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

熊培云：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评《浪潮》今日世界，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而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也正在试图从"后极权"的坑坑洼洼中走出。

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当历史翻过黑暗的一页，过去那个血腥而愚昧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么？

世界离独裁有多远？

35岁的德国导演丹尼斯•甘赛尔(Dennis Gansel)透过他杰出的电影《浪潮》(Die Welle)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1. 纳粹速成班 汽车摇摇摆摆，车外人来人往，影片《浪潮》在一片轻松而热烈的摇滚音乐中开场。

这是一所普通的德国中学，主人公赖纳•文格尔(Rainer Wenger)是该校一位老师。

不巧的是，今天他被告知自己喜欢的"无政府主义"课被另一老师抢先一步，而且事情已毫无回旋余地，文格尔只能硬着头皮在接下来的"国家体制"主题活动周上主讲他并不喜欢的"独裁统治"。

故事就这样围绕着接下来的一周展开： 星期一。

文格尔来到教室时，教室里一片自由散漫的气氛。

显然，文格尔并不适应这个课堂以及他将要讲的课。

"如果我是你们会去上无政府主义的课，而不是听这倒霉的独裁统治。

" 这是他的开场白。

当他将"Autokratie"（独裁统治）写在黑板上时，学生们仍在看闲书、发短信，东倒西歪，以至于文格尔不得不停下来希望大家"给点反应"、"好歹这一周要打发过去。

"然而，就在大家七嘴八舌、漫不经心地讨论独裁统治时，文格尔陷入了深思。

显然，他并不相信学生们所说的"纳粹已经远离我们了，我们德国人不必总带着负罪感。

"或"独裁统治不可能发生在今天，因为没有民众基础。

"课间休息后，文格尔让学生重排桌椅和座次，他准备做一个试验，让学生们体会独裁的魅力。

文格尔说，独裁的主要特征就是"纪律性"。

通过口头投票，最后文格尔成为课堂上的"元首"。

接下来他要纠正大家的坐姿，而且发言时必须站立，必须尊称他"文格尔先生"，不服从者可以退出。

星期二。

文格尔再次走进教室时正襟而坐的学生们向他齐呼"早安，文格尔先生"。

"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

"这节课，文格尔要求大家站起来像军人一样踏步，"感觉所有人都融为一体，这就是集体的力量"。

而且，踏步的另一个目的是，一起将楼下的"无政府主义课"踩在脚下，"让我们的敌人吃天花板上的灰"。

显然，通过这种集体行动，文格尔试图给"独裁班"的学生们一种优越感-- "无论表现怎样，我们这个班也比楼下的'无政府主义班'要好"。

接下来，文格尔与学生们一起讨论是否需要穿着统一的服装，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一种廉价的白上衣与牛仔裤定为他们的"制服"。

星期三。

课堂上，只有女生卡罗继续穿着她的红上衣，其他学生都如约穿上了白衬衫。

制服使卡罗陷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她仿佛不属于这个集体。

上学路上，她的男友在说她"自私"，而现在文格尔几乎无视她的存在，同学们也不和她讨论，并视之为异类与不合作者。

有人建议给班集体取个名字，最后"浪潮"从"恐怖小组"、"梦想家俱乐部"、"海嘯"、"基石"、"白色巨人"、"核心"等名字中脱颖而出，成功当选。

红衣女生被冷落，她提出的"变革者"无人响应。

这节课还定下了"浪潮"的标志。

当晚，"浪潮"成员开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张贴他们的浪潮标志。

星期四。

在"浪潮"组织中获得归属感的成员们的创造力也被激发出来。

课上有人动议，既然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手势，浪潮也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手势。

这是一个右手在胸前划波浪的手势。

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浪潮"，并以是否做这个手势与他人划分界线。

甚至连卡罗年轻而玩世不恭的小弟弟也加入进来，甘愿为"浪潮"把门，凡不能做浪潮手势的人，都不许进学校。

卡罗越来越觉得情况不妙，她奉劝文格尔立即中止这个游戏，因为他"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

星期五。

课程接近尾声，文格尔希望大家将参与"浪潮"的体会写下来。

文格尔激进的教学方式同时受到来自校方与家庭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因为情绪失控而掌掴女友卡罗的马尔科后悔不已，乞求文格尔能中止这一切，并指责这所谓的"纪律性"不过是法西斯的一套。

文格尔知道，一切该结束了。

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如期漂亮的结尾。

当晚，所有浪潮成员都收到文格尔发来的一条短信：事关"浪潮"的将来，周六12点务必在学校礼堂开会。

星期六。

学校礼堂。

文格尔让学生关闭了礼堂。

在选读了几篇学生们关于"浪潮"的体会后，文格尔发表了一番振奋人心的演讲，并煽动学生们将其间提出异议的马尔科揪上台来。

在一片"叛徒！

叛徒！

"的高呼声中，马尔科被争先恐后的学生们举到了台上，以接受惩罚。

事情本来到此为止，接下来文格尔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法西斯当年做的"，并宣布独裁实验结束，"浪潮"从此解散！

然而，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按着文格尔的意愿发展下去。

狂热分子蒂姆拔出了从网上购得的手枪，乞求文格尔不要解散"浪潮"。

"浪潮"是他的第二生命，他绝不允许背叛，即使文格尔也不成。

电影由此进入高潮，蒂姆枪杀了一位同学并在绝望中吞枪自尽，重重地倒了下去。

这就是"浪潮"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纳粹速成班"的故事。

它速成亦速朽，然而一切顺理成章。

2. 蒂姆是一个隐喻 《浪潮》是根据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克柏莱（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

那是在1967年4月的一节历史课上，一位学生向老师罗恩•琼斯（Ron Jones）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

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

"对此，琼斯不知道如何回答。

之后他决定，大胆地进行一项实验。

他要重建纳粹德国，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就在他的教室里。

他想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不仅体会其恐怖，也体会其魅力。

而且，不出琼斯所料，正如《浪潮》所表现的，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实验中，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狂热，而且告密成风。

五天以后，当几百名学生在礼堂里伸出手臂向琼斯致以崇高的"浪潮"问候礼时，你首先能想到的，或许正是里芬斯塔尔在《意志的胜利》（1934）中记录的德国人向希特勒欢呼的场面。

不过一切还好，琼斯最后控制了局势，戛然而止--"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优秀的纳粹。

" 在最后的聚会上，琼斯接下来给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所作所为：恐怖、暴力、毒气室。

琼斯看着一张张不知所措的脸。

最初的那个问题得到了回答。

相较琼斯的教学实验来说，《浪潮》的结局显然更富戏剧性，残酷的陡转让你不得不认为导演甘赛尔从《死亡诗社》的结尾中获得灵感。

尽管这种剧烈的冲突招致一些批评。

但在我看来，狂热者蒂姆（Tim）的出场，恰恰是《浪潮》区别乃至超越琼斯教学实验之关键所在。

我甚至认为，从影片所要达到的思想高度来说，《浪潮》的主人公与其说是文格尔，不如说是蒂姆。

蒂姆性格内向、不善交流，少有成就感，在学校更是经常被人欺负，被人称作"软脚虾"。

也许是这个原因，他一直希望周围能有几个"兄弟"。

为此，他经常给其他男生送些小恩小惠，并在后者近乎鄙夷的目光中讨好说："是送你们的，我们是兄弟。

"然而，事实上，没有人把他这个窝囊鬼当兄弟。

对于为什么加入"浪潮"，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理由。

显然，对于蒂姆来说，"浪潮"更意味着一种梦寐以求的力量，就像他后来握在手里的手枪一样。

文格尔的介入与"浪潮"的成立，显然给一直处于"校园底层"的蒂姆的生活带来转机。

而且，他竟是那样全心全意，甘于冒险犯难。

为了制服，他焚毁了家里所有名牌上衣。

制服的确给蒂姆带来一种神奇的力量感。

当他被欺负时，他开始试着反抗，而与他同穿制服的"浪潮"成员也走过来保护了他。

因为浪潮的存在，蒂姆感觉自己不再是一条虫，而是一条龙的一部分。

在喷涂"浪潮"标记时，他不顾危险爬上市政府大楼。

他不仅用假手枪吓退了寻衅斗殴者，甚至自告奋勇要为"元首"文格尔的保镖，弄得文格尔莫明其妙。

蒂姆诚心诚意地想维护"浪潮"的坚固，要光大它的荣耀。

在他看来"浪潮"就是他梦想中的帝国，而文格尔先生就是能为他引领未来的领袖。

了解了蒂姆的这种近于迷狂的心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最后会拔枪。

从中也不难发现，在类似"浪潮"的组织中，加入组织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互相绑架的过程。

它提倡以组织的名义消灭异类，却不允许成员主动退出，因为主动退出对于组织而言是一种不可控的行为。

文格尔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浪潮的利益代言人。

当他像赵匡胤一要被手下皇袍加身，他只能应允，而不能主动退出。

伏尔泰说，"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

"荷尔德林说，"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一个人信仰乌托邦并非恶，真正的恶是这种乌托邦被赋予魔力，从而具有进攻性。

显然，在《浪潮》中，蒂姆更像是一个隐喻，被革命唤醒的怪兽，被科学家创造的弗兰克斯坦，抑或其他。

"浪潮"使蒂姆获得了"新生"，他的成长远远超出了文格尔所能控制的范围。

组织之我的成长，同时意味着个体之我的消亡。

3. 通向奴役之路 "纳粹速成班"不仅为观众展示了一个微缩的纳粹德国，也清晰地呈现了这些学生如何通向奴役之路。

与之同时进行的是个体被集体化如何被异化。

在第一节课上，当被问及"独裁统治的基础是什么？

"学生们回答包括意识形态、控制、监视、一位元首等等。

同样，高失业率与社会不公、通货膨胀、政治信用破产、民族主义等等，这一切都有利于独裁的诞生。

不过，这都是一些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当这一切变成一种日常的和风细雨时，"浪潮"成员们似乎都失去了警觉，而是沉醉于他们的同志友爱和共同理想。

