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caesarphoenix这是一部梦想中的电影,却可能比最恶的梦还恶。
如果中国有成熟的影评界,这部职业生涯中难以遇到的作品,现在早就应该有数十篇万字长文。
而我竟也年终事多,只能做最潦草的描绘。
《杀人演绎》这部“非虚构电影”具有一种惊人的复杂,这种复杂源于在被观众默认为现代、文明的今天,过去犯下屠杀罪行的杀人者堂而皇之的谈论与炫耀杀人行为,甚至主动提出重演当年的角色、再次示范屠杀,不仅如此,杀人者在当地延续着统治,当年被害者的后裔仍然接受着他们的“屠杀”。
这样的内容让观众陷入了“无法想象其为真实,更无法想象其为虚构”的困境,真实(记录)-虚构(故事)的界限被震惊与难以理解侵蚀,观众对电影的一般经验不足以应对影片的挑战。
而更为致命的是,当年实施屠杀的军政府是在西方政府的直接援助之下,杀人者隶属于冷战两大阵营的胜利方(大部分观众指认自己归属的那个阵营),而这种胜利延续至今。
而影片并没有到此为止,杀人者重演杀人者后又扮演了受害者,并最后成为自己的观众,在反身观看中他体会到了当年杀人时都不曾感受到的可怖。
而观众对他观看的观看,对他观看后产生的干呕反应的观看,所形成的复杂感受(不可置信认为虚伪、同情、正义伸张的痛快、怜悯)也是难以简化的。
影片可以看作三重杀戮和四种类型“片中片”的穿插。
但到底是导演意图还是杀人者的拍片热情对最后“片中片”的呈现样貌起到决定性作用值得探究。
三重杀戮是:1.过去的屠杀(1965年),2.到杀人地示范当年如何杀人——片中片里表演杀人和被杀,3.持续至今的对民众的犯罪。
四种类型/亚类型是:歌舞片、匪谍片(意识形态政宣片)、犯罪片、西部片。
“到杀人地示范当年如何杀人——片中片里表演杀人和被杀”是最奇观也最惊人的一重杀戮,结合犯罪片(Anwar喜欢强调的美国电影、他们作为电影院黑帮的身份)推向了最后的反身观看。
而受害者给杀人者戴上奖牌,感谢杀人者送其上天堂的歌舞片,出现在开头和接近结尾,看似最荒诞,却是最大的真实,历史由胜利者书写,没有被审判的胜利者有权把死者摆放在任何位置。
匪谍片(意识形态政宣片)和西部片则展现了杀人者是如何借助虚构的力量,把自己的行为建构为合理合法、使自己心安的。
影片的复杂还远不止于此,三个最主要表现的杀人者的想法有较大差异,其中一个思虑之深而又无比清醒,几乎代言了整个胜利者的逻辑。
只能述其万一,是为补记。
最大的特点是角度非常特别被摄者是参与屠杀的流氓,而不是受害者,这一点与普通纪录片大有不同。
实际上通过杀人者的角度来阐述事件,更能体现出事件的残忍,同时这些人的轻松的举止也更体现出所述事件的客观真实。
尤其是某个当地武装头目向当地华人一个个收钱的事件,“一边讥笑一边说谁是我的下一个目标呢”就连面对受害者也是笑脸相迎,同时还骄傲地在镜头面前表现出来。
这样的角度是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摄制组不再着眼于被害者有多可怜,而是着眼于加害者有多嚣张,观众在这样角度下受到的冲击力会更强大。
反过来看,这些加害者走上舞台缺是万众瞩目,众星捧月。
政权领导者公开追捧所谓自由人组织而成的青年团,却不顾普通人民的正常生活,去支持“在其他法制国家根本无法想象的恶劣违法行为”,而受害者却因为自己的身份、出身备受排挤折磨,纵观整个国家的状态,有一种潜移默化的讽刺意味。
中景、全景为主的景别中景是新闻报道和叙事的常用景别,能够较为全面地展示事情和情节,同时又不丢掉太多细节。
在纪录片中使用中景,是一种更为直接客观的拍摄手法,对于被拍摄者来说,这样的距离感也是很舒适的。
所以不论是讨论政治立场,还是讨论残忍的杀人过程,阐述者都能没有防备地进行完整的描述,并且还可以捕捉到所有的动作和表情。
用最简单客观的叙事手法再现最残酷的事实通过叙述政府与人民的现状,容易让人联想到多年前事件发生时与现状的对比。
所有叙事者对事件的态度都如此轻描淡写,则更能看出事实的残酷——通过杀死反对者换来的一时平静。
尤其是青年团长一边打着高尔夫,一边描述自己如何带人去杀死共党的经历,这是一种尤为鲜明的嘲讽。
多角度展现人物之间的联系主人公冈戈与报社老板、省长、青年团长等人之间有着紧密关系,但这些人同时又大有不同,从而体现出这一派的整体形象。
这些人自称为自由人,只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生活,只遵从自己想达到的目的去做事,观众不禁会联想到这样的社会与自己的国家之间的区别,从而产生更多的政治思考。
感一个社会如果只有片面的法律、强权的军队、畸形的经济,却没有道德的约束,将变成什么样?
