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是狗娘

毒舌电影推荐《米花之味》，说是今年国产片最佳，我去看了。

一个云南边陲傣家寨子里即将步入青春期的留守儿童喃杭，一个离异之后回到乡村曾经的傣家女儿叶楠。

这一对母女在屏幕里的90分钟，好像什么故事都没有讲，我只是旁观了一段她们的生活，又好像什么故事都讲了，妈妈的爱，青春期的焦虑，生死，信仰。

挺喜欢这个电影的。

最后的那段舞蹈，母女俩自然地起舞，在石佛面前，没有观众，天地生灵是观众，没有祈祷，心里却都是满满的佛意，看得我泪流满面。

留守女童喃杭，偷窃，跟同学打架，成绩倒数，能看得出来，她心里有很多的情绪，妈妈感觉到了，外公也感觉到了，或许老师也是明白的。

只是大家好像都没有过多地去跟她谈她的情绪，谈她的想法，大家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默默地守护她。

不遵守纪录的时候，老师只让她把‘我错了”抄写三百遍。

老师是理解她心里的不安的。

外公劝解妈妈说：“小孩子嘛，总会有犯错的时候的，你小时候还把别人家的草垛给点着了呢！

”妈妈看着因为偷钱被公安带走的孩子，气得只想再也不管她。

只是当她发动汽车开到半路，看到那个在路边卖东西的小女孩脏脏的小脸，扒着车窗卖东西的时候，妈妈还是流泪了，掉转车头回去了。

回去了也是没有多余的话，在女儿的教学楼前站了站，又回去了。

可贵的是喃杭也懂得身边人的爱，也珍惜这种守护，所以她看着慢慢从教学楼离开的身影，长舒一口气说：“我妈妈差点不要我了。

”所以她会走到阿婆的面前道歉：“对不起，我偷了你的钱。

”所以她会盛装跟着队伍走那么远的路去祭奠石佛，所以她跟妈妈一起翩跹起舞。

看电影的时候我总想起那个半大不小的自己，虽然不曾偷窃，打架，成绩倒数，但是心里也是有很多激烈的情绪。

那时候父母长辈们都忙着把孩子养大，似乎没人在乎你的情绪，也没有人来过问你的情绪。

后来慢慢走着走着，这些情绪都慢慢被消化了。

不是因为时间过去，情绪会自动消失，而是因为虽然没有人来过问，但是他们一直站在我的身边。

一切看起来还是像原来一样，只是一切都不一样了。

喜欢《米花之味》，希望这样的国产片能更多一些。

这是一部有社工的文艺电影，然而刚看完的我却只是带着疑问和好奇。

一边回忆刚刚在我脑海里流淌的剧情，一边问自己，这部电影的社工元素在哪？

社工的位置怎么体现？

社工在做什么？

社工如何发挥他专业角色和秉持他的价值观？

不得不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把电影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美丽画面，和依然留在脑海中的情节重新筛选了一遍，越回忆越发现那些被忽略的细枝末节慢慢浮现出该有的面貌。

首先不难记起的是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人物对话时，我看到了那个梳着满头小辫肤色黝黑的魁梧汉子，心中诧异了一下，默想应该弄错了，怎么会是这个人？

肯定是镜头晃过去了，我没看到，我对自己这么说。

紧接着后面是另一个场景——小女主所在的学校与社工所在的机构之间举行了一个捐赠仪式。

镜头下几百名学生整整齐齐地站在大操场上，听拿着喇叭的校长/主任一本正经地讲着场面上的话。

南方的阳光很充足，而我也恍惚回到十几年前求学时站在太阳底下的场景，也是这么被训话，而内心也没有涌现太多感激之情，脑子里想着的只是老师喜不喜欢我的课堂表现，成绩要怎么提高这些问题。

对于感谢和感恩，不懂，金钱上不懂，感情上更不屑于懂，与屏幕上的他们是极为相似的。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这些受助的"留守儿童"，无奈被安排在操场，对于庄重的仪式会感到无聊，远不如与身边的小伙伴聊天甚至互相谩骂差点引起冲突有趣！

下一个镜头中的他们，抱着受赠的礼物坐在车上回答母亲的问话依然漫不经心，他们对“留守儿童”这个概念是模糊而不自知的，也不在意，倒是那个在外闯荡已久的母亲被这个词"蛰"了一下，唯有沉默应对！

再然后我就明确意识到黑而壮实的汉子正是村子里唯一的社工时，也是“一个人”时，他出现的每一个镜头都得到了我特别的关注，比如他计划邀请外出务工回来的女主为寨子做点什么？

这次聊天很短也没结论，更遗憾的是这个提法直到后文也没给解答，不禁怀疑是我忽略了还是有一条暗线代替？

他面对生病的女孩，当寨子里的长辈提出的治病方案是祭拜山神时，他建议去医院，三次陈述，却无人回应，同行的同龄人选择沉默来服从长辈，而他的坚持显得有些无力，最后依然向传统妥协。

最后，他和村民一起去祭拜山神，算是用实际行动对原生环境的传统表示了尊重和认同，他帮忙安排祈福的牛、车及一切物资，成为其中的一员，照顾需要寻求救赎的村民，来到众人心目中的圣地。

