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界

刚看完这部电影的点映，还沉寂在片中焦裕禄精神中。

原来老师讲课的时候就说，让我们牢牢记住这些伟大的人们，直到看了这部电影，才深深的体会到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

和不久前看的《守岛人》一样感人至深。

焦书记不仅是兰考的书记，还为重工业机械制造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是人民的公仆，他还是父亲，儿子，丈夫，每一个角色他都承担应有的责任，但每一个选择他都选择了人民国家，他是我们每个人的榜样，他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去传承，去发扬，国家社会人民都需要这样纯粹的党员干部！

电影情节细腻深动，感情诚挚丰富，把人带进了那个年代。

这其中，焦裕禄同志为研发技术的决心和毅力，为兰考人民的无私奉献都深深触动着我。

在新征程上，我们也将坚定做新时代焦裕禄精神的践行者，继续弘扬焦裕禄同志的“三股劲”，把焦裕禄精神转化为推动开封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我的父亲焦裕禄》这部电影是根据焦裕禄女儿焦守云口述回忆改编而成的。

整部影片是以家人的视角来展现了焦裕禄同志在工作中，生活上的点点滴滴。

开篇在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中，不畏苏联专家设计不符并即将撤走，不畏陈继光出身不好，只看能力。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成功研发出了第一台2.5米双桶提升机。

在之后被调往兰考，并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兰考。

无论是在漫天黄沙里考察，亲自尝试想办法解决盐碱地的问题，还是亲自去洪水里仔细检查每一家救人，积劳成疾的疼痛，最终夺走了他的生命。

“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你要做一个好人”，这是母亲对焦书记的教育对他有很大的影响，焦书记在教育儿子不要搞身份的特殊化，教会女儿在街边吆喝售卖咸菜，焦书记甚至临终对孩子们的叮嘱也是要眼里有人民的疾苦，这是家风的传承。

在影片中还有许多处感人的地方，我喜欢焦裕禄同志送乡亲们出去过冬吹唢呐的情节，唢呐一响，整个氛围都是悲凉的，无奈的，该电影非常值得观看，了解为我们美好生活做贡献的前辈们，有他们的艰苦奋斗，才有我们的美好生活。

珍惜现在，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认真生活。

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影片中重点向人们展现了焦裕禄的两次工作经历，一次是在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调度科长，为了完成试制两米五双筒卷扬机的任务，为了请人才出山，他不惜放下面子让老婆挨家挨户的借白面，而自己家人却吃着窝窝头，他从不为吃的而发愁，他愁的是如何将工作开展好，如何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后因工作安排在一九六二年冬，焦裕禄受党的委派来到了兰考，他没有安排专车接送，而是独自一人乘坐客车来到县委政府，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严重的灾荒景象。

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重重的困难，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

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就是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

焦裕禄同志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

请组织上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决不离开这里。

”他拜群众为师，虚心向群众学习。

开座谈会，全面了解灾情及其原因，寻找救灾办法。

同时，焦裕禄同志教育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深入到每家每户，了解情况，宣传政策，进行思想发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通过教育和发动，兰考人民明确了前进方向，振奋起抗灾自救的精神，坚定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决心，信心百倍地改变多灾多难的旧兰考。

焦裕禄同志就是这样，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心里想着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

采访、撰文/法兰西胶片7月20日晚，郑州洪灾，我刷着微博，在朋友圈本能地转着救灾信息，各种求救电话啊，受灾表格啊，几乎一宿没睡。

直到21日凌晨四五点，前方抢险信息不再高频更新，我才缓缓躺下。

躺下也没立刻睡着，半迷着眼睛，渐渐意识到屋里有了轮廓。

也就睡了三钟头，在这错愕、难过的时刻，万达影业的朋友发来一个看片邀请，说他们有一部主旋律电影半个月后要上。

我听着胸口就有点憋闷，干嘛要在这个时候看一部“歌颂体”？

干嘛是今天？

试问谁看得下去？

我说能回头再说吗。

对方说，这部主旋律有些内容和你想得不太一样。

我就准备带着七分怒目去看了。

第一场戏，有点惊，60年代，主角不惜冒着风险，从猪圈里捞上来一个知识分子右派。

顿时觉得有点意思。

很快，故事转战到河南，刚至此地，主角就经历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绝望景象，三个字：穷苦死。

