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戏

赏析《村戏》需要把文本和影像拆开，艺术电影我们需要费一点思量谈论，谈论的重点就是这二者是否结合得当。

文本《村戏》真是一个好故事啊，忍不住想去找原著看。

故事面上是“排戏”这个事，领导和支书高度重视，而村民们更在乎更要紧的是“分地”。

这二者都牵扯着整个村各自的利益，这利益又自动关联着权力，而权力又牵扯了伦理，方方面面都是人与人的关系。

面上排戏，想着分地，撕逼与联合，各人都有各人的心思，夹杂了一段悲伤的过往，不远的历史牵扯了人命和人性骨子里的悲痛。

那段历史老百姓都负担着太重，而在这个村，是由奎疯子和他们家承受着。

此处我不得不剧透，按时间顺序梳理一遍剧情：1.在过去疯狂的年代，奎疯子作为一个本分的农民生任务是看村里集体的花生，小朋友们过来偷花生，他为此意外逼死了自己的女儿彩云。

这本来是个意外悲剧。

2.以支书代表的全村人逼奎疯子上台发言，作为英雄形象不苟私情，这样村里人才能得到嘉奖吃上粮食。

奎疯子为了村里人上台讲了违心的话，因为愧疚发疯。

他玩命地守着村里最好的地“九亩半”，不让任何人动花生。

这是一个人为集体逼迫的悲剧。

3.十年后开始分地了，人人都想要九亩半，人人都受够了发疯的奎疯子，只有支书的女儿小芬因为良善还关心着奎疯子，她和奎疯子的儿子树满相爱，但得不到父亲老鹤的支持。

这是电影现代时空的环境。

4.支书为了领导满意把排戏的任务交给老鹤，老鹤先是希望排戏定主角把更合适的树满踢掉好拆散女儿，未果后惦记着“九亩半”。

支书其实一直对奎疯子心怀愧疚，毕竟当年是他带头逼着奎疯子出卖内心。

奎疯子似有感应慢慢恢复了点正常，但众人还是受够了他要把他关进疯人院。

老鹤表示试试看能否唤醒能唱得一手好嗓子的奎疯子。

他们俩排戏得顺畅之际，老鹤轻轻说了一句话提醒奎疯子是他当年害死的自己女儿，奎疯子在本来日渐恢复后彻底发疯，被众人押送去疯人院。

这是影片的核心高潮剧情。

整个剧情大体如此，影片放在最后交代了一句奎疯子在安葬自己女儿尸体的遗言，只他一人说给女儿听：别再投胎回来了。

这个场景和他被逼上台大声念着别人为他的写的英雄言论构成强烈的对比，从头到尾真实比戏更为凌厉残忍。

至此大家也就明白了吧，这是一个只中国才有的，事关文革当年的悲惨故事。

由一个意外的悲剧带出一个人祸才有的悲剧，并不仅仅是丧女之痛，而是深入骨髓地逼迫奎疯子人之为人仅剩的一点体面和天性对爱的需求，逼着他把自己正确为一个行尸走肉般的英雄，这就是残忍的故事，奎疯子就是那么一个我们普通老农民的形象，他被逼成了人不像人。

这是故事隐含的“底”，当然故事的野心并不仅仅如此。

奎疯子是为全村人的需求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但是十年过去了，这些都要生活的村里人，不再记得他的牺牲，更介意他的疯癫带来的麻烦和眼馋他所管的地。

这又是很合理的，并非是纯粹的邪恶，而是在那个人人都要丢掉灵魂良善的年代，活下来的生存之道，一种让人窒息的平庸。

这种平庸跟愚昧略不同，也是这个电影跟其他带有民族劣根性批判略不同的地方，这个故事里的支书也好，老鹤也好，不是笨人，这些人有他们自己的抉择，只不过放在人性与德之间，他们选了利益。

由此我们聊到了里面重要的两个人物，支书与老鹤。

支书隐隐有愧疚之心和不得不完成的上级任务，他试着要做一些弥补修复工作，但很快就被村里强大的力量压迫。

而老鹤谈不上是一个绝对的恶人，但他也不善良，他只是用他的老道做了一件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事，他无形之中杀死了奎疯子最后一次为人的机会。

这就是这个故事本身的魅力，下一代则以树满和小芬这两个人物为代表，还有村里各路形形色色符号化的人物，他们都代表着村里平庸的大多数力量，这个村又折射着当时整个中国农村恶劣的生存环境。

人心算什么，人都活不成了。

而好不容易迎来了改革开放，历史遗留的问题并不仅仅只体现在面上，而是更深层内心的伤痕无所修复，同时更大的力量，人性骨子里迫切需要扩张，人与人关系之间的摩擦与算计也终于要浮出水面了……和奎疯子对死去女儿说的一样，别投胎回来了，他自己也没有容身之处，他视为图腾的花生是他最后保留自己灵魂的动作，他慢慢被家人还有小芬的善良唤醒的康复的可能，被老鹤一段默契的排戏轻描淡写的一句提醒全面摧毁。

那个年代容不下善良。

整个故事的批判性不可谓不深刻，文本的好，接近《心迷宫》的文本，《心迷宫》的故事也是属于只有中国才有的农村魔幻荒诞。

历史留下的苦难如果创作者认真挖掘就能写出太多被时代疯狂追赶而错过的好故事，我们的乡村正在日渐消失，其间留下了我们最初的根本……文本就说到这，一个字：好！

但是拍摄……和《心迷宫》一样，我感觉用力过猛。

《心迷宫》这样的好故事，只要认真拍就会好看，可能无法收获当下的这种热烈关注，因为我们太需要好故事，一个可以跟南美的魔幻现实相比较的中国荒诞故事，导演选择了多线叙事打破时间线的拍法，其实我总隐隐感觉炫技多过了对故事的真诚。

