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谋杀：科林尼案

德国1968年悄悄通过的《德雷尔法案》就是为纳粹时期非第一战争罪犯脱罪的法案，这就让当年只有10岁的柯林尼亲眼目睹德国上校迈耶下令杀死自己的父亲的惨烈场面，而无法在战后让迈耶得到应有的审判，随即在47年后，柯林尼送走了不愿报复的姐姐后，用当年杀害自己父亲的型号手枪向迈耶射出了复仇的子弹。

老年的迈耶是个多么慈祥的老人，怎么也无法与当年那个残暴的纳粹军官联系起来竟然是同一个人，迈耶当年身为德国国防军的军官，他在执行命令，死一个德国士兵要用10个敌人的生命做代价，而这10个人无所谓士兵和平民。

保护平民最有名的法案是二战后的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第4公约），但在1899年7月29日海牙第二公约《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都有对平民的保护条款，只是不太明确。

在一个独裁暴政狂热的法西斯国家，无视国际公约，作为战争机器的一分子，效忠国家执行命令就是犯罪，无论你的教养/身份/地位/学历，在罪恶的制度下把邪恶的事情做完美就是犯罪。

而战后的《德雷尔法案》又让那些双手占满鲜血的刽子手逃脱制裁，让受害者柯林尼陷入无比的痛苦之中，法律得不到正义和公正的伸张，他只能动用私邢来解决公权力丑陋的漏洞，让受害者变成罪犯。

最终柯林尼脸上露出了微笑，他下定决心追随天堂的父亲，他走的很坚决，与父亲一起消失在小镇的街道中。

人类经过了野蛮的杀戮时代，制定了无数符合文明发展方向的国际法律，倡导了更多和睦相处的普世价值观，但如果哪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与世界主流价值观相悖，以这个国家名义而公然违反国际法，无论个人和团体都一定会在适当时候得到正义的审判。

《无罪谋杀》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一部电影《朗读者》。

尽管前者披着犯罪片的外衣，后者让人记住的是它惊世骇俗的绝世爱恋，但两部电影的视角是相通的——在现代世界如何对待二战战犯，尤其当那个人与你有亲密的社会关系时，你将站在社会公义的角度还是个人情感的角度，天平将倾向哪一端？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正义。

但实际选择没有那么简单。

两部电影之所以勾连起人们复杂的情感，让故事走向幽暗深处，恰恰因为战犯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在现代社会，他们和我们一样，有工作有家庭，过着平凡的生活。

当他们把过去隐没，你对他们的这段过去一无所知，当你某一天忽然发现密切交往的爱人或亲人曾在历史上扮演极恶的角色时，你将如何面对？

《无罪谋杀》和《朗读者》一样，抛出了极为残酷的问题。

《无罪谋杀》

《朗读者》有意思的是，这两部电影的男主角都从法学院学生走向社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相对于亲情爱情，两人都偏向更为严肃的社会情感，站在人类的正义这端。

《朗读者》中的男主角对与汉娜（凯特·温斯莱特）的一段生死爱恋极为羞耻，而《无罪谋杀》中为杀人犯科林尼辩护的律师莱宁也显得十分冷酷无情，他不顾前女友的情面，更不顾待他如父的死者汉斯·迈耶的情面，坚定地走向了被告辩护方。

许多观众都能从这两部片中看到德国现代社会仍在对二战反思的态度因此大加赞赏，但我从情感深处却认为两部电影表现的反思是微妙的，也并没有走向同一条路。

在《朗读者》中，战犯汉娜被审判时，她无辜地道出“我只是完成我的工作”，令人惊诧但又合乎情理。

从观众的角度而言，我们极易对她产生深深的怜悯，因为她确实是杀人链条上微不足道的一环，不过做着本分之事。

而在《无罪谋杀》中，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是完全相反的。

明明莱宁的教授马丁格抛出了一个令人深省的问题：在当时那个时空里，在战争状态中，汉斯·迈耶也是在做着一份党卫军军官的工作，完成他分内职责（追杀意大利游击队并且因此牵连到无辜平民）——但为什么，他至今已被残忍杀害还要被追问历史的责任？

谁又能保证，你在当时的环境里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同样性质的故事，发出同样的问题，答案却走向两端。

《朗读者》中我们会站在战犯这个角度，考虑到她也是人，是战争工业中的一环；而在《无罪谋杀》中，我们却不会姑息汉斯·迈耶的罪过，哪怕他余生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仍然死有余辜。

——我不禁好奇，造成这种情感偏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细节。

在《无罪谋杀》中，战争的恶通过非常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它极为残酷，极为血腥，因为汉斯·迈耶利用一个孩子的单纯，让他眼睁睁看着无辜的父亲因自己而死。