电影进展到中途，更震惊的情节来了——一场突发的洪灾，主角身为当地书记，挨个敲醒了每一位干部，集体冲到受灾一线救人。

是巧合，但巧合之下更是对现实的批评。

这部电影叫《我的父亲焦裕禄》，导演范元，峨眉电影制片厂的“50后”老将，同时也是90版《焦裕禄》导演王冀邢的老同事，20多年没上大银幕，这次迅雷出手。

导演范元虽然范元自叹早已被这个时代淘汰，但是《我的父亲焦裕禄》能点燃他，有一个长久的原因。

他迫不及待地想重新探讨一件事——真正的干部，真正的共产党官员，应该是什么样？

“我们今天见到的官员，那确实是‘官’，一个比一个像‘官’，哪怕职位再小，就一科级，他一出来，你就知道他是个当官的，更别说现在的县委书记，我真的见过太多这样的书记，坐着小轿车，走到底下，站在田埂上指点江山，周围站一大堆人点头哈腰，然后上车拍拍屁股走人，这就是今天官员留给大家的印象——大家已经很反感了！

”一聊起来，就能感到范导是个老派，拍这部《我的父亲焦裕禄》，做了非常缜密的取舍、平衡，在今天想做到主旋律下有所表达，必须拿捏住分寸。

“以往的主旋律电影有一些模式化概念化的东西，观众是厌倦的。

一听说是主旋律，大家就想到豪言壮语，标一个口号，主角神一般的存在，观众对此有一些排斥了。

”他很有这个冲动，电影也很有这个受众区间的感染力。

“一位层级很高的官员，看完后，在放映间坐了10多分钟都不起来。

最后他们握着我的手说，你这个电影就是一面照妖镜，9000万中国共产党员都应该来看一下这部电影。

”对于一位老制片厂工作的老导演，这样的评价，振聋发聩，也问心无愧。

但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范元导演依然陷入深度的焦虑中，“我拍完这部电影，没有一天是开心的，我心里一直是很沉重很沮丧。

”本篇深度采访，8000余字，都是抖擞的字。

01.经典之光第一导演：首先我很好奇，你20多年没拍电影，怎么就进入到这样的创作上来呢，其中的过程是怎样的？

范元：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2020年8月2号，我第一次看到剧本，接着8月4号和制片人见面，6号和监制见面，16号到兰考和焦守云二姐（焦裕禄之女）见面，这个事就定下来了。

第一导演：节奏这么快？

可是你怎么预估这个项目呢？

范元：他们之前也找过一些导演，找到我的时候，时间确实比较紧张了，当时明确要在10月中旬开机。

因为以往拍电影，我前期案头工作至少要半年，包括看景，确定演员，写导演工作台本……可是这次特别紧，就一个多月，同时还有一些事务性的事，比方说和其它单位的合作，联合出品方的很多活动我都必须参加。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脑子里一直在琢磨怎么拍这个戏。

当我看完大量的资料，和二姐反复交流后，这个片子开始慢慢清晰起来，我还是有一点信心的。

最后留给我写导演工作台本的时间只有11天，写完已经是9月底了，赶到山东博山就开始最后的筹备工作，大量的演员入组，那么多需要加工的场景，很紧张……现在来看，因为大家的心气都比较一致，最终完成度还是比较高的。

范元导演工作照第一导演：当时为什么找你来拍，是预感到你对这个项目有兴趣？

范元：他们一开始可能没有怎么考虑我感不感兴趣，只是觉得我是一个人选，交流下来，大家的目标挺一致，沟通比较好，能谈到一起。

第一导演：这个目标是什么？

范元：我会把这个片子拍成什么样子，在我的表述下，他们能接受。

第一导演：焦家的诉求是什么？

你的负担又是什么？

范元：以往的主旋律电影有一些模式化概念化的东西，观众是厌倦的。

一听说是主旋律，大家就想到豪言壮语，标一个口号，主角神一般的存在，观众对此有一些排斥了。

二姐跟我说得最多的就是，她父亲是一个很温暖的人。

我就在想，我有没有能力把焦裕禄还原成一个人，就像他在你的身边呼吸。

其实焦裕禄并不完美，他有很多很多遗憾和欠缺的事，对母亲、妻子、儿女来说，他不是一个能做到天衣无缝、滴水不漏的人，没有，他亏欠得太多了。

当然，之前1990版《焦裕禄》是中国电影史上的高峰了，这是大家公认的，李雪健老师的表演也是登峰造极。

特别凑巧，我本身就是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90版《焦裕禄》就是我们峨眉厂拍的，王冀邢导演就是我同事，所以你想我这个压力是非常之大，不是一般的大。