《村戏》的拍摄也让我感觉隐隐有点太猛，导演更专注也更肆意，足见资源强，团队用心。

尤其表演让人称道，奎疯子，支书，老鹤，包括年轻人和普通配角，任何一个演员拿出来都让人觉得精湛。

就是手法太烈！

而这个烈，力道够强，黑白色彩也够刺激，就是总让我感觉伤了故事本身惨烈之间的那丝无比珍贵的柔软。

这份柔软才是故事的命脉。

导演的野心或多或少还是不断往大师式的荒诞感去靠近，但在用猛劲之余，比如奎疯子的不断折腾，村民的反应，大量视觉的强烈刺激，通过唱戏的戏中戏互文，还有后面娓娓道来的闪回，都足见对技艺的娴熟。

但总感觉只是技术，而少了那种靠近触摸内在呼吸的味道，化繁为简返璞归真其实那种痛彻心扉的力道更为准确。

能看到导演强烈的表达，就是不够温柔。

所以影像在拍到接近高潮段落的时候，运用闪回交代到奎疯子的悲剧和人群的冷漠的时候，足够惨烈，但就是少了那一点点，留给观众可以承载苦难和呼吸的空间。

大概导演志不在此，他还是想记录一段历史，但手法又是偏魔幻感的拍摄。

我后来在看分析的时候，戴锦华老师似乎也隐含提了这个角度，她认为都能捕捉到导演的意图，但是亲历历史的人可能或多或少还是无法用一种强烈的戏剧化接近荒诞的方式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疼痛，毕竟活生生的就在眼前的生活，无需被如此艺术感放大和变形。

如芦苇所说，真实自有千钧之力。

所以我对这个拍摄是不满意的，我总觉得有更好的策略方案，不然这么好一盘大菜，有点被辜负。

还有我要提一个温柔的批评，其实看上去影像力道很强，但其实虎头蛇尾的关于领导要排戏，这个戏后来因为奎疯子的剧情不了了之，有点像是场面戏被人物前史带着走，其实是写戏里面比较警惕的一种方式。

也许影像本身有强烈的魅力可以涵盖掉，一旦没有，就很像主创辛苦搭了一个局，就没有那种表现生活的自然感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面对文革追思，其实上代人都着自己的悲痛，他们在看这段记忆的描述的时候，其实需要一种更深层面的慰藉。

新一代导演可以借力于历史，但最好可以的话，能否献祭更深的理解之关怀，更深入的融入与展开。

毕竟技艺再深，不及那些从苦难走过的老人，平静的微笑与日渐消逝。

我们的观众想看这些电影的，他们只是偶尔需要被人提醒。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有一天这不是一种奢侈了，我想我们的理想时代才算到来吧。

今天笔迷影君推荐的电影，被很多媒体盛赞为——去年最好的国产电影，没有之一。

可这样的良心之作却受限于排片和成本，无法和同档期的商业大片竞争，只能在一些艺术院线默默无闻地做小范围点映。

笔者不忍心这样的好片被埋没，想给大家安利一波——村戏 Bangzi Melody

黑白画面，素人演员，全片都是使用方言出演。

这样一部几乎完全不存在商业元素的独立电影，却有网友评价说——「活着」之后最好的文革电影。

不仅如此，电影还获得了第31届金鸡奖最佳摄影奖，并入围了去年金马奖最佳改变剧本提名。

电影根据改编自作家贾大山的三部短篇小说集。

讲述了一个北方村庄的村民们，为了排演一出过年的“村戏”，而引出的种种荒诞现象。

影片的导演是内地独立导演郑大圣。

他用极富视觉冲击力的黑白画面和大量的手持特写和近景仰拍镜头，将观众入到1982年发生在太行山腹地的一段陈年旧事。

尽管这是一部涉及文革背景的农村题材电影，但是笔者却在这部电影中看到了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人性反思。

用导演郑大圣的话说就是——这个故事只是一个时代幕布。

影片的背景设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河北的某村庄。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改革开放的浪潮尚未席卷到这些偏远乡村。

故事开始于1982年的隆冬，正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施的前夕。

为了迎接领导检查。

村里的王支书号召全村，准备排一出村戏《打金枝》。

可刚刚经历十年的破四旧风波，村里的年轻人只学过样板戏，没人会唱传统戏曲。

为此村支书不得不求助于村里人称「戏篓子」的路老鹤，帮忙排戏。

要排戏，得先有人会唱戏。

向来市侩的路老鹤想让自己拿从小耳濡目染的女儿小芬演戏里的公主一角，可在戏的男主角驸马人选上却犯了难。

路老鹤本来想让能帮自己种地的好劳力杨志刚出演驸马，可女儿小芬却早已芳心暗许同村的青年树满。

《打金枝》的戏词里唱的是暴躁驸马为了父亲打了刁蛮公主的桥段，而在戏外——这对青年男女之间也因为树满的疯癫父亲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树满的父亲名叫王奎生，人称——「奎疯子」。

王奎生年轻时候做过民兵队长，原是一名非常正直的看青人（看管农作物秧苗），可后来却变得疯疯癫癫。

不过已经疯了十年的奎疯子，却从没有忘记过自己的使命，十年里，依然小心翼翼地看管保卫着一片「九亩半」的花生地。

奎疯子见到谁家的花生就抢。

拿走之后就跑到看管的农田里，把花生壳揉碎，一捧一捧撒到地里。

他还经常蹲守在村里的茅厕。

看到有人上厕所，他就高兴地哇哇大叫，因为能给田里做肥料。

可谁要敢靠近这九亩半，他就敢跟谁玩命。

小伙杨志刚家的狗窜进了九亩半，疯子当场就开枪，然后追着志刚跑了大半个村子。

村民都对奎疯子又恨又怕，所有人都觉得他一个白吃白喝的不该糟贱那么好的地。

而恰巧这时候村里传出了风声——村支书原本准备在领导看完村戏的表演结束后，宣布分地的结果。

村民们都希望自家能分到更多、更好的农地，于是全村人开始悸动、疯狂。

但分地面就临着一个难题——奎疯子和他霸占了十年的九亩半好地怎么分?电影从这里开始，被分割成为了两条时间线：一条是现实当中村民排戏的过程，并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

