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大爆炸

冲着导演许鞍华，冲着从未看过香港地区抗战题材，冲着周迅和霍建华去看了电影《明月几时有》。

这是与以往所看过的抗战题材截然不同的切入点，电影表现了抗战期间香港的民生、民怨，更是表现了抗战期间民众的抗日情节（或许是情怀？

）。

演员尤其是叶德娴演的妈妈，言谈举止，举手投足满满的粤风，太有代感。

电影充分演出了日本占领统治时期老百姓的生活，时时生活在恐惧中，度日艰难。

避难的穷文人，房东小心翼翼的斤斤计较，这场景既表达了一个最普通家庭主妇持家的细致，又充分展现了当时不分身份的艰难，但每一个人都善良的，战争带给百姓的只有民不聊生。

当妈妈听到外面的特有声音，赶快吹灭火烛，告诉女儿（周迅饰）又在抢花姑娘，此时声音有着压低的惊恐，没有夸张的大喊大叫或喘气声，说明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无奈的恐惧。

这也是民众抗战的心理（思想）基础。

周迅读矛盾散文那段绝对精彩，周迅的台词功夫堪属顶级。

点出来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所有的期望。

霍建华饰演的潜伏者也是不同以往的，看似胆小，眼神里没有闪烁着所谓精明，但对感情是热烈的，对潜伏任务执行毫不迟疑，牺牲的不如其他作品的壮烈，但临终那一刻我眼泪夺眶而出，相当感人。

整部电影没有大场面的部队集结战争场面，没有炮火连天的激战场景，有的是抗日的火种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他们随时参战，随时献出生命，为了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恰恰就是这些“平淡”带给我更多的震撼。

电影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对！

就是音乐。

久石让配乐每每出现都是点睛之笔，情绪、希望、悲伤与激情都会随着演员的表演和音乐而调动。

大咖当之无愧。

原载于文慧园路三号2017年迄今最好的国片出现了 文 | 落木君，纽约大学电影系许鞍华的新片《明月几时有》，算起来，是她第四次讲民国的电影了。

这部片子虽未正式上映，但在上海电影节和北京的点映与影迷见面后，已经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观众的反应褒贬不一，有人感动得落泪，有人则觉得有些淡而无味。

看豆瓣上的评价，很多人觉得，故事讲得有点散了，有点不知道说的啥。

落木君去看了北京的点映，个人觉得，片子质量让人十分惊喜，可以算得上2017年华语电影年度最佳了。

很多豆瓣网友所说的“叙事散漫”，其实恰恰是这部片子的精华之处，是很高级的东方文人叙述方式。

形散而神不散，看似处处是闲笔，但仔细一品，无一处是闲笔。

看似东拉西扯，絮絮而谈儿女情长，百姓琐事，看完全片，你会发现许鞍华的野心，她勾勒的，是整个香港抗战时期的风俗长卷，她描绘的，是整个民族的韧性和旷达。

形散神不散 电影讲的是40年代的香港，东江纵队的游击队抗战往事。

以港九大营救中，营救郭涛和蒋雯丽扮演的茅盾夫妇为引子，以点带面，引出了三支主线：以彭于晏饰演的刘黑仔为代表的，正面抗敌的短枪队，以周迅饰演的方姑为代表的，传输情报的情报人员，和以霍建华饰演的锦荣为代表的，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

而方姑作为主线人物，她与锦荣的情愫，与刘黑仔的惺惺相惜，与母亲和童子军郑家彬姐弟等其他情报人员的感情，串联起了整个故事。

三支主线相互交错，网罗了香港抗战往事的各个阶层，但导演笔墨有浓淡，人物却全是立体的：战时笔耕不辍，却不得不颠沛流离的文化名人，精打细算勉强维持体面婚礼的普通市民，有春夏饰演的富家千金这种看似奢靡，实则心怀信仰的名媛交际花，还有喜爱中国文化，但永远也无法理解中国的日本军官。

甚至连港口负责搜查的普通老百姓，许鞍华也精雕细琢，将其犹疑又怕事自保的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这些细腻的对世情的群像描写，恰是导演想让电影呈现的状态：国难当头，不同阶级，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都在拯救自己，拯救这个民族。

细究下来，每一处似乎旁枝斜逸的细节，都有情节的勾连。

譬如春夏饰演的富家千金，与日本上层的女子纵情歌舞，似乎沉沦于乱世中短暂的欢愉，一度让人疑惑，这与电影中的主线故事有何关联，但随着叙述展开，参与情报工作的方姑母亲被捕后，春夏也同时被捕，我们才恍然大悟，她原来也是心怀大义的抗战人士。

霍建华饰演的锦荣，是周迅饰演的小学教员方姑的男友，他突然的求婚，和求婚不成后的告辞，一度让人摸不着头脑，直到电影最后，观众才理解，在向女友求婚的时候，锦荣已有了为国赴死之心。