当不可避免的现代化阻断了他们的前行之路，他用一句话稀释了村民心中的疑惑：只要心里有佛在哪跳舞都是一样的，佛能够看见。

他的行动配合着话语，也得到了逐一的回应，大家一起随着击鼓声跳起了舞，热闹和虔诚的气氛在幽深的洞穴中回荡，想必山神也感应到了。

到此，社工在电影里的主线就算叙述完了，然而好像并不完整，幸运的是我终于想起了那个失落的环节，原来是在开场。

在狂风到来前的村民文艺晚会上，那个控制键盘坚持要村民进行传统舞蹈表演的“艺术男”也还是他啊。

那时的他带着一种很奇怪的执着，与周围似乎格格不入，当我把这个环节串联起来，感觉终于串起了一个社工在介入工作中需要考虑的和应该采取的行动。

如果影片中的这个社工是设定为新来驻村的角色，他首先选取的落脚点是丰富居民文化生活，发挥居民特长，开办文艺活动，从村子发展及可能的未来——发展旅游说，这是需要做的事情，但显然不是最主要的，而且只是他“想当然”认为居民需要展示的舞台，需要从农活和带娃的劳累中解脱，所以不自觉带着为他们好替他们着想的态度去办事，甚至无视自然环境（天气）和居民真实意见也要坚持；随着对村子的熟悉，他发现了大量留守儿童这个问题，于是动员机构资源策划了捐赠，以表示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和关爱，他看到了现象但是依然没有触及问题本质，并没有看到孩子真正需要什么。

明显地当我们从女主视角去看时，就知道这些孩子缺少的不是物质而是爱和陪伴以及理解，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场景也很难被感动，对于孩子漫不经心的反馈非常能够理解；在这之后社工说了一句看似漫不经心的话“社工也是人”像控诉也像认定，或许他反思了自己想做的和已经做的似乎没太多意义，很无奈但又得坚持，于是继续转变，想把村子本身见过“世面”和能干的村民鼓动起来一起做事，所以有了邀请女主一起想办法的提议。

紧随其后有些看似与他无关的各种场景：长者开会、请神拜佛等，但都有了他的身影，看似毫无存在感，可是这正是了解的过程，通过参与和观察，再尝试着提出建议。

在一个社工的眼里，这个社工的任务无论是把个体的小女主还是整体的村子作为一个介入对象，得明白改变他们是困难的，也是缓慢的，能做的是与他们保持相同的节奏，是用耐心去理解她们的思维模式。

认清这一现实后，正确的介入途径才得以顺利开始，即使是有益的尝试和建议会遭到不理解和拒绝，可也要坚持，因为生命是第一原则，至于结果变成悲剧，是对所有人的道德谴责，而说到底这是传统与现代、愚昧与文明之间难以避免的挫折，社工凭一己之力很难扭转，更像是在最后被接纳前的一个更为严肃的考验，对价值观对自己的角色……还好社工依然在坚持，最后一幕村民在献舞祭拜山神时，终于接纳了他的引导，可以认为他与案主建立关系阶段终于完成了。

最后，关于社工元素在这部电影的体现，原先我也以为只是一个噱头，可是这仅仅只是一个表面视角，不是吗？

因为我们对于乡村特色、民俗传统、诗意和远方、留守儿童困境、古老的和现代化的这些概念更为敏感而容易被触动，而原本影片许多刹那闪过的镜就很难给人留下印象，尤其还是一个大众陌生的角色，它的存在几乎得不到观众重视，那对这个角色的的存在理由和在剧情中的走向逻辑不去思考就很能理解了。

观影结束的我尚且如此认为，那么对于他人的忽视就更能接受了。

不过庆幸自己受过“专业”训练，终于能够从社工角度去理解这部电影，也看出了社工元素在其中表现，它不比其他元素更重要，也没有更不重要。

正如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部电影也自然有千种解读，每个人能去看到自己想看的，愿意看的，可能有些也许是创作人员准备好的，而有些只是我们的常识和必然的生活反思，不就够了吗？

最后的最后，撇开社工这个元素，影片的配乐和画面也深得我心，美而动听，似乎有必要从这个角度再写一篇……

本文发表于《上海电视》2018年5月某期，如需转载，请一定联系本人、一定注明、一定附上豆瓣链接！

---鹏飞导演的《米花之味》有非常明显的北野武烙印，云南大片的油菜花、青山、瓜果物产、傣族服饰，都很适合调配出日影那种鲜丽、饱满、柔和的颜色，湛蓝天空和母女俩的蓝衣一起刷出“北野武之蓝”，还有与北野武多次合作的配乐师铃木庆一做出那种富有童趣的清新、灵动又不失力度的音乐。

但北野武对鹏飞更深的影响，是他不按理出牌的镜头调度，不妥协于“政治正确”的人物个性，和对人世举重若轻的态度。

留守儿童在我国是个大问题，本片也揭示出他们长期疏于被照顾和管理，价值观道德观模糊，沾染撒谎、偷盗、好斗、沉迷于手机及电脑游戏的恶习，感情也疏离，青春叛逆期的问题因留守状态而加剧，体弱孩子生大病亦无从治疗。

