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物：梅内德斯兄弟的故事第二季

这个剧‘Monsters: The Lyle and Erik Menendez Story’ 比我想象的好看很多！

超出预期！

明年艾美奖限定剧预备！

最初我只看了两集，还以为只是被惯坏的富二代为钱杀父母，还说这样的故事过于简单有什么可拍的呢？

完整看完才发现这个故事有太多值得讨论的。

第二集之后家族黑暗秘密被揭露，真的令人毛骨悚然。

特别是第三，第四集两个兄弟讲述父亲对他们的性侵，母亲的视若无睹，即使没有用画面呈现，只听文字都非常难过。

故事不仅是Ryan Murphy重点关注的LGBT题材，更让人反思家族遗传、家庭环境的重要性。

如果父母辈在家中被虐待，那么可能他们也会这样对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正常，他们也会让其他人跟他们一样成为受害者，然后世代相传、成为家族魔咒。

这个主题在剧中展示得很成功。

但是故事也没有这样结束，通过后面发生的庭审过程又呈现兄弟二人本身的说谎和傲慢，还有通过与同一时段OJ辛普森案对比，展示了辩护律师如何为凶手脱罪的一贯手段，特别是提出这样的重要议题：“如果杀人犯是被虐待、被性侵的受害者，是否可以为他的杀人案行为脱罪？

” 甚至一场陪审员参与的审判，也有性别、种族方面的影响。

如果兄弟二人是姐妹二人，还会说这样的审判结果吗？

这些都非常值得思考。

就感觉整个剧不仅讲述了一个家庭的悲剧，也有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探讨了很多社会议题，非常深刻、全面。

观众基本上随着剧集进展会不断对两兄弟和他们的父母产生不同的看法，一会儿同情，一会儿又觉得罪有应得。

让这个故事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于是看后会继续引发很多讨论。

不过大家都会同意的是这一家人最终是这种结局似乎是注定的，四个人都是Monsters, 但养育他们的人也是。

最终回到主题：一个monster 是怎样炼成的。

此外必须说因为这家人是比佛利山富人家庭，豪宅、加州阳光、名牌服饰各种闪瞎眼，所以这季真的比上一季养眼、好看很多[允悲]弟弟Erik在监狱里说出自己经历的那段长镜头表演真的绝了。

30分钟没间断，而且演得很自然，流畅，让人就这样看着他听了30分钟居然不会腻。

这一集目前评分也是最高的。

这段表演很可能让Cooper Koch 这个新人受到关注。

兄弟二人的身材也是非常受瞩目[偷笑]Ryan Murphy的剧从不让人失望, 每次都很深刻且注重时代背景。

这部几乎全白人但因为🌈题材不会让人有异议，反而很吸睛。

强推！

导演: 伊安·布瑞南 / 麦克思·温克勒 / 帕里斯·巴克利编剧: 瑞恩·墨菲 / 大卫·麦克米伦 / Todd Kubrak主演: 尼古拉斯·亚历山大·查韦斯 / 库珀·科奇 / 哈维尔·巴登类型: 剧情 / 惊悚 / 传记 / 犯罪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语言: 英语首播: 2024-09-19(美国)集数: 9剧情简介　　该剧改编自1996年，一对兄弟杀害亲生父母何西·梅内德斯与凯蒂·梅内德斯的真实罪案。

检方指控他们觊觎庞大家族财富，兄弟俩却声称他们受尽父母身心虐待与性侵，出于恐惧才会犯下滔天大罪，他们仍在服无期徒刑，终身不得假释，时至今日仍坚持当初的证词。

剧本和表演很强，很久没看到这种完成度的Netflix剧集了，没有什么大牌和特效场景，但整体都很好，甚至还有封神的第五集。

前半部分把兄弟俩的形象越推越高，然后开始逐渐弱化，最后一集直接摔个粉碎。

基于客观记录历史事件的手法，但视角是围绕杀人犯展开，总让我感觉很矛盾，也不知道到底该相信什么。

这种把恶人的动机合理化，推上神坛，最后又破坏掉的过程，很难不联想到最近饱受争议的《小丑2》。

或许两边的导演都是想要告诉观众，作恶是不可取的，不应该美化杀人犯。

但这样缺少了给观众情绪释放的窗口，这也是小丑2口碑崩坏的主要原因，这个剧我估计也是，豆瓣评分7.7，不如第一部的8.1。

但我自己是能给到8分以上的，这样的处理确实可以给观众更多的思考，也更客观。

《Monsters》系列在第二季带来了更加复杂和耐人寻味的故事。

这一次，焦点从连环杀手转向了著名的梅嫩德斯兄弟案件，揭开了一对兄弟杀害父母的惊天罪行背后，被忽视的家庭秘密和心理创伤。

导演以冷静而深刻的视角，呈现出一个案件如何在家庭暴力、社会压力和人性的灰色地带中逐渐酝酿，并最终酿成悲剧。

剧集的叙事巧妙地将庭审中的对抗与兄弟二人过去的回忆交织在一起，使观众既能感受到案件的震撼，也能理解兄弟二人在面对父母时的痛苦挣扎。

主演们的表演无可挑剔，尤其是扮演莱尔和埃里克的演员，精准诠释了他们从愤怒到恐惧，再到绝望的心理历程，让人时刻在同情与厌恶之间摇摆。

这部剧最大的亮点，是它并不急于给观众一个明确的立场，而是用事实和情感的交错，逼迫我们去思考：杀戮是否有理由？

家庭的创伤是否足以辩解一切？

特别是剧中那句台词：“我们并不是天生的怪物，我们是被塑造成这样的。

”在法庭上的怒吼让人毛骨悚然，也让整部剧的主题直击人心。

相比于第一季，本季更多关注心理和社会层面的深度剖析，同时也揭露了司法系统中偏见与权力的角力。

虽然节奏相对缓慢，某些回忆镜头稍显冗长，但整体的叙事张力和情感浓度足以弥补这些不足。

梅内德斯兄弟案一共经历了两次审判。

1993年7月20日，第一次审判开始。

1994年1月28日：由于一审的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陷入僵局。

法官宣布第一次审判无效。

1995年7月23日：第二次审判开始。

1996年3月21日： 梅内德斯兄弟俩被判两项一级谋杀罪名成立。

1996年7月2日：法官宣判 Lyle（28岁）和Erik（26岁）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他们被关押在不同的监狱。

关于梅内德斯兄弟案的第一次审判的87个Facts：1. 在第一次审判开始之前，梅内德斯兄弟在洛杉矶县（Los Angeles County）男子监狱待了3年。

2. 在被监禁的前几个月里，Erik有自杀倾向，服用了镇静剂Xanax。

在此期间，一位牧师探望了Erik。

Erik开始第一次透露他在童年时期遭受的一些所谓的创伤。

这些谈话为梅内德斯兄弟备受争议的辩护奠定了基础。

1990年6月，Erik开始每周接受哈佛大学的精神病学家Dr. William Vicary的治疗。

Dr. William Vicary这个名字划重点 😉

剧照3. 在被监禁的初期，Lyle经常给Mr. Buffalo's的经理打电话。

这令其他囚犯抱怨他打电话的次数和时间太长。

剧照：Lyle提到的Mr. Buffalo's 关于Mr. Buffalo's ：Lyle长期以来都想有一家餐厅。

他曾想买下位于普林斯顿正门对面的一家外卖披萨店Teresa's Pizza，但Lyle得罪了店主，店主拒绝卖给他。

因此，Lyle决定买 Chuck's Spring Street Cafe。

Chuck's是普林斯顿一家专门经营辣鸡翅的小吃店。

Lyle花了55万美元买下了Chuck's。

Teresa's Pizza的店主认为这太荒谬了，因为Chuck's只值20万美元。

很多人认为Lyle 买不起Chuck's，但他的叔叔们批准了这笔交易，并用遗产作为抵押贷款给Lyle融资。

Lyle的叔叔们希望这家餐厅能给Lyle当时混乱的生活（父母死后，他俩疯狂花钱）带来一些重心。

Lyle开始经营Chuck's。

他将送餐上门服务时间从中午12点延长到凌晨1点，并将餐厅改名为 Mr. Buffalo's。

普林斯顿的商家们认为这太疯了，因为Chuck's 多年来已经积累了良好的知名度。

买下Chuck's后，Lyle 宣布他想在附近的普林斯顿购物中心开设第二家分店。

他还想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附近开设分店，在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市罗格斯大学附近开设分店。

Lyle想每两个月开设一家Mr. Buffalo's分店。

Lyle的想法太过激进。

不仅如此，Lyle 还允许他的朋友们在店里白吃白喝。

结果是，Mr. Buffalo's 的生意一直亏损。

剧照:信和一些便条

剧照: 图纸4. 在被监禁期间，警员的副手发现Lyle的脚链几乎被割断了。

之后不久，他们就对兄弟俩的牢房进行了检查。

他们在Erik的牢房里发现了Lyle写给Erik的一封长达17页的信和一些便条。

便条上描述了俩人要前往南美，然后去中东的逃狱计划。

警员还发现了一张画着楼梯和门的建筑物的图纸。

警员将其与Lyle曾经去过的法院进行匹配，但找不到与图纸相似的建筑物。

5. 在Lyle的信中，他告诉Erik，他永远不会作证指控他。

Lyle还给了Erik一些建议，Lyle认为Jose也会给他这些建议。

Lyle 写道：I am not an ordinary person. I do not see things in terms of manslaughter and life terms. I see only win, loss, honor and dishonor. Dad is watching and I will not disappoint him a second time or Mom by giving up and having their deaths be in vain. 我是与众不同的人。

我不以过失杀人和生命的角度看待事情 。

我只看到胜利、失败、荣誉和蒙羞 。

爸爸在看着我， 我不会放弃，不会再让他或妈妈失望，让他们的死成为徒劳 。

Lyle的这段话强烈地反映出他的个性。

Lyle 似乎没有根据社会规则（如法律和道德）将行为视为正确或错误，而是有他自己的内部判断体系 。

Lyle的世界观以成败为中心，具有竞争性的二元论，荣誉是成就的最终衡量标准 。

父母是Lyle生活中很重要的人，然而最令他担忧的却是父母的死毫无意义，而不是杀死他们的懊悔。

总之，这段话让人感觉，Lyle 似乎脱离了传统伦理的约束框架，转而追求另一种他自己内在的个人使命，且带有一种很极端的责任感和忠诚感。

或许，也存在可能的内疚感吧。

剧照：一审的检控官 Pam Bozanich6. 据Pam Bozanich（一审的检控官）说，有一天，Erik被发现与另一名囚犯有性行为。

7. Erik刚被关押时，他的前女友Janice来探望过他。

Jose和Kitty都很喜欢Janice。

Kitty对Janice的评价很高。

据Janice说，在监禁期间，Lyle被认为是一个问题囚犯。

他独占电话。

有一次他还被指控从另一个吃特殊食物的囚犯那里偷东西吃。

关于Erik的女朋友：Kitty一直担心Erik的性取向，认为Erik是同性恋。

当他们搬到Calabasas时，Kitty命令Erik在6个月内找个女朋友。

Erik在Calabasas高中找了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女孩，但他们的关系很快就结束了。

后来，Erik又交了一个女朋友，就是Janice。

关于Lyle的性格：Lyle 在 Jose担任高管的LIVE Entertainment公司工作了很短的时间。

Lyle告诉他的朋友，他在公司被人讨厌，因为他是Jose的儿子。

事实上，Lyle在LIVE Entertainment被人讨厌，不是因为他是高管的儿子，而是因为他不认真工作、上班迟到、不道歉、无视命令，在天气好的时候完全翘班去打网球。

LIVE Entertainment同事对Lyle的描述：卑鄙、傲慢、以自我为中心。

Jose的一位同事向他抱怨Lyle在公司的表现。

Jose问这位同事，如果Lyle不是他的儿子，他会怎么做，这位同事说解雇他，于是Lyle被解雇了。

1988年秋天，Lyle重回普林斯顿读书。

他发现自己被分配了一个室友。

Lyle想要一个单人间。

据宿舍的学生顾问说，当Lyle看到房间里另一个学生的物品时，他把它们扔到了走廊里。

学生顾问说，Lyle有一种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态度。

Jose为了Lyle，给普林斯顿写了一封信，要求为Lyle提供单人间。

Lyle最终得到了一个单人间。

1989年2月，Jaime Pisarcik 把Lyle介绍给了Donovan Goodreau。

Donovan Goodreau很快就成了Lyle最好的朋友。

Jose和Kitty很高兴Lyle有Donovan在身边，因为他们不能再帮Lyle做作业了，而Donovan愿意为Lyle写论文作业。

一次，Donovan Goodreau被指控偷窃Lyle宿舍里的物品。

Donovan Goodreau 坚称自己无罪。

Lyle 不仅没有为他辩护，而且还带着两个朋友与他对质。

Donovan Goodreau 被迫离开普林斯顿。

由于匆忙离开Lyle的宿舍，Donovan Goodreau落下了自己的钱包，里面装有驾照、社保卡等身份证明。

Lyle涉及盗窃案数起，而他从未因这些入室盗窃而受到指控。

讽刺的是，当警方将Lyle与这些盗窃罪行联系起来时，他已经因更严重的指控（杀了父母）入狱了。

8. 1992年12月8日，洛杉矶县大陪审团以谋杀父母的罪名起诉了梅内德斯兄弟。

兄弟俩的案件中有两个特殊情况，使他们有可能被判处死刑：一是兄弟俩被指控杀害了不止一人（父母两人）；另一个是兄弟俩是预谋且有意图地谋杀受害者。

他俩还被指控为了钱而杀人，但大陪审团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因此它没有被纳入案件中。

9. 一审的主审法官是Stanley M. Weissberg，当时50多岁，戴眼镜，举止文质彬彬， 学者风度翩翩。

1992年，Stanley M. Weissberg 法官主审了西米谷郊区的Rodney King案的一审。

那次审判结果为四名被控“使用过当武力”的洛杉矶警察无罪释放，引发了著名的轰动事件：1992年洛杉矶暴动。

10. 1993年5月14日，法官Weissberg裁定，梅内德斯兄弟的案件将一起审理，但兄弟每人将有一个独立的陪审团 (即2个陪审团)。

剧照：一审的陪审团11. 法院传唤了1100名潜在陪审员参与选拔。

潜在陪审员必须填写一份包含122个问题的问卷，其中有15个问题涉及家庭内儿童性虐待和暴力问题，以确保他们能够公正地履行职责并帮助做出公正的裁决。

最终选出了2个由12名陪审员和6名备选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

Lyle的陪审团首先被选出来，由7名男性和5名女性组成，陪审员的平均年龄为42岁。

Erik的陪审团由8名男性和4名女性组成，陪审员的平均年龄为46岁。

12. 一审的检控官是Pam Bozanich，39岁，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Bozanich 起诉了麦克马丁幼儿园性骚扰案的重审。

她在很多方面都与Leslie Abramson完全相反。

13. 梅内德斯家族和Andersen家族为Lyle和Erik聘请了非常优秀且收费昂贵的法律顾问。

为Lyle辩护的律师是Jill Lansing；为Erik辩护的律师是Leslie Abramson。

剧照14. 梅内德斯兄弟案是Leslie Abramson的第15起备受瞩目的谋杀案。

她为Erik辩护的费用为75万美元。

Jill Lansing与Leslie Abramson不同，Jill Lansing不擅长处理备受媒体关注的案件。

关于梅内德斯兄弟案的提审（Arraignment）：什么是提审（Arraignment）？

提审通常是被告在法庭上的第一次正式出庭。

在提审听证会上，法官将宣读指控，被告提出抗辩（有罪、无罪或不抗辩）。

法官还可以处理保释问题，如果需要，任命公设辩护人，并确定未来听证会的日期。

1990年3月26日，梅内德斯兄弟因谋杀父母而被提审。

提审地点在比佛利山庄市法院，法官是Judith Stein。

在提审之前，兄弟俩已经在监狱待了两个星期，但两人表现得一点也不像在监狱里待过。

兄弟俩没有悔恨。

他们表现得自鸣得意、傲慢自大，走进法庭时似乎不在意自己已命悬一线。

法庭上挤满了记者和兄弟俩的支持者。

兄弟俩向亲朋好友挥手微笑，表现得好像他们的辩护律师会迅速澄清事实，然后他俩就能和亲朋好友一起出去吃晚午餐了。

法官Judith Stein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女性，说话带有鼻音。

她透过一副低垂在鼻梁上的眼镜凝视着这对兄弟，命令这对兄弟站起来面对她。

这对兄弟觉得似乎这一幕很搞笑。

他们照做了，几乎无法抑制住自己的笑声。

法官Judith Stein向这对兄弟宣读了指控：you have been charged with multiple murder for financial gain, while laying in wait, with a loaded firearm, for which, if convicted, you could receive the death penalty. How do you plead?你们被指控为谋取经济利益而犯有多重预谋谋杀罪，犯罪中使用的武器是一把装有子弹的枪。

如果罪名成立，你们可能会被判处死刑。

你们如何抗辩？

Erik 首先回答，脸上几乎带着一丝笑意：Not guilty, your honor. 法官大人，无罪。

Lyle 附和道：Not guilty. 无罪。

兄弟俩被控一级谋杀罪，但有特殊情况，因此被拘留，不得保释，等待审判（Trial）。

15. 1993年6月9日的审前听证会（Pretrial hearing）上，Leslie Abramson表示：辩方将承认梅内德斯兄弟谋杀了他们的父母。

但是，辩方要向陪审团证明，应该为谋杀案负责的是Jose和Kitty，而不是Lyle和Erik。

什么是审前听证会 （Pretrial hearing）？

审前听证会是在刑事审判开始前进行的法庭程序。

目的是解决程序问题、讨论证据，有时还会探讨达成认罪协议以避免审判的可能性。

在审前听证会上，法官、控方和辩方可以：审查证据和证人名单，以确保双方都做好准备。

提出动议，例如撤销指控、隐匿证据或强迫对方提供某些信息的动议。

讨论认罪协议或其他可能解决案件的方法，etc.审前听证会有助于确保案件顺利进行，双方都为实际审判（Trial）做好准备。

Leslie Abramson 在审前听证会上明确了辩方要使用的辩护策略：极度情绪紊乱辩护策略 (EED, Extreme Emotional Disturbance) 。

在杀人案中，EED辩护是一种减轻罪责的辩护，可以降低被告的罪责程度。

如果成功使用EED辩护，通常会使指控从预谋恶意谋杀罪降级为过失杀人罪。

与精神错乱辩护不同，EED辩护不需要证明精神疾病或缺陷。

EED辩护与“激情杀人”辩护类似，但允许更大的灵活性，因为EED可能涵盖更广泛的情况，包括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的情况。

EED 辩护的关键要素是：主观要素（被告的情绪状态）和客观要素（紊乱的合理性）。

因此，Leslie Abramson和Jill Lansing 都需要辩称，这对兄弟长期以来一直被灌输恐惧感，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

需要将这两个被宠坏的富家公子描述成虐待儿童的受害者。

但是，给兄弟俩的辩护有一个障碍：这对兄弟从未向他们的心理医生或任何其他人抱怨过虐待，没有虐待的医学证据，没有瘀伤的照片，换句话说，根本没有虐待史。

如果这个EED辩护要成功，Leslie Abramson和Jill Lansing 必须仔细重建涉及Lyle和Erik的具体虐待事件。

控方要胜诉，他们必须向陪审团证明，这对兄弟是骗子，他们讲述的虐待史的故事都是谎言。

梅内德斯兄弟的审判之所以引人注目，有几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辩方使用了EED辩护。

这在当时相对较新，也是第一次在受关注的谋杀案中使用虐待辩护。

另外，很多人对梅内德斯兄弟案有一个误解是【兄弟俩的辩护是要无罪】。

兄弟俩只是在提审（Arraignment）时，自己抗辩 “无罪”。

但他们的律师辩护一直是减轻罪责辩护，不为他俩无罪辩护。

二审时，Erik仍然继续用EED辩护策略。

但是，由于Lyle的个人原因，Lyle的律师无法继续为他使用EED辩护，不得不改用 “激情杀人”辩护 。

但辩护核心仍然是减罪责，不是无罪辩护。

16. 1993年7月17日，一审开始的前三天，Leslie Abramson森接受了《洛杉矶时报》的采访。

她说，兄弟俩和父母之间一系列日益激烈的对抗导致了谋杀。

在采访中，她阐述了梅内德斯兄弟案，主要内容是破坏梅内德斯家族长久以来的正面形象。

17. Leslie Abramson和Jill Lansing咨询了律师兼儿童权利倡导者Paul Mones。

剧照3：When A Child Kills: Abused Children Who Kill Their ParentsPaul Mones 是《当孩子杀人：杀害父母的受虐儿童》的作者。

