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家

站在人性角度描写战争的影片，向来有艺术口碑、票房、奖项的三重保证。

据统计，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涉及到战争的就有二十多部。

作为一名亲身经历过二战集中营生活的波兰裔导演波兰斯基，其根据钢琴家仕皮尔曼真实经历改编的 《钢琴家》，以其独到的艺术审美价值，史诗般的悲剧气质，对人性的深刻探讨，一举夺得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剧本改编奖并荣获戛纳金棕榈大奖，在电影史中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一、叙事策略：从视角到手段《辛德勒的名单》制片方曾经找过波兰斯基执导此片，被其以不想回忆那段苦难的记忆婉言拒绝，最终由斯皮尔伯格执导。

拿《钢琴家》和《辛德勒的名单》来对比，前者以一名艺术家的求生来叙述二战的苦难史，《辛德勒的名单》以一名商人的双重救赎（救赎别人，救赎自己的内心）这个更侧重于上帝身份的角度展开其对二战的描述。

同样的类似情节的两部二战影片，其观影体验很不一样，观看《辛德勒的名单》，观众移情于辛德勒，其高高在上的救赎之路，观众的观影感触是有着上帝的悲天悯人的感觉。

而《钢琴家》，观众移情于瓦列，其在屈辱中的求生，观众的观影感触是囚徒般的痛苦与挣扎的。

视角问题是整部影片叙事的骨架。

观众从何种视角建立故事，从谁的眼里分享事件，直接引导观众的价值取向、审美取向。

《钢琴家》前三分之一关注与瓦列为主的整个家庭的求生，后三分之二关注于瓦列自己的求生，其编年体的构造是一种全知视角的结构方式。

但是其视角又不是一种纯粹的全知结构，影片的主体是透过瓦列来描写的，影片当中没有瓦列出现的部分有：在开场“德国人来了”这一段落里，父亲被掌掴；在结尾处“德军撤退”段落里，军官办公、签订文件；朋友遇见帮助瓦列的德国军官；少数抒情场面（本片节制抒情，绝大多数的抒情是透过瓦列的视线带给观众）。

全知式视点的优点是是增加作品的客观性，强化叙述的表现力；缺陷是观众不容易认同人物，这种全知式的视点结构，又把叙事角度非常侧重主角（有限视角）的叙事策略是非常高超的。

《辛德勒的名单》采取的叙事手段是不节制的，如大量音乐铺垫，整部片子的华彩段落是大全景下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小女孩在黑白片子里游走，这个场面及其渲染。

《钢琴家》的叙事手段是节制、冷静的，片中主观音乐出现次数不多，很少特写，片中的音乐大都是瓦列演奏的有源音乐，肖邦的音乐跟影片的整体叙事节奏与内容十分贴切。

这两种叙事手段，结果都能引起观众的怜悯。

而波兰斯基更加侧重于从内部找根源，其在情节方面制造气氛绝对是高手，在犹太区的生活这一段落里，寻找丈夫的疯女人的两次出现；精神失常的大胡子男人问德国人要烟；抢夺妇人粥的流浪汉都做到了节制但是有高潮。

仔细分析其中一场戏，瓦列回家途中救助一个逃出犹太区寻找食物的小男孩未能成功，吃饭的时候弟弟讲了一个犹太医生救助病人被枪毙的“笑话”，家里的气氛陷入凝固，德国军官半夜来到犹太区审查，闯入瓦列家对面的一户人家中，其中一人有残疾不能起身，被德国人仍下去，远景的视角（注意，没有推进）残疾人摔落，到这里还没有完，这一家人被德国人赶下楼，在空旷的大街上逃跑像玩具一样被击杀。

事件连接事件，事件升华事件，高潮衔接高潮，只有这种冷静的处理方式才能达到如此好的效果。

二、人物设置：从个体到群体描写二战体裁的电影最难构造的是人物及人物关系。

其一，不能是好人和坏人两种模式，又不能过于暧昧于非正义一方。

其二，即要锁定主要人物，又得勾勒出苍生百相。

其三，选择何种人物作为主要人物，是一个慎而又慎的问题，主要人物的行动和选择直接影响观众对战争的判断。

两个比较有争议的典型例子是《金陵十三钗》和《赛德克•巴莱》，前者失败在救赎的主体是一个外国教父和一群妓女（虽然在艺术和历史原型及创作上没问题，但是其价值导向被一部分人所不能接受），同时有丑化女学生和美化妓女之嫌；后者前半部赛德克族的杀戮显得残酷，后半部就削弱了日本报复的非正义感，在日本受教育的赛德克族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暧昧了日本的非正义战争。

艺术和战争作为最对立的两个名词，一个代表了美，一个技巧超寻注重心灵世界修炼但在乱世之中显得手无缚鸡之力的艺术家的生存之路，这个视角带出来的关于人性的冲击力是巨大的。

艺术家的看，艺术家在一个个事件中的抉择，艺术家的苟且，比普通人更有份量感。

瓦列在家人准备走的时候选择的是要留在波兰；在家里物资短缺的时候，瓦列选择的是卖掉自己的钢琴；瓦列在遇见一个小孩陷入洞口被毒打的时候选择的是救助；瓦列在海兹要求其加入犹太警察队的时候选择的是不；瓦列去咖啡馆赚钱贴补家用；瓦列选择去犹太人反抗组织（虽然没有被接纳）；瓦列帮助家人弄工作证，捞出被救助的弟弟；在弟弟和妹妹被带走时，瓦列对母亲诉说的话里面的自责等这些开场情节首先建立了一个“高大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形象。

