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

看《一九四二》之前我酝酿好了所有的情绪，可是意外的是整部电影都没有催泪点，虽然天灾人祸的冰冷绝望始终贯穿全片，但冯导并没有把电影基调设定的那么严肃，反而在逃荒的过程中安排了不少诙谐却又心酸的场面来压制泪点，笑中带痛的无奈反而更让观众感受深刻，以至于观影后的这几天脑中频频浮现其中的场景，这种悲伤情绪的厚积薄发不像《唐山大地震》中的肆意煽情，来得快去得也快，这种过后一想起来就揪心的痛，让观众对于这段被遗忘的历史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一九四二》的意义，不仅仅只是一部电影。

这部戏里有三个角色令我印象最深，最讨喜的是花枝，最人文的是白修德，最悲情的是栓柱。

电影里戏份吃重的女性角色只有徐帆扮演的花枝和王子文扮演的星星，而徐帆基本上负担了影片所有的“搞笑”戏份，借小米被少东家调戏，逃荒穿红袄为了带喜气儿，她的出场基本都是笑点所在，尤其以那句“给我饼干，我跟你睡”更是笑爆全场，可是笑过之后也会发现这也最为心酸。

电影里一再展现出女性在这场大逃荒里的弱势，为了家里其他人的活命，可以卖女儿、卖老婆，李倩扮演的儿媳妇生完孩子被活活饿死，婆婆的第一反应却是“趁着身子还热乎赶紧给孙子喝口奶”，开头花枝挣扎不从少东家的侮辱，到后面为了两块饼干就可以出卖身体，这都在侧面烘托了时代下的重男轻女和灾难中的人性价值的变化。

在这场大饥荒中，艾德里安·布洛迪饰演的记者白修德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没有他亲历灾区拍下灾况，并越级发表，也不会使得蒋介石开始重视这件事，不过可惜的是电影里关于白修德的情节并不多，如果不是看片之前查阅过人物资料，这个角色肯定会被观众略过，变成一个过渡的简单人物而已，不过这个角色找来奥斯卡影帝来演，必定是想像《金陵十三钗》一样用来开拓国外市场的。

张默扮演的栓柱是一个成长的角色，一开始他只是一个莽撞冲动的青年，努力做好一个长工的奴性角色，到后面跟花枝结合后，不再是小姐的贴身保镖也不是东家的赶车工，一夜之间又变丈夫又当爹，一个男人该担当的责任感渐渐出现，他拍掉了救命的馒头选择了闺女的风车，惹怒了日本人被刺刀刺死，死前，他终于不再是个光棍，他是个男人，同时还是个父亲。

电影分了灾民逃荒和国民党政府两条线索展开讲述，只不过两边分配的不是很好，有些情节的切换更是有些莫名其妙，让人情绪跳跃，并且配角众多线索混乱，范伟演的厨子老马和牧师张涵予都让人有些出戏。

不过电影的好多过这些小瑕疵，逃荒路上，人性的善恶展现和政府的忽视掩饰，灾民盼着打胜仗，政府却忙着甩包袱，这些都让人感觉到丝丝寒意，可能碍于审查，片中并没有出现人食人的惨剧，但是军队和灾民争抢马车粮食，政府把死亡人数三百万说成一千六，这却是比人食人更让人觉得恶心残忍！

这次冯导的《一九四二》不仅仅是部电影，他借电影之口重述了历史，也棒喝了当下！

同样是惨字当头的电影，拍天灾比拍人祸存在某些优势。

从观众心态来看，同类相残总给人莫名的恐惧和抵触，老天不是人类，“杀”起人来自然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冲击。

经典的恐怖片多半是描写人（或鬼）害人的，凶猛动物、天外来客唱主角的占少数，人最害怕的莫过于人。

因此在同样的尺度制约下，天灾片可以顺理成章拍的更用力一些。

从画面的表现力审视也是如此，在有电影分级制度的美国，《2012》一个巨浪打来葬送千百条性命，仍能作为PG-13供初中生观赏，而《黑鹰计划》里出现一个炸断腿的士兵，毫无疑问上升到未成年不宜的R级。

单从情理分析，明显是前者的牺牲大得多，但画面却远不及后者有惊悚感。

天灾片通常在视听方面尺度不大，但如果处理得当，留出足够的想象空间，能造成比后者“惨”的多的心理效果。

冯小刚拍《一九四二》，是典型的天灾。

他善用天灾这一“低投入高产出”的优势，无需真作“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的全景式画面，就成功攫住了观众的共鸣。

同是天灾，饥荒比《大地震》更易牵动人心，因为那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希望一点点被剥夺，生命力一点点被抽离，有山穷水尽的绝望。

而地震虽猛却只在一瞬，后面描写的全是余波，再怎么费劲煽情，仍不免被嘲讽为室内剧。

《一九四二》里也有人祸，但用的都是“天灾式”拍法，日军空袭，人群中爆炸四起，屠人者与被屠者在空间上存在距离，民国官员腐败，置人命于不顾并借机敛财，是借助程序执行的杀人于无形，人剥夺他人性命的意味被淡化了。

逃荒沿途，有名有姓的角色死了不少，不乏镜头重点关照的，但无一达到《金陵十三钗》受虐而死两女子那般触目惊心。

无声无息甚至无人察觉的死亡，是乱世中生命贱如蝼蚁的真实表达，看着无比揪心，没有《金陵》那两个画面的反胃，这是冯小刚的分寸感。

他唯一的失算的是几名主人公到了后半部仍脸部丰满红润，丝毫不像经过数十日饥饿摧残。

拍摄时不可能没想到这个，通过化妆和特效也并不难实现，估计他还是希望克制，不让一群瘦骨嶙峋的男女吓着学校包场的小学生们，谁知恰逢同期有个也讲饥饿的《少年派》，被用心的影迷抓住了把柄，十分冤枉。

片中几乎没有叫人不忍直视的残酷画面，震撼依旧，留白手段用的高超。

90年代以前大家看战争片，总觉得已惨烈非凡，直到一睹《拯救大兵瑞恩》断肢横飞、肠子外流的抢滩士兵，才惊觉之前的作品多是净化，评论界一度大惊小怪，叱责斯氏将暴力拍的太真实，殊不知是因为老片大多留白不够，才使没有心理准备的观众吓了一跳。