这部纪录片向我们真实地展现了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国家。
他们不是真的恨中国人或共产党人,他们只不过是被政府和军队利用的政治工具。
当一个男人骄傲地说自己因为参加屠杀华人的行动,于是毫不犹豫地捅死了自己女友的父亲,并且开心地笑出声的时候,我知道一个事实,바로在恶魔和政治面前没有道德与理智可言。
不是所有人都没有恶的一面,但恶魔一定没有善。
“我不需要赞同那些国际法律,只有胜利者可以定义罪行”
关乎政治的纪录片一般很能“绝对正确”,影片并非简单的叙事,也非简单的通过演绎转嫁,她超越了一般纪录片的范畴,同时她的真实扮演也甩开重现历史的故事片好几条街。
人类的统治历史一直都伴随着这样血腥故事,只是用今天的记录形式展示出来,不单单是屠杀本身,还有施暴者的心态及转变,确实令人震撼。
悲剧的工具,即便当下政权交替、或者各种形式的伏法,我想他们都理解不了除政治之外的更深层的不幸。
像主人公那样最后出现的忏悔怜悯之心,也有年龄以及后代的多重原因。
另一方面没有鲜血难道就不是荼毒吗?
你把各个国家地区统治阶级、既得利益者、刽子手们放到一起,本质都差不多的,只是看谁文明的包装更精致罢了。
前者还可说“无知者无畏”,而佯装的道德、粉饰的太平具有同样的嘴脸,且更可憎。
1965至1966年,印尼右翼軍方叛變並在境內展開了針對左翼份子和共產主義者的屠殺並造成上百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影片為還原真相展開了長達八年的找尋與拍攝。
不同於平常,《殺戮演繹》並未採用受害者陳述或第三方資料等方式來試圖觸碰歷史灰燼中的餘溫;相反卻將視覺轉向當下那些曾經行刑的兇手,通過紀錄他們的生活、訴說以及對回憶的演繹來還原歷史真相。
導演將鏡頭鎖定於做為行刑人之一的安瓦爾和他的夥伴們並說服他們在一部以屠殺共產黨人為題材的影片中扮演行兇者與受害者的雙重角色。
另人驚訝之處在於,兇手似乎並未對當年所做之事感到懺悔:攝影機前的他們對殺戮供認不諱——如今他們依舊作為當權者而被當作國家的英雄。
但隨著拍攝的進展,影片所關注的核心真相從歷史事件滑向人物自身,後半部一場郊外戲的拍攝虛構出了20世界下半頁人類史上的一幕慘劇並構成上述變化轉折的明顯標誌。
那場戲中,安瓦爾和他的夥伴們"扮演"的殺手火燒村莊並殘害了村中的婦女和孩童,兩位扮演犧牲者的女性在拍攝結束後仍無法從表演中回歸現實,持續的哭泣與失神被導演的鏡頭捕捉但同時這一突發事件並未被在場的任何人所預知。
此事件直指影片核心:導演意圖使"真實"事件通過虛構的表演被重現,但將角色帶入人物後所造成虛擬對現實的創傷卻是無法可控的!
真實電影概念(Cinéma vérité)在根本上承認在紀錄電影中運用虛構手法並通過導演自身的介入引起事件的發生,挖掘真實而並非僅僅作為客觀的紀錄者。
基於此特點,我們一方面看到一條具有強烈"敘事"特徵的主線在塑造影片結構的同時,卻不得不再次面臨思考紀錄電影真實性的問題:真實之於鏡頭是否可能?
它存在於何處?