在《浪潮》中，观众几乎可以看到所有有关独裁的典型元素：没有原则的集体主义，泯灭个性、消除差异的制服，对异己的隔离与言论自由的取消，一个元首，替罪羊，光天化日之下类似黑话的手势，煽动性的反政府演讲，利他名义下的强迫，对未来利益的许诺，标榜团结的仪式，归属感等等。

而且，"浪潮"不仅是一个平等的集体，也是一个健康的集体，站起来回答问题首先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

星期六的会场上，当文格尔指责马尔科是受女朋友唆使的"叛徒"时，旁边一位女生称马尔科"已经被传染了"。

在他们看来，谁反对浪潮谁就是瘟疫。

只有拥护"浪潮"的人才是健康的。

为了维持这种健康，文格尔在演讲中指责德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输家，政治家根本是经济的傀儡。

"当我们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时候，那些富人却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间站，还想从高处来欣赏这一切。

此时此地，我们要创造历史。

从现在开始，浪潮将席卷全国，谁阻止它，浪潮就将它吞噬。

"也正是这个原因，觉醒者马尔科被当作敌人要被浪潮清除、吞噬。

关于为什么加入并沉醉于"浪潮"，文格尔选读了学生们的部分感想： "这几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

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

""从前我总是惹事生非，'浪潮'让我投身于一件有意义的事，这就足够了。

""如果我们能够相互信任，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愿为此重新做人。

" 然而，这种平等，正如托克维尔在1848年的一篇演讲中所提到的："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

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

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 一词毫无共同之处。

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显而易见，浪潮寻求平等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通向奴役之路的过程。

正如文格尔最后打开谜底时所说的："你们还记得我曾经问过的问题吗，独裁统治是否会实现，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法西斯主义。

我们自以为高人一等，比别人优秀，我们将所有反对我们的人排队在这个集体之外，我们伤害了他们，我们不知道还将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

""浪潮"本是个中性词，当它成为一种暴力，便成了吞噬一切的恶。

4. 人性没有终结 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时，一个问题困扰着许多人。

"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

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

"著名的极权主义研究专家阿伦特发现了一种基于日常服从的恶。

也就是说，艾希曼之所以恶行累累，不是因为他本性恶，而在于他在一种恶的体制中 "尽职"，而这种尽职的背后，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还是一种美德。

为此，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1974年做过一个很著名的实验：请一批实验志愿者在一群实验组织者--心理学家们的监督下，考察一群被实验对象的单词记忆能力。

每个实验对象的身体被联接到一根电击棒上，电击棒由志愿者们操控，被实验对象每次背错一个单词，志愿者就要对他进行电击一次，电压强度逐次提高15伏，最高达到300伏。

实验过程中，很多被实验对象在高压电流的刺激下，反复挣扎，发出惨叫，请求停止试验，当时情形如同梦魇，按照一般人的逻辑，目睹被实验对象的种种挣扎，很多志愿者会一定会停止电击，放弃实验。

然而事实是，所有志愿者中只有很少的人停下来，其余全部完成了实验，也就是说，对被实验对象都实施了电击，最高达到450伏。

也就是权威在场时，人们会服从权威，即使作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心理不安。

当民主政治在全球攻城夺池、遍地开花时，弗兰西斯•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已经终结"。

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然而，即便如此，谁也不能打保票说，人类可以坐享民主之成，从此一劳永逸，因为"人性没有终结"，因为任何制度都不如人性古老，亦都比人性更早消亡。

无论是独裁，还是民主，抑或是其他形式，皆出自人性。

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屡屡读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新闻。

比如2008年4月13日晚，昆明某高校发生一起内衣丢失的小事，激化成一桩恶劣的校园暴力案件。

10个女生围住另一位不停殴打，有人向她头上浇淋吃剩的方便面汤，有人在她脸上用眉笔写字。

更为恶劣的是，甚至当着男生的面，这些人强迫这位女生脱下裤子暴露下身，并用手机拍下施暴与受辱的照片和视频...... 谁能想象，这些恶正是被视为善与美的象征的女人干的。

我曾经说，没有底线地合群，人类会走向疯癫。

每个人心目中都住着一个暴君，每个人都是独裁的种子，也都有灌溉独裁的潜力。

只要条件成熟，这一切难免会与一种恶的集体主义里应外合，长出独裁的恶之花。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让我们回到1967年4月克柏莱中学的那场试验。

就在试验结束之时，罗恩•琼斯对他的学生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

坦白来说，对于这种声名在外又有些政治隐喻的电影我一向是不太看好的。

因为混迹豆瓣，看惯了国产政治片是垃圾而外国政治片是神作的评价，我发现我们对这种政治题材电影带着天然的有色眼镜——从小包围在歌功颂德英雄主义作品之中，再加上政府对文革的遮遮掩掩和生硬的洗脑手法（而恰好这两者形成的对比使得这个政府的某些作品显得如此拙劣），我们突然接触这种讽刺和暗喻的作品（包括《1984》和《动物庄园》）时，就像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一切都是那么深刻和真实，打破了所有我们被教育的一切，让我们无地自容、彻夜反思、感受到深深的欺骗。

再回头审视我们自己这个国家和它所宣传的意识时，就会觉得那是多么的可笑和幼稚，以一种高处看平生的感觉替还在这种“集体主义”里被“洗脑”的人哀叹。

问题是我们就没有出错吗？

外国的政治片讲得道理就是深刻和正确的吗？

那怎么确定外国的政治电影就不是在洗脑？

有人说了，外国的政治电影洗不洗脑我不知道，反正中国的就是洗脑，而且洗的拙劣。

嗯，这句我也没法反驳，反正都是被洗脑，喜欢被外国的洗还是被中国的洗都是个人的自由嘛，而且确实啊这届中宣部不太行。

那我们假设一个场景吧，假设有一天中国强大到令全世界眼红，超越了今天美国的位置，在个人主义环境里长大的小孩听多了个性独立，某一天看到中国的集体主义带来的巨大成功，会不会像我们今天一样感觉到深深的欺骗？

所以我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从来就没有什么孰优孰劣的问题，无非是认可各主义的实力对比在特定时段总是有强弱的，从而使一方觉得底气不足，而一方又觉得迷之自信。

就小范围而言，集体主义总是压倒个人主义，表现出更强的凝聚力和建设力，就像这部电影里的“浪潮”，但是大范围内，现在恐怕是倡导个人主义的多于集体主义吧（我共表示不服）。

电影里的组织是浪潮，电影之外，众口一词的谈集体主义色变难道就不是浪潮？

再回到电影本身（呃，貌似开头也没提），如果打分的话是打三星（没有黑note7的意思）吧：两星给德国对纳粹的反思，真的很可贵；一星给这个题材，让我们警惕法西斯复辟；一星扣掉情节剧情；一星扣掉夸张和太明显的结局。

好的方面当然有目共睹，下面主要说坏处。

该剧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就是：即使在和平年代里，法西斯这种恐怖的事情也是能从群体中产生的呢。

所以主要的情节都用于铺垫浪潮怎么一步步走到极端的，也就是着重表现“浪潮”带来的负面性，但是事实上情节是特别混乱的，只是我们带着先入为主的感觉去看反而觉得情节不太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他要表达什么，所以怎么表达出来都觉得不太违和，我们来看几个冲突和负面性的点（负面性是指他们集体表现出来的负面性，蒂姆这种精神有问题的个体我们先不谈）：首先，大家要求统一服装，女主穿了红色的，理由是觉得自己穿白色不好看。

然后不出意外受到了大家异样的眼光和指责，甚至老师也刻意不怎么理她。

但是这对于表现负面性完全没有用处，她最开始也尝试穿制服只是后来觉得不好看而不穿了。

与其说这里想表明女主的独立清醒，但跳出去电影的背景，如果现实中团体因为某件事情要统一行动偏偏有一个人不统一，恐怕更多的我们也是认为这种人就是不配合、不具有团队精神吧。

很明显的，女主不爽了，觉得大家都是在针对她，嗯，或者说她觉得这群人疯了，之后他男友来沟通，还和她男友争执，完全不让步。

然后我们看这件事之后女主男友对她的评价——

注意了，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因为“浪潮”而闹僵，仅仅是穿衣服这件事而已。

并且电影前面也有她想去留学、完全不管男友的片段，所以情节推进到穿衣服这件事，男友差不多说出了他对女主的、还没有受浪潮影响前的评价：一意孤行，不考虑他人感受。

所以这里我觉得这里这个负面性不太好，可以设置为女主不小心没穿或是其他什么原因都更有对比性。

偏偏这是因为女主个人的原因，所以看到后来，感觉她真的有点是因为对浪潮的发展感到心理不平衡而刻意与之作对的。

第二，满大街涂鸦

虽然这有违公理，到处涂鸦也确实应该被警察叔叔抓取教育。

但是实际上，涂鸦行为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有时被鼓吹成反抗专制的行为（参见柏林墙），和是否参加法西斯性质的组织没什么直接联系，更多的是一种集体认知诉求而已。

而且这段我看的莫名其妙，文格尔没让他们这么做（后来还骂了一顿），只能理解为国外高中非主流少年的突发奇想吧，人不疯狂枉少年啊。

第三个场景就是最后一场体育竞赛了，在场馆里起了冲突。

一开始他们强制统一服装进场，这个说明了浪潮集体具有排斥性。

但是这是在浪潮成员覆盖了大部分学生的前提下（沙滩聚会他们吸收了大量人员），也就是说，此时的观看学生大多数属于“浪潮”，而且多数人都是很乐意的接受了服装，只有女主和女二并不想穿，带着传单混进去场内（要是我是浪潮成员我也不能忍啊）。

