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员

人性是复杂的，任何人不需要标榜自己，因为还没有遇到考验自己的时候。

妻子不想谈及，一方面不愿再次被伤害，而更多的是迫于环境的压力。

丈夫却不顾及妻子收到的伤害，反而当成了对自己男人尊严的侮辱，势必报复。

政府，不顾及民众的利益。

男人，不顾及妻子的感受。

老师，不顾及学生的感受。

人类，不顾及其他动物的利益。

上帝的旨意不过是利用宗教的强权罢了。

家庭中，孩子是弱势。

教育中，孩子是弱势。

社会中，穷人是弱势。

而当孩子长大有了强权，老人是弱势，自己的孩子又成了弱势。

尤其穷人，在家庭中的强权说一不二。

有什么不同吗，强势强权可以主宰一切，让人变成牛，人性让人变魔鬼。

众生平等才是一切的根源，只有爱超越一切偏见执念，但是有这样的理想国吗，或许有，在追求理想国的那个人的内心深处。

2017-6-11 上海电影资料馆宽恕或者报复？

同情或者责难？

电影将镜头直击受害者一方，当伤害你的人并非故意，并且已经年老体弱，是选择原谅，还是在众人面前揭露他的真面目，让他为造成的伤害负责，承担也许超出他可承受的道德质问？

这部伊朗电影充满了对人性的关照，是一场沉重的道德抉择，但无论哪种选择都应该被理解，之所以会有不同的选择，不就是因为，人性复杂难解却又简单纯粹，或许在这种问题上，没有谁比谁更高明...

法哈蒂的独到之处在于对道德困境的诠释。

正如同《一次别离》最终结束在《古兰经》一样，这部电影最终居然结束在了“宽容”。

但我倒觉得法哈蒂并不是想探讨“宽容”，而是想展示伊斯兰社会的一种独特性。

不论是《一次别离》还是《推销员》，这些事如果发生在非伊斯兰国家，都有非常流程化的解决方式，但正是这些生活中极其微小、不值一提的故事，在伊朗却能以小见大，让我们看到一个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推销员》的女主面对着“可怜”的老头，对丈夫说“如果你告诉他们，我们就离婚”，正如同《一次别离》的那个女人面对《古兰经》几经崩溃，这两件事都是伊斯兰世界独有的，甚至是令人不解的。

女主全片都处于一种空前的自我矛盾之中，她一方面身体非常诚实地害怕一个人呆在家，一方面因为社会压力而不愿意报警，但正是这样脆弱、胆小的她，面对罪犯，居然表现出了不可理喻的同情。

这种“善良”几乎是个贬义词，因为正是这种隐忍和所谓的“善良”，纵容了犯罪行为。

男性用女性的贞操，不仅抑制住了女性肉体上的自由，更抑制住了她们精神上的自由，即使是为自己维权，她都要面对一座自己无法跨越的高山。

老头那种看似“直击心灵“的“忏悔”，大概就像吸毒的人流着泪说自己再也不吸了一样吧。

但是老头的行为并不重要，如此一般的罪犯比比皆是。

但这个罪犯最终居然能得到两个当事人的谅解，甚至是同情，这就是伊朗的可笑了。

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宗教、道德、社会的多重压力之下，无法简单地去解决一件并不复杂的事。

即使是非常西化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伊朗的先锋艺术家，在大学讲课、在舞台演出，但面对生活，他们依然困于其中。

这大概就是法哈蒂所要展示的伊朗社会吧。

这个社会有看似生机勃勃的一面，甚至伊朗在中东给人的好感程度远远高于阿拉伯世界，但那只是一具好看的皮囊，真正扎根于人心的意识形态、宗教束缚、社会制约，非一朝一夕所能挣脱。

伊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此宏大的一个内核，居然能用一件非常日常的故事来讲述，不得不服法哈蒂！

这片子能得奥斯卡的原因之一，大概是评委觉得，如此奇葩的价值观，有必要名垂影史，让后辈们知道，人类曾经如此愚蠢过？

撇开在伊朗社会，一个女性的尊严可能无足轻重这个可能性不谈，这个事件最大的巧合就在于施害者同时也是个弱者。

天性中的同情心让我们原谅弱者的过错时内心会有一种满足感，而错把这种满足感当成救赎，让我们有机会在心里暗暗地当一把假想上帝。

尽管电影最终没有以一种很清晰的方式展示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到当弱者的过错超过我们的接受范围时，这种无原则的宽容并不能解决心里的芥蒂，在一种息事宁人的表象下，很可能恨意会发酵，如果不能被从一种正义的渠道发泄出来，它很可能会以一种扭曲的方式爆发出来。

复仇让人成为了野兽，无原则的原谅可能让人成为弗兰肯斯坦。

复仇是种明码标价的剧毒，是个大门敞开的地狱，像把明晃晃的匕首，避之不及，只有你主动选择它时，它的痛与恶才能开始施展威力；但是还有一种布置成天堂模样的地狱，不是那种会让你一脚踩空的陷阱，却让你缓慢沉沦，就像是用湿毛巾捂住了你的神经，知觉还在，却无处潜逃。

对痛苦不要选择遗忘，对折磨不要选择原谅，对超出自己道德韧性之过错不要选择宽容。

[《推销员》中有不小的篇幅用在《推销员之死》的话剧片段上，其实这个反讽美国价值观和美国梦的戏剧与这部电影的故事几乎毫不相干，是两条完全不相干的平行线。

可是法哈蒂将它们强制并行，你会发现西化的伊朗知识分子依然困在伊朗的现实里，他们的的尴尬困境，不仅是道德困境，也有实实在在的生活困境、教育困境、文化困境。

危险破旧的建筑，突发的被袭事件，作为老师的开明与虚伪，以及35年传统婚姻背后的不堪，都在这个简单的故事里被抽丝剥茧，但法哈蒂并没有决定全力反击，他抱着深刻地同情宽厚地对待这些困境中的人们，对当下既不想全盘推翻，也不想艰难为继，既焦虑又冷静，可是没有答案。