再比如作为日方中文教师的锦荣与日本军官的几场对手戏，更是寥寥几笔，却画龙点睛，含蓄表达出导演对抗战的态度。

两人的微妙关系几乎成为抗战时中日关系的隐喻。

日本军官倾心于中华诗词的精妙，但永远参不透其中精髓。

剧中借用七步诗的典故，显出了日本军官对大国文化的掌控欲，不尊重和傲慢，锦荣情急之下随口做对的诗却不卑不亢，绵里藏针。

这些细节都在故事最后严丝合缝地对隼了。

这种看似散漫，其实草蛇灰线的叙事方式，其实是从古至今，汉民族特有的古典叙事。

任何一个在红楼梦，金瓶梅等古典小说的浸淫下成长的中国观众，都应该会觉察到一丝久违的舒适感。

散点叙事 最让人击节的，是梁家辉饰演的童子军彬仔的伪纪录片采访式的旁白插叙设置。

在此片中，梁家辉饰演老年的郑家彬，昔日的童子军，曾与方姑等东江纵队成员并肩作战，传递情报。

方姑，刘黑仔，锦荣等人的故事，是由他的碎片式回忆，勾连在一起的。

这样的形式，乍一看有点像关锦鹏的《阮玲玉》，或许鞍华的上一部电影，同样以个人的沉浮描写整个民国文坛的《黄金时代》，细究起来却全然不同。

梁家辉彬仔的采访，是戏中戏，梁家辉虽直接向观众叙述，但他扮演的仍是戏中的角色，而非梁家辉本人。

采访本身也是戏中的情节，剧情因此用彬仔的采访作套子，以插叙形式出现，结尾又回到彬仔的开车离去。

更妙的是，戏中的情节虽由他的采访引入，但视角却是全知视角，超出了他在东江纵队时，作为孩子的视角。

剧中对于刘黑仔，方姑母女和锦荣的描写深度，远远超出了彬仔所知。

这种叙事手法足以看出许鞍华导演的文人气质，民族美学！

落木君不由得想起前段时间，奇爱葛格在北影节做的“文人电影”特别单元。

其中的《小城之春》，女主角玉纹那种超出了全知视角的旁白，也一度让中外学者既着迷又疑惑。

君君一直觉得，恰恰是这种全然自由的，游离于内心和客观世界的旁白描述，掌握了中国文化五千年来写意表述之精髓！

君君先班门弄斧，举个绘画的例子吧，在毕加索立体主义之前的西方绘画中，老外们一般使用单点透视，比如下面这幅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透视点在正中，画出的是事件发生的一瞬间。

而东方的绘画思维是散点透视，比如《清明上河图》，透视点有很多，使得一幅画可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超越了一时一地一个人的感知，可以自由穿梭千里江山，移步换景。

这种放飞自我的自由表现到了古典小说里，照北师大郭英德老师的总结，变成了一种“散点叙事”。

比如说，水浒传里写武松对付孙二娘，是这样写的：先全知叙述武松的动态：武松也把眼来虚闭紧了,扑地仰倒在凳边。

这时就开始说武松的听感：只听得笑道:“……”便叫:“小二、小三,快出来!”只听得飞奔出两个盛汉来,听他把两个公人扛了进去,“一只听得他大笑道:“今日得这三头行货,倒有好两日馒头卖,又得若千东西。

”听得他把包裹缠带提入去了,随听他出来。

然后突然又转到旁观者的视角：看这两个汉子扛抬武松,哪里扛得动?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重的。

又回到武松的听觉：只听得妇人喝道……古典小说这种“散点叙事”的手法，随处可见。

这种描述已经跟电影分镜头脚本似的了。

而到了戏曲里，这种散点叙事的思路，成了戏曲的代言体，变得更加放飞了，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自由穿梭毫无障碍。

主角上来先念个定场诗，跟观众讲自己的身世，一会儿在剧情里，一会儿又背着剧中人跟观众讲两句心里话，甚至直接作者附体评价一番。

角色知道的事情可以大于剧情，也可以小于剧情，还可以等于剧情，而不会精神错乱，偶尔各怀心思的两人同时跟观众讲话，剧中人还可以选择性耳聋，互相听不见，最后下场还仿佛未卜先知似的，预告了自己身世。

对于精通京剧之精髓的费穆导演， 《小城之春》中玉纹的旁白，自然而然就是这种操作，这足以让洋人震惊了，但是对于放飞自我的中国人，咱是见怪不怪。

而《明月几时有》中，梁家辉饰演的彬仔在散点叙事之外，还是一个重要的“功能性人物”。

他就像《桃花扇》中的老赞礼，《长生殿》中的李龟年，《红楼梦》中的贾雨村，作为一个群戏中的“纬星”。

彬仔的采访，让导演可以自然地打破电影的第四堵墙，自由表述。

他既是场外之人，评点戏中人事；又是场内之人，展现当年世事。

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不仅在电影的叙事结构中可以“细参离合之场”，而且在抒情中承担着抒发“兴亡之感”的重要任务。

而梁家辉教科书般的演技，也很好的完成了这一任务，他的表演无比真实，连脖子上的皱纹都特别有戏。

如果不是知道他是梁家辉，观众简直要误以为这是真的人物采访。

彬仔的设置，hold住了整个故事的“形散”，而且拉开了时间的跨度，让细腻的，细节上精雕细琢的故事，一下子有了沧海桑田的宏大感。

借离合之情，抒旷达之感 和孔尚任，曹雪芹一样，许鞍华的《明月几时有》，电影叙事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手法。

通过方姑的成长，与两个男人的情愫，与母亲的生离死别，写出了一个时代的兴亡之感。

这种家庭伦理的故事内核，写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其实一方面延续了许鞍华从《客途秋恨》到《黄金时代》一以贯之的细腻又客观的描述，另一方面，又沿袭了民国文人电影传承不息的民族美学传统。

《明月几时有》让我想起，郑君里和蔡楚生两位影坛巨匠联合执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同样也是用诗句作题，同样讲抗战，同样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叙事手法，也同样有望月场景，每当江上月圆时分，忠良月下“永远团聚”的誓言，成了发妻素芬生活下去的信念。

“明月”作为一个民族希望的象征，也成为两个电影共同出现的意向。

但不同于《一江春水》表现出李煜式的沉郁，《明月几时有》就像它所引用的苏轼的词句，全片有一种港人特有的从容旷达之感。

没有悲悲戚戚，只有为国的奋不顾身和乐观向上。

从影片开头被营救离港的一句“胜利再见”，“胜利见”成了所有抗战时港人心中的明月，从侠客般神勇的刘黑仔，到娇小瘦弱的方姑，到方姑年迈的母亲，所有港人，怀着希望与乐观的心态，积极抗日。

虽然刘黑仔也有“入了短枪队，就没想着活着回来。

”，方姑母亲也有“死不重要，不要连累队友。

”但每个人说到生死，都有一种旷达和乐观，甚至有种幽默。

这种幽默的背后，是香港人对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自信。

胜利后见没见，影片悲悯地在此处留白，我们每个人也心知肚明，苏轼的水调歌头也已经给出了答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本片的旷达洒脱正如苏词的最后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体现在影片末尾，惊艳的长镜头，明月照耀下的香江边，香港，东江纵队曾经抛头颅洒热血保卫的地方，已是高楼林立的大都会。

许鞍华的民族认同感和港人的自豪感，在一个镜头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正如《客途秋恨》中她借爷爷之口说出的“不要对这个国家失望。

”，本片中也洋溢着一种极其旷达的民族自豪感。

明月，是这个民族千百年来坚强不屈的希望。

我想，这也是许导演为什么要把本片的英文名起为：Our Time Will Come的原因吧，不管当下有多糟心，香港人总相信，我们的时代会到来。

这部片子也让我对17年的中国电影有了希望，在商业化IP化的大潮下，我们仍有这样的导演，坚持民族美学，文人风格，坚持讲述本民族的故事。

有人担心这部明星云集的文艺片会不卖座，我却是比较乐观的。

在上海电影节，曾经有导演怒喷中国观众是“垃圾观众”。

但我想，曾经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一部长达三个小时的文艺片史诗长卷，能够在上海引起巨大轰动，每七个人就有一个看过《一江春水》，甚至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格局，连***败退到台湾时，甚至觉得《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乌鸦与麻雀》，让国军失了民心和江山。