书中概述了律师如何成功地为被指控杀害父母的孩子辩护。

亚马逊图书Paul Mones的书是基于他的研究。

他的研究表明，杀害父母的孩子通常很平和，他们的父母非常注重隐私和秘密。

Mones发现，这些孩子对自己的自我评价很低，只有在默默遭受虐待后才会做出反应，通常是在他们多年试图取悦父母却没有成功之后。

根据Mones的说法，当这些孩子反击时，他们会在施虐者最脆弱的时候发起攻击。

这些犯罪往往具有过度杀伤的特点，孩子不会向施虐者射出一颗子弹，而是会一次又一次地向施虐者开枪。

Mones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的父母被杀，这是父母的错。

18. Leslie Abramson和Jill Lansing听从了Paul Mones的建议，让兄弟俩出庭时穿上男孩气的毛衣、运动衫和卡其裤，让他俩看起来不是22岁和25岁的成年男子，而是12岁和15岁的男孩。

在辩护过程中， Leslie Abramson还会通过某些小动作暗示，她不是在为一个弑亲的怪物辩护，他只是一个未被良好养育的被误解的男孩。

19. 辩方还依靠治疗师 E. Sue Bloom 为乱伦幸存者开发的诊断工具。

该工具是一个包含34项的清单，用于处理儿童性虐待的后遗症。

清单有很多项目可以应用于两兄弟。

Erik符合清单上的项目，包括害怕独自睡觉；掩盖早年生活的一段时期；隐瞒一个可怕的秘密；偷窃。

Lyle符合清单上的项目，如渴望与家人分开；创造一个幻想世界（Lyle用他的毛绒玩具创造了一个幻想世界）；严格控制思维过程；并且，有一种需要实现才能被爱的感觉。

20. 检控官Pam Bozanich在参加审判时有些矛盾，尤其是对死刑问题。

尽管她相信死刑，但她知道许多陪审员不愿意执行死刑。

Lester Kuriyama（39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检察官。

他比Pam Bozanich更鄙视这对兄弟， 他认为这对兄弟就是冷酷无情的杀手。

Lester Kuriyama在梅内德斯兄弟案中对死刑问题不感矛盾。

由此看出，控方有打算朝给梅内德斯兄弟判死刑的方向努力。

21. 除了律师和法官，一审中还有一个实体：电视摄像机。

由于公众对案件的强烈兴趣以及法庭上可用的座位数量有限，法官Weissberg允许法庭上有一台电视摄像机播放审判。

审判在CourtTV上播出。

梅内德斯兄弟的审判之所以引人注目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媒体报道的程度。

审判在国家电视台播出，美国公众密切关注。

22. 1993年7月20日，第一次审判开始。

检控官Pam Bozanich在开庭陈述中阐述了对Lyle的指控。

她描述了谋杀的残忍程度：Jose身上有6处伤口，Kitty身上有10处伤口，兄弟俩在父母打瞌睡时预谋杀死了父母。

她描述了Lyle在谋杀父母后如何雇佣保镖，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安全。

Bozanich告诉陪审团：“从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来看，暗示他可能被父母先杀了而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说法是一个谎言。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Bozanich经常提醒陪审团，如果Lyle和Erik可以如此频繁、详细地撒谎以避免被抓，那么他们也可以谎称自己儿时遭受虐待以避免被判死刑。

Bozanich向陪审团讲述了兄弟俩在杀死父母后的疯狂挥霍行为：买劳力士手表，买名车、买滨海大厦公寓、Lyle买餐厅、以及Erik和他的网球教练花钱无数等等。

兄弟俩疯狂挥霍消费行为是她在整个审判过程中经常重复的另一个主题。

23. Jill Lansing 在开庭陈述中告诉陪审团，梅内德斯兄弟俩杀害了他们的父母。

Jill Lansing 说：“我们不争论事情发生的时间。

在这场审判中，你们唯一需要关注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 在弑亲（尤其还是弑父杀母）上，我个人认为，讨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还是很有必要的。

不可否认，弑亲的悲剧和谋杀事件（如财杀，情杀，仇杀）有本质上的不同。

Jill Lansing 告诉陪审团：“我们将向你们证明的是，谋杀是出于恐惧。

他们害怕父母的残暴、操纵、性变态，以至于是父母逼迫自己的儿子做出最绝望的玷污行为。

”至此，Jill Lansing 还没有透露变态或残暴行为的细节，继续描述兄弟俩成长过程中一直享受到奢侈豪华的生活，试图表明金钱不是谋杀的动机。

她为这对兄弟的辩护奠定核心：兄弟俩杀害父母是因为在父亲遭受了多年的性虐待、身体虐待和精神虐待后，他们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

Jill Lansing 告诉陪审团， 谋杀的催化剂是Erik在谋杀案发生前几天向哥哥Lyle透露，Jose已经猥亵他12年了。

这个消息让Lyle 感到非常不安，因为他也曾在6-8岁的时候被Jose猥亵过。

她说，谋杀的“催化剂”是担心这个家庭长久以来的秘密会被揭露，而这些秘密会毁掉这个“完美家庭”的声誉。

Jill Lansing 描述了Lyle如何面对Jose。

Lyle告诉他的父亲，他会带着Erik离开家。

Jose告诉Lyle：“他会对儿子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没有人能威胁他。

” Jose向Lyle明确表示，这个秘密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家，他不会让用这个秘密和权力凌驾于他的人活着。

” 就在那时，兄弟俩开车去了圣地亚哥，用Donovan Goodreau的驾照买枪。

Jill Lansing 告诉陪审团，兄弟俩直到被捕并被监禁数月后才谈及虐待，因为他们对此感到羞耻。

兄弟俩曾将虐待告诉一名家庭成员，该家庭成员又告诉了辩护律师。

Jill Lansing 还告诉陪审员，Lyle将作证并讲述虐待的故事，包括他6岁时开始遭受Jose的性侵犯和虐待。

24. 控方一直对虐待是如何被揭露的感到怀疑。

检察官认为揭露虐待的时机很奇怪。

检察官认为，兄弟俩被捕后就立即接受了许多心理学家的访谈。

后来，其中的一些心理学家（尤其是 Dr. William Vicary）还成为了辩方证人。

25. 检控官Lester Kuriyama 坚信梅内德斯兄弟是骗子、操控者，应该受到法律规定的最严厉的惩罚。

Lester Kuriyama似乎从不错过任何暗示这对兄弟是一对骗子的机会。

Lester Kuriyama 在对Erik的陪审团的开场陈述中说，这对兄弟想杀了他们的父母而不被抓。

Kuriyama 告诉陪审团，Oziel医生的供词，以及Erik如何觉得他的父亲控制欲太强。

Lester Kuriyama 还说，Jose批评他，让他觉得自己能力不足，阻止他做他想做的事。

Kuriyama 告诉陪审团，Oziel医生作证，Erik 认为Jose剥夺了他的继承权，而Erik 认为这是摆脱Jose的另一个理由。

Kuriyama 说，Kitty 被谋杀是因为如果没有Jose，她会成为证人，而且会感到痛苦，甚至自杀。

Kuriyama 在开场陈述的最后告诉陪审团，这对兄弟试图编织一个欺骗网络，包括虚假的不在场证明、对警方撒谎、用偷来的驾照购买凶器以及雇佣计算机专家删除计算机文件。

26. 在开庭陈述中，Leslie Abramson详细阐述了Jill Lansing在对Lyle陪审团的开庭陈述中概述的许多相同主题。

Leslie Abramson告诉陪审团，Lyle 的行为是为了保护他的弟弟Erik，因为他是家里真正的受害者。

Leslie Abramson 承认，Erik 揭露虐待的行为可能看起来很可疑，尤其是在他入狱之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编造了这一切。

Leslie Abramson说，Erik 之所以没有早点说实话，是因为他不信任Oziel医生或Craig Cignarelli（ Erik最好的朋友 ）。

Leslie Abramson 承诺，Erik会告诉他们 “他为什么杀死他的父母”。

但她并没有承诺Erik会说实话。

Leslie Abramson 接着描述了Erik 是如何“被父亲的性满足所吸引”。

她描述了Erik 声称的Jose对他做的各种行为。

辩方获得了向陪审团提出有关Kitty性格问题的权利。

Jill Lansing 告诉Lyle的陪审团，Kitty的孩子们害怕她，这就是她死亡的原因。

Leslie Abramson说，兄弟俩无法向Kitty寻求帮助和安慰，因为他们发现，Kitty精神错乱，而且她对他们施加了更多的虐待。

法官Weissberg不允许辩方律师详细描述Kitty酗酒和处方药的问题，但他们可以证明Kitty的情绪不稳定且有强迫症。

在法官Weissberg的允许下，辩方被允许做的是毁掉Jose和Kitty的名誉。

27. Leslie Abramson在描述谋杀案发生前一周的情况时，与Jill Lansing的开场陈述如出一辙。

Leslie Abramson告诉Erik的陪审团，Erik非常期待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离开家。

谋杀案发生前一周，Jose告诉Erik，他每周必须在家睡几天，以便Jose和Kitty能够跟踪他的学业。

Leslie Abramson说，Erik 认为这意味着性虐待将会继续。

Leslie Abramson描述了Kitty和Lyle如何大吵大闹，以及Kitty如何扯下Lyle的假发。

Lyle 在14岁时就失去了大部分头发。

Jose告诉他戴假发，因为如果头发看起来浓密，对他的形象有好处。

Erik声称他一直都不知道Lyle戴了假发，这一发现令他震惊，于是他向Lyle吐露心声。

Erik 告诉Lyle，Jose多年来一直在性侵他。

兄弟俩感到非常害怕，害怕Jose和Kitty会杀了他们。

兄弟俩觉得时间紧迫，所以他们开车去圣地亚哥买枪。

28. 辩方试图编织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说明谋杀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但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如果Jose和Kitty 打算在8月20日杀死Lyle和Erik，为什么他们邀请Calabasas的朋友Peter and Karen Wiere 夫妇来打桥牌呢？

在谋杀案发生的初期，侦探 Les Zoeller询问过Peter and Karen Wiere夫妇。

剧照：改编二合一人物Zoeller问Peter Wiere 对这个案件的第一感觉是什么，Peter Wiere说：“我没有任何依据，但我在想会不会是他们两个儿子干的。

” Zoeller对此感到惊讶。

他要Peter Wiere详细说明。

Peter Wiere说，Lyle和Erik两人似乎总是人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这对兄弟似乎太有礼貌，对大人过于恭敬。

而Peter Wiere认为，他们的表现似乎不太对劲。

Leslie Abramson结束开场陈述后，检控官Pam Bozanich和Lester Kuriyama提醒陪审团，Erik向Oziel医生坦白了，告诉他，他俩杀死Jose是因为Jose对他过于严厉，但从未提及性虐待。

Erik向Craig Cignarelli 坦白的情况也是如此。

直到他们需要法律辩护时，也就是谋杀父母近7个月后，这对兄弟才谈论了他俩受虐待的问题。

29. 在审判的第一阶段，控方传唤了26名证人，其中大多数只是案件戏剧性事件中的小参与者，如Lyle的保镖、向Erik出售猎枪的 Big 5 店员，以及查验Kitty的电脑找最新遗嘱的两名电脑专家。

控方利用这些证人证明这对兄弟是老练的骗子，他们策划并实施了谋杀父母的行动。

控方首先向陪审团播放了Lyle 拨打的报警电话。

Pam Bozanich希望陪审团亲耳听一听Lyle是多么出色的演员。

警官Michael Butkus作证说，他目睹了Lyle和Erik在谋杀后四处奔跑，大喊大叫，但没有为父母的死而哭泣。

还有一位证人是1989年8月19日带梅内德斯一家去钓鲨鱼的船长。

据这位船长说，梅内德斯一家很奇怪，不像个正常家庭。

在整整7个小时的旅程中，Jose待在船尾钓鱼，Kitty 因为晕船待在船舱里，兄弟俩几乎都待在船头。

在当天的作证结束时，Leslie Abramson告诉记者，兄弟俩之所以待在船头是因为他们担心乘船旅行是谋杀他俩的阴谋。

对于一个理性的人来说，考虑到船上有目击者，这听起来相当牵强，但Leslie Abramson说Lyle和Erik相信这一点。

她试图表明，在谋杀发生的那晚之前，兄弟俩的厄运感越来越强烈，他们甚至将最普通的行为都看作为可能危及生命的预兆。

30. 控方证人侦探 Les Zoeller描述了1989年8月21日凌晨5:30，兄弟俩返回梅内德斯豪宅，在犯罪现场索要网球拍的情况。

Pam Bozanich想让陪审团看看这对兄弟回到犯罪现场的胆量有多大。

由于验尸官正在检查Jose和Kitty的尸体，所以没允许兄弟俩进入。

Leslie Abramson问侦探 Les Zoeller是否在房子里看到过动物粪便。

侦探 Les Zoeller说他不记得了。

Leslie Abramson 打算以此来描绘Kitty是个糟糕的母亲和糟糕的管家，但经常去梅内德斯家的证人说他们从未见过任何动物粪便。

（这是辩方的辩护策略：不放过任何可能破坏Jose和Kitty形象的可能性，无论是事实还是捏造）关于Kitty：Kitty 出生于1941年，是Andersen家里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

Kitty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

她的父亲经营着一家经营良好的供暖和空调公司，她的母亲是家庭主妇。

Kitty的父母表面上看起来恩爱亲密，但父亲有时会当着孩子的面殴打她的母亲，有时也打孩子。

后来，她的父母离婚了。

她的母亲再未再婚。

离婚后，母亲变得痛苦且沮丧。

Kitty从小就坚信离婚是女人一生中最糟糕的事情。

Kitty恨她的父亲，在父母离婚后多年都没有和他联系。

Kitty在南伊利诺伊读书时，她认识了Jose。

Kitty比Jose大3岁。

1962年，Kitty参加退伍军人协会赞助的橡树草坪小姐选美比赛，赢得了冠军。

Kitty梦想大学毕业后，她将在纽约从事制作和导演商业广播电视节目的职业。

婚后，Jose和Kitty搬到了纽约。

Jose转学到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学习。

Kitty找到了一份小学教师的工作。

在婚后的最初几年，Kitty从事广播工作的梦想开始消退，她放弃了攻读硕士学位的计划，以支持Jose和他的事业。

1989年的夏天期间，梅内德斯家里发生了不少事，不断令家庭的紧张局势加剧。

Kitty 开始在晚上锁上卧室的门，还在衣柜里放了两支枪。

她不允许Lyle和Erik 持有家里的钥匙。

当兄弟俩晚上回家时，Kitty给他们开门让他们进屋，即使她不得不被叫醒。

Kitty对兄弟俩似乎有恐惧。

这种恐惧可能是因为从Oziel医生那里了解到的情况而引起的。

31. Edmonds警官作证说，Erik告诉他，8月20日晚上，当他进入家庭活动室时，他看到并闻到烟味，之后他开始怀疑这对兄弟。

Edmonds说：“我觉得如果他闻到烟味，那一定是在枪击发生后不久。

”他说，家庭活动室的几扇窗户被击穿，这会令烟雾迅速消散。

32. 控方的另一位证人是武器专家。

控方想证明谋杀是有预谋的。

武器专家演示了十二口径莫斯伯格霰弹枪的操作。

要发射莫斯伯格霰弹枪，一个人必须扣动扳机，经过两步抽气过程，然后才能重新射击。

Leslie Abramson反对演示，但被驳回。

33. Lyle和Erik的朋友们背叛了他们。

Perry Berman, Craig Cignarelli, Donovan Goodreau 和 Glen Stevens 都作了控方证人。

34. 控方利用Perry Berman的证词表明，兄弟俩曾试图利用他当证人，建立他俩的不在场证明。

35. Craig Cignarelli作证称，在谋杀案发生之后的12天，他去了梅内德斯家，Erik向他描述了“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这是陪审员第一次听到Erik对发生在家庭活动室的事件描述，以及它与两个害怕被杀的年轻人杀人的故事有何不同。

Craig Cignarelli还告诉陪审团，Erik 从未告诉过他任何身体、心理或性虐待。

最后，法官Weissberg裁定，Erik和Craig Cignarelli一起创作的剧本《Friends》不能作为证据，因为剧本是在谋杀案发生前很久写的，与谋杀案无关。

《Friends》是一部62页的惊悚题材的三流剧本。

它讲述了一个富家儿子看了父母的遗嘱后得知，父母死后，他将继承1.57亿美元。

儿子为了得到父母的遗产，杀了所有人，然后他自己也被杀了。

36. Donovan Goodreau作证说，他被指控偷窃后被迫离开普林斯顿大学，他的钱包和身份证落在了Lyle的宿舍里。

Donovan Goodreau 还说，他曾向Lyle吐露，他在小时候曾被性侵犯过。

Lyle没有回应任何类似的故事或关于他自己的言论。

在他们做朋友的整个期间，Lyle也从未提到过自己曾遭受性虐待的事情。

辩方提出，1992年3月，Donovan Goodreau接受过迈阿密自由撰稿人Robert Rand的采访。

当时Robert Rand正在写一本关于梅内德斯兄弟案的书。

在那次采访中，Donovan Goodreau提到他听说过Jose虐待了Lyle。

Robert Rand把采访录音带给了洛杉矶的一名电视台记者，后者在晚间新闻中播放了这盘录音带。

因此，Donovan Goodreau的证词可信度受到了质疑。

37. Pam Bozanich对Robert Rand插手审判程序，以及Robert Rand在电视上指责Donovan Goodreau撒谎感到愤怒。

当天晚些时候，Pam Bozanich询问了Robert Rand。

Bozanich指出，在最初的录音采访中，Donovan Goodreau 没有提到任何有关Lyle和性虐待的事情。

Bozanich觉得有关Lyle 和性虐待的信息可能不是来自Donovan Goodreau自己，相反，Robert Rand可能是这些信息的来源。

Rand可能将这个想法植入进了Donovan Goodreau的脑海，然后Donovan只是重复他听到的故事而已。

38. Glen Stevens和Donovan Goodreau类似，也是传递N手信息的证词。

Glen Stevens作证说，他从Robert Rand听到的有关虐待的故事，然后转述给了Donovan Goodreau。

Jill Lansing 拿出Glen Stevens的简历，揭露其中的诸多夸大其词和不诚实。

Glen Stevens在简历上写道，他有Mr. Buffalo’s的账目记录，声称这家店每年的销售额为100万美元（Mr. Buffalo's的真实情况是一直亏损）。

Glen Stevens 还承认，Lyle曾给了他一块劳力士手表，后来他卖掉了这块手表，钱自己收了。

因此，Glen Stevens的证词可信度也受到了质疑。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Jill Lansing 用简历驳斥和质疑证人的可信度是很弱的，几乎没什么攻击力度 😂39. 洛杉矶县助理验尸官Dr. Irwin Golden作证称，Kitty身上有10处伤口，Jose身上有6处伤口，所有伤口都是连续发生的。

他不能确定射出了多少枪，也不能确定杀死这对夫妇的枪击顺序。

剧照：心理咨询师 Jerome Oziel40. 控方的主要有力证人是Oziel医生（ Jerome Oziel）。

8月4日，Oziel医生开始为控方作证，为期6天。

Oziel医生在Lyle和Erik的陪审团面前作证说，兄弟俩想杀死Jose，因为他控制了他们的生活，让他们感到自卑。

Kitty被谋杀是因为兄弟俩不想留下她作为证人。

法官Weissberg裁定，Oziel医生不能使用“反社会(sociopath)”这个词。

法官Weissberg认为，“反社会”一词是一种为了吸引注意力而没有实质内容的“流行语”（buzz word），对兄弟俩不利。

辩方认为，Oziel医生的录音带是为了他个人目的，所以，Lyle和Erik告诉Oziel医生都是他想听到的话。

Oziel医生的证词可信度在他面对Leslie Abramson之前就已经受到了攻击。

7月23日，加州心理学委员会起诉了Oziel医生，要吊销他的执照，因为他涉嫌与患者发生不正当关系、不当开药、性剥削。

（这些是在梅内德斯兄弟案之前发生的）1997年，Oziel医生放弃了心理咨询师执照，从加州搬到了其他州 。

剧照：Oziel医生的录音带关于Oziel医生（心理咨询师 Jerome Oziel）和他的录音带：1988年7月，Erik和Lyle闯入Calabasas的民宅入室盗窃。