全家进火车之时被海兹救下，瓦列在一番挣扎痛哭后选择了存活，这是瓦列形象的一次突转成为情节点1。

瓦列在被毒打后的求饶；瓦列求助于朋友的逃脱；瓦列的一次次躲避；在完成从一个艺术家到一个求生的人的转变。

再遇见德国军官后瓦列的第一次演奏（曲调为肖邦的第一叙事曲，描写一个流浪的波兰人的生活）成为情节点2，瓦列演奏完之后的泪水表现了此时此刻心绪的复杂。

这样一个高大的人物到“卑微”人物的突变，真诚的完成对人性的描写。

瓦列是一个接地气的人物，被观众所接纳并移情，观众在于瓦列做对比的过程中完成了人性的净化。

瓦列是一个幸运的人，这种幸运是因为人物关系给他布置了一个安全的网络。

对他施于重要保护的有犹太警察海兹，和他一起躲避在餐馆里的犹太富商，前面帮他办取工作证后面帮他联系梅耶克，女演员嘉琳那一家人，对他崇拜爱慕的大提琴手多罗塔，及德国军官，他们大多都丧命。

在这些人中有所谓的好人和坏人，因此人的描写是客观的。

德国军官的描写笔墨不多，而且是在战败后相遇，就规避了暧昧战犯这一层次的嫌疑，同时呢也丰富了描写人性的语境，这些德国人也有家人，他们也讨厌战争，其中好多人都是身不由己，战争的受害是双方的。

包括协助他的人与在瓦列逃难当中的众生的百相，丰富了战争的表现力，比较典型的几个形象有一只喊着我怎么可以这么做捂死自己孩子的妇女，争论是否要反抗的老年人，抢粥的流浪汉，寻找自己丈夫的精神失常的中年妇女等。

同时电影三分之一的笔墨在描写瓦列一家人的求生，这样在这部电影当中一个人、一家人、一群人的生存都有描写，其信息量相当丰富。

三、战争悲剧中的人性主题人性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在战争中更能体现人性的种种。

人源于动物，区别于动物，人性种种其实是兽性和神性的斗争。

战争就像一个催化剂，兽性的贪婪和凶残，神性的无私和善良都被刻画出来。

如果说《辛德勒的名单》是在同犯者的角度讲述救赎的人性主题（辛德勒的初始动机是在战争中发财），那《钢琴师》的人性主题会更大更客观一些。

生存是人的第一动机，美和丑是伴随产物，善和恶是你所遭遇的，仇恨贪婪导致毁灭，宽容得到救赎。

《钢琴师》讲求生，是讲生的艰难，是讲因爱而得以生。

单人是性格，群人是人性，单人无法存活，聚集则有能量活，要不就是毁灭的能量，要不就是拯救的能量，这种人性的语境在一个德国的毁灭和一个人的存活双重对比下赋予其客观、深刻的含义。

电影最后当瓦列的同事对自己见到德国罪犯咒骂疯狂的举动而反思之时，完成了电影对战争悲剧和人性主题的读解。

毕竟，如果以怨报怨则是战争母题的无限循环，只有宽容和爱人才得以存活。

二战胜利以后，波兰犹太钢琴师Wladyslaw Szpilman开始撰写他的回忆录《钢琴师》。

后被改编成电影，在还是遍地废墟的华沙开拍，片名叫《华沙鲁滨逊》。

后来被华沙政府改名为《不被征服的城市》，并在播出前加入华沙居民欢迎苏军进城的场面。

波兰裔法国导演波兰斯基，生在法国，父母是犹太人。

波兰斯基本人在战前回到波兰。

他的母亲死在犹太集中营，父亲幸存。

而他自己当年8岁，是从铁丝网的一个被绞开的洞逃出去，才侥倖活命。

某天，波兰斯基拿到了钢琴家Wladyslaw Szpilman的回忆录。

看到第一章时，他就觉得这个题材将成为他的新片。

正如波兰斯基所说“该片以令人吃惊的客观笔触描述了那段时期的真实情况，客观到了近乎冷酷和精确的地步。

书中波兰人有好有坏，犹太人有好有坏，德国人也有好有坏……”他希望他拍出来的影片最大可能地接近于事实，而不是那种典型的好莱坞风格电影。

钢琴家在允许波兰斯基拍摄后，合上眼睛，长眠在萧邦的乐曲里——2000年7月，他88岁，没能等到影片最终完成。

影片自始至终，都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感觉二战对波兰及波兰犹太人的伤害。

比如在Szpilman最初被隔离在犹太人小区的时候，当他看到走私食品的孩子被活活的打断脊椎骨而死去，眼神充满了无助和恐惧。

到了影片的结尾，看着一批批的犹太人在各种方式下死亡，这个时候，他的眼中已经没有了任何多余的表情。

死神在这个时候，如同一个影子，随时出现，用各种方式表演关于死亡的一切。

他穿梭在其中，只是为了生存，生存。

他跪在德国纳粹的脚边，只是为了生存，生存。

如同影片中一个地下党人说的那样，“活着，要比死更难。

”影片中的人物对白极少，没有任何的英雄式言语。

对于帮助，或者被帮助，人们都用心灵做了最终的记录。

Szpilman几次被投靠纳粹的旧日故友所救，那不知道命运如何的发亡命财的人们，借Szpilman的名义四处敛财的革命党人，帮助Szpilman藏身的日尔曼人夫妇。