那时的观众欣赏得了《一江春水》，现在往返于京沪两地，在电影节受到各种高级片子洗礼的观众，就欣赏不了《明月几时有》了吗？

观众都不傻，好内容，观众都会懂的。

面临人生大的事件，马上就有明确目标，且每次都想得很清楚、做得很果断的人，我是不大认得。

所以我较为同意许鞍华电影《明月几时有》中的那种朴素的反抗者。

大的风云变幻，正常的平民是会有些退缩、有些等待、有些不得已和有些恍惚。

一些人因为良知，一时冲动或者别的，是在不知不觉走了很久后，才恍然发现自己原来走上了一条新的路。

也就索性走下去，直到后来为它献出了生命——这样的故事我觉得比较可信。

在《明月几时有》中，他们就是周迅扮演的方兰、叶德娴扮演的方母，春夏扮演的银行家的女儿张咏贤……他们也可能是彭于晏扮演的刘黑仔，霍建华扮演的李锦荣，梁家辉扮演的彬仔，以及其他市区中队和短枪队、小鬼队的人。

乌云密布时，一轮明月战胜不了黑暗，还要靠漫天的星斗；也不是一朵花、两朵花就可以叫出整个春天，大概还要靠那成千上万种不知名的花草树木，默默的萌芽和推动，才能催发出彻底的春意。

以前的很多抗战电影，男男女女坚定地为了一种主义和理想，喊着口号去战斗，洒热血，献生命，当然也不能说全是假的。

这也是经过剪裁的一类人的面相。

然而这种电影与人物看多了，热血沸腾之后，我也想看看他私下里的样子。

或者不如这样讲，如果战争没来，侵略者没来，他（她）原本应该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他（她）怎么就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剧中的刘黑仔，这个电影中最有江湖气的青年。

可不是因为他生来郑重、责任感大，读过更多马列主义的书，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或者被日本人搞到家破人亡，仇恨满腹，因此才跑出来打游击。

（至少剧中没有交代这些。

）他更像是市井中正直的“混小子”，他豁着命、耍着宝打打杀杀，他也不是多大的将帅。

他虽然像是玩儿着就把很多大事做了，但其实又凶又险，过的是“刀刃上舔血”的日子。

“今日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

”他可能死在任何一次巷战里，倒在任何一个郊野旁。

正史也许记不住他的史迹，如果牺牲了，最多有个名字。

可是这个电影看完，我们不能说他不大重要，不能说他不足以成为很多青年的榜样。

他是一个时代的弄潮儿。

忽在波峰，忽在波谷。

他被很多人看见，也随时可能淹死。

他剑走偏锋，想干就干，快意恩仇，看着就像是即兴的杀人舞蹈，一开始我还不习惯，后来才觉得这样的人物可信。

张爱玲小说《色，戒》中的主角王佳芝也不过是一个学生。

只因为抗日的学生小集团中“大家七嘴八舌，定下一条美人计”，她冲动之下就去当了特工。

最后也在冲动之下送了命。

年轻人一时兴起，杀了一两个日本人，或者送了一次宣传单，像是票友试水、玩儿票。

这不应损害他的光辉。

堂吉柯德大战风车，看上去他似乎是不够理智的，可笑的，荒诞的，注定失败的，然而那样的骑士精神，勇猛无畏，行动派，却实在值得敬佩赞叹。

正如叶德娴饰演的方母提着装革命传单的篮子，对着女儿方兰说：“阿云送过了，三嫂也已经送过了，我不能去？

”她的逻辑就是这样简单。

我们一直以来的电影，还喜欢把自己的胜利归结于拥有“超出敌人的”——甚至“超人的”——智慧。

《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和沙奶奶，这两位农妇，俨然是骗人的老手。

剧作家让她们机智到可怕的地步，仿佛她们久惯牢成——感觉平时也会骗自己的丈夫。

我们的仁人志士也很少有“侥幸的脱险”，“误打误撞的成功”，他们总是如诸葛亮，“未出山”已经“料定天下三分”。

然而，时代的变动是仓促的，没有人是“有备而来”。

方姑作为一个房东女儿，无意中帮助了茅盾、邹韬奋他们的逃亡，她还穿着一身去婚礼的衣服去药店送情报，一件杀头的大事，在少不更事的未婚女性面前，与赴宴也差不多，都是那么热闹，甚至有点令人兴奋；短枪队的胖子笨手笨脚，差点炸死自己人，然而他是确凿无疑的正面人物；彬仔说起日本人来咬牙切齿，可是一阵风刮过，他都要害怕；小姑娘去送信，又饿又困睡着了，也不能说她丧失组织纪律，随意改变计划；方母从没有把送传单当成性命相搏，她帮女儿，帮小姑娘，俯视的镜头让我们从高处看她走在青石路上，看她笃悠悠地送传单就像去送一餐饭那么平静自然。