科林尼背负了一生的罪责，不仅包括对汉斯·迈耶的仇恨，还包括对父亲的愧欠。

他杀死汉斯·迈耶的行为极为残暴，却包含了两种深刻的情感——复仇与赎罪。

当战争像天空中的云一样散去，人们在意大利那阳光明媚的广场上可以继续平凡的生活时，孩子科林尼却背负着仇恨与懊悔长大，他度过了悲惨的一生。

《无罪谋杀》剥洋葱般将一个无情的杀人犯的过去剥开，用律师莱宁的心和眼，我们一点点追寻这起案件的真相，穿越层层迷雾，最终到达1944年那个阳光明媚的小镇广场。

——那里正发生一件泯灭人性的事，只需一瞬间，就足以影响人的一生。

正因对个人生活的聚焦，我们看到了战争如何对受害者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

当莱宁的教授问出“汉斯·迈耶不过是做他分内之事”时，我们从内心深处都不会原谅这个恶魔，因为他的恶恶得光天化日惨无人道。

我们无法忘记孩子绝望的眼神。

从这个角度来说，《无罪谋杀》绝对站在了受害者一方，它把《朗读者》中抛出的问题引向必须通往谴责与反思的路，不容我们对战犯产生怜悯共情。

哪怕他们作为常人被残害至死的生命最后一刻如此恐怖，我们观众却不会惋惜。

因为汉斯·迈耶毁掉了无数科林尼的一生。

所以试想一下，如果《朗读者》中汉娜不是在口述，而是电影不断闪回蒙太奇那些被她送进集中营的人们的死亡或劫后余生时，我们会为谁流下眼泪……还是说，同情和悲伤根本不够消解战争的残酷，在这里面，人类共同扮演了恶人，也共同成为了受害者？

凯特·温斯莱特扮演的战犯汉娜《无罪谋杀》中还有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是战犯子孙如何面对家人的过去和他们自己的身份。

如果说莱宁作为一个法学专业学生，一个应将公平正义视作职业理想的人做出的选择无可厚非，那么他不管怎样对汉斯·迈耶一家冷酷无情，他都有他走向正义的理由。

但是对汉斯·迈耶的孙女来说却不是如此。

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战犯的后代，她一生至亲杀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她自己要如何面对历史，面对社会，面对未来，这是一个更加残酷的问题。

让我印象深刻就是电影中的一个细节——当历史真相最终被解开后，法庭外，汉斯·迈耶的孙女坐在椅子上久久不能平静。

她问莱宁：“我也是那样的人吗？

”这个问题问得人心碎。

对莱宁来说，追寻正义责无旁贷；可是对汉斯·迈耶的孙女来说，追寻正义意味着对至亲的“背叛”。

我将选择相信什么继续生活下去，包括脑中存储的关于亲人的回忆，如何面对这份回忆——是远离十恶不赦的他，还是原谅十恶不赦的他，似乎没有可以容我走下去的道路。

而我的自我之中是否包含着上一代恶的基因，人们又将如何看待我？

这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难题，如果放在中国社会，将更是一个难题。

从这个角度而言，包装为好莱坞式犯罪片的《无罪谋杀》，背负了更加沉重的社会意义。

它不仅延续了德国社会对战争反思的传统，还将观察的视角深入到个人生活中——我们清晰看到，战争如何在战争结束以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他们至今被道德的重重枷锁困扰，无论是战犯的后代，还是受害者的后代，每个人都在具体的生活中真切面对诘难与悲痛。

这也是战争的残酷，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科里尼案件》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在我看完电影以后，出于好奇去查找了电影相关资料。

我惊讶地发现，原来电影原著《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他的身份中确实包含了这两个极为具体的问题——既是一名坚守正义的律师，也是纳粹战犯的子孙。

他的祖父正是在纽伦堡审判中被指控为纳粹主犯之一的巴尔杜尔·冯·席拉赫！

巴尔杜尔·冯·席拉赫18岁加入纳粹党，1931年成为希特勒“帝国青年团”领袖，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中因“危害人类罪”被判处20年监禁。

直到去世之前几年，年幼的费迪南德才对这位祖父留下一点直观感性印象。

在我看到的访谈中，费迪南德对祖父的态度既像是坦然面对的，又像是讳莫如深的。

有时他愿意直截了当地来谈一谈祖父，有时他又避之不及。

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费迪南德说到祖父墓碑上的一句：“我是你们中的一员。

”这不仅对他来说，对我们看似局外人的旁观者而言，都是一句警世恒言。

“我是你们中的一员。

”——在我看来，就是《无罪谋杀》这部电影的核心观点。

作为战犯的恶人，有善的一面；作为杀人犯的恶人，亦有善的一面；作为亲人的人，还有恶的一面……绝对的善和恶并不存在，我们更多时候都在模糊的灰色地带，因为不同时空产生的问题做出自己人性某一面的选择。