而另外一条则是在叙事的过程中导演不断回溯了了10年前所发生的一桩惨剧。

奎疯子为什么疯？

他为什么占着九亩半？

在镜头从黑白变为彩色的不断的闪回里，真相渐渐浮出水面。

奎疯子这个形象和他的变得疯魔的背后，其实是一幕更加真切的历史悲剧。

70年代，正值轰轰烈烈的运动高峰期。

在那样一个封闭的年代里，每个人被灌输着强烈集体主义思想。

王奎生正是被这样的集体主义观念的灌输下而变得偏执，在他心里——集体利益高于一切。

年仅三四岁的女儿，因为饥饿偷了田地里的花生。

王奎生反手一巴掌，可没想到，女儿却因此噎死了。

女儿死于偶然，奎生痛心不已，但更荒谬的却是接下来的事情。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误杀女儿的王奎生却被塑造成了大义灭亲的英雄、劳模。

甚至在全村人的推选之下，王奎生被当做了先进事迹做了报告演讲。

因为村支书告诉他：当上劳模，村里就能多领一年的救济粮。

王奎生一开始站在台上显得战战兢兢，不敢看台下，他也在质疑自己的行为。

可当他拿着村支书给他的稿子上台做回报的时候。

他听到了台下的欢呼和口号，看到了大家把他奉为榜样，他自己的内心也发生了变化。

他开始大声地、疯狂地宣扬自己的口号——仿佛自己也认可了自己误杀女儿的行为，真的就是大义灭亲一样。

最终，怀着巨大压力的王奎生，在巨大的道德困境中疯掉了。

他成了村里人见人嫌的奎疯子，就连自己的儿子树满也怨恨着这个疯魔的父亲。

因为有一个疯子爹，他从小被人瞧不起，就连他和小芬的恋情得不到认可。

没有人记得奎疯子十年前为集体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他成了被集体抛弃的人。

而在十年后，为了分得村里最好的一块地，被村民利用和出卖过的奎疯子却又一次变成了利益的牺牲品。

年关将至，村里的大戏即将开演。

可奎疯子却在新年的前夕，被自己的儿子亲手捆绑着给送上了去往精神病院的车……

《村戏》是一幕幕时代悲剧的集合。

尽管导演并没有直接刻画文革的桥段，但通过奎疯子这个角色身上的悲剧命运，每个观众都能感受到那段荒谬的历史对于人性的摧残和戕害。

整部电影带有强烈的知识分子式的反思和自省的意识——从70年代的集体主义，到80年代的分地到户，从宣扬大公无私到个人私欲的争夺。

时代在慢慢地改变和转化，同时跟着转化的，还有人性。

而在电影中，导演刻意用了两种不同的画面色调来强调两个年代的对比：电影的主要色调被做成黑白片，略带油画的质感，勾勒出一幅时代群像。

而在电影的回忆部分则用饱和度极高的「大红大绿」，造成一种视觉压迫，渲染了那个年代的荒谬与疯狂。

在考究的光影、流畅的镜头、凌厉的构图中，无戏可唱的《村戏》最终引发的是对历史、对人性的重新审视。

无论是集体至上的奎疯子，还是一心为公的村支书，亦或是市侩狡黠的路老鹤，每个角色的背后，其实都隐含着一类人的映射。

正如导演郑大圣所说：这部电影里没有一个坏人，也没有无辜的人。

让笔者印象最深刻的是村支书这个形象，这也是影片塑造的最为复杂的角色。

村支书是一个典型的利己主义者。

表面上他一心为村里的利益着想，满口的仁义道德。

可实际在道德底线上充满了矛盾与妥协，习惯用用交换和条件来促成事情的达成。

为了能多领救济粮，他利用并鼓动奎疯子上台演讲。

所以在十年后，他更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又一次伤害出卖了曾为村里付出巨大牺牲的奎疯子。

当奎疯子成了村民谋取私利的绊脚石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时候，他只是冷漠地说：我是大家的书记。

看似站在一个伟光正的集体的利益目标下，却又一次又一次的无视着全村人的恶意与恶行。

在那“九亩半”的花生地面前，人性的丑陋简直让观众触目惊心。

所以笔者认为这部电影的意义并非在于不仅仅是拷问历史，而是拷问作为观众的我们每一个人。

这才是这个故事最让人细思恐极的地方——所谓的历史背景不过是舞台的幕布，而类似的事件直到今天依然还在发生着。

时代从来不曾停止过疯狂，而人性也从来经不起考验。

但值得庆幸得是——我们还有这样野心的导演，还有这样良心的电影！

本文发表于公众号【迷影映画】（ID：miying1994）

楔子从去年开始，一部名为《村戏》的电影，在大小各种影节、电影季放映中崭露头角，并冠以种种“反思”标签在各种影迷群中传播。

当时也了解到此片的信息，对影片颇为好奇。

之后在夏末一场点映活动中首次观看了此片，但就以我的认知结构看一遍，并没完全看透这部电影，之后又通过一些放映活动，又看了两遍《村戏》，才觉得对此片有些把握，或者对影片能说点什么或写点什么了，故借此文尝试我个人对《村戏》的一次精神梳理。

《村戏》与“村戏”

《村戏》是根据贾大山的短篇小说集作为蓝本改编而成，看过第一遍后，就好奇的找了小说翻看，才了解到影片《村戏》并不是以贾大山某篇小说或者几篇小说为基础改编而成的。

影片中的人物关系以及诸多细节都是散落在短篇小说集中诸多大小的篇目当中，这篇的人物名或角色的某个行为，那篇的几十字的一个过场细节，另外一篇几百字某场景或某活动的描写。