電影的主線由安瓦爾自身態度在鏡頭前的轉變而形成。
影片開頭,主角安瓦爾引以為傲地向觀眾描述並表演當年的殺戮場景並將鏡頭帶入一個個案發現場。
曾經的兇手依舊是這個時代的勝者,其中的不少人仍被當作現任政府的元老英雄,權利在握的他們表面上肆無忌憚並堅持屠殺的正義性。
但安瓦爾內心的另一面卻同時被捕捉入鏡頭之中:影片開頭不久,一次為還原行刑現場的演繹之後,安瓦爾坦然需要通過酒精、毒品與舞蹈來麻醉自己(在導演另一部電影《沈默之像》中兇手則是通過飲用人血——這種對良心的背叛而並非欺騙的做法來繼續存活),恰恰舞與屠殺前後所構成的反差揭示出言詞對於內心的背叛;而作為演員在表演中身分的互換則使他在虛擬場景中體會對於罪惡的恐懼,這一切引向最終他的懺悔。
對被害者身虛構的"扮演"到對自身行為再現的"表演",兇手從身分回歸真實自我。
影片後半部,在一次對犧牲者被處刑的扮演中,安瓦爾直言彷彿自己真的已經死了。
而諷刺的是相同的處刑場景緊接著又重來了一次,像是對兇手直言已死的嘲弄與懲罰,同時卻在另一側面提醒觀眾影片中的表演均為虛構,發生的都並非原有真相——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鏡頭追溯歷史成為不可能,真相永遠大於影像。
結尾處當兇手坦白扮演被害者被殺死時的恐懼時,導演自鏡框外的聲音尖銳並殘酷地道出了影片中唯一的一個真相,直接揭穿他的謊言,而那些感受不過是基於虛假的經歷,源於真實的恐懼他則永遠無法體會。
人無法成為他人,一方面使得人無須立足於他者而承擔其生命重覆,另一方面卻意味著他無法逃離自身。
罪惡感的幽靈纏繞著安瓦爾,他想要逃脫,但最終卻是徒勞的——他就是幽靈,當下的他就是那個想要逃離的過去。
影片中,兇手一遍遍地由"自己"殺死"自己",背負罪惡感等待救贖,但最終回歸現實,已定格的歷史卻使得安瓦爾無路可逃。
在這裡,真實電影的虛構特質得以揭穿影像中的謊言而直達影像背後的真實:影像本身成為控訴事實的工具,也同時體現了影像本身無力。
安瓦爾從電影中學到了許多殺人方法並在之後的屠殺中得以運用,當他再次觀看影像中的殺戮時卻認為那與他在現實中所做的相比卻是虛假和幼稚的。
此處,影像在某種程度上被付諸於現實之後,那源於影像的衝擊力卻無法再次回溯到影像本身。
面對歷史真相時,鏡頭作為紀錄工具的揭示功能在龐雜且模糊的事實面前總以弱勢的姿態出現,當攝影機將鏡頭轉向一方時,客觀的揭示從一誕生便已死亡。
此時,基於其本質上的弱勢與無力,影像便自發開始了針對現實事件帶有立場的控訴,而這一過程則成為捕捉現實唯一有效的方式 。
在這個意義上,影像面臨現實時的無力恰巧成為了其最強有力的工具!
《殺戮演繹》一片中,導演並非站在道德中立的角度,相比尋求真相,影片體現出更多的是對正義的訴求。
影片的結尾處的懺悔使得之前的行為成為兇手對自身的逃避的最終鐵證,而最後的幾個固定鏡頭則展現出他們良心的痛苦與死亡,而在屠殺共黨的電影中他們身著奇裝異服一片歌舞昇平背後則是他們無法直面的悲劇。
而作為反差,影片前半段兇手在鏡頭前對暴行的演繹在導演有關道德的正義訴求中成為控訴他們最好的證據,帶有強烈的道德判斷意識從一開始就存在於攝影機背後——導演的視角中,並依此形成故事主線並通過後期剪輯而構成第三者——觀看群體的視角。
另一方面,設定的表演場景與真實的個人回憶被揉合為一個整體而呈現於鏡頭前人物的行動與訴說當中。
從意識到攝影機存在的那一刻起,鏡頭所捕捉的就是不同程度上的表演狀態,而真相往往卻以悖論的方式被呈現出來,其中,電視機的不斷出現構成了雙重的視角:人物以影像方式存在並被他於當下所觀看(顯然安瓦爾對自己的表現並不滿意),觀察與經歷這兩種視角於主體的衝突集中於Kino-eye捕捉事件的角度。
但是不僅如此。
當兇手抽離出自身並以觀者角度來審視表演時,真相作為事實已被固定在螢幕之上,而真實卻源於他那凝視真相的目光;如果真相只有一個,那麼真實則棲息於那不斷持續的回聲當中。
透過一開始對於歷史真相的尋找,我們逐漸意識到,只有透過真實才可能觸摸到真相。
而真實不存在於歷史資料,也不存在於對歷史的演繹和對回憶的訴說,甚至不存在於歷史本身。
真實存在於我們看向的每一個人,以及那同樣看向我們的目光中。
而真實是什麼?