犹太人，有好有坏。

波兰人，有好有坏。

德国纳粹，有好有坏。

革命党人，有好有坏。

Szpilman本身为钢琴师，但影片本身却不是以音乐为主要的表现形式。

但音乐，却总在关健的时候起到对影片气氛进一步烘托的作用。

当Szpilman在咖啡馆里以钢琴为生，那个时候的Szpilman心不在焉，音乐，可有可无。

当Szpilman在藏身处看到一架钢琴，本能的坐在上面，然后，手指在键盘的上空开始划动，背景音乐响起，不弹即是弹。

音乐，在Szpilman的身上，更是一种生存的力量。

当Szpilman最后与德国军官面对面，弹起肖邦的《第四钢琴叙事曲》，从生疏到娴熟，从对生命的绝望到忘记生与死的距离，音乐，又是音乐，给了我们另一个永生之门。

它在和平时期娱乐娱人，战争时期娱情娱性。

将战争戾气化为一个人对生存的渴望。

活着，即是最伟大的胜利。

向最高贵的灵魂，致敬。

关于《The Pianist》的一些反思 1、关于犹太民族 二战期间，波兰华沙犹太人由50万剧减至6W。

就整个犹太民族的历史而言，欧洲也一直都有将犹太民族做为异己进行迫害的传统。

从这一点上，与中华民族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什么是忘记？

什么是记忆？

二战时，我国同样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迫害。

从九一八开始，到南京大屠杀，已经成为了我们整个民族永远的伤痛。

但在《The Pianist》里面，却没有仇恨，没有呐喊，没有咒骂。

只有人性对于生存的渴望，对战争的宽恕。

他正视这一段历史，并将其用各种形式再现。

战后的犹太民族，对于二战期间的战犯，拿出巨额财产在全世界范围内通缉。

战后的犹太民族，用最短的时间，抚平伤口，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界，谁才是真正的强者。

2、关于爱 影片中有很多的爱。

比如亲情。

在Szpilman一家6口分吃一块糖的时候。

虽然他们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死亡，虽然他们卑微，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那块糖，却如同卡在我的咽喉处，让我久久无法发音。

再如爱情。

其实影片完全可以拍成一部战争爱情片。

漂亮的桃乐丝，对Szpilman充满了好感与崇拜。

但是没有。

等到逃亡的Szpilman再次遇到桃乐丝的时候，她身怀六甲，与丈夫一起帮助Szpilman，她挺着肚子，坐在房间里练大提琴。

Szpilman，始终没有任何的语言，只是站在外面静静的观看。

在战争面前，爱情是什么？

什么又是爱情？

记得有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最后，拍成了感情戏。

3、关于死亡与音乐 影片中的音乐，仔细的说起来，其实都是些很简单的音乐。

但就是这些简单的音乐，时刻与死亡面对。

Szpilman的手放在钢琴上，叫演奏。

当犹太劳力们在平安夜被迫唱起圣诞歌，他们表现的不是愤怒，不是悲伤，而是希望。

Szpilman的手在键盘的上空快速的滑动，难道，不也是一首最出色的生命赞曲吗？

4、关于波兰斯基 本片导演波兰斯基一直都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

他生在法国，父母为犹太人。

二战时期，他回到波兰。

其母死于纳粹集中营，父亲和他幸存。

但对于那段亲身经历的过往，无疑是他一生的伤痛。

当年斯皮乐伯格邀请他拍著名的影片－《辛德勒的名单》，被他拒绝。

因为对他来说，这段历史太过于痛苦。

1969年，他的妻子沙郎.泰特被“梅森党”杀害，他本人却对此表现漠然。

后来他又卷入一场闹得鸡犬不宁的强奸案，虽然他极力否认，但是他在狱中服刑六个月，另加精神病医生的监护，最后他认为法官不会公正判决，而在候审期间逃跑，从而在1977年变成了美国在册的逃犯。

