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疑案

林老师的普通话第一次看《米花之味》的时候，让我感觉有些“异样”的地方是林老师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甚至过于标准了，还带点北京腔）。

除他之外，电影里所有人说的都是各地方言，也即非普通话。

如果说方言能够帮助影像构建了一个独特世界，如《米花之味》所呈现的一个远离我们惯常认知的滇缅边境傣族寨子的生活，那么林老师口中的普通话则将这个独特世界撕开一条裂缝，泛起了一丝我们在汉民族影像教育中积淀的沉渣。

即便叶楠从上海打工归来，身上携带着本土与异地的双重文化形态，她在电影中也是以当地人的形象呈现的。

当她回归到本土文化氛围后，她重新“入乡随俗”：她说云南方言，穿民族服装。

唯有她所带回的外国零食，作为尖锐的符号象征着她曾经在异地大城市生活过。

电影中唯有林老师，是真正的异乡人，这通过他说的语言标示了出来。

当我第二遍看《米花之味》的时候，原初感知到的“异样”渐渐消失了。

我甚至为林老师之所以要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找寻到了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对于整部影像所设计的文本深度和意义具有添砖加瓦的功效。

这个理由不识别的，正是一位支教老师的形象。

如此我们似乎才能理解，作为真正异乡人的林老师在片中所起到的作用和价值（比如提供了许多笑点）。

这完全是可能的。

飞机场的建成，村民养蜂、开采玉石、搞旅游业……整个寨子早已脱离了原始落后的状貌，而与外部世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叶楠的车便是一个明证，当它穿过稻田卷起一股烟尘，如同现代性穿越了整个寨子（Wifi、西式婚纱）。

林老师作为来到该地支教的青年教师，说一口普通话也便顺理成章。

标准普通话不再是能指责影像失真的地方，反而让影像变得更加真实。

三类语言的使用在角色们使用的语言上，《米花之味》也做了许多细致的处理，我们能从这些设计中体认出许多东西。

由于我无法区别云南各地的口音差异，暂时将云南各地说的语言当做同一类来认知，以“云南方言”来称呼。

因此，《米花之味》中的语言包含三类：一类是林老师所说的标准普通话；一类是寨子里的人相互交流时用的云南方言，这是一种带着各地口音的普通话，与标准普通话口音有别，但能听懂；还有一类是傣族人说的傣语。

其中第一类只有林老师说，第二类出现最多，第三类只有一处，即喃杭为偷钱花的事向阿婆道歉的时候，用的就是傣族人自己的语言。

让人奇怪的是，林老师与学生交流的时候，学生说的是云南方言，林老师说的是普通话。

比如在那个著名的“切巧克力”场景中，喃杭说云南方言，林老师说的是普通话。

这段对话发生在教师办公室里，至于教室里是否也是“各说各话”，我们不得而知。

另外，还有林老师在于村民交流的时候，则用了村民的云南方言。

比如他在喃湘露生病未来上学后到她家探望，他与家人间的对话就用了云南方言，而不是他与学生对话时用的普通话。

这说明林老师也是会说当地方言的，而他的方言只有在和村民们交流时才会使用。

这里的原因也许是村民并不太能听懂普通话，因此当林老师用普通话和他们交流时会遇到一些困难。

或者这是林老师融入当地文化的策略，用方言与村民交流显然比普通话更能拉进距离感。

而与学生交流时，他必须摆出人民教师的身份，以身作则说普通话，即便学生们依照习惯说的是方言。

这里就有更深一层文章可以做了：学生在学校有没有要求一定要说普通话，还是说这条规定由于贯彻不下去只能任由学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出现傣语的那个场景也非常有意思。

缘何只在此处，用了傣语呢？

是因为是在和年老的一辈交流，但显然阿婆也是会说云南方言的；还是说因为这是一件道歉之事，按照习俗用傣语更显诚意？

当然，这仅是我们的猜测，对不对还不知道。

但明显的是，傣语在日常生活中仍有使用的地方，而电影为了让观众能听懂，大量改置了生活中稀疏平常的用傣语交流的场景。

语言与文化在何种场合与何种人用何种语言交流，这能反映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

至少我们从上面所举出的《米花之味》对三种语言不同的处理和设计：普通话，作为官方的通用语；云南方言，带有地域特征的普通话；傣语，傣族自己的民族语言——已经说明了这个寨子在外部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

这不仅是现实，也是电影想让观众认识和了解到的。

最后，指责女主角口音的不准确，和电影中不同角色说的云南方言之混乱，借用一位读者的留言，或许可以得到解释。

导演的话：

从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起步，荣获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中国新生代单元最受欢迎影片后又历经了多个国内大大小小影展的《米花之味》，终于上映了。

记得当时是在浙江青年电影节上第一次看到这部作品，一下子就被打动了：明快的配乐、亮丽的色彩，用欢乐的基调去剖开中国的又一处社会切面——无论是留守儿童现状，还是现代与传统、城市与农村的冲突与交融，都散落在鹏飞洋溢着灵动感、俏皮感的情境氛围中，在有趣的细节和散漫的关怀里，被轻盈地勾勒了出来。