《焦裕禄》（1990）海报第一导演：拍之前跟王冀邢导演交流过吗？

范元：拍前没交流，拍之后，我们俩做了一个节目，前后30年两个拍焦裕禄的导演坐在一起聊了聊，蛮有意思的。

他很喜欢我这一部，这个节目很快就能看到。

02.拍摄之苦第一导演：做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有没有冒出一些颠覆性的表达？

范元：很多观众看完这部片子，觉得有很大的突破。

第一，60年代初，这是建国后非常艰难的一段岁月，我们拍了兰考当地的逃荒、要饭、饿死小孩、吃大雁屎等等，这些情节以前大家都不太好去表现，因为它过于负面。

但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心中的焦裕禄是不成立的。

所以我想了很多办法，这在分寸上对导演来说是一个考验。

比如反复强调焦裕禄见不得别人受苦的这种人格，同时片尾在与母亲诀别时把这种人格的成因揭晓出来，实际想强调的是忠孝不能两全。

忠孝不能两全的核心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焦裕禄没有享受到，也没有看到。

他在兰考做书记的475天，实际上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很短，他就去世了。

475天改天换地？

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这种可能的，但他留下来的精神一直受用到现在，才有着兰考的今天。

第一导演：刚才说饿死小孩的戏，焦裕禄刚到兰考就救下来一个快断气的孩子，这个戏是怎么衡量的？

范元：这个是这样的，在导演台本里面，救小孩这场戏在后面，大概在三分之二的地方。

后来剪的时候，我们把这场戏移到前面来，和其它救民的戏并到一起，也是想让这种冲击力更强烈一点。

这就是当时兰考的现状啊，孩子快饿死，但还没断气，家里人却已经决定把孩子扔了。

紧接着我们拍了要饭一家人的戏，他们就连吃大雁屎也藏着不让别人知道。

再跟着，拍火车站难民，那种一拥而上扒火车的景象，令焦裕禄非常震惊。

第一导演：很像《一九四二》里的河南难民。

范元：对。

扒火车这个戏我们是在山东博山拍的，这是焦裕禄的故乡，也是中国孝文化的发源地，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

我就举一个例子，扒火车这场戏，我们用了几百个群众演员，这些群演听说是拍焦裕禄，就来了，一大早就去换戏服、化妆，一直排练到晚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要一分钱。

山东政府还专门给我们调了一个车头，按我们的要求把车皮编组，那条路好多年都没有火车走了，必须慢慢地开进来，一会往前，一会往后，一会走了，一会又回来了，折腾了一晚上，也很危险的。

第一导演：我插问一句，我单纯好奇，就是拍焦裕禄带头吃大雁屎，那道具是拿什么做的？

范元：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当时我跟道具师要求，他们往嘴里咽的东西肯定不那么好吃，肯定不顺溜，一定是干涩难嚼，难以下咽，只是这个东西无毒无害可以吃。

第一导演：焦裕禄出门勘察回来洗头时洗出那一脸盆的黑水，道具又是怎么做的呢？

范元：可能是拿茶叶水兑的，现场拍的时候没有那么黑，但后来调色时为了和环境匹配，颜色略微调深了一点。

你说的这个是对的，应该淡一点，因为都洗了三次了，水不可能还这么黑。

第一导演：再说说内涝戏的拍摄吧，你知道吗，特别巧合，电影首映当天，正好是郑州洪灾。

范元：是的，确实太巧了，正好那天郑州发大水。

我跟你说，我们拍这个戏的时候，内涝这组戏原来剧本是没有的，我跟郭晓东讨论剧本的时候就谈到兰考的三害，这个剧本里风沙、盐碱都提到了，唯独内涝没提，于是我就写了这么一组戏。

第一导演：你随便写几笔，预算又要加。

范元：是，拍这一场戏我们就花了一百多万，我们是在平地修了一个几百平米的池子，在池子里搭了这个村，焦裕禄戏中救了一个老太太，内景外景都要拍，房屋倒塌也要真拍，当然倒塌是我们人工做的，用威亚拉倒的，费了很大的劲。