但这时浪潮也没有体现多大的负面性，为了自圆其说，只能设置一场攻击对手的情节，再加上女主们发传单的行为，终于造成全场混乱。

但讲真，看球什么的即使到现在还有不理智的行为，再加上女主发传单的神助攻，场面终于混乱不可收拾——也就是说这个锅浪潮全背也有点冤啊。

所以其实在负面性体现上，浪潮这个组织整体表现出来的负面性真的很弱，完全没达到电影想达到的效果，反而打跑几个小瘪三、统一团队戏剧排练、体育竞技中的团队激励都显得还有积极性的样子。

而又由于蒂姆这个精神有问题的人的存在，整个浪潮最后崩溃反而更像是一个精神病坏了一节课，而没有凸显这种群体性组织的负面性。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不是蒂姆的存在，文格尔老师最后配合男二（想不起名字了，女主的男友）演戏然后成功教育学生们的课堪称完美。

因此呢，综合看电影也编不出来这个群体到底能产生多大的负面性，每个人都极端又明显太夸张，所以只好把所有负面情节归到一个人身上，造成一种如果不是这个家伙说不定浪潮还挺好的臆想。

因此就情节是否充分表现主题来说，浪潮的情节明显是苍白的，没有很好的托起整个主题。

十分赞同下面这位知乎用户的回答“有信念有希望的人，不论如何才会走下去，才会去阻止浪潮，如同推石上山的国王，他永远在做着无法结束的任务，但他的手却从来不曾松开。

历经艰险方知幸福安康，所以重要的不仅仅是面对浪潮的警惕和希望，更重要的是浪潮过后的反思和沉着，以及时刻面对自己的内心，问问自己，浪潮是不是已经在你的心中。

作者：匿名用户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515223/answer/61029041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

”总之看了浪潮对集体主义一脸鄙夷是不好的，哪里都有浪潮，看了个电影也不用扯体制来上纲上线，关键是保持一颗清醒向上的心，做一名好少年呐：）感觉胸前的红领巾更鲜艳了呢。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让我们回到1967年4月克柏莱中学的那场试验。

熊培云一群大学生，衣着时尚，思想现代，老师问他们：你们认为独裁专制在德国不可能重演，对不对？

学生非常肯定地说：绝不可能，缺乏民众基础。

对于独裁这个问题，每个年轻人如同我们，大都抱着一脸无聊、淡漠，鄙夷的态度，对啊，我们学了这么多，怎么会钻进这个历史圈套。

老师笑笑：我们来体验一周的独裁。

一周后，这些学习过独立民主自强的学生都被洗脑了。

这个过程甚至是透明度的，连安利大法好都没有用。

一开始只是统一了衣服，然后我们需要一个标志，接着我们要遵守同一原则——同进同退，再然后我们排斥所有集体以外的个人，最后就是集体主义大过天了——不惜一切手段惩罚所有的反对者。

集体意志最后越过了社会常识，践踏了道德底线。

更可怕的是这不是一个杜撰的故事，取材于社会事件。

把一群接受过高等教育、崇尚平等和自由的大学生集体洗脑成法西斯狂热分子，只要五天。

这让人想起了中国文化倒退的10年。

年轻人其实大都无法理解那种时代的错误。

那个年代的人其实并不是比我们更蠢。

时代下的风气，是每个人都未能幸免的。

我们不过是洪流中一朵浪花。

抗拒所有困难，面对时代的浪潮作出逆行姿态，能有几人做到？

我们生活在先进的21世纪，以为自己有足够的判断力，可是依然不能免于被洗脑，我们总觉得自己足够聪明，经验足够丰富。

然而当专制和强迫换了一件外衣，大多数人就认不出来了。

在集体主义大于一切，少数服从多数的根深蒂固的理念指导下。

我们常常会放弃做自己，违心地做一个沉默的大多数，或者兴致高昂地做一个强大集体的一部分。

因我们对错误的认识从来也不够深刻，所以历史总是重演。

自由可贵吗？

那些支持希特勒的青年说：“感谢免于自由的自由。

”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有的人把脑子交给集体，才会安心。

自由可贵吗？

当我们的自尊心、自信心跌倒谷底，当我们心底某部分溃散，当我们失去一种安全感，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

这种如同丧家之犬的自由又有什么用。

自由可贵吗？

可我更想伟大。

我们要追求最正确最宏大的价值观。

集体主义的“大”，硬生生碾压一个独立个体的“小”。

当我们对某一种社会认同过于追求时，我们会轻易放弃自由，丢弃作为一个个体的尊严，我们会做出荒唐的决定，会为集体利益鞠躬尽瘁。

即使这个集体除了能给予我们的，除了我们极度需求的安全感和认同感，其它都是狗屎。

浪潮是一个班集体的洗脑。

一个班集体对比整个社会观念，还是一座孤岛。

如果在时代之中，漂泊在信息大海的我们，也许更加难以辨认孰对孰错。

网络让信息传递迅速化也单一化。

我们读一样的新闻，看到同样的观点，最后发表同样的言论。

最后所有人都在追逐一个极致的统一，用群体思想代替个人思考，用群体意志代替个人勇气，用群体理念代替个人原则。

网络时代，我们一点也不孤单。

敲敲键盘，就能做正义汪洋的一朵浪花。

前有摇旗呐喊的张三，后有前仆后继的李四王五赵六。

也许有一天，我们汇合在一起就会变成那吞噬人性的浪潮。

--思考结论-我们要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和自己迷信的一切。

哦，这不就是常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我是影评和笔记的分割线---读了一下水木丁老师关于浪潮的解读，她的文章重点在于，年轻人内心深处有深深的绝望，他们顺从于纳粹主义是为了免于自由的自由。

一无所有的人什么也不会想，拥有一些的人反而会想拥有更多。

所以他们在这个集体找到了强烈的归属感。

深陷泥潭之后的绝望，会被所有光明的出口吸引，哪怕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能拥有自己想要的，这种无力的自由并非是年轻人想要的。

年轻人需要真正的希望。

武志红老师对浪潮的解读，他的重点在于沟通，以及情感关系的纽带作用，和发泄出口。

人性深处真实的自私，让人在亲密关系中难以宣之于口。

但是有了集体意志，一切不伟大的都伟大了，一切不崇高的都崇高了。

我们对对方的指责可以嫁接在集体意志来合理地攻击对方。

我们那些暧昧不明的情绪可以嫁接在集体意志上找到出口。

我们否认真实，迷信崇高。

然而即使是为了达到伟大的目的，只要我们是将别人视为自己达成目标的工具和对象，那么危险就已产生，不管这目标看起来是多么美好。

所以我总结一下浪潮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既需要正视自己，哪怕是丑陋的自己，也不能放弃真正的希望。

给予真实，给予希望。

再附加我男神的：给予智慧。

我曾经无数次的问过自己，那么聪明的德国人曾经为什么会对希特勒如此着魔，而对于这个问题，我总是试图从希特勒身上寻找答案，一个人要多么能说能忽悠才能让无数聪明透顶的人从内心里把你看作领袖呢？

何况希特勒人长得不帅，家庭出身不好，也没有个名牌大学的牌子，按照今天的标准，这哥们儿找个老婆都不大容易更何况建立国家，一边儿玩去吧。

看了这部德国电影，我才知道为什么我找不到答案，因为我找错误了方向，党卫军和纳粹的横行不在于希特勒，而在于你我这些普通的人。

昨天看《west wing》有一段话讲到一个犹太人在集中营里一直跪着感谢神，别人就问他谢什么，他说他要感谢神没有让他变成纳粹。

看完这部片子我才知道，如果在那个环境中，还没有变成纳粹，那的确是要感谢神的。

因为，我可以肯定的说，如果我在那个环境，我会毫无疑问成为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

片子的开始我是以一种非常调侃的心情去看的，每天上课前统一喊老师好，上课不被允许不能乱讲话，讲话之前要举手并且起立，统一服装，统一手势，甚至有统一的logo，网站，彼此要团结，行动要一致，集体主义大于一切，强调纪律性和规章制度。

Sounds familiar？

慢慢的这种统一和集体主义一发不可收拾。

其实统一和集体主义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统一和集体主义的背后强烈的排他性，铲除异己，盲目膜拜。

also familiar? yes，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主义。

我本以为法西斯主义早已还给上个世纪，我也如那些孩子们一样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民众基础早已消失殆尽。

然而五天的教育，仅仅五天的教育就打破了我们的幻想，原来法西斯主义的民众基础从没动摇过，这就是你我，我们就在那里，为法西斯主义做好了一切准备。

想想我们有没有抱怨过生活不如意，没有人关心没有人爱，生活无聊，工作学习没劲儿，到处都是不公平的事情，人际关系淡漠等等，那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集体里，看不到贫富差距，看不到成绩好坏，看不到你是不是长相出众身材翘楚，看不到你是不是数学好语文差，并且在这个集体里，大家彼此相爱，互相帮助，共同对付集体之外的人，无论做什么，你都会感到“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想不想去这样一个集体里？

i have to say it sounds familiar too（没办法，德国人的电影和美国人的电影差别就在这里，胡编乱造的水准差别太大了，我不是诋毁好莱坞大片，我是好莱坞大片的狂热追随者)。

你看看今天的网站，圈子，小组，共同话题，大家拼命的寻找着共同点，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缺乏归属感，我们终归都是孤独的孩子，我们终归都认为自己站在社会的边缘。