在一次採訪中導演說到影片標題"the act of killing"闡述了兩層含義:第一層意指killing是做為人類本性活動的殺戮;第二層則是暗指acting做為表演使得兇手與自身產生的距離。
在影片中,一名兇手被問起假設被國際法庭審判將如何做之時,他引用該隱與亞伯的例子回答說如他有罪那麼自人類史上第一起謀殺之後的所有人都是有罪的,歷史的進程中不可能沒有犧牲品,而現今的所有人都是那一次謀殺後的結果,因此無人可以指責他的罪過。
而這個例子更為深層的含意在於,當我們作為第三者觀看這一過程時,我們見證的就是歷史本身:如同影片中的安瓦爾觀看螢幕中的自己,他明白,痛苦是真實的,殺戮也是真實的。
而觀看《殺戮演繹》時的痛苦,同樣根植於我們本性土壤下,真實且原始的殺戮。
在离开印尼前的一个星期,再一次打开这部片子,三个小时的片长全部是由支离破碎的片段组织而成,然而却如同一幕超现实的黑色喜剧,荒诞得令人心惊。
即使过去五十年的时间,参与当年屠共的杀人者依旧毫无悔意乃至洋洋自得地重演当年杀人的片段,毫无怜悯,毫无愧疚。
在当初血流成河的地方,他们放声歌唱。
即便在印尼待了几乎一年的时间,我依然对这个民族的双面性感到不可思议。
作为伊斯兰教国家,他们近乎虔诚地恪守着戒猪肉、祈祷、包头巾的习俗,然而在他们中许多人心里是没有能够称之为神的存在的。
在他们毫无顾忌地大开杀戒的时候,是否知晓他们所笃信的神明在看着他们的罪行?
在电影渐进尾声,Anwar终于在回想当年时恍惚呕吐。
杀戮从来无关道义与否,无论以再高尚的目的进行粉饰,那抹血痕都始终粘在他们手上,永不消失。
“Tidak semua kebenaran itu baik.(不是揭露所有真相都是有好处的)“当导演问起杀人者当年的真相时,后者漠然地如是说。
”Tapi bagi jutaan orang yang anggota keluarganya dibunuh,itu baik(但是对于上百万家人被杀的受害者,这是对的)”对我而言,哪怕只是为了这样的一句话,我都要给这部片子打五星。
悲剧发生后的这么多年后,主角想通过拍摄电影来逃避自己的罪过,首先,比起主角的朋友,他还是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他的朋友还在自己认为的正义中过着自己安稳的生活。
但是这样的罪过怎么可能会通过拍电影就能轻易获得救赎呢。
给我映像深刻的是他在完成电影后对约书亚说,我在戏中被恐怖笼罩,我感受到被我行刑人的感受,约书亚说你没有,你只是在等待导演喊cut,被你剥夺生命的人在等待生命的终结。
就像电影的名字杀戮演绎,在这个我看上去不太发达的国家,这样的恶才能演绎出,而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太多的恶被粉饰以至于我们根本分辨不出恶,而这都是恶不是么?
在电影中最令人窒息的场景,或许不是那些鲜血淋漓的杀戮重现,而是在森林中,赫尔曼·科托将肉塞在安瓦尔·冈戈的画面。
镜头冷静地记录着他们坐在桌子上唱歌,而观众却无法不联想到那些被他们杀害的“共产主义者”。
安瓦尔·冈戈的自我戏剧化令人毛骨悚然。
他优雅地演示如何用钢丝绞杀受害者,声称这是为了“更干净”;他将屠杀方法归功于好莱坞电影的教育;他甚至在重现暴行时,像导演一样要求“受害者”表演得更凄惨些。
我们通过社会学的视角,影片中杀戮者毫无悔意的表现变得可以理解——这不是在为暴行开脱,而是揭示了一个更为残酷的真相:问题根源在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及文化氛围。
1965年印尼政变后,苏哈托政权通过系统性污名化,成功将印尼共产党(PKI)成员建构为“国家公敌”,这使得针对他们的清洗行动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不仅被允许,更被鼓励和奖赏。
在这种扭曲的社会共识中,个体施暴者很难产生道德愧疚,因为他们不是在“杀人”,而是在“清除害虫”、“保卫国家”。
而半个世纪后,他们依然活在这个剧本里,只是观众从当时的印尼民众换成了全球的纪录片观众。
这种“表演性“恰恰证明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如何通过叙事自我合理化。
当安瓦尔在影片结尾参观自己当年的行刑地点时,那突如其来的干呕成为了全片最复杂的时刻。
这是忏悔吗?