他们偷走的钱和珠宝估计超过10万美元，被归类为重罪，即重大盗窃。

Jose对兄弟俩的盗窃案怒不可遏。

但Jose不想让儿子们坐牢，于是聘请了备受尊敬的刑事辩护律师Gerald Chaleff为他们辩护。

Gerald Chaleff与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达成协议，如果Erik承担所有罪行的责任，Lyle将无罪释放。

Erik是未成年人，没有前科。

Gerald Chaleff说服法官判处Erik为无家可归者做社区服务，并让兄弟俩接受心理咨询辅导。

Jose给盗窃案受害者开了一张 11万美元的支票，以补偿被盗物品。

因Calabasas盗窃案而要求的心理咨询辅导，Kitty的心理医生推荐了心理咨询师Jerome Oziel。

Erik开始接受Oziel医生的心理辅导不久后，Erik签署了一份保密豁免书，这样就允许了Oziel医生与Jose和Kittyy分享他所了解到的任何情况，讨论Erik的治疗内容。

1989年7月19日，Kitty去找Oziel医生，告诉他她担心她的儿子是反社会者 (Sociopath)。

Oziel医生记录了这次治疗，表明Kitty担心她儿子“自恋、缺乏良知，并表现出反社会的迹象”。

Kitty对兄弟俩的恐惧可能是因为从Oziel医生那里了解到的情况而引起的。

在加州，当时已经确立了患者-心理咨询师的保密特权（patient-therapist privilege）的法律。

即使在凶手向心理咨询师承认谋杀某人的情况下，该法律仍然有效。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心理咨询师的保密特权也确保了心理咨询师不能报警。

如果心理咨询师报警，他可能会因医疗事故被起诉，甚至可能被吊销行医执照。

患者-心理咨询师的保密特权如此强大的原因是，立法机构认识到，为了使心理治疗发挥作用，患者必须可以自由地无顾虑地向心理咨询师透露其个人生活中最私密的细节。

然而，Lyle后来对Oziel医生的威胁，消除了患者-心理咨询师的保密特权法律的障碍。

😂1990年3月8日，Les Zoeller根据Judalon Smyth告诉他的信息获得了搜查Oziel医生的录音带的搜查令。

Oziel医生交出了17盘录音带和7页笔记。

所以，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拿到了Oziel医生的录音带。

剧照关于录音带可否做为审判中的证据，举行了几次听证会。

有三盘录音带引起争议：两盘录音带包含Oziel医生在10月31日、11月2日和11月28日的口述笔记。

第三盘录音带是12月11日的咨询录音，它是在当时律师Gerald Chaleff的同意下录的。

8月，法院裁定，控方有权获得10月31日和11月2日的Oziel医生口述笔记录音带。

法院裁定，它们不受保护患者-心理咨询师特权的禁止，因为Oziel医生认为兄弟俩在咨询期间威胁了他。

法院裁定，禁止公布涵盖11月28日的录音带和12月11日的咨询录音带，因为在这些咨询中，威胁证据不足，不足以公开录音带。

公布录音带为检控方赢得了重大胜利。

对检控方来说，真正的损失是12月11日的录音带，因为那是兄弟俩讨论谋杀案的录音带。

判决书自由引用了录音带的内容，并向公众发布。

这是第一次披露梅内德斯兄弟杀害了他们的父母。

这一消息对梅内德斯家族和安德森家族的影响从震惊到难以置信。

一些曾大力支持兄弟俩的家庭成员很快就消失了。

41. 对于Pam Bozanich和Lester Kuriyama来说，Oziel医生用兄弟俩自己的话详细重现了谋杀案，这大大破坏了辩方的“不当自卫”辩护策略。

Oziel医生作证说，Erik告诉他，杀死Jose和Kitty的计划源于“Erik正在观看的一个电视剧”。

（就是《亿万富翁男孩俱乐部》）Oziel医生说，Erik 告诉他，Jose 一直专横跋扈，无法取悦。

Oziel医生还作证说，兄弟俩决定杀死他们的母亲，因为兄弟俩不相信，在情感上如果没有Jose，Kitty还能活下去。

Erik还告诉Oziel医生：”Jose几乎剥夺了他的继承权，这就是他和Lyle必须杀了父亲的原因“。

Oziel医生描述了杀戮过程，并说Erik告诉他，当兄弟俩冲进家庭活动室时，Jose和Kitty感到震惊。

Oziel医生描述了在10月31日Erik承认谋杀父母后，Lyle对 Oziel医生发出的威胁。

42. Leslie Abramson对Oziel医生进行了盘问。

他们提到了Oziel医生与Judalon Smyth的婚外情，以及他最近以40万美元和解了她对他提起的诉讼的事实。

他们还提到了因Oziel医生为Judalon Smyth不当开药，加州心理学委员会起诉了他。

Oziel医生还被指控与另一名患者有不正当的“双重关系”。

在这段关系中，Oziel医生用家里的建筑工作来交换治疗课程。

43. 在8月13日起诉结束之前，Lester Kuriyama想将《亿万富翁男孩俱乐部》作为证据展示给陪审团，但法官Weissberg裁定反对。

对Lester Kuriyama来说，这部迷你剧为梅内德斯兄弟提供了如何实施“完美谋杀”的蓝图。

《亿万富翁男孩俱乐部》是一部迷你剧，在1989年7月30日和31日的晚上播出。

梅内德斯兄弟谋杀父母案发生在1989年8月20日晚上。

44. Jose的前情妇Louise在电视上关注了审判。

Louise打电话给Pam Bozanich说，她认识的Jose和被辩方摧毁的人完全不同。

她还告诉Bozanich，Kitty曾就婚外情与她对质，但Louise说，Kitty并没有像辩方描述的那样表现得像个疯子，而是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得尽可能友善，只是想确保婚外情结束。

Pam Bozanich和Lester Kuriyama争论是否要传唤Louise出庭反驳辩方所描绘的Jose形象，但最终决定不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想让Louise受到媒体的大量关注。

45. 辩方打算传唤90名证人，但法官Weissberg裁定，辩方想要呈现的许多故事太过遥远，不具备“相关性和证明价值”，这迫使辩方将证人名单缩减为50名。

辩方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试图向陪审团证明兄弟俩在杀害父母之前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

根据加州法律，“迫在眉睫的危险”辩护 ("imminent danger" defense) 是兄弟俩完全无罪释放或有机会被判过失杀人罪的唯一方法。

加州有两起案件适用于梅内德斯兄弟案：涉及受虐的People v. Aris案和People v. Flannel案。

为了获得上述任何一种判决，辩方需要证明两件事：(1) Lyle和Erik曾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他们父母的行为会让一个理性的人产生同样的心理状态。

(2) Lyle和Erik诚实，但有不合理的信念，即有必要保护自己免受迫在眉睫的危险，以此否定预谋恶意。

法官Weissberg允许辩方提供教师、教练、朋友、家人和儿童虐待专家的证词，这让控方非常恼火。

控方认为 在审判中法官Weissberg允许辩方提供太多的嫌疑人证词了。

46. Lyle 作证持续了9天，他的证词充满了关于他从6岁-8岁遭受的所谓性侵的故事，以及他在Erik 5岁时性侵他弟弟的故事。

在Lyle作证时 ，Lyle和Erik兄弟俩经常哭泣。

Lyle作证说，13岁时，他开始相信他的父亲在性侵他弟弟。

父亲控制欲极强，母亲情绪极不稳定，以至于他只能在自己的毛绒玩具家庭中寻求安慰。

Lyle作证称，Kitty在他11岁和12岁时对他实施了性虐待。

他声称，即使父亲和他们同床共枕，他也会抚摸Kitty的全身。

Lyle的证词有力且细节丰富，描述了谋杀案发生当晚发生的事件，并向陪审团描述了他先是枪杀父亲，然后是母亲的情景。

47. Jill Lansing问Lyle，为什么兄弟俩不离家出走。

Lyle回答说这样做没有用，因为他的父亲很有权势，会找到他们。

Lyle 还说，他和Erik认为警方不会相信他们受虐待的故事。

48. 在辩方允许Lyle接受盘问之前，Lyle承认了曾贿赂女友Jamie Pisarcik，让她作伪证说Jose对她性骚扰。

Jamie Pisarcik 拒绝了，并告诉了警方Lyle贿赂她作伪证的事。

Lyle 还否认了他曾向Oziel医生吹嘘自己犯下了“完美谋杀案”（否认录音带里的内容）。

为了阻止可能损害Lyle可信度的问题，Jill Lansing 提出了Lyle从未告诉过Oziel医生有关性虐待的事实。

49. Pam Bozanich 在4天内盘问了Lyle。

她鄙视Lyle对谋杀的描述，并质问他所谓的虐待行为。

Bozanich在识别Lyle的叙述里存在的矛盾之处方面更为成功。

Bozanich 让Lyle承认了他的父母没有枪，没有对任何一个兄弟进行直接威胁，而且他的故事的某些部分听起来很糟糕，很多决定都说不通没意义。

50. 9月27日，Erik 开始作证。

Erik 在证人席上整天举止粗暴而急躁。

他一会儿眯着眼睛盯着外面，一会儿又睁大眼睛，无辜似的。

大多数时候，他看起来更像是精神错乱，而不是悲伤或悔恨。

有一次，Lester Kuriyama抱怨Leslie Abramson“在陪审团面前安抚和拥抱Erik”。

Lester Kuriyama担心这种行为会让Erik显得孩子气和天真。

法官Weissberg警告了Leslie Abramson，还告诉Leslie Abramson：“律师应该像专业人士一样行事，而不是保姆或代理母亲。

”Erik作证说，他相信父母会杀了他。

Erik还说，Kitty 似乎有神奇的力量，她知道他去了哪里，他的朋友是谁，知道他所做的一切。

Erik的陈述似乎很难令人相信，尤其是出自一个22岁的男人之口。

Erik 作证说，他杀死了父母，并据称遭到Jose的性虐待。

在作证的某一时刻，Erik主动说他开始在父亲的茶和咖啡里放肉桂，因为他从同学那里听说这会让精液味道更好。

51. Lester Kuriyama 多次试图提起Erik的性取向问题，但法官Weissberg 不允许。

Lester Kuriyama认为这很有意义，因为辩方试图让Jose看起来是个性侵犯者。

一名辩方证人作证说，他在梅内德斯家里看到了同性恋色情杂志，这意味着这些杂志是Jose的，这可以证实Jose喜欢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说法。

然而，如果这些杂志是Erik的，那么这个问题就完全不同了。

52. 在盘问下，Erik 似乎很难记住细节。

Lester Kuriyama向Erik询问了有关杀害他父母的问题，Erik 回答了许多 Lester Kuriyama 的问题都是“我不记得了”。

剧照Lester Kuriyama让Erik详细描述了1989年8月18日购买两把手枪的情况，这让Erik说出了审判中最大的谎言。

Erik 说，他和Lyle开车去了圣莫尼卡的一家Big 5，看了各种各样的手枪。

Erik 描述了店里的商品展示柜里的手枪，他如何挑选两把手枪，以及他如何因为加州有15 的“冷静期”而无法购买手枪。

由于兄弟俩认为他们的生命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他们等不及购买武器了。

Lester Kuriyama问Erik：“现在，你说的都是实话，对吧？

”Erik回答：“我尽我所能告诉你真相。

”Lester Kuriyama问Erik：“你真的在8月18日上午去了圣莫尼卡 Big 5买这些手枪吗？

”Erik回答：“当然。

毫无疑问我去了。

”Lester Kuriyama说：“梅内德斯先生，你知道Big 5在1986年3月就停止销售手枪吗？

” Erik 支支吾吾地回答：“不，我不知道。

Kuriyama先生，那里有枪，我们确实看过，店员说他们不再卖手枪了。

”这不是Kuriyama唯一一次发现Erik的叙述前后矛盾的地方。

当Kuriyama问Erik关于《亿万富翁男孩俱乐部》时，Erik否认他看过。

Erik还承认，他不认为他的父母会剥夺他的继承权。

这些都与他之前的证词相矛盾。

Erik告诉法庭，他又不记得他和Lyle去过哪家Big 5了。

Kuriyama结束审问后，Leslie Abramson试图弥补盘问Erik中造成的辩护损伤。

53. 10月14日，辩方开始进入新的阶段，试图向陪审团解释为什么Lyle和Erik会认为他们的生命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即使他们的父母没有携带武器。

盐湖城心理学家Ann Tyler是众多专家中第一个出庭作证的。

Ann Tyler作证说，梅内德斯兄弟患有一种称为“习得性无助”的心理疾病，这种疾病是由于强烈、反复的虐待而导致的。

她作证说，她毫不怀疑Jose和Kitty几乎用尽了所有可能的方式对他们年幼的儿子进行心理虐待。

Pam Bozanich盘问Ann Tyler，并指出，关于梅内德斯家的许多负面的轶事都是完全没有证据的。

Ann Tyler注意到兄弟俩在作证时经常表现出来的无意识的天真。

它不像哭泣，他们很难去假装。

他们身上有一种温柔，一种“温室植物般的细腻”，即使他们被问题打了个措手不及，也会在愤怒中做出回应，但很快又掩饰了。

他们还对父亲抱有奇怪的尊重和爱，尽管他们杀了他，但那似乎也是真诚的。

54. 在此期间，Kitty的家人，Andersen家族开始向新闻媒体谈论关于辩方如何描述Kitty。

Kitty的兄弟Milton Andersen告诉《南城日报》，兄弟俩的辩护是“胡说八道”。

他认为Lyle和Erik杀人是因为贪婪。

他说，辩护律师拜访了他，试图说服他，他的姐姐和姐夫是坏人。

剧照：Kitty的兄弟，Andersen家族Milton Andersen告诉报纸：“我姐姐没有虐待她的孩子。

” Milton Andersen认为Jose和Kitty对他们的儿子管教不够。

55. Ann Burgess是第二位出庭作证的辩护方的专家。

Ann Burgess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精神心理健康护理学教授，也是犯罪现场分析专家。

Ann Burgess 检查了梅内德斯家房间的犯罪现场照片，作证说，这是一个“杂乱无章”的犯罪现场，不可能是蓄意谋杀的结果。

Ann Burgess 还作证说，伤口的随机性使她相信犯罪中存在过度杀戮的因素，这表明犯罪缺乏计划。

56. 10月21日，Jill Lansing的第一位专家证人出庭作证。

印第安纳大学教授Stuart Hart作证说，他认为Lyle在心理上受到了严重的虐待。

57. Jill Lansing的下一位专家证人是Jon Conte。

Jon Conte 作证说，1993年，他在监狱里采访了Lyle 60个小时。

他相信Lyle说的是有关虐待的真相，因为Lyle受到了“影响”。

这种“影响”是羞耻和不愿谈论虐待，因为太尴尬。

58. Pam Bozanich 确信陪审员不会相信辩方的专家证词或兄弟俩的虐待故事。

她非常自信，决定不叫她的心理专家出庭作证。

这可能是她在一审里犯下的最大错误。

59. 最后出庭的辩方证人之一是Dr. Kerry English。

Dr. Kerry English 是洛杉矶中南部马丁路德金医院儿童虐待小组的医疗主任。

Dr. Kerry English作证说，他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Erik曾被鸡奸。

剧照Dr. Kerry English审查了Erik小时候的医疗记录，发现了一个关于1977年奇怪的受伤记录。

Erik的医疗医疗档案中写道：“伤及咽后部、悬雍垂及软腭愈合良好”。

Dr. Kerry English被问及喉咙后部的这种损伤是否可能是虐待儿童造成的。

他回答说：“可能，口交。

” 在盘问中，Pam Bozanich让Dr. Kerry English承认还有其他东西可能导致喉咙后部受伤，如摔倒时被冰棍棒弄伤。

60. 所有其他虐待证词都来自兄弟俩或朋友或家人，而他们说这些信息是从兄弟俩那里得到的。

而那次可疑的儿时奇怪受伤，是虐待问题的第一个物证。

61. Ed Fenno曾是梅内德斯家的客人。

Ed Fenno 作证说，当Erik拒绝就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而选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Jose感到很失望。

Jose认为伯克利的学术水平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要好，他对Erik的决定感到失望。

Erik更喜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因为那里的网球队更好。

Ed Fenno的证词表明，Erik是自己决定就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不是被Jose被迫）。

Pam Bozanich问Ed Fenno是否见过Erik对父母撒谎。

Ed Fenno回答说：“两兄弟撒谎是很常见的。

”62. 在法官Weissberg裁定辩方放弃患者-治疗师特权后，辩方向陪审员播放了12月11日的供词录音带。

在录音带中，可以听到Lyle讨论父母被杀的原因。

Lyle在录音带中吹嘘说，他和Erik“杀死母亲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

Lyle还说他：“怀念有这些人在身边，就像我的狗没了，我很怀念它在我身边。

如果我能做出如此粗俗的类比的话。

”Lyle的声音听起来令人不寒而栗，单调而空洞。

录音带中没有提到性虐待。

必须杀了Jose，因为他控制着兄弟俩的生活，而且还是个坏丈夫。

Erik在录音带中说的话不多，但可以听到背景中传来的哭声。

剧照：Judalon Smyth63. 辩方传唤证人Judalon Smyth来质疑Oziel医生的证词，作证为期2天。

Judalon Smyth是辩方传唤的最后一名证人。

Judalon Smyth的证词围绕2个主题：Oziel医生操纵她和胁迫她与他建立亲密关系；她作证称，之前关于Lyle和Erik的许多描述都是错误的。

Judalon Smyth向警方提交了一份很长的宣誓书，并在Albrecht法官面前闭门作证，就录音带的可采纳性作证。

Judalon Smyth 还上了电视。

64. Pam Bozanich对Judalon Smyth撤回她之前的陈述感到愤怒。

之前，Pam Bozanich把Judalon Smyth的对 Oziel医生强奸她的指控转交给了地方检察官的性犯罪部门。

但因证据不足， Judalon Smyth的指控被该部门驳回了。

Pam Bozanich认为，Judalon Smyth对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没有起诉Oziel医生强奸而感到愤怒。