然而作为社会性的动物，我们也在寻找，寻找一种归属感，在那里没有人因为我们贫穷，读书少，说话粗鲁，太胖，不漂亮，出身不好等等问题而瞧不起我们。

我会常常因为没有这样的环境而感到沮丧。

然而感谢神，我们始终没有得到这样一个集体。

因为团结和集体的下一步就是排他。

排他的下一步就是独裁，独裁的下一步我就不废话了。

昨天看《west wing》讲911的那一集非常的棒，总统的小黑助理说为什么很多人会当自杀式炸弹呢？

他们大都生在贫民窟，没吃没喝没衣服穿没钱花，基本生活都保证不了的时候何谈尊严，所有没有的东西，在恐怖组织里都能够找到，这就是为什么总会有为自杀式袭击乐此不疲，那是他们的归属，是他们心灵的家园。

那里他们不仅有吃有喝，更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自己的社会位置自己的尊严。

我很理解最后自杀的那个孩子tim，浪潮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让他生活的更有尊严，让他找到了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并且得到他人的认同，如果浪潮结束了这一切就不存在了。

没有尊严和社会位置的人生又有何意义呢？

我想这就是当初希特勒给德国人的吧，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经济位置的下降让很多人的社会认同感和尊严感下降，他们急需被重新认识和定位，希特勒恰逢实时给了他们这个心灵的家园。

不同的是，法西斯主义永远不是个游戏，忠于集体也不是个游戏，在你今天高喊xx万岁的时候，你或许没想到明天就要为他而杀死很多无辜的人。

人是精妙的动物，人们的情感由于不同的经历不尽相同，然而心里总有根更够共振的弦，不论你生活在东方西方，不论你是穷是富，不论你现在的生活是幸福的还是悲哀的。

我们又有多么坚强的心让自己内心的弦不被利用呢？

如果有一天你出门还能看到很多自己内心有些厌恶的人，如果有一天你还能遇到些你认为思维方式非常人化的人，如果有一天你还能听到很多奇特的言论，如果有一天你还能为周围的人事而吃惊的话，那么感谢神，我们离纳粹还远。

人类的本性决定了无政府主义不可能实现，但是多元化却是必须，多元化需要你我更宽容一些，给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事一些空间吧。

因为正是他们的声音阻止了法西斯主义的重演。

苍白的正派人物，热血澎湃的反派，编导的用心可能恰恰适得其反了吧。

集体力量的强大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所不理解的，而这种强大足以使得，以个人自由为中心的西方价值观感到恐惧。

对浪潮里的人来说，浪潮是他们的归宿。

对浪潮外的人来说，浪潮是颠覆他们世界的海啸。

所谓反对浪潮的人只不过是身在另一个不被自己察觉的浪潮罢了。

关于《浪潮》德国人对于二战有深深的负罪感，所以本是在美国发生的事，德国人把它拿去改编，成了自己的民族反思。

而我们中国同样有一段诡谲的历史。

官方话语对此极力回避，而民间话语则恰恰相反，极其敏感——这也许是对官方的反抗——于是看到《浪潮》，我们毫不犹豫地High了。

德国人给自己的电影贴上了标签：“极权政治反思”；我们则从观影过程中获得解构官方话语的快感。

只是，这种快感是否真实？

德国人的负罪感过于沉重，这有时候让他们太敏感，对一些东西过度诠释；我们的官方话语过于强大，而它对那段历史的回避很让人愤懑，于是有时我们寻找突破口时不顾对象。

刚看完电影的那种压抑的兴奋感平息后，我们再来仔细审视《浪潮》，似乎可以问：从“展现极权主义的可怕”这个角度来阐释它，是否合适？

或者说，哪怕也许导演的目的便是表现极权主义的可怕，但电影最后展现出来的就是这个么？

当站在批判极权政治的角度来审视这部电影时，我们很难解释为何那帮德国中学生只不过是站起来回答问题、统一着装便会陷入集体的狂热；而我们这些光荣正确、从小便坐姿端正、一直都穿着大麻袋一样校服的“红旗下的蛋”却不会对我们的班主任顶礼膜拜。

当只着眼于极权政治对人理性和自由的剥夺时，我们很难解释的是：为何人们要这么做——为何明知道有问题还要往屁颠屁颠往集体里钻——要知道，哪怕经历过纳粹，哪怕它一直都有专制传统，相对而言德国也是个民主、自由氛围比我们深厚得多的国家。

同时，这个名为“浪潮”的可以被称得上“新纳粹”的运动，它所造成的最大悲剧是蒂姆最后杀人、杀己。

然而，蒂姆本身便有心理缺陷。

而他最后开枪，不是因为在“浪潮”的裹挟下身不由己，而恰是因为他无法接受浪潮即将解散、自己的人生没了寄托从而心理崩溃，导致了悲剧。

二战悲剧对人的伦理观造成巨大冲击。

美籍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考察了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后，提出了极权政治的恶是一种“平庸的恶”的观点。

所谓“平庸的恶”，是指人不思考，只为了在一个罪恶的体制中尽职而造成的恶。

她写道：“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

”（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平庸的恶”是一种肤浅的恶，一种没有理想、没有任何深度的恶。

假如影片里，马可真在浪潮成员的一片喊杀声中被伤害或杀死，那才真正表现了极权政治的恶——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平庸的恶”。

幸运的是，浪潮在这时候戛然而止了。

文戈尔老师及时提醒大家：这么做便是纳粹。

而蒂姆也恰好就在这个时候，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无法接受自己所倾心的“集体”就此消失，从而精神崩溃，酿成了惨剧。

如果我们将蒂姆造成的悲剧当作极权的恶，不仅张冠李戴，而且还消解了极权的恶的真正含义。

因为若如此则这意味着，极权之所以会造成罪恶，是因为有社会上的失败者存在，是因为有精神失常者存在。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所以，我们可以说，《浪潮》对极权的批判是无力的，或者说，没有达到它应该可以达到的高度。

这并不是说电影表现了一些似乎是极权政治好的方面，比如说能让人们团结一起“办大事”,给了人家的感觉、让找到了归属感等等。

实际上，这些恰好是极权政治应有之义。

“严酷的专制统治，它的灵感可以来自温馨的家庭观念”（徐贲《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极权社会的宣传展露出率真的微笑，它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大家庭’。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影片真正的无力在于，作为一部旨在反映极权政治的电影，它所展现出了最大悲剧，却与极权政治没有太大的联系。

悲剧的发生，不是因为极权的可怖，而是人的虚弱。

1967年，美国教师Ron Jones在学生中作实验，看是否能建立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

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如《浪潮》所描述。

只是当时并没有死人，实验在失控边缘停止了。

事后，Ron Jone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这个实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孤独、缺乏家庭的温暖、集体的关心，缺乏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

即使把这个实验放在今天，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去你们当地的学校看看，那里找得到民主吗？

”不单在评论《浪潮》时人们会提到这个实验，但人们在提到它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将Ron Jones的那段话给忽视掉。

因为这段话会让Jones的实验变得复杂、不纯粹，它会让我们在评价这个实验时要有更多的顾虑和思考，而无法甩开膀子就此事向极权主义直接开炮。

然而，孤独和无助对人心灵的啃啮往往超出我们预料。

所以对于极权政治，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批判其罪恶上，Jones的那段话，无论什么时候都无法忽视。

实际上，哪怕把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和西伯利亚冰原上以及几十年前中华大地上发生的事情烂熟于心，今天的我们也未必可以抵挡住极权政治的诱惑。

因为当我们虚弱不堪时，“家庭的温暖”显而易见，而制度的恶不但隐藏极深，而且似乎最后还可以为个人开脱责任。

哈耶克在论述人们为了一些福利而放弃自由选择计划经济是愚蠢的时，曾引述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获得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然而这是个几乎人人都懂但却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道理，人往往比自己所想象的要短视、犯贱。

《浪潮》是一部有意思的电影。

但除了让我们得以享受话语的狂欢、表达解构官方话语的快感之外，“为何一群喝着自由主义的奶长大的中学生会如此轻易地被极权政治所俘获”这个问题，不应该在一系列的标签和跟风的喝彩、甚至无谓的谩骂声中被忽视掉。

Ron Jones，赖纳•文格尔的原型。

　　Jones 的自述（1972）　　多年来，我留藏着一个奇怪的秘密。

我与200名学生一起共有着这种沉默。

昨天，我偶遇了其中一名学生。

有一瞬间的恍惚，我感到光阴回到了曾经。

　　Steve Gonigio曾是我的世界史课程的一名高二学生。

我们完全是意外相遇的。

那是教师们最意料之外的场合之一——你沿街走着，在一家僻静的小饭馆吃东西，或是在购买内衣，这时一名以前的学生冒出来向你打招呼。

这一次，是Steve沿街跑下来，喊着“Jones先生，Jones先生”。

我们尴尬地拥抱着，互相问候。

我不得不回想一会。

这个拥抱我的年轻人是谁呢？

他叫我“Jones先生”，那一定是以前的学生。

但他叫什么名字？

在我迅速回忆的间隙，Steve感到了我的疑问，并退后了一步。

然后他微笑着，慢慢抬起一只手，做成凹下去的姿势。

天啊！

他是“第三浪潮”的成员！

那是Steve，Steve Conigio。

他坐在第二排。

他是个敏感机灵的学生，会弹吉他，喜欢戏剧。

　　我们就那样站在那儿，互相微笑，而我则也无意识地抬起手做了个弯曲的姿势。

这个行礼姿势是灵活的。

两个同事在战争后很长时间相遇了。

“第三浪潮”依然存在着。

“Jones先生，你还记得‘第三浪潮’吗？

”我当然记得，那是我在教室中所经历过的最令人惊恐的事件之一。

那也是秘密的源泉，这个秘密将由我与200名学生终其余生来悲哀地共有。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们说笑着，谈论有关“第三浪潮”的事。