《一九四二》的留白充分发挥了冯小刚特长。

有网友说本片太工整匠气，缺了冯氏标签，我坚决不同意。

君不见惨绝人寰到了极致，便诞生种种荒诞：“给我两块饼干，我跟你睡”，“我也要喝猫汤”，“大年三十卖闺女”，“吃得太饱蹲不下来”，不能自医的医人者，吸死人奶的婴儿，没被划入“灾区”而无缘救济、哭笑不得的灾民。

影片生动的展示了当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受到严峻挑战，人性会被扭曲到何种匪夷所思的地步，那是手捧爆米花坐在温暖影院中搂着恋人的观众无法想象的。

制造这种极端环境下的黑色幽默，正是冯氏专长，每一处都成功引来此起彼伏的笑声。

不必据此苛责观众没有同情心，根据心理学研究，如果电影一味描画血腥惨烈，观众感到巨大不适，反而会出于反感而强迫淡忘，因此即便是苦难，也是笑过了才更记得住，笑中带泪的卓别林经久不衰，是个例子。

假想有人不顾商业回报拍同一个故事，直观再现骨瘦如柴的尸体、人兽相食的惨状、日机轰炸后遍地的血肉碎块，恐怕也不会比本片多几分悲切，顶多具有“禁片”般的猎奇性质，好比老战争片如果暗示够多，《大兵》的逼真就不会让人惊惶失措。

我不喜欢《集结号》和《大地震》，惟独对《一九四二》颇有好感，这次冯氏将喜剧特色和悲剧情怀做了嫁接，靠隐藏在画面外的东西打动了人。

有人指责冯小刚拍了这一场大饥荒却不拍另外某一场，在我看来，这就像质问斯皮尔伯格为何拍诺曼底登陆却不拍敦刻尔克大撤退一样无理。

且不说导演有自由选择题材的权利，退一步讲即使他拍了苛求者热衷的那段历史，总会有更多的人抱怨为何不随己愿。

何况片末已经足够明确的暗示，历史的车轮不止一次碾过同一个坑，虽发生在不同的时代，但那颠簸带来的阵痛却是相通的，真要怀念，要反思，要温故而知新，一片足矣。

一部优秀的历史片，其首要目的并不在于还原逼真的历史，而是抒发对历史的想象和见解，提供发人深思的价值观，与当世形成某种应和。

如果只是要普及历史知识，或揭一揭苦难的伤疤，与其拍电影，还不如制作一套纪录片，在央视黄金档播出。

文/方聿南

和电影没什么关系。

只是说姥姥的一九四二的。

所以，不是影评。

抱歉占了个格子发在了这里。

姥姥是当年跟随家人从河南逃荒逃到山西的。

结果到了山西发现也活不下去.其父母决定死也要死在在河南，于是又往回走。

还没走出山西，就支不住了。

姥姥和姥姥的妹妹先后被送了人。

其后便是几十年的亲情分割。

文章是母亲四年前写的。

看到《1942》上映，决定发出来。

这是真实历史中的一个片段，来源于姥姥的回忆。

无关电影。

姐妹情深 六十五年的牵挂2008年4 月19日，农历戊子年三月十四。

早已和父母计划好了，这天要去建宁寻找失散多年的姨妈———我母亲的亲妹妹。

说是寻找，其实已有一个不太确定的目标，由于天气预报说有雨，且天气也一直阴沉，因此就没有出发。

吃完午饭稍作休息后，看没下起雨来，母亲已是急不可奈，因为为了这一天，她已足足等了六十五年，于是我们一行七人就出发了。

但没想到，车还没开出母亲住的家属区，天空中就下起了小雨，冥冥之中，似乎老天爷也想起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母亲年事已高，今年七十有四且行动不便，但六十五年前的一切却仍然历历在目，向我们说起时,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而我也惊叹时间的巧合，六十五年前，也是春天，也是农历的三月中旬......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3年的春天，农历三月十六日，我的外公外婆怀抱出生尚不足百天的姨妈，领着我8岁的母亲和我当时只有3岁的舅舅，从河南的武陟出发，踏上了逃荒之旅。

一家五口，全部的生活家当就是一条破被子和一个花生饼。

之所以北上，是想去山西壶关要回从前做小买卖时别人的欠款。

兵慌马乱，民不聊生，逃荒的人成群结队，头顶上日本人的子弹飞来飞去，饿了就乞讨，冷了就五口人卷缩到一起取暖。

从河南逃荒去往山西的路上，不知多少大姑娘小伙子走着走着倒在路边就死去了，更不用说年龄大一些的人。

那种情形，那种年景，谁也顾不了谁，实在乞讨不上饭吃的，就只能就吃路边的死人。

连续的奔波，外婆已饿得头晕目眩，怀中的姨妈一点奶水也没有。

逃荒路上的人们还得躲避日本人的杀戮，遇打仗就藏匿到山旮旯里不敢出声，饿得死去活来的姨妈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

但即便是这样，外婆仍得捂着她的嘴，过一会给她放开让她喘口气，怕万一她哭出声音来被日本人发现了就都没命了。

好不容易走到了壶关，一看，欠债人也穷得过不下去了。

钱没要到，外婆外公想，就是死，也得死在河南家里。

于是无奈的外公外婆只好往回返。

还没走出山西，眼瞅着一家五口就都要饿死在路上了，外公外婆想：与其让8岁的女儿跟着他们饿死，还不如送与他人，也许还能活命。

走投无路的外公外婆只好狠下心来将我的母亲卖给别人——8岁的母亲给她的亲人换来了一斗玉米。

外公外婆告诉母亲说，会用这一斗玉米作为周转，捣成面做成窝头到附近的集市上去卖，然后再继续买玉米、做窝窝头，这样周转开后也许就能养家糊口，还能再把母亲赎回来。

临走时外婆一直安慰母亲说，不要哭，我不走远，就在这附近做点小买卖，卖窝头和黄馍，等到能生活了就来领你。

也许冥冥之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外婆离开之前一再叮嘱母亲：记住咱家是河南武陟木兰店东石寺村。