当汉斯·迈耶的孙女低头沉思问出“我和他一样吗”，这是一个极为残酷的问题，就像作为律师的费迪南德问他自己，我和祖父一样吗？

故事中的莱宁正是费迪南德分身出的另一个自己，他对电影中的她说：“你是你自己。

”这句话让人解脱，释然。

可以想象费迪南德带着问题写到最后，他对历史和自我都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战犯下一代不应背负战犯的恶名，而应成为独立的人继续生活下去，但他们又应比普通人对战争更有道义的责任，他们更应该为这沉痛的历史延续自己追寻正义的职责。

律师莱宁和汉斯·迈耶的孙女，正如费迪南德的分身自我最后也是我个人好奇所致，我发现《朗读者》的原著作者本哈德·施林克与《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费迪南德竟同是法律专业出身的作家，施林克还是费迪南德学生时代的法律教授，这是多么神奇的巧合！

他们以不同类型的故事抛出相似问题，虽然审视战争的角度不同，但两部著作改编的电影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战争延续的罪恶和人性中极为复杂幽暗的一面。

我非常喜欢《无罪谋杀》中马丁格教授说的一句话。

当莱宁让他以法律史专家的身份接受庭审时，他从原告辩护席走向证人席，开着玩笑说：“换个角度看看这里也不错。

”在法庭的中央再看一看原来是战犯的被害者，和原来是受害者的杀人犯，还有世间高高在上的审判者，历史没有因此改变，情感和反思却变得不同。

是的，“换个角度看看”，这正是《朗读者》和《无罪谋杀》共同抛出的问题。

让我们换个角度，再看一看人性与战争。

德国导演敢于拍出这种类型的影片，值得日本人好好学习学习！

科林尼故意谋杀了大企业家迈耶，莱恩为他辩护，科林尼却拒绝开口，不在乎自己的生死。

事实上，莱恩年少时与迈耶的孙子孙女是好友，曾受到迈恩诸多照顾和恩惠。

但是，作为一名律师，他还是接受了委托，并真心实意帮科林尼辩护。

一开始科林尼并不配合，对方律师是莱恩的老师，他提出让科林尼认罪，他负责减轻科林尼的刑期。

但莱恩从凶器手枪型号发现这把枪和迈耶图书室的枪是一种型号，由此怀疑科林尼杀死迈耶的动机。

他去图书馆和意大利调查，发现迈耶曾是是纳粹军官，屠杀了科林尼的父亲及其他乡亲。

科林尼是为父亲报仇。

法庭上，控方律师提出科林尼对迈耶提起过诉讼，被驳回，证明迈耶是无辜的。

莱恩调查发现，诉讼被驳回，不是因为纳粹无罪，而且国家出台了一部法律，将纳粹罪行降低到一般杀人罪，享受诉讼时效保护，而当时距离二战结束已经二十五年了，也就是说，这个法律保护纳粹分子免受处罚，是保护加害者不保护受害者的法律。

莱恩质问，这样的法律正当吗？

当事情真相大白时，科林尼心无所恋，在狱中自杀身亡。

不是很明白国内片商为什么加“无罪谋杀”四个字，多半是为了卖座，但查了下票房似乎也没啥帮助。

不得不说，对了解案情的人画蛇添足，对其他观众则有部分泄底之嫌。

毕竟又不是看古畑任三郎，早早定了有无罪只等动机和手法。

当然，这不妨碍电影本身有料。

如果不是改编自真实事件，我会说这讲的是最荒诞的那种寓言。

年轻律师阴差阳错接下大案，意图一展身手，却发现要为杀害恩人的凶手辩护。

老谋深算的原告律师，原本游刃有余占尽道德和庭审优势，却突然落入为战犯开脱的漩涡。

而被讽刺最为激烈的当然是被杀者迈耶。

遵循残忍的规则放过小孩，多年后被小孩仿照丧父的仪式枪杀，近乎视如己出般善待的邻居，甚至赠送豪车鼓励研习法律，最终成为揭露他可怖面目的中坚力量。

庭审内外闪回了很多迈耶的往事，二战时嚣张跋扈屠戮无辜，战后对年少时的律师慈眉善目关爱有加，最后落在他跪地准备迎接枪决的绝望面孔。

隔着银幕，命运的大手抽着他的耳光，同时也告诉我们，人很可能不止他们看起来的那一面，他们尽可以去埋葬过去，但犯下的恶行会始终跟随。

小律师一腔正气，打拳和撩妹的部分都很帅，老律师的演法酷似反角，所以被奇袭时恪守道义底线意外地令人尊重。

迈耶在沙滩一露面就满脸写着“本人党卫军战犯”，后来一听原名汉斯就更实锤，哎我一定是新纳粹题材的电影看太多。

最后，一直觉得科林尼有些面熟，但看完也没认出就是《姜戈》，真惭愧。

本来想给三星，但是因为最后一场庭审决定给多一颗星。

最后一场庭审，案件探讨了更多关于正义和法律的问题，影片借助了两个律师去讨论正义和法律的问题，给出答案，最后卡帕斯的质问“这就是我们的法治吗？

”感觉也是让马丁格选择，身为一名律师是否伸张正义，但这样设置更多的是回答问题。

我喜欢后半段的原因是后半段从不同的人的角度表现了在这个案子里的感受，我不禁代入自己，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