这种在短篇集中摘录出各个层面的细节、情节，再重新整合汇总改编成一部电影剧本的手法，其难度甚至比一个原创电影剧本还要难，提取小说中最精华的“魂骨”再重新塑造出郑大圣导演作者性的“血肉”，所以这一出《村戏》不仅是贾大山的“村戏”，也赋予了郑大圣导演对那个剧烈转折时代中人们变化的一种观照。

支书、老鹤与奎疯子电影开篇一个手剥花生、蓬头垢面的男人，手捧着满满的花生又全撒向了田间，后发现有狗偷食了地上的花生，随即用粪水和土枪驱赶了狗和其主人志刚，其形象行为的怪异，让观众不免产生了疑问，但电影并没有急于解释这些。

一抹阳光贯通了村支书和后面的主席画像，镜头的设计直接点名了村支书的政治地位，而老鹤以收花生分配油料出场，也显示出他在村中的财务职权。

而后广播室谈话泄露，告知了故事所处的时代——80年代初实行的“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即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土地自古都是大事，《村戏》中也不例外，而在支书在大队部公布排“村戏”和“分地”消息后，在村民的议论中得知，片头的那个怪人是“奎疯子”他守的那片地是“九亩半”是村里最好的地。

村民们对“分地”当然是异常的兴奋，而支书对“分地”也是异常坚定，自然心里有谱，但肚里“老词儿多”掌管财务的老鹤想的确是利用这出“村戏”为砝码实现自己的目的。

支书掌管行政，老鹤掌握财务，而“奎疯子”却守着村中最好的地。

“奎疯子”因“九亩半”进村闹事，支书用军令喝住“疯子”让其驱离，三人的关系，不由得引发观众的好奇。

小芬与树满村民在公布排戏后的议论中，观众已经得知小芬与树满是“村戏”《打金枝》郭暧和金枝女的不加人选，自然在村中的关系是青梅竹马。

议论中老鹤言语中处处阻拦作梗，明显道出了老鹤小芬的父女关系，而树满母亲让其把志刚被泼粪水的衣服要来回去洗，已然显出树满与“奎疯子”的父子关系。

确定了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就让观众更加对小芬和树满父辈的关系、前史产生好奇。

而这出“村戏”真正的根源，也是一位县上文艺汇演树满小芬合作的《万泉河水清又清》引起县上领导的注意。

而这一曲表达军民鱼水情的《万泉河水》也道出了二人成长的背景——在冷战环境下引发反苏修备战的荒谬年代。

那个荒谬年代也是支书、老鹤、奎疯子三人微妙关系的根源。

饥饿与色彩 “部队的战士用扫帚和簸箕把老乡粮仓中的最后几粒谷子都扫走了”（大意）——陈凯歌 《我的青春回忆录》。

饥饿在那个年代中是一个普遍记忆，而这部电影所有故事、人物关系的根源起都是因为小彩云难抵饥饿偷吃了地里的花生，最后导致意外死亡。

小彩云的饥饿，可能对现在的人们无从感知，但对我而言，有着极强的触动——孩童时，还在世奶奶在案板上做着面食，不懂事的我用手中不洁的玩具鼓弄案板上的面团，奶奶一个嘴巴打将过来，呵斥我不要再如此祸害食物，就像我亵渎了什么似得。

多年后，通过阅读和其他渠道才了解到，那一巴掌意味着什么，那是对来之不易美好食物（生活）的维护。

虽然没有饥饿的记忆，但那一巴掌已经完全感受到祖辈对荒谬年代引发饥饿苦难的共感。

这也唤起了儿时老人们在饭桌前提醒我吃干净碗中饭食的那声声叨念。

切身的记忆也能够让我想象出当年小彩云的那一份饥饿记忆。

这也是那荒谬年代传达给我的感知底色。

在《村戏》放映后的多次对谈中，郑大圣导演多次提到那个年代给自己的色彩记忆——红与绿，在影片的关键前史部分这两种颜色也作为强烈的视觉标识呈现在观众面前，红色的标语和旗帜让整个村庄的人们做着疯狂的行为形态，不顾及作为人的基本行为和生理需求，绿色军装也使得人们处于一种大战降临的紧张备战之中。

人们所有的行为准则都要以红绿两种颜色来衡量，人而非人的年代，一个悲剧会诱发另一个悲剧，错手的父亲不希望小彩云再回人间，用炉灰抹黑了小彩云的脸，不再让她“转世”回人，但小彩云还是唱着《万泉河水》回来了，成为了唯一能和“奎叔”交流的人。

父亲与树满树满亲眼看到父亲失手害死了小彩云，而后被树立为荒谬年代的典型，在那如“癫狂村戏”的表功大会上，树满手拖土枪来到大队部，当他要为彩云报仇的时候，被一个战士一把搂住夺去了土枪，整个过程以超低视角镜头跟拍完成，象征着荒谬年代，大队部压抑着树满的复仇本能，也压抑着全村人的本性和本能。

而在影片开端，青年树满进入大队部时参加“分地”讨论时，以一个大全景的广角镜头呈现，广角镜头不断上摇，天空对折一般的压将下来，也显示着即使时代变了，压抑、异化人性的力量依旧存在。

被树立典型的父亲，为了活下去，不断自我灌输荒谬的战备思想，导致最后的精神奔溃，少年树满俯看临将崩溃的父亲，父亲残存的那一丝人性，突然把手中的机关枪举给树满，这也也许是作为父亲崩溃前最后的一丝良知。