8岁的母亲从广袤的中原徒步走到太行山上的高平、壶关，哀鸿遍野，耳闻目睹的全是灾民、战争和死亡。

死人堆里走过来的她格外懂事，知道自己的亲人是迫不得已，也明白跟着自己的爹娘将是生死未卜，只是不知道她的亲人将走向何方。

母亲看到外婆怀中奄奄一息的妹妹，捡起卖自己时地上掉下的三四粒生玉米在口中嚼成糊状，连同唾液，口对口地吐到姨妈的嘴中，这，就是我的母亲和她的亲人的诀别。

外公外婆拿着卖我母亲得来的那一斗玉米，也拿到了满心的悲伤和痛苦，然而灾难仍没有放过这对可怜的夫妇。

刚走到建宁的村口，玉米就被土匪抢了，还把外公的衣服剥了个精光，是外婆跪到地上一再给他们磕头说好话，土匪才给了外公一件外衣系到腰间算是遮羞，伤心欲绝的外公外婆此时已是万念俱灰，只想着死也死到自己的家乡，于是一路乞讨着往回返，山西之行的要帐之路成了亲人的生离死别之旅…… 母亲一直期待她的家人都能活下去，但是二十年后才知道，我的外婆外公走了还不到100米远的距离，看着自己怀中刚够了百天的小女儿，已是奄奄一息，便随便敲开路边一户人家的大门，把女儿送给了人家，然后匆匆走开，只怕人家不要的话，自己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骨肉饿死在自己的怀中。

等感觉那户人家关了大门，外婆才又重新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死死地记住：这是个丁字街，我的小女儿在这个大门里。

解放后，外公外婆曾先后三次徒步重上太行山去寻找自己的亲生骨肉，找到丁字街，却再没能找到用围裙抱走自己那只有100天大的女儿的那户人家。

外婆不敢去认领，只是想知道她是否还活着。

找到我的母亲后，她还一再叮嘱我母亲和我濮阳的姨妈：如果我有生之年找不见，你们也一定要去找找，告诉她她的生日和时辰，仅此而已，我生她但没办法养活她，只要她还活着，只要她过得好就行。

民国33年，公元1943年，28岁的外婆将两个女儿送了人，二十年后————我的母亲28岁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1964年，新乡到长治北通了火车，我的裹足的外婆，悄悄爬到煤车上，来到了魂牵梦绕的山西，然后又徒步走到撇下自己亲生骨肉的地方-高平建宁，却仍没有找到她朝思暮想的女儿，经多方打听才知道自己送人的那个大女儿被送到了围城，至于那个小的，没有任何人知道。

于是三寸小脚的外婆又翻山越岭，徒步 30多公里从建宁走到城关的围城，到那再打听，才知我的母亲15岁就被嫁到了再顺着铁路往北走15华里叫寺庄的村里。

于是外婆又徒步从围城到寺庄，许是外婆的执着感动了苍天，进到寺庄村里询问的第一个人就知道母亲，而且当时她们竟然就站在母亲的家门口。

激动的外婆没作任何考虑就进到了母亲的家里，但此时此刻，受尽磨难的母亲，没有养父母和公公婆婆的同意，在见到自己魂牵梦绕的亲生母亲后，居然不知所措，不敢上前相认。

母亲在15岁未结婚前，常常向她的继母请示去赶集，谁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去赶集，她衣不蔽体，身上也没有一分钱，谁也不清楚她小小年纪为什么那么爱赶集。

到了集市上，她从没买过任何东西，她只是找人，看有没有卖窝头的人，看那是不是自己的爹娘，自己用8岁的年龄换来的那一斗玉米是不是救了自己的父母和弟妹的命，她想让她的亲人知道，不管吃了多少苦，她还活着，她想知道自己的父母弟妹怎么样了，想知道自己的爹娘挣够了赎回自己的钱了没有。

而每次都是抱着希望去，带着失望回，她总也见不到自己朝思暮想的亲人，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他们还活着呢吗？

他们还好吗？

而直到二十年后，母亲才知道，她那只有100天的妹妹，就在同一天，就在离送下自己不到100米的地方，就在一刻钟之内，不得已也送了人，自己可能已和她在一块土地上生活了整整20年，却一无所知。

母亲不识字，也不会骑自行车，家庭的重负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但她从没中断过寻找自己的亲妹妹，只要有人说是建宁的，她就向人家说起这段往事，并委托别人帮忙寻找和打听，而却总是杳无音信。

有时有一点线索，却又总被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否定，就这样断断续续，总没有个结果，母亲甚至产生一些想像和幻觉，只要有人说是建宁的，年龄感觉和自己的妹妹差不多，就在想，这是不是就是我的妹妹呀！

但是一次次的失望也让母亲渐觉希望渺茫，于是将这个心愿慢慢地尘封了起来，后来我们姐妹几个参加工作后都也先后打听和寻找过，但都是无功而返。

我们得到的信息是，逃荒到建宁的河南人已都找到了亲人，没听说哪一个还没找到，寻亲的事就这样被轻轻地搁置了，每个人都理直气壮地忙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每个人又都在自己的心底里默默地祝福：但愿她活着，但愿她过得还好。

而母亲为了不给子女们找麻烦，把这个心愿打成结，深深地放到了心底，再也不见她轻易提起。

而最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期间，我的外公外婆和舅舅都先后辞世。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的身体也每况愈下，行动愈来愈不方便。

去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普通的饭局里，一个建宁的女人说道：“其实我的母亲是河南人，但至今也没找到亲生父母。

曾有寺庄的一个照相的去找过多次，由于我的爷爷奶奶的阻拦，就没敢见面。

我的母亲不知道自己的实际年龄，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只知道自己有那么高的时候（她用手势比画大约有8岁小孩的身高）邻居悄悄告诉她：‘你不是建宁人，你是河南人。

你现在的父母对你很好，他们养活你很不容易，你可不能去认你的亲生父母而忘了你的养父母’。

而我的爷爷奶奶膝下并无其他子女，对我母亲确实很好，于是我母亲没想、也不敢且也没那个能力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这个想法也就打成了结，沉到心的最底层，直到我的爷爷奶奶先后过世，我母亲才又重新产生了这个念头，但又无从找起。