最后马丁格的证词、宣判之后拉那的动容和反思、作为旁听者的披萨小姐姐、被告科林尼等等都有表现到。

不过可能是整部电影的案件影响比较大，所以卡帕斯的人物弧光是比较弱的，能看出影片想表现他对科林尼的感情变化以及跟自己父亲的感情变化，和“菜鸟律师”的成长。

但是最后整个重点在案件了，对他的刻画就少了，前半部分埋下案件伏笔，并且对“初出茅庐”“当事人不吐露动机”等方面做了很多铺垫（毕竟故事前半段就是靠这两个因素作为卖点的，也是电影的一个矛盾点），但是后面把重点放在案件上了，多少让前面对卡帕斯的铺垫落地不够，前半段的主角是卡帕斯，后半段主角是案子，多少有点割裂。

最后，听说原著对正义和法律的讨论会更为深入一些，这可能是影片有点欠缺的地方，如果不仅仅是回答问题，可能会更具讨论性。

但是在对背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这部电影个人认为是还不错的。

5月电影上映的时候，我就对《无罪谋杀》挺感兴趣，然后非常好运的是，我抽中了不散给的两张电影票，于是计划好了时间在回忆过我的青春年华（《指环王》系列）之后，去看这部电影。

然而《无罪谋杀》在广州的排片影院少得可怜，我原本订好的周五的电影，去到还被通知因为只卖了我两张票所以临时取消了。

最后电影院给我退了票，再安排我们看了一场《速度与激情9》……周六金鱼叔叔要亲戚聚餐，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后来便订了远在越秀的电影院，跨越大半个广州去看电影……（另一张票在读书群找了个小伙伴一起）看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不枉我穿越大个半广州，丢下闺女出来看这场电影！

故事其实挺平淡的，情节也并不复杂。

科林尼是一位在奔驰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实工人，有一天却突然自首，他杀害了企业家汉斯·迈耶。

而初出茅庐的律师莱恩成为了科林尼的辩护律师，这是他承接的第一个案子。

然而迈耶却是莱恩初恋及故友的祖父，莱恩的成长之路也受到了迈耶不少帮助。

同时，莱恩的对手理查德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律师，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他的老师。

科林尼在被捕后，一直保持沉默，这让莱恩的辩护无从下手。

直到莱恩偶然发现科林尼所使用的凶器并非常见的手枪，在他的努力调查下，科林尼也终于坦诚自己的作案动机……与一般凶杀案电影相比，这部电影并没有特别多“刺激”的地方，唯一的反转（“二战”）也因为宣传片就已经剧透了而变得毫无惊喜。

不管是从法庭的推动还是，真相的追寻过程，一切都平淡如水。

但也正因为有这种平淡，而让战后的伤疤变得格外真实。

很难想象，在看这样一部平淡的电影时，我看着那个小男孩却还泪流不止……我觉得电影中做得最好的一点是父亲角色的处理。

莱恩与自己父亲多年的疏离；迈耶对莱恩来说像是一位祖父/父亲；科林尼第一次与莱恩交谈提到“多去探望你的父亲，他不会永远都在。

”；科林尼的父亲为他而死；莱恩与父亲的破冰在于他们一起翻查卷宗；为科林尼做证的，是当年的目击证人翻译官的儿子……尤其是迈耶与莱恩之间，站在莱恩的角度很难去想象那个改变了他一生轨迹的慈爱之人，曾经是个刽子手。

我甚至愿意把迈耶对莱恩的好，看作是他对自己年轻时候犯下错误的忏悔——就像科林尼枪杀的迈耶，是跪在他面前闭上眼睛接受自己的归宿的迈耶。

相信我，人不是非黑即白的……他们都是灰色的。

无疑，电影相对于原著来说，给了更大的戏剧冲突，也给了更美好的结局。

比如那个做更多慈善的迈耶、甘心迎接复仇与死亡的迈耶和最后能与父亲同归的男孩……可惜现实并不是电影，德国人在反思自己“二战”的错误时，日本依旧企图掩盖、粉饰历史。

我完全不能理解那些精日“原谅说”的嘴脸，这些人并没有资格。

只有施害者在真心忏悔，并且尽力弥补的前提下，才能去祈求受害人的原谅；而受害人是否能原谅施害者，那是他们自由的决定。

虽然中文的片名用了“无罪”来形容这桩谋杀，但电影最后巧妙地用科林尼的死来结束了审判，他是否有罪，司法已经无法进行审判了。

但我不禁在想，真正促使这桩谋杀案发生的，究竟是迈耶或者科林尼，还是不公正的司法本身？

战争无疑是残酷的，而在战后，如何以司法彰显出社会的正义，是需要我们思考的事情。

当司法并不能维护正义时，正义只能以私刑来维护——这是司法的悲哀。

我们意大利有一句话，死者没有仇恨之心，心怀仇恨的是活人。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是好的教材，可以一窥当代德国人对他们那段黑暗历史的精神分裂，包括本片在内的一大批作品，都是为了调适这种紧张，不致于发疯，在这个世界活下去。