但出门见过世面的大人，也回不去一成不变的传统农业乡村生存，还常被乡亲误解。

该提的现象，电影都展现了，妙在展现手法。

母亲辞职回乡，小心翼翼接近许久未见的女儿喃杭，女儿躲被窝里说“还是听声音好”，我们立刻知道她们这些年的沟通模式就是通电话，一句话概括多年。

母亲招待来做客的乡亲，摆上零食听不露脸的客人吹牛，镜头给地下垃圾几秒，我们马上明白一位在大城市上海生活多年的女人看到乡亲随地乱扔垃圾在她家地板上是什么感受，直到她离开，镜头才切向老中青三个沉默男人，很有趣味。

母亲听说女儿出事，奔去医院，看到一个脸部被包扎的孩子却不敢靠近，接着镜头给了她女儿，我们跟她一起松口气，甚至笑出来。

除了外国人拍的《夜莺》和《面纱》，我很少在电影里看到这么干净、美丽的中国南方小镇，脱鞋入神庙祭拜、各种民俗仪式展现了依然影响着乡民的传统之美。

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也残酷，得了红斑狼疮的孩子没钱也没时间去大医院治疗，只能等死。

作为病孩好友的喃杭说自己感受不到她的死亡，也感受不到悲伤，母亲也坦白自己感受不到悲伤。

加缪笔下的默尔索出现了——谁规定人死就必须悲伤？

喃杭被警察抓走，母亲却忽然下警车离开，更试图逃离一切，女儿也只总结一句“我妈差点就不要我了。

”谁说女儿的浑不吝不是遗传自母亲呢？

最终，一切矛盾化于钟乳洞之舞。

少数民族依然将跳舞视为与“泛神”或自然亲近的途径，这与古希腊精神不谋而合，在石佛面前，舞蹈等于祷告，被游客淹没的幽深肃静地，在休息日归于自然，起舞的母女，定会与生活与生命达成和谐。

坐在影院，看母女炸米花，我掏出从家乡带回上海的倒数第二包米花，默默吃完。

挺无聊的，电影片具有较强的在地性，讲述云南地区傣族人的故事，属于少数民族叙事，此外，结合了一定的社会现实议题及留守儿童问题，叙事策略上则是小情节。

在叙事元素和母题上没有超脱一般少数民族叙事的惯式，从外部环境的选择以及各种服装道具上都具有较强的民族特色，比如傣族的竹屋以及服饰、饰品等等，在在文化上也使用了包括傣族舞蹈、山神石佛崇拜以及泼水节等作为叙事元素，而在主题的讨论上仍然是关于具有独特风俗习惯的欠发达地区被现代文明所侵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导演似乎在出走与留守的问题上做了摇摆后选择了回归，然而这种最终的价值输出却显得软弱无力，原因在于并没有从人的角度深刻剖析出外来文化对于当地文化深刻的影响。

从宏观上虽然导演也反映了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导致了外出务工所造成的留守儿童问题以及旅游业开发和现代化对当地生活习惯的影响，但是对于这些事件的展示只是几乎停留于新闻材料室的表面，导演并没有通过电影的方式从这些客观事件中深入人物内心，而是把人都能看到的新闻事件当做自己的发现，这就导致影片的内核空虚，具体表现就是人物塑造的空洞。

主人公叶喃是外出务工返乡的看似取得一定成绩的女人，她回来后发现女儿染上了很多坏习惯，正常来讲这样的人物应当有一个内心的挣扎过程然后开始想办法让女儿成为一个自己心目中的样子，但是导演并没有展现人物在看到这些后的内在变化与挣扎，只是一味的让主人公看到女儿更多坏习惯，直到看到女儿因为偷窃而被公安局带走，这个时候叶喃想要放弃女儿离开，但是因为看到了一开始卖自己鸡蛋的可怜小女孩儿，想到了女儿心生怜悯，又选择留了下来。

当然人物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没有行动，他跟女儿顺便谈过几次话，但是始终没有展开更强烈的行为与女儿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这一方面不符合人物逻辑，另一方面也很难完成戏剧任务。

而这其中两个人最深层次的谈话是关于她是否与自己的丈夫离异，我猜测这也是导演想要表达的他现在回来的理由以及她内心的挣扎，然而这个背景只是点到为止，甚至他否定了这件事，此外也没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两个人的关系究竟怎么样，因此整个过程我们看不到这个人物中的一点特殊的地方，似乎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因此她最终产生的情感显得普遍而廉价。

除此之外，不管是女儿还是老师亦或是神婆的塑造都无法让人认同。

女儿在设计上应该是一个因为父母长期不在家而心生叛逆，所以调皮捣蛋的人，但是因为选角的缘故，以及可能是导演对于自己的表演设计的缘故，这个女孩儿看上去十分乖巧，听话，胆怯，甚至说话都是软绵绵的，很难让观众脑补成一个天天跟老师对着干的疯丫头。

而那个老师导演似乎想设置成外表严厉，内心关心学生的人，但在具体设计老师戏的时候却很难让人认同这是一个有些责任心的老师，因为在第一次和女儿谈话的时候，他所表现的不是恨铁不成钢而是无所谓和放弃，这就是导演对他所有的人物反转设计都显得空虚漂浮。