Pam Bozanich盘问Judalon Smyth，问关于她讲述的不同版本的故事。

Judalon Smyth回答说，她对之前的回答没有责任，因为Oziel医生对她洗脑了。

当 Judalon Smyth 作证结束时，陪审团似乎很难相信Judalon Smyth的证词。

65. 控方反驳证人的目的是反驳兄弟俩讲述的谋杀案前几天的故事，恢复Jose和Kitty的名誉。

剧照：泳池清洁工泳池清洁工Grant Walker作证说，8月19日星期六，也就是谋杀案发生的前一天，他在梅内德斯家豪宅修理自动水疗控制开关。

他看到Lyle和另一个男人在打网球，Erik站在Jose和Kitty旁边，他们坐在网球场边的露台桌旁。

他亲眼目睹Kitty和Lyle谈论他的网球比赛。

Lyle “愤怒地”回应，还说了一些粗俗的话。

Grant Walker说，Erik似乎也对他的父母生气。

这次对话发生在下午2点左右。

这是有力的证据。

根据梅内德斯兄弟的说法，他们故意不在家，因为他们害怕父母。

剧照：梅内德斯家的管家66. Flor Suria是梅内德斯家的管家。

在她受雇于梅内德斯家期间，她周一到周五都住在豪宅里。

她作证说，她从未看到过Kitty或Jose对兄弟俩大喊大叫。

Flor Suria还作证说，周二Lyle的假发据称被扯掉时，她没有听到哭声，也没有听到周四Jose与Erik在谋杀案发生前打架时发出的其他声音。

剧照67. Jamie Pisarcik作证说，她断断续续做了Lyle的女朋友大约三年。

Lyle被捕后，两人的关系一直持续到1990年12月的一天。

Jamie Pisarcik对Lyle产生了怀疑，要他告诉她真相。

Jamie Pisarcik作证说，Lyle告诉她，他对她撒了谎，事实是他杀了他父母。

谋杀的原因是Jose一直在猥亵Erik，而Kitty也猥亵了Lyle。

Jamie Pisarcik告诉Lyle，她不相信他。

在这次谈话发生后不久，他们就分手了。

Jamie Pisarcik还作证说，1987年，她和Lyle一起去阿拉巴马州伯明翰购买假发。

1988年，她和Erik谈过Lyle假发的事情。

这是辩方的另一个漏洞。

Erik曾作证说，是他看到Lyle戴假发时，他震惊了，然后才向Lyle说出自己被性侵的事情，最终导致了俩人杀父母的事件。

68. Jill Lansing攻击Jamie Pisarcik的可信度，把她描绘成一个梦想嫁入豪门，钓凯子的女人。

当 Lyle (她的未婚夫) 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时，她的梦想破灭了。

关于Lyle的女朋友：1987年，Lyle 在等待普林斯顿大学的消息时，他认识了Jaime Pisarcik，开始和她约会。

Jaime Pisarcik是普林斯顿当地一家餐馆的女服务员。

她也是一名网球运动员。

她比Lyle大5岁。

Jose和Kitty都不喜欢Jaime，因为他们觉得她和Lyle在一起只是因为他是富家公子。

Kitty觉得 Jaime Pisarcik 很Cheap。

1987年夏天，Lyle和Jaime宣布订婚。

这一消息激怒了Jose。

Jose觉得Lyle太年轻，不适合结婚。

Jose秘密安排并赞助Jaime参加欧洲网球巡回赛，想借此把两人分开。

但Jose错了，Lyle跟着Jaime去欧洲了。

1989年春天，Lyle开始和一位名叫Christy的模特约会。

Christy 30岁，比Lyle大9岁。

这段关系同样让Jose和Kitty都很难过。

Christy告诉Lyle她怀孕了。

Jose发现后去看了她。

据Lyle说，Jose威胁她堕胎。

而Kitty后来告诉她的一个朋友，Jose给了Christy10万美元。

Christy收了钱后，Jose和Kitty要Lyle和她彻底断交。

69. Kitty的兄弟Brian Andersen作证说，Erik并不胆怯，在他看来，他很自负 (a puffed up ego)。

两兄弟在与父母交谈时，都毫不犹豫地使用粗俗的语言，也毫不犹豫地花父母的钱。

Jose 曾告诉Brian Andersen，Lyle必须学会自力更生，他和Kitty不会永远为他买单。

关于Erik的性格：Erik曾在一次聚会上和Calabasas高中交往的女孩（他的第一个女朋友）吵了起来。

Erik把女孩锁在房间里，不让她离开。

女孩尖叫大喊，但Erik就是不让她出去。

最后，Erik放了女孩。

女孩立刻和他分手。

后来她回忆说，Erik是 “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人之一。

他非常傲慢，非常自信，但内心深处有不安全感和很多问题。

”70. 辩方反驳了Brian Andersen的证词，称他是Kitty的遗产的受益人，并已向遗嘱认证法庭提交了一份文件，声称如果证明Kitty在Jose之后去世，他的家人将有权继承遗产。

71. 在审判期间，兄弟俩的奶奶Maria Menendez、他们的姑姑 Marta Cano和Terry Baralt都支持兄弟俩。

Andersen家族的成员整个审判期间都没有出席过。

剧照72. 担任Jose秘书14年的Marlene Eisenberg在追悼会后作证，指控Lyle和Erik的行为。

追悼会结束后，Marlene Eisenberg和兄弟俩一起乘坐豪华轿车。

Lyle问Marlene Eisenberg：“ Who said I couldn't fill my father's shoes? 谁说我不能接替我父亲的地位？

”Marlene Eisenberg告诉Lyle：“ Make your own tracks in life and don't try to fill his shoes. 在生活中走自己的路，不要试图接替他的地位。

”Lyle伸出一双流苏乐福鞋，说：“ You don't understand. These are my father's shoes. 你不懂。

这就是我父亲的鞋。

” 关于Jose的出身和职业生涯：根据1989年8月25日（Jose被杀的5天后），洛杉矶时报的一篇关于Jose的报道《Slain Entertainment Executive : Jose Menendez’s Conflict and Controversy》。

与Jose一起共事的同事广泛表明，Jose是一位作风强硬的老板和激进的交易谈判者("Extremely aggressive boss and deal maker")。

Broadcast Music Inc. 的高管 Robbin Ahrold 曾在纽约的 RCA 唱片公司与Jose共事。

他说：If you took a poll, a lot of people whose oxes were gored by Jose would have to tell you they didn’t like him. 如果你做个民意调查，很多被Jose攻击过的人都会告诉你他们不喜欢他。

Jose的朋友认为他是一位能力卓越、魅力非凡的领导者。

Jose的对手有时认为他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为了爬上顶峰实现目标，他裁员、无视法规或质量标准、偶尔还会食言。

1944年，Jose 在古巴哈瓦那出生。

Jose有两个姐姐。

Jose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足球运动员，有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

Jose的母亲是一名游泳运动员，曾入选古巴体育名人堂。

Jose的家庭算不上大富之家，但他们在古巴社会中享有荣誉地位，可以算是古巴的贵族。

在古巴卡斯特罗初期，Jose家族中的大多数人死于监狱或暴力。

1960年，16岁的Jose被父母送到了美国。

当时的Jose身无分文，不会说也听不懂英语，但他决心一定要在美国取得成功Jose 在高中时学习刻苦，兼职赚零花钱。

由于经济困难，Jose未能实现他的梦想之一，即进入常春藤校。

Jose 获得了南伊利诺伊大学的游泳运动奖学金。

Jose靠奖学金养活自己，但最终放弃了运动，专心学习。

1963年，Jose和Kitty秘密结婚。

婚后，两人搬到了纽约市。

Jose在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上学，Kitty做小学教师。

据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的一名兼职教师回忆说，Jose是一名优秀的学生，很有干劲。

那时，Jose晚上上课，白天工作。

他和Kitty 经济拮据。

Jose 必须等到发薪日才能够支付课程相关费用。

1967年，Jose 从皇后学院毕业，获得了会计学位。

他进入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Coopers & Lybrand 工作。

1969年，Jose 收到 Lyon Container 公司的管理层邀请，让他担任公司的财务主管。

Jose 努力工作，将Lyon Container变成了一家盈利的公司。

1970年，Jose 被任命为Lyon Container的总裁。

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 Jose 和董事会主席卷入了一场公司内部的争斗。

1971年，Jose进入Hertz 公司工作，担任汽车租赁部门的高管。

1973年，Jose成为Hertz的首席财务官。

Jose在Hertz不断晋升。

1979年，35岁的Jose成为Hertz的全球总经理。

在Hertz，Jose有虐待下属（abusing subordinates）的恶名声。

这个恶名声伴随了他一生。

“abusing subordinates” 通常源于职场关系中的权力不平衡，即上级利用权力控制或虐待/凌辱下属。

毋庸置疑，这是不道德的行为。

但只有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行为才被视为违法。

1980年，Jose在Hertz的职业生涯结束，被调到Hertz所属的RCA 的娱乐部。

1981年，Jose被分配到 RCA 的唱片部门。

RCA 充斥着薪水过高、年纪过大的歌星。

Jose设法扭转RCA的局面，想转亏为盈。

在RCA，Jose的道德规范再次受到了质疑。

其中一个例子是，Jose将大量专辑送到唱片店，以造成一种即时销量看起来很不错的假象。

尽管这种操作是当时唱片业常见的商业策略，但Jose的激进发货量，仅在1986年（Jose离开RCA后的前6个月内），RCA 就被迫兑现了异常巨大的2500万美元的退回专辑。

1985年，41岁的Jose已升任 RCA 全球业务的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然而，无论Jose多么努力，他都无法扭转 RCA的局面。

一些RCA员工声称，JOSE对音乐业务的创意方面没有什么天赋。

然而, 曾与Jose共事3年，在RCA担任公关的Ahrold说，Jose 对拉丁音乐充满热情，且重振了公司停滞不前的拉丁产品线（签下 Menudo乐队）。

1986年，通用电气公司 (General Electric Co. ) 收购了 RCA。

不久后，Jose 就被免去了在RCA的职务，结束了他在RCA的职业生涯。

在Jose离开RCA后，Elliot Goldman 出任RC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他说，他和Jose的行事风格冲突是导致Jose离职的主要原因。

Elliot Goldman说，“Jose 非常聪明，精力旺盛。

但他对一切都管得非常严格。

我觉得（Jose的行事风格）不适合我想要建立的公司。

”针对被大量的退回唱片事件，Elliot Goldman说，“Jose 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商人，不怕冒险。

但（他在唱片上的做法）谁能说谁对谁错呢？

” Ahrold说，他记得Jose 非常公平，是他见过的财务人员中反应最快的人之一。

通过在RCA期间建立的人脉，Jose在加州找到 了LIVE Entertainment 娱乐公司总裁的职位。

LIVE Entertainment 是一家视频发行和拷贝公司，部分股权由电影制作公司Carolco所有。

Jose被请来管理LIVE Entertainment 时，该公司一团糟，可能濒临破产，在1985年亏损2000万美元。

Jose 将公司员工从550人削减至167人，并取消了位于伍德兰山的租金高昂的办公室。

同时，Jose利用 Carolco 与主流好莱坞的关系，与热门的制片人、导演和演员签订了多部电影协议。

后来，Carolco以制作《第一滴血》兰博系列电影而闻名。

在Jose的领导下公司几乎实现盈利。

1987年，公司净收入约为 800万美元，1988年的净收入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Jose在LIVE Entertainment干得不错。

大约在1989年上下，他的合同被延长至 1991年12月31日。

而且，为了表彰Jose对 LIVE Entertainment的重要性，LIVE Entertainment 给Jose买了“关键人物”保险。

（关于这份保险可参见二审 Fact 10）Jose 还达成了与利伯曼企业公司合并的协议。

利伯曼企业公司是明尼苏达州的一家“货架批发商”，向沃尔玛折扣连锁店等零售商店分销唱片和磁带。

1988年，Jose再次将利伯曼报告的收益翻了一番多。

这一次，他将库存削减了一半，并吸引了新客户，包括东北部一家大型零售商 Ames Department Stores 和 Wherehouse 连锁店。

曾是利伯曼企业的高管，后来是Live Entertainment 的执行副总裁的David Lieberman说，“Jose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商人之一。

他很聪明。

” 谋杀案发生后，Peter Hoffman成为 Live Entertainment 的代理董事长。

Peter Hoffman说，Jose对他人的感受或需求不怎么敏感（同理心似乎低）。

他有精明和投机取巧的商业思维。

Jose 非常清楚要如何表现自己（自我意识强），对自己的能力坚信不疑（自信），并且有个人魅力（魅力十足）。

Peter Hoffman 承认Jose在谈判中可能不够敏感和强势，但他认为这些特质（Jose的自信、雄心和魅力）实际上是优势， 是促成Jose成功的宝贵品质。

而不是弱点。

Peter Hoffman说，Jose的死亡让他想到了以色列将军Moshe Dayan 在一些阵亡战士的坟墓前的悼词。

这些人在他们的时代是不可或缺的。

注解：Moshe Dayan将军的悼词主要强调，以色列的继续生存需要警惕和力量，但也需要认识到这种立场所带来的悲伤和后果。

摘录一段 Moshe Dayan的悼词（不译，自行品鉴吧）：We are a generation of settlement, and without the steel helmet and the cannon's muzzle, we will not be able to plant a tree or build a house. Our children will not live if we do not dig shelters, and without barbed wire, we will not be able to pave a road.73. 辩方传唤Dr. William Vicary出庭作证，支持Erik的性虐待指控。

Dr. William Vicary作证说，当他第一次在监狱里见到Erik时，他是一个“精神错乱、可悲、懦弱、一团糟”的人。

1990年8月，Erik接受了数月的治疗，服用了抗抑郁药物和镇静剂。

之后，Erik告诉Dr. William Vicary有关性侵的事情。

74. Pam Bozanich没有问Dr. William Vicary对Erik精神状态和虐待问题的看法，而是问他从这个案件中赚了多少钱。

Pam Bozanich问，Erik在监狱里如此抑郁的原因是否是因为他面临谋杀指控。

Dr. William Vicary说，不是。

他很震惊地发现Erik喜欢在监狱里。

Dr. William Vicary还说，Erik表示过 “一生中第一次发现自己没有压力。

”75. Mark Heffernan是最后一位在审判中作证的证人。

辩方传唤他来反驳泳池清洁工Grant Walker的证词。

Mark Heffernan作证说，他在1989年夏天是兄弟俩的网球教练。

Mark Heffernan 否认1986年8月19日他们在梅内德斯豪宅。

76. 在结案陈词开始之前，法官Weissber向陪审团提供的指导方针里拒绝提供可能导致无罪释放的指示。

法官Weissberg表示，鉴于1989年8月20日发生的事件，“根本没有证据”表明普通人会像这对兄弟所说的那样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法官Weissberg允许陪审团考虑过失杀人罪的判决。

77. Michael Burt（Jill Lansing的协助律师）在结案陈词中告诉Lyle的陪审团，他们必须考虑到谋杀是在兄弟俩处于恐惧和恐慌状态时进行的，这种恐惧和恐慌是父母年复一年虐待的结果。

Michael Burt说，1989年8月20日晚上，Lyle就像一个没有思想的机器人一样行动，他出于“本能”射杀了父母，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

Michael Burt辩称，谋杀发生的情况不符合一级谋杀罪的法律标准。

78. Pam Bozanich回应说：“这不是一个复杂的案件。

Jose和Kitty当时正在看电视，被他们的儿子杀害。

” 她对Michael Burt关于兄弟俩没有策划谋杀的想法提出质疑，指出他们开车去圣地亚哥买猎枪。

Pam Bozanich还引用了Oziel医生的证词记录。

Lyle在记录中表示，他“绝对不可能”单独实施枪击，因此决定让Erik“等待”这个计划。

79. Jill Lansing向陪审团介绍了犯罪过程，并要求他们考虑整个事件，可以追溯到Lyle童年时期的性侵。

80. Pam Bozanich在最后陈述中讽刺而尖刻。

Pam Bozanich称Lyle和Erik是“被宠坏的恶毒熊孩子”，他们得到了爸爸的钱能买到的最好的律师辩护。

Pam Bozanich一度谈到辩护策略：For all those children who were severely abused and who became useful members of society, this defense is an offense.对于那些受到严重虐待并成为社会栋梁的孩子来说，这种辩护是一种冒犯。

剧照：改编的这段话映射当时对梅内德斯兄弟案很流行的一种观点 私人私语：Pam Bozanich认为，许多在童年时期受过虐待的人并没有在后续生活中做犯罪暴力行为，以虐待为谋杀辩护是对那些虐待幸存者们的不尊重。

对那些臭名昭著的谋杀案件，人们几乎都会提出同一个终极问题：“（凶手）的童年经历虽然不幸，但也绝非个例，为什么就Ta爆发了如此可怕的罪行呢？

”这个问题的框架好像在说：“只有某些类型的童年创伤才会导致可怕的暴力犯罪”；“除非童年创伤导致真正可怕的后果，否则童年创伤不是个严重的问题”；“受创伤的幸存者没有爆发罪行，所以所谓的创伤痛苦也没什么严重的”，etc. 这个问题的提问方式暗示了，对童年创伤经历（如家暴、虐待）可能造成的严重伤害的忽视，甚至回避。

在我看来，Pam Bozanich的话，与这个终极问题的内核如出一辙。

Pam Bozanich的话似乎在暗示：没有爆发犯罪行为的受虐幸存者已经“克服”了他们的虐待经历（将虐待正常化和简化）；那些经历过虐待但没有暴力犯罪的人“更坚强”，“适应性更强”（受虐幸存者的污名化）Pam Bozanich的话忽视了许多默默忍受虐待经历痛苦的幸存者，一生挣扎在虐待对他们心理、情感甚至身体的影响。

受虐幸存者们因虐待的创伤经历而患有焦虑、抑郁、药物滥用、信任障碍、难以建立人际关系等都在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

受虐幸存者的那些影响可能不会成为头条新闻，但它们仍然是非常真实的。

虐待对个人的影响不需要“爆发”成可怕的暴力犯罪才能被认真对待。

无论虐待是否终会导致极端犯罪，法律/社会都应该更诚实地面对且承认家暴/虐待对个人产生有害和有毒影响的事实。

从个人情感上讲，我不赞同Pam Bozanich的话，因为它过分强调最明显的后果（暴力犯罪），忽略了虐待更广泛的伤害。

无论虐待经历的结果如何，每一个受过虐待的人都值得得到认可和支持。

我不认为虐待辩护可能会免除或减轻个人对暴力罪行的责任是对受虐幸存者的不尊重。

我认为，只有滥用虐待辩护才是对所有虐待受害者的不尊重。

81. 在为期3天的最后陈述中，Leslie Abramson解释了辩护中存在的问题，指责控方证人是骗子、爱出风头，还攻击Oziel医生的证词。

在辩论即将结束时，Leslie Abramson终于做了一件控方希望Erik三年前会做的事情：她与Lyle决裂。

Leslie Abramson 告诉陪审团，“我不希望Erik为Lyle承担责任”，还说，“本案的证据并不能证明Erik杀了人。

”82. Lester Kuriyama的最后陈述在三个小时内完成。

Lester Kuriyama 告诉陪审团，他不会试图“迷惑”他们，而是要求陪审团“根据常识做出本案判决”。

Lester Kuriyama 告诉陪审团，Erik是同性恋，他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如果被告与其他男性发生自愿性行为，那么他就能向你们描述他与父亲的性接触。

”Lester Kuriyama还告诉陪审团，Jose并没有强迫Erik进行同性恋行为，事实上他对Erik是同性恋感到愤怒。

83. 法官Weissberg给了Lyle和Erik的陪审团4个选择来决定兄弟俩的命运。

陪审团可以：判定兄弟俩犯有特殊情况下的一级谋杀罪；判定兄弟俩犯有二级谋杀罪；判定兄弟俩犯有故意杀人罪；判定兄弟俩犯有过失杀人罪。

Lyle和Erik各自面临三项指控：谋杀Jose、谋杀Kitty、谋杀阴谋。

84. 1994年1月13日，经过16天的审议，Erik的陪审团宣布陷入僵局，无法就任何一项指控达成一致。

1月25日，经过24天的审议，Lyle的陪审团宣布陷入僵局。

让一审的陪审团无法就任何一项指控达成一致，陷入僵局的问题：兄弟俩受到的虐待有多严重，以及这种虐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证明他们的杀父母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当合理性。

两兄弟的陪审团对兄弟俩是杀人犯还是长期遭受虐待的受害者意见不一。

法官Weissberg宣布两起案件的第一次审判无效。

剧照85. Lyle的陪审团中只有3名陪审员投票同意定他为一级谋杀罪，而Erik的陪审团中有5名陪审员投票同意定他为一级谋杀罪。

（一审中，Lyle的表现比Erik出色。

）梅内德斯兄弟成功地让一审陪审团将兄弟俩的父母虐待指控（尤其是性虐待指控） 成为了他们的定罪审议的要素之一。

其实，一审的结果是辩方“获胜了”。

剧照86. 地区检察官Gil Garcetti表示，梅内德斯兄弟案将被重新审判。

他说：“宁愿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也不愿做出过失杀人罪的判决，因为这是一起谋杀案。

”再次看出，控方是下定决心一定要让梅内德斯兄弟被判一级谋杀罪，没有半分地商量余地。

87. 加州政府试图证明梅内德斯兄弟是出于仇恨和贪婪而杀人的，是撒谎的反社会者。

兄弟俩捏造了耸人听闻的指控，控诉他们的父母对他们实施了性虐待、心理虐待和身体虐待。

加州政府对梅内德斯兄弟的起诉似乎是“必胜”的谋杀案。

但由于辩方精心排练的证词、出色的辩护、措手不及的检控官、摇摆不定的法官和被辩护理论操纵的陪审团， 梅内德斯兄弟案最终偏离了控方预想的轨道，以宣告第一次审判无效告终。

梅内德斯兄弟案从来都不是关于有罪或无罪。

两名被告承认了，他们凶残地杀害了自己的父母。

审判的重点是，兄弟俩拒绝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个人责任，相反，他们声称自己是长期受到父母的各种虐待的受害者，是父母将受害者变成了弑亲的凶手。

（一审总结完结）有关第一次审判的信息来源：1. Paul Mones（1995）：When A Child Kills: Abused Children Who Kill Their Parents Paul Mones 是梅内德斯兄弟案第一次审判的顾问。