从此20年间，波兰斯基再没有回过美国。

一个亲身经历过的人，用如此冷静的镜头拍摄出了《The Pianist》,没有仇恨与报复，只是尽量的重现一段历史。

其身心所受的痛苦，非常人能体会。

5、关于生存 从此后，请重视任何的生存形式。

因为，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也只有活着，才能洗清“活着”的屈辱。

更是只有活着，才能永远的记得这一段历史。

曾经有一个好友对我说，她特别欣赏打鼓的人，无论男女，她说是那种洒脱吸引了她。

我想，应该是那些上下舞动的手指和专注的表情对我有着特殊的吸引力，所以喜欢钢琴家。

至今看过两部关于钢琴师的片子，一个《The legend of 1900》，另一部《The pianist》。

一直都喜欢钢琴，但是偏偏学会了萨克斯，早先父母都说钢琴不好移动，到哪里都不能即兴。

现在发现，一个钢琴家需要的，无非一双手，足矣！

关于战争的影片真的太多了，可是它的残酷还是一遍遍的让人心寒。

无法想象，那一双为整个波兰演奏的手，要笨拙的用铁铲和铁钩来撬开一个不知年月的罐头。

当他面对着那个军官的时候，我看出来他的绝望。

看这部电影唯一笑的时候，是他带着那个罐头走来走去的时候，连生命都在别人一念之间的时候，是什么让他拖着跛脚带着那个罐头呢？

对于生的希望，抑或，仅仅本能……最出彩的地方，是到了那个有钢琴的寓所，他应该安静，可是打开尘封的钢琴，抹掉琴键上的绒布，低头，随后响起了钢琴声。

我以为是艺术战胜了对生命的渴望，或许，这样的导演会让影片更加戏剧性，然而，不是真实的选择。

然而，镜头拉下，我看到一双在空中飞舞的手，依然华丽的钢琴声，仅仅流淌在钢琴家的头脑中。

身边的朋友不喜欢钢琴的理由是它太华丽，其实，它也可以悲壮，只不过一定要用一种优雅的方式。

城市的废墟中，面对一个随时可以结束自己生命，也结束自己演奏的德国人，不紧张是不可能的，所以那段曲子开始很慢，有些颤抖。

然而，高潮很激荡，又恢复平静，结尾的音符取强有力。

正如同战争，最初的不安，小心翼翼，随后的大无畏，最后，在人们的心中留下时代的强音，或者说，符号，烙印。

影片的最后，他穿着德国人留下的大衣走出去，以为见到了苏军就见到了亲人，可是他们向他开枪，只因为这一件大衣。

其实他走出去的时候我就在暗想，要是不脱大衣肯定会很惨。

不知道导演是怎么想的……举着枪的苏军问他，那该死的大衣怎么会在他身上，出乎我的意料，他没有说是德国人送给他的，而是一句“I'm cold.”恍然领悟，钢琴家也是一个正常的人类，冷暖自知！

在电影里听到了几句德语，这个假期刚刚学，也算是另外的收获！

人类光辉下的阴影我对于犹太人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类似于病友的感情，这可能是由于我们都在战乱中饱受痛苦。

看着关于犹太人屠杀的电影，我都不禁将其中的人种换成中国人，于是我总是以亲历者的身份观看这类电影，这样的观影体验带来更深的感触。

本片讲述的是一位钢琴家的故事，整部电影都带上了钢琴家独有的文艺浪漫的气质。

这种感觉来源于人物感情的表达，来源于配乐的运用，来源于色调的处理。

看完这部电影就像欣赏完一场古典音乐会，导演在舞台上优雅地表演，我们在台下仔细地聆听，周围除了音乐声之外没有半点杂音，当演出结束后，导演悄然离去，而我们还在默默回味。

导演客观冷静地向我们述说发生过的事情，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没有激烈的个人感情，没有煽动民族情绪。

他只是平静地展示那一段历史发生了什么，他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他想表达什么。

这部电影更像是一部纪录片，记录一个人幸存的过程，导演没有向里面过多掺杂其他元素，事实上，这部电影也的确是真实故事改编。

电影对于残忍的场景从不逃避，血溅当场的镜头频频出现。

这样一部真实冷静的电影直接展露出血淋淋的现实，没有添油加醋，只是让人直面那段历史，让观影者能够从中独立思考而不受其他观念的影响。

有人说钢琴师能活下来只是靠运气，语气似乎极为不屑，可是在那样的战争年代，在那样窘迫的处境中，除了运气，普通人还能指望什么呢?运气在战争年代是如此的重要，其重要性超过以往的任何时刻。

生命脆弱无比，子弹、饥渴、寒冷、病菌，随便一样都能轻松地杀死上百人。

所以当德国军官救助了主角，主角向他道谢时，他说主角应该感谢的不是他而是上帝。

上帝就是运气的别名，感谢上帝正是感谢运气。

他能幸存下来就因为他命不该绝，没有那么多为什么，战争中人的生命早已不在自己手中。

就是因为这样生死难料的生活，人们才会感慨：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说到电影中的角色，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个人。

轮椅老人，救助主角的德国军官以及主角本人。

如果让我选出本片让我最震撼的场景，我会毫不犹豫地选轮椅老人惨死之景。

在隔离的犹太区里，一家人正准备享受晚餐，享受这不幸中罕有的安宁时刻，然而祸从天降，纳粹仅仅只是为了取乐就把他们全家屠杀了。

轮椅老人是第一个被杀的。

他当时坐在桌边，颤巍巍地准备吃晚餐，然后纳粹闯了进来。

纳粹要求所有人立刻站起来，他无助地看着腿下的轮椅，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弱小的手臂因为过度用力而颤抖，但他最终还是站不起来。

如果轮椅老人能站起来，那他还需要轮椅吗？

难道军官不知道这个道理吗？

他当然知道，然而他只是单纯地想要虐杀犹太人而已，理由并不重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于是，老人被纳粹推到阳台上，瘦小的身躯被纳粹提起来扔了下去。