但我想传递的东西就是，焦裕禄把人民看得高于一切。

所以那天首映完了以后，网上有很多人很愤怒，当时看了我都有点肝颤，TMD你们能不能学一学焦裕禄，深夜下暴雨，他把所有当官挨个敲醒，冲到一线去抢险。

如果都有这种精神，哪还有郑州隧道的悲剧？

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就是不作为！

包括现在南京的疫情，也一样。

电影里确实是一个巧合，但它也恰恰说明了一点，我们缺的就是焦裕禄这种干部！

《我的父亲焦裕禄》片场照，导演范元（右二）、郭晓东（左二）03.为官之道第一导演：聊到焦裕禄的官员形象，其实电影一开场，他是一名车间主任，还不是书记，外形上不是很典型的官员形象，你是怎么设想这样的开局的？

范元：焦裕禄本身是一个官员这是不争的事实，电影开场，他是洛矿一金工车间的主任，也还是一个官员。

第一导演：那时候他的级别多高？

范元：他在洛矿其实就算高层干部了，因为他离开洛矿的时候是党委委员，是生产调度科的科长，当时叫科长，现在应该叫处长了。

在当时中国的干部体系里，你到十三级就叫高干了，他在洛矿是十四级，差一点点就是高干，所以他当时的级别是很高的。

《我的父亲焦裕禄》片场照，右二为导演范元但焦裕禄在洛矿的时候，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而兰考在那时候是“灾区栽干部”，这是一句俗语，官员是打死也不去那的，曾经有干部听说上级要派自己去兰考工作，吓得嚎啕大哭，情绪崩溃，苦不苦先不说，你到了兰考就完蛋了，你干不出什么业绩来，仕途肯定到此为止。

但焦裕禄就说了两个字：我去！

他就去了。

从一开始，我在脑子里酝酿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真正的干部，真正的官员，他应该是什么样？

我们今天见到的官员，那确实是“官”，一个比一个像“官”，哪怕职位再小，就一科级，他一出来，你就知道他是个当官的，更别说现在的县委书记，我真的见过太多这样的书记，坐着小轿车，走到底下，站在田埂上指点江山，周围站一大堆人点头哈腰，然后上车拍拍屁股走人，这就是今天官员留给大家的印象——大家已经很反感了！

既然有这次幸运的机会，让我来塑造焦裕禄这样一个形象，那他在当年是什么样，能不能和今天的观众产生共鸣，我觉得我要把这条脉络找到。

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有一点在我们电影里没有表现，就是焦裕禄出门是不能带现金的，哪怕有两、三毛钱，他回来肯定一分钱都没了，为什么？

因为他见谁日子过得苦，就当场把钱给人家了。

冬天他从外面回来经常一身单衣，为什么？

他见别人穿得少，冷，他就自觉地脱下来，棉袄给别人了，大衣也给别人了，这些人谁啊，他一个都不认识啊！

共产党的干部就应该这样！

只是现在很多官员他做不到。

这是焦裕禄本能的共情能力，对他人的遭遇与疾苦感同身受的能力，这是非常卓越的！

我就在想，咱们今天的官员有没有这种共情能力？

老百姓的疾苦你真的感同身受，你真的痛心吗？

导演范元第一导演：你会现场拍着拍着愤慨起来吗？

范元：有过，但你看这个电影，基本是没有反面人物的，唯一像反面的可能就是调查组。

我们没有给焦裕禄身边设置真正的反派，没有，而且也没有在这个方向上做特别强烈的戏剧冲突。

因为这个是有风险的，风险在哪儿呢？

一是意识形态上的风险，另外，你让焦裕禄在大量的人际争斗当中去工作，去生存，这样内容会变得复杂，也不利于树立焦裕禄精神，它不像今天，今天是一个官本位占了很大比重的官场形态，当官就是当官。

那如果我设置很多的对立面，设置很多的反对方……第一导演：就感觉好像过于挑衅了？

范元：对。

第一导演：还是得平衡它。

范元：对。

我们强调得更多的是自然环境的恶劣，兰考当时三害肆虐，百姓民不聊生，我们更多是跟自然做斗争而不是和人做斗争。

第一导演：所以电影开篇第一个情节，焦裕禄试图从猪圈里捞出来一个被打压的知识分子，我还蛮惊的。

范元：这个情节搁在今天也是有风险，还是我刚才说的，焦裕禄本身有传统文化赋予他的共情能力，所以我们在处理的分寸上做了很多设计，我把捞右派这件事上升了一下，上升到一个民族企业的自信上，所以焦裕禄搭救陈继光这样一个右派，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做这个事的意义就不一样了。

我尽量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理解，因为这场戏不能删，删了，整部电影就不成立了。