这本书提供了两次审判中所使用的辩护策略的信息（虐待辩护）。

2. Lyle Menendez, Norma Novelli 和Mike Walter（1995）：The Private Diary of Lyle Menendez: In His Own Words 这本书就是Lyle的自传。

3. Don Davis（1994）：Bad Blood: The Shocking True Story behind the Menendez Killings4. Ronald L. Soble 和 John Johnson（1994）：Blood Brothers: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Menendez Murders5. Hazel Thornton（1995）：Hung Jury: The Diary of a Menendez JurorHazel Thornton是一审中Erik的陪审团的陪审员。

这本书讨论了当时陪审团里出现的分歧，导致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悬而未决。

6. Alan Dershowitz（1995）：The Abuse Excuse and Other Cop-Outs, Sob Stories and Evasions of Responsibility这本书有一章介绍了梅内德斯兄弟对"abuse excuse"的使用。

作者认为，个人责任对于维持秩序和正义至关重要。

个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当人们逃避犯罪责任时，就会威胁到社会正义，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伤害。

7.《洛杉矶时报》和 Court TV的网站: 有关梅内德斯兄弟的罪行、审判和律师的信息。

8. 1993年--1996年， 《名利场》杂志：Dominick Dunne写了一系列关于梅内德斯兄弟罪行和审判的文章。

《关于梅内德斯兄弟案的第二次审判的70个Facts》： 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6202777/ 私人私语的后记 1：事实 (Fact) 是可以通过客观证据验证的，是独立于个人认知的。

真相 (Truth) 是人们根据自己的认知、经验、情感和立场对事实的主观理解。

人只能看到主观的东西，只会觉得自己看到的就是对的。

每个人的视角不同，所以他们对真相的感知也会有所不同。

所以，真相总是暧昧不清。

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真相 ，但事实只有一个。

警方的职责是搜集证据，所以警方应该调查的是客观事实而不是众人眼中的真相。

然而有时，事实并不足以完全解释案件的背景或动机。

审判不仅需要依据客观事实，也必须考虑各方的主观看法。

证人或当事人提供的证词往往包含了他们个人的主观理解。

法官和陪审团需要分析这些主观看法背后的逻辑、情感和偏见，寻找可信的部分，分辨出对案件有用的部分，平衡它们与案件的客观事实，然后做出公正的判决。

一些人认为，梅内德斯兄弟案是不公正的审判。

当时社会对富人的普遍看法是富人有钱，有钱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社会充斥着司法对富人失灵的舆论。

兄弟俩杀父母案之前犯过重大盗窃案，一如既往地被Jose拿钱平事儿了。

兄弟俩爱撒谎，经常撒谎，是不争的事实。

在杀父母后，兄弟俩的行为更不好看了。

兄弟俩实属典型的被惯坏的富家熊孩子，坏到为了钱杀父母。

社会大众也对兄弟俩的“出于恐惧”，“防卫过当”的辩护说法很反感。

剧照Leslie Abramson当时的社会形象也很不好。

Leslie Abramson 在业界以 “take-no-prisoner” 著称。

take-no-prisoners（“不留情面”）是指一个人完全专注于赢得胜利或实现目标，而不会表现出仁慈、宽容或对其他相关人员的尊重，愿意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来取得成功，往往不顾后果或附带损害。

检方和法官都不喜欢她。

Leslie Abramson对媒体的态度也不好，一些记者也很不喜欢她。

剧照后来有评论这个案子的说， Leslie Abramson也给兄弟俩带来了负面影响。

平心而论，Leslie Abramson给兄弟俩的辩护其实没什么问题。

一审提供出来的证据充分（尽管不扎实），几乎成功说服了陪审团判过失杀人罪。

剧照当时的司法系统面对很多社会压力（OJ Simpson案，麦克马丁幼儿园性侵案，罗德尼金案，1992年洛杉矶暴动等），令司法颜面无存。

检察官Pam Bozanich说过，当时像比弗利的富人们普遍把警检这些人当他们的cleaner。

梅内德斯兄弟案的第二次审判里， 法官Stanley M. Weissberg 过于明显地偏颇和限制。

司法人员们似乎都憋着一口气想从梅内德斯兄弟案挽回自己的颜面和司法的尊严，用兄弟俩案子为自己“翻盘”。

每一股力量都在用兄弟俩案子为自己盘算，没有考虑过梅内德斯兄弟案本身是不是受到公正的审判。

一个案件的审判结果不仅仅是对案件本身的裁决，还常常对整个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像梅内德斯兄弟案这种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案件。

公正的审判可以增强公众对法律的信任感，提醒公众必须遵守法律，减少人们通过非法手段寻求正义的动机。

法院的判决结果能够显示出社会对某类行为的态度和容忍度，帮助塑造社会的道德标准。

在一些具有争议的案件中，法院的判决结果甚至可能推动社会道德观念的改变。

当时社会人们对虐待的认知，对性侵受害者的认知等问题的观念和现在大不一样。

比如，Erik说就算逃了，父亲依然能把他们找出来然后杀掉，这个逻辑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极其make no sense，Erik胡扯。

但放到现在来看，Erik有这种“不合理的思考逻辑”恰恰说明了，他本身行为的合理性，因为这是典型的长期受虐待者的心理和行为逻辑。

当时的社会似乎害怕承认兄弟俩被虐待的事实（即使陪审团已经认为虐待是事实，非谎言）。

因为承认它意味着家庭单位里“一家之主”的权威力量就被削弱，这涉及到社群秩序传统价值观的被质疑甚至被推翻。

梅内德斯兄弟案成功地引发了人们对虐待辩护的广泛讨论，同时使社会对虐待受害者的处境产生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

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家庭内部的暴力/儿童虐待，以及重新审视这种暴力行为对其受害者的长期影响。

刚看完剧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这是两个幻想过度的青少年把生活的苦闷错误解读为了无法摆脱的绝望。。。

甚至更愿意相信导演在最后一集游艇上给出的画面但看过更多纪录片庭审等纪实内容之后。。。

感受被一点点扭转过来。。。

他们的家庭生活是一锅加了非致死量砒霜的美味炖菜。。。

他们吃了十多年。。。

他们喜欢更重要的他们习惯 因为习惯甚至对砒霜的味道感到安心。。。

他们逐渐知道了砒霜似乎并不是正常的调味品。。。

他们和父亲发生了争执。。。

希望炖菜里能不要加砒霜了。。。

父亲暴怒。。。

扬言要一次加一麻袋砒霜。。。

强行塞他们嘴里 不吃出不了这个家门。。。

确实可能只是扬言这时候母亲走进来。。。

说她一直知道父亲在加砒霜。。。

但她当做没看到。。。

（Erik 简直是他妈妈留住丈夫的手段。。。

）如果他们是独子那个时候大概能感觉到自己被全世界乃至全宇宙孤立了吧但他们有兄弟两个。。。

于是他们去买枪了。。。

莱尔后来回忆说当时自己太天真。。。

居然认为直接和父亲对峙能解决问题。。。

（莱尔真的真的是个超级好哥哥。。。

他其实都半只脚踏出家门了。。。

却回来陪弟弟蹚浑水。。。

其实他真的会主动帮无助的人）确实。。。

年轻人一般都以为是非曲直能说清。。。

问题能用直接的方式解决。。。

然后失败了。。。。

人们会怀疑这些都是兄弟俩编的故事。。。

但其实一个人很难做到把一个故事反复说而不让它走形。。。

如果不是真实发生。。。

这些事情会像烟雾一样不停的变幻而不是每次说起都基本一致。。。

看守所里发现过莱尔的越狱计划。。。

但并没有发现他们写下来背诵的故事剧本。。。

当然Jose 和Kitty 肯定也有他们的故事版本。。。

拆开来他们的版本可能也同样荒谬而似乎可信。。。

在炖菜里。。。

和兄弟两的版本放一起可能会让炖菜看起来更有说服力其实活着的唯一优势就是。。。

可以说出自己的故事。。。

这部剧唯一的作用。。。

就是增加了事件的关注度趁有热度 兄弟俩多说说

一个不错的转折。。。

外边的世界也会很不容易啊。。。

希望他们一切顺利

一定程度上感觉监狱环境都比他们家里环境要好。。。

事实上莱尔一审律师说，她第一次和他打招呼时问他监狱生活比家里糟多了吧。。。

他说某种程度上监狱里更安心。。。。

跑个题说一句吴谢宇（我知道吴谢宇被抓之后网上明显一面倒S批）首先两个案件并没有太多相似之处但有一点是极其相似的。。。

就是吴和两兄弟一样 几乎不肯说他妈一句不是。。。

（公众也理所当然会认为确实没有不是。。。

就是一个好好的北大学生想骗钱出国就这么做了）。。。

另外。。。

有些地方很难理解事实也是有多重角度的。。。。

听庭审的一些细节1.他们那个妈居然故意留遗书让Erik 看到。。。

Erik吓到半S向哥哥求救。。。

太可怕了吧。。。

心理医生说这是一种恐吓2.无语了。。。

一审法官屁股就已经歪出天际了。。。

控方各种无礼发问胡搅蛮缠全部无视。。。

辩方每个问题都被限制。。。

作证的儿童虐待问题专家肉眼可见被激怒。。。

那个检察官和法官值得一年虐待体验3.Jose喜欢打响指招呼他家里几个人。。。

我记得致命女人里那个出轨渣男一开始就是打响指招呼他老婆。。。

旁边的意大利邻居一看就觉得不对劲。。。

这其实是一种响片训狗技术在那个家里KITTY 基本也是没有人格的

关于梅内德斯兄弟案的第一次审判的87个Facts：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6201483/ 关于梅内德斯兄弟案的第二次审判的70个Facts： 1. 1995年2月28日，法官Weissberg将梅内德斯兄弟案的第二次审判日期定为1995年6月12日。

但由于多次被推迟，最终定于1995年8月开始第二次审判。

2. 1995年4月，法官Weissberg裁定，兄弟俩的第二次审判只用一个陪审团。

（一审时是2个陪审团）

剧照：检察官David Conn3. 第二次审判的检察官是经验丰富的洛杉矶县助理检察官David Conn 和助理检察官Carol Najera。

（取代了一审的检察官Pam Bozanich 和 Lester Kuriyama）

剧照4. 梅内德斯家的遗产已经花没了。

洛杉矶县高等法院宣布 Lyle和Erik均为贫困人士，因此两人有资格由公设辩护人代理。

Leslie Abramson继续作Erik的代表律师。

但她的报酬由洛杉矶县纳税人支付。

Jill Lansing不再代表Lyle，由洛杉矶县公设辩护人Charles Gessler接替。

Charles Gessler是死刑律师界的领头人。

这是Charles Gessler退休前的最后一起案件。

协助Leslie Abramson是刑事辩护律师Barry Levine。

协助Charles Gessler的副公设辩护人是Terri Towery。

剧照：二审的陪审团5. 1995年8月21日，梅内德斯兄弟重审案的陪审团选拔工作开始。

二审的陪审团由7名男性和5名女性组成。

6. 1995年10月11日，开庭陈述开始。

法官Weissberg裁定，第二次审判将不进行电视转播，因为这将“增加陪审员在法庭外接触有关案件的信息和评论的风险”。

法官Weissberg还限制了辩方就虐待指控可以传唤的证人数量。

在第二次审判期间，有64名证人出庭作证（一审中有101名证人）。

7. 第二次审判持续了23周。

8. 在两次审判之间的两年半里，检察官David Conn研究了一审检察官Pam Bozanich 和 Lester Kuriyama 犯的错误，以确保自己不会重复一审中最大的错误：不正面回应兄弟俩多年来遭受身体、情感和性虐待的指控。

Pam Bozanich 和 Lester Kuriyama 在一审时完全忽视了那些指控，错误地猜测陪审团也会和他们一样的态度。

因此，控方聘请了著名法医精神病学家Dr. Park Elliott Dietz 来协助他们。

在参与梅内德斯兄弟案之前，Dr. Park Elliott Dietz曾在许多备受瞩目的审判中作证。

批评者说，Dr. Park Elliott Dietz 偏袒检方。

Dr. Park Elliott Dietz曾协助许多检察官赢得对被告的定罪，如Jeffrey Dahmer，etc.。

注解：理解二审中控辩双方的辩论首先要清晰控辩双方想对梅内德斯兄弟的定罪方向。

控方致力于将兄弟俩定一级谋杀罪（First-degree murder） vs 辩方致力于为兄弟俩争取定过失杀人罪（Manslaughter）。

一级谋杀罪被认为是最严重的杀人罪，通常可判处终身监禁或死刑。

理解一级谋杀，需要认识到杀人行为的故意、预谋和通常令人发指的性质，将其视为具有高度道德和法律谴责的犯罪行为。

过失杀人罪也被归类为重罪，指在没有谋杀的意图或预谋的情况下杀害他人。

但通常它比一级谋杀罪轻。

自愿型过失杀人（Voluntary Manslaughter），也叫故意杀人，指的是故意杀害他人，但出于“激情”或冲动反应。

它被视为一种冲动行为，强烈的情绪暂时压倒了理性判断。

因此，它的刑期通常比一级谋杀罪短，监禁期限从几年到十几年不等。

非自愿过失杀人(Involuntary Manslaughter) 比自愿型的刑期还要轻。

由此，控方必须证明一级谋杀罪的3个关键要素：预谋（Premeditation）:谋杀案在发生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了或经过了思考。

即使是片刻的计划也可以算作预谋；深思熟虑和意图（Deliberation and Intent）：兄弟俩有意杀害受害者，并有意识地做出此举，并非冲动行为或意外行为；预谋恶意（Malice Aforethought）：这是一个法律术语，表示凶手怀有“邪恶的心” ("depraved heart")或恶意伤害他人。

这点要素将其与过失杀人罪区分开来。

所以，要证明兄弟俩符合怀有“邪恶的心”。

辩方则必需反驳上述的3个要素，如没有【深思熟虑和意图】，尤其是要证明它缺乏【预谋恶意】要素。

这样，才可以符合过失杀人罪的判定。

9. David Conn决定不叫 Oziel医生来作证，而是播放兄弟俩承认谋杀的录音带。

David Conn 强烈反驳了辩方关于兄弟俩患有受虐者综合症的理论，成功让法官Weissberg裁定辩方不能向陪审团提出这一理论。

对比：在一审中，Pam Bozanich认为这一辩护理论可用于兄弟俩。

10. David Conn 在开庭陈述中辩称，梅内德斯兄弟杀父母是出于贪婪 （控方证明【预谋恶意】要素）David Conn 向陪审员展示了尸检和犯罪现场的照片证明他的观点。

剧照：保险箱David Conn 说，兄弟俩在谋杀父母 24小时后将死去父母的保险箱拿到遗嘱认证律师的家中。

他说，兄弟俩设法尽快拿到父母的钱。

剧照 关于梅内德斯家的遗产：在两次审判里，控方一直持有的论点之一就是Lyle和Erik兄弟俩贪婪，想要父母的遗产，所以杀了他们。

证据就是他们在父母死后疯狂消费行为和找遗嘱。

但如果细看兄弟俩的疯狂消费行为和对自家财产的了解程度，很容易发现这对兄弟对生活毫无基本常识， 对自己家的资产家底也不清楚 ，做事无计划无谋算，天真，幼稚得令人难以置信。

控方的【为钱杀父母】理论确实立不住。

谋杀案发生4天后，兄弟俩开始疯狂消费。

兄弟俩把钱花在了名车、名表，奢侈品，豪华酒店等等生活享受方面。

比如，兄弟俩花1.5万美元买劳力士手表和钱夹。

Lyle花6.4万买保时捷。

在玛丽安德尔湾的滨海城大厦租了相邻的公寓Lyle的公寓每月租金为 2150 美元，Erik的每月租金为2450美元。

兄弟俩在其中一座大楼里看到了一套他们喜欢的顶层公寓，售价99万美元，付了首付，但融资失败，结果没买成。

到1989年10月，Lyle已经用Jose的美国运通信用卡刷了9万多美元。

谋杀案发生一周后，Lyle和Erik去见了 LIVE Entertainment 的高管，讨论兄弟俩可能从公司获得些资产。

兄弟俩惊讶地得知， LIVE Entertainment 为Jose购买了“关键人物”保险。

所谓的“关键人物”保险单通常是针对公司高管的人寿保险，由休斯顿的 American General Life Insurance Co. 签发。

LIVE Entertainment 为Jose买了赔付价值为1500万美元的“关键人物”人寿保险，以保证如果Jose去世，公司可以得到赔偿，继续运营而不必担心破产。

这份保险单的受益人是两家银行：Bankers Trust Co.和 Credit Lyonnais Bank Nederland。

这两家银行都是LIVE Entertainment的贷款人。

保险单赔付的1000万美元给Bankers Trust，500万美元给 Credit Lyonnais。

“关键人物”人寿保险里还有一份给Jose家人赔付的价值500万美元的个人保单。

谋杀案发生后，签发保险单的保险公司高级副总裁证实，他的公司为Jose签发了保险单，但拒绝对受益人发表评论。

Jose在例行体检后立即指定受益人。

但Jose在被谋杀之前还未完成体检，所以保单无效。

兄弟俩得不到任何赔付。

预计Jose会指定Kitty为受益人，因为这是加州夫妻共同财产法的惯例。

由于1500万的保险单生效，LIVE Entertainment 将在Jose去世后收到这笔钱。

预计这将使公司迎来自成立以来盈利最高的一个季度 😂LIVE Entertainment 为兄弟俩付了他们在Bel Air 酒店欠下的8800美元账单。

账单中的2000美元是5天住宿的客房服务费。

LIVE Entertainment 还为兄弟俩支付了豪华轿车和保镖的费用。

Lyle要开梅内德斯投资公司，召集了他在普林斯顿的朋友做高管。

他的那些朋友都是普林斯顿的运动员，很年轻，没有商业经验，没有一个人具备任何商业技能。

Lyle在普林斯顿的一家购物中心租了一间办公室，每月租金3000美元，配备了高档办公设备。

但梅内德斯投资公司从未搬进这间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一直闲置，只用来证明Lyle创造合适环境的能力。

Lyle像是在玩一个经营企业的游戏。

他把梅内德斯投资公司打扮得漂漂亮亮，但Lyle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什么实质内容。

Lyle投资开餐厅，没有经营手段，乱管理，结果餐厅生意也一直亏损。

Erik 赞助摇滚音乐会，给了一位合伙人4万美元。

这个合伙人直接卷钱跑了。

Erik 认为自己不适合商界或大学，因此决定尝试职业网球巡回赛。

他每年花6万美元聘请了一位私人网球教练。

两人开始四处旅行，住高档酒店。

为了提高球技，Erik毫不犹豫在他需要的任何东西上花钱。

到1989年的年底，Lyle和Erik兄弟俩已经花掉了100多万美元。

梅内德斯家的大部分资产是Jose和Kitty购买但从未住过的位于Calabasas的房产，以及位于比佛利山庄的房产。

扣除两处房产的贷款后，Jose的房产价值约为570万美元。

Jose死时，拥有33万股 LIVE Entertainment 股票。

当时的股价约为每股20美元。

除此之外，还有Jose和Kitty的个人财产和汽车，价值约为1400万美元。

扣除贷款和税款后，Lyle和Erik各自将可以继承到约200万美元。

正常来说，200万美元已经不是一笔小数目了，但远远低于Lyle和Erik的预期。

Lyle和Erik认为Jose的财富应该远远超过1400万美元才合理。

据Erik的一位朋友说，兄弟俩原本预计继承9000万美元。

兄弟俩确信Jose在一个秘密的瑞士银行账户中藏了7500万美元。

但兄弟俩都无法解释出来Jose是如何赚到那么多钱的。

（由此可见，兄弟俩连Jose的资产家底详情都没摸清，一切全靠脑补，不得不说两人实在是不成熟且幼稚😂） 1991年，梅内德斯家在比弗利的房产以36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损失约120万美元。

这笔钱用于偿还抵押贷款、交易费和税款等。

Jose和Kitty在Calabasas 一直在装修的房产，估价为265万美元。

1994年以低价194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

根据加州的“杀人者法规”，犯下重罪导致他人死亡的个人，无论其家庭关系如何，均不得从受害者的遗产中受益。

梅内德斯兄弟因谋杀父母而被定罪，他们的财产继承权被剥夺了。

与普遍看法相反，Lyle和Erick没有从父母的遗嘱中继承到任何东西。

11. Leslie Abramson反驳说，兄弟俩杀人是出于“令人麻木、肾上腺素激增的恐惧”，他们害怕父母会因为他们威胁揭露家族秘密而杀了他们。

Leslie Abramson告诉陪审团：“我们会向你们证明，Erik遭受了折磨、恐吓、剥削、骚扰和虐待，以至于他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