但是效果却是欲彰弥盖。

以下有剧透。

主人公是个萌新律师，第一次接公家的活，替犯罪嫌疑人辩护，全是内部人，简单交待工作，却穿律师袍去，被前辈笑话。

这一幕设计地很巧妙，律师袍是体制的象征，分不清场合，反而暴露小伙子尚未体制化，对工作，对法律还保有纯粹的信仰。

这是为后面铺垫。

但他马上惊奇地发现，受害人是他的恩主。

一家工业企业的大老板，热衷收藏老爷车，凡尔赛本凡。

他从小在他家，和他的孙子女一起长大，青梅竹马，在老爷车里为爱鼓掌。

还供他上大学，读最贵的法律专业，才有今天。

后面竹马怒斥他，没有我爷，你今天只能当烧烤店的伙计。

我始终没搞清楚这是什么关系，没有交待老爷和主人公的妈有关系，那样的话和孙子女也不能这么亲密。

还是容克贵族的什么风俗，给孙子女找个玩伴，或者如同我国的旧士绅，赞助穷亲威的聪明儿子，光大本宗族。

不管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德国法律对于回避如何规定，又执行到什么程度，但是显然存在利益冲突，不适合担任这一职位。

编剧显然意识到这个bug，让他一度表态退出，但还是继续下去。

这么安排，金手指开地很大，是为了让主人公牵涉进个人感情，而不只是公事公办，体制的螺丝钉。

后面揭示了，这次谋杀是复仇，老爷当过党卫军，在驻意大利期间枪杀了嫌疑人的父亲。

后来按照1968年的某法案，以职务行为脱罪。

但是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其所作所为根本不是职业需要，纯粹为发泄自己虐杀的欲望。

主人公是老爷的镜像，同样有一己之私，不同的是，最后克制了私。

当然这么安排刻意了。

另一个镜像是主人公在法学院的老师，跟他打对家，替受害人辩护。

直接的戏剧冲突，全片的高潮，都是在师生之间展开的。

老师在体制内德高望重，驾轻就熟，虽然口口声声信仰法律，但是私下交涉赶紧结案，让竹马来色诱主人公，并亲自登门利诱，已经在法律的边缘试探，还在法庭上说俏皮话，其实是缺乏尊重的，就是在玩弄法律。

并且老师作为实习律师参与了1968年法案的审议，也有个人的渊源。

也曾经青涩过，和现在的主人公一样，但是对非法的法案保持缄默，顺理成章地浸染成一个官僚主义者，体制的老油子。

这个故事有个正义的走向，主人公一再挑战即定程序，通过古怪的凶器，揭露嫌疑人的动机，这里有点推理元素，但还是利用开挂的优势，直接摸进老爷家取证。

当老师用嫌疑人曾经申诉过，宣判无罪，暂时扳回一城，主人公最终在法庭上审判了老师，逼他当众认错，也审判了已死的老爷，以及1968年立法的高官们，这时多半也不在了。

尽管审判如此有力，但是编剧最后安排复仇者上吊，当然可以理解为他大仇得报，心愿已了，或者怀有负罪感，当年因为他无知指认，导致父亲被杀害。

但是很显然这就让法庭，让体制逃脱了判决的尴尬。

因为按照现行法律，复仇者就是有罪，法庭无权撤销此前法庭对老爷的脱罪，更不用说1968年法案。

但是戏都演到这份上，要这么判，观众不能答应。

编剧就只能耍滑头，已经开了这么多挂，再多一根绳子何妨。

本片一直不诚实，这是最鸡贼的地方。

最后的最后，主人公开着自己的律所，雇了办案期间结识的外卖小妹当助理，上班穿渔网袜，两个人很来电，暗示断了与名媛的关系，也没有上流社会的客户。

主人公放弃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虽然气氛很欢快，这个代价无疑是沉重的。

电影越高光，也就越不现实，正常人都会选老师的路。

个人不可能对抗体制。

但是这一类电影仍然执迷这种套路。

他们的说辞是个人良心作主，其实是回避“(这国怎，亏总民，我陷思)定体问”。

1968年法案暗示上层有内鬼。

在舆论场中，德国的认罪态度较好，以勃兰特华沙一跪为高潮，总被拿来与日本对比，也确实立法禁止一般纳粹成员任公职，但很多军政高层凭着旧关系，被招安加入新政府，1968年法案就有这些人的影响。