即使她后来遇到了搜查，她也曾试图靠自己的小聪明装傻过关（也真的被她过了一关）；李锦荣被日本人逼问，他竟然没有抵赖和以智取胜。

这都是活生生的，甚至有缺陷的、没有超凡智慧的平凡人，不谙世事或不知凶险的他们，却恰恰组成了一个城市的希望。

这不是什么荒唐的演绎，而可能正是人生现实，是革命真正的样子。

更有那些在日本人治下做事的香港人，如码头的检查员，因为内心的良心，会神色慌张地放自己人一马。

宪兵队里的黑衣队长，把李锦荣叫进房间，而桌面的纸上用毛笔大字写着待抓捕人的名单，他不会这样不小心。

他用自己的方法通风报信。

即使出了事，未来也甩得干净——他一定这样想。

这类不明显的抗争者，他们仿佛就是香港潜藏的世道人心。

这个底子在，香港的精神大概就不会灭。

电影中的方兰，她是一个房东的女儿，一个爱文学的青年。

她自觉的成长，让她失去了恋人和母亲，甚至也赌上自己的性命。

片尾她站在海边和刘黑仔告别的那一刻，一切的爱恨情仇，明确的，暧昧的，感觉都离她远去了。

她孑然一人，矮小瘦弱，“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

方母，她本来只是典型的香港人，谨小慎微，精明世故。

在平静的时局中，这样的人只是善于把天下人的日子过成自己的日子。

她们是最好的邻居，最有礼貌的房东，最不吃亏但也不妄想占别人便宜的家庭主妇。

困难的时期来了，她就养一只兔子，天台上存一些冬瓜和南瓜。

她把阁楼出租出去，为了增加一些收入。

她知道房客要搬走，就拿两块点心（不想拿三块），提一茶壶白水，上楼去游说。

她仔细听，耐心笑，顺口答，世界上再没有她这样善于逢迎和随机应变的妇人。

她的眼睛里和心里，一定也经常地会扫到自己——就像她上楼前在镜子里照一照面容——觉得样样都妥帖。

可是她这样的人也牺牲了。

战争的洪流卷走不相干的人，无人可以幸免。

她是片中最令我心痛的人。

当她知道女儿加入了市区中队，她只是好多天睡不好觉。

她等着通宵未归的女儿回家，她心疼女儿，就埋怨她——“杀日本人的都是英雄好汉，个个有气有力，你看你，瘦巴巴的，笨手笨脚，死不重要，不要连累队友”这句话在电影院中让人笑了，可是它也令人落泪。