此外，这个神婆的设计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工具人，我们至少应该知道他是真装神弄鬼，还是真的能够通灵，理论上讲应该是装神弄鬼，那么从这样子一个人嘴里说出那些话，他所表达的目的是回归传统，摒弃电灯，那么这种人物逻辑的合理性又从哪里来？

我们如何想象一个平白无故的村里的人开始反对这些提供生活便利的现代化设施？

其余的人更是平面工具化。

上述问题主要是在剧作范畴中对人物塑造的问题，而在具体的表演设计以及日演员的选择上，影片仍然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首先在表演设计上我不清楚导演为什么要让人物说那种蹩脚的普通话，这种语言完全没有办法表现任何情感，人物几乎在任何情景下，任何情绪下的语调都是一种软绵绵的语调，这样很难展现事件对人物的影响，准确有力的反映出人物内心的情感反应，事实上这也导致了影片几乎没有从人物的表演中表现出情感力量。

另外就是人物选择主要是女儿，正如前文所说，我们很难相信他是一个叛逆的，不听话的孩子。

该影片相对有趣的地方就是最后一幕的舞蹈，这个舞蹈与诵经声和音乐的结合，加上洞穴内特有的如倒影等画面的设计，使得影片的回归的表达现在具有了很强的情感张力，也因此为影片多加了一颗星。

但作为一个不强调情节性的小情节叙事影片更应该专注于人物的塑造，强调人物在事件中变化的内心过程，但该影片显然没有顾及到这一点，甚至比一些以情节为主的类型片的人物塑造还要空虚乏力。

而这作为影片的主梁设计已经产生了问题，而能够对此产生一些补救的表演设计和选角也产生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及时影片如何将影像做的精致，如何投机取巧的选择少数民族、边缘地区、社会问题以及民俗化的叙事都无法掩盖影片疲软的本质。

写在前头现在很多电影公众号或者电影影评对一部电影会进行大量的剧透，或者对一些镜头语言进行解读。

而这些内容，对于还未看过那部电影的观众，我个人不建议去看。

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看过影评解读再去看电影会严重影响电影的观影质感。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说回电影，整体而言，《米花之味》的质量非常不错。

没看过的建议去看看这一部排片很少的电影。

（所以，没看过的影迷们就此停住阅读吧）这部电影的导演鹏飞并不忌讳自己在电影中“模仿”的风格，从有关鹏飞导演的采访中就可以看到导演对一些日本导演非常的喜爱。

所以，从电影开头的特写那一段，就能看浓厚的日系电影感觉来，加上配乐是铃木庆一，整部电影的日系风格是国内电影中少见的。

同时这样的风格也是非常具有活力的，这种活力在国内电影风格相对成熟稳定的体系下无疑是极好的。

这和我看《大佛普拉斯》后对台湾电影的活力赞叹是一样的。

（台湾电影看的不多，但从看《一页台北》时，我就觉得台湾电影还是一直有活力。

同时，现在广为传播日本电影走下坡路的论调，我也一直不敢苟同）这种活力虽然是建立与导演潜移默化对一些导演的模仿，但放在本土环境中，对于故事的构建却是极好的：日系电影那种人情世故的平淡，配合精美的画面和音乐，会悄然的融入观众的心中；而本土故事中对于女性、留守儿童和信仰等问题，以谐趣克制手法处理，“隐”而不发，增加了立意的深度。

这两者结合，便相得益彰。

具体来说，日系风格多在特写镜头的时长和转换以及背景音乐等，熟悉日本电影的影迷都很熟悉。

其中还有很多小桥段也很类似日本电影，比如喃杭同学大嘴上下车那段，总感觉是像极了北野武的手法（所以，新电影就要先看而后读影评，不然观影过程中可能会出戏跳戏）。

而克制的处理，以女主夜寻喃杭，最后在网吧外等了一夜。

以及喃杭好友死去，女主和喃杭在台阶前穿鞋时的对话，都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一处理手法的存在。

特别是死亡这一沉重的话题，导演用很小的一段平淡的转过，很克制不煽情。

至于电影想要表达东西，也因为这种偏日系的风格和克制的做法，变的有些散。

有些人可能不是很喜欢这样的电影，总会觉得电影看完，得不到明确的主旨。

这可能是被现在的一些商业电影养出了刁口味。

其实，这种风格的电影更多的是在观影过程中将要表达的东西像日常感悟一样，由观众在观影中接受。

这种感悟不是明确而刻意，而是平常且主观。

一如是枝裕和一些电影的做法。

而这些表达的方式，注定会有一些观众不喜欢。

综合来看，这部电影虽然不错，但属于一部模仿大于开创的电影，不过两者的结合确可以相得益彰。

毕竟这只是鹏飞导演的第二部电影。

很希望鹏飞导演可以走出一条自己风格的道路。

林老师的普通话第一次看《米花之味》的时候，让我感觉有些“异样”的地方是林老师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甚至过于标准了，还带点北京腔）。