在更高层次上，德国是西方文明的外围，纳粹是1929年大危机的产物，最初以“尊王(西方文明)攘夷(苏联)”的面目出现，一战前威廉二世鼓吹“黄祸”同理。

纳粹为什么能够做大，主流叙事归因于西方的绥靖主义，被一战吓破胆，这种批评中隐含着开脱，实际上西方的作用远比这积极地多，与纳粹暧昧，苟且。

只是不料被反噬。

纽伦堡-东京审判最大的问题，德日罪行确凿，但是其共犯没有得到审判，反而坐在审判台上。

德国扮演了成济这样的倒霉角色，保卫司马氏，由贾充直接下令，杵死废帝曹髦，最后被诛的只有成氏兄弟。

苏联是抗德主力，消灭大部分德军，但是盎格鲁撒克逊系登陆摘桃子，占领德国大部分领土和人口。

战后世界霸权在盎-撒系内从英国转至美国，战前德国是霸权的挑战者，战后则变成了附庸。

黑历史也是一种控制手段。

昔日共犯又凑到一起，冷战再次向苏联和其它“蛮族”发动进攻。

就决定清算不可能彻底。

奥斯威辛是整个西方对人类犯的罪，实际上西方的光环早在一战就已经破产，靠阿伦特的“理论建设”修饰，锅全让德国背，“平庸的恶”，又让所有的德国小人物背，从而撇清了精英体制和西方，宛若白莲花。

本片也忠实地执行阿伦特路线，塑造了两个小人物二元对立。

施密特指出，纳粹是启蒙的终点。

纳粹和他们的法国先驱是同一种套路，或者说低配的启蒙。

《三体》的术语是思想钢印。

有人会争辩他的思想钢印比别人更高级，但只要单方面打钢印，就像《庄子·胠箧》的道理，人们把财富锁在箱子里，只能防小贼，大盗整箱劫走，反而提供了方便。

从阿伦特的论断推出，还是要启蒙，向个体灌输“平庸的善”，培养本片主人公这样的好孩子。

这就是现代性的死循环，总是用麻烦制造者来解决麻烦。

并且结尾揭示，这个体制没有好孩子的容身之地，这就是伪善和愚忠了。

尽管德国的跪姿很端正，但只要西方没有反思，且一直反思到启蒙，就不是反思，而是逃避和遗忘。

启蒙在今天的中文语境，仍然是个美好的字眼。

这一类作品中最成功的是《辛德勒的名单》，但是在集中营幸存者凯尔泰斯·伊姆雷看来，是部拙劣之作，“把劫后余生看作胜利是绝对荒唐的。

”用中文语境的一个术语，丧事喜办。

各种泪点，黑白片嵌套红衣小女孩，结尾变彩色，全是好莱坞套路。

最近的一部《波斯语课》也依托刻奇的设定，纳粹军官没有别的求证源，不学语法，只学单词，以及犹太人记忆力超群的刻板印象。

和主人公都是为了保存2840个名字的工具人。

在更高层次上，观众都被“文化工业”物化。

这也是一种启蒙，但不是为了建设理想国，而是票房。

不只历史题材，表现小人物都天然正确，问题在于这种表现往往碎片化，也就是刻奇的。

难的是表现小人物与世界的联系，特别是现代世界，影响命运的力量往往来自远方，一块屏幕塞不下。

这个问题可以更具体地表述为，行业剧怎么拍。

这方面的典范，是山崎丰子的《白色巨塔》。

《游浪地球》的饱和式救援一反好莱坞孤胆英雄的套路，更接近现实，同时照顾到个体。

也是所有科幻作品共同的命题，如何通过人物的活动，带出与现实歧异的世界设定。

或者更抽象地表述为，电影是一种话语权，存在制约与自我制约的问题。

当我们自以为在呈现现实的同时，遮蔽更多的现实，可能是更重要的，尽管不是更具戏剧性，感官冲击力。

这里面存在滥用权力的可能。

首先感谢#桃桃观影团#提供的观影机会，但很遗憾这部审判纳粹暴行的片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人心，也就临近片尾科林尼自杀后情绪才略微调动了起来。

原因有二，其一:影片叙事有种左右横跳+强行推进的迷惑感，粗略捋下剧情:一开始莱恩傻乎乎接了案子准备为凶手辩护→发现被害人是熟(en)人(ren)准备打退堂鼓→转头又对老相好表示得尽律师义务(咱可不是亲属关系哦，回避不着哦)→见科林尼死活不开口便开始划水顺便跟老相好打一炮(绿帽+1)→发现凶器有蹊跷果断化身名侦探（太弱智了）打算背刺→约老相好再打一炮(绿帽+2)然后偷摸搜集证据准备背刺→隔天在法庭上掀桌“異議あり!”→四天就挖出了迈耶黑历史(之前早就给了护照的镜头，诶，我就不去查就是划水，就得先跟老相好搞搞不伦，就是玩儿，DDL是第一生产力！