《米花之味》绝非传统意义上的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卖苦片。

残缺甚至不幸的家庭背景，也并不妨碍着电影本身能变得如此有趣。

就算面对着不小的隔阂、遭遇了好友离世的悲剧，电影依旧采取了云淡风轻的拍法。

印象中，气质非常相近的作品，还包括北野武的《菊次郎的夏天》、是枝裕和的《奇迹》等。

奇迹 (2011)8.82011 / 日本 / 剧情 家庭 / 是枝裕和 / 前田航基 前田旺志郎而它与这些相比，更特别之处，还在于导演对现实的呈现常常显现出“反现实”的一面，使用幽默的笔触，从而拥有了曼妙、清新的轻快感。

这不仅打破了大多数观众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边陲农寨）的刻板印象套路，同时也打破了农村题材的独立电影对现实亦步亦趋的再现或陈词滥调的批判这两个套路。

映后，导演鹏飞特别谈到他在这个傣族小寨待上了一年，而主演/编剧之一英泽也在此待了半年，过上了当地的生活，学习如唱歌一般好听的方言。

正是基于对生活的足量体验，让导演敢于走出这条用幽默消解隔阂的路子。

如果上面这些话都没有勾起你对这部电影的兴趣，那么我必须要把“喜剧色彩”这几个之加粗放大了。

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在近两年观看的一百多部华语新片中，最令我感到最有趣的、喜剧效果最足的一部轻喜剧。

这在当时观看前的心理预期中，是绝没有想到的一大惊喜。

毕竟有谁会在大量观看“电影节电影”时，能想到会突然跳出这么一部可爱而脱俗的作品呢？

少数民族留守儿童并非全都生活在我们想象中充满灰暗、贫穷与落后的角落。

虽然喃杭在某种社会刻板印象中言是个“问题少女”，但这也并没有说明她真的缺乏善良，与城市里的孩子有多大的差异。

需要区分开的是，少数民族的留守儿童的生活，与其说是苦中作乐，不如说是在创造欢乐。

如果说城市里的孩子们，大多还保留着能从外界不断接受、获取欢乐；那么身处边陲，父母不在家的他们则要更早地学会自己给自己创造欢乐，即便这种欢乐有时候会显得空洞。

由此开始，一场喜乐的生活交响拉开了帷幕，一幕幕生活化的喜剧笑料在演员们的举手投足之间传递出了幽默感。

这些幽默感不仅是令人感到有趣的，更难得的是它们都是“高级”的。

这里指出几场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戏。

一场是喃杭在学校里想贿赂老师，给的是母亲送的巧克力。

老师一开始以为是好心，便吃了一口，在意识到事态不对时，随即用奇妙的数学知识把缺了一块的巧克力又拼回完整，给喃杭留下一句“学好数学很重要，回去吧”。

一场是好友患病将死，喃杭去看望她。

好友对她说：“以前我都生小病，他们都不看我，现在我生个大病，看他们怎么办”，这实际上是患病女孩最后的心愿。

喃杭说道：“我给你变个魔术”，接着镜头一转，女孩的爸爸妈妈突然被“变了出来”，喃杭则在一边被撞得捂头。

之所以提这两场戏，不仅因为它们引发了全场的笑声，更重要的是它们（尤其是后一场戏）在幽默点的设计上都非常机敏，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这些充满趣味的小细节，不用大开大合的笑料来刺激你，引发会心一笑的是来自于每个人对生活的体验理解。

它们仿佛拥有着奇妙的力量，让观众在不经意之间被搔到了痒处，又在欢笑之间接受到了动人的讯息。

虽然母女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被轻松弥合，冲突却大多可以被这些轻松的趣味化解，也正是在这般轻松的氛围中，我们意识到了“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这句话是《米花之味》的宣传语，还是其在平遥国际电影节获奖时的颁奖词。

如小津的《茶泡饭之味》、《秋刀鱼之味》对家庭情感的细腻展现，热衷于观看小津与北野武电影的鹏飞，则以“米花之味”这个意象，轻盈地道出了母女二人之间心灵的对话，并由此点出城乡差异与交融。

“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东西”便藏在这里——那些朴实无华、真挚动人的情感。

这部电影最可贵的就是导演他只提供客观的展现、轻度的反思与诙谐的欢乐，却并不提供更深一层的严肃批判。

这便足够了，有时我们不需要过分严肃，诙谐与幽默就能带给议题足够的力量。

最后，还是必须要提这个见人就得夸的“神收尾”。

这个结尾也很有可能是今年华语片的最佳结尾了。

女儿好友之死，为母女打破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在电影的末尾，母女走进了深幽的钟乳洞，在石佛面前翩翩起舞，以此祈福、哀悼亡灵，也打开了对彼此的心灵、连系彼此灵魂。

一切的冲突与和解、对立与消融，在此时都不重要，两个人共同走回到自然的子宫。

导演鹏飞此时的影像宛如整个电影的高光时刻，恰似走进了阿彼察邦的世界，却又在刹那间让人突发联想——原来那翩翩起舞的姿势，在之前就已经有了以此同样的表达，如同生长于土地的米在炸米花时筷子翻跃的姿势，日常也可以带有神性。