还是身体先于意识认出了罪恶?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不适并非源于道德觉醒,而是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成为他人暴力叙事中的受害者。
这种有限的“共情“恰恰证明了统治暴力的运作方式:只有当施暴者想象自己处于受害者位置时,罪恶感才可能短暂浮现。
这种社会认知的差异造成了我们观看影片时的强烈不适:我们基于当代人文主义价值观判定为残忍的行为,在当时印尼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却被编码为爱国壮举。
这让我联想到马克思主义者对法国大革命先驱的崇敬——在资产阶级史观主导的叙事中,罗伯斯庇尔等人常被描绘为暴君,但在革命者看来,他们是为社会公平献身的殉道者。
历史的评价永远取决于观察者所处的社会位置和文化坐标。
当马克思运动在法国失败后,不仅是一种政治实践的终结,更意味着资源公平分配的可能性被永久排除在主流社会想象之外。
而当时的印尼大屠杀选择共产党人作为目标也绝非偶然。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源重新分配的主张,直接威胁到当时掌控印尼经济命脉的政府利益。
这种结构性的利益冲突,使得对共产党人的迫害成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必然选择。
在这种文化下,我们应当批判的不仅是个体施暴者,更是那个制造施暴者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机制——它成功地将经济利益冲突转化为意识形态对立,再将意识形态对立妖魔化为生存威胁。
最讽刺的是,那些声称最有信仰的人往往犯下最残酷的暴行,因为他们将信仰异化为绝对真理,从而免除了对具体他者的人道责任。
而观看《杀戮演绎》的痛苦在于,它强迫我们承认自己与行刑者的潜在相似性。
在一个不同的社会结构下,我们是否也会成为安瓦尔?
当国家将暴力神圣化时,个人良知有多大抵抗空间?
影片没有给出答案,但它撕开了历史记忆的伤口,让我们看到里面的脓血依然新鲜。
在全球化退潮、民粹崛起的今天,这种警示尤为迫切:任何将人群分类为“我们”和“他们”的叙事,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行刑者。
2025.04.12 Yuki
2013年最喜欢的电影,近三个小时的纪录片每分钟几乎都看得头皮发麻。
印度尼西亚60年代的反华屠华已经渐渐被世界淡忘,如果没有这部纪录片,这段历史可能就此湮没。
事实情况是,这些国家许可的沾满了鲜血的杀人犯如今仍然在当地有钱有权有势,回忆过去不但不觉得羞耻悔过,反而标榜自己对国家人民的贡献。
更令人震惊的是,当地政府官员,媒体,甚至副总统一边倒地支持这些杀人犯和流氓团体。
当摄像机跟随着这些流氓去公然勒索当地华人店铺时,当这些杀人犯兴高采烈地模拟讲述几十年前的杀人场景时,你也许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导演在印尼生活了七年。
起初他的想法和一般的纪录片导演很像:采访那些受害华人的幸存者或家属子女。
做了几年的无用功后,导演发现幸存者和家属子女完全就是敢怒不敢言。
索性另辟蹊径,以大言不惭的杀人犯为主角,暴露他们自以为骄傲的丑像,反而造就了这一部揉杂着魔幻,荒诞和真实的震撼人心的纪录片。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段mv是说被杀的人感谢anwar把自己送上天堂而得到解脱,还给他送了一个奖章,anwar对此也是觉得十分满意。
看来,那些刽子手都已经基本相信数十年编织下来的谎言,用以保护自己免受良心的谴责。
毕竟,手刃1000无辜的人也是需要强大的内心的。
无论如何,这是一部刽子手吹嘘自我形成的影片,受害者永远无法发声,家属也将会在忍气吞声中度过这一辈子,无数冤魂也不会被轮回,诅咒着印尼这个把流氓等同于自由的国家。
平实与激进的镜头给予这部电影一种内在的矛盾感,从头到尾就像是游走在热带雨林与高楼大厦之间,时而天堂时而地狱,上一秒还在教导孙子温柔对待动物的老人,在下一刻就开始回忆自己曾经的杀戮往事。
杀人,勒索,强奸,放火,都伴随着轻声细语娓娓道来,而当这些事情再一次用电影重演时,又能把人吓的说不出话来。
无语,愤怒,震撼!离文明那么近,又离文明那么远
四星半,牛逼闪闪又让人觉得很悲伤。戏中戏,刽子手自编自演,荒诞诡异。毫无悔意,或者自欺欺人,最终戴上金牌勋章,被自己恶心得吐了。多么震撼而让人不寒而栗的价值观,多么扭曲的人格和政权。
對誰又何嘗不是一種殘忍呢?