”12. Lyle的辩护人Charles Gessler告诉陪审团，兄弟俩相信他们的父母有超自然力量，“知道”他们儿子的一切活动。

Charles Gessler 辩称，控方关于兄弟俩想要父母钱财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Lyle和Erik认为他们的父母已经与他们断绝关系了。

（辩方反驳【预谋恶意】要素，令其行为符合过失杀人罪的特点）。

13. David Conn 播放了三盘指控兄弟俩的录音带。

（控方证明【预谋】要素、【深思熟虑和意图】要素和【预谋恶意】要素）第一盘录音带是比佛利山警察局对兄弟俩的笔录问询。

它是在谋杀案发生一个月后进行的，听到兄弟俩说他们与父母没有任何问题，还讲了谋杀案发生当天他们的活动。

第二盘录音带是兄弟俩向Oziel医生承认他们杀害了父母的录音。

最后一盘录音带是1989年8月20日晚上（谋杀案发生的当晚）Lyle 打911的报警电话。

David Conn告诉陪审团，兄弟俩“在杀人后编造了一堆谎言，然后哭了起来”，这样他们就不会被怀疑。

14. Perry Berman的证词与一审时的证词相似（兄弟俩曾试图利用他当证人，建立他俩的不在场证明）。

Perry Berman 作证说，Jose是个严厉的家长。

副公设辩护人Terri Towery 对 Perry Berman 进行了盘问。

他的问题是朝向探究对Jose形象和名誉的不利回忆。

法官Weissberg 限制了副公设辩护人Terri Towery对Perry Berman的盘问范围。

15. 第二次审判的第二周，控方提供了证据来支持其理论，即是贪婪促使兄弟俩杀了他们的父母。

（控方证明【预谋恶意】要素）

剧照Klara Wright是兄弟俩聘请的遗嘱检验律师的妻子。

Klara Wright 作证说，兄弟俩把一个保险箱带回家，希望在里面找到父母遗嘱的副本。

谋杀案发生两天后，保险箱被打开了，里面是空的。

当时兄弟俩的叔叔Brian Andersen和 Carlos Baralt 在场。

Klara Wright 没有在兄弟俩的一审中作证，因为检察官直到一审结束后才知道保险箱的存在。

剧照16. Carlos Baralt作证说，在谋杀案发生前两个月，Jose告诉他，他想剥夺兄弟俩的财产继承权。

David Conn问Carlos Baralt是否知道任何证据表明Jose性侵了他的儿子。

Carlos Baralt回答说没有。

Leslie Abramson问Carlos Baralt，Jose为何要剥夺他儿子的继承权。

Carlos Baralt回答说，Jose对Lyle在普林斯顿的学业失败感到失望；在Jose看来，Erik没什么天赋、性格也不够坚韧和强势。

关于Jose要修改遗嘱：1989年夏天（谋杀案发生之前），梅内德斯兄弟俩的情况非常糟糕和混乱。

1. Lyle和一个比他大9岁的模特约会，结果发展到女生怀孕了。

Jose拿钱给Lyle平事儿。

2. Lyle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成绩很差，差到还得了一个F。

3. Donovan Goodreau已经在帮Lyle做作业了，尽管如此，Lyle还是弄到自己被留校察看的境况。

4. Lyle 留校察看回家后不久，Jose和Kitty就收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给Lyle的纪律处分通知。

原因是Lyle宿舍里的台球桌在他举办的派对上被损坏。

但Lyle说，这是他的朋友弄的，不是他，把责任推到了他朋友身上。

5. Lyle的新泽西州驾照被吊销了。

6. 由于Lyle和Donovan Goodreau在夜间坐高尔夫球车穿过一家在普林斯顿乡村俱乐部的草坪，造成了草坪大量损坏，Jose不仅全额赔偿，还导致梅内德斯一家在这个俱乐部的特权被吊销了。

7. 因1988年的那起重大盗窃案，兄弟俩还在处于“服刑”和心理咨询。

梅内德斯兄弟俩的问题太多了，让Jose和Kitty筋疲力尽，且失望透顶。

Jose失去了耐心，越来越不爱听Lyle总给自己的问题找借口。

Jose和Kitty迫切地想让兄弟俩认清他们的情况有多么糟糕，需要改变。

于是，Jose和Kitty用他们认为唯一能让兄弟俩明白的办法：威胁要改遗嘱，剔除兄弟俩的遗产继承。

Jose的第一份遗嘱是在1980年写的。

从Jose的职业生涯看，那时他还没什么钱，没有太多的财富积累。

当时的遗嘱中规定，如果Jose和Kitty在任何意外中死亡，Lyle和Erik将获得他们的全部遗产。

到了1989年，Jose的财富积累与1980年自是十分不同，且还处于财富上升状态。

所以，Jose声称要修改遗嘱，把兄弟俩从遗产继承里剔除，这确实有一定警示兄弟俩的力量。

17. 在第二次审判的第三周，David Conn宣布，对Jose和Kitty进行尸检的验尸官Dr. Irwin Golden不会在第二次审判中作证。

Dr. Irwin Golden在一审的证词参见【一审FACT 39】。

1995年，Dr. Irwin Golden 因在Nicole Brown Simpson 和Ronald Goldman的尸检中犯下的错误而受到了严厉批评。

由于这些错误， Dr. Irwin Golden 没有在 O.J. 辛普森案中被控方传唤作证。

18. Dr. Roger McCarthy是控方的明星证人。

David Conn让 Dr. Roger McCarthy重建枪击现场，向陪审员证明兄弟俩是有预谋和故意地、有条不紊地杀害了他们的父母。

（控方证明【预谋】要素和【深思熟虑和意图】要素） Dr. Roger McCarthy逐一重现了1989年8月20日的谋杀案现场，并向陪审员展示了计算机生成的重建图。

Dr. Roger McCarthy利用他的重建图，确定了枪击顺序，并表明谋杀是有预谋和故意的。

Dr. Roger McCarthy作证说，Jose和Kitty被袭击时正并排坐在沙发上，兄弟俩瞄准父母的膝盖开枪，让枪杀看起来像是黑手党的枪击。

19. Charles Gessler问Dr. Roger McCarthy，是否有资格检查梅内德斯谋杀现场。

Dr. Roger McCarthy作证说，他从未去过犯罪现场，也从未目睹过尸检，也从未见过枪伤对人体的影响。

Dr. Roger McCarthy 还承认，在得出关于梅内德斯谋杀现场的结论之前，他没有咨询过任何验尸官或刑事专家。

20. 控方的重建犯罪现场与兄弟俩在第一次审判中的证词相矛盾。

一审时，兄弟俩作证说，他们是在盲目的恐慌中开枪的。

兄弟俩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都坚称，枪击开始时，他们的父母是站着的。

辩方对控方的重建犯罪现场提出了强烈质疑。

（辩方反驳【预谋】要素和【深思熟虑和意图】要素）21. 辩方传唤了伤口弹道学专家Martin Fackler出庭作证。

Martin Fackler作证称，Dr. Roger McCarthy的重建不能被视为是科学的，因为它含有太多错误。

Martin Fackler 说，没有人能够设计出梅内德斯家的犯罪现场重建，因为有太多变量。

在David Conn的盘问下，Martin Fackler表明他并不像Dr. Roger McCarthy那样了解梅内德斯案的事实。

22. 在Leslie Abramson对Martin Fackler的重新审问中，她向陪审团讲述了辩方对1989年8月20日发生的事件的最新版本。

Leslie Abramson说，兄弟俩进入了家庭活动室，Jose和Kitty站在沙发前，面对着他们。

Erik开始向他的父母随意开枪。

Lyle在Erik的右边，一边在房间里走动，一边开始开枪。

Lyle向Jose的头部开枪，击中了Jose的头部。

Leslie Abramson没有描述Kitty被枪击的过程，但表示枪击发生时她站着。

23. Leslie Abramson打电话给洛杉矶警局犯罪实验室助理主任Ron Linhart，反驳Dr. Roger McCarthy得出的结论。

Ron Linhart作证说，他的血迹分析与Dr. Roger McCarthy的重建结果相矛盾。

他的分析表明，Jose和Kitty在枪击过程中的某个时刻一定是站着的。

24. 第二次审判中，Dwight Van Horn 做了辩方证人。

一审中，Dwight Van Horn作为控方证人就杀人案中使用的霰弹枪类型作证。

Dwight Van Horn作证说，Dr. Roger McCarthy的重建犯罪现场是“垃圾科学”，因为它“在某些情况下忽略了证据，在其他情况下则缺乏证据”。

25. David Conn攻击Dwight Van Horn，暗示他不满检察官使用Dr. Roger McCarthy的公司而不是警局来重建犯罪现场。

26. 宾夕法尼亚州备受尊敬的病理学家Dr. Cyril Wecht为辩方作证说，任何“枪击事件的重建都注定要失败”，因为受害者和被告在杀人过程中都在移动。

27. Charles Morton 作证说，Jose和Kitty衣服上的血迹和霰弹枪弹孔与检方重建的犯罪现场相矛盾。

他作证说，犯罪现场的物证表明Kitty被枪击时是站着的，家庭室里的沙发上及周围和Jose衣服上的血迹表明他是站着被枪击的，除了后脑勺中枪。

剧照：Amir (Brian) Eslaminia28. 控方出示Lyle 在1991年7月写给Amir (Brian) Eslaminia的一封信的部分内容，攻击了这对兄弟证词的可信度。

Amir (Brian) Eslaminia 是Erik在比佛利山高中的同学。

在这封信里，Lyle 要Amir (Brian) Eslaminia作伪证，谎称兄弟俩曾要他借给兄弟俩一把手枪。

这封信和Amir (Brian) Eslaminia在一审中都没有发挥作用，因为警方在1995年才了解到Amir (Brian) Eslaminia和这封信。

29. David Conn 请来了私人病理学家Robert Lawrence来支持控方对犯罪现场的理论。

控方认为，Lyle和Erik先是处死了他们的父母，然后又向他们的腿部开枪，以使谋杀看起来像是有组织犯罪。

（控方证明【预谋】要素和【深思熟虑和意图】要素）

剧照Robert Lawrence用被木棍刺穿的木制人体模型来说明他的证词，以证明他关于霰弹枪射击角度的结论。

Robert Lawrence作证说，Jose被霰弹枪击中4次，Kitty被霰弹枪击中9次，他们的头部和四肢中弹，但没有击中躯干。

Jose被枪击时坐在沙发上，大腿上的伤口是在他死后造成的，致命一枪是近距离射向Jose的后脑勺。

大部分射击发生在Kitty躺在地板上时，而一些射击Kitty手臂、手和肩膀的子弹表明她可能当时正畏缩。

30. Leslie Abramson 试图证明Jose所穿衬衫上的血迹表明子弹可能不是朝着Robert Lawrence声称的方向射击的。

（辩方反驳【预谋】要素和【深思熟虑和意图】要素）32. 11月20日，David Conn结束了对梅内德斯兄弟的控诉。

他传唤了30名证人。

33. 12月6日，Erik开始了为期15天的作证的第一天。

Erik的证词与一审时的情况非常相似。

他描述了Jose对他实施的性虐待的细节（辩方证明缺乏【预谋恶意】要素）。

在Barry Levine的指导下，Erik作证说，他的父母很暴力：Kitty羞辱和贬低他，Jose殴打和猥亵他。

Erik告诉陪审团，他爱他的父母，他杀死他们不是出于仇恨、也不是为了钱，也不是因为虐待。

Erik作证说，兄弟俩担心父母会杀人，因为他们威胁要揭露所谓的性虐待。

34. 在Erik作证的第3天，法官Weissberg限制了他关于早期虐待指控的证词。

法官Weissberg驳回了辩方想要提出的一些故事，认为那些故事无关紧要。

法官Weissberg还限制了与兄弟俩杀害父母时的精神状态无关的证词。

35. 辩方辩称，兄弟俩的早期童年创伤对陪审团来说至关重要，这样他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兄弟俩认为父母计划杀死他们。

（辩方证明缺乏【预谋恶意】要素，兄弟俩非“邪恶之心”）36. Erik作证说，Jose告诉他，把他从遗嘱中剔除了，因为他没有达到Jose的期望。

Erik还作证了在Oziel医生办公室的录音认罪的有关情况。

37. David Conn开始将Erik描绘成一个骗子。

（控方证明【预谋恶意】要素，有“邪恶之心”）David Conn向陪审团指出，在Erik和Lyle被捕之前，他曾向警方、家人和朋友谎报了谋杀案长达6个月。

David Conn反驳了Erik的说法（Jose在他18岁时强迫他发生性关系），认为当时Erik有车有钱可以离开父母的家。

David Conn问Erik为什么不参军。

Erik说，军队不会保护他免受父亲的伤害，因为他的父亲“是我见过的最有权势的人”。

Erik后来承认，没有活着的性虐待目击证人。

David Conn提出了Erik的性取向问题，以表明这是梅内德斯家族内关系紧张的根源。

38. 由于Erik在辩护中陈述了他的精神状态，法官Weissberg裁定，Erik必须接受Dr. Park Elliott Dietz的心理检查。

39. 1996年1月9日，Erik在为期8天的盘问中试图解释控方提出的问题，并完成了证词。

Erik说，他和他的哥哥没有为了避免定罪而编造儿童虐待的故事。

（辩方证明缺乏【预谋恶意】要素，兄弟俩非“邪恶之心”） 40. 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Dr. John Wilson作证说，Erik在杀害父母时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Dr. John Wilson作证说，Erik患上PTSD的原因是他反复遭受性虐待、身体虐待和心理虐待。

Dr. John Wilson说，Erik患有PTSD的典型症状，如噩梦和失忆症。

Dr. John Wilson在一审中没有出庭作证过。

这是陪审团第一次听到对Erik的具体诊断。

（诊断证明缺乏【预谋恶意】要素，兄弟俩是病人，非“邪恶之心”） 41. 1月12日，Charles Gessler彻底改变了给Lyle的辩护方向。

一审辩方使用了“不当自卫”理论为Lyle辩护。

一审辩方辩称，不能用理性的人会做什么的标准来评判梅内德斯兄弟，因为多年的虐待使这对兄弟对危险的看法与正常人不同。

以此，在一审时，Lyle作证说，他杀害父母是出于诚实且错误的信念，认为父母会杀死他，他担忧自己的生命安全。

现在，第二次审判，Charles Gessler告诉法庭，Lyle是“激情杀害父母”。

1989年8月20日，当他和Erik谋杀父母时，恐惧和愤怒压倒了他的理性。

Charles Gessler 告诉陪审团，Lyle是一个理性的人，他的反应是出于恐惧、愤怒和激情。

（控方证明缺乏【预谋恶意】要素，且符合自愿型过失杀人的冲动行为）42. Lyle的二审律师Charles Gessler改变辩护策略的原因是，Lyle不想作证。

因为控方自一审以来就收集了对Lyle不利的弹劾证据。

剧照

剧照在一审时，Lyle的证词被认为令人同情。

后来， Lyle和Norma Novelli的对话被录了音。

Lyle在对话中说了他在一审中如何用虐待证词“欺骗”陪审团。

检察官得到了这个录音。

控方还发现了Lyle写给前女友Jamie Pisarcik 的一封信。

信中指导她如何在一审中作伪证。

Lyle还给Amir (Brian) Eslaminia写信，让他作伪证 😂（参见二审 Fact 28）由于没有Lyle的证词， Charles Gessler 无法请儿童虐待专家为他的精神状态作证。

所以， 二审的律师Charles Gessler 无法使用一审的辩护策略继续为Lyle辩护。

43. 在第二次审判开始时，兄弟俩进行了联合辩护。

然而，随着审判的进行，Charles Gessler几乎完全依赖Leslie Abramson的证人，很少有为Lyle出庭作证的证人。

因此，Lyle对陪审团来说仍然是一个谜。

44. 在辩方陈述即将结束时，法官Weissberg裁定，在一审中作证的6名证人与二审无关，不得作证。

法官Weissberg裁定，父母对兄弟俩的所谓心理虐待与案件无关。

1月30日，在传唤了25名证人后，辩方休庭。

法官Weissberg限制了辩方可以传唤的精神健康专家的数量。

在一审中，辩方传唤了5名专家。

在二审中，辩方只被允许传唤1名专家。

45. 1996年2月5日，控方开始反驳辩方。

Lyle的前女友Jaime Pisarcik作证说，Erik 早在1988年就已经知道Lyle戴假发的事。

Jaime Pisarcik的证词对辩方提出的部分论点提出了质疑。

（质疑辩方的缺乏【预谋恶意】要素的论点）46. Dr. Park Elliott Dietz作证说，Erik在谋杀父母的那天晚上，并没有患上任何会损害他做出理性决定能力的疾病。

（诊断证明符合【深思熟虑和意图】要素，不符合自愿型过失杀人的冲动行为）Dr. Park Elliott Dietz诊断Erik患有广泛性焦虑症，无法控制他的焦躁不安、忧虑和烦躁。

辩方辩称，Erik患有PTSD。

Dr. Park Elliott Dietz在比佛利山警察局采访了Erik16个小时。

Dr. Park Elliott Dietz 作证说，无法诊断Erik是否患有PTSD，因为他无法知道Erik所说的事件是否属实。

（证明【预谋恶意】要素）Dr. Park Elliott Dietz还驳斥了辩方专家证人提出的其他结论。

（参见一审Fact 53） Dr. Park Elliott Dietz作证说，Erik没有患上心理疾病“习得性无助”。

Dr. Park Elliott Dietz指出，Erik买了两把猎枪，装上子弹，然后去射击场学习如何射击。

这种行为表现出主动性的叛逆和自信，与习得性无助的被动性不相符。

（证明【预谋恶意】要素） 47. 法官Weissberg没有允许辩方出示Dr. William Vicary在一审里的证词 （证明缺乏【预谋恶意】要素，兄弟俩非“邪恶之心”）。

法官只允许Dr. William Vicary 就Erik的焦虑症情况作证。

结果就是，Dr. William Vicary在二审中作为证人作证的效果大大降低。

如果结合后来发生的事情，法官的偏颇降低了Dr. William Vicary作证的效果，或许是一个错误带来的正确了 😂 荒唐又讽刺。

48. 2月16日，法官Weissberg裁定，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兄弟俩在1989年8月20日枪杀父母时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并且决定在陪审团开始审议之前向陪审团提供的指导方针里不包括“不当自卫”。

（这意思就是说，把过失杀人罪剔除了）“不当自卫”理论是一审辩方的核心，并说服了两个陪审团中的部分陪审员投票判兄弟俩犯有过失杀人罪而不是一级谋杀罪。

49. 法官Weissberg 裁定，辩方可以辩称兄弟俩是激情枪杀了 Jose，但不能辩称Kitty也被兄弟俩激情杀了。

法官Weissberg 裁定，有足够的证据表明Jose可能激怒了他的儿子犯下杀人罪，但没有足够证据表明 Kitty 激怒了她的儿子。

50. 2月20日，David Conn开始了为期4天的结案陈词的第一天。

David Conn嘲笑兄弟俩的虐待指控是“法庭上最愚蠢、最荒谬的故事”。

在结束辩论期间，David Conn的语气总是轻蔑和讽刺。

他抨击Erik的证词是自私自利，充满谎言和矛盾。

David Conn告诉陪审团，他们应该拒绝Erik关于他父亲性虐待他的指控。

David Conn敦促陪审团判定兄弟俩犯有一级谋杀罪，而不是过失杀人罪。

51. 2月26日，Leslie Abramson开始了为期三天的结束辩论的第一天。

Leslie Abramson指责David Conn出于“政治原因” 用非法证据赢得案件。

Leslie Abramson 试图向陪审团指出，在输掉麦克马丁幼儿园性侵案、梅内德斯兄弟案的一审和 O.J. 辛普森案的审判后，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面临着赢 “大案”的巨大压力。

Leslie Abramson指责David Conn使用了Oziel医生的1989年12月11日的咨询录音带作为庭上证据（控方违反了程序正义）。

注： Oziel医生的1989年12月11日的录音带是非法证据。

这份录音带之所以被定为非法证据 ，是因为一审开始之前，法院已经裁定，禁止将这份录音带作为庭审证据，而非指录音带的内容虚假。

相反，录音带的内容是真实的。

（关于Oziel医生和他的咨询录音带参见一审Fact 40） Leslie Abramson反驳了控方的犯罪现场理论（兄弟俩向Jose和Kitty的膝盖开枪，使杀戮看起来像是黑手党的谋杀）。