当我们最终屏息凝神地面对生活时，一曲为生活而奏鸣的乐章也就至此写成。

首发于公众号：幕味儿/风影电影

日本电影惯喜的后缀有这么两个：物语和之味。

物语最为常见，翻译成中文就是故事、传说，最先指一种文学体裁，包括传奇物语和歌物语，代表作分别是《竹取物语》和《伊势物语》。

两者相互结合，后来发展为《源氏物语》，是物语文学的最高代表。

物语广为国人熟知，不是文学的影响，而是电影。

日本电影喜欢直接用“物语”做后缀，翻译成中文就是“什么什么的故事”。

像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浮草物语》，便是最好的代表，比如“京东物语”其实就是“东京故事”（ Tokyo Story），顾名思义讲一个发生在东京这座城市的故事。

“物语”因为既能指代故事，又比简单的故事多层况味，许多西方新电影的片名翻译成中文也多被冠以“物语”的后缀。

吉尔莫·德尔·托罗的《The Shape of Water》原意为“水的形状”，一般人看到这大多会一脸蒙，“这是讲什么的呢”。

一旦翻成“水形物语”就清楚多了，即便还是不懂“水形”具体指啥，但至少明白是一个讲“水形”的故事。

再比如捷克导演杨·史云梅耶的新作《 Hmyz 》（英文为Insects）原本只有“昆虫”的意思，倘若直接翻成“昆虫”，不明就里的观众还以为电影是一部生物学纪录片了，翻成“昆虫物语”就不一样了，观众一眼就明白电影是在讲“昆虫的故事”，此后再看到成片，也不会引发什么误解。

因为日本文化影响之强大，“物语”这个词似乎也已慢慢变为国人的日常惯用语，出门问问年轻人应该大多都是知道“物语”作为“故事”这层意思吧。

而且比起直接地用“故事”，“物语”这次用起来还能多一层不解但又能让人回味的书面味。

越来越多的电影开始拿“物语”做片名的后缀，似乎也就不奇怪了。

“物语”是日本电影片名最喜用的后缀，另外一个是“之味”，“之味”就是“什么的味道”。

还是举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他也喜欢用“之味”做电影片名的后缀，比如《茶泡饭之味》《秋刀鱼之味》。

像是枝裕和的《步履不停》也被翻译为《横山家之味》（港译），还有石井克人的《茶之味》、河濑直美的《澄沙之味》都是拿日本人吃的物食来做主词，配以“之味”做后缀。

“之味”如同“物语”，影响广泛。

比如越南导演陈英雄的《青木瓜之味》，原先的意思只是“青木瓜的香味”（The Scent of Green Papaya），听起来非常老土，但翻译为“青木瓜之味”后不仅清新脱俗，而且还徒增回味。

其他如法国电影《梅子鸡之味》，原先片名Poulet aux prunes只是梅子鸡的意思，加上一个简单的“之味”，电影的味道瞬间就有了。

当然，也有一些电影还是保持“的滋味”作为后缀比较好。

比如阿巴斯的《樱桃的滋味》若翻译为《樱桃之味》，感觉总让人有点奇怪。

使用“之味”做后缀的，往往都是日常生活常见的食物，电影也多是讲述平凡的日常生活。

但《樱桃的滋味》呢，其实是要超脱出樱桃这种日常水果的功用，升华到关诸生与死的话题，因此还是用“的滋味”更合适吧。

所以，当我们看到鹏飞导演的电影《米花之味》的时候，强烈的日式感油然而生。

“米花”作为傣族人民的日常食物，和“茶泡饭”“秋刀鱼”具有类似的性质和功用。

而且在我们在不知道“米花”具体为何物之前，这个词朦胧间给我们的感觉不正式日式的吗——“米做的花”？

是不是很像日本人会取名的一种小食。

“米花之味”这个片名是我们感觉到这部电影中具有浓厚日式色彩的第一点。

《米花之味》中的日式元素（2）：片头“特写”《米花之味》中的日式元素（3）：片头“字幕”《米花之味》中的日式元素（4）：原创音乐

上半年最治愈人心的国片是《米花之味》，有种在影院慢慢凝视生活本相的温暖。

观察得久了，自己的伤口像出来晒了阳光，慢慢疗愈。

这些伤痕在生活中切实存在，但又不曾明显的暴露，被轻盈地端在面庞，呼吸到人与人之间的空气，有了最初的那种理解之接纳。

以前我看疗伤片是可疑的，疗伤首先是揭示，治愈片则难免有给生活加滤镜的冲动，两者结合得当还是要靠一种人物和戏剧冲突巧妙的搭配，意即成立的表演。

韩国电影《七号房的礼物》通过孩童来到监狱这种方式慢慢营造一种你明知道不可能却浪漫的世界，讲了韩国这些年的惨烈才有的繁荣，同样《欢迎来到东莫村》以及印度电影《神猴大叔与小萝莉》都是如此，用影像的视觉想象功能夸张构成。