父亲也知道，没有这一枪父子间是根本无法在沟通的。

但这一枪却迟到了十年，为了不让父亲闹事，树满挺身而出挡在了父亲的土枪前，父亲如十年前一样，把枪递给了树满，枪口提高一寸，差点打“醒”了父亲。

支书、老鹤与奎叔在荒谬年代，因为奎叔树立的护粮典型，争取到了后来全村的口粮，支书非常明白是牺牲了奎叔救了全村人。

虽然年代过去了，但他全片的对白和行为中，能让观众感受他一直有愧于奎叔一家，所以像利用这次“包产到户”补偿奎叔一家。

而当年树立奎叔典型的另一个怂恿者老鹤，却看到这次“包产到户”的分地机会，对“九亩半”心生觊觎，但家中又无壮劳力，所以唆使志刚以小芬为诱饵当自己的先锋，来向支书“要地”，在影片中段分地名单公布后，村民再次因分地不公争论时，叫嚣最厉害的是志刚，但镜头缓缓左移，志刚等一袭村民渐渐虚焦，老鹤逐渐清晰入画，此刻观众就明白支书想拿“九亩半”补偿奎叔一家最大的敌人是老鹤。

因为树满对奎叔的那一枪，以及小芬对奎叔互换，奎叔对于荒谬年代的疯狂影响渐渐的厘清，逐渐清醒的奎叔对老鹤占“九亩半”愈加不利，之前用排戏和支书讨价还价已经毫无意义，随即就利用奎叔擅演“钟馗捉鬼”的戏码，借以给奎叔排戏治病为借口，拍了一出“钟馗捉鬼，反被鬼捉”的大戏，这也是整个影片真正的一出“村戏”。

而奎叔也被老鹤一句话打成回了“奎疯子”，老鹤也就成为全片中真正的“鬼”。

不变的“村戏”

如果在荒谬年代为了全村的口粮，支书和老鹤为首“精神谋杀”了奎叔，是因为反苏修备战的政治环境导致人性异化，算是有根可原。

那荒谬过后，再度为了土地的一己私利，泯灭人性，再度“谋杀”了奎叔，因为他是获得“九亩半”的障碍，让一个即将从荒谬年代的疯狂中消散，恢复正常的时候，再次戳破他泯灭人性的疯狂爆点，让他的生命永远处于癫狂非人的煎熬之中。

在这片土地上，这绝对不是一个特例。

无论是荒谬年代还是今天，这类故事在无数次的搬演，甚至可以说有些麻木的让人无视。

也许大家都会强调历史的特殊性，但《村戏》这部电影恰恰超出了那个特殊的荒谬年代来讲述人性的故事。

村民们也不自知的，为了土地再度“谋杀”了奎叔，只有回来的彩云“小芬”守护天使般的继续与奎叔随行，一枪差点“打醒”奎叔的树满，也要为将来考虑，只能隔着车窗映照着父亲渐行渐远。

每个村民都无能为力，却又都成为了共谋者，在这不断剧烈变奏的当下，相信还会有无数的“奎叔”被三度、四度的“谋杀”或谋杀。

这也许就是这片土地上不变的“人性”，我们每个人可能都逃不了干系，但也许会不自知，但正是因为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造就了这个当下，那么每个人也可以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修正所生活的当下，从修正自己开始，略微的修正自己，就是在修正所处的环境，也许就会让这亘古不变的“村戏”慢慢谢幕。

--THE END--

一向泪点低，克制不住地哭了，从红色和绿色鲜艳醒目的回忆出现在黑白影像之中，开始揭示疯子为什么疯了的时候，眼泪就住不住地涌出来，擦也擦不完。

怕哭出声来打扰到别人，还哭得非常压抑。

看完后感觉非常憋屈，一口气堵在胸口，发泄不出来。

影片结束后导演问答交流环节，有人提到了黑白和局部彩色让人想到《鬼子来了》，做我斜前方的女士狂点头。

但《鬼子来了》最后的主角虽然掉了脑袋，但也挥刀砍了好几个“鬼子”，掉落的脑袋也充满了对这丑恶的不屑，讽刺意味极浓，起码让观众好歹出了口恶气。

但《村戏》批判和讽刺不是那么强烈，它更贴近现实，更平淡，更绝望，感觉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过，发生在不久之前，发生在我们身边。

导演意不在批判和讽刺吧，他自己说“谁敢保证在那样的环境背景下，不会那样做呢？

细思极恐。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反思和警示的意味比较多。

杀人诛心，《村戏》是一场特殊年代特殊背景下的集体狂热、集体无意识的谋杀。

“先民主，后集中”，“为了集体牺牲个人”后，牺牲的个人委屈了、妥协了，求得了“全”吗？

最后只剩下破碎的心。

在影院里浑身抖了几次，心底发寒。

剧情设计太狠了，不留一点希望，那么合情合理，那么得“人之常情”。

疯子被送走后，这件事的整个十年，疯子的整个人生和他破碎的家庭，全都会淹没在潮水中，就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就好像谁也不记得一样，人本来就是健忘的动物。

痛苦的只是那个可怜人，他将永远被鲜明的彩色的痛苦回忆折磨，永远活在黑白的生活里，只能发疯。

你想破口大骂，发泄出胸口堵着的憋闷，却发现自己无法指责任何一个人，“法不责众”，因为正如大圣导演所言“没有一个人是坏人，但也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人。

”如果自己处于影片中，也没办法“无辜”吧？

细思，极恐。

可惜导演的问答环节很短暂，好不容易酝酿出了问题却结束了。

我好奇的是，如果故事背景设定在现代社会，这样的荒谬还会发生吗？

如果真的发生了，是否可以被制止或者被改正呢？

而且，作为有编剧梦的我，特别想知道，导演和编剧在讨论剧本时，为什么设计得这么狠绝呢？

这么悲观呢？

疯子最让人难过的是，小时候目睹了妹妹死和之后的一切，甚至看到想自杀的父亲的儿子，都没办法原谅，理解他的父亲然后帮助他，甚至朝他开了枪，最后绑了他送走。

他的妻子也没法原谅他。

导演和编剧们有没有考虑过把故事设计得更温情一点呢？

反抗的，维护疯子的人，只有一个不得不顾全大局的支书，和一个未谙世事善良的小姑娘，力量太小了，让人难过。

如果把儿子设置为一个更有力量的，能够站在可怜的父亲这边的反抗的人，或者再有一个、哪怕只多一个，无法忘记疯子为什么发疯的反抗集体的人呢？

这样都不会让我感到这么绝望。

先开始并不懂钟馗捉鬼的戏，直到十年前疯子为女儿盖棺时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下来，把女儿的脸抹黑了说“别回来了”，才明白路老鹤那句“钟馗捉到不是鬼，是自己的女儿”是多么狠毒，他又再次杀死了疯子一次。

然后我想到了《被讨厌的松子的一生》中的那句台词“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这些都是什么啊呵，这就是人呐!