Leslie Abramson辩称，犯罪现场表明杀戮是“高度情绪化的过度杀戮”，不是职业杀戮。

（辩方证明没有【深思熟虑和意图】要素） Leslie Abramson告诉陪审团，Erik患有PTSD的精神障碍，在杀人时没有恶意。

（辩方证明缺乏【预谋恶意】要素，兄弟俩非“邪恶之心”）Leslie Abramson反驳了控方关于兄弟俩为钱杀人的论点。

（辩方反驳 【预谋恶意】要素 ）Leslie Abramson 说：“弑父不是为了钱”。

Leslie Abramson在最后陈述中动情地恳求陪审团，她和Erik的关系非常亲密，如果他被判有罪（一级谋杀罪），那将是她一生中“最大的悲剧”。

52. Charles Gessler的最后陈述很低调。

Charles Gessler反驳了控方关于兄弟俩为钱杀父母的论点。

（辩方反驳 【预谋恶意】要素 ） Charles Gessler 说，Lyle认为他已被剥夺了继承权，那么如果父母去世，他就会失去生活来源。

Charles Gessler说，Jose猥亵儿子并让他们相信无法逃离他，导致了他自己的死亡。

兄弟俩觉得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武装自己。

Charles Gessler认为，Kitty没有保护好儿子，让他们相信她是丈夫虐待的执行者，导致了她自己的死亡。

Charles Gessler将梅内德斯兄弟案比作一场希腊悲剧，认为Jose和Kitty因各自的致命缺陷而自取灭亡。

Charles Gessler要求陪审团裁定Lyle谋杀Kitty罪不成立，只对Jose的过失杀人罪成立。

53. 2月29日，结案陈词结束时，David Conn告诉陪审团，Lyle和Erik将责任归咎于受害者，将父母送上法庭，编造了一个巧妙的虐待借口，并说了很多谎话来为他们枪杀父母辩护。

（控方最后强调【预谋恶意】要素）54. 3月1日，陪审团开始审议。

剧照3月14日，法官Weissberg出于医疗原因撤换了两名女陪审员：陪审团主席（心脏病发作）和另一名女陪审员（早产）。

一名男性候补陪审员和一名女性候补陪审员补位。

第二组陪审员由8名男性和4名女性组成。

陪审团审议从头开始。

55. 3月20日，经过四天的审议，陪审团判定梅内德斯兄弟犯有两项一级谋杀罪和一项密谋谋杀罪。

一审的两个独立陪审团无法就兄弟俩是一级谋杀罪还是过失杀人罪达成一致。

二审的陪审团表示，从未出现过任何分歧或异议，也没有人坚持己见。

（二审的陪审团根本没被给“过失杀人罪”的选项） 二审陪审团里的一些陪审员表示，他们同情兄弟俩的成长经历，并认为这可能导致了谋杀的发生，但最终他们无法原谅兄弟俩。

还有几名陪审员相信一些心理虐待的证据，但质疑是否存在性虐待。

针对梅内德斯兄弟俩的定罪情况， 量刑选择只有两种：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或，执行死刑。

56. 1996年3月22日，量刑阶段开始，在三周内完成。

量刑阶段的证据规则与兄弟俩的定罪审判时不同。

辩方传唤了18名证人为兄弟俩作证。

由于陪审团被要求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因此辩方可以诉诸陪审团的同情。

规则允许辩方提供减轻罪责因素的证据。

例如，兄弟俩的年龄、兄弟俩是否受到极度精神或情绪困扰的影响、受害者是否参与了他们自己的死亡、以及任何可以减轻罪行严重性的证据。

57. 4月4日，在量刑阶段的第二周，法庭上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令人震惊的、对辩方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情。

Dr. William Vicary承认，他在Leslie Abramson的指示下篡改了Erik的笔记，删除了24页的Erik陈述，重写了10页。

（不知道当Leslie指责控方使用非法证据时，心里有没有想过她自己篡改证据的行为。

）如果不记得Dr. William Vicary这个人了，请参见一审 Fact 2-73-74；二审 Fact 47。

Dr. William Vicary承认，他从笔记中删除了Erik的整个有罪陈述部分（对Erik不利的证据）。

如，Erik告诉他，他想过没有父母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他和Lyle讨论过采取一些“激烈”的行动；Jose的同性恋情人在谋杀案发生前两天到访过梅内德斯家，并告诉兄弟俩他们的父母要杀了他们（后来Erik告诉他这个故事是个谎言）。

4月5日，Leslie Abramson援引第五修正案赋予她的不自证其罪的特权，拒绝回答有关她在Dr. William Vicary笔记中可能存在不当行为的两个问题。

58. 辩方试图辩称，由于Leslie Abramson的不当行为，应宣布第二次审判无效。

法官Weissberg裁定，Lyle不能提出这一论点，因为Leslie Abramson不是他的律师。

法官Weissberg还裁定，如果Leslie Abramson决定不再继续参与诉讼程序，Barry Levine完全有能力接手Erik的案件。

在陪审团不在场的情况下听取辩论后，法官Weissberg驳回了辩方提出的对梅内德斯兄弟案宣告第二次审判无效的动议。

59. 4月6日，David Conn向法庭讲述了他是如何得知这些被删除的篡改笔记。

David Conn说，1993年，Leslie Abramson将Dr. William Vicary的笔记删节版交给了他。

在审判期间的某个时候，David Conn需要在范奈斯法院查看笔记，但他将他的副本落在了洛杉矶市中心的办公室里。

David Conn从Dr. Park Elliott Dietz那里就借了一份笔记副本。

Dr. Park Elliott Dietz 是从辩方那里得到的笔记副本。

不知何故，Dr. Park Elliott Dietz得到了一份原始笔记的副本。

David Conn说，Leslie Abramson无意中给了一份原始笔记的副本。

如果不是这个错误，没有人会注意到 Dr. William Vicary的笔记里的差异。

60. 在此期间，Charles Gessler和Barry Levine试图将Leslie Abramson免职。

直到Erik与法官Weissberg闭门谈话后，Leslie Abramson才被允许留下。

4月9日，法官Weissberg裁定，Leslie Abramson和Erik之间不存在冲突，因此她不需要参加审判。

法官Weissberg表示，他将指示陪审团在给梅内德斯兄弟量刑时（死刑或终身监禁），不要考虑Leslie Abramson的不当行为。

法官Weissberg还裁定，控方不能询问Dr. William Vicary有关Leslie Abramson删除笔记的命令。

法官Weissberg指示检察官在不提及Leslie Abramson的情况下弹劾Dr. William Vicary的证词。

在二审后期里，Leslie Abramson一直保持沉默。

61. 4月10日，Dr. William Vicary结束了作证。

控方提出了三名反驳证人：侦探Les Zoeller、Milton Andersen 和Brian Andersen（Kitty的2个兄弟）。

62. 4月11日，David Conn发表了结案陈词。

David Conn辩称，梅内德斯兄弟应该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选择以“可怕而残忍的方式”杀害父母。

David Conn嘲笑辩方对心理虐待的指控，称这些指控“绝望而微不足道”。

63. Barry Levine告诉陪审团，检控方没有提供除犯罪本身以外的加重情节的证据。

在最后陈述中，Barry Levine指责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武断地决定谁有资格被判处死刑。

他提醒陪审团注意 O.J. 辛普森案，并说“他甚至没有资格被判处死刑。

” 64. 4月12日，陪审团开始审议梅内德斯兄弟是否应被判处终身监禁或死刑。

65. 1996年4 月17日，经过三天的审议，陪审团决定，终身监禁是梅内德斯兄弟的适当惩罚。

后来，陪审团表示，虐待辩护从未成为他们审议的因素。

陪审团决定不判死刑，是因为兄弟俩都没有重罪记录或暴力史。

二审的陪审团既不相信辩方的理论（兄弟俩杀父母是因为他们害怕被父母杀），也不相信兄弟俩是为钱杀父母（ 控方的理论）。

66. 6月1日，梅内德斯兄弟的辩护律师向法官Weissberg的法庭提交了一份动议，要求对梅内德斯兄弟案进行重新审判。

动议指出法官Weissberg在第二次审判中犯的3个错误：(1) 拒绝让陪审团考虑过失杀人罪的判决是错误的。

(2) 允许陪审团听取 Oziel医生的1989年12月11日给兄弟俩作咨询的录音带 (使用非法证据)。

(3) 限制了为梅内德斯家族生活作证的辩方证人的数量。

67. 在1996年7月2日正式宣判之前，Lyle和Erik接受了电视节目《20/20》的Barbara Walters的采访。

采访的目的是争取公众支持兄弟俩一起入狱。

加州州立惩教官员委员会决定是否将兄弟俩一起监禁。

David Conn表示，只要兄弟俩没有受到任何特殊待遇，他对是一起监禁还是分开监禁没有意见。

68. 1996年7月2日，法官Weissberg判处Lyle和Erik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69. 判决宣布几周后，Lyle和Erik被带到德拉诺的北克恩州立监狱接受诊断评估。

评估完成后，决定是否将兄弟俩一起监禁。

70. 1996年9月10日，加州惩教局将梅内德斯兄弟分开关押服刑。

Lyle从北克恩州立监狱乘坐巴士前往特哈查比附近的加州惩教所，Erik乘坐巴士前往萨克拉门托附近的加州州立监狱。

Lyle和Erik与其他囚犯隔离，并被归类为最高安全级别囚犯。

Leslie Abramson森批评了惩教局将兄弟俩分开的决定，表示此举“过于残忍和惩罚性”。

侦探Les Zoeller表示，他“很高兴兄弟俩终于分开了”。

他说，“我认为把他们放在一起，每个人都有风险。

”（完结）第二次审判后，梅内德斯兄弟多次上诉。

1998年2月27日，加州上诉法院维持了对Lyle和Erik的谋杀罪名。

法院没有发现法官Weissberg 在一系列有争议的裁决中犯有任何错误。

1998年5月28日，加州最高法院投票维持对Lyle和Erik的谋杀罪名和终身监禁。

没有一位最高法院法官投票复审此案。

Lyle的上诉律师Cliff Gardner表示，他计划向联邦法院提起上诉。

2018年2月，Lyle被转移到Erik所在的惩教所。

2018年4月，Lyle和Erik兄弟俩首次团聚。

至此，两人分开了几乎22年。

2023年5月3日，Cliff Gardner提交了两项新证据来证实兄弟俩长期遭受来自父亲的性虐待，以此为由要求重新审理此案。

Cliff Gardner认为应该推翻对兄弟俩的二审判决，他们应该被判过失杀人罪，而不是一级谋杀罪。

新证据1：大约在谋杀案发生前8个月Erik写给Andy Cano的信。

新证据1：1988年12月（大约在谋杀案发生前8个月）Erik写给Andy Cano的信。

信中写道：“I’ve been trying to avoid dad. It’s still happening, Andy, but it’s worse for me now. … Every night I stay up thinking he might come in. … I’m afraid. … He’s crazy. He’s warned me a hundred times about telling anyone, especially Lyle.”Andy Cano曾在审判中作证说，Erik在谋杀案发生前几年就告诉他，他的父亲对他有不恰当的触摸。

然而，检察官暗示当时作证的Andy Cano在撒谎。

新证据2：Menudo乐队的前成员Roy Rosselló的宣誓书。

在宣誓书里，Rosselló指控，在他14岁时，Jose给他下💊并性侵了他。

（ 这个可以证明Jose有偏好小男孩的癖好不是编造的）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正在调查其中提到的指控。

有关Menudo乐队的前成员Roy Rosselló的性侵指控的纪录片：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36392001/ 注解：这两项新证据主要是想证实兄弟俩杀父母是因为他们长期遭受来自父亲的性虐待，反驳二审控方辩称的兄弟俩杀父母是因为他们想尽早获得遗产。

换句话说，律师想用这两项新证据反驳一级谋杀罪的要素之【预谋恶意】，为兄弟俩争取过失杀人的定罪。

预谋恶意（Malice Aforethought）是一个法律术语，表示凶手怀有“邪恶的心” ("depraved heart")或恶意伤害他人。

它是一级谋杀罪的关键要素之一，也是将其与过失杀人罪区分开来的要素。

在证明事实上，Roy Rosselló的宣誓书证据只能证明Jose生前有性侵他人的行为（但无法证明Jose也性侵过兄弟俩）；Erik写给Cano的信只能证明Erik可能是Jose的受害者之一。

这两项新证据都无法直接有力地证明【兄弟俩没有depraved heart或无恶意伤害他人】，也就是证据仍不充分证明过失杀人。

那么 是这两项新证据的证明力度在哪呢？

这两项新证据有力地证明了Jose的个人道德品行，甚至存在性侵犯罪的指控。

这间接证明了，兄弟俩的家庭成长环境问题，进而会考虑到他俩目前受到的刑罚是否过重。

考虑到他俩可能是病态家庭环境的受害者，以及30多年里在监狱里表现非常模范，社会或许应该通过法律的态度给予他们再次融入社会的机会（即假释）。

而这便是两项新证据的力量所在。

私人私语的后记 2：在真相已经难以彻底查明的案件中，法律程序正义是司法公正的核心。

一个被认为不公正的判决，会削弱公众对司法体系的信心，影响社会的整体法律观念和秩序。

法律不仅仅是对“事实”的裁决，还需要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

毋庸置疑，梅内德斯兄弟案是一个难以完全查明真相的复杂案件。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它的审判可以忽视法律程序正义。

梅内德斯兄弟案的判决不仅仅是对这个案件本身，它更触及了一系列深层的社会问题，如家庭暴力、虐待、司法正义和社会道德。

在信息传播迅速的现在，审判结果很容易通过媒体广泛传播并引发公众讨论。

媒体对案件的解读会影响公众对判决的态度，进而影响社会价值观的演变。

一个过于严厉的判决可能会传递出社会对家庭暴力/虐待等社会问题不够重视的态度。

随着社会观念的演变，旧的判决可能被重新审视，甚至被推翻。

文章首发公号：分派电影，每日推荐告别剧荒！

虽说Netflix现在人傻钱多，不走质量走数量，但偶尔还是能压中不少精品剧集。

这不，2022年9月上映的《怪物：杰夫瑞·达莫的故事》收视爆了，成为Netflix历史收看次数排名前三的剧集之一。

男主埃文·彼得斯也因为在这部剧中的出色表现获得了2023年第80届金球奖限定剧/电视电影类别最佳男主角。

同时，该剧也入围了多项艾美奖提名，包括最佳限定剧和最佳男主角奖项。

（《怪物:杰夫瑞·达莫的故事》剧照）由于首季的成功，制作方继续推出了同一系列的新作——《怪物：梅内德斯兄弟的故事》。

美恐系列幕后操刀人瑞恩·墨菲继续撰写剧本，剧集质量更是不用担心。

故事来到1996年，豪门夫妇惨死在自家住宅，一时间比弗利富人区人人自危，犯罪嫌疑人锁定为夫妇的两个儿子，会是他们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母吗？

跌破三观、挑战底线、玩弄尺度，让我们走进这一季的“怪物”故事。

《怪物：梅内德斯兄弟的故事 第二季》Monsters: The Lyle and Erik Menendez Story

01变态父母有一个控制欲极强的父母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莱尔（尼古拉斯·亚历山大·查韦斯 饰）和艾瑞克（库珀·科奇饰）是一对出身于豪门的富家公子。

都是王炸开局了，按道理他们的人生应该没有什么烦恼。

（《怪物:梅内德斯兄弟的故事》剧照）然而，两兄弟却摊上了bt父母。

哥哥莱尔想和20岁的女友结婚，父亲却坚决反对，认为女友只是在图他们家的钱。

莱尔反问道：“为什么你们在20岁的年纪可以结婚，我就不行？

”唇枪舌战、气氛焦灼之中，母亲走向莱尔，直接用手抓起他的假发，露出一个诡异的半光头，将儿子最脆弱的一面暴露在全家面前。

（《怪物:梅内德斯兄弟的故事》截影）可怕的是，莱尔这个奇怪的发型不是因为做手术必须剃光等合理的原因，而是因为掉发过于严重被父亲发现，继而父亲逼迫他剃光戴假发。

（《怪物:梅内德斯兄弟的故事》截图）弟弟参与网球比赛，不慎失利输球，父亲直接从观众席暴走下台当着所有人的面怒骂艾瑞克，全然不顾及自己儿子的脸面。

“你在搞什么鬼？

天啊，你这个废物！

”

（《怪物:梅内德斯兄弟的故事》截影）外界看来的天之骄子，实际却是备受父母欺凌、剥削的提线木偶......在这样不堪的生活背后，两兄弟萌发了一个念头：杀死自己的父母，解决痛苦的来源。

（《怪物:梅内德斯兄弟的故事》截影）02他们是受害者吗？

两把散弹枪，两个决定复仇的男孩，一前一后走进自家客厅。

父母两人正在沙发上看电视，毫无防备之下被自己的亲生骨肉连开数枪杀死。

仅仅是因为父母控制欲太强，就让兄弟二人不满到杀人？

（《怪物:梅内德斯兄弟的故事》剧照）故事远比看起来黑暗。

原来从莱尔6岁起，父亲以培养男子气概为借口qin犯自己的亲生孩子几百次。

接着莱尔在懵懂、嫉妒等多种情绪的作用下将父亲对自己的行为模式复制到了自己弟弟身上，开始X侵弟弟艾瑞克......莱尔本以为受害者只有自己，却不知父亲又开始将魔爪伸向了弟弟艾瑞克。

一句话概括这个变态的家庭：父亲X侵两个亲生儿子，哥哥和弟弟搞骨科，母亲坐视不管。

（《怪物:梅内德斯兄弟的故事》截影）正如辩护律师所说，兄弟二人杀死父母是出于自卫，而非犯罪。

这样看下来，似乎通过这段古希腊神话般的悲怆故事，让这桩跌破三观的谋杀案有了合理的理由，但兄弟二人真的是彻彻底底的完美受害者吗？

（《怪物:梅内德斯兄弟的故事》剧照）通过剧情一步步剖析，我们可以看到兄弟二人在长期暴力的影响下产生了被害妄想症，他们坚信父母准备杀死他们。

比如母亲擅长用枪，并提到准备买一把手枪放到手提包里。

又比如父亲推迟游船之旅的时间到半晚，被兄弟两人误以为要杀人抛尸。

（《怪物:梅内德斯兄弟的故事》剧照）故事在最后一集中重现了游船之旅，父亲正在向母亲道歉。

然而，当他们迈出修复关系的第一步时，莱尔和埃里克却在船的后面，认为他们的父母正在策划谋杀他们。

母亲质问儿子们为什么不加入他们，但父亲让她别管。

这个场景看起来试图客观描绘这个充满误解的家庭，然而它更多主观强调了家庭中的双方是如何玷污他们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无法将他们的互动视为纯粹无辜或恶意的。

它提醒我们，兄弟二人的偏执正是多年来遭受虐待的结果。

（《怪物:梅内德斯兄弟的故事》截影）03难以超越豆瓣评分从8.1分掉到7.6分，可以直观的说明《怪物》第二季的水平是不如第一季的。

首先是故事的节奏很混乱，剧集采用倒叙的手法，先杀人后剖析家族秘密，可X侵等关键剧情居然一带而过，并没有给观众带来震惊的效果。

其次是主次不明，在第一季当中，聋哑人受害者的视角成了剧集的点睛之笔。

但在本次的《怪物》第二季中，拓展了太多相关人士的视角，包括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的情人、八卦记者等等，过多的无关视角并没有对这部剧集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反而有水时长的嫌疑。

9集的体量看下来有些疲劳，且驱动力不足。

（《怪物:梅内德斯兄弟的故事》剧照）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第一季对于暴力的直观展示，《怪物》第二季在尺度上有所收敛，所有有关X侵的情节均以口述的方式再现，并无视觉重现。