但最见功力的浪漫来源于现实感，《米花之味》通篇都是生活简单的细节，走的就是这种默默温情却好看的路子。

靠的什么？

幽默感。

在讲喜剧构成的时候，喜剧的内核来源于悲剧，人物在认真地做很蠢的事观众会发笑，人物越惨观众笑得越开心，大体人性喜欢看到不美好的人接受苦难，发出嘲讽。

所以喜剧是一种残忍的艺术，用揭示生活荒诞本身让人发笑。

同时幽默隐含也是一种恐惧解除，在一种让人因为荒诞感无解的空间，突然所有的努力变成努力，也就发笑和深省，这里《米花之味》捕捉了很多如此的细节。

比如，小孩子们夜间凑在庙宇前聚精会神，不是拜佛，是为了庙宇的WIFI。

女孩的母亲想靠近孩子，庙宇规定女人必须脱鞋，所以大家都惊呼，阿姨你没脱鞋。

这个细节当然在后面反复出现都体现出导演的观察力，女性地位微弱，脱鞋变成重大的事，女主角如果不穿傣族的衣服即可能是不守妇道的女子，这些无形的压迫是可以展开很多痛苦的，导演相对选择了柔软的幽默。

比如，女孩把老说他的同学打了，母亲去接，她骗母亲说老师把同学接走了，于是母亲带走了女孩，镜头带到老师陪着同学，一脸错愕。

比如，女孩贿赂老师巧克力，希望老师帮忙调座位，老师吃了一块，女孩说你已经吃了我的巧克力了，意思你要帮我办事。

老师说你怎么不把这个劲用在学习上，把巧克力斜面切开，巧克力又成了完整的一块，女孩一脸难以置信，老师说：学好数学还是有用的嘛。

影片有这些丰富细腻的细节，多数以幽默的方式展开，高级。

这些捕捉并不轻易，是需要对生活有所观察，又落实在了两个主角本身的情感调性上。

女孩遭遇了大人离去的背叛，又因为母亲的“身份不检点”承受着压力，她叛逆，试图破坏规则，恐惧，嚣张和撕扯。

不再听话，母亲在她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而母亲本身正在接受大城市所带来的某种开化，回到传统中的难以融入都成为彼此的某种情感应对。

一对彼此失策的母女，同时又孕育着希望。

这是生活细节文本的选择上，而大的情节处理上，虽然导演极力化掉了沉重的的情节，可还是有女孩最好的闺蜜得了严重的病，由于迷信和费用，通过求神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离开女孩的情节。

女孩早早接受着即便无穷无尽的破坏，在这个城寨里得到的简单温情，依旧不能让她拥有需要的真实陪伴和指引。

为了祛除晦气求神的篇章也是巧妙结合了幽默与悲伤，一群人匆匆筹备得当，却发现景区今天不营业，他们无法走入熟悉了多少年的岩洞跳舞，只能在外头起舞。

这些发展壮大和遗落人心的细节都在潜移默化宣讲着某个区域的中国故事，拼凑成我们快速被遗忘的日渐消散的童年和美妙。

当然结尾一段母女之间彼此达成谅解的共舞是影片的升华，这段音乐之间他们面对共同破碎需承受的困境，所能做的尽力信奉神灵的虔诚，其实隐隐并不能帮他们解决自身的问题，但彼此抱紧总归是一种希望与念想，在此天地之间升腾起的某种柔软的母性图腾，也非常贴合南国气息里看似绵软其实延绵不熄的生命力。

因为故事设计如此精妙，看上去缓慢但其实细节丰富，一直让人留恋动容，所以慢慢忘掉了时间，但突然一停顿还是能清晰看到构图声画搭配的精致，导演团队据悉是深谙拍出美感与人心的专业团队，已经颇有国际视野的规范，导演师从洪尚秀与蔡明亮，是有感受的，那种对生活对内心细腻捕捉，同时更具一些初心与良善，还没流露出洪尚秀的颓丧，蔡明亮的冰凉。

但等级已经是这个级别的，充满艺术享受。

这个电影排片不会太多，此时应该已经下档。

其实中国市场需要大量成熟的商业类型片冲击，我们市场极大，至少要到香港繁荣时期的井喷状态观众才不至饥渴。

但在这个过程前，对于生活拿捏得当的电影，不纯粹探究电影文本的文艺片，其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种存在，有点奢侈的，不太指望一定有。

而这个导演如此让人期待，《米花之味》的好，是逼得《黑出有什么》真的只像个习作，《嘉年华》与《相亲相爱》也都还不错，但都不如《米花之味》身上有种年轻与成熟彼此交融的能量，更加恰到好处。

最后影片点题讲了米花来源于请神前在油锅温煮的米花，母女二人齐心协力的完成，在成长道路中，血缘有时是基于人不得不迈过的一种内心需求渴望，谁都在某刻会陷入一种孤立中需要被好好陪伴。

母女搀扶走过的路，结尾未曾有答案究竟如何，观赏的我们其实陪伴之间，得到了足够丰厚的能量和慰藉。

强烈推荐，这是中国的好电影。

举重若轻，更显风流。

别错过，女主直到片尾字幕出现才知道不是当地人，音乐很强，中国很多电影民族风音乐为什么著名的都是日本人创作的…摄影很不错，不出挑，但很细致，故事也好，平平淡淡，但很回味，剧里最激烈的冲突也只是母亲敲了下木墙，即使吵架都是细声细语，洞穴拜石佛很空灵，随着bgm和佛唱，感觉一切又回到平和。

1.贫瘠的影像写实从未过时，“新现实主义”的遗产仍然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曼多萨）；只是对于大多数青年导演来说，自身素质的不足与外部现实发生的剧烈变化，让他们不再具有精准捕捉真实的能力。