“分田了，农民就幸福了” ，那为什么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小农社会就是“人吃人”？

而现在农民的社会地位比这些败类抨击的那个时代高了还是低了？

1.看到揭开所谓发疯的原因的时候，我的内心只有一个流汗黄豆。

都2017年了还搁这编这种“那是一个践踏亲情和美好的年代”这种河殇派陈年老段子呢，就算是张口就来、颠倒黑白，能不能有点新意啊。

“女儿在田里偷刨花生吃呛死，父亲在集体的压力下把女儿污蔑成贼，上演所谓大义灭亲，从而成为先进分子使村集体得到救济粮”这种NT情节是人能想出来的？

我都不说别的了，在没发生饥荒的时候，吃的那叫“返销粮”不叫“救济粮”。

救济粮也根本不是靠一张破奖状得到的。

2.不看这个情节，村民盼着分地甚至村支书要主动争取分地的试点资格是个很搞笑的情节，更加印证了作者根本不了解分田单干的具体运作过程（分田的指令是空降的，根本不是自下而上的，大多数村民既不会盼着XX，也不会厌恶XX），经典的河殇派意淫环节。

要说是安徽这种gongshe运作比较失败的地方，盼着分地还说的过去，然而华北的很多gongshe干部都会在分田的上级强行推广时故意躲起来以阻止分田。

而且疯子占的那块肥田按照分田的方针根本不可能单独包给谁，而是会拆成小块分给很多家，分田不止要面积公平，还要质量公平。

设计出这种情节只能说明作者的无知。

3.从镜头和剪辑的角度，技术水平也非常三流。

总结：老套得不能再老套的河殇派电影。

《村戏》，按照题目来说，主要讲的当然是村子里在年前排的那出戏。

但是这出戏的目的，却是为了分地，也就是影片的时代大背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但是这两件事，都不是本质，影片真正的叙事主体，其实是疯子当年是怎么疯的，他的儿子疯小如今对他的态度又是怎样变化的。

排戏和分地，是时代大势所趋。

风气变了，当初被打成四旧的老戏可以唱了，当初吃大锅饭的现在可以包地了。

这两件事，都是有很多人参与的，比如村支书，路老鹤和他的女儿，还有个志刚。

很多人参与的，不是戏的本质，戏的本质只在疯子和疯小身上，排戏和分地，都只是为了引出他们俩，是补光。

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病人，每个病人都将生活这张弹簧床压得变了形，扭曲向四面八方，与他人相互颠簸，那么在这出戏里，击打下那个最重音的是疯子，受这场引力波影响最大的是疯小。

所以我们看到，有好几次导演的镜头，其实就是疯小的目光。

他的人生，因为这个疯子父亲，受压变形，不自主地滑向他的疯子父亲。

我现在所能回忆到的重头戏，几乎全是关于疯子的。

疯子陷入幻觉，持枪保护花生那段的表演，非常惊艳，最后疯子一张黑脸，上面闪着光的眼睛，缓缓出现在画面上。

疯子没疯的时候，在表彰大会上讲话，用自己女儿的一条命换来村里的救济粮，他整个人的撕裂，被摄影表露无疑。

疯子没疯的时候，抱着偷吃集体的花生噎死的女儿，只知道抚着女儿的胸背，一个劲地喊：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疯子被儿子的一枪打醒了之后，路老鹤为了试他到底能不能好，跟他搭了一出《钟馗捉鬼》，疯子没有忘记当年的锣鼓声，跟着做身段……最后因为路老鹤一句，戏里的钟馗捉的是鬼，现实里的钟馗捉的是自己的女儿，疯子重新陷入癫狂……疯子被众人绑的时候，喊的那声：支书，保护花生……疯子被送走的时候，回头的眼神和嚎啕的哭泣，对女儿的呼喊……如此明晰的故事线，几乎可以做成折子戏了。