）→马丁格反杀一回“法院早就判啦，迈耶是无辜哒，血亲复仇damedane”(可电影都给了迈耶准备在童年科林尼面前杀了他父亲的镜头，这么变态的人渣还有脸说无辜?这什么弱智阴间辩护?）→莱恩懵B了“科林尼你丫之前咋不跟我说?跟我这儿挖坑玩儿呢?”→科林尼痛心疾首“这国怎，总亏民，我陷思，定法问!”→一查还真这么回事儿→马丁格GG→科林尼自杀。

其二:人物刻画比较扁平，科林尼还好些，眼里的悲愤、大仇得报后的空虚和解脱都能让人感同身受，你一开始死活不开口就不开口吧，可从莱恩身上就很难看到法与情的纠结(也不是没有刻画，但就那几个画面很难让人产生共情啊)也看不出对律师职业道德有多坚持(前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划水，也不知道马丁格后不后悔当时点了他一句，后边查案与舆论的阻力也不是很大，对比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戏剧冲突的张力简直差远了)哪怕是最后的正义审判也略显爆发力不足，拔屌无情搞不伦的形象倒挺令人印象深刻的。

剩下的角色里老爹&太妹纯工具人，老相好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马丁格表现拉胯卖相还行，哦还有挂掉的发小就是个最后憋了的电灯泡，简直不知所谓。

本文文笔是有些胡闹轻佻，但实属不吐不快，不过虽然片子不大合我胃口但若能让观众对当年那段历史产生兴趣，去了解去反思，我觉得还是值得看看的。

2001年。

菜鸟律师莱恩（30岁），给一起凶杀案的嫌犯担任辩护律师。

而死者迈耶（84岁）居然是自己炮友姐姐的爷爷——一位德高望重、荣誉等身的大企业家——当然也是自己的金主爸爸，不，金主爷爷。

在英国的炮友姐姐——丢下丈夫——只身回国，继承家业。

为了让凶手得到惩罚，炮友姐姐主动找莱恩打了一炮——嗯，莱恩还是乖乖仔，很听话哈。

而莱恩为了取证，也主动找炮友姐姐打了一炮——如愿以偿，找到了证据。

莱恩找到了杀人动机归来，打算在法庭上放上一大炮。

而这一炮，会让死者迈耶（84岁）身败名裂，也会让炮友姐姐的企业声誉受损。

于是，炮友姐姐为了阻止莱恩在法庭上放炮，故伎重演，又来约炮——打算一炮泯恩仇。

结果，莱恩不干了——他要在法庭上放大炮，不能跟炮友姐姐放小炮——俩人炮没打成，不欢而散。

最后，莱恩终于在法庭上放炮了——他说出了杀人动机：爷爷迈耶原来是个纳粹战犯。

1944年，迈耶（27岁）残忍地杀死了嫌犯科林尼（时10岁）的粑粑。

1968年，科林尼（时34岁）诉诸法律，但法庭宣判迈耶（时51岁）无罪。

2001年，科林尼（67岁）只好自己动手为父报仇了。

科林尼到底有罪没罪？

法庭到底怎么判决呢？

这个问题很困惑哈！

最后，法庭宣布：案件终止。

因为嫌犯科林尼在监狱里自杀了！

==============================================================应该说，这个结尾也算完美了哈。

不过电影后面又放了一段，我觉得算是多余的了。

不再赘述。

总体感觉：一、复仇故事很多。

但以二战纳粹战犯作为报复对象的不多。

二、其实这不能算是一部悬疑片，或者法庭论战篇。

其实应该算是一部反战的伦理片。

三、里面的很多人物比较多余。

①莱恩的爸爸，完全没有必要出现——之所以存在，是为了通过父子情，让科林尼开口；但即使没有这个爸爸的角色，也不影响故事展开。

②炮友姐姐的死去的弟弟，也可以删除——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让莱恩跟迈恩和炮友姐姐相见——但为啥不能是迈耶直接带着炮友姐姐相见呢 ？