原因有二，一方面无疑与他们自身有关，阅历的匮乏极大地影响到他们透析现实的能力，而观看能力的不足则令他们将观察到的现实真相转化进影像的举动变得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则是发生于外部现实的变化不断遮蔽住发现真实的可能，这种变化需要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肇始之时所处的环境互相比对才能见分明。

“新现实主义”兴起于二战后，意大利的电影人面对周遭凋敝的现实环境，将摄影机直接搬入大街，让非职业演员入镜，以获得影像的真实质感。

这虽然有点老生常谈，但我们却尚未分析他们为何能取得如此成绩的本质原因。

对他们来说，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已经从战前安逸的规整社会中逃逸出来，直接向他们显现。

原先习惯的感知方式对于新生活的捕捉也已经不再具有效力，他们被迫变为被动的观察者，直接将暴露的真实记录下来。

（《电影2:时间－影像）但随着战后经济发展、社会的重建，新的规则重新创建，从而将这种自我显露的真实性遮蔽。

首先是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进而发展到景观社会，最后是拟象社会，真实与虚假之间的分野越来越难见分明，真实也就如此这般遮蔽于多重的表象之下。

可以说，每一次社会的进程都将创造出一个地层，一层层将真实性叠加在下。

与此同时，人的感知方式也受到不同社会形态的规训，以适应资本主义相应的遮蔽模式。

2.这也是为何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遗产的继承总是先从乡村开始，相较于城市对现实之真实的遮蔽，乡村要弱得多。

不仅是资本尚未作为虚拟的运作模式进入乡村，景观的缺乏使得人们的感知仍然维系在自然的状态；同时也是因为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触摸依旧保持着手动姿势，现实的真实性如同自然裸露的躯壳与生活的表层等同。

这就意味着，地层并未形成，表象即厚度。

如果说乡村生活并未形成如城市生活那般对真实造成的层层堆积，那么孩童也不曾像成人那般将生活经验堆积于感知方式上。

一个作为外部的现实环境，一个作为感知主体，两者都使得现实生活的真实性能够逃离遮蔽的绝境，使得乡村与孩童在那些继承“新现实主义”遗产的电影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这我们只要观察一下伊朗电影就清楚了，90年代后，伊朗电影之所以异军突起，原因正在于伊朗电影人发现了捕捉现实生活之真实最为简单的一种方式：制作儿童电影。

以乡村环境为背景，以孩童为表现对象，伊朗儿童电影便如此便为如何继承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遗产的问题作出了完美的回答。

相似的情形也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新电影运动中发生，大陆“第五代”导演对于乡村题材的聚焦，并时常以孩童为表现对象（《孩子王》《一个都不能少》），还有台湾新电影最开始的几部电影也多是孩童为表现对象的作品（《光阴的故事》《小毕的故事》《冬冬的假期》）……3.因为外部与内部这双重困境，当下的青年导演对于如何捕捉到现实生活表层下的真实可谓感到困难重重。

“新现实主义”道路虽然依旧可行，乡村题材也是捕捉真实的简易路径；但因为认识不到自己修养的不足，不研磨自己观察现实的能力，毅然绝然尝试去捕捉真实，闹出笑话来再所难免。

《小寡妇成仙记》便是这样的一部作品，真实不仅没有显露出来，反而因为导演的乖巧设计被进一步遮蔽。

试想一下，情形很可能是这样：导演本身还原现实之能力匮乏，便转而想用荒诞的形式从侧面捕捉真实，结果适得其反，整部作品遂变为一出可笑的闹剧。

原本已然显露的真实只需轻扫上面覆没的尘埃，如今却重新被遮蔽在影像的虚假之下。

《米花之味》似乎给出了另一条让人感觉惊喜的捕捉真实之路。

既然青年导演在阅历与观看水平上存在劣势，那么亦步亦趋地通过还原现实的方式来让影像获得真实感的举动未免过于危险。

对现实的真实还原建立在对生活表层的洞悉中，需要穿透积压在它之上的多个底层，而这是那些最伟大的导演才能做到的，比如侯孝贤和阿巴斯。

侯孝贤不仅对生活具有丰富的阅历（“混”），而且在对真实的洞悉上具有强悍的观察力，因而他能够用一种“蛮力”将日常生活还原于影像中（《海上花》《咖啡时光》），而阿巴斯则通过在现实表象中介入虚构的方式同样捕捉到了真实。

《米花之味》捕捉现实不再是“新现实主义”的方式，或者侯孝贤式的“还原”和阿巴斯式的“虚实”。

导演鹏飞很知道自己在内外两方面与这些大导演有的距离，同时他也不会认同传统乡村电影中复制现实的套路，这会让影像具有一种低劣做作、假情假意的色彩。

他找到了的那条与众不同的“反现实”道路是对日常生活的真实本色进行迂回的捕捉。

整部电影闪现着明亮的色调，乐观的情绪，俏皮的设计……彻底翻转了对一部表现留守儿童生活现状的电影的期待，让人眼前一亮。

4.《米花之味》与《笨鸟》主题相似，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

如果说《笨鸟》仍然框陷在挖掘生活表层下暗流涌动的套路中（性与暴力），那么《米花之味》彻底从此循规蹈矩中脱离出来，创造出自己的美学价值。

电影一开始女主角与小孩的对谈，那一组正反对打的特写镜头如此迷人，让人感觉讶异。

你可以感觉到演员脸上放射出的光芒，那种有如灵韵包围的效果似乎只曾在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中出现过，那是演员坐在榻榻米上侧视着观众的近景镜头。