沉闷
我决定一定要给当年从印尼逃回大陆的外公看这部片,这在他一生的回忆里应该是很沉重的一部分。
节奏太慢了,也不知道想讲啥,反正就是看着一群印尼人无法无天是,结束。
我在他眼里看到了无措和茫然,但没有看到悔恨和惭愧。
導演明明意識到了最關鍵的問題(他在訪談時說的:犯罪者沒有認罪感是因為他們沒有失去權力被迫認罪,他們仍是既得利益者)卻沒拍到或者剪輯出來,僅止於人性反思階段,略遺憾
美国参与了印尼的政变,但是片子里是一点都不敢提,结果在美国拿奖拿到手软。另外,片子演绎的是暴力,测试残忍的程度,不是历史,也不是政治,难道用更人道主义的方式杀人就可以被接受吗?用暴力混淆了受害者和加害者的本质区别,道德审判绝不能代替政治清算。
找演员来演绎当年的屠杀,印尼这种国家就应该当年被小日子殖民,两个变态国家。只是想不通这纪录片还被bbc评为百大电影之一!?
很震撼的纪录片。1965年印尼有百万共产党、左派和华人惨遭当地流氓屠杀。今天这些屠杀者不仅没受惩罚,反而毫无罪恶感。甚至洋洋得意地拍电影重现当年屠杀。当他们自己扮演受害者时才领悟到恐惧与自责。导演站在屠杀者的视角看待历史很是荒诞别致与讽刺。难忘妇孺群众演员在扮演受害者时惊魂未定的神情
非常超现实,不自觉联想到中国那些同时代的老流氓们
看到有人评价这片真实的有些超现实,我认为没有任何超现实的,给我们一个机会,给点鼓励,我们一样可以重演。给一个合适的理由,别说非我族类,就算自己的同胞也一样下的去手。而且若干年以后,这些人也能像他们一样说的理直气壮。五戒青年团和红卫兵的区别在哪?不过只是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而已。
製作組秉持立場「中立」 的極致。影片本身已經說明了衝動與行動優先,思考與理論則屬於上車後再補票的行為。遇到這種事情,除了Rifle in the hands 別無良策可圖。
题材挺好的就是感觉拍得让人捉急,之后的剪辑也是一团糟,按道理说这类型的片子哪怕是纪录片,用相对客观的视角讲述也应该是很让人震撼和惊诧的,说老实话我觉得并没有,一堆人在镜头面前blablabla感觉完全没有深度啊~
今年看过最震撼心灵的一部纪录片,片中片的形式让纪录本身带上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透着一股荒诞的喜感,既黑色,又讽刺,当年印尼屠华事件的刽子手一边演绎杀戮本职,一边演被杀的受害者,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但内心依旧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孽,价值观扭曲到悲哀。★★★★
垃圾,不知所云,2小时46分钟又臭又长。
导剪版以行刑者 参与影片各中心理发生变化像是社会学实验,针对于安个人的一个侩子手,能当这么多年侩子手一定有他一个自洽的心理在摄制过程中,一步步诱导是让他们忏悔,反思么?我猜不是,就是杀戮过程对这个人的高高在上的圣母行为罢了。
莫名想到电影斗士中,电视台告诉男主要拍他的职拳传记片,结果最后剪成了戒毒宣传片。
本片的戏中戏令人深思,除了主角的心理扭曲外,还有和蔡明亮的歌舞片相似的奇效。相比之下历史价值就小多了,由于缺乏清晰的逻辑和论证过程,说服力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