他曾经回头看向他的家人，可他们却噤若寒蝉，低头看着地面，他希望他的家人来救他，可是家人只是看着。

是家人不想救他吗？

家人当然想救他，但是家人不敢，纳粹的残暴早已深入人心，遇到他们，像枪毙这样不受折磨的死亡可能还算是最好的结局。

如果这是纳粹第一次来骚扰他们，说不定他们还会奋起反抗，但是他们早已亲眼目睹过纳粹的暴行，知道反抗的结果只会更加凄惨，乖乖听话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于是犹太人就这样一直被压迫，他们怀着侥幸心理，对纳粹的人性尚存有一丝希望。

在电影中就有一个老犹太人曾说过不要暴力反抗，他想当然地以为纳粹是不会随便杀害他们的，毕竟他们也算是劳动力，还有利用价值。

他错了，纳粹一心只想要灭绝犹太人，只有反抗才能自救，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施暴者来决定是愚蠢的做法。

一味的顺服只会助长邪恶的气焰。

最终，这一家人都被纳粹屠杀了。

人类杀害动物是为了获取食物皮革，人类杀害人类却只是为了取乐，人类之间的杀戮远比对动物要残忍千万倍。

人性彻底释放后的疯狂让我震惊，人类不再敬畏生命，人命可能是那时最廉价的东西。

德国军官是一个复杂的角色，导演没有因为他纳粹的身份就设定他同样也是个残暴的人。

不是纳粹就一定是残暴的，这才符合真正的现实情况，没有任何人是绝对邪恶或是绝对善良的。

他救助了主角，在被俘后他哀求主角的朋友，让主角来这里救他，但当主角来到时，只看到一片空荡荡的草地，后来电影提到他在苏联战俘营中死于1952年。

就电影中的表现而言，我觉得他是个可怜的人，甚至有些同情他，毕竟他救助了主角，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他身为纳粹军官时做了什么事。

也许电影里他签的那几份文件中，就有一份是确认释放集中营毒气的，我们无从知晓。

如果当主角赶到时，他仍在那里，那么他到底值不值得去救呢？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这句话似乎可以用在他身上，只是有一点差别，雪花不能选择自己的位置，他却可以，他可以选择援助犹太人而不是当一名纳粹军官，可说不定他当军官是为了更好地援助犹太人呢？

我们又无从知晓。

我们不能因为他对主角一人的救助就认定他是善良的、值得原谅的，但是又不能因为他是个纳粹军官就直接判处他死刑。

他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又或者二者兼有?对于这一类人，我想只能通过一场公平公正公开的战后审判才能判断，可惜他没能等来这么一场审判就死于战俘营，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也随着他的死亡而成为秘密。

最后是主角，首先要评价演员的演技，我认为再多的褒扬、再多的赞美用在他身上也不为过。

他刚出场，除了钢琴家之外，我无法想象出他还能是什么其他的职业。

他的气质，他的神态，他的一言一行，尤其是他的双眼，让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当年的那个钢琴师，这部电影其实是当时真实的影像。

他饰演的钢琴家内敛含蓄又忧郁，在电影中他没有过多复杂的表情，眼睛替代了嘴巴，成为他思想表达的位置。

他的喜悦，他的悲伤，他的绝望，他的希望，他的一切内心感情都通过眼睛释放出来，这时，眼睛真的成了心灵的窗户。

这需要最顶级的演技才能通过眼睛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演员对人物性格的理解是那么透彻，对心理的把握是那么细腻，一切都处理得恰到好处，少一分则呆板，多一分则浮夸，这样塑造出来的钢琴师的形象堪称荧幕经典。

扮演这个经典角色的演员，我们称赞其为影帝。

像钢琴师这种含蓄内敛的人，当他抑制不住嚎啕大哭时，说明他内心已经悲伤到了极点。

钢琴师本来要和家人一起乘上纳粹安排犹太人的火车，尽管那是一列通向死亡的火车，但能和家人一起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可是他却在上车过程中被人救了下来，他试图再次上车，但是为时已晚。

他失魂落魄地走在肮脏混乱、遍地死尸的大街上，周围一片死寂，因为所有犹太人都被抓走了，他边走边哭，号啕大哭。

虽然此时他的家人仍然在世，但是他知道，刚才已是永别了，陪伴多年的亲人再也无法相见，只有自己孤零零地苟且偷生了。

生离死别来得如此之快，事先毫无准备，谁能料到突然就只剩自己一人了?他的眼睛在那时变得黯淡无光，里面总是藏着黑暗和虚无。

这是钢琴师在电影里第一次感情爆发，也是最后一次。

在影片末尾，钢琴师的朋友对他说从来没有任何食物补给运向那列火车的目的地，言下之意便是那里已经无人生还，他的家人都已离世。

幸存下来的钢琴师听完之后没有流泪，只是坐在草地上，静静地看着夕阳落下，也许他后半生的眼泪都已经在上次流干了吧。

影片最后，他面无表情地弹奏着钢琴曲，他似乎更加沉默寡言了，我想是言语太过于苍白无力，无法承载如此沉重的痛苦，他只能通过钢琴曲才能稍微释放出一丝心灵的悲伤。

导演选取钢琴家作为主角也是耐人寻味。

钢琴音乐是人类光辉的美好体现，而战争屠杀表现了人类阴暗，二者的强烈对比让人觉得荒诞不经，简直荒谬到了极点。

在电影中，人类光辉最终挺过了那段人类史上最疯狂黑暗的时期，可在现实中，多少人类的光辉在黑暗时期熄灭了。

人类能创造出极其美好的事物，同时也能彻底毁灭这些美好。

光芒有多明亮，底下的阴影就有多黑暗。

只愿世界和平。

对于华沙起义的真相，大多数人是不太了解的。

战争一开始波兰人默许了纳粹对他们犹太同胞的屠杀。

战争末期，苏联人即将解放波兰，而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沉不住气了，决心要抢在苏联人前面夺回华沙的控制权，并且试图对抗苏军的渗透。