整部电影的环境虽然是乡村，主题是留守儿童，但其中洋溢的乐观情绪却让人心情飞跃。

母亲对女儿的不端行为（偷窃、网吧熬夜）的反映不是通过大骂，而是在沉默中让女儿反思，这也是为何我们会说其中有某种日本电影的影响，人物对周身情境感觉自在的状态几乎从未在中国电影中出现过。

这是一种“反现实”的美学。

色彩不再是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真实色彩，而具有一种过度明媚的失真效果；声效也不是按照实际生活中近大远小的效果进行还原，而是以一种相似的响度表现，比如人物说话的声音就与环境音保持在同一响度，而未做太大分明；配乐也与影像中表现的现实情境相互脱节，具有一种梦幻的效果；也就不必提及人物的表演，女主角身上携带的气质绝不是现实乡村生活中会有的……这一系列“反现实”的设计让整部电影具有了梦幻般的效果，让观众跌入奇妙的体验中。

这是抵达真实的另一条道路，与“新现实主义”模式具有本质差别，它揭示了另一重更为高级的真实，一如费里尼的电影。

如果说导演的前一部作品《地下香》确实具有蔡明亮的影子（导演曾和蔡明亮一起工作并担任《郊游》编剧），那么《米花之味》却丝毫瞥不出何处可能会是蔡明亮的身影。

它甚至建构在一种反蔡明亮影像美学的尝试上：蔡明亮的长镜头聚焦于凝视的深度，是将空间环境体验为情感的外化，具有深沉的凝思情绪；而《米花之味》却以一种平面化（表面）的方式建构：色彩不再具有明晰区分度，声音也以相同响度鸣响，表演直接揭示角色个性（无厚度）……不再有深度与厚度，一切都在影像表层建构起来，《米花之味》创造了一种前所未见的观影体验，观众快乐着快乐本身，无论生活带有多么让人失望的色彩。

在西南大学光大礼堂观看的路演场。

虞吉老师观影前特地提起《芳华》、《无问西东》，将此归纳为“严肃文艺片”；《米花之味》跳出政治话题，将“严肃”化为“教导”，在浮躁的环境中呼吁缺失的宁静。

认识中有一个规律：越是离城市偏远的地方越容易存在纯净的景象。

影片中，不论风景还是信物，即使是人物冲突，也不会释放出耀眼的火花。

平时在电视上看到的最多的是以舞蹈为途径圆梦的人，《米花之味》则借此弥合母女情感的“裂痕”。

我们也许更需要学习的是一种“搁置”能力，因为我们太容易纠缠和焦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再多，只要面对佛像，一支舞蹈便可以暂时放下干戈。

然而这样的能力，我们却常在缺少勾心斗角的“偏远”地方才能看见，它们模式化地被我们定型在那些“小众”的区域，因此我们更加向往能给心灵带来洗礼的地方。

《米花之味》正是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向往西藏这样神圣的地方、因何“神圣”的原因。

前半部分真的乏善可陈，本来看一半就打算放弃然后打两分，一分给片名，一分给题材。

构图和镜头设计太普通了，比较精准，但毫无新意。

说他像电影，但小演员和采景又很纪录；你说他是纪录片，某些设计又太刻意了、让人觉得无聊乏味。

某些镜头让我看得非常不适：排成一列走路的孩子、母亲刚回来时面对阿婆的俯拍镜头想要表现局促但却让人觉得只是礼貌。

母女不像母女，即便是想表现疏离感也做得不成功。

但后半部分也有值得一提的地方：母亲在网吧发现女儿后在车上睡了一晚，女儿发现后，母亲下车吃早饭，没有说让孩子一起吃，这里的处理我很喜欢；从警车里看到摩托车上的楠湘露，镜头交代两人关系，挺妙的。