然后就是分别的时刻了。

那感觉很奇怪。

你以这种碰巧的方式遇到了以前的学生。

你抓住了自己人生中的一些时刻。

握紧它们。

然后告别。

不知你们下次何时甚至能否再见面。

噢，你们保证会给对方打电话，但实际并不会。

Steve还会继续成长与改变。

我是Jones先生。

Steve转过身，向我行了个无声的礼。

手臂上抬，做成弯曲的波浪的形状。

我也将手臂弯成相似的样子，向他回了礼。

　　“第三浪潮”。

好吧，最终看来它还是可以被谈及的。

这里我遇到了一个学生，关于这场噩梦，我们谈了几个小时。

这个秘密最终一定会黯淡下去——这花了三年。

我可以告诉你、告诉任何人，关于“第三浪潮”的事情。

现在，它只是一个梦，要被记住的、而不再是我们所试图忘记的东西。

这就是它如何开始的——我认为，是Steve提出的一个问题，碰巧式地开启了“第三浪潮”。

　　那时我们正在研究纳粹德国；我的讲授被这个问题打断：“为什么德国人声称，他们对于屠杀犹太人并不知情？

为什么无论是市民、铁路列车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清楚有关于集中营和人种灭绝的事实？

为什么有些人作为犹太人的邻居甚至是朋友，却称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他们并不在场？

”这是个好问题，连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那时学年还剩下几个月，而我也曾经历过二战。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决定花费一周来探索这个问题。

　　“纪律铸造力量”　　周一，我向我那些高二年级的历史课学生们介绍了一种体验，这种体验显示了纳粹的特色——纪律。

我讲解了纪律的妙处。

为在一项体育运动中获得成功，一位运动员要如何刻苦而有规律地训练？

为让一个动作变得更加完美，一位芭蕾舞者或是画家要如何刻苦地工作？

还有科学家为追求一种构想而献出的耐心。

这就是纪律。

它是自我训练、控制，是意志的力量，是为获得优秀的精神上与身体上的能力而付出的肉体的艰苦，是根本的胜利。

　　为了体验纪律的力量，我邀请——不，我命令整个班级练习并采用了一种新的就座方式。

我阐明了良好的坐姿对于强制集中注意力和增强意志力会有多大的辅助作用。

实际上，我正是以这种坐姿指导全班。

这种坐姿要求把双脚在地面放平，将双手交叉平放在背后，来强制脊柱挺直。

“你们没感觉到这样你们可以更轻松地呼吸了吗？

你们变得更加警觉而敏捷。

你们难道不感觉更好吗？

”　　我们一次次练习这种立正一样的姿势。

在坐着的学生们身边的过道上，我踱来踱去，指出他们的小瑕疵，让他们进步。

良好的坐姿成为了学习中最重要的方面。

我让全班解散，允许他们离开座位，然后出其不意地召他们回来并以这种端正的坐姿坐好。

在这种迅疾的练习中，全班学会了在15秒之内，就完成从站着到以这种坐姿坐好的动作。

在紧凑的练习中，我不断强调双脚平行、地面放平，双踝锁定，双膝直角，双手交叉、平放背后，脊椎挺直，下颌收住，头部向前。

我们还做了喧哗类练习，其中说话只能 在接下来几分钟的练习任务中，他们不断进步，全班都能够一声不发地完成从室外的站姿到自己座位上的坐姿的过程。

这一机动过程仅花费5秒钟。

　　多么奇怪——学生们接受这种统一的程式行为有多快！

我开始好奇，他们到底能被驱使到多深的程度？

这种对服从的展示，究竟只是我们在玩的一个暂时的游戏，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这种对于纪律与一致的渴望是一种本能需要吗？

一种被我们隐匿在特许经营的饭店*和电视节目编排中的社会本能？

　　【*特许经营的饭店：原文为franchise restaurants——译者注】　　我决定将班级的忍耐力进一步前推至一种受到严格控制的动作。

在课堂的最后25分钟内，我引入了几条新规则。

学生们必须于铃响前在教室中用那种端正的坐姿坐好；必须带铅笔与纸来做笔记；在提出或回答问题前，学生必须站在桌边，并且以“Jones先生”作为开场白。

我们还练习了“静默阅读”的讲习会。

那些回答得懒散迟缓的学生遭到了斥责，而且都要不断重复自己的动作，直到表现出典型的规范与尊敬。

　　回答所表现出的强度与速度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回答的内容本身。

为了强化这一点，我要求所有的回答必须限制在3个字（单词）以内。

那些努力提出或回答问题的学生受到了嘉奖。

而且，他们会因为表现出干净利索而彬彬有礼的举止而受到认可与表扬。

不久，全班都开始踊跃地提出或回答问题。

课堂的参与水平由以往的寥寥几个左右着讨论过程的学生扩展到了全班。

甚至是初到的学生，在回答的质量方面也有了逐步的提高。

似乎每个人都听得更加用心。

新人也在发言。

回答开始加长，因为那些曾经通常犹豫不敢发言的学生也为他们的努力找到了支持的力量。

　　至于我在这种练习当中的参与——我只是提出问题。

为什么我之前没想到过这种技巧？

学生们看上去对于得到的任务更加专心，并能够准确地复述事实与概念。

甚至他们提问的水平也更高了，并且对待彼此更加富有同情心。

怎么会这样？

这里，我营造了一种专制式的学习气氛，而这看上去非常富有成效。

现在我开始沉思的，不是这个班级能被驱使得多深，而是我对于开放的课堂和自主选择式学习的观念将会改变多少。

难道我那些对于卡尔·罗杰斯*的信条即将枯萎消亡了吗？

这次实验将走向何处？

　　【*卡尔·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1902-1987），美国心理学家，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代表人物。

——译者注】　　“团结铸造力量”　　周二，也就是实验的第二天，我走进教室，发现所有人都按照那种端正的坐姿安静地坐好了。

其中有些人的脸上挂着放松的微笑，这种微笑是源自于他们取悦了老师。

但是大多数学生非常郑重其事，专注地看向正前方。

颈部肌肉僵硬了。

没有微笑的征兆，没有想法，甚至没有问题。

为了这个动作，每一束纤维都拉紧了。

为了缓解这种紧张气氛，我走向黑板，以大写字母写下了：“纪律铸造力量”。

在它下面，我又写了第二条准则：“团结铸造力量”。

　　全班都在这种凝固般的死寂中坐着，我开始讲授我的课程，关于团体的价值。

在游戏的这一阶段，我的内心激烈辩论着，是终止这个实验还是继续。

之前我没有计划到如此强烈的服从程度。

实际上，对于这个关于纪律的想法能够如此实施，我感到异常惊诧。

就在我内心激辩着是停止还是继续时，我还在不断地讲述着关于团体的事情。

我以我曾作为一名运动员、教练和历史学者的经历来编造故事。

这很简单。

团体，就是一同工作与奋斗的个体间存在的结合力。

它是与你的邻居一同搭起一座谷仓。

你觉得自己是本人以外的某种的东西的一部分——一次运动，一个团队，一场比赛*，也是一种动机、目标或理想（cause）。

　　【*比赛：原文为La Paza，西班牙语。

——译者注】　　要后退，为时已晚。

我现在体会到天文学家为什么总不懈地看向天文望远镜。

我越来越深地探究到了群体和个体的行为的推动力，并形成了我自己的观点。

还有很多东西尚待看见、尚待理解。

许多问题萦绕于我的脑际。

为什么学生们能够接受我所强加给他们的权威形象？

对于这种最高指挥官式的举止，他们的好奇心或是抵触感哪去了？

这一切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

　　在我描述了有关团体的事情后，我向班级重申，像纪律一样，要理解团结，也必须亲身经历。

为给他们提供一次与团体相遇的机会，我让全班背诵：“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

首先，我让两名学生站起来，让他们回忆我们的格言。

接着，又加入两名学生，直到全班都站起来背诵。

这很有趣。

学生们开始望向彼此，感到了归属感的力量。

每个人都有能力，都是平等的。

他们在一起做些什么。

我们把整节课都用来做这些简单的动作。

我们齐声背诵格言，循环往复；或者说，用不同的音量。

我们总是一齐说着，强调着得体的坐、站、说的方式。

　　我开始把自己想成实验的一部分。

我喜欢学生们展示出来的这种整齐划一的动作。

看到他们那样满足、并有激情去做更多，是非常值得的。

要把自己从班级正在发展的那种势头和一致性中抽离出来，我发现这越来越难了。

我受着这个团体的支配，正如我也在引导它。

　　课堂时间要结束时，我不假思索地创造了一个班级礼节。

这是只为本班级成员而设立的。

要行这种礼，需要把右手举起，朝着右肩做一个弯曲的姿势。

我把它叫做“第三浪潮礼（the Third Wave salute）”，因为这里的手很像一个即将打下来的大浪头。

其中“三”的想法来自于与海滨有关的知识，即波浪是一环环来到的，而在每一组波浪中。

第三波浪潮都是最后、也是力量最大的。

既然已经有了礼节，我便规定：在教室之外，也要用这种礼节来问候本班级的任何成员。

当下课铃响起，我让全班都保持完全的静默。

每个人都肃穆地坐着，我慢慢地抬起手臂，把手做成弯曲的姿势行礼。

这是一种无声的识别标志，有些特别。

没有命令，但全班同学都回了这个礼。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个班级的学生们都会以此互相问候。

