了实习期的艰难或容易程度，跟的师傅好，也可以成为后续的保障。

小城市里男律师的数量远多于女律师，因为小城市专业化区分不明显，主要依靠人脉介绍，酒桌文化盛行，女律师想要获得案源，开拓的难度远远大于男性，很容易和钱色钱权绯闻沾边，饭桌喝酒也不太安全。

没有一个清晰的成长路径和专业化路线，与师傅间较强的人身依附性，都是成为女律师的限制。

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女儿，考上牛津大学法律系，泰莎能够在竞争强力的伦敦成为一名出庭律师，多么不容易。

絮絮叨叨，放任她兄弟的懒惰，对女儿永远不满意，土里土气拎着沙滩袋上法庭的母亲，却成为她的后盾。

在她失魂落魄的时候，要求她必须回去工作，“这件事不能毁了你的人生”，给她带来那件前半段显得讽刺，后半段显得温暖的玫红色衬衫，还有坐在旁听席的前同事爱丽丝，在邮轮上工作的同学。

不同阶级的男女毕业后毫无联系，不同阶级的女同学却可能成为最好的朋友。

还有那位在旁听席紧握母亲手的年轻女警官。

最后一幕，泰莎一个人坐在桌子上，背后她案件的那盏灯亮起，另一个性侵案卷的灯亮起，一盏又一盏，点亮了整个屏幕，而泰莎一个人缩起的位置仍旧是黑的，是一处空洞，法律正义的黑暗与她一同呆在那里，留待一个个像这样尖锐宣言的戏剧刺破那层黑纱笼罩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