于是乎就上演了那处惨烈的闹剧，让上万手无寸铁的百姓去和精锐德军争夺华沙控制权。

那边斯大林就气急了，放了狠话，说不插手华沙起义，让他们自己去尝苦头吧。

而流亡政府期望的英美空投人员物资也成了空谈。

总之华沙起义不单单是纳粹的凶狠，更包含着英美、苏联、波兰前流亡政府之间的丑恶政治企图，华沙变成了废墟，起义者领导者本身没有为失败付出致命代价，为他们丑恶企图埋单的是大约20万华沙市民。

《钢琴师》是一部好电影，虽然输给了《芝加哥》没有拿到那一届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可我还决心写一写它。

水了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沉下心来发个有意义的帖子，望大家赏脸。

题外话：阿德里安·布劳迪也凭借此片斩获了第75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成为奥斯卡历史上最年轻影帝；导演罗曼·波兰斯基也收获了最佳导演奖。

但那一届最佳影片输给了《芝加哥》我觉得是个意外，毕竟最佳导演都收入囊中了，作为歌舞片的《芝加哥》毕竟也不是奥斯卡最喜欢的feel，又是历史片、又是剧情片、又是战争片、又是文艺片，历史上获奖的影片多达27部，1961年——1970年占主导地位的歌舞片这次打败《钢琴家》，难免会有影迷不服。

影片是以肖邦的《升c小调夜曲》开头，因为男主并不会弹钢琴，所以我刚开始看到他沉醉于钢琴的那一段表情竟觉得有些滑稽，因为镜头没有让他的手和脸一同出现在一个屏幕里，我始终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

广播站被轰炸，斯皮尔曼依旧如此淡定，仿佛从来不为他的生命担忧。

在家里时，爸妈告诉他们要离开华沙，瓦列很不相信，可是他的声音很小，我必须竖着耳朵才能听到，便可笑地认为他没有什么演技可言（影片过后我才真正明白，并不是歇斯底里在屏幕上大叫才叫演得好，有些人，比如阿德里安，他不必说很多话，凭他的表情，凭他的肢体语言，就可以完成所有语言可以做到的事）。

瓦列在被送往犹太区之前这一段演员塑造的已经很成功了，就是一个真正的瓦列，没有被战争摧残的瓦列——绅士、彬彬有礼、纯粹的艺术家。

斯皮尔曼一家要卖掉钢琴换取食物的那一段，瓦列只有一个镜头，就是他盘着腿坐在椅子上，向争吵的众人挥了挥手，轻轻地说了一句“take it”。

镜头离得太远，我没看清他的表情，但没有温度的一句话，瓦列的不舍但又无奈就跃然而上。

瓦列救那个被卡在墙下的男孩，拒绝伊萨克让他做犹太警察的帮助……只是影片的一小部分，暂且略过不谈。

前50分钟，波兰斯基更多的是想表现当时残酷无情的形势，德国军官的残忍与冷酷，对生命的漠视；犹太人的任人宰割，听天由命，以及被德国人认为最下贱的生命。

对于这个“钢琴家”的描写，也许直到50分钟以后才正式开始。

但其实剩下的故事也很简单，无非一句话可以概括：一个犹太钢琴家在别人的帮助下一步步逃离魔窟，最后以自己的一段钢琴曲感动了一个德国军官，最终成功地生还了。

虽然瓦列的求生欲望很强烈，他总是在不停地奔波，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忍受饥饿和寒冷之苦，还要一次次化险为夷，但不得不说，瓦列的逃亡之路是很被动的。

他的职业是一名钢琴家，也许他的确天才，可他在逃生这方面的智商几乎为零。

如果一路一路没有贵人（梅耶克、多萝塔夫妇、吉勃克辛斯基等人）相助，凭借他的微薄之力是不足以捱到战争结束的。

举个例子，在马里克给瓦列提供的房子里，瓦列为了够一个东西打碎了许多盘子引起了邻居的注意，他不得不按照马里克说的去找多萝塔夫妇。

我觉得真正有意义的一段是德国军队开始对波兰人发起攻击毁掉了他在战争中最后住的那一套房子，瓦列才开始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开始了逃亡。

影片中通过瓦列头发和胡子的生长来衬托时间的流逝，瓦列在最后遇到了德国军官，他告诉了军官他的职业，军官便让他弹一首曲子。

阿德里安演绎的瓦列从刚见到军官的恐惧，到坐上琴凳刚开始弹琴的虚弱与陌生，到逐渐地沉浸于琴声中，越来越激情澎湃，也许他的琴声里融入了国破家亡的悲痛、自己这几年逃亡的悲惨经历，所以才会如此有震撼力，以至于竟然感动了一个德国军官。