你可能正在沿大厅走着，这时有三个学生突然走向你，每个人都闪电般的快速行了个礼。

在图书馆和体育馆，学生们也会被看到在做这种奇怪的，像是手的摇摆舞的动作。

你也可能在两名学生互相行礼之后，听到自助食物的碰撞声。

30个人做着这种奇怪的旋动，这其中的奥秘很快为这个班级和这个关于德国人人格的实验吸引来更多的注意力。

许多本班级之外的学生询问他们能否加入。

　　“行动铸造力量”　　周三，我决定给那些希望继续我所谓的实验的学生，每人发放一张成员证。

没有一个人决定离开这个教室。

现在，活动的第三天，教室里已有43名学生。

其中13名学生为参加这个实验而翘了课。

当全班都端正地坐好时，我给每个人发放了一张卡片。

我在其中的3张上各打了一个红色“×”的标志，并告诉收到这三张卡的人，他们有一项特别的任务——向我报告那些不遵守课堂纪律的人。

接下来，我进一步开始阐述行动的意义。

我告诉他们，如果没有行动，纪律与团结将变得毫无意义。

我探讨了为一项行动而担当起全部的职责，这种行为的妙处。

由于你对自己，以及你的家庭或团队信服得如此彻底，你将不惜一切去维护它们、保卫它们以至于扩展它们。

我强调了，艰苦的努力以及彼此忠诚将会如何促进更快的学习以及获得成就。

我提醒学生们，当在比赛中获得伤痛、遭遇羞耻时，仍身处班级中是什么样的感觉；从体育馆到阅读课，学生们都在互相斗争的境况；那种从不行动、从未成为某种东西的一员、从未互相支持的感觉。

　　没有人提示他们，但此时学生们全部站了起来，表达他们的赞扬和感激。

“Jones先生，我第一次学到这么多东西。

”“Jones先生，你为什么不一直这样讲课呢？

”我被震惊了！

不错，我一直在一种受到极端控制的设定下向他们灌输信息，但是他们竟对此感到自在和接受，这一事实开始显露出来。

花费时间与精力来写关于德国人人格的作业——这种任务被学生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了，意识到这一点，很令人困惑不安。

学生在学习技能方面的表现显著进步。

他们在学着更多的东西。

而且他们看上去还想要更多的东西。

我开始想，学生们可能会去做我分派给他们的任何事情。

我决定一探究竟。

　　为给学生们提供亲身行动的经历，我口头分配给每个人一个任务。

“你的任务是设计‘第三浪潮’的横幅。

”“你来负责不让任何非‘第三浪潮’成员进入教室。

”“我要你在明天之前记住并能背诵每一位‘第三浪潮’成员的姓名和地址。

”“你要负责劝说附近小学的至少20个孩子，告诉他们我们的坐姿对于更好的学习是必须的，并且训练他们。

”“你的工作是在课堂结束前读完这本小册子，并把它的全部内容向全班做报告。

”“我要你们每个人，给我一个你们认为可能加入‘第三浪潮’的可靠朋友的名字和地址。

”……　　为结束这种亲身行动的集会，我指导了学生们一个引入新成员的简单步骤。

它是这样的：一个新成员，只需一位老成员介绍，并由我发放一张成员证即可。

一收到这张成员证，这个新成员必须马上弄清我们的各种规则，并保证服从它们。

我的通告激发出了一种热情。

　　整个学校都被猜测与好奇带动起来了。

它影响了每一个人。

学校的厨师询问“第三浪潮”的曲奇饼是什么样子的。

我说，当然是巧克力片。

我们的准则还进入了一次下午的全体教职工会议——在会上我受到了“第三浪潮礼”；我回了礼。

图书馆员为横幅而感谢我，她在了解后立即把它挂在了图书馆入口上方。

*截止这一天结束，已有超过200名学生被批准加入该组织的行列。

我感到非常孤寂，甚至有点惊恐。

　　【*图书馆员……上方：原文为The Librarian thanked me for the 30' banner on learning which she placed above the library entrance.——译者注】　　我大部分的恐惧是在“告密”事件的影响下表现出来的。

尽管我只正式指定了3名学生向我报告行为不端者，然而大约有20名学生来到我这里，向我报告Allan怎么没有行礼，或是Georgine说了批评我们的实验的话。

这一监视事件意味着全班的半数学生已以观察并举报自己班上的同学为己任。

在这样突然爆发的报告潮中，似乎一个合法的阴谋正在进行……　　班上的3位女生告诉了她们的父母关于我们的课堂实验的事情。

迄今为止，这3位女生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

她们彼此间都是好友。

她们拥有一种无声的信赖，并且以学校里这种给予了她们学术性与领袖力的背景为乐。

在实验的日子里，我很好奇，她们对于课堂里这种平等主义的形体重塑做何反应。

她们已习惯于因成功而获得奖励，而这种奖励在该实验中不复存在。

质疑与推论的智力能力在实验中也毫无所存。

在这种好战的氛围中，她们似乎惊呆并忧郁了。

现在回看，她们表现得很像那些所谓“无学习能力”的孩子。

她们旁观这些活动，只以一种机械般冷漠的方式参与其中。

尽管别人都冲进来，她们却控制着自己，只是观望。

　　她们告诉父母关于实验的事后，引起了一小系列的事件。

这几位家长中一位的犹太教牧师*给家中的我来了电话。

他非常有礼貌，而且和蔼可亲。

我告诉他，我们只不过是在研究德国人的人格。

他似乎很愉快，并告诉我不要担心。

他会与那几位父母谈谈，让他们的关注稍稍冷静下来。

通话结束后，我联想起了历史上那些类似的对话——牧师接受那些站不住脚的前提条件，或是为之致歉。

如果他大发雷霆，或是单纯地调查情况，那该有多好！

那样我就可以向学生们举出公开反抗的例子；但是没有。

这位犹太教牧师也成为了实验的一部分。

他成为了一名拥护者、一名共犯——他让我继续保持着对实验中那种压抑感的无知。

　　【*犹太教牧师：原文为rabbi。

——译者注】　　第三天结束时，我很疲惫。

我感到混乱。

在角色扮演与行为受控中的平衡已无法区分。

许多学生已经完全进入了成为“第三浪潮”成员的状态。

他们要求其他学生严格遵守规定，并威吓那些轻视这次实验的人。

另一些学生则沉迷于这次活动，扮演着自我分配的角色。

我尤其记得Robert。

对于他的年龄来说，他的体型很大，几乎从未显示出什么学习的技能。

但是为获得成功，他比我已知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努力地尝试。

他上交了非常精致详尽的每周报告，从图书馆里的参考书上逐字翻录而来。

Robert与学校中许多孩子那么相似，既不出类拔萃，也不惹是生非。

他们并不聪明，不能参加体育团队，也不为吸引注意而标新立异。

他们仿佛是消失无形的，让人注意不到。

我开始知道Robert这个人的唯一原因，是我发现他在教室里吃午餐。

他总是独自一人吃午餐。

　　而“第三浪潮”给了Robert在学校的立足之地。

至少他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他可以做些事情。

参与。

有意义。

这也就是Robert所做的。

周三下午的晚些时候，我发现Robert跟着我，我问他他到底在干什么？

他微笑着（我想之前好像从未见他笑过）称：“Jones先生，我是你的贴身保镖。

我怕你会出点什么事。

我能干这个吗，Jones先生？

”面对这样的担保与微笑，我无法拒绝。

我有了贴身保镖。

他整天为我开门、关门。

他总是走在我的右侧，笑着向其他班级成员行礼。

他无时无处不跟着我。

在教职工休息室（学生禁入），当我大口喝咖啡的时候，他就在门口无声地立正。

当一名英国教师与他搭讪、说他是“教职工室里的学生”时，他只是微笑着告诉这位教工，他不是学生。

他是一名贴身保镖。

　　“荣耀铸造力量”　　周四，我开始计划着结束这次实验。

我又疲惫又担心。

许多学生越轨了。

“第三浪潮”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中心。

我自己的情况也相当糟糕。

我现在本能地以一种独裁的发号施令者的身份行事。

噢，我是仁慈的。

并且，我每天都要就这次学习实验的好处与自己争论。

就这样，实验的第四天我开始失去了自己的论据。

当我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来角色扮演时，我却越来越少地回忆这次实验合理的起源与目的。

我发现即使在不必要的时候，我也开始滑进角色本身。

我想知道并不这样的人是否很多。

我们得到或者自取一个随意的角色，然后就为迎合这种形象而弯曲自己的生活轨迹。

不久，这个形象就成为了他人唯一接受的身份。

因而我们就变成了这个形象。

我所创造的这种情况与角色带来的问题是，我无暇思考它将去往何处。

我身边的事件凌乱不堪。

我担心学生们做出他们将会为之后悔的事来。

我也为我自己担心。

　　我再一次想到，是结束这次实验，还是听由它自己前进？

两种观点都难以实行。

如果我停止实验，许许多多学生将遭半途而弃。

他们已将自己置于同等者之前，陷于激进的行为之中。

从情感上与心理上来讲，他们都已将自己张扬在外。

如果我突然地将他们带回教室的现实中去，那我在今年的剩余部分都将面对一群迷惑不解的学生。

要把Robert一类的学生强压回座位上、告诉他们这只是个游戏，这太痛苦了。

他们会受到那些更聪明的、以一种谨慎有度的方式参与其中的学生的冷嘲热讽。

我不能让Robert们再次失落下去。

　　另一种想法，也就是放任其自流，更加不可能。

事情早已失控了。

周三晚上，有人闯进屋子，“洗劫”了这个地方。

我后来发现这是某个学生的父亲。

他是一位曾在德国战俘营中度日的退休空军上校。

一听说我们的活动，他便无法自抑，便于晚间闯进了屋子，并搞得它一塌糊涂。

我早上发现了背靠在教室门上的他。

他向我讲述了他那些死在德国的战友。

他抓住我，不断地摇晃。

以断断续续的口吻，他恳求我理解他，并送他回家。

我打电话叫来了他的妻子，他在邻居的帮助下走回了家。

接着几个小时内，我们谈些关于他的感觉和行为的事。

但从周四早上的那一刻开始，我开始益加关心学校可能发生什么。

　　我们的活动会怎样影响到学校的教职工和其他学生，我越来越担心。

“第三浪潮”扰乱了正常的学习秩序。

学生们翘课来参加，而学校的辅导员开始质询班里的每个学生。

学校里真正的“盖世太保”正在工作。

面对这个在各方面爆炸式膨胀的实验，我决定尝试一个老的篮球策略。

当你面对着很大的困难的时候，能采取的最好措施就是意料之外的。

那就是我所做的。

　　到周四，班级已经壮大到80余名学生。

惟一能让他们达到一致的地方就是那条“无声端坐”的强制纪律。

当一整个屋子的人都在完全集中注意力且满怀期盼地坐着时，一种奇怪的寂静便会产生。

这使得我可以从容地靠近他们。

我谈及荣耀。

“荣耀比举止和礼节更加重要。

它是一种任何人都无法从你身上取走的东西。

荣耀就是自知自己是最好的……这是不可破坏的……”　　在这段渐入高潮的演讲中，我突然降低嗓音，宣布“第三浪潮”的真正起源。

用一种低沉而有条理的音调，我阐明了“第三浪潮”的背后是什么。

“‘第三浪潮’不仅是一次实验或是教室活动。

它比那些重要得多。

‘第三浪潮’是一个全国性组织，旨在寻找那些愿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而奋斗的学生。