曾有许多来相认的，感觉都不像，来往也是断断续续，可以说，我母亲一直没找到她的根在何处。

”而坐在对面的女人就是我的二姐，她听得目瞪口呆，脱口而出说：寺庄那个去找寻过多次的人就是我的父亲！

一切仿佛如梦境，消息迅速在全家传开，二姐专程跑到建宁，想去确认一下。

说起经历来非常像，一看长相却与我母亲及小姨妈都不太相似，再说年龄就感觉更不相符，起码相差三岁，于是此事便又是轰轰烈烈提起，又轻轻地放下了，我们亦已不再抱什么希望。

半个月前，我的小姨妈从濮阳来我家小住，姐妹俩又说起那个下落不明、生死未卜的女人--母亲的亲妹妹、姨妈的亲姐姐，思念亲人的感情的闸门又一次被打开，这次无论如何姐妹俩也要去看看，究竟她是不是亲秭妹！

作为子女，这次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于是就择日而行。

65年前，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满目疮痍。

而今天，淅淅沥沥的春雨将我们的心情也打得异常的悲伤，整整65年，重新回到了这个生离死别的地方，母亲努力去记忆深处找寻那往日的影像，老街还在；窄窄的、曾经住过一晚的那个院落仍依稀可辨。

但最主要的，母亲还是寻找那个外婆交待过的丁字街，那个把妹妹送与别人的地方，已不复存在。

人非物不是，能机器1942年左右事情的，起码也得在80岁以上，找到的寥寥几人，亦不知我们所云。

于是直奔那曾经定下的目的地，进得人家的大门，母亲便泪眼婆娑，三人相见，比比耳朵，比比个头，比比手，似曾相识，此时此刻，真希望有人能作证：这就是我的妹妹，这就是我的姐姐，这就是你们孩子们互相的姨妈，希望奇迹就发生在现在，希望奇迹就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时间就在这里定格，感情就在这里交融…… 对医学，我们不懂，天真地想着科学这么发达，应该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结论，一问，不行，只能做亲子鉴定，姐妹之间无法鉴定！

但愿不如所料，却每每恰如所料，所有人都非常失望。

农历的三月二十，65年前，也是这一天--农历的三月二十，我的外公外婆将她的两个女儿无奈地送与了他人。

而今天，一位老人，在子女的陪同下，来与她心目中的亲姐姐和亲妹妹团聚，不同的经历，共同的心愿使她们的心很近很近。

不是似曾相识，却胜过旧友重逢，此情此景，谁都不忍心去探究：究竟是不是所要找的人？

而我只想说，我们愿意做你的亲外甥亲外甥女，但我实在想知道，你究竟是不是那个奄奄一息被送了人的姨妈？

2008年4月25日

看完《1942》的心情，用复杂这两个字来形容比较恰当。

不可名状，又难以言说。

电影由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这部报告文学体的中篇小说全文用一种黑色幽默的笔调，戏谑的口吻描述了1942年河南饥荒的部分场景和国民政府在决策前后的心理动态。

让教科书上金科玉律似的“大历史”和来自个体微不足道的“小记忆”之间做了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

可以说，刘震云是当代批判国民性较为犀利的作家之一，但是，1942这部电影，个人觉得它存在的价值和所引发的思考，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纵线——两条主线与四条支线影片由两条主线构成1，老东家等人避灾——逃荒——流亡的路线与过程2，国民政府灾前——灾时——灾后的表现与转变。

老东家的人物形象，用善恶是很难定位的，影片开始放任自己的二少爷欺辱花枝，接下来又打算报告县令捉拿城下求粮的灾民，他称不上是一位善人；逃灾途中求法庭保护栓柱，又分给花枝一家粮食，尽管并非心甘情愿，却也不至冷漠无情。

临近陕西途中，他还不忘安再置土地，安定富足后再重回家乡，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家本位思想浓厚、有着基本是非道德观念，又有些自私自利的封建地主形象。

随着剧情不断向前推进，儿子在家被灾民强盗刺死、儿媳抱着孩子饿死、老伴悄无声息地离世、最后的相伴——自己出生不久的孙子被自己闷死，老东家在身体上被饥饿摧残的同时，还受到心灵上的双重打击，让他一次次由希望陷入绝望之中，最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死了好啊，早死早解脱”。

灾难不仅让他放下了自己的身段，退去了种种的外物，变成渺小而悲惨的普通灾民，也让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地主在灾难面前显得那样无能为力。

这样的情节与形象，让我们一点点在心理上接受老东家这个角色，并对他的遭遇更多地转化为同情。

在影片中，蒋委员长以及国民政府上上下下的官员，似乎从来没有把救灾作为国内的第一要务，而是更多地刻画战争局势是如何的严峻，怎样的刻不容缓。

要么是通过河南省政府转述得知，要么是通过社会的第三方力量，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

似乎更应了刘震云书中的那句，也是影片开头：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玲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

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

蒋委员长在中国舆论和国际声誉的压力下，终于决定开始救灾，我们看到下级象征性地处分了一批官员，还强制要求灾民充当看客，我们又看到当时粮价疯涨，负责发粮的商家接替官员中饱私囊，灾区各机构论辩不休。

虽然控诉了民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是没有像以往电影那样的盖棺定论，我们看到李培基主席的一心为民，也看到蒋介石一方面担心国际战事，一方面想要爱民如子，力求言行统一。

客观全面地展现了当时腐化的国民政府。

夹杂在影片中的四条支线：1，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灾区跟踪报道；2，张涵予饰演的牧师信念的动摇；3，范伟饰演的老马由厨师到流动法庭又变回厨师的过程；4，国内各界的捐款救助。

白修德这一人物有其确凿的历史原型，刘震云的原作中有几段引用当年白修德的报导，面对河南灾荒的场景，白修德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很费解。

在他的价值体系中，制衡的原则让政府的首要存在价值即是为公民服务。

当他以“民有、民治、民享”为理念基础的政府来对比时，他不停地抛出这样一个疑问：他们的政府为什么不作为？

张涵予饰演的牧师开始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相信逃荒途中的伤亡是因为他们缺少主的信仰，他不停地游说民众，施舍并传教，在死不瞑目的大娘面前，他感到疑惑，在亲眼目睹一位小女孩在他面前被炮火炸成碎片后，他开始动摇，在询问上帝旨意与恶魔罪行孰高孰低后，他的信念彻底坍塌；范伟扮演的由厨师到法官的角色，，所主导的流动法庭一直随着灾民，维持着某种完全不成形的法律秩序，直到被入侵的日本兵又把他变成了他们的厨子。