女儿以为洞里的怪响是野人，走近后发现原来只是水滴打在罐子上的声音。

这里我个人理解的是：外来文化入侵在当地人眼中就像怪物的假象。

烟、机场、脱鞋…很不错。

但最后一颗星我给的还是最后结尾的部分：这部影片的配乐很不错，是我认为最亮眼的部分之一。

最后配上母女两人的洞穴起舞，算是和混乱的人生和解。

结尾很有感染力，很喜欢。

1叶喃正在帮忙洗碗的时候，父亲跑来告诉她喃杭在学校出事了，让她马上到医院去一趟。

还没有换下民族服饰的叶喃匆匆赶到医院，在走廊上看到了端坐在凳子上头部包扎着白色绑带的女孩，手上还挂着点滴，身型与喃杭相仿。

我们从镜头里看到叶喃神色疑虑，慢下脚步向女孩靠近。

这一切都在暗示观众叶喃把这个头部绑带裹缠的女孩当作了女儿喃杭，而父亲通知她喃杭“出事了”也确实是一件“大”事。

紧接着，画外音介入——“我在这里”，这明显是喃杭的声音，随着叶喃起身，镜头马上切到了喃杭拄着拐杖的镜头。

头部重创现在转换成了腿部受伤，但观众马上发现自己再次被欺骗了，喃杭只是拄着拐杖“随便拿着玩的”。

而在镜头的景深深处，隐约浮现着林老师和一个小男孩的身影，通过喃杭回答母亲的问话，我们知道男孩正是大嘴，他的鼻子受伤了，正在接受治疗。

2最后则是林老师转头看向镜头左侧的一个全景镜头，医生在旁边细心地给大嘴护理鼻子上的伤口。

林老师似乎是听见了叶喃与喃杭的说话声，因此转过头来，并且脸上带有一丝疑惑。

这个表情指出林老师被什么事情蒙在了鼓里。

这三个镜头简洁又明晰，不仅贡献了《米花之味》诸多幽默笑点的其中一个，同时也鲜明地表现出几位主角的性格和玩弄权力关系的趣味。

一个终极的疑问是打到父亲那、通知叶喃来医院的电话到底是谁打来的？

如果这个电话是林老师打来的，正如我们按常理会认定的那样，那么为何当林老师扭头看见叶喃带喃杭回家时，没有叫住母女两，反而露出一丝疑惑的神情。

按照惯常的逻辑，老师打到家里让家长来一趟，应该是想商量解决学生之间的矛盾才是。

如何还会放他们走呢？

3这说明电话并不是林老师打给叶喃父亲的。

除了林老师，剩下的可能只会是喃杭。

再加上电影前面已经向我们交代了喃杭因为林老师让她抄一百遍“我错了”怀恨在心，便偷了林老师的手机。

这是林老师没有打这个电影的另一证据，虽然这个证据还不太充分。

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林老师因为要忙于立即处理大嘴鼻子上的伤口。

喃杭打了大嘴，做错了事，她没有理由主动打给阿公。

这些都说明只有一个可能：林老师让喃杭找母亲来医院，处理伤人事件。

喃杭自己是不是有手机，还是说用的公用电话，这我们不做推测。

甚至，很可能她拿着偷来的林老师手机，给家里打了电话。

当然，林老师肯定是让她在电话里说，她把大嘴打伤了，让母亲速来医院。

可事实上，她很可能是这样告诉阿公的：我出事了，在医院，林老师让妈妈来一趟。

叶喃匆匆赶到医院看见满头包扎的女孩坐在条凳上，就是导演想“欺骗”观众做这样的构想。

4喃杭非常聪明。

叶喃一旦知道喃杭把大嘴打伤了，肯定会责备她，因此她不想让母亲知道，故而撒谎说是自己受伤了，等到母亲来医院了，再告诉她是自己把大嘴打伤了（这是诚实的，撒自己受伤的谎不好圆）。

并且不让母亲见到林老师，这样就不会当面受苛责。

当她说林老师已经带着大嘴回去、自己在这里等母亲的时候，观众看到这一幕再次发笑了，因为背景中很明显林老师还在医院，喃杭是在向母亲撒谎。

叶喃被埋在鼓里，但观众是知道真相的。

喃杭的调皮、叛逆在这里显露无疑，与此同时，观众还会因她的这股“聪明劲”喜欢上她。

推门撞到大头只是无心之举，不是反叛做出什么错事，喃杭没必要为此受苛责，观众对此是认同的。

喃杭通过自己的聪明把叶喃和林老师都“玩”在鼓里，反而有一种活波可爱在里面。

师生、母女都形成某种权力关系，喃杭通过自己的举动反抗了这种原生的力量，保护了自己。

我想这是这组镜头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并令他们回味、喜爱的一个原因。

这是一部有社工的文艺电影，然而刚看完的我却只是带着疑问和好奇。

一边回忆刚刚在我脑海里流淌的剧情，一边问自己，这部电影的社工元素在哪？

社工的位置怎么体现？

社工在做什么？

社工如何发挥他专业角色和秉持他的价值观？

不得不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把电影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美丽画面，和依然留在脑海中的情节重新筛选了一遍，越回忆越发现那些被忽略的细枝末节慢慢浮现出该有的面貌。

首先不难记起的是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人物对话时，我看到了那个梳着满头小辫肤色黝黑的魁梧汉子，心中诧异了一下，默想应该弄错了，怎么会是这个人？

肯定是镜头晃过去了，我没看到，我对自己这么说。

紧接着后面是另一个场景——小女主所在的学校与社工所在的机构之间举行了一个捐赠仪式。

镜头下几百名学生整整齐齐地站在大操场上，听拿着喇叭的校长/主任一本正经地讲着场面上的话。

南方的阳光很充足，而我也恍惚回到十几年前求学时站在太阳底下的场景，也是这么被训话，而内心也没有涌现太多感激之情，脑子里想着的只是老师喜不喜欢我的课堂表现，成绩要怎么提高这些问题。

对于感谢和感恩，不懂，金钱上不懂，感情上更不屑于懂，与屏幕上的他们是极为相似的。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这些受助的"留守儿童"，无奈被安排在操场，对于庄重的仪式会感到无聊，远不如与身边的小伙伴聊天甚至互相谩骂差点引起冲突有趣！

