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聂鲁达

派來追緝聶魯達的奧斯卡探員又在喃喃自語了，在深夜陽台上露出一副愁眉苦臉，HOTEL的霓虹閃爍，他穿著整齊，叼煙。

偉大的警探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幹了什麼、要幹什麼，以及最重要的，為什麼要這樣幹。

正反兩個鏡頭，利落，有敗者的坦白，算是這部電影少數有效的畫面。

電影放完，前座阿姨冷冷抱怨我不斷磨蹭她後腦勺的膝蓋，我確實看得有點坐立難安。

阿姨抄起包走了，我定在座位上，剛落幕的電影很快顯得偏遠，和安第斯山的亂石堆一樣陌生。

根據可靠的資料，聶魯達顯然是智利的傳奇，詩歌界的南美教主。

除此之外，他還飲酒、好色。

然而這大概和眾多的藝術家甚至人類作為整體沒有巨大的差別，我更想了解的，是一個完整的聶魯達，他的決定，他的任性，他怎麼就那麼大聲驕傲，而不是他飲酒作樂的影像而已。

這部電影的癥結在於，聶魯達的詩性和他的理性是斷裂的，政治任務和詩人兩個角色交替出現，卻很少重合。

這也許就是導演所理解的聶魯達，但若真是如此，這也是就是一個本身困惑，寫一手好詩的共產主義者罷了。

聶魯達在狹長的智利版圖上逃亡，動機當然是躲避抓捕，問題在於，他本人的決心來源和抓捕的熱度完全在影片中失真。

少數無足輕重的配角必須和我們發福的聶魯達互動，卻唯有建立在預設的“聶魯達寫的詩全國人民都喜歡，他真是我們的寶貝”這樣的認識基礎上才會感到劇中人捍衛聶魯達的熱情，影片沒有解釋聶成為詩人的過程，他是已經風流的詩人，而我們好像必須嚥下這口氣。

好比不知道蝙蝠俠成長史的人看自然會困惑他怎麼那麼富裕。

一個英雄的誕生是需要扎實的劇情推動的，寥寥數筆描繪聶魯達作品受愛戴之深，戰士讀、上流讀、工人讀的群像是直白的風光本身。

智利出了個如此有號召力的詩人，這點我可以理解也可以感動，但這種感動像是感受事件本身，並非多在乎熒幕上的聶魯達，就好像如果沒有照片，聽敦刻爾克大撤退也可以讓人覺得可歌可泣一樣。

在這種情緒之，Luis Gnecco的聶魯達完全叫人提不起興致，他像是一個偉大靈魂的載體，眼眸、臉皮、身子骨都太滯塞了。

可以詬病的還有不少，比如影片明顯採用Kodak 250D這類日光底片拍攝又不進行調色的操作是完全的干擾項。

如果一部電影需要用“紫羅蘭般溫情的畫面”來還原一個充滿戰鬥性的詩人的話，攝影部門顯然是有點黔驢技窮了。

過度的光線效果和對於淺景深的迷戀使電影本身變得不方便觀看，一切都太耀眼，人物互動常常處於一種不合時宜的輝煌氣氛里。

僅有一些對聶魯達的特寫是有效的，但剪輯又把持不住一刀下去，於是觀眾沒辦法看穿聶魯達私人的一面，這和今年早些時候《使女的故事》採用淺景深作為敘事元素的做法是有根本性的區別的。

當然，剪輯的弱勢在許多場景切換中也難以忽略，最後雪地追逐的詩意就經常被通俗、簡單的畫面扯得瑣碎，情節瑣碎地嘮叨了半天，還不如就讓奧斯卡在雪地裡一個人掙扎、囈語來得透徹。

導演的意圖了不得的明顯，他要還原詩人和群眾之間的互動，并以此塑造聶魯達和奧斯卡之間相殺相愛的故事（如果導演真的認為相愛相殺只有在警探和被抓者之間才能產生的話，真是就是在裝傻了）。