除他之外，电影里所有人说的都是各地方言，也即非普通话。

如果说方言能够帮助影像构建了一个独特世界，如《米花之味》所呈现的一个远离我们惯常认知的滇缅边境傣族寨子的生活，那么林老师口中的普通话则将这个独特世界撕开一条裂缝，泛起了一丝我们在汉民族影像教育中积淀的沉渣。

即便叶楠从上海打工归来，身上携带着本土与异地的双重文化形态，她在电影中也是以当地人的形象呈现的。

当她回归到本土文化氛围后，她重新“入乡随俗”：她说云南方言，穿民族服装。

唯有她所带回的外国零食，作为尖锐的符号象征着她曾经在异地大城市生活过。

电影中唯有林老师，是真正的异乡人，这通过他说的语言标示了出来。

当我第二遍看《米花之味》的时候，原初感知到的“异样”渐渐消失了。

我甚至为林老师之所以要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找寻到了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对于整部影像所设计的文本深度和意义具有添砖加瓦的功效。

这个理由不识别的，正是一位支教老师的形象。

如此我们似乎才能理解，作为真正异乡人的林老师在片中所起到的作用和价值（比如提供了许多笑点）。

这完全是可能的。

飞机场的建成，村民养蜂、开采玉石、搞旅游业……整个寨子早已脱离了原始落后的状貌，而与外部世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叶楠的车便是一个明证，当它穿过稻田卷起一股烟尘，如同现代性穿越了整个寨子（Wifi、西式婚纱）。

林老师作为来到该地支教的青年教师，说一口普通话也便顺理成章。

标准普通话不再是能指责影像失真的地方，反而让影像变得更加真实。

三类语言的使用在角色们使用的语言上，《米花之味》也做了许多细致的处理，我们能从这些设计中体认出许多东西。

由于我无法区别云南各地的口音差异，暂时将云南各地说的语言当做同一类来认知，以“云南方言”来称呼。

因此，《米花之味》中的语言包含三类：一类是林老师所说的标准普通话；一类是寨子里的人相互交流时用的云南方言，这是一种带着各地口音的普通话，与标准普通话口音有别，但能听懂；还有一类是傣族人说的傣语。

其中第一类只有林老师说，第二类出现最多，第三类只有一处，即喃杭为偷钱花的事向阿婆道歉的时候，用的就是傣族人自己的语言。

让人奇怪的是，林老师与学生交流的时候，学生说的是云南方言，林老师说的是普通话。

比如在那个著名的“切巧克力”场景中，喃杭说云南方言，林老师说的是普通话。

这段对话发生在教师办公室里，至于教室里是否也是“各说各话”，我们不得而知。

另外，还有林老师在于村民交流的时候，则用了村民的云南方言。

比如他在喃湘露生病未来上学后到她家探望，他与家人间的对话就用了云南方言，而不是他与学生对话时用的普通话。

这说明林老师也是会说当地方言的，而他的方言只有在和村民们交流时才会使用。

这里的原因也许是村民并不太能听懂普通话，因此当林老师用普通话和他们交流时会遇到一些困难。

或者这是林老师融入当地文化的策略，用方言与村民交流显然比普通话更能拉进距离感。

而与学生交流时，他必须摆出人民教师的身份，以身作则说普通话，即便学生们依照习惯说的是方言。

这里就有更深一层文章可以做了：学生在学校有没有要求一定要说普通话，还是说这条规定由于贯彻不下去只能任由学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出现傣语的那个场景也非常有意思。

缘何只在此处，用了傣语呢？

是因为是在和年老的一辈交流，但显然阿婆也是会说云南方言的；还是说因为这是一件道歉之事，按照习俗用傣语更显诚意？

当然，这仅是我们的猜测，对不对还不知道。

但明显的是，傣语在日常生活中仍有使用的地方，而电影为了让观众能听懂，大量改置了生活中稀疏平常的用傣语交流的场景。

语言与文化在何种场合与何种人用何种语言交流，这能反映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

至少我们从上面所举出的《米花之味》对三种语言不同的处理和设计：普通话，作为官方的通用语；云南方言，带有地域特征的普通话；傣语，傣族自己的民族语言——已经说明了这个寨子在外部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

这不仅是现实，也是电影想让观众认识和了解到的。

最后，指责女主角口音的不准确，和电影中不同角色说的云南方言之混乱，借用一位读者的留言，或许可以得到解释。

导演的话：

By艾晨在天山电影院看了《米花之味》的路演。

电影没有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平平淡淡，看着确实有点米花的味道。

导演说米花在傣族里寓意团圆、祈福，电影里的“米花”当然另有所指，点题就是片中神婆那句“你们在地里加了什么，米花味道都变不好了”（大意）。

理解这个“变”，我想也就理解了这部电影。

一开始我觉得叶喃（电影女主角）演得很生涩很拘谨，以为这是一种“近乡情更怯”，加上留守儿童题材，这种既熟悉又生疏的感觉也是理所当然。

但是随着剧情的推进，各种生活琐事接踵而来，叶喃的这种生涩和拘谨反而显得更真实。

关于这点，可以参考《杰出公民》，所谓的“回不去的乡愁”，叶喃回家吃饭时，说每天念着想着的就是这个，但是真吃到的时候却不是那个味；女儿以前可爱懂事，现在也各种叛逆不听话；邻居不再淳朴，反而各种八卦、诋毁……一切的一切，都让她觉得无力。