透过这个疯子，当然可以看到那个时代集权压迫之下，人性的扭曲，但是对于必须走过那个时代的疯小来说，他该如何面对？

有意思的是，疯小同样也被村子里的人看成一个疯子。

因为拥有一个疯子父亲，他的性格变得固执，甚至有些阴暗。

电影就讲了这两个疯子，一个是太阳，一个是反射回来的太阳光。

一个是过去时，一个是现在时。

疯小会突然甩棍子打地里的父亲，会在饭桌上给父亲甩脸色。

因为有个疯子父亲，排戏的时候，路老鹤故意拆散他和小芬，不让两个人搭《打金枝》，扮郭暧和升平公主。

疯小的爱情因此受到挫折。

后来父亲发疯用枪威胁村民的时候，他挺着胸膛迎上去，最后朝自己老子开了一枪。

枪口抬高，也依然是儿子打老子。

儿子多年隐忍后的爆发，终于让疯子清醒了一点。

但是随之而来的分地风波，又更进一步地逼迫了疯小。

村支书说要把疯子绑了送走，儿子说我不绑，支书说不用你绑，你不拦就行。

最后，在疯子抢夺别人的小女孩时，第一个上前抱住他，要求别人来绑的人，竟然是他的儿子疯小。

疯小就做了这两件事，打了父亲一枪，绑了父亲送走。

疯子父亲的阴霾散去，但是疯小之后的人生呢？

那个送走的疯子留下的阴影，又该如何抹除？

疯子的失心疯之后又该如何呢？

失心疯不只是那个时代才有。

诚然，在现在的我们看来，那个时代是极其灰暗的，但是我们自己所在的时代，又何尝不是荒谬无比？

疯子之所以疯了，是因为他完全无法面对时代带给他的创伤，他疯了，他的时代因此停滞了。

但是儿子的时代却在往前走，虽然不一定是往好的方向走，所以儿子最终不得不与疯子决裂。

有很多让我们日常生活难以为继的原因，都是这个时代造就的。

我们被上一代人所影响甚至控制，却面对着新一代的现实，这种撕裂与冲突导致我们的情感遭遇了巨大的危机，生活和信仰愈加捉襟见肘。

所有人都从时间隧道里穿梭而过，唯有疯子掉了队。

疯子的失心疯，是历史遗留问题，是时代打在他身上的烙印。

因为疯了，所以时光在他身上停滞了，他成为了一个标本，永远地活在他疯了的那一刻。

学会看清一个时代很重要，聪明的人看清之后可以去做风口上飞起的猪，不聪明的人看清之后，至少可以不用时代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最终自己的信念崩溃，也伤害了亲密的人。

影片中，与疯子相对应的，就是精明的路老鹤。

排戏的时候，他一心拆散疯小和小芬，甚至为小芬相中了壮劳力志刚。

他非常精明，但也没有完全失了良心，因此会听了女儿的劝，自告奋勇去试试疯子。

他是非常清醒的，所以会在跟疯子搭完《钟馗捉鬼》后，明明白白地告诉疯子，你这个钟馗，捉的是自己的女儿。

这就像宝钗在拜堂之后明明白白地告诉宝玉，黛玉已死的事实，刺激他去接受。

然而疯子抗拒了，他无法走出这个心结。

路老鹤叹口气，走出来跟支书说：还是送走吧。

其实我也好奇，认清了生活中的那些结构性的矛盾之后，我们心里自然会舒坦很多，不会把矛盾完全怪罪于身边的人，也不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完全怪罪于自己，只是这但求心安之后呢？

像疯小那样做吗？

也许疯小做得没错。

因为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疯小开枪和绑父之后，疯子都离直面现实、接受现实更近了一步。

人，终究是挂在时间之网上的动物啊。

疯子失手杀了自己的女儿，他不只杀了自己女儿，为了帮全村拿到救济粮，他还在表彰大会上批判自己女儿是小偷，将自己的杀女行为合法化，甚至把这行为变成一个荣誉。

这彻底击垮了他的精神，他受不了这样的精神折磨，于是他疯了，疯了就能忘记这件事。

但大脑不可能真的把这件事删除，痛苦只是从他的意识离开，进入潜意识。

按弗洛伊德的理论，这股强大的力量不可能凭空消失，必须找到代替物，所以这股力量被投射到了保卫花生地这件事情上。

他疯狂地保卫花生地，是遗忘杀女这件事所造成的后果。

而他不断地巩固保护花生地这一信念，以至于将后果变为本因。

他只记得要保卫花生地，而忘记了原因。

从另一方面来说，保卫花生地这一行为的合法化，他杀女的行为也就变成理所应当了，他也不必太过自责，因为他在执行一件神圣的事，为此有所牺牲是必要的。

所以他在表彰大会上最后声嘶力竭的批判，正是为了证明行为的合法化。

在最后他被众人围住送去精神病院的时候，他喊出：“支书，保护花生地。

”这时候他依然把保卫花生地作为本因。

但当他坐上精神病院的车时，知道保护花生地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的幻想被打破了，他终于想起了背后真正的本因——他的女儿，于是他想起了他女儿的名字。

五年前，与大圣相识，是他拍摄的《天津闲人》《危城之恋》在百老汇电影中心上映之际。

那是个深夜，酒吧里，朋友们号称“社会活动家”的黄小邪邀请大圣来小聚。

听大圣与小邪聊电影，收获颇多。

大圣主要是生活工作在上海，因为做后期或者电影宣传，经常往返京沪两地。

来北京时，若有空，我就约大圣聊天，他称其为清谈。

一次问到，最近在忙什么影片，他回说不止一部，是五部。

这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电影“蚀”系列。

按照惯例，电影放映结束，大圣会在提问环节出现，果不其然，看到了提问环节的时间，于是买了最后一场《霜天晓角》的电影票，想借此机会与大圣见上一面。

后来发现，百老汇电影中心修改了时间，于是错过与大圣见面的机会。

此次（2017年7月22日晚）是大圣的新作《村戏》，当然，还是百老汇电影中心，选择这里的理由，如大圣在电影放映后问答环节时所说的，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对的”眼睛。

在拍摄《村戏》前后，大圣还去贵州指导了以“八音坐唱”艺术形式为主体的舞台戏。

电影《村戏》也有关于“戏”的元素，当然，这不是故事的核。

如此片编剧所说，故事的核是奎生当年打死自己女儿这件事，也就是为了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人的荒诞。

电影的黑白影像加上大圣深厚的电影语言呈现，我仿佛自己置身大学时代，端坐影碟机前看欧洲电影大师的作品。

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本国呢？

这和导演的表现方式、场面调度、艺术架构、演员的状态有关，当然也和电影创作的年代、技术变革有关。

尽管如此，我真的好像看到了德西卡、雷诺阿、帕索里尼……演员都是当地村民，因为有一年500场村戏的表演经验，对摄影机的介入、走位、台词，很快就驾轻就熟，也能很快入戏，表现不输科班演员，甚或还超越他们。

一个戏台或者一部电影，呈现了多种人生。

包产到户的新时代来了，但是人的悲惨命运还延续着。

新时代并不能拯救人的现实困境。

人与戏的结合把困境说透，一个是现实的，要给领导看的《打金枝》，牵扯了两个年轻人的爱情命运，这其实只是一个层面，一个引子；而更深层的，故事中最击中人心和牵肠挂肚的还是奎生，一个被逼疯者的命运。