即便国内实业家愿意捐出一半的家产救助灾区，在发送过程中，仍无法保证能够全数到达灾民手中，河南的灾情并没有任何减缓。

主线与支线的交织当我们跳出这个环节，宏观地来看这部电影时，我们会注意到，这两条主线与四条支线是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的。

两条主线分别象征主体和受体，四条支线则是对主客体的相融与补充。

福柯的权力哲学中这样写道：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当然它们是权力的一个元素。

对福柯来说，权力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能量流”。

福柯不将权力看做一种形式，而将它看做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而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的方式。

1942年的民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象征这种权力的存在，而当这种权力没有被真理，或者说是知识所支配时，就只能沦为一种残酷的暴力统治机器。

众多线索交织在一起也表现出电影的主题之一：即在政府这个主体不作为的情况下，记者，教会，流动法庭，实业家捐助，也就是其所代表对应的舆论，宗教，司法，慈善。

都不能为灾民这个受体的生存环境作出改变，充其量只能是技术理性时代的某些修补。

而且其自身也存在着种种问题，白修德为获取新闻几次深入险境，对话蒋介石困难重重，还面临着封锁消息限制人身自由的风险；脱离当时现实缺乏群众基础的教义，牧师非但没有让别人接受，也毁掉了自己的信仰；可笑的流动法庭，缺乏专业素养的法官，外憨内奸，外强中干，最后只会屈服于日军的刀下；有着爱国救民之心的实业家，救灾过程中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粮款也终将流入他人之手。

贯线——1942中的两个深层次矛盾1，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影片和原作中有这么一句台词：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

这句话很明确地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区分开来。

墨子说：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斡旋在世界最华丽的舞台，他们极力争取国家命运走向的权力，签订合约，参加会议，出席着最高级的宴会，享用着最丰盛的菜肴，而河南逃荒的灾民则是在荒郊野外停留，一步步逼近死亡的边缘，一次次由希望再次陷入绝望。

在这里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缩视成为国家内部阶层的断裂。

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间。

简单划分的两个阶层不光在物质条件和生活待遇上有如此巨大的悬殊，强势群体还时常对弱势群体进行欺辱：士兵抢夺灾民的粮食钱财，不法商贩从赈灾款项中抽取各种各样的好处费，陕西军官驱逐灾民的入境火车。

影片对于这两个阶层的刻画是各有侧重的，对于上层阶层影片主要刻画其腐败，成规，结党营私，同流合污的官场，对于下层阶层则避免了相互之间可能发生的利益争端，更在个体内部之间展开。

当这个社会的断层不断加大，扭曲，逐渐失去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契合点，国将不国。

2，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在原作中，我们看到结尾详细地描述到被日军放粮拯救了的最后灾民，成了日军的乡亲，他们为日军指路，为日军抬担架，甚至为日军参军。

影片中则极力淡化这一情节，仅在河南省主席回答蒋委员长的询问否定这一事实的情节中提及。

在这点上，反对的两个倾向是，一赞扬，一批评，即不赞扬日军，因为日军侵华是整个事件的大背景。

同样，河南灾民接受日军的粮食并为也不该加以批评。

求生的欲望会压倒一切，这是每个人在绝境面前都会做出的选择。

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气，故最为天下贵也。

然而当所谓的“义气”，道德建立起的秩序瓦解，人的社会性消失时，当血缘纽带组成的种族群体关系消失时，当特殊情况下人性退化成基本兽性时，再谈什么民族，什么大义，就是用意识形态对个体进行道德绑架，要饿死还是做汉奸？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军侵华，导致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这是现代性扩张的暴力和冷酷；国民政府不顾百姓死活，既是前者的影响所致，也是和前者一样，是在同一逻辑路线上的结果，这同一逻辑无非现代性控制对社会的粗暴和无情，而蒋介石是在这个逻辑里面思考，自然会做出那样的决定。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展现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以人类自身功能观念意义上的一种良知。

纵贯线的契合点——1942结尾我们纵观整部电影，可以从中看到河南安土重迁的思想根深蒂固，从老东家和瞎鹿家的逃荒过程中，家本位和血缘亲疏的思想也随处可见。

这与中国素有的家天下传统相关。

在影片的结尾，老东失去一切亲人，失掉信仰，脑海中只有“走下去”的念头绝望地回转时，碰到那个同样失去全家人的小女孩，简单却有力的对白，简短却温暖的两句称呼，融化了所有的冰冷和绝望，让素不相识的的两个人成为家人，让不堪回首的历史重新燃起了希望。

这段情节彻底升华了影片在巨大灾难下表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主题：星星从自诩为一个高贵的女知识分子，忍痛杀死自己心爱的黑猫，烧掉珍视的书籍，最后为了家人卖身；不从二少爷的花枝为了孩子屈身于栓柱，让“一天的男人”主动卖掉自己，自动临走前给栓柱换上更暖和的棉裤；栓柱为了“一天夫妻”的承诺四处找寻孩子，死于日军的尖刀之下......当传统的血缘关系在亲人的不断死亡和离去中结束，一种以爱心和责任为主的现代认知诞生，一种超出血脉维系的传统纽带的心理认同被建立。

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间的矛盾探讨在此时显得无关紧要，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冲突纷争也在这里变得微不足道。

这种现代的方式将逐渐使旧规则瓦解，从人与人的交际起步塑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和体系，安定，和谐，友爱。

即灾难在摧毁旧有秩序，摧残人性，使其混乱倒退的同时，也于无形中孕育出了一种新的认知方式，新的社会秩序，新的时代文明。

我想，这是电影众多线索汇聚成最后想要表达的主旨，这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文明源源不断的所在。

几条暗线的存在1，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同盟国处于不利境地2，蒋介石炸花园口事件导致河南受灾3，国共合作下的军阀混战阴影纵贯线再评价——冯导的诚意与电影的不足冯导近几年的作品质量都较高（或许夜宴除外吧），对于这部影片，笔者并不觉得是在扣道德帽子，或者所谓的什么发国难财。

从影片的拍摄过程来看，宣传的报道是所有主演都为参与此片而节食减肥，这是让人称赞的敬业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冯导没有为参演的两位好莱坞巨星修改剧本，增添戏份，不是让剧本随着明星改动，而是让这二位融入电影剧本的文化体系中，饰演影片的配角，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向好莱坞巨星低头的国产电影会是好电影，两位巨星没有突出亮点的表演就是其表演的最大亮点。