但聶魯達和奧斯卡都演得太生澀：聶魯達不願意演出來、剪輯師不給他演下去，奧斯卡又感覺太稚嫩、太無病呻吟，或者說，就是太演了。

奧斯卡這位電影毫無疑問的二號主角需要更強的性格。

到頭來，我不能理解一個瘦弱、文質彬彬、缺乏手段的探員會被總統指派追緝頭號通緝犯。

這是人設的問題，追緝聶魯達突破不了它，就成了不尷不尬、氣喘吁吁的影像詩。

帕布罗·拉雷恩的一部邪恶华丽的电影，关于智利政治家/诗人。

帕布罗的《追捕聂鲁达》以政治歌舞开始，变成黑暗童话，以命运华尔兹结束。

听那些俗气的三拍子音乐。

节奏进入你的血液(就像血液进入最后一幕的雪景一样)。

以你的伴侣为例。

他/她应该玩得开心，尤其是如果之前确信这位智利导演(《后事》、《第一夫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惨主义者的话。

不过，最好先复习一下这位诗人/政治家的生活和工作。

否则就会是:“哦!真的吗?聂鲁达是一位同情共产主义的参议员，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智利逃亡。

我不知道。

在发表诺贝尔奖获奖歌词的同时，还发表国情咨文?”

非拉丁美洲的观众，即使部分迷失，也会认出该大陆最著名的艺术输出品——魔幻现实主义。

这是导演帕布罗和编剧吉列尔莫·考尔德龙用幻想为他们的追求情节壮胆的方式。

盖尔·加西亚·贝纳尔，疯狂的眼睛和胡子，扮演警察侦探诞生于聂鲁达的想象。

(他是费克斯探长，偏执到孤雌。

)讽刺风格无处不在，从一个富丽堂皇的沙龙开始，客人们在那里使用开放式的小便池。

然而，他的语气是权威的、狡猾的，有时是邪恶的奢侈。

而路易斯·尼科笔下的聂鲁达也配得上菲利普·诺瓦雷笔下的《邮差》:两个矮胖的、光辉灿烂的显贵的预言家，凝视着流亡者享有特权的永恒。

By：Nigel Andrews

故事背景是1948年的智利，原本受共产党推崇的当选总统, 在二战后的苏美冷战对抗中投靠了美国，于是开始驱逐迫害共产党。

诗人政治家聂鲁达，作为智利最知名的共产党，也开始了举世瞩目的的逃亡。

电影用大胆的想象力把诗人与警察之间的追逐进行了诗意的探寻和重构，让我们更直观地体验文学和电影相互渗透结合的乐趣。

一开始就是象征意义浓烈的超现实场景，智利的议会在厕所里举行，领导人们一边解手，一边讨论政治，这样的场面本身说明了一切。

影片让 盖尔·加西亚饰演的警察通过画外音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和对他的追捕对象聂鲁达的观察，他想象着自己是妓女和警察头子的儿子，带着清晰明确的信念和目标开始了追捕。

他带着鄙夷的眼光看着左翼的精英分子们，他们其实是脱离人民的。

“艺术家、知识分子、律师，他们曾周游世界，满载而归，纵情享乐，感受不到穷人的汗水。

”“共产党痛恨工作，他们宁愿烧教堂，这让他们感觉更有活力。

”诗人在逃亡，却希望近距离感受追捕他的人，不想藏在他们找不到的地方。

他每次留下一本侦探小说给追捕他的人。

随着追捕的深入，执着的警察追寻着诗人的足迹，读着他的作品，体验他的思想，他的身份开始模糊，倒在雪地里的人相信自己不再是警察头子的儿子，而是聂鲁达的儿子，人民的儿子。

这部传记片没有试图记录聂鲁达的生平，而是通过作家塑造的警察的独特视角来展开，警察通过追捕诗人来寻求自己身份的过程中，也带着观众探寻了诗人存在的意义。

在这场追捕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诗人虚荣、自私，贪图享乐的一面，用一个保护他的人的话来说：“你希望利用这场迫害把自己变成圣人。

”也有对他的价值观的质疑，贫困女工指着没挨过穷的精英左翼们问“当实现了共产主义之后，是我和他们一样，还是他们和我一样。

”而他本人不再是电影评判的标准，他存在的意义是他的文字。

他的文字影响了他的人民，让他们噩梦般的生活有了意义，也让他笔下虚构的人物有了血肉。

我想这正是这部传记电影让我们看到的聂鲁达，这位伟大的诗人存在的意义。

▲《追捕聂鲁达》不是传统的人物传记片假如让王家卫来改编拍摄劳伦斯·布洛克的侦探小说，大抵就会像这部《追捕聂鲁达》的模样，甚至觉得盖尔·加西亚·贝纳尔在影片里的某个角度看起来像极了梁朝伟。