这是一个母亲的心疼和无奈，也是婉转的阻拦。

她想把严肃的问题说得轻松一点。

仿佛这样说了，那件事便不会出现。

这是每一个母亲都可能说出来的话。

女儿走的时候，她站在楼梯口问：“什么时候回来？

”“胜利后回来。

”“我等不到了，打日本人，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

”“好！

等胜利回来！

胜利后回来收尸！

”一个异常在乎不吉利话语的母亲，却说出对自己不吉的话。

这也不过是她想最后阻拦女儿一回。

可没想到一语成谶……方母和女儿的最后两个镜头，许鞍华拍得尤其使人感伤。

一个是方兰决定要走，她追下去，蹒跚着跑着，叫着：“阿妹，阿妹……”。

她模糊的影子从方兰后方赶过来，手里拿着一把伞。

她把伞塞在女儿手里，又低头匆匆回去。

不看女儿的眼睛。

等她离开后，方兰展开手心，手里有一只金戒指。

方兰站在那里怔了怔，久石让的音乐悠长，她终于还是选择离开。

第二个镜头是她在房里坐着，对着镜子，我们也不知道她这样坐了多久。

镜子里的她充满了忧愁和担心。

她去阳台上站站，了望一下，她站在楼梯口等待，也许她每天都是这样挂着一颗心……落雨的天，她终于等到了女儿回来送米。

她抓着米冲出去，从后面拉住方兰。

“阿妹”，她喊。

女儿转头，她的目光停在女儿脸上，“你瘦了”，接着，她就把女儿往回拉，“终于知道回家了！

”她开心地把女儿拉回家。

——这是一个让她朝思暮想、提心吊胆的冤家。

今天她如今终于抓到了她。

母女两人最后的这两面，都是母亲冲下去，拉住女儿。

母亲牺牲后的那些日日夜夜，方兰一定会想起这两个镜头吧？

而在临死前的那场戏里，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向张咏贤道歉，说自己连累了她。

她那一刻的目光使人心碎——我庆幸方兰没有看到。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母亲。

她不懂什么主义，但她可以为了你全力以赴，献上生命。

我们都要爱这样的母亲。

叶德娴在此片中的演技是惊人的，几乎没有一秒钟废笔。

不单在有台词的地方，她出神入化。

那些没有台词的演出，她更使我难忘。

记得有一个镜头，是她下楼看被子里的尸首。

她蹑手蹑脚，先是迟疑，后来是四处张望，扭头看后面。

她继续走上去，距离一米处又停了一下，忽然下决心，走近去，此时又停下，挣扎了一下，在表情痛苦中她使劲撩了一下被子，随即发出“嗯”的一声惊呼。

请注意她此后的一系列无台词的表情，惊恐未定之下，她又有思考，仿佛知道了什么。

那都在几秒内完全从面部展现出来。

周迅的演技也非常出色。

她和母亲对桌前吃饭，那种对母亲的微微调笑，俨然是一个调皮的女儿。

她听说母亲被抓后的惊恐和茫然，以及她趴在看守所的窗户上往内看的镜头，眼神里的那种渴盼和紧张，都非常到位。

尤其是她走在山坡上，和刘黑仔对话，决定放弃解救。

我们可以通过她的语气，她的停顿，她的神情，读到她内心复杂的内容。

这一段，电影的镜头始终是特写，周迅的脸就像是半轮明月，而四处都是黑色的。

她的眼睛忽闪着，她的嘴唇蠕动着，她说着理解妈妈的话，可是妈妈听不到，她又自责自己，可是也已经没法挽回那些已经过去的时光。

母女在最深处，到底还是知己。

后来，我们看到她蹲在树影下，山路的尽头，呜呜地哭起来，刘黑仔蹲下来拥抱她。

那样的一个镜头，虽然是远景，虽然是背影，却传递出无法挽救的绝望与悲伤……电影中的日本人，也不是面具化的。

日本将领也会喜欢中国的诗歌，日本兵在酒吧看到中国女性落泪，就下楼来让钢琴演奏员弹《支那之夜》——这首出自描写中国人和日本人爱情的电影的歌曲。

这部电影值得探讨的还有它的文法。

“营救文化人的故事”与“方家母女的故事”，怎么就拼贴在了一起？

彬仔的口述回忆，是不是恰当和必要？

从我的审美看，我是喜欢这种主角、配角的视角切换。

配角在后来变成主角，一开始的主角在后面消失不见。

如果把人生任意截取一段，可不也是这样的？

所谓的“电影的文法”，应该就是“没有文法”。

前面的事件全须全尾，给了地下者一个充分的肯定，后面就老老实实讲他们的故事。

彬仔的讲述丰富了电影的时间结构，给出电影更从容的节奏。

电影结尾了，这个当年小鬼队的成员，就去开他的计程车，在他亲手挣来的，他自己的土地上。

他还会吹口哨，想到方老师还会流泪。

是的，这个电影里的所有的人，他们不过都是有血有肉的凡人。

他们要吃，要喝，要生存，面临危机要面对，遇到压迫会反抗，遇到新时代，也就顺势而为。

电影中有个情节的处理得很好，提一下作为本文的结尾。

方兰出镜的第一场，她和男友李锦荣在野外过生日。

不远处却躺着一个死人。

“我们结婚吧。

”李锦荣马上说。

时代的压路车到底还是压碎了这个梦想。

——一队日本兵正从山坡的另一条路上列队走过。

战争压碎了这些平凡人的爱情和生命。

最终它们碎成了漫天的星辰。

《明月几时有》，拍的东江游击队的故事。

深圳的朋友大概不会对袁庚老先生陌生，但是对东江游击队了解的估计不多了。

袁老这个老东江游击队，后来参与改革开放，不得不说是一个合理但无解的命运安排。

《明月几时有》，不好，但是我觉得，此片的片外意义是，把当年的游击队，后来的大圈仔以及在后来的水货客链接在一起了（昨日之果是今日之因，今日之果是明日之因）。

这部片子结尾的场景与我图二（我今早发朋友圈的时候谈到这里是我理解的香港））居然不谋而合，此图镜头摇动一下就是港岛繁华之色了（近在咫尺）），仿佛提醒着百年维港的起点。

说回《明》这部片，我认为是许失败的作品，人物不能看，除了叶德娴及格以外，都特别隔离，错乱，唯一要表现隔离的角色梁家辉，却表现得十分好（也许是用了纪录片的拍法），至于片子的故事，我觉得被许导的节奏整散了，看着让人叹气。

音乐很好，久石让在水准之内。

“两星半”满分五星。

2017年6月27日同时采访。

《明月几时有》因感动而发，倾全力去逐。

对于许鞍华与何冀平而言，创作早已越来越“顺手”，但更重要的，是越来越“顺心”。

能感动就拍吧■是因为特别感动才去开发这个项目？

许鞍华：对，特别感动(笑)。

■何老师接这个项目的原因是什么？

何冀平：就是因为她，我很想跟她合作(笑)。

看过她很多片子，很想有这个机会。

这段历史也很吸引我。

■剧本创作上怎么协作？

许鞍华：重点的东西是大家一同研究、(拍板)同意的。

方兰跟母亲，以及大营救这两个故事作为电影主干，是大家商量好的。

还有这部电影的结构，大概的叙事方式，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大家)同意了的。

刘黑仔是从另外一些故事搬进去的。

然后何老师就(去)创作了。

何冀平：我有本子记录下来，就是不停地谈，再不断地碰撞和磨合。

■这次虚构的成分有多少？

何冀平：其实不少，除了那些人物是真实的。

许鞍华：方兰那个故事里头很多的。

细节也是。

李锦荣是几个卧底，加上是她真的男朋友(这个身份)，刘黑仔也是几个(人物)加起来的。

大佐也是几个日本人加起来的。

茅盾当然是他自己了。

■场景搭建方面主要有哪些参考？

许鞍华：就是很多那个时代的照片。

■最难还原的是哪些地方？

许鞍华：那要问美工了(笑)。

我估计方兰家的还原规模是最大的，还有那条街道。

■相对来说，这部电影比较主旋律，算是你拍得比较少的。

许鞍华：我并不觉得跟拍以前的电影有什么分别。

不是因为是主旋律，我拍摄的观点跟角度就改变了。

一开始我就已经准备拍这个电影了，后来说是主旋律，我也不反对，因为如果主旋律是向上的，乐观的，歌颂好人的。

这不是我们先设的命题，而是根据角色的经历，在那个时代，既是真实的，也是顺理成章的。

所以，我不是硬加给这些人一些英雄气概，或者是特意地歌功颂德。

我觉得这种工作方式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何老师之前接触过不少宏大题材，相对来说会否比较得心应手？

何冀平：每次都没有得心应手(笑)。

写作没有规律可循，也没有说是(只有)一条路可走。

我觉得写作最主要的就是心路，就是你心走到哪里，心就要怎么去做。

所以并没有说这次就压力特别大，下次压力可以特别小。

每次都是一样(笑)。

有感觉就对了■这是一部中国香港题材的电影，方兰等人物也是本地人，不过主角没有启用当地演员。

许鞍华：你不要忘了这是中国内地的投资，主要市场是在内地，我是接受了这个大前提才拍这个电影的(笑)。

如果我是想这个电影只在香港放的话，我根本找不到资金，而且，当然我是想这个电影会有好多人看啦，因为我觉得这(段历史)是现在年轻人都应该知道的，不止是香港。

那如果要完成这部电影，就有很多考虑。

我也不是很刻意去找台湾人来演香港人，可是如果找一些感觉是外籍的人，来模拟那时候的香港，也是对的，因为那边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广东人。

前提还是，演员的气质和演技是可以演那个角色的。

我觉得周迅演这个角色是很恰当的。

那你们还可以问，那她40几岁还怎么演20几岁？

那是必然的嘛(笑)。

■你看中了周迅哪些特质？

许鞍华：她本身很有性格(笑)。

性格这个东西很难解释的，就是你喜欢她在银幕上(的表现)，她动作什么的很优美。

■你最欣赏方兰什么品性？

许鞍华：其实她在现实里特别惨，我们没写进去的就是，李锦荣移情别恋了，因为他们分开到两个单位，然后黑仔又走了，她母亲也被枪毙了。

可是，她还是很正常地活下去。

■那跟《黄金时代》的萧红给你的感觉相比呢？

许鞍华：好像不太一样(笑)。

因为她有这个安慰，可以把她很惨的事写出来，但方兰没有。

■方兰是否也比较有侠气？

何冀平：有啊。

侠气表现的方式不同，有的就是这种(比划手脚)，但方兰不是，她是内敛的，斯文的，很柔顺又很坚韧。

■看中彭于晏的原因是什么？

许鞍华：他肯演就很理想了(笑)。

他的外形、动作，演这种传奇人物特别适合。

而且我特别高兴的，他在电影里头能演出传奇人物的神韵，而且他很像一个“人”，不会太像神话里的那些。

没有一个模式。

■那霍建华呢？

许鞍华：他演得更像一个“人”，就是没有拿腔拿调地耍帅，完全是演出。

几乎是太低调了，没有很大的情绪反差，我觉得就是对了，李锦荣不要有一些惊讶或者害怕的感情，因为很多人很害怕的时候没有表情。

■之前你说希望在艺术上还能有所精进，这次有精进的感觉吗？

许鞍华：我觉得，第一，在《明月几时有》里头，我们一组人合作得非常愉快，我们都不是完美的，可是大家都尽了能力，一块尽力的状态不是常常有的，非常珍贵，光是这样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另外很奇妙的是，虽然有好多细节上的瑕疵，可是最后这个电影对我来讲是有效果的，那我也很高兴(笑)。