阿德里安在这一段的表现非常好，把一个一直在听天由命逃亡的软弱的犹太人被战争所改变成现在的样子精辟地表演了出来。

但起推动作用的，还是瓦列演奏的那一曲肖邦的《第一叙事曲》，完全的催泪弹。

这部电影有许多许多经典镜头：他翻墙回到犹太人居住的地方的时候，瘦削的身影走在毁坏在战争中的破败的楼房中间，这一幕据说是电影海报的镜头；男主角带着犹太人的五角袖章在酒吧为犹太人弹钢琴，这一幕是电影教材《认识电影》的封面。

男主角身上有一种固有的属于钢琴家的阴郁的气质。

除了这种气质，艾德里安•布洛迪不仅本身就会弹琴，最让人佩服的是他为了电影所做的努力，为了电影绝食减脂，影片最后躲在废弃的医院、楼房里寻找食物的瘦削程度真的让人感到无力。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演员该有的素养。

试问中国能数出几个颜艺俱佳的演员。

另外影片多处细节都能表现出影片制作的精致。

一个场景是犹太人们搬到固定的区域，粮食缺乏，路上有流浪汉抢夺一个妇人手中的食物，一不小心，罐子被打翻，粥从罐子里流出糊在湿湿的泥地上。

流浪汗二话不说就趴下舔干净泥粥混杂的地面。

看到这个场景真的佩服这些演员的职业操守。

另一个场景是男主角离开那件被反锁的房间想到街对面的医院的时候，医院门口的街上，我们还能看到以同样的姿势趴在地上的被射死的女人。

我相信喜欢这部电影的最难忘的是最后德国军官救助男主的片段。

个人以为这一情节才是助力这部电影成为经典的原因。

因为德国军官的帮助，让男主角的逃命不只一方面的躲藏，而是德军和犹太人双方面的努力，从中也更能感受到战争中参战者的思考和人性。

观影时候两次落泪都是他躲藏期间，遇到钢琴的镜头。

从打开钢琴却不敢抚摸键盘只能在空中弹琴，到饿到面黄肌瘦肌肉萎缩的时候还能在不知是敌是友的德国军官面前弹出强有力的《肖邦第一叙事曲》(Ballade No. 1 in G Minor, Op. 23)。

眼泪抑制不住。

印象最深刻的，是瓦列在雪中奔跑的那一段。

漫天的白色，远处有行人走过。

他们不会知道这个仓惶的男人经历了什么。

而他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迈出那一步。

靠在墙上的时候，惊魂未定的他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影片中对于人性的刻画已经被太多文字所赞美。

那种客观的视角，描述了整个时期的情况。

客观到了近乎冷酷和精确的地步 。

罗曼·波兰斯基导演在这部片子里更多地使用着第三视角转切第一视角，用主角的眼睛去看待战争的残酷。

在表现屠杀和局部战争时，丝毫没有含蓄的成分，德军连续近乎荒诞的屠杀的场景被直白地表现出来。

在街头无辜被杀害的流民，亲手杀死自己婴儿的母亲，不知道要拿钱做什么却执着兜售牛奶糖的孩子，没有人情的犹太警察，只因为问了一句话而被枪杀的妇女...这些都被审视的镜头表露出来，令人心情沉重。

这是一首剖析人性的残酷悲歌。

犹太酒吧里，肖邦的音乐和自私地验证金币的商人，瓦列在极端困顿情况下依旧颤动的手指，在脑海里响起的旋律，在饥饿和恐惧中揉搓泥灰的双手，钢琴上端放的德国军服，依旧忧伤、动情的旋律。

这些都是细节，而正是细节决定了影片的深刻。

而这部影片真正令我着迷的，则是它独特的视角。

艺术不是奢侈品,它的根基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生活,在绝境中让我们更坚韧.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成千上万,每个人遭遇不同。

瓦列是一个钢琴家，他有音乐傍身,比别人可能要坚强一点,柔韧一点,淡薄一点。

他逃脱死亡的同时也在雕刻着死亡，带给我们一种生的希望，给我们勇气面对我们自己所遇到的一些挫折。

记得上课时，老师向我们分析这首肖邦第一叙事曲。

说它是肖邦为了祖国和战争而写下的曲子。

那时并不能够理解这其中的含义，匆匆记下了曲式分析要点，还有那些美丽的和声。

好吧，该激情的地方，就激情。

该柔情的地方，就柔情。

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

然后到了上课时，老师很不满意地告诉我们，你们的演奏没有灵魂。

你要去理解作曲家的感受。

现在重新看了这部影片，似乎理解了老师想要表达的东西。

因为那个德国的军官，居然让瓦列演奏肖邦的曲子。

或许它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对战争的唾弃，然而美的事物终究是不分国界的。

而对于《钢琴师》的总结，大概只有这句话最为准确。

以世界上最美的艺术来对比战争。

他战战兢兢地搬来椅子坐在钢琴前，不安地抬眼看他，但又很快移开视线，那人的的烟灰军装，以及别在腰间的枪灼伤他的眼睛。

他把指尖放在黑白琴键上，骨节僵硬，颤抖着不知所措。

但只要跳跃那双沾满污垢的手，他就是音乐世界的神。

他从未听过这样悲怆动人的《升ｃ小调夜曲》，使他忘记琴架上的纳粹军帽，忘记德国军装肩上显赫的军衔，只在这首融入奏者全部苦难与哀伤的乐曲中蹙紧了眉头，若有所思。

从听到第一个音符开始，他就感知到超越国界，超越种族的嘤嘤共鸣。

这是1944年华沙犹太废墟。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战役，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结束了，而波兰犹太人，乃至全世界犹太人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他们被迫戴上蓝色大卫之星袖章，禁止进入公园和餐馆，甚至不准走人行道。