第一导演：焦女士怎么看这种处理办法？

范元：二姐是认可的，他们都认可。

我做这个戏，我觉得我的初衷一点都没有错。

第一导演：做官员内部试映的时候，大家看后都什么反应？

范元：一部分相当有级别的官员看完后，向我显露的基本都是愧疚。

第一导演：明白。

范元：其中有几位层级很高的官员，年龄也不小了，看完后，在放映间坐了10多分钟都不起来。

最后他们握着我的手说，你这个电影就是一面照妖镜，9000万中国共产党员都应该来看一下这部电影！

这句话，他们是流着泪跟我说的。

第一导演：这应该就是这部电影的最健康的效果。

范元：对。

导演范元和主演郭晓东04.命运之响第一导演：其实现实地说，在咱们当代物质世界的体貌之下，在欲望的催产式生长之下，不可能再有像焦裕禄这样的人。

范元：首先我不否认我们目前生存的环境就是一个物化的世界，说物欲横流也不为过，一切以物质来评判一个人的标准。

可是没有办法，做这部电影，我的能力也有限，我只能说一个人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我尽可能找到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表达这个意思，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

第一导演：说到精神，其实电影也有很浪漫的地方，焦裕禄陪女儿去卖咸菜，我就觉得是很浪漫的一件事。

范元：你这个说得还比较准确，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看完这个电影给我发微信，说特别喜欢这种现实主义叙事风格下又嵌入了一丝忧伤的浪漫。

第一导演：包括焦裕禄最后看望母亲，他竟然像孩子一样从身后抱住了她。

范元：这场戏如果不这样拍，不累积情绪，后面的忠孝不能两全的那个下跪就没有力量。

第一导演：关于焦裕禄的最后病痛死亡的描写，是不是曾设想过往狠里拍？

范元：二姐和我交流的时曾说过，她听她妈妈讲的，父亲在病到晚期的时候，医生跟他们家属说，焦裕禄的病，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活活饿死，一种就是活活疼死。

这句话很震憾我。

当时他已经不能进食了，给他做一碗豆浆往嘴里灌都要流出来的。

在最后的时刻问他最想吃什么，他说，想吃黄瓜，马上给他找黄瓜，把黄瓜刨成很细很细的丝，塞到他嘴里，根本嚼不了，更咽不下去。

他最后疼得用烟头烫自己，说是疼痛转移法，这都是真事。

本来我们拍了烟头直接烫在胳臂上的特写镜头，有滋滋的声音，也有烟冒出来，后来拿掉了，说太残忍，很多人看了觉得不行，接受不了。

第一导演：他不打止疼针的最深处的动机是什么？

范元：如果你这个针打下去，病能好，我就打，你打下去它也好不了，隔一会我还得疼，那何必打它。

兰考这么穷，能省一笔钱是一笔钱。

第一导演：我其实是想问，就是你有没有半夜想过，焦裕禄作为一个肉身凡胎，他怎么会产生这种超人的特质？

这个特质的根源就是政治信仰么？

范元：这个问题，我在一部电影里不可能都展现出来。

对焦裕禄的生平了解后，我就觉得他能做到这些。

我简单跟你讲一讲。

焦裕禄很小的时候，因为贫穷，父亲就上吊自杀了，母亲当时把他和他哥哥拉扯大。

拉扯大了以后，日本人就来了，以抓劳力就把他给抓走了，送到东北抚顺去挖煤，关在集中营里。

那就是生不如死，他在日本人手下待了一段时间，每天在矿洞里挖煤，吃的也很糟糕，受到很多屈辱。

后来他居然逃跑了，他很聪明，千里迢迢跑回了山东，但是他没有良民证啊，没有良民证，你无法生存。

这会他开始接触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觉得这个孩子不错，开始慢慢地发展他。

有了组织以后，他觉得他活得像个人，他有一种很强烈的，来自于传统文化当中的那种报恩的思想。

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要从根上去刨，那就是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太深了。

你刚才问我半夜有没有想过，我不可能不想。

我去焦裕禄的家看景，去生他的那个小院，现在是个文物保护单位，确定就在这个小院拍摄后，大家坐在院子里把会议开完，我说你们等我一下，我就到那个小房间里坐了一会，坐了将近10分钟。

那10分钟里，我跟焦书记像隔空对话一样，我当时特别想问：你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人？

就像刚才你问我一样。

毕竟是一个肉体凡胎，你为什么能做到这个程度？

所以我就加了一场戏，精忠报国，岳母刺字。

第一导演：我最后问个艰难的问题，假设，焦裕禄当时没有离世，经历后来的十年动荡，你觉得他的命运会有什么改变？

范元：今年，有一位山东的退役将军出了本书，叫《大河初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把焦裕禄生平里的一切，写成了很厚的一本书，写得很好。