帕布罗·拉拉因在凭《神父俱乐部》在柏林获奖后，转向人物传记题材，在2016年一口气接连推出两部作品《追捕聂鲁达》和《第一夫人》，并先后入围戛纳“导演双周”和威尼斯竞赛单元。

两部作品都出其不意地获得好评，前者代表智利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后者更为纳塔莉·波特曼拿下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

尽管都是以著名历史人物为描述对象，但这两部都不是传统的人物传记片，而是在风格化和实验叙事下的类型突变，为未来的人物传记题材开创出新的表现形式。

这部《追捕聂鲁达》跟2012年同样入围戛纳“导演双周”的《智利说不》有着类似的混淆纪实/虚构感，只不过这里不再有历史档案资料或新闻片段的嵌入，而是将人物的真实细节和虚构情节融为一体，让观众难以分辨出其模糊的界线。

▲影片中警察扮演者盖尔·加西亚·贝纳尔酷似梁朝伟影片在表面上看来有着一个黑色犯罪类型片的格局，讲述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加入了共产党，遭受政府迫害与通缉，然后走上逃亡之路的故事。

影片在开场不多久就开始陷入犯罪追捕类型片的氛围，聂鲁达被告知政府通缉的消息，介绍警察主角出场，以及到聂鲁达家中搜捕。

然而，不知不觉地这种悬疑紧张的气氛被一种魔幻迷离的诗意逐渐淡化了。

这个犯罪悬疑类型消解的关键在于用警察的画外音旁白进行叙事，让观众以为这是追捕者对逃亡者十拿九稳的猫鼠游戏。

但事实上，警察每次抵达现场却扑了个空，更对聂鲁达故意留下的一本小说着迷，情不自禁陷入到诗人的虚构世界里。

与此同时，在警察的视角叙事里，却不时浮现出聂鲁达的内心独白。

追捕者以为自己是主角，在掌握追捕的主导权，却不知已成为逃亡者的配角。

这种彻底颠倒追捕者与逃亡者的关系转换，令这场追捕的真实性不断消解，取而代之的则是浪漫化的细节和诗意十足的情节。

譬如聂鲁达在妓院与变性妓女唱歌跳舞，在港口城市登船时遭到警察跟踪，这些统统使得故事看起来像是诗人笔下的一场虚构的经历。

▲各种风格化的手段令追捕的真实性不断消解帕布罗·拉拉因偏好的逆光和滤镜、围绕人物旋转的摄影，以及在对话时的跳跃剪辑，之前已在《智利说不》和《神父俱乐部》里有所尝试，这次在作品里同样延续不变，体现出他对美学风格的统一与掌控力。

这次更出彩地透过剪辑创造出行云流水的节奏感，令情节在警察和诗人两个人物之间悠闲徜徉，却不再是你死我活的亡命追捕，而更像是读者对作家的倾慕追寻。

在高潮雪山一幕，追捕者与逃亡者在现实层面上的关系已消弭不见，警察对诗人从原本的仇视而逐渐变成对诗人及其作品的着迷；诗人原本对警察的不屑一顾，也变成像对待自己笔下的虚构人物般深情，并最终喊出了追捕者的名字，令其不再是配角。

在真实与虚构两个世界里，两者的关系竟然是互换可逆的，这种庄周梦蝶式的设计相当惊艳，再次提升了作品的诗意空间，并与主题保持着天衣无缝的契合度。

Very intriguing film with an interesting pov. I didn't know much about the poet or modern Chilean history and learnt a lot. Very glad that I watched the film.

我记得你去秋的神情。

你戴着灰色贝雷帽,心绪平静。

黄昏的火苗在你眼中闪耀。

树叶在你心灵的水面飘落。

你象藤枝偎依在我怀里,叶子倾听你缓慢安样的声音。

迷惘的篝火,我的渴望在燃烧。

甜蜜的蓝风信子在我心灵盘绕。

我感到你的眼睛在漫游,秋天很遥远:灰色的贝雷帽、呢喃的鸟语、宁静的心房,那是我深切渴望飞向的地方,我欢乐的亲吻灼热地印上。

在船上瞭望天空。

从山岗远眺田野。

你的回忆是亮光、是烟云、是一池静水!傍晚的红霞在你眼睛深处燃烧。

秋天的枯叶在你心灵里旋舞。

(王永年 译)