所以我觉得，导演不应该太多废话(笑)，老在那里问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

其实很多东西不是一对一的，就是我做了这个，就会出这个。

观众看电影也是，很多时候凭着自己的心。

诗无定解，你看了有感觉，其实就对了，就没有必要说，以前《黄金时代》是怎样啊，红色电影是怎样啊。

我觉得在艺术上，如果不明白就可以问，可是在电影、文学里头，没有对与不对。

■下一步计划是什么，是《永远的尹雪艳》吗？

许鞍华：我现在有几个计划，都先搁着(笑)，要做完宣传休息一下，才开始做。

（原载于《看电影》）

第一次在洛杉矶看中文电影，就是许鞍华的《黄金时代》。

一个人去，空空荡荡的剧场，散座的三五人，从开场安静到离场。

这一次的《明月几时有》也是如此，仿佛文艺片的标配。

电影开始前的第一个预告片是冯小刚的《芳华》。

色调，节奏，画面，音乐都是满满的青春气息，也不吝惜各色华丽的辞藻来描绘青春。

“青春是无限的憧憬，恢弘的想象，是无穷的希望，是勇气的勋章……”一下子让我联想到革命与青春的关系。

凡生物都会趋利避害，这是生存本能。

在特定的历史年代，却总是有许多年轻人甘愿飞蛾扑火，燃烧自己短暂的生命，为理想，为某种主义，为反抗，为某个意义献身。

抛开伟大的历史与社会意义，以我一向小的格局来看，我关注个人，自我的深层动机。

我想很多人是想以一种荣耀的形式定格青春，从而完成“不朽”。

因为青春的大敌不是老去，是内心再也没有火焰，是曾经沧海以后的淡漠。

为了保住那份激情和炽热，失去这肉身也值得换回永恒的嘉赏。

于是他们高喊着口号，在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历史画卷里“抛头颅，洒热血”。

可是看完这部电影，萦绕在我脑海的是这句仿佛在骂人的话“如果献身意味着拋你妈的头颅，撒你妈的热血，你的亲妈，你是否还是那么义无反顾？

”许鞍华电影的关注点从来不宏大。

她书写小人物的人情冷暖，描绘生活细部的褶皱，再用温情一一熨平。

近几年好像有意选择有历史情怀人文关怀的题材，也触碰了“抗日”这样大的主题，可用的还是她一以贯之的方式。

方兰不是传统意义的女英雄。

刚刚出场的她乖巧地抱着一只兔子。

那个画面瞬间把我带回《像雾像雨又像风》，周迅仿佛又化身单纯懵懂的大小姐。

这个我最喜欢的女演员就是可以在四十几岁时还能自然演绎出少女的气息。

她是文艺女青年，在矛盾先生面前背他的诗，眼睛里闪着光。

第一次做地下工作，接上头的瞬间，她的眼里也闪着同样的光。

那是一种向往，青春特有的向往。

向往把自己的生命投入更大的意义之中，向往青春可以以某种方式不朽。

于是面对危险，她没有表露出任何恐惧，甚至充满了调皮的欣喜。

深夜发放传单，那跳跃奔跑的背影跳着青春的圆舞曲。

然而这一切终结于母亲的被捕。

我想敌人摧毁不了她的意志，即使夺去她的生命，甚至是爱人的牺牲。

可是那个是她的母亲，她小气自私却爱她如命的母亲。

母亲去送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担心那个傻乎乎的小姑娘做不好而连累到自己的女儿，结果却被捕。

电影聪明的地方是母亲被捕和审讯的场面没有直接拍出来，只有方兰的担忧。

那青春恢弘的想象中将怎样脑补日本人折磨拷打母亲的场面，如此更痛彻心扉吧。

所以当方兰决定放弃营救，在暗夜的路上蹲下来失声痛哭的那个瞬间才格外震撼。

我想就是那个瞬间吧，她的青春就此终结。

电影终结在方兰告别了刘黑仔，眼神平静地望向江河明月，过渡到如今高楼林立的香港。

我很好奇，此后方兰的人生。

回来查了一下，她平安地活过了战火纷飞的岁月，甚至活到了香港回归。

刘黑仔没有，牺牲在内战的战场上。

那么那句”胜利后再见“终成等不到的承诺。

我只能猜想在此后的人生里，想到自己的抉择，想到给自己做菜送伞的母亲，她反反复复愈合不了的伤痛。

值得吗？

自己的命，值得。

那你妈的命呢？

值得吗？

谁又给得出答案。

前几天看到一篇写许鞍华的文章，说她获奖无数如今还和老妈租房子住，坐地铁出行。

我的感觉是她是一个目的很单纯的导演。

她有想讲的故事，就用心讲好，别的不重要。

很多导演想要的太多，于是电影反而呈现出一个面目模糊的怪胎，让人无法接受。

所求不多，专注的匠人精神，在浮躁的世界里，格外值得赞赏。

在电影中露了一下脸的她，很可爱。

还要表白一下久石让的配乐，不刻意煽情，随情绪自然流动，每一个音符的起落都恰到好处。

好电影和好音乐，最美的都是余音绕梁的余味。

很早就听说过东江纵队，但得知擅长文艺片的许鞍华导演要拍这个带有主旋律色彩的故事，而且是关于东江纵队护送滞留在港的爱国文人返回内地的故事，我很好奇会有怎样的呈现。

如果以为这部名为《明月几时有》的电影里会有护送途中的惊心动魄和枪林弹雨，那真是天大的误会，因为电影进行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护送就结束了，而且显得波澜不惊，但只要看下去就会发现，许鞍华不愧是许鞍华。

今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把最佳电影、最佳导演等5个大奖都颁给这部电影，的确实至名归。

虽然和许鞍华过往的电影相似，《明月几时有》也有散文化的倾向，但故事主线其实很清楚。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电影讲的是方兰从一个小学语文教师成长为革命者的故事。

除了方兰，电影里还有刘黑仔、方兰母亲方伯母等其他许多人物，但这并非岔题，因为人是生活在社会里的，方兰回应刘黑仔的称赞时说--「环境会改变人，也不是所有人都是现在这样子的」，这些人都是社会的一部分，引领和见证了方兰的成长。