从影片的题材上来看，1942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启迪意义，一方面普及文化知识，让人们了解那段被遗忘的历史；另一方面也让人们深思，在当今时代，既不能放弃思考中国繁荣的真正动力，也不能站在远处，漠视个体的价值。

从影片的细节上看，李雪健被迫贿赂时，他背后墙上的四个大字「天下为公，很具讽刺性；日军给栓柱食物时，前面是馒头，后面是尖刀，如此逼迫就范，寓意很深。

从影片的监制上来看，冯导很少将主线人物刻画成脸谱形象，很难用好坏将他们定位，同时也尽量避免用宏大叙事的笔法刻画一些展现民族气节的英雄，而是写小人物，写小人物的流离失所，情感变化，在灾难下尽显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更具有真实性。

但是，影片在如此宏大的背景下企图穿插多条线索，力图全景式地刻画人物，难免在剧情铺张上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1，饥荒描写上略显不足，战争场面描述过重。

在原作中对灾民的食物，最后的生活处境有着很详细的叙述。

或许是对人性的一种秉持，或许是碍于现行的审核制度，电影中在这些场景上大多是一掠而过，没有详细刻画最后的食物是如何的难以下咽，又是怎样如毒药一般令人痛苦，易子而食等惨绝人寰的场景则在电影中被删掉，而用了许多镜头来表现日军空投导弹造成伤亡，血肉飞溅，尸横遍野的场景。

由于国内的战争片数不胜数，所以大家对片子中的战争，炮火场景已然不是特别感冒。

虽然是为了突出日军侵华这一背景前提，不过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让影片缺少了张力。

2，宗教主义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按照前面的分析，宗教作为四大支线之一，烘托主题并加强剧情悲壮效果。

但是天主教派的教义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1942年天主教徒在民国属于小众，外国的视角已由时代记者白修德充当，这里的西方宗教视角就显得没有那么突出，也无法形成较大的影响。

3，高潮不够突出，起伏止步于音乐。

很多人看过电影都会有相同的感慨。

笔者觉得影片最后的高潮应该是河南灾民在日军放粮后成为所谓的“汉奸”，然后在此时唱响人道主义的悲歌。

但是影片令人意外地删掉了这一情节，只是在李培基向蒋介石转述的情节里提了一句而已，这或许也是碍于现行审核制度的原因。

另外，影片的节奏虽然整体给人一种微强烈的震撼感，但是似乎总是还差一点什么，是剧情与音乐之间缺少空白与渐进的过渡。

记得影片音乐正式响起的第一个情节，是老东家房子被烧的画面，一种无言的凄凉。

这个画面前本可以有更多老东家环视周围和表情刻画的镜头作为过渡，让观众有更多的时间追随人物的情感变化，但音乐突然响起，切断了这一桥梁，让高潮随着音乐而来，又止步于音乐，也让影片的音乐具有一种说不出的违和感。

“死亡人數，政府統計一千六百二十人。

”“實際呢”“三百萬人”。

一條命，值兩塊餅幹。

餓死人的年頭很多，你問的是哪一年？。

這兒的人，善良的人，為什麼要讓他們受到戰爭、饑荒的折磨，如果鬥不過魔鬼，信主有什麼用？

早死早托生，來生千萬別再托生到這個地方。

國家貧弱，只有甩包袱，這樣才能顧全大局……在危險苦難時刻，國家、民族、領袖、主義，一個比一個不靠譜……你給我餅幹，我跟你睡。

爷，我是吃的被撐的彎不下腰了。

二十年後還是一條好漢。

最后，，，老东家的孙子没有被饿死，竟然被他自己捂死了！。。。。

这是片尾的一句旁白：“这些糟心的事我都忘了，你又写它，图个啥？

”糟心的电影导演又拍它，图个啥？

虽然我不知道导演拍这个片子到底是图什么，但我们可以扪着良心问自己，这部片子是不是给我们还原了一段还算比较客观真实的、不为广大青年们所知道的、抹不去的历史。

历史是人们共同的记忆，而维系一个民族情感和关系的纽带就是共同的记忆。

中国人口多，中国人喜欢反复研究历史，这也没什么不好，好歹让人们能忆苦思甜，或是更团结。

看电影之前，千万别带着很沉重的心情。

冯小刚一点也没想赚观众的眼泪，也不想用灾难片来绑架观众，他就是很平静地在讲一个故事，一个比小说略乏味比纪录片略有趣的故事，看完这个故事是笑是哭那都是你自己的事了。

不要将这种题材当做一种负担，它仅仅只是一段过去的历史，不需要我们再来为这些悲剧负责。

看电影本来就是一种感性的享受，而理性的思考都是你强加给自己的，却不是电影逼着你去想那些又苦又累的问题。

所以不要拿影片背后隐喻的政治之类的来说事，也不要纠结于人性到底怎样，先单纯地享受电影的本身就好。

回到电影，导演的功力还是有体现的。

每每看到快哭的时候，故事又马上会转移你的注意力，让你收起眼泪，偶尔还会掺杂一些黑色幽默，让你啼笑皆非。

初看电影时间146分钟，在想会不会过长了，后来进入电影后就完全忘了这回事，根本是多虑。

2个多小时的电影，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讲述一个令人无法冷静的故事，造成的无奈感和心理反差格外强烈。

除了神父那部分显得有些做作和拖沓外，其余的故事进展得不紧不慢。

故事分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

在河南与重庆之间切换自如，形成对比鲜明的强大反差效果，对天灾的无奈感与对人祸的讽刺味昭然若揭。

由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剧本就是要好。

剧中有些台词还是很值得玩味的。

在大饥荒面前，人可以什么都不顾；但在大饥荒面前，人却还会有最后的底线。

逃荒路上的主线基本围绕着老东家展开。

老东家经历了十分戏剧化的一段逃荒经历，从痛苦挣扎到愤恨无奈，从最初的人丁兴旺到最后全家人死的死、散的散，只撇下他独一人，真正告诉你什么叫兵荒马乱、饥荒逃难的年代。