此外，女儿与妈妈，老人与年轻人，飞机与泥路，城里与山里，发展与守旧，片中充满了各种尴尬和对立。

有的人习惯了“村里”的生活状态（比如那些老人），有的人尝试去接近“城里”的生活状态（比如说发展旅游业、太阳能那几位），有的人则两边的状态都经历又都想逃离（比如女主），还有的人则处于选择的阶段，比如女儿，她不懂“村里”和“城里”有什么区别，对她又意味着什么。

她任性地行使着这个年纪的权利，因为这是父母不在家带她、老人在家不懂带的结果，做错了她说她要“和外公呆一辈子”，却又好奇地问妈妈“城里是什么样的”。

电影开场买鸡蛋那一幕，叶喃当时的眼神是“饶有兴致”的那种，觉得眼前的小女孩很有趣；但是经历了一系列事情之后，当她决定开车回城里的时候，再次在路上看到卖鸡蛋的小女孩，却眼睛一酸，快要哭了。

前后两个镜头的对比，不只是说明叶喃“恍然大悟”，也是要让观众看到，村子里这么多留守儿童，包括卖鸡蛋的小女孩、自己的女儿，都是叶喃这样出去城市的父母造成的。

当然电影主题的东西见仁见智，《米花之味》最精彩的地方是丰富的生活细节。

这些细节让电影变得异常可爱。

PS：以下涉及剧透，不过没太多关系。

叶喃给女儿买了好多吃的，第二天上学路上，四个小孩一前一后走在路上（后面又进来第五个人），这一幕应该是在致敬“abbey road”，导演你说对不对？

老师摆弄巧克力那场戏就不用说了，简直可爱死了。

叶喃去女儿房里，开灯查看后又走了。

女儿开灯却发现她就在旁边。

这个桥段，现在抖音经常可以看到。

女儿去看望生病的喃湘露，说要给她变魔术，然后拿布一抖，当当当当。

这个桥段也是抖音的大热门：karma is a bitch。

叶喃带着女儿和其他人回来，在车上叫他们唱歌那一幕，一群人摇头晃脑的，让我想起了金凯瑞“周六夜现场”那个经典的摇头晃脑的镜头。

类似的有趣的细节电影里还有很多。

不过关于《米花之味》，我最好奇的一点是，叶喃为什么回来？

从电影里提供的信息来看，她以前也回来过，但都是匆匆几天就又回去了。

这次回来，别人问她什么时候回去，她说还不确定。

她在外面（城市）到底发生了什么？

邻居的闲言碎语说她是在外面做了不好的事，女儿则质问她是离婚了才不要自己。

但叶喃却说不要信他们乱说。

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肯定不是可以一笑而过的小事。

电影最后，母女二人在溶洞里共舞。

这也是全片最美的一幕。

溶洞内外，两个世界，虽然暂时的隔绝不代表完全的和解，但是当母女两人一起翩翩起舞，那一刻，你的心也会跟着静下来，连时间都仿佛停止，只有溶洞里的滴水声清晰可闻。

2018年4月18日

1.贫瘠的影像写实从未过时，“新现实主义”的遗产仍然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曼多萨）；只是对于大多数青年导演来说，自身素质的不足与外部现实发生的剧烈变化，让他们不再具有精准捕捉真实的能力。

原因有二，一方面无疑与他们自身有关，阅历的匮乏极大地影响到他们透析现实的能力，而观看能力的不足则令他们将观察到的现实真相转化进影像的举动变得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则是发生于外部现实的变化不断遮蔽住发现真实的可能，这种变化需要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肇始之时所处的环境互相比对才能见分明。

“新现实主义”兴起于二战后，意大利的电影人面对周遭凋敝的现实环境，将摄影机直接搬入大街，让非职业演员入镜，以获得影像的真实质感。

这虽然有点老生常谈，但我们却尚未分析他们为何能取得如此成绩的本质原因。

对他们来说，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已经从战前安逸的规整社会中逃逸出来，直接向他们显现。

原先习惯的感知方式对于新生活的捕捉也已经不再具有效力，他们被迫变为被动的观察者，直接将暴露的真实记录下来。

（《电影2:时间－影像）但随着战后经济发展、社会的重建，新的规则重新创建，从而将这种自我显露的真实性遮蔽。

首先是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进而发展到景观社会，最后是拟象社会，真实与虚假之间的分野越来越难见分明，真实也就如此这般遮蔽于多重的表象之下。

可以说，每一次社会的进程都将创造出一个地层，一层层将真实性叠加在下。

与此同时，人的感知方式也受到不同社会形态的规训，以适应资本主义相应的遮蔽模式。

2.这也是为何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遗产的继承总是先从乡村开始，相较于城市对现实之真实的遮蔽，乡村要弱得多。

不仅是资本尚未作为虚拟的运作模式进入乡村，景观的缺乏使得人们的感知仍然维系在自然的状态；同时也是因为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触摸依旧保持着手动姿势，现实的真实性如同自然裸露的躯壳与生活的表层等同。