其中，也提到了你所说的这个问题。

他认为，如果这样发生，也许会是悲剧。

所以我拍完这部电影，没有一天是开心的，我心里一直是很沉重很沮丧。

我最好的朋友都问我，说你看你都过60了，一半的人都歇菜了，都回家抱孙子了，拍出这样一个作品，怎么一点都不兴奋？

我真不兴奋，我TMD都抑郁了！

我为什么要把焦裕禄拍成今天这个样子，一想你会特别难受你知道吗？

我这个人，从没拍过个人化很浓重的作品，从来没有过。

我也确实很多年没拍戏了，没拍戏的原因，是我觉得我已经被这个时代淘汰了。

投资人喜欢的东西，我真的接受不了，三观都不一样，始终还有找我的剧本，但你产生不了共鸣。

我后来就直接去大学里教书去了。

直到《我的父亲焦裕禄》的剧本来了，我真的眼前一亮。

我一直坚持文以载道，一开始写小说，后来走上导演这条路，我还是想树一个很正的东西，所以这回答了最开始你问我的问题，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我觉得这个东西我真的能产生共鸣，我欣赏焦裕禄、敬佩焦裕禄，因为我在身边看不到像他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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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很容易让人想起主席的“老三篇”。

《纪念白求恩》写道：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为人民服务》写道：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愚公移山》写道：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

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焦裕禄同志一定学过这些文章。

他是这样学的，也是这样做的。

山东是出圣人的地方，前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后有地委书记的榜样孔繁森。

1990年，李雪健主演的《焦裕禄》在全国上映，引发了观影狂潮。

最开始很多单位组织员工去看影片，后来大家自觉购票观影，影片的成本只有130万，最后的票房却过亿了，在那个时代堪称奇迹，而李雪健也凭借本片拿到了金鸡奖和百花奖双影帝，他饰演的焦裕禄也称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2011年，李雪健拍摄了电影《杨善洲》，杨善洲是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他放弃进省城的机会，带领当地百姓植树造林，是当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和焦裕禄一样，是新时代的英雄。

李雪健为了拍好本片来到杨善洲工作的地方体验生活，杨善洲怎么走路、怎么说话、甚至口袋里有几支钢笔他都了然于胸，他想把用这部电影影响新时达的年轻人，然而现实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杨善洲》在北京票房惨淡，有一家影院，8个放映室，只有一个放映室在中午吃法事件安排了一场放映，里面只有2个观众，其中一个就是李雪健的爱人。

另一个影院，终于在晚上7点半安排了一场，结果只有3个观众，其中一个是李雪健的儿子。

从爱人和儿子口中得知这个消息后，李雪健彻夜难眠，几乎要哭出来。

他不明白，同样题材的电影，同样的英雄人物，为何20年前大家奉为经典，20年后却无人问津呢？

更让他寒心的是，同时期上映的好莱坞大片《变形金刚3》票房却突破了10亿，为何宣传美国先进科技的“广告片”却让年轻人趋之若鹜呢？

其实李雪健的困惑是有时代背景的，1990年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商业电影，每年的票房收入不足10亿，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焦裕禄》这样的电影就解了大家心灵的渴。

可到了2011年中国的年度票房已经突破了110亿，好莱坞商业大片凭借炫目的画面成为市场的香饽饽，此消彼长，《杨善洲》这样的电影自然就受到了冷落。

今年已是2021年，去年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票仓，好莱坞电影在中国也被本土电影打得节节败退，那么像《焦裕禄》《杨善洲》这样的主旋律影片能否重新赢得观众的心呢？

8月6日，一部“新版《焦裕禄》”悄悄登陆了各大影院，这就是由郭晓冬主演的《我的父亲焦裕禄》。

本片上映后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

首先它的点映口碑高达9.6分，是今年院线电影中的第一名，喜的是本片虽然是一部典型的主旋律电影，但是却带给了观众最纯粹的感动，它的点映口碑高达9.6分，是今年评分最高的影片，很多观众被深深的打动了。

本片的编剧高满堂还在《人民日报》上发文畅谈自己创作剧本时的心路历程。

而赵薇在看完影片后，也对老同学郭晓冬的表演给出了高度评价。

可另一方面，本片的票房却怎一个惨字了得。

影片上映9天，票房刚刚突破1200万，目前的拍片量不到0.1%，我看了一下，这部影片遭遇了和《杨善洲》相同的尴尬，只有少数电影院给它安排了一场排片，而且时间都集中在中午一点到下午4点。