而花枝、星星等女性角色面对灾难不得不做出一些痛苦、无奈却又充满存活希望的选择，也算是为了家庭的存活献出绵薄之力。

栓柱对于孩子的情感执念与老马挂在嘴边的“保命”信念作比较，虽然略嫌做作，但还是十分现实地将一个忠实马夫作为中国奴仆与一个圆滑厨师作为日本奴隶的差异化结局残酷地表现出来。

让人绝望与苦痛不堪。

政府方面李培基体恤民情的执着与蒋鼎文蔑视难民的冷酷相对，到最后李培基也表达出对官场的无奈，以及注重形式的口号排练与惨造欺凌的完败战役都表现出国民党政府实质性的腐败无能。

事实的真相竟然要一个外国记者突破层层阻碍反映到蒋介石处才能得到还原与引起重视。

电影中的配乐并不多，没有去故意煽动人的情感。

说实话，两个多小时流水账一般的电影像极了纪录片。

但在这基调理性的故事里，导演像是拿着一条细腻的感性长鞭，一下又一下慢慢抽打着你的内心深处。

你疼一下，再让你缓一下，反复交错。

我个人偏好冷静的叙事方式，这样更加能让你感觉到故事本身的痛苦与无奈、挣扎与冷漠。

最后对于那些嫌弃导演不够犀利尺度不够大的观众，要借用片中李培基的一句话：“政府不救灾你们就长吁短叹，政府现在救灾了，你们又在这里吵起来打起来。

”导演已经尽力还原了，故事正是因为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才会显得真实。

至于那些想看人吃人或是更残酷血淋淋场面的观众，建议你要么看看小说就够了，要么就先自己拍出一部这种尺度片子在国内公映，给我们开创条先河。

其实，我们应该感激和鼓励充满诚意的导演和演员们创作出这么一部电影。

做人要知足和适可而止，而不是整天四处叫嚣着我只看无删减版国外剪辑版或是还没看电影就开始打嘴炮鄙视“发国难财”的垃圾“商业”电影。

打我记事起，我姥爷吃饭就特别干净，他总是用馍把盛菜的碗擦的干干净净，干净到那碗都不用刷，直接放碗橱里就行。

如果有剩饭剩菜，都是他的，也不分什么菜式，都放到一个碗里，他扒拉扒拉就吃完事了还会说还有没有剩菜了，都给我，别倒掉！

以前他年纪还算轻，这么吃很容易吃撑，可是他身体好倒也没什么。

如今他80岁了还是这样吃，身体渐渐吃不消，总是让撑的拉肚子，我妈呵斥他说干啥这么吃啊那点饭倒掉又能咋的，他也不吱声，下顿饭照旧。

我姥和我姥爷总给我忆苦思甜，讲当年啊，有灾啊还有日本人啊，大家都跑老日（日本人来了，老百姓躲避日军的轰炸就叫“跑老日） 有钱的人家就弄辆车把细软值钱的打成包袱让牲口拉着跑没钱的人家就只能用腿。

那次又跑老日，你姥爷小，就让他坐车上，大人拉着车跑，跑半天一瞅车上，孩子没了？！

里外找了个遍也没有，还以为是跑的时候掉半路了，后来扒开车上的包袱一看，你姥爷太小了，车又太颠簸，给他颠到包袱缝里最后压到包袱底下了，最后找到他的时候，他脸让憋的黑紫，小命差点儿不保。

我听了总是哈哈哈哈的笑，说唉呀妈呀我姥爷命可真大，就拿这些事当笑话，别的事，不会想。

他们说，后来62年的时候，全村的老百姓饿的啊都不行了，人人都是贼人人都偷，那时候什么东西都是生产队的个人没有财产，大家饿的就都偷，偷地里的红薯玉米连草也偷只要能吃，就偷。

大人小孩看起来都像是霜打的茄子，面无表情目光呆滞，就那么天天坐在村口晒太阳，摸身上的虱子打发时间。

那时候你姥爷好歹是县里酒厂的职工，他是司机，在当年，这是技术活光彩活，经常往外跑，就能捞着吃的。

你姥爷又是顾家的人，自己吃一半，剩下的一半就装提包里回家的时候给孩子老人吃。

我姥说，幸运的时候还能有白面馒头，别家的孩子都饿的跟条小长虫一样在家趴着，就你大舅，一天天吃的好，胡通通胡通通的疯跑着玩。

有天你大舅拿着块馍边走边吃，还没咬两口，隔壁的阿花就窜出来一把抢走你大舅手里的馍，边跑边吃，等你大舅把她从床底下拽出来的时候，馍早让她吃没了，气的你大舅给她一顿揍，阿花还说你揍吧揍吧，反正我吃饱了你揍我就揍吧。

我姥说那时候在大街上谁敢亮出来自己有吃的啊，只要亮出来，肯定得被人抢，都是一边跑一边往馍上吐唾沫，等你逮到他了，一看馍上都是唾沫也不能要了，那时候人就是这么活的。

我听了，还是哈哈哈哈的笑，好像他俩说的都是天方夜谭。

我没想到，整部电影说的都是河南话，河南话一响起，电影院里就有人笑，边笑边学”你弄啥类呀，你弄啥类呀“。

星星被卖到妓院里，跟恩客说”爷，我吃的太撑了蹲不下“，还是有人笑，说咋那么没出息，撑到蹲不下。

花枝跟拴柱说”我跟你睡，你把那两块饼干给我吧，睡一次两块饼干，值了”。

后来她跟栓柱说“我跟你，让你在饿死前有个媳妇儿”还是有人笑，说这花枝挺贱啊！

我们俩一直没有笑，我轻轻地对他说“你知道不，我们那，老人叫小女孩儿都叫”妮儿“叫小男孩儿都叫”小儿“，我姥我姥爷就这么叫我”。

我不明白这样的一部电影，为何会有人发笑，如果想笑，为什么要选这样一部电影呢？

网上很多人说，这部电影就是在发国难财，龌龊，要抵制，我也很不明白为何会有人这样想， 这样想的人，他肯定不是河南人，他家里的长辈也肯定没有挨过饿。

现在的人心都这样了，把一部电影上纲上线，我实在是不懂。

电影里的一些情节，一些细节，我想，只有河南人才能懂，就像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只有唐山人最懂一样。