这就意味着，地层并未形成，表象即厚度。

如果说乡村生活并未形成如城市生活那般对真实造成的层层堆积，那么孩童也不曾像成人那般将生活经验堆积于感知方式上。

一个作为外部的现实环境，一个作为感知主体，两者都使得现实生活的真实性能够逃离遮蔽的绝境，使得乡村与孩童在那些继承“新现实主义”遗产的电影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这我们只要观察一下伊朗电影就清楚了，90年代后，伊朗电影之所以异军突起，原因正在于伊朗电影人发现了捕捉现实生活之真实最为简单的一种方式：制作儿童电影。

以乡村环境为背景，以孩童为表现对象，伊朗儿童电影便如此便为如何继承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遗产的问题作出了完美的回答。

相似的情形也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新电影运动中发生，大陆“第五代”导演对于乡村题材的聚焦，并时常以孩童为表现对象（《孩子王》《一个都不能少》），还有台湾新电影最开始的几部电影也多是孩童为表现对象的作品（《光阴的故事》《小毕的故事》《冬冬的假期》）……3.因为外部与内部这双重困境，当下的青年导演对于如何捕捉到现实生活表层下的真实可谓感到困难重重。

“新现实主义”道路虽然依旧可行，乡村题材也是捕捉真实的简易路径；但因为认识不到自己修养的不足，不研磨自己观察现实的能力，毅然绝然尝试去捕捉真实，闹出笑话来再所难免。

《小寡妇成仙记》便是这样的一部作品，真实不仅没有显露出来，反而因为导演的乖巧设计被进一步遮蔽。

试想一下，情形很可能是这样：导演本身还原现实之能力匮乏，便转而想用荒诞的形式从侧面捕捉真实，结果适得其反，整部作品遂变为一出可笑的闹剧。

原本已然显露的真实只需轻扫上面覆没的尘埃，如今却重新被遮蔽在影像的虚假之下。

《米花之味》似乎给出了另一条让人感觉惊喜的捕捉真实之路。

既然青年导演在阅历与观看水平上存在劣势，那么亦步亦趋地通过还原现实的方式来让影像获得真实感的举动未免过于危险。

对现实的真实还原建立在对生活表层的洞悉中，需要穿透积压在它之上的多个底层，而这是那些最伟大的导演才能做到的，比如侯孝贤和阿巴斯。

侯孝贤不仅对生活具有丰富的阅历（“混”），而且在对真实的洞悉上具有强悍的观察力，因而他能够用一种“蛮力”将日常生活还原于影像中（《海上花》《咖啡时光》），而阿巴斯则通过在现实表象中介入虚构的方式同样捕捉到了真实。

《米花之味》捕捉现实不再是“新现实主义”的方式，或者侯孝贤式的“还原”和阿巴斯式的“虚实”。

导演鹏飞很知道自己在内外两方面与这些大导演有的距离，同时他也不会认同传统乡村电影中复制现实的套路，这会让影像具有一种低劣做作、假情假意的色彩。

他找到了的那条与众不同的“反现实”道路是对日常生活的真实本色进行迂回的捕捉。

整部电影闪现着明亮的色调，乐观的情绪，俏皮的设计……彻底翻转了对一部表现留守儿童生活现状的电影的期待，让人眼前一亮。

4.《米花之味》与《笨鸟》主题相似，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

如果说《笨鸟》仍然框陷在挖掘生活表层下暗流涌动的套路中（性与暴力），那么《米花之味》彻底从此循规蹈矩中脱离出来，创造出自己的美学价值。

电影一开始女主角与小孩的对谈，那一组正反对打的特写镜头如此迷人，让人感觉讶异。

你可以感觉到演员脸上放射出的光芒，那种有如灵韵包围的效果似乎只曾在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中出现过，那是演员坐在榻榻米上侧视着观众的近景镜头。

整部电影的环境虽然是乡村，主题是留守儿童，但其中洋溢的乐观情绪却让人心情飞跃。

母亲对女儿的不端行为（偷窃、网吧熬夜）的反映不是通过大骂，而是在沉默中让女儿反思，这也是为何我们会说其中有某种日本电影的影响，人物对周身情境感觉自在的状态几乎从未在中国电影中出现过。

这是一种“反现实”的美学。

色彩不再是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真实色彩，而具有一种过度明媚的失真效果；声效也不是按照实际生活中近大远小的效果进行还原，而是以一种相似的响度表现，比如人物说话的声音就与环境音保持在同一响度，而未做太大分明；配乐也与影像中表现的现实情境相互脱节，具有一种梦幻的效果；也就不必提及人物的表演，女主角身上携带的气质绝不是现实乡村生活中会有的……这一系列“反现实”的设计让整部电影具有了梦幻般的效果，让观众跌入奇妙的体验中。