拉德加斯特火车站更是所有犹太人的恐怖梦魇。

大批的犹太人就是在这里，坐着装牲口的火车，被送往奥斯威辛死亡集中营。

瓦拉迪斯罗·斯皮曼(Wladyslaw Szpilman)的亲人也在其中。

作为波兰天才钢琴家的他，被一位听过他演奏的警察所救，才幸免于难，开始了四处躲藏，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涯。

有一次他进入一所废弃的住宅寻找食物，不幸与一位德国军官狭路相逢，就在他静等死亡来临的时候，那位军官得知他的身份以后，却叫他演奏一曲。

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当时斯皮曼绝不会想到，自幼热爱的音乐，早已使这名军官的内心充满对苦难人民的慈悲与怜悯。

这位将来会有数十名犹太人请求赦免无罪的德国纳粹，名叫威尔姆·霍森菲德（Wilm Hosenfeld），出生于1895年，他像任何一个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一样，参加了纳粹冲锋队，两年后又加入了纳粹党。

他为能够参与祖国的复兴而陷入狂热的心醉，完全没有预想到“卐”字标志即将给全世界带来的灭顶之灾。

二战爆发，霍森菲德再次应召入伍，１０月，他被派往波兰帕比亚尼采，管理战俘营。

就在这期间，霍森菲德对他所拥护的希特勒“平等”主义产生了困惑。

他深深同情挣扎在纳粹铁蹄下的波兰人民，并为他所效力的组织的罪行痛苦万分。

１９４０年冬的一天，霍森菲德看到一群德国兵毫无道理地毒打一个波兰孩子，随后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所有的热情都熄灭了。

看到我们的人在波兰的所作所为，作为一个德国军人，我感到羞耻。

” １９４２年，霍森菲德晋升上尉。

他在驻地开了波兰语课，请来授课的是他一位波兰朋友的哥哥。

当德国人节节败退的时候，这位教师对他说：“你们打败了，扔掉你的军装吧！

我们会把你藏起来。

”霍森菲德拒绝了，他说：“我知道上帝在诅咒德国人，但我不能抛弃我的同胞。

” 霍森菲德对犹太人的善行，仍不能改变法西斯的穷途末路。

1944年12月12日，苏军抵达，德军撤退前夕，他最后一次来到钢斯皮曼的藏匿地点，像往常的许多次一样，他带来了食物，甚至还留下了他的军大衣。

他问了斯皮曼的名字，希望可以再次听到他的演奏。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７日，霍森菲德被苏联红军俘虏。

１９４７年７月，他在战犯营中风，两年后拖着病体接受审判；１９５０年被判处死刑，后减判为２５年苦役，他被指控犯有侵害波兰平民罪。

直到这时，斯皮曼才知道霍森菲德的悲惨遭遇，他立即上书给政府请求帮助，得到的答复是：“如果他在波兰，我们可能给他自由。

但是我们的苏联盟友不愿释放他。

” 判刑一年后，霍森菲德再次中风，瘫痪在床；１９５２年死于狱中。

恢复和平以后，斯皮曼将这段经历写成回忆录《死亡的城市》，于1946年出版。

但由于书中描写了波兰犹太人对当时苏联的不信任，遭到苏联查禁。

直到90年代，这本书才改名为《钢琴家》在美国重新发行。

2002年被波兰导演罗曼·波兰斯基搬上银幕，一举夺得第55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

可惜，斯皮曼没有看到他的朋友霍森菲德感动全世界的场面，他于2000年7月6日逝世，享年89岁。

不过已经不重要了，这对老友，56年后在另一个世界相聚，只是这一次，没有恐惧战栗，没有负罪歉疚。

“肖邦？

” “肖邦。

”

电影主人公史标曼（艾德里安•布洛迪饰）是波兰一家电台的钢琴师。

二战即将爆发之时，他们全家被迫被赶进华沙的犹太区。

在战争的颠沛流离中，史标曼和家人被迫分离，天各一方，音信全无，而史标曼本人也受尽种种羞辱和折磨，他侥幸得到一位朋友的帮助，暂时有了藏身之处。

战争愈加猛烈，朋友不得不抛下他回老家寻得安全的住所养育儿女。

此时史标曼恶病缠身，却还要在搜捕中逃亡。

在废墟的阁楼上他遇见了一名德国军官，在军官的要求下他弹奏了钢琴曲。

美妙的琴声令德国军官萌发了恻隐之心，他暗暗帮助史标曼直到俄军解放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