是的。

我们一直在进行的这项活动，就是在为真正的目的而实践。

全国范围内，像我一样的教师一直在招募并训练一个能通过纪律、团结、荣耀与行动来向国家展示出一个更好的社会的青年团队。

如果我们能改革学校运行的体制，我们就能改革工厂、商店、大学以及其它一切机构的运行体制。

你们就是被选召出来促进这一事务的青年人。

如果你们能够站起来展示出你们在过去四天内学到的东西……我们就能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

　　...　　我们可以赋予它新的纪律、团结、荣耀与行动的意义。

一种新的目的。

一切都只取决于你们和你们的意愿来表明立场。

”　　为了给我庄严的话语赋予些真实感，我把注意力转向班里的三个女生，我知道她们曾经质疑过“第三浪潮”。

我要求她们离开教室。

我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并指派了4名护卫，负责护送她们到图书馆和阻止她们周五进入班级。

接着用一种戏剧化的语气，我告知全班，周五将有一个特别的午间集会。

是一个仅面向“第三浪潮”成员的集会。

　　这是一次狂放的赌博。

我就在那一直讲着，担心一旦我停止，会有人大笑或是问一个问题，然后整个计划就会在混乱中泡汤。

我解释着，周五中午，本组织的全国主席的候选人将宣布“第三浪潮青年计划”的成立。

与此同时，从全国各处而来的1000余个青年团队将会站出来表示对于这样一次运动的支持。

我还透露，他们就是被选出的本地区的代表。

我还询问他们能否表现优秀，因为新闻界已被邀请来记录这次事件。

没人大笑。

没有一点儿反抗的嘀咕。

与此迥然不同，一股狂热的兴奋席卷整个屋子。

“我们能行！

”“要穿白衬衫吗？

”“能带朋友来吗？

”“Jones先生，你看到《时代》杂志上的广告了吗？

”　　这条谈论完全出于巧合。

即期《时代》杂志等出了一整幅的彩页广告，是某种木器。

广告商把产品定名为“第三浪潮”。

广告用红、白、蓝色的大写字母写道：“第三浪潮正在涌来。

”“Jones先生，这也是运动的一部分吗？

”“是暗语吗？

还是别的什么？

”“是的！

现在认真听着。

　　“这都是为明天安排的。

12：00前十分钟，在小礼堂坐好。

准备好展示你们所学到的纪律、团结与荣耀。

不要对任何人说起此事。

这次集会只针对成员。

”　　理解铸造力量　　周五，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一大早都在为集会而布置礼堂。

11：30，学生们开始进屋；一开始几个学生来寻路，接下来越来越多。

一排排开始坐满。

一种隐秘的安静覆盖了整个屋子。

人群的上方，“第三浪潮”的横幅像云一样挂起。

十二时整，我关上屋门，并在每个门处都安排了警卫。

我的几位装扮成记者和摄像师的朋友开始与人群互动，拍照并草草做一些匆忙的描写。

一组照片被拍下来了。

200余名学生挤在屋子里。

没有一个空座。

这个团队似乎由不同类别的学生组成。

有运动员、社交上的杰出者、学生干部、不合群的人、常早退的孩子、单车骑手、装作时尚者、学校达达主义艺术家的代表，还有一些住在干洗店里的学生。

然而，当他们用一种极其端正的坐姿坐着时，整个团体仿佛就是一支军队、一股力量。

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聚焦在我放在室内前面的电视。

没有人动弹。

整个屋子没有一点声音。

仿佛我们都是一次诞生的见证人。

这种紧张与期盼是超越信念的。

　　“在把频道换到将于5分钟内开始的全国会议前，我要向媒体展示一下我们训练的程度。

”这样说着，我行了礼，随之而来的是200只手臂的回礼。

然后，我说出了“纪律铸造力量”的话语，接下来就是学生们异口同声的反复吟诵。

我们做了一次又一次。

回应的声音一次比一次大。

记者们绕着这个仪式不断地快速摄影，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都被忽略了。

我重申了这次事件的重要性，并再一次要求学生们表示出对此的忠诚。

这是我最后一次让谁来背诵了。

整个屋子在发自喉咙中的嘶喊中震颤——“纪律铸造力量”。

　　12：05了。

我把屋里的灯关掉，快步走向电视。

室内的空气仿佛都榨干了。

难以呼吸，更难以说话。

仿佛这些灵魂呐喊的高潮将一切都轰出了屋外。

我打开电视。

我现在站在电视旁边，直面着装满了人的屋子。

电视发出一片明亮的磷光。

Robert就在我的身边。

我对他耳语，让他密切关注接下来的几分钟。

屋子里惟有的亮光来自电视，它正对着屋子里的脸庞们。

所有的眼睛都紧盯着这片光，但它的画面没有丝毫变化。

屋子里陷入一片死寂。

屋中人与电视间仿佛正进行着一场精神上的角力。

而电视赢了。

调试用的白光屏并没有突然变出一位政坛候选人。

它一直“吱吱”地响着。

而观看者也仍在坚持。

一定会有节目的。

一定就快到了。

在哪里？

人们仍在对着电视出神，仿佛有几个小时。

12：07了。

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片空空的白光。

不会开始的。

人群陷入焦虑，接着是沮丧。

有人站起来大喊，“没有什么领袖，不是吗？

”所有人都震惊了，先回头望向那位沮丧的学生，紧接着向电视转回来。

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怀疑。

　　在这一片混乱的时刻，我缓慢地向电视挪动。

我关掉了它。

我感到屋子重新灌满了空气。

屋子仍在一片凝固的寂静之中，但我第一次感觉到有人在呼吸。

学生们把手臂从椅子后面收回来。

我本料想着，问题会像洪水般涌来，但得到的却是极端的寂静。

我开始讲话。

每一个字好像马上就被拽出口中然后吸走。

　　“认真听，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

坐下。

根本没有什么领袖！

没有什么叫做‘第三浪潮’的全国青年运动的东西。

只是你们已习惯了。

被控制了。

被你们自己的欲望所操纵，驱使到你们现在发觉的这个地步。

你们与我们所学习的德国纳粹分子别无二致。

　　“你们以为自己是被选出来的，以为自己比屋子外边的那些人更强。

为了得到纪律与优越感的良好感觉，你们交换出了自己的自由。

你们选择了去接受集体的意志，以及自己坚定信念之上的弥天大谎。

嗯，你们自己想着，只是为寻乐而参与这事，想着自己任何时候都能抽身而去。

但你们在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你们已经走了多远？

让我给带你们看看，你们的未来是什么。

”　　说着，我打开了后面的投影仪。

它迅速地照亮了电视后面挂着的一块白布。

很快，庞大的人群出现了。

纽伦堡集会*上的呐喊声猛地冲入视野。

我的心头受到一阵重击。

在幽灵般的影像中，第三帝国的历史在屋子里展示出来。

纪律。

巨大的谎言。

傲慢。

暴力。

恐怖。

人们被推上货车。

集中营里仿佛看得见的恶臭。

没有眼睛的脸庞。

审判。

被无视的恳求与辩护。

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而已。

我的工作。

突如其来地，影片在一个镜头处定格。

“每人都必须承担责任。

没有人可以宣称，自己丝毫没有参与其中。

”　　【*纽伦堡集会：德国纳粹党曾于1933、1937、1938等年多次在纽伦堡召开盛大的集会。

文中所指不详。

可能指的是1937-09-05召开的集会，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纳粹集会。

——译者注】　　当影片最后的片段在投影仪上闪过时，室内陷入一片黑暗。

我感到腹部发痛。

屋子闷得闻上去像一间密室。

没人动。

仿佛每个人都想细细剖析这一时刻，弄明白出了什么事。

仿佛从一场沉睡与梦中惊醒，整屋的人开始慢慢恢复意识。

我等了几分钟，才让每个人都反过劲来。

终于，疑问出现了。

所有的问题都是在盘问那假想的情况，以及期盼发现这次事件的意义。

　　在仍旧昏暗的屋子里，我开始解释。

我承认了自己的弊病以及懊悔。

我告诉与会者，要完整地解释颇需花费些时间。

但一开始，我便感到自己正从一个自省着的参与者，向一个老师的身份转变。

当老师更轻松。

我开始客观地描述之前发生的事。

　　“通过一周以来的经历，我们都体味到了，生活在纳粹德国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了解了，创造一个严守纪律的社会环境是什么样的感觉。