完全可以啊？

③那个外卖妹子，似乎存在就是为了给莱恩当翻译（炮友是不是不晓得，反正影片里没展现）——其实完全可以设定莱恩懂意大利语就可以啦。

④其实，炮友姐姐都可以不需要的，删除其实对影片要反应的主题一点都不影响的啦。

当然，如果把这些人物都去掉，可能就不能称之为一部电影了哈。。

我觉得，电影算是中规中矩吧。

我给本来给三星的。

结果发现，影评里没有一星的。

所以，这里给个一星看看哈。

毫不夸张地说，一部好的电影能直击人类的灵魂，甚至还能改变整个社会。

而《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我相信它就是这样的一部好电影。

《科林尼案》是一部颠覆我想象的悬疑片。

首先值得称赞它作为悬疑片的拍摄手法和叙述故事的技巧十分老练，导演采用插叙和倒叙的手法，仅用了前面15分钟就让整部电影的悬疑气息极其浓厚。

电影一开头科林尼就坦诚自己犯下命案，甚至在酒店等候被捕。

按普通人的常理来说应该不一会儿就会交代命案的前因后果，但没想到这样的人却始终对自己的作案动机三缄其口。

嫌疑人科林尼是一个品行端正、恪尽职守的汽车工人，而死者迈耶则是一个自身成就极高的富人，乐善好施的名声在外，这样的两个人到底因为什么缘由结识？

科林尼在杀死迈耶后还不停地对死者的头部进行踢击，到底是怎么样的血海深仇能让一个好人残忍地杀害另一个好人？

这些接踵而来的悬疑气息让整部电影变得扑朔迷离，层层铺垫的线索也让银幕前的观众们屏住呼吸神经紧绷。

但《科林尼案》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尽管影片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有许多，它却依然能做到真相水落石出那一刻，让观众们恍然大悟并进行思考。

其次，《科林尼案》作为一部嫌疑片，但它下苦工的地方却一点也不比普通的剧情片少。

电影颠覆了悬疑片的传统，只利用影片的情绪去讲故事，通过三个主要人物的饱满形象，加上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进行情感铺垫，立意却能做到不煽情不落俗套。

从影片情绪的角度来说，全片最让人动容的地方是通过让观众跟随律师莱宁想起自己儿时曾经与迈耶度过的美好回忆进行铺垫。

在莱宁的回忆中，迈耶是一位风度翩翩与人为善的富人，还亲力亲为去照顾被其他德国人不断歧视的莱宁两母子。

迈耶的存在不仅弥补了莱宁自童年就缺失的父爱，甚至还自始至终以一种好人的形象在观众脑海中根深蒂固。

基于这样的情感铺垫，等到观众在电影后半段了解到迈耶真正的为人与他曾经犯下的弥天大罪，在科林尼的痛苦回忆和手刃仇人这两个场景不断交替，这种真相大白的反差感直接震撼了银幕前的每一位观众。

另外，三个主要人物的形象非常饱满。

莱宁是一个刚拿到执照的新手律师，本想在首次案件中大展拳脚，没想到首次委托就难道了这位富有热情和抱负的律师，一边是曾照顾帮助自己多年的义父，而另一边则是毫无血缘的枪击杀人犯，在面对道德困境与职业操守两难的情况下，最终嗅到一丝反常后捋清了故事的全貌，这位新手律师通过自我挣扎慢慢成长，最终战胜了自我情感，站在了公正的真理面前。

迈耶的人物形象则是一个忏悔者，我们知道迈耶在面对科林尼的时候没有一丝反抗，相反而是闭眼下跪默默接受审判。

搁置在迈耶良心那块大石终于可以落地，也意味着他大半辈子的与人为善只是一次自我赎罪，他终于可以不再受到良心谴责，但迟来的审判能够让科林尼抚平伤痛吗？

而科林尼的人物形象则是一个愤怒者，但科林尼真正想要报复的不是迈耶在他眼前残忍杀害亲人，也并非战争给予他终身难忘的伤痛，给科林尼造成伤痛的真正原因反而是法制上的不公与冤屈的诉求无门。

因此电影的重心在后半段已经不再是该如何审判科林尼，而是变成人们该如何补救法律漏洞，又该如何正确挽救过错？

《科林尼案》给予社会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留给观众们进一步反思的空间。

全片以科林尼的自杀作为留白，故事没有让观众得知最后法官该如何判决科林尼，而是给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一个人犯案后该如何处置？

法律应该对这个人做出公正的裁决，除了给饱受伤害的家属们一个交代，更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意义存在。

如果法律没有做到公允，被偏袒的人又该接受谁的制裁？

每一位观众都深知科林尼对迈耶的私刑是不正当的，但让迈耶逃脱罪行又是公正的法律吗？

就因为《德雷尔法案》的颁布，难道就可以让过往犯下罪行的杀人犯就能逃过罪刑吗？

法律作为每个国家最根本的治理根基，它的存在难道真的代表着真理且不容被质疑？

当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进步，只依靠法律作为判断事情的唯一依据又是否切合适宜？

答案是否定的。

因此《科林尼案》绝对称得上是一部足以改变社会的电影，我们从中能感受到德国人至今还在反思历史，忏悔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这种担当绝对值得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去钦佩。

只可惜历史上有许多错误是无法完全纠正和弥补的，而我们如今能做到的是吸取教训，通过这部电影去自我警醒，去改变社会。

法律虽然是高高在上的，但太多人过分依赖它的存在反而忘却它只是解决社会纠纷矛盾的工具，因此执行法律的时候也不能忘却人民群众的常情常感。

我们需要明白只依靠法律的社会是可怕的，人性需要内在道德去约束自己，需要信念的源力，因此我们需要光明的牵引，行在光中，在阳光的照耀下，才能让人性的黑暗无处可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