Larraín导演的父亲是知名智利右翼人物，有 Wikipedia Page 的那种。

所以，大家觉得电影里那个探员究竟是谁呢？

探员说母亲是妓女，自认为生父是警察。

这或许也是说导演以前的自我认同是右翼死忠，国家政权维护者吧。

我觉得本片像是一个以导演的视角探寻聂鲁达是谁的expedition。

这个探员实在是太诗化和文青了，像是生活在祖国春风下的理想主义年轻人。

包括导演亲口承认的向摩托日记致敬的桥段，也体现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切格瓦拉式的富裕青年寻找自我的故事。

或许整部电影的来源就是导演读者聂鲁达的诗和传记，对聂鲁达进行消解和重新认知。

而追捕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重塑聂鲁达的过程。

而最终的“合体”则是出身右翼的导演与智利第一共产党的统一。

导演终于点破，他自己虽然出身名门，但也是人民的一员。

聂鲁达来自人民，而他的艺术创作创造了那个时代的人民，并且影响着现在的每一个智利人。

可以说聂鲁达作为智利国民人物，既为智利人民所塑造，也塑造了现代的智利人。

感觉这是一部有智慧的作品。

好一部诗一般的寓言。

电影《聂鲁达》

我爱你，但不把你当成玫瑰，或黄宝石或大火射出的康乃馨之箭。

我爱你，像爱恋某些阴暗的事情，秘密的介于阴影与灵魂之间。

找到了这首聂鲁达的诗，出自其献给爱的100首十四行诗，第17首。

我觉得很巧妙的表述了小警探对聂鲁达的感情，一种在追捕时形成的的沉迷和浸润，也许是双向的，隔空示爱，浪漫的一塌糊涂。

聂鲁达就像一个背弃了誓言的恋人，任性的逃亡，一路淘气，不守规矩，留下视为信物的小说引诱着尾随而来的警探…而警探呢，文艺得有点儿过分，痴情而决绝，一路上，诱惑引导“恋人”的前妻，跟踪探访他的好友，密聊怂恿他的爱人，义无反顾的想证明自己不是虚构的对象，对聂鲁达的爱意早已潜入他的灵魂深处，在雪地里，他忘情的呼唤聂鲁达的名字，被一片苍白包围，停格，静止，死前的幻想也许是空旷的诗篇和聂鲁达的脸…… 一个全新视角的人物传记片儿，大量的分角色旁白引导着剧情发展，和观众隔空交流。

旋转的长镜头，大量的逆光镜头和特写仿佛在强调诗意的神秘感…一个男人追逐着另一个男人，看似简单实则繁杂无比，里面参杂着民族大义和文学情怀，片中那个向聂鲁达索吻的女人所问的那个问题：“共产主义实现后，大家会活得像你还是像我？

” 我也挺想知道的因为我也是个………党员[摊手]极具个人魅力，反常规的去讲述一个人物的经历，估计评价两极化的几率很大，记得是很多影评人去年的年度十佳，想看也很久了，可能是过于期待也不存在太大的惊喜，但最后雪地那段戏实在是拍得太美，拍出了朝圣的感觉，还有最后盖尔加西亚在霓虹灯下吸烟的镜头，棺材里睁开的双眼，世间的恋人还有遗憾，可惜只留下了死亡……世间的锋芒还在继续，可惜少了一个虚构的人…电影5分39秒电影41分29秒电影100分50秒电影101分32秒同一首诗，以不同的情境和方式贯穿始终……出自于聂鲁达的《20首情诗和一只绝望的歌》其中第20首今夜我可以写出最伤心的诗，比如写下："夜空布满了星辰，发蓝的群星在远方抖颤。

"夜间的风在空中盘旋，歌唱。

今夜我可以写出最伤心的诗。

我爱过她，有时她也爱过我…………………

《追捕聂鲁达》的剧情实则无需赘述，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人生是如此的宏达，诗歌、政治与爱情，任意一个切入点都是一部仅仅两小时的电影无法完整涵括的。

Pablo Larraín选择将电影局限在聂鲁达生命中的一段时间，那段作为政治犯通辑的日子。

与Pablo Larraín上一部落入了传统传记电影形式的《第一夫人》（Jackie）不同，这次对聂鲁达人生的特写更少强调其生平，少了跌宕起伏的剧情，而是以戏中人物警探 Oscar Peluchonneau 的角度碎片化地、专注地讲述这段两人的“惺惺相惜”的日子。