建立一个特别的社会。

对这个社会保证忠诚。

用规则来代替理由。

是的。

我们都将塑造出优秀的（纳粹）德国人。

我们会穿上制服。

会在朋友邻居遭到咒骂直至迫害时转过头去。

会在‘防御’工厂里工作。

是的，我们已经稍稍知道了，找到一个偶像是什么感觉；感到自己很强大，并控制着命运是什么感觉。

我们知道了被遗弃的恐惧、做对了事而被赞扬的愉悦。

成为头号人物。

成为正确者。

当被带到了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了，也许是感觉到了，这样的行为将会朝何种方向发展。

过去的一周里，我们每个人都见证了某种东西。

我们看到了，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别的什么人所做出的东西。

不。

它就在这里。

在这间屋子里。

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方式中。

擦去表面现象，它就出现了。

这是潜藏在我们所有人内部的一种东西。

我们像带着疾病般带着它。

是‘人性本恶’因而无法善意相待的观念。

是社会秩序需要强大的领袖与纪律来维持的观念。

还有些别的——道歉的行径*。

　　【*道歉的行径：原文为The act of apology。

——译者注】　　“接下来是我们要体验的最后一课。

这最后一课或许是最重要的。

这一课就是那个让我们开始投入纳粹生活研究的问题。

你们还记得那个问题吗？

那是对于德国民众声称自己与纳粹运动无关且毫不知情的疑惑。

如果我能记清那个问题的话，大概是这样的：德国的士兵、教师、铁路列车员、护士、税收员乃至最普通的公民，怎么会在第三帝国终结之时，宣称自己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指对于犹太人的灭族行为）毫不知情？

当国民们本身就是某种事物的一部分，又怎么会在最后宣称自己并不真正相干？

是什么让人们可以抹去他们自己（参与）的历史？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或是几年内，你们可能就有机会回答出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对于法西斯式心理状态的实践很彻底的话，那么你们中不会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参加了‘第三浪潮’的这次最终集会。

如同（纳粹）德国人一样，你们难以向自己承认，自己走到了这步田地。

你们不会让你们的朋友父母得知，你们为了口头命令和看不见的领袖而甘愿放弃个体的自由与权力。

你们不能承认自己被操纵了而成为一个追随者，不能承认自己接受了‘第三浪潮’并使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你们不会承认参与了这个狂热的行为。

你们会把这一天、这次集会保守成为一个秘密。

这是一个我与你们共有的秘密。

”　　我从屋里的三架相机中取出胶片，把胶片曝光。

这次行动结束了。

实践结束了。

“第三浪潮”结束了。

我的目光越过自己的肩头向后瞥去。

Robert在哭泣。

学生们缓缓从椅子上站起来，无声地鱼贯走入室外的光明中。

我走向Robert，用手臂搂住他。

他啜泣着，无法自持地大口吸入空气。

“都结束了。

”“没关系。

”我们彼此安慰着，在激动的学生人流中停滞着。

有些学生转回来，短暂地抓着我和Robert。

其他人敞开了哭着，紧接着又擦去不断流下的泪水。

人们环绕彼此，抓着彼此，向门口、向外面的世界移动着。

　　学校里的一周内，我们完全共有着我们的生活。

如同所预料到的，我们也共有着一个深藏的秘密。

在我于Cubberley High School高中任教的4年内，没有人承认参加了“第三浪潮”的集会。

噢，我们热烈地讨论并研究我们的行为；但是至于集会本身，则从来没有。

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想忘却的东西。

一看完电影，除了思考那最后那个眼神之外，立马想起了勒庞的《乌合之众》。

其实只要涉及的是人性与群体，《乌合之众》中的解读就立马有了普适性，无论事件处于何种时代、何种地域，区别就只在于事件最后发展得大与小、严重与轻微。

以下为书摘“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区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

”“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发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

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

……群体固然经常是犯罪群体，然而它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

正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不顾一切地慷慨赴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凯旋提供了保证；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有着无意识的成分，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

如果人民只会以冷酷无情的方式干大事，世界史上便不会留下他们多少记录了。

”“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

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

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

人类的机体的确能够产生大量狂热的激情，因此可以说，愿望受阻的群体所形成的正常状态，也就是这种激愤状态。

”“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

在这方面，就像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群体中的个人类似于原始人，因为他不能作出细致的区分，他把事情视为一个整体，看不到它们的中间过渡状态。

群体情绪的夸张也受到另一事实的强化，即不管什么感情，一旦它表现出来，通过暗示和传染过程而非常迅速传播，它所明确赞扬的目标就会力量大增。

”“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

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

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

”“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伟大政客，包括最专横的暴君，也都把群众的想象力视为他们权力的基础，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通过与它作对而进行统治。

……要想掌握这种本领，万万不可求助于智力或推理，也就是说，绝对不可以采用论证的方式。

……不管刺激群众想象力的是什么，采取的形式都是令人吃惊的鲜明形象，并且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或仅仅伴之以几个不同寻常或神奇的事实。

”“在改善或恶化群众的头脑方面，教育至少能发挥一部分作用。

因而有必要说明，这种头脑是如何有当前的制度培养出来的，冷漠而中立的群众是如何变成了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随时打算听从一切乌托邦分子和能言善辩者的暗示。

”“然而，如果以为群体中的革命本能处在主导地位，那就完全误解了它们的心理。

在这件事上使我们上当的，不过是它们的暴力倾向。

它们的反叛和破坏行为的爆发总是十分短暂的，群体强烈地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因此很容易屈从于世俗的等级制，难免会十分保守。

对它们撒手不管，它们很快就会对混乱感到厌倦，本能地变成奴才。

当波拿巴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感时，向他发出欢呼的正是那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我们不该对群体求全责备，说他们经常受到无意识因素的左右，不善于动脑筋。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开动脑筋考虑起自己的眼前利益，我们这个星球上根本就不会成长出文明，人类也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

”

期待值太高，看了一句话影评“一个中学教师通过一个实验在自己班上复苏了纳粹主义”，多有意思的题材啊，于是屁颠屁颠地跑来看电影，结果这个导演在整个电影就是空洞地背诵着“一个中学教师通过一个实验在自己班上复苏了纳粹主义”，学生的心理变化过程一点说服力也没有，还有几幕恍惚让我穿越到了美国三流青春偶像电影，于是我只能期待重拍。

电影《浪潮》有一个神奇的结尾：教师文格尔用了五天时间，把一群在自由世界长大的学生变成了自己的狂热信徒，甚至有人因为信念崩塌而开枪自尽——请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文格尔先生还并没有向学生们灌输什么成体系的理论！

如果我事先不知道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我大概会骂一句“一丘之貉”，给电影评个两星，然后关掉豆瓣，不想再提起它。

——尽管我事先知道，但面对电影结局我仍然半信半疑：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于是，我找到了这样一段描述：“《浪潮》根据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克柏莱（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

故事发生在1967年4月的一节历史课上，当时一位学生向老师朗•琼斯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

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

”对此，琼斯不知如何回答。

于是他决定在课堂上做一个实验去解释这种集体无意识机制。

他要在教室里重建一个微型的法西斯政府，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

在这项试验中，正如《浪潮》所表现的，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到这一“运动”中，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狂热，而且告密成风…后来，琼斯还是控制住了局面，并没有发生影片中的悲剧性惨案，在最后的课上，琼斯给学生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绝对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种种惨无人道的罪行。

最初那个学生的提问得到了回答。

”也就是说，在真实事件里，没有人绝望到开枪自杀，似乎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批斗事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尽管真实事件也已经足够让人震惊。

然而，观众们似乎很少提及这一差别，大家都直奔“极权主义”而去，顺带为电影给出四星或五星的评价。

毫无疑问，一群中国人，借助一部德国电影，来反思“极权主义”，没有比这更理直气壮的了。

我承认，这种反思是必要的，而且从这些文章里面，我也的确学到了不少关于“极权主义”的常识。

可如果一部电影的价值仅止于此，那么导演为什么不去拍一部纪录片呢？

他完全不需要任何虚构，只需要重现当年克柏莱高中发生的一切，挖掘当事人的亲身感受，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他甚至可以仅仅写一篇文章，以介绍“克柏莱事件”起头，再对“集体无意识机制”进行分析，最后得出关于“极权主义”的政治哲学结论。

用后两种方法他也许还可以做得更好——我想观众一定会乐于知道，在那件事情之后，朗•琼斯老师是如何地自鸣得意，而参与他试验的部分学生又是如何地感到自己被利用，尊严受到了侮辱。

我的问题是，一篇文章可以解决的问题，拍成电影的必要性在哪里？

反言之，用电影来处理这个题材，可以为主题附加上什么样的价值，让观众获得什么样的、别的方法所不能获得的认知？

我想答案应该是，导演可以利用细腻的电影语言去描述和捕捉事件的全过程，用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去打动和说服观众。

遗憾的是，这正是整部电影做得最不够的地方。

导演并未创造出一种合情合理的叙事方式来带领观众进入思考，进而发现、获得“极权主义”的政治哲学认知。

恰恰相反，导演将已有的政治哲学知识作为情节发展的推动力，进而达成电影与政治学知识的同构。

可是，政治学常识并不包含日常生活细节，这就造成了虚构部分的空洞。

如果以我中学时学习的文体来划分，《浪潮》大概属于一篇合格的记叙文。

它在交代事情经过时笔墨分配合理，简洁明快，可是这样的节奏并不适合观众思考。

从这个角度看，《浪潮》获得中国观众的认可，和《安阳婴儿》获得一些外国观众的认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以我的粗浅认识，“自由主义”就像是行为指南，却缺乏对人的精神关照，它并非全能，所以才需要虚构出某些比现实更加尖锐的敌人，来强调自身的合理性——这样的做法岂不是和“极权主义”如出一辙？

这样的虚构其实是怯懦的。

一个中国观众说出这样的话，他可能错了，他只是在极权中日益麻木；可他也有可能对了，因为《浪潮》也许反映了“自由主义”的隐秘焦虑与神经质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