看完了，陶俊延说“你们河南人真伟大，你的爷爷奶奶肯定都是当年活过来的，还有好多死去的。

东北人没有挨过饿，就是62年的时候也没有，那时候我们还能吃棒子面。

”我什么都没说，我只说“我终于知道我姥爷为啥每次吃饭都把碗擦那么干净了，饿的滋味，只有他最懂。

”

观看电影【一九四二】首映礼，600平米巨屏，效果震撼。

令人动容的是，主创与编剧对于该篇的诠释，张国立几度哽咽，认为这是“真相的坚守”，冯小刚认为这是18年的“梦想”，王中军则认为这是对于观众的“信心”；刘震云让我们看到是一个作家对于历史的“良心”。

冯小刚现场感叹，诺贝尔文学奖应该给刘震云，现场掌声雷动呼应。

感动是感动，回来路上，1942 让冯小刚干了，1960 谁来干！

1960的饥荒的死亡人数是1942的10倍多！

《一九四二》观感——一部有诚意的人道主义电影（无剧透）1）这是一部结构并不小的历史剧：主人公是卷入动荡时代巨潮的民族与个人。

片子从上到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军队/基层官吏/基层民众等)都涉及到了，力求刻画围绕这一事件的整个时代。

对各层级的内容照顾比较平衡，恰到好处，衔接也比较自然，不唐突。

2）关于历史：总体而言我觉得比较balanced的。

对蒋介石的表现比较正面：塑造的是一个愿意抗战、反对腐败、致力于为中国争国际地位、关心民众也笃信基督教的人。

但作为国家领导人要在复杂的局势下考虑多重因素，做多重艰难选择。

国民党：有好人有坏人。

有清廉有腐败。

在今天看都不算什么了。

另外他们是抗战的。

地主阶层：地主主人公心眼不错，对乡亲也很好，形象正面；其他普通人和国民性：都是战乱动荡年代的渺小个体，没有特别好的，也没有特别坏的（少数掠夺灾民的逃兵还有腐败官员除外），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他们的选择和做法都大多可以理解。

片子有避免脸谱化和妖魔化，我觉得还是比较力求真实的。

3）关于共产党：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全片没有一个字直接或间接提到共产党，连lip-service都没有。

共产党好像不存在于那个年代。

4）关于主旋律：这是一个人文/人道主义（humanism）的片子，主题是探讨动荡和灾难年代下人的生存和运命，没有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内容并不政治化，其次从电影本身看也并不商业化（对有些人说冯又在发国难财，对这部片我不敢苟同），我觉得观众在观影后对那个艰难年代活着和死去的人有一丝尊重和理解就可以了。

有的人说这个片子又在挖掘展示国民劣根性和奴性什么的，这些都是今天衣食无忧的人在电脑键盘里打出来的废话。

不在那个年代那种历史情景下亲历和选择，你就没有论断他们的资格。

对于这类历史事件我的一贯观点如此。

5）人物刻画：比较单薄，对人物角色发展不够。

但考虑到时小说改编剧，人物繁多，不可能都交代清楚，可以理解。

6）叙事：比较平铺直叙，缺乏高潮。

总体印象深刻，但坦白而言没有单一一个片段特别打动我。

对里面悲惨事件（在那个年代里已经司空见惯，是一个“banality‘"）例如死人什么的，我觉得处理还是比较自然的，没有做作、矫情、煽情。

至少我没有感觉到。

另外有一点不足的是历史背景交待略显不足，再多一点就好了。

7) 表演：陈道明、李雪健、张国立等演得都不错。

张国立和徐帆太胖，不适合演灾民。

张国立的地主角色葛优演可能更好，不过可能剧本里没有有趣的台词做支持。

8）配乐：非常弱。

中国电影的一贯特点。

摄影：总体不错。

其他细节：都还是做得比较到位。

制作组很用心。

9）关于潜在分级：有一些暴力和血腥镜头，包括断腿、狗吃人尸体等，大量的死亡，整个情绪都比较压抑。

我认为不适合儿童（个人以为初中以下）观看。

另外给小孩看意思不大，很难理解全貌。

初中以上可以家长指导观看。

10）补充一点。

关于基督教的东西电影在开头部分涉及不少。

主题大概是这些宗教在极端的环境下也没啥用了，甚至本来虔诚的人的信仰都会崩坏，对宗教是一种怀疑甚至批判的态度。

在小说里有这部分内容是不错的，在这部电影里略显多余，可以剪了。

总体而言我认为这是一部不错的电影，可以看到作者/导演的诚意。

片子是有教育意义的，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记住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经历过的苦难，帮助我们了解人性，了解个体与社会/国家/民族的关系。

评分：4/5

像大饥荒、大屠杀这类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灾难，拍成电影是很难的。

以前类似的影片有两种类型：1，是用一个“故事”拯救或逃避这种难以接受的真相，例如《辛德勒的名单》和《美丽人生》。

2，是像纪录片一样解释这个惨案发生的社会、历史、宗教等背景，例如《卢旺达饭店》（当然本片也是“故事”片）。

究其原因，就是在处理这种真正“恐怖”经验时的无能为力，所以要么采取“神话化”，要么采取“理性化”，好给自己一个交代，也好让观众能接受。

第1种，把大屠杀置于类似希腊神话里“命运”一样境地里，大屠杀其实是不在场的，观众关心的是辛德勒、那对父子这样的“英雄”是怎样表演的。

第2种，把大屠杀置于显微镜下，科学地分析各种成分和构成。

但这些都不是诚实的态度。

诚实的态度应该是“我实在理解不了这样的事情”、“我实在无法处理这样的经验”。

所以只能表现这是一种“绝对的恐怖”，这种恐怖是无所不在的，因此不能把主人公“神话化”，把“恐怖”悬置在一个抽象的背景里；同样这种恐怖是无法理解的，也不能给它做一个的社会-历史-经济学分析。

因此诚实的态度，就是把观众也置于“绝对的恐怖”里，给他们展现各种无法忍受、无法解释的真相，各种血浆四射和丧尸暴走。

所以我的观点，和豆瓣最受欢迎影评刚好相反，冯小刚不是太血腥，而是太收敛，太试图“告诉观众点什么东西”，其实面对饥荒屠杀这样的处境，不用说什么，也说不了什么。

当然前提是明确告诉家长别带小孩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