焦裕禄的故事大家太过熟悉，以至于有些麻木，加上现在的观众去影院的目的是娱乐的而不是受教育的，而影院也投其所好来进行拍片，使得《我的父亲焦裕禄》这样的电影注定叫好不叫座。

然而让我欣慰的是，我看的那一场虽然人不多，但都是家长带着孩子来看的，观影时大家都很专心，观影结束后，我能感到他们还沉浸在那种情绪之中，很多人的眼眶已经湿润。

可以负责任的说，《我的父亲焦裕禄》绝对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在新时代下拍出了新的精神内涵，唯一不变的是那种充沛的情感，它应该被更多人看到。

新版焦裕禄最大的特点从片名就能看出来，“我的父亲焦裕禄”，本片是从女儿焦守云的第三人称视角来切入到焦裕禄的故事的，每个故事之间都会有女儿的旁白，这使得影片既有那种纪录片呈现的那种冷静，又有亲情片的温情。

而焦守云本人也参与了创作，她给了编剧厚厚一沓资料和一本书，内容几乎都来自于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而剧组还去了博山焦裕禄纪念馆、焦裕禄当年在洛阳和兰考工作过程的地方进行实地采访，获取了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焦裕禄的故事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他在哈工大进修过，也曾担任过洛阳矿山机器厂的车间主任。

1962年他调到河南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带领村民除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他在苦干475天后，积劳成疾，因啊肝癌去世，享年42岁。

这样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已经在中国传诵了几十年，还怎么拍出新意呢？

编剧高满堂说：“你给我100个情节，不如给我两个细节。

”影片就是靠很多细节打动观众的。

片中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车间主任，当时苏联专家撤退，他带着工人夜以继日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2.5米双筒提升机。

期间焦裕禄一直睡车间的一条长板凳，他为啥不睡床上，因为他怕睡得时间长耽误了进度。

而而那条长凳的宽度只能侧躺，人一翻身就滚到地上醒来，醒来就接着能干活儿了。

就是靠着这股拼劲儿，焦裕禄带着大家完成了不可能的奇迹。

后来地委书记找到焦裕禄，要调他去兰考县，那是全国知名的贫困县，1962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地委书记说：“兰考县36万人，有20万人在外逃荒。

”而焦裕禄只淡淡说了两个字：“我去。

”焦裕禄在兰考县当书记，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他曾经说：“什么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就是一个卒子，什么事都得往前拱，拱到第一个！

”在兰考县期间，他不仅身先士卒奋战在一线，还提拔了陈继光这样被打倒的大学生。

影片中他当着所有人的面高呼：“没有人敢用陈继光，我用，我焦裕禄承担全部责任！

”可是焦裕禄却毫无怨言，将一生奉献给了这块贫瘠的土地，即使身患肝癌，他依然奋战在第一线，1964年病逝的时候，42岁的他对组织提出唯一的要求就是“死后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我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你们把沙丘治好。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兰考县已经从荒沙变成了绿洲，而焦裕禄的铜像一直矗立在他奋斗过的那块光荣之地上。

后来他不幸染了肝癌，自知时日不多，就回乡看老母亲，可老娘对他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

你要是个好人，天上那颗星就是亮的。

”而在患病期间，两个细节直接让人破防。

焦裕禄有一张藤椅，肝癌严重的时候，他用一个硬东西的一头顶在藤椅上，一头顶着肝部来止痛，时间长了，那个藤椅被顶出一个大窟窿。

而在肝癌晚期的时候，医生要给他打止疼针被他拒绝了，他说兰考那么穷，不要在我身上浪费钱。

他和医生要来一支烟，观众都以为他是用吸烟来缓解疼痛，其实他是拿烟头烫自己，用这种疼痛来转移肝癌的痛苦。

看到这些细节，我已经泣不成声，我难过的点在于，这不是艺术的创作，而是真实发生过的。

临终前，焦裕禄对组织提了一个简单的要求，把自己埋在兰考的沙堆上，他要在九泉之下看着兰考人民把三害治理好。

而他叮嘱自己的儿女：“们长大了要做一个好人，眼睛里要看得见受苦人的眼泪。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兰考县已经从杀敌变成了绿洲，焦裕禄的铜像就矗立在那里成为兰考人民的精神象征，而他当年亲手栽种的泡桐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人民亲切的称之为“焦桐”。