吐槽归吐槽，但《怪物》第二季总体而言还是可以看的。

（《怪物:梅内德斯兄弟的故事》剧照）图源于网络/ 图片斯凯 / 作者

乱伦：本剧最大争论点在于，两兄弟，到底有没有父亲和母亲有没有对他们进行性虐待这个事实进行一个论断，可以说是直接证据，而不是所谓证词证人的间接证据进行一个举证。

直接证据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说服陪审团最重要的地方。

本案恰恰缺乏这个。

其次，骨科问题。

两兄弟，是不是在这样高压环境下确实发生骨科行为，以及父母确实不理解和接受行为，其实剧情里只是稍微的点到了一点，但是并没有进行深入挖掘。

是不是父母对他们的这种骨科行为进行的一个打压。

从而有了谋杀导火索之一。

并未知晓。

暴力和虐待：父母是否进行一个精神暴力和虐待？

本案在剧情写作上并没有进行一个否定，都在写他父亲多么的专制。

以及两兄弟的相处模式在我们观众看来，看来确实存在很大问题，比如他们在。

父母死后挥霍在办派对，吸k的时候他们还热泪相拥，很暧昧，周围的女伴都对他们侧目。

两人相处模式其实早就超越了普通亲兄弟，更多是病态的占有，两人是否也存在暴力和虐待，本案也只是稍微的提及了一点，没有详细挖掘。

凶杀：本案无论是作案动机，购买枪支准备犯罪到实施犯罪。

报案到笔录到证据的销毁都存在非常大的粗糙的程度。

两人更大的程度上是一种。

剧本里没有讲清楚，为什么要去这样做凶杀的一个爆发点，我相信就是在剧本创作上的一个问题。

会这样观众更加的认为这两兄弟是有精神问题而实施犯罪。

到后面剧情给人一种虎头蛇尾的感觉。

庭审：无论是。

被告律师的那种慷慨激昂地咬字的方式，都呈现出一个非常激动且非常具有攻击性的一个女性律师。

且是一个女权律师。

不得不说，在某些时候，如果他辩护的是一个受害者，那么非常具有煽动力，也能够说服陪审团。

但是他辩护的是一个。

自证有性虐待经历的两位成年男性，嗯，这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辩护方式。

因为在美国这个地方，其实就算你有相当多的说辞，但是你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你就是受到了父母的性虐待，那我们看到的是证人说的证词。

没有直接证据就是虐待的照片视频和工具。

就非常难进行成功说服评审团进行脱罪。

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我们看过那么多的法律电影，法律电视剧，其实这个，电视剧让我们真的了解到评审团其实发挥到了相当大的决定性作用，很多我们看到美国法律剧很多时候都是聚焦发挥律师的那种口若悬河的作用和相当于庭审反转，证据反转的作用，但是很少有人去注视到评审团的作用是多么的重要。

美国法律庭审最重要就是评审团的意见，他们都是一些来自社区的比较。

品德高尚的人去成为评审团成员。

这就是为什么两方律师都要疯狂的进行说服评审团的原因，在这里。

家庭关系：本案解释了，一个移民从底层爬到高层，一定吃了很多苦。

那肯定会对自己的过去有一种非常负面的感觉。

因为吃了太多苦，会有一种ptSD的症状，那对于自己儿子从小养尊处优。

多么希望他们能够继承这种所谓的。

奋斗精神，但是正正恰恰是因为缺乏由于所谓的正确教育，正确引导，正确培养。

让父亲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培养所谓的奋斗精神。

同样的母亲也是她因为爱情嫁给了父亲，但是生了孩子却也不知道如何去培养孩子。

父母同样都是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考试。

只能不断的学习。

不要说美国没有家庭关系的问题。

倒退几十年一样的是存在所谓的许多殴打虐待，当时的法律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那么多的细致入微去照顾到所谓的儿童身心安全问题。

很多时候都是合理化，与沉默化了。

家庭关系从来都是全球的问题，并不是单独哪一国的问题。

家庭关系严重到一定程度就是严重的刑事犯罪。

在我看来，本案最特殊的是在于。

它融合了美国社会许多方面的问题，解释了近四五十年来最让人纠结的问题，那就是美国的法律到底是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评审团决定机制是否是真的足够理智和冷静？

就像我们说的，是否一张嘴就能把黑的说成白的，也能把白的说成黑的？

《关于梅内德斯兄弟案的第一次审判的87个Facts》：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6201483/《 关于梅内德斯兄弟案的第二次审判的70个Facts》：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6202777/

George Gascón宣布梅内德斯兄弟将被重新判刑的决定。

2024年10月24日（周四），洛杉矶地方检察官 George Gascón 提出动议并宣布，他的办公室建议法官对梅内德斯兄弟重新判刑，且他们有资格获得假释。

在监狱里30多年后，梅内德斯兄弟俩现在有了获得假释的希望。

1996年3月20日，二审判决，梅内德斯兄弟俩被定罪为【犯有两项一级谋杀罪和一项密谋谋杀罪】。

1996年7月2日，根据其定罪，梅内德斯兄弟俩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注解：一级谋杀罪（First-degree murder）被认为是最严重的杀人罪，通常可判处终身监禁或死刑。

一级谋杀罪的3个关键要素：预谋（Premeditation）:谋杀案在发生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了或经过了思考。

即使是片刻的计划也可以算作预谋；深思熟虑和意图（Deliberation and Intent）：行凶者有意杀害受害者，并有意识地做出此举，并非冲动或意外；预谋恶意（Malice Aforethought）：这是一个法律术语，表示凶手怀有“邪恶的心” ("depraved heart")或恶意伤害他人。

这点要素将其与过失杀人罪区分开来。

理解一级谋杀，需要认识到杀人行为的故意、预谋和通常令人发指的性质，将其视为具有高度道德和法律谴责的犯罪行为。

密谋谋杀罪（Conspiracy to commit murder）是指两人或多人同意策划或采取步骤实施谋杀，即使谋杀本身没有发生。

谋杀阴谋通常被归类为严重重罪。

其量刑可能会被判处长期监禁，有时刑期与谋杀罪相当或略低。

2023年5月3日，梅内德斯兄弟的代表律师之一 Cliff Gardner提交了两项新证据来证实兄弟俩长期遭受来自父亲的性虐待（所以他们杀了父母），反驳二审控方辩称的兄弟俩杀父母是因为他们想尽早获得遗产。

（两项新证据的具体内容参见：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6202777/）Cliff Gardner认为应该推翻对兄弟俩的判决，他们应该被判过失杀人罪，而不是一级谋杀罪。

注解： 过失杀人罪（Manslaughter）也被归类为重罪，指在没有谋杀的意图或预谋的情况下杀害他人。

但通常过失杀人罪比一级谋杀罪轻，因为它缺乏预谋恶意（malice aforethought）或蓄意策划（deliberate planning）等要素。

过失杀人罪的量刑分为自愿或非自愿。

自愿型过失杀人（Voluntary Manslaughter），也叫故意杀人，指的是故意杀害他人，但出于“激情”或冲动反应。

它被视为一种冲动行为，强烈的情绪暂时压倒了理性判断。

因此，它的刑期通常比一级谋杀罪短，监禁期限从几年到十几年不等。

非自愿过失杀人(Involuntary Manslaughter) 通常是在某人的鲁莽或疏忽行为而导致他人死亡，没有伤害的意图，也就是没有一级谋杀罪要素之【深思熟虑和意图（Deliberation and Intent）】。

它通常比自愿型的刑期还要轻。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被判数月至数年监禁、缓刑或监禁-缓刑相结合，具体取决于过失的严重程度。

由此可见，梅内德斯兄弟律师提交的两项新证据主要是反驳一级谋杀罪的要素之【预谋恶意（Malice Aforethought）】。

2023年, 梅内德斯兄弟的律师向法庭提交人身保护令申请 (a habeas corpus petition) 。

注解：habeas corpus petition 是一项法律申请，要求法院裁定某人的拘留或监禁是否合法。

当有人提出人身保护令申请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请求法院命令拘留他们的人或当局证明拘留是正当的。

如果法院认定拘留不合法，它可以下令释放被拘留者。

在这份人身保护申请中，辩方律师请求法院要么撤销对梅内德斯兄弟俩的定罪和刑罚，要么允许进行调查和举行证据听证会，在此期间他们可以提供证据。

注解： 1）要求法院撤销兄弟俩的定罪和刑罚。

如果获准，这将意味着推翻原判决（the original judgment），从根本上消除他们的定罪，自然就没有刑罚了。

2）如果法院不直接撤销定罪，辩方则要求有机会调查并举行证据听证会。

在证据听证会上，允许辩方提供新证据或证词来支持他们的案件，即过失杀人。

所以，人身保护令申请的重点是推翻对梅内德斯兄弟的定罪（overturn their convictions）。

洛杉矶地方检察官 George Gascón 在重新审查了梅内德斯兄弟案，和人身保护令申请里提出的新证据，并引用了加州最近关于重新判刑的法律之后，2024年10月24日， George Gascón 做出重新判刑（resentence） 的决定，即建议对梅内德斯兄弟重新判处为【终身监禁，但可以假释】 。

在【终身监禁，但可以假释】 的刑罚里获得假释资格是每起谋杀罪必须服刑至少25年 ，具体取决于假释委员会的决定。

如果批准给梅内德斯兄弟重新判刑为 【终身监禁，但可以假释】 ，这意味着兄弟俩获得假释的资格 是必须服刑至少50年（2*25）。

然而，由于当年罪行发生时，兄弟俩未满26岁，根据加州法律，他们有资格获得青少年假释。

是什么让洛杉矶地方检察官做出重新判刑决定呢？

Gascón 告诉媒体：“我不同意人身保护令申请的论点。

我认为，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梅内德斯兄弟案）定罪是适当的（也就是说， Gascón不同意推翻梅内德斯兄弟的定罪）。

但我确实认为重新判刑是可以为他们提供适当的救济途径。

”Gascón认为梅内德斯兄弟俩在30多年前的审判中得到了适当的判决，但他们现在应该有机会被重新评估。

他说：I believe they have served enough time. 我相信他们服刑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Gascón 表示，重新判刑的决定考虑了多个因素。

其中之一的因素是来自20多名家人呼吁重新判刑，称之前的审判中没有适当考虑兄弟俩的性虐待行为。

家人对此表示不满，声称排除此类证据的唯一原因是当时对男性和男孩的性虐待没有受到重视。

梅内德斯兄弟的姨妈Vandermolen指出，自两人的审判以来，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任何法庭都不会仅仅因为被告是男性而否定可信的性虐待指控。

多名家庭成员表示：made it very clear that not only that there might have been sexual molestation, but they say this is a very dysfunctional, very abusive home, and it was so for many years 注解：从 家庭成员的表态叙述看，might have been 意味着他们对性虐待指控有一定程度地不确定，也觉得支持证据可能不够确凿。

但 very dysfunctional, very abusive 意味着他们承认梅内德斯兄弟的家庭内部存在一定的有害行为，而不仅限于性虐待事件。

换句话说，就算没有性虐待，也有其他的虐待情况存在。

另一个因素是梅内德斯兄弟在监狱中的良好模范行为。

Gascón 告诉媒体：“从各方面来看，他们都是模范囚犯。

他们不仅努力自我改善，还为改善周围人的生活做了很多工作，这一点很罕见”。

Gascón 表示，他们创立了支持小组，以帮助他人解决未治疗的创伤和帮助身体残疾的囚犯。

重新判刑的决定是在周四宣布这一决定的新闻发布会前一小时做出的。

Gascón 承认，他的办公室对此案并没有普遍达成一致（universal agreement）， 内部对此案存在很大分歧。

办公室里的一些人认为梅内德斯兄弟应该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不相信他们受到过性虐待，反对给梅内德斯兄弟重新判刑的建议。

据两位直接了解Gascón想法的消息人士称，办公室中的另一个派系曾敦促Gascón寻求重新判这对兄弟过失杀人罪（即人身保护令申请的方向）；如果法官批准，他们也将有资格立即获释。

但专家表示，这个做法（过失杀人罪）对于法官来说可能不切实际（“a bridge too far for Ryan”），还会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重新判刑的决定可能是Gascón能选择的最安全的途径。

Gascón在周四晚间公布的一份长达57页的动议中称，梅内德斯兄弟不再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且鉴于他们在监禁期间的良好模范行为，应该予以释放。

Gascón 下个月 (11月)将竞选连任。

他告诉媒体，公众和法庭对待性虐待受害者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

Gascón的重新判刑决定赢得了梅内德斯兄弟俩的名人支持者和亲朋好友的赞扬，但同时也遭到批评者的谴责， 反对者日益增多。

他们认为 Gascón 是在利用对梅内德斯兄弟的重新判刑来谋取个人政治利益，以提振他疲软的连任竞选。

Gascón 否认了这一点，并对此表示：There’s nothing political about this. 这没有什么政治性。

Gascón 说，自2020年12月他上任以来，该县已对300多起案件进行了重新判刑，其中包括28起谋杀案件。

洛杉矶洛约拉法学院教授、前联邦检察官 Laurie Levenson 说：“假设他们遵守规则，并且被拘留了这么长时间，而且在服刑期间只犯了轻微行为不当，那么他们就符合重新判刑的条件。

”

剧里Erik Menendez的扮演者 Cooper Koch 在Instagram上发表了的内容重新判刑决定给梅内德斯兄弟俩的律师和家人带来了一线希望。

他们表示，预计兄弟俩很快就能与亲人团聚，过上监狱外的生活。

兄弟俩的律师之一 Cliff Gardner 告诉媒体：“我们很感激地方检察官不仅承认Erik和Lyle在狱中做出的积极贡献，也承认性虐待对他们行为的影响。

另一名律师 Mark Geragos 表示：“我相信感恩节前他们会回家。

” 然而，梅内德斯兄弟俩最终是否能获释仍然取决于一系列仲裁者的决定：洛杉矶县法官（L.A. County judge）、州假释委员会（the state parole board）、州长（Gavin Newsom），以及12月可能就任的新地区检察官（ Nathan Hochman）。

Gascón 周四告诉媒体，如果梅内德斯兄弟的辩护律师团队同意地方检察官的重新判刑请求，他们可能会撤回人身保护令申请。

因为如果法官同意重新判刑，人身保护令申请自然就没有意义了。

如果法官批准重新判刑，州假释委员会就会介入。

根据加州惩教康复部的数据，截至10月23日，假释委员会在今年审理的所有案件中，约有31%的案件获得了假释。

即便如此，州长Gavin Newsom 也可以拒绝假释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根据加州法律，如果州长发现有证据表明兄弟俩的获释对“公众构成不合理风险”，他可以阻止假释委员会批准假释的决定。

州长Gavin Newsom已阻止了加州监狱系统中多位知名被告的假释，如在洛杉矶刺杀 Robert F. Kennedy的Sirhan Sirhan。

他还曾三次阻止释放 Leslie Van Houten（Charles Manson的追随者）。

州长Gavin Newsom的发言人将有关梅内德斯兄弟的问题转交给惩教部门。

在法庭审理重新判刑请求时，如果Gascón已不再任职，他的决定也可能被新任地方检察官推翻。

一些民意调查显示，Gascón的竞争对手 Nathan Hochman（前联邦检察官）在潜在选民中领先多达30个百分点。

如果 Gascón 在11月5日竞选连任失败，那么Nathan Hochman 就将于12 月11日就任地方检察官。

Nathan Hochman 尚未公开对梅内德斯兄弟案的态度，但表示如果他取代了Gascón，他打算重新考虑Gascón的重新判刑决定。

Nathan Hochman 在一份声明中说：“在那个案件中，我会分析数千页的机密监狱记录、两次审判的笔录和大量证物，并与检察官、执法人员、辩护律师、专家和受害者家属面谈。

只有到那时，我才能正确评估重新判刑的请求是否正确。

” Laurie Levenson表示，如果在Gascón离任前法官能批准重新判刑，那么 Nathan Hochman可能就没有机会介入质疑Gascón的重新判刑决定。

负责重新判刑建议部门的副主管Nancy Theberge表示，该部门开始与辩方和法院工作人员协调，确定接下来的程序的日期。

一旦确定了听证会 （hearing）日期，辩方就可以决定是让兄弟俩亲自出庭还是通过Zoom视频会议出庭。

Nancy Theberge 说，法官将根据听证会期间提交的证据和论点作出裁决。

她说：We’re just starting the process. 我们才刚刚开始这个程序。

洛杉矶县高等法院法官 Michael V. Jesic将对Gascón的重新判刑请求（即对梅内德斯兄弟重新判处为【终身监禁，但可以假释】的建议）作出裁决。

法官 Michael V. Jesic 定于2024年12月11日在 Van Nuys 举行听证会。

听取地方检察官关于改变兄弟俩的刑罚（sentences）的提议。

假如法官 Michael V. Jesic批准Gascón的重新判刑建议，梅内德斯兄弟俩就将获得假释的资格。

那么接下来就由假释委员会来决定是否批准梅内德斯兄弟的假释。

这意味着兄弟俩不会在今年的感恩节前获释。

因为这个程序可能大约需要11个月。

除此之外，去年提交的人身保护令申请定于2024年11月25日举行听证会。

洛杉矶县高等法院法官 William Ryan将对梅内德斯兄弟的人身保护令申作出裁决。

在人身保护令申请的听证会上，梅内德斯兄弟的律师将请求法官 William Ryan判处他们过失杀人罪， 即批准推翻定罪。

如果法官 William Ryan 批准，梅内德斯兄弟将会当庭获释。

因为他们已经服刑三倍于该罪行的最高刑期。

2024年10月28日，梅内德斯兄弟的律师Mark Geragos 还向州长Gavin Newsom提交了特赦请求（Clemency request）。

律师请求州长可以减轻兄弟俩的刑期（reduce their sentence）或予以赦免（grant a pardon）。

如果获得特赦，将取消对Gascón的重新判刑建议的处理程序。

（这似乎已暗示，律师寄予州长批减刑特赦的希望较大）。

在加州，州长确是有权赦免（Pardon）被判犯有州罪行的个人（无需其他程序介入）。

但是，如果该个人犯有不止一项重罪（felony），州长必须获得加州最高法院的批准才能发布赦免令。

鉴于梅内德斯兄弟俩的定罪（3项重罪）， 假如州长想给兄弟俩批准赦免 （Pardon），州长无法一人决定，必须先有加州最高法院的批准，也就说，必须有加州最高法院法官的介入。

在加州，州长也有权做减刑（Commute），减刑特赦不需要司法（法官）批准。

但州长通常需要审查加州假释委员会的建议后再做决定。

因此，假如州长给兄弟俩批准减刑的特赦，那么需要州假释委员会的介入。

为了寻求梅内德斯兄弟俩能尽早获释，在今年与家人一起过感恩节，律师做了字面意义上的“三管齐下”：2个法庭听证 + 州长特赦。

从所有的做法来看，律师和Gascón的态度是一直的：他们寄予希望最大的方向是寻求假释，而非推翻原判决，改判过失杀人罪的方向。

关于上述的两个法官：

法官 Michael V. Jesic 法官 Michael V. Jesic 是加州洛杉矶县高等法院的法官。

2008年，他被时任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任命。

在被任命为法官之前，他曾在洛杉矶在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工作的12年，担任副地区检察官，处理过许多备受瞩目的案件，并因其检察工作而获得认可。

法官 Michael V. Jesic 审理过各种刑事案件，在涉及复杂法律问题的案件方面经验丰富。

法官 Michael V. Jesic 以在法庭上直截了当的方式而闻名，他的裁决经常引起人们的注意，尤其是在具有重大公众利益的案件中。

法官William Ryan法官 William Ryan是加州洛杉矶县高等法院的法官。

1994年2月，他被任命为该法院法官。

他获得了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学士学位。

1986年，他获得了西南法学院的法学博士学位。

在从事司法职业之前，法官William Ryan在纽约经营一家汽车配件店，还在洛杉矶的Sidley Austin律师事务所执业，主要办理商业诉讼。

近年来，法官 William Ryan参与了解决无罪和量刑问题的重大案件。

2022年，法官 William Ryan 推翻了被监禁38年的Maurice Hastings的错误定罪。

1983年，Maurice Hastings 因谋杀Roberta Wydermyer（被性侵和杀害）而被定罪。

Maurice Hastings 坚称自己无罪，但他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由于当时DNA检测技术限制，也没有在刑事调查中广泛应用，Maurice Hastings 要求对证据进行 DNA检测的初始请求被当局拒绝了。

2021年，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对Maurice Hastings 案件证据进行了DNA检测。

结果指向了另一名有犯罪前科的嫌疑人，该嫌疑人在监狱中已死亡。

基于这一新证据， 2022年10月，法庭宣布撤销Maurice Hastings的错误定罪。

冤狱38年，Maurice Hastings 终于获释。

Maurice Hastings 案件凸显了DNA检测和重新评估旧案的重要性，因为新证据可以为被错误定罪的个人洗脱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