其实电影无非是“看的艺术”，而怎么看，谁在看，为什么要这样看构成了视听语言的关键。

简单来说，长时间的看，亦可解作“凝视“，但根据Jacques Lacan的镜像理论（Mirror Phase），“眼睛是一种欲望器官“，因此凝视投射了欲望（Scopic Drive）。

而Lacan又说“欲望追求的是永远失去的目标“。

简洁明了，凝视来自于说旁白的警探，在对聂鲁达的持续追捕与失去中凝视。

首先，用第一人称旁知角度讲出独白是大部分传记片不可避免的，讲者身分往往是无庸置疑的。

然而在观众慢慢得知旁白的身份时，讲者自己亦开始怀疑自己的身分，一个在妓院出生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这让观众也开始质疑其角度的可信度。

父亲角色的遗失可被解读成缺席对象，即凝视中的对欲望对象在场的渴望。

拥有这样身世的角色，对聂鲁达的凝视投射的渴望亦是强于常人的。

而有趣的是，正如Lacan所认为的“幻想最终只能抵达欲望自身——掏空了的现实填充物“，警探姓中的“peluche“在西班牙语和法语都代表著填充动物玩具的意思。

在聂鲁达离开妻子后，警探追到屋子询问下落，在不断转换背景，但持续进行对话的镜头下，妻子指出警探实际上是被聂鲁达创造的。

警探像永远慢一步的猎犬，按照诗人布置的线索走向被指定的道路，在警匪小说的字里行间存在。

在对话中警探询问妻子：- 我是虚构的吗？

- 是。

- 你是虚构的吗？

- 不是，我是真实的，而且是永恒的。

这里的永恒在尾声再次被提及，警探的旁白是那样渴望聂鲁达说出他的名字，唯有被说出名字，他才不再是一个配角。

“不说出就没有人会知道我存在过”的观点也揭示了存在主义哲学，一方面是萨特的个人意义方向：在电影裡面警探的意义究竟是自我赋予的，导演赋予的，抑或是聂鲁达赋予的？

另一方面是电影存在方向：究竟电影存在的价值是如André Bazin所说“电影的价值来自作者”，还是由观众所赋予，甚至是由电影中的角色自身创造的？

导演访谈中提到这部电影意在创造聂鲁达的世界，聂鲁达的宇宙。

那么何以仅靠一部分逃亡的人生段落表达这个世界，警探角色的存在一直以来只是为了衬托主角聂鲁达是如何艺术性地逃脱与抗争，但最终，聂鲁达如警探期待那般说出他的名字后，警探从棺盖下重现睁开双眼： 聂鲁达让我成为了永恒，我本来自于字裡行间，而现在我已成 为有血有肉的人。

全片的叙事者突然从配角成为了影片的主角，不再是被诗人所书写的一生，相应地，诗人的世界由他来创造，来观察，来叙述给观众所知。

你看看你写下了什么，警官。

你写下了雪和马匹，你塑造了我。

碎片式的剪辑，彷彿诗歌富有想像力般，对世界万物的重新解构。

角色间对话在不间断进行的同时，场景也在不断变换。

连续的对话创造了时空的连续感，但变换的背景却打破了空间的局限性。

实际上这段逃亡的人生，又何尝不是聂鲁达为自己书写的不在纸张上的诗？

如Pablo Larraín在导演访谈所说，是诗人帮助智利记住历史。

同样地，是聂鲁达塑造了警探 Oscar Peluchonneau ，警探亦塑造了他。

是聂鲁达塑造了真实的人民，人民亦塑造了真实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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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围绕着逃亡的聂鲁达和追捕他的警察奥斯卡展开。

前者是浪漫而理想的大诗人，是坚信共产主义的左翼精英，不惧追捕还要同妓女狂欢，为下层人民作诗而成为大众情人。

后者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总统走狗，妓女的后代，自认是警察的儿子，实际上一直迷失自我存在的意义。

但随着追捕的推进，他开始一点一点被诗人“塑造”。

警官这个角色的涵义，以及他与诗人的关系，真的很抽象。

起初觉得诗人是极度聪明而无畏的逃亡者，警官则是极度自大而悲情的追捕者。

后来进一步发觉，警官和诗人之间似乎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

诗人是游戏的设计者，不断引诱警官。

警官也一次次上套，执著地继续着追捕，直到呼号着诗人的名字倒下，最后重获新生。

看到一篇影评里对本片两人的关系用了“虐恋”这两个字眼，我觉得颇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