影片中焦裕禄的扮演者是演员郭晓冬，他和焦裕禄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山东人，都是农村出身，而且都是光荣的共产党员。

开拍前，郭晓冬特意拜访了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从她口述中了解了焦裕禄生前的点点滴滴。

郭晓冬为了从外形上更接近焦裕禄，他用一个月节食减肥，180个头的他从81公斤瘦到了64公斤，简直是瘦脱相了。

郭晓冬说：“这个不值得我去炫耀，但我只是想说，我的功课是这样做的，作为一个演员，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对得起焦裕禄这个名字！

”在读剧本时，有些情节他是无法理解的，比如焦裕禄在患癌时拒绝打止疼针，他说：“都疼成这样了，你为啥不打一针呢，我过不了我自己这一关。

”为了走近焦裕禄，他做了5个月的功课，阅读了大量焦裕禄的文章，还在焦裕禄工作过的地方调查走访，了解到当年兰考县就是穷到一针止疼针都需要计较。

在开拍后，郭晓冬从来都是素颜上阵，就是为了呈现真实感，即使化妆也是让自己看起来更脏一点，在片场他让自己被太阳宝少，不让自己喝水，甚至不让自己吃饱，就是因为焦裕禄当年就是这个状态。

而在拍摄焦裕禄病重的戏份时，郭晓冬强迫自己几天不睡觉，就是为了找到那种命若悬丝的状态。

这种坚持最终让他成功塑造了焦裕禄这个人物，他的表演不敢说比得上李雪健，但至少对得起自己的付出和观众的期待。

最后我想说，焦裕禄的精神永不过时，在这个略显浮躁的时代反而更加弥足珍贵，遗憾的是10年过去了，我们的电影市场已经从100亿发展到了600亿，但却依然没有给这样的电影足够的票房空间。

记得当年《百鸟朝凤》的制片人用下跪来为影片争取排片，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别再让李雪健流泪，新版焦裕禄不该被时代冷落。

《我的父亲焦裕禄》以焦裕禄同志二女儿焦守云的口述为基础，用普通人的眼光看党员干部，影片从“一名党员”“一位干部”“一个亲人”三个不同的角度，从焦裕禄“洛矿建初功”“兰考战三害”“博山生死别”三个时期回顾了焦裕禄同志竭尽一生为人民服务的光辉事迹。

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推出这部电影，是要通过影片的生动表达和深刻诠释，为焦裕禄精神注入时代内涵，让焦裕禄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风采，为迈向新征程、奋进新时代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我从小就听着焦裕禄的名字长大，从老一辈口中听过他带领当地干部群众治理兰考风沙、盐碱、旱涝灾害的感人功绩。

这次观影过程中，影视作品带来的视觉冲击，让我对家乡人民曾遭受的苦难有了感同身受的共情，对焦裕禄书记忧民之苦，亲民爱民的无私奉献精神满怀钦佩之情。

虽然没有成长在兰考，但我嫁到了兰考，每次回去都会看到兰考的新变化：主干道裕禄大道繁华热闹，县委党校门前的泡桐林枝繁叶茂，百姓安居乐业。

身为一名基层干部，我要把‘为人民服务’植根心底落实于行动，才能无愧于党和国家对自己的培养和期望

全片以情动人。

渗透、贯串、充盈着深沉、亲切、滚烫的感情;它把国情、灾情、民情、乡情、亲情、共产党干部与老百姓之情交融一体。

几十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人们对生活的观念也变化很大，但我们却依然记着焦裕禄这样一位共产党人的名字，他的故事，已经深深地烙进了人们的心中，他俯首甘为孺子牛，鞠躬尽瘁为人民，无私奉献、情操高尚、人格伟大;他带领群众抗风沙、战盐碱、堵风口，栽下了泡桐几百里，造福兰考人民;他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所以他人虽死而神不朽，精神逾远而弥存。

他的事迹感动了整整几代人!

焦裕禄精神是红色的精神。

太炙热，太感人。

他真心真意的关爱群众，一直把群众的疾苦看在眼里，身体力行做人民的公仆。

他其实身体一直不好，但他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他想的最多的就是那些受苦的群众。

这真是七月应该看的一个共产党员的故事。

还记得，前几年总有人说现在的人缺少信仰。

我看着身边信仰佛教，天主教的小伙伴也挺羡慕，我问爸爸，我要不要信点什么，爸爸说，你信共产党啊。

后来通过很多事，我更加坚信了我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