这是抵达真实的另一条道路，与“新现实主义”模式具有本质差别，它揭示了另一重更为高级的真实，一如费里尼的电影。

如果说导演的前一部作品《地下香》确实具有蔡明亮的影子（导演曾和蔡明亮一起工作并担任《郊游》编剧），那么《米花之味》却丝毫瞥不出何处可能会是蔡明亮的身影。

它甚至建构在一种反蔡明亮影像美学的尝试上：蔡明亮的长镜头聚焦于凝视的深度，是将空间环境体验为情感的外化，具有深沉的凝思情绪；而《米花之味》却以一种平面化（表面）的方式建构：色彩不再具有明晰区分度，声音也以相同响度鸣响，表演直接揭示角色个性（无厚度）……不再有深度与厚度，一切都在影像表层建构起来，《米花之味》创造了一种前所未见的观影体验，观众快乐着快乐本身，无论生活带有多么让人失望的色彩。

在西南大学光大礼堂观看的路演场。

虞吉老师观影前特地提起《芳华》、《无问西东》，将此归纳为“严肃文艺片”；《米花之味》跳出政治话题，将“严肃”化为“教导”，在浮躁的环境中呼吁缺失的宁静。

认识中有一个规律：越是离城市偏远的地方越容易存在纯净的景象。

影片中，不论风景还是信物，即使是人物冲突，也不会释放出耀眼的火花。

平时在电视上看到的最多的是以舞蹈为途径圆梦的人，《米花之味》则借此弥合母女情感的“裂痕”。

我们也许更需要学习的是一种“搁置”能力，因为我们太容易纠缠和焦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再多，只要面对佛像，一支舞蹈便可以暂时放下干戈。

然而这样的能力，我们却常在缺少勾心斗角的“偏远”地方才能看见，它们模式化地被我们定型在那些“小众”的区域，因此我们更加向往能给心灵带来洗礼的地方。

《米花之味》正是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向往西藏这样神圣的地方、因何“神圣”的原因。

每一位作家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者。

——博尔赫斯《卡夫卡及其先驱者》 1952在看过第二遍后，我仍然惊叹于《米花之味》的神奇，它所赋予的奇妙体验完全从留守儿童的民族志影像中超脱出来。

这是华语电影中从未有过的一种风格：在日常生活的贫瘠表象下潜藏着富足的幽默与俏皮，其可爱的盎然趣味令人不断回味。

在鹏飞的这部作品中，我们能发现他如何放弃掉处女作中从蔡明亮身上接受的滋养，并发展出一种“反现实”的影像风格：表现在过度明亮的摄影、戏剧点的铺陈和自然化的表演三者相互违抗获得的奇妙效果。

我们找到了导演鹏飞的“先驱者”：首先是那位不太为人所知的巴勒斯坦导演伊利亚·苏雷曼，擅长于营造一种基顿式的冷幽默，并不时表现出雅克·塔蒂电影中的“童趣”；然后是日本导演北野武，总是在让人一阵摸不着头脑的镜头剪辑后突然给予你一个用特写来突显的回答，让人会心一笑；最后很可能是是枝裕和（在访谈中，鹏飞多次提及），他电影中的演员如同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的自然感或许给了鹏飞一种策略，来抗拒苏雷曼与北野武电影中不甚自然的僵化风格。

《米花之味》虽然铺设了一条明显的叙事线索：外出务工的母亲回家后遭遇到各种问题，最后与留守的女儿相互和解；但电影反常地放弃了这个可以生发出一种普世价值观的戏剧套路，转而开发一个个幽默的戏剧点。

这自然是高妙的手法，一反常态，成功瓦解了叙事咬合精密的惯常逻辑。

在苏雷曼的《神的介入》（2002）中，便是由相似的手法完成：整部电影描述了一组生活在以色列军队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的日常幽默插曲，但没有完整故事和叙事动机。

这种依靠一个个幽默点的铺陈方式自然与稀疏平泛的日常生活相违背，苏雷曼丝毫不介意电影是在现实之上的重新建构，因而《神的介入》中出现了许多超现实的画面，表演也完全以僵化的方式展现。

对于鹏飞，僵化是他必须面对的难题：如何缓和剧情上的刻意设计，又能获得自然的效果。

他找到的对策也许是从是枝裕和的电影借鉴，让演员像在日常生活中那样表演，从而获知一种温情，而不是像苏雷曼或北野武电影中表面冷酷的幽默。

或许可以说，伊利亚·苏雷曼与是枝裕和这两位导演的结合，让鹏飞的《米花之味》获得了北野武电影中的影像效果：冷酷又不失温情，戏谑又不乏细腻。

而北野武正是鹏飞心目中最为挚爱的导演，他不仅将自己所有社交媒体中的头像都换成北野武，还不乏幽默地把微博的昵称改为“北野鹏”。

在此，鹏飞将自己安置在了由基顿、塔蒂、苏雷曼……等导演组成的冷面喜剧谱系上，并将其改造为一条走向现实的“反现实之路”，来表现那些最为困顿、难解的生活难题。

《米花之味》的出现，自然是今年华语电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给予了那些仍在不自觉地用影像写实的方式探测现实深度的惯常套路当头一棒。

就像鹏飞自己在映后交流中说的，他的内心“还是个孩子”。

82年出生的他，现在看来仍像20刚出头。

一个凭其天性拍电影的导演，我们能在他的电影中发现这种天性。

每当我们被他在电影中设计的幽默弄得哈哈大笑之时，就能感觉到背后那颗年轻又有趣的心灵。

让我们期待他以后的作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