为什么他执着于花生，花生对他意味着什么？

故事仿佛一个洋葱，层层剥离之后，回溯到往昔的痛苦，酸楚而催人泪下。

而戏与人结合的最高级之处，就是奎生演“钟馗打鬼”一段，是影片最有冲击力的一段。

戏点儿节奏和人物命运促成一场凝视。

我们说过多少遍的人生如戏，在此刻看到了最贴切的注脚。

面对钟馗，联想到大圣的身世，这好像是回应母亲黄蜀芹30年前拍摄的《人·鬼·情》。

影片放映结束，第一个大声发言的是著名演员何冰。

他给此片极高的评价，大赞牛逼，他说从场面调度和故事，都是他非常喜欢的。

这开了个好头。

除了业内几位朋友的发言，有两个观众，给我印象比较深刻。

一个是自称00后的小女孩，坐在第一排，她说了一个自己的感想，我不太记得是什么，她自认为可能这样的想法有些幼稚，但是她感谢导演拍摄了这样的影片；另一个90后观众，也说这部电影让她想到老一辈的人，她遗憾没有听更多关于从前的故事。

但《村戏》给了她一个发现和认识过去的机会。

无论怎样，如大圣的回应，他认为观众的理解比他自己想要表达的更重要。

这“对的”眼睛不是说能和主创人员的想法一致，而是观者把他们认为电影的“对”表达出来，这从另一方面也是对电影价值的补充。

专业的评论，很多人已说，很多也都说得到位，说的漂亮。

此文就是做个观影记录，或曰笔记，作为观影的念想。

期待大圣未来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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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本来想文艺一把，去看的电影。

导演大力炫技，虽然不是很懂，大量镜头都从手往上摇。

整体基调黑白色，并没有感觉到情绪上的渲染。

亮绿色的回忆背景，一大片花生地确实感到惊心，差点亮瞎眼。

这种通过色调来渲染和表达情绪的，也看过《松子的一生》《天使爱美丽》，感觉都是观影很舒服。

后半段实在坚持不下去睡着了，醒来发现错过了小高潮“钟馗打鬼”，有点小遗憾。

感觉像是一个木匠，学了很多技巧，全部按部就班的展示了出来，若说完成了件艺术品，实在是过誉了。

如果我们承认《村戏》的以小见大——这其实是个挺容易的事儿——那1980年除了是官方承认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地位的元年之外，从一个更大的背景看，也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

和政策的不可知不可抗不同的是，经济有自己的逻辑，不受约束的市场可以为自身提供演进的燃料，同时也是逐利者最好的动员令和催情剂。

于是乎，对于市场的管制放松之后，（相对地）人人都有了逐利的自由，使得空气中闻风而动的逐利者们释放出的荷尔蒙密度陡增，一时间盛况空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们告别了匮乏，迎来了……嗯……也许在电影的眼中，又一个应该被批评的时代。

电影的批评 就像片中被请来评理的长者们不置可否的态度一样，管制放松的（也许是出人意料的）结果之一是主导价值观的缺失，我们今天常常听到的诸如“中国人没有信仰”之类的抱怨，实际上也就源于这种缺失。

进而，因为主导价值观的突然缺失，从经济环境上来看，彼时的社会呈现出一种自然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拥有和其他人相等的自然权利，再加上逐利这个充分的动机，于是便出现了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描述的那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具体到电影中，就是包产到户引发的冲突。

我们看，蛋糕就那么大，每个人都还要吃一口，吃得比别人少还不行——这样一个局面让我们嗅到的是和此前的三十年完全不同的气息，是时代精神的转变下集体主义的消散，以及个人主义的猛然浮现。

个人主义的底色是利己，或者说，利己既是个人主义的特征，也是市场逻辑的出发点——在分田这个事情中，因为获得了合适的养料，它被发扬光大。

电影通过儿子最终绑了老子要求九亩半这种极端戏剧化的处理，凸显了个人主义在浮现的过程中所引发的荒诞。

我觉得，这就是它对时代所作的批评。

我的批评 让我们说回霍布斯。

作为一个哲学家，《利维坦》的作者，霍布斯系统地论证了“人性本恶”这个观点，他相信趋利避害是自然人的永恒特质，所以人的自私自利、贪婪残暴在自然状态下是无法避免的。

据此，他提出了自己的契约论，主张自然人将部分权利交付给国家，而由国家维持社会的和平。

按照此种观点，来自一个最高权力的管制就有了合法性。

不负责任的说，《村戏》在这一点上也许暗合了这种国家主义，所以是有一些危险的。

我没有资格去质疑霍布斯，但脱离理论而具体到实际的情况，而且仅仅基于常识，我还是觉得人的、以及市场的理性并非如此脆弱。

比如说，改革开放释放的能量，的确会催生丑陋，但相对自由的竞争实际上也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初期的狼奔豕突不可能成为常态，而更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

市场经济中的博弈各方并不在一盘零和的棋局之中，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做人，博弈之后的平衡并不处在坐标轴的哪一个极端，而应该在某一个中间点，所以儿子绑老子的事情我们才甚少听说。

相反的，这种情况更像是可能发生在前三十年的事情。

因为有一个极其明显的分界点，前后两个三十年，我们应该用不同的逻辑去分析，所以我对用在电影海报上的那个老子把枪递给儿子的画面，是持保留意见的。

电影确实非常成功地讲了一个在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奇妙转变中，分别被这两种力量所异化的父子二人，各自命运遥相呼应的唏嘘故事。

只是在前三十年集体主义痛苦记忆的障目之下，我们非常容易忽视后三十年里——不管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我们对霍布斯式利维坦的自发地呼唤。

能够分到自己的一块地，这样的幸福来之不易，不能因为个中人心太杂，算计太多，就对幸福畏首畏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