最能说明一个人成长的一定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特别是需要在自己最心爱的人或事上作取舍的事情。

因为这往往关乎切肤之痛，比经历枪林弹雨要沉重得多。

当方伯母因为递送情报而被日本宪兵队关押后，方兰和刘黑仔一起去刺探情况，最后方兰主动放弃营救。

有评论说这是「反高潮」，似乎营救或者不营救都可以，导演选择不营救是刻意为之。

但伤感和伤痛绝不是一回事，故事的发展也有其自身逻辑。

宪兵队总部是日本人驻扎的核心区，守卫森严，方兰母亲身上的情报是极为重要的地图，日本人更不会轻易放过。

一旦要营救，必然是一场硬仗，而且绝对没有把握。

更严重的是，正如方兰所说，「万一出事了，市区中队和短枪队，就都没有了」。

从得知母亲被抓到设法营救再到主动放弃营救，饰演方兰的周迅，每一个表情都丝丝入扣，直抓人心，这种成长带来的痛苦也是痛彻心扉。

这种痛苦之所以成立，也建立在对「特别自私，爱面子，顾自己，可是心肠好」的方伯母的出色刻画上。

影片一开始，她试图用两块糕点说服茅盾夫妇续租，结果并不成功，直接就把糕点拿回来了，其实她珍藏的糕点总共也就三块而已。

方伯母最后死都不说自己认识一同被抓的阿四，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母性，二是不连累别人的性格。

对于第二点，电影里有一处看似闲笔，但我认为对方伯母的选择起到了助推作用。

那就是她代替阿四去伍记药店取东西，药店老板让她到后面去等，那里躺着好几位受伤待医治的革命者。

因为正视过淋漓的鲜血，方伯母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牺牲，体现了在那样一个国难当头的时代，哪怕是寻常百姓，在渺小中都可以折射出令人肃然起敬的伟大。

类似的闲笔还有很多。

比如电影里关于搜查的戏有三场，方兰一场，方伯母两场，方伯母就是因为第二次搜查不过关而被日本人抓了。

前两场是中国人查中国人，最后一场则是印度人查中国人。

这也为方兰所说「不是所有人都是现在这样子的」，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脚注--乱世里有些中国人选择了委曲求全，但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他们仍会照顾同胞，这是异国人做不到的。

这些点滴，并不意在「歌颂」，但的确创造出了一种「认可」，并让人看到希望。

影片最后，刘黑仔向方兰告别说：「我告诉你，打从我第一天加入短枪队，就没有想过活着出来。

」虽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是电影哪怕再惊心动魄，主角都不会死，如何让主角一路活下来，又能让观众体会到这种生死不定，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这就说到了刘黑仔和战友为运送枪火、乔装成送父亲回乡下下葬的一场戏。

战友们一时放松警惕互相说笑，让路边的汉奸产生了怀疑。

前脚才杀了汉奸，后脚日本兵的队伍就到了。

恰恰也正是有了汉奸做了替死鬼，原本藏在草蓆卷里的枪火才没有被日本兵发现。

这场戏画面明快，甚至还有些幽默，但其实是命悬一线。

刘黑仔把汉奸的尸体抬到路边草丛后说了一句：很快就见面了。

谁和谁见面，在哪见面？

「从没有想过活着出来」，绝不是说说而已。

方兰和刘黑仔约定胜利后见，但就好像方兰没能和方伯母「胜利后见」，方兰和刘黑仔的这一别也是永别。

根据资料，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5月1日，刘黑仔在南雄县界址圩调解民事纠纷时，遭国民党军包围，在突围时不幸大腿中弹，后染上破伤风而牺牲，年仅27岁。

方兰先后在香港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国后回到广东工作，并于1998年去世。

这是后话。

电影里，随着刘黑仔的行船远去，远去的山影逐渐清晰，忽地，太平山下现代灯光亮了起来，海上生明月。

随便谈谈。

《明月几时有》的缺点还是很明显的，比如虽然女主是方姑，实际上最亮的戏点（戏剧冲突）集中在了方母身上，从吝啬小气的房东到凛然大义的英雄，她身上有家与国、女儿和良知之间的纠缠和转变，没准是叶德娴的戏被剪弱了，无论如何，关于方母的情节量是极不足的。

母亲不够丰满，周迅的发挥空间也会变少，一损俱损，以致方姑这个角色很难拎起以她为核心的众多配角人物，包括彭于晏、霍建华、沈先生、鲍起静母女等等。

举例，前半部分的电影走向会让观众对彭于晏和方姑之间发生一些情感（不只是爱情）连系有所期待，但电影没有满足观众对这一块的想象。

创作者不必满足观众的想象，但当创作者引导观众走向一条路，则要为这条路的终点而负责。

再比如，片始大篇幅刻画沈先生夫妇以及众多文人离港的事，创作者看似想借一群大知识分子的逃命之弱，来托出穷乡僻壤之间一群小人物的生命力之强，但在我看来废笔较多冲散了主线，茅盾存在的唯一功能，大约就是启蒙方姑，这并不需要太多篇幅，也并不需要多次转换视角，视角应集中在方家母女身上，而主视角在茅盾的部分情节可删。

因为既想讲明白一对母女的故事，又想推一个某种群像式的素描，最后可能就是两部分都讲不好，很多重点情节没了后文，“胜利后见”变成了再也不见（历史上或许没有发生，但作为艺术故事，明笔也好伏笔也好，是要对重点情节的结局有所交待的）。

我觉得许导讲《桃姐》可以，遇上《黄金时代》这样的群像戏就容易纠结。

不过，很难说这是一个烂片，我个人很喜欢它。

它的音乐，它在一些历史细节上的极度写实和还原，它寥寥数笔对一些小配角的表现，都显示出导演的功力。

这二十年，港导里就立住了一个许鞍华，她身上有着极突出极丰富的作者性，不仅仅在于她如何运镜，如何去讲故事，更是在她始终如一的文人气质，以及对小人物的悲悯和对人性的反思上。

她如果拍得不好，不能算是烂片，而只能算创作失误。

好作品是启发心智的。

这部电影没有明面上的波涛汹涌，却像是一场微雨或者一条山溪，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在当下这样的环境里，它的一句对白——杀鬼子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