下一个镜头中的他们，抱着受赠的礼物坐在车上回答母亲的问话依然漫不经心，他们对“留守儿童”这个概念是模糊而不自知的，也不在意，倒是那个在外闯荡已久的母亲被这个词"蛰"了一下，唯有沉默应对！

再然后我就明确意识到黑而壮实的汉子正是村子里唯一的社工时，也是“一个人”时，他出现的每一个镜头都得到了我特别的关注，比如他计划邀请外出务工回来的女主为寨子做点什么？

这次聊天很短也没结论，更遗憾的是这个提法直到后文也没给解答，不禁怀疑是我忽略了还是有一条暗线代替？

他面对生病的女孩，当寨子里的长辈提出的治病方案是祭拜山神时，他建议去医院，三次陈述，却无人回应，同行的同龄人选择沉默来服从长辈，而他的坚持显得有些无力，最后依然向传统妥协。

最后，他和村民一起去祭拜山神，算是用实际行动对原生环境的传统表示了尊重和认同，他帮忙安排祈福的牛、车及一切物资，成为其中的一员，照顾需要寻求救赎的村民，来到众人心目中的圣地。

当不可避免的现代化阻断了他们的前行之路，他用一句话稀释了村民心中的疑惑：只要心里有佛在哪跳舞都是一样的，佛能够看见。

他的行动配合着话语，也得到了逐一的回应，大家一起随着击鼓声跳起了舞，热闹和虔诚的气氛在幽深的洞穴中回荡，想必山神也感应到了。

到此，社工在电影里的主线就算叙述完了，然而好像并不完整，幸运的是我终于想起了那个失落的环节，原来是在开场。

在狂风到来前的村民文艺晚会上，那个控制键盘坚持要村民进行传统舞蹈表演的“艺术男”也还是他啊。

那时的他带着一种很奇怪的执着，与周围似乎格格不入，当我把这个环节串联起来，感觉终于串起了一个社工在介入工作中需要考虑的和应该采取的行动。

如果影片中的这个社工是设定为新来驻村的角色，他首先选取的落脚点是丰富居民文化生活，发挥居民特长，开办文艺活动，从村子发展及可能的未来——发展旅游说，这是需要做的事情，但显然不是最主要的，而且只是他“想当然”认为居民需要展示的舞台，需要从农活和带娃的劳累中解脱，所以不自觉带着为他们好替他们着想的态度去办事，甚至无视自然环境（天气）和居民真实意见也要坚持；随着对村子的熟悉，他发现了大量留守儿童这个问题，于是动员机构资源策划了捐赠，以表示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和关爱，他看到了现象但是依然没有触及问题本质，并没有看到孩子真正需要什么。

明显地当我们从女主视角去看时，就知道这些孩子缺少的不是物质而是爱和陪伴以及理解，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场景也很难被感动，对于孩子漫不经心的反馈非常能够理解；在这之后社工说了一句看似漫不经心的话“社工也是人”像控诉也像认定，或许他反思了自己想做的和已经做的似乎没太多意义，很无奈但又得坚持，于是继续转变，想把村子本身见过“世面”和能干的村民鼓动起来一起做事，所以有了邀请女主一起想办法的提议。

紧随其后有些看似与他无关的各种场景：长者开会、请神拜佛等，但都有了他的身影，看似毫无存在感，可是这正是了解的过程，通过参与和观察，再尝试着提出建议。

在一个社工的眼里，这个社工的任务无论是把个体的小女主还是整体的村子作为一个介入对象，得明白改变他们是困难的，也是缓慢的，能做的是与他们保持相同的节奏，是用耐心去理解她们的思维模式。

认清这一现实后，正确的介入途径才得以顺利开始，即使是有益的尝试和建议会遭到不理解和拒绝，可也要坚持，因为生命是第一原则，至于结果变成悲剧，是对所有人的道德谴责，而说到底这是传统与现代、愚昧与文明之间难以避免的挫折，社工凭一己之力很难扭转，更像是在最后被接纳前的一个更为严肃的考验，对价值观对自己的角色……还好社工依然在坚持，最后一幕村民在献舞祭拜山神时，终于接纳了他的引导，可以认为他与案主建立关系阶段终于完成了。

最后，关于社工元素在这部电影的体现，原先我也以为只是一个噱头，可是这仅仅只是一个表面视角，不是吗？

因为我们对于乡村特色、民俗传统、诗意和远方、留守儿童困境、古老的和现代化的这些概念更为敏感而容易被触动，而原本影片许多刹那闪过的镜就很难给人留下印象，尤其还是一个大众陌生的角色，它的存在几乎得不到观众重视，那对这个角色的的存在理由和在剧情中的走向逻辑不去思考就很能理解了。

观影结束的我尚且如此认为，那么对于他人的忽视就更能接受了。

不过庆幸自己受过“专业”训练，终于能够从社工角度去理解这部电影，也看出了社工元素在其中表现，它不比其他元素更重要，也没有更不重要。

正如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部电影也自然有千种解读，每个人能去看到自己想看的，愿意看的，可能有些也许是创作人员准备好的，而有些只是我们的常识和必然的生活反思，不就够了吗？

最后的最后，撇开社工这个元素，影片的配乐和画面也深得我心，美而动听，似乎有必要从这个角度再写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