可是如果人人都这么想，谁还去杀——就足够让我们反思自己好久了。

看《明月几时有》前，看到了很多关于这个电影的差评，没想到看完之后觉得还不错。

并不是因为期待放得过低，这应该是我最近看过的最好的香港电影，也可能是今年最好的香港本土电影，即使是有博纳这样的大陆资方，这仍然是一部香港本土电影，是香港人在拍自己心目中的香港。

看完之后上网查了一下，片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有历史原型的，如周迅扮演的方姑、彭于晏扮演的刘黑仔、霍建华扮演的李锦荣，主要事件都有史实可考，包括叶德娴扮演的方母、王菀之扮演的交通员被捕前后的经历都是真实的。

对于许鞍华来说，对这些历史素材的取舍态度决定了这部电影形态，到底是要拍一部我党领导下的抗日传奇，还是一部普通人在非常时期下的舍生取义，很明显是后者。

所以这里有大量的琐碎日常铺排，如吃饭、结婚什么的，即使是执行任务，手段也显得很业余，还有碰到好心的检查人员放她们一马的情节，这完全不是一个长期以来口味被谍战剧培养出来的普通观众所期待的样子。

淡化了政党背景和组织的严密性，许鞍华就远离了这个题材本应具有的红色基调。

全片用来调节节奏的是彭于晏，这个人物被赋予了传奇色彩和喜剧效果，除此以外，这基本上是一部文人电影，展现的是隐藏于人心凸显于市井的家国情怀，这很不类型化，但自有其价值，这也是许鞍华能守住的一条底线了吧。

《明月几时有》的编剧何冀平，写过话剧《天下第一楼》，还有徐克的《新龙门客栈》。

“人说乱世莫诉儿女情，其实乱世儿女情更深”，这是《新龙门客栈》中的台词，这种乱世儿女情的描摹拿捏，也是何冀平最擅长的。

但即使这样，无论是从编剧层面还是表演层面上来说，这里周迅和彭于晏的对手戏，都已经无法望当年林青霞和梁家辉的项背了。

有趣的是，周迅在翻拍《新龙门客栈》的《龙门飞甲》中扮演了林青霞那个角色，而梁家辉在《明月几时有》中客串了一个当年亲历的受访者，虽然我对这种由演员扮演被采访者的做法并不赞同，但梁家辉演得还是很好。

只不过我推算了一下人物的年龄，彬仔此时应该有80多了，这把年纪还在开出租车，谁不幸上了他的车，还是自求多福吧……周迅演方姑这个角色，我感受到的是吃力，并不是演技问题，毕竟年龄和地域差距在那里摆着。

不过这也说明现在的香港年轻女演员是多么的青黄不接，我也实在想不出香港本土女演员有谁能胜任这个角色。

《明月几时有》中的两枚定海神针是扮演方母的叶德娴和久石让的配乐。

比起《桃姐》中的洗尽铅华和风轻云淡，这里的叶德娴展现的是小人物掩藏于市井烟火气下的侠义和执着，明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非她莫属。

而久石让还是那个久石让，你一听就会觉得这就是那个记忆中的久石让，只是不知道他作为一个日本人，对于这样一部中国的抗日电影，他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创作的。

影片最后用一个平移镜头来结束回忆，将观众从乱世带到盛世，用明月映照下的繁华香港，来向曾经付出的牺牲致敬。

《明月几时有》被宣传为香港回归20周年的献礼影片。

在上映的前一天，看到一个消息，外交部发言人说：“现在香港已经回归祖国20周年，《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对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

”（这个声明我原本以为要到2047年才完成使命的）作为一个女二的角色，在豆瓣的影片条目下，居然找不到一张叶德娴的正面剧照，你知道为什么吗？

明月几时有，在中国，这个千古一问似乎是可以一直问下去的。

故事的背景是日本入侵香港的战争时期，而故事的主角方姑，其实本可以是这场战争中的最普通的经历者，可是她选择了加入游击队。

影片的开始，铺垫了香港最后的一点平静，与已经开始的挨饿潦倒的生活，大批文人纷纷离港，原本的老师的方姑，在为了帮助自己“偶像”茅盾先生离开，意外结识刘黑仔。

她过人的勇气，也受到刘黑仔称赞。

而她是勇敢，内心也有犹豫。

当她决定离开家的那刻，面对妈妈担心地责问“要打日本人，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她说“如果人人都这样想，还怎么会胜利”。

她倔强，她有抱负，但其实她也有害怕，可是听到她这句让妈妈无法回答的话，第一次红了眼眶。

直到，她听到了妈妈被带走的消息。

她比谁都着急，但她也知道很难。

与刘黑仔躲过了日本兵，听了营救的计划，她终于选择了放弃，她知道，救她的母亲将会失去的努力这么久的游击队。

在个人与国家面前，她选择了后者。

最后，方姑目送刘黑仔去了下一个需要他的战区，他们的结果我们都不知道，而影片不断重复的“等胜利了见面”，又有几个人在胜利了见到了面？

整部影片，没有战争场面，没有炮火连天，更多的是阴云、黑夜与明月，或许是许鞍华导演所中意的视角，所展现的是在这场沦陷下，不同的人所做的选择与去向。

客观的说，影片的问题也有，比如就人物塑造来说，不少角色有种“泛泛”的感觉，似乎可有可无，但也可以说，这也是这场战争中他们的角色。

也由于角色的问题，虽然明星众多，但不少演员的表演空间并不是很大，周迅、叶德娴与彭于晏的戏份最多，而几场关键的戏，也集中在周迅与叶德娴身上，两位演员的演技确实为影片加分。

周迅从《风声》的顾晓梦、《听风者》的张学宁，再到方姑。

脑海中还记得顾晓梦写给玉姐的信，向她道歉，民族存亡之际，她必须做这样的选择；这一次的方姑，面对她的母亲，她依然要做出选择，演的实在是好。

很多人所谓的周迅的表演没有灵气，我想说的是，演员是要服务于角色的，正如许鞍华导演所说，方兰就是个普通人，她也希望周迅“收起灵气，钝一点”，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方姑，不会有周迅的痕迹，也不会有曾经角色的痕迹，她就是那个战火时期的也勇敢也彷徨的方姑。

坦白说，《明月几时有》作为献礼香港回归20周年的主旋律影片，而且从阵容来看又将走商业片的路线，之前就没有过多期待会成为一部口碑极佳的影片。

目前来看，完成度不错，公子的表演很过瘾，目测最终评分会在6-7分吧。

上影节首映结束后的三次掌声，第一次影片结束，第二次字幕显示音乐制作久石让，第三次字幕显示导演许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