他也需要道路。

时隔五年，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又一次来到奥斯卡，他之前的作品《一次别离》在2012年获得了第84届最佳外语片奖，还引领了一场“伊朗电影”热潮。

毕竟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伊朗电影=《小鞋子》。

阿斯哈·法哈蒂通过自己的作品向全世界介绍了伊朗的社会现状与人民生活，也重新让伊朗电影回到了普通大众的视野里。

今年的《推销员》和《一次别离》题材差不多，都是从伊朗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取材。

但看似波澜不惊的剧情实则高潮迭起，欲言又止。

故事并不复杂，讲述了一对夫妻经过朋友介绍搬了新家，却因为一场与旧房客有关的事故陷入了绝境。

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的特点是真实。

影片剧情起伏不大，也没有特殊的视效，大部分情节都是平淡琐碎的日常。

却因为这些看似普通的琐事拉近了影片与观众的距离。

男主角是学校的文学老师，课余还和妻子一起排练美国剧作家米勒的话剧《推销员之死》。

这天排练结束后，妻子先回家收拾东西，并在电话里嘱咐男主角买点儿面包和洗手液回来。

当楼下的门铃响起时，妻子以为男主角回家了，没看门禁视频就解锁了楼下的单元门。

此时，影片里没有配乐也没有声效，只有一扇未关闭的大门。

当男主角回家时，家里只剩下一滩血迹。

别紧张别紧张，这并不是惊悚恐怖片，妻子只是在与陌生人的争斗中撞伤了头部，被邻居送到了医院。

男主角愤怒了，把妻子安顿好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报警。

结果妻子拒绝了。

看到这儿，恐怕所有观众都开始猜想陌生人与妻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显然导演并不想直接告诉咱们，他通过很多细节给观众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影片的重点则放在了男女主角情感与关系的变化。

导演很注重演员的表演，用很多特写及近距离摄影来加强角色之间紧张的气氛。

他也更愿意将角色置于某种道德困境中，影片中的男女主角总是因为一些“难以启齿”的原因在生活中止步不前。

这些“原因”可能来自于宗教信仰，也可能来自于社会准则。

导演通过剧中剧《推销员之死》的台词与男女主角的生活进行对照，进一步增强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

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爱无可忍》里也有类似的描写，“在无能为力的无奈之后，受到克制的自我意识就会绝地反击。

”人的主体意识开始极度膨胀，角色的性格缺陷开始凸显，相互抗争。

忍无可忍之时，是真正的进退两难。

发现得依靠非常规的方式替自己找到借口之时，是真正的绝望。

这位伊朗导演想说的话太多了，伊朗的人民、社会、甚至国家，人们的信仰、道德以及人性。

一部电影要容下这么多主题，也是有些困难。

但总的来说，《推销员》没有《一次别离》精彩，剧中剧的方式还显得有些拖沓，但提名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还是实至名归的。

宽容的本质与价值显然，《推销员》（فروشنده 2016）这部电影是讲“宽容”这个主题的。

“宽容”是当今世界普受关注的伦理问题之一，因而本片备受国际电影节的青睐是情理之中的事。

“宽容”是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但无论如何解读，我想有两项内容都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它本质，二是它的价值。

前者关乎宽容行为的主体和动机，即宽容问题实质上是社会的不宽容，其背后的根本动因是不安全社会环境及其造成的心理恐惧；后者是表明践行这一伦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那么，上述二个方面内容在本片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宽容的本质。

男主角伊玛德是个中学教师，本是个心地善良之人。

当大楼要倒塌时，他关照哭泣的小孩和卧病在床的病人；看到前任租客是个带着孩子的单亲母亲时，他便动了恻隐之心，在是否要清空前租客占用的房间问题上，他态度明显不比妻子强硬，在晚上下雨时，他还主动照顾那些被清出的东西。

他也是个大度、能站在别人角度替别人着想之人。

当他被拼车的女乘客侮慢时，他不仅不以为意，还为这位侮慢之人的不当行为找寻正当的理由。

他并不是那种道德感非常强的人，他的道德底线是显然高于那个图书管理员的，否则他也不会将别人认为不适合孩子看的书捐给学校图书馆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妻子拉娜被歹徒袭击又不打算报警后，他应当会遵从妻子的意愿的，但为什么结果变成了他强烈要求妻子和他一起去报警呢？

原因在于他受到了他人的影响。

一次是他到车库挪歹徒车时，碰到一位女邻居，强烈建议他报警；一次是他打扫楼道时，另一位女邻居再次要求他报警。

于是他在妻子意愿和邻居态度之间变得极度烦躁，他感到不对歹徒做点什么都无法跟邻居们交待。

此外，他朋友们对事件的态度也他决定采取报复行动的重要因素。

显然他的不宽容态度并非来自他本性，而是社会不宽容的结果。

当然，从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并不是所有邻居都赞成报警的，比如其中一位要求报警的女邻居的丈夫就赞成拉娜不报警的做法，这又如何解释呢？

其实这只是表明男女对解决同样问题的态度稍有不同而已。

这位不主张报警的男邻居只是不想让公权力介入而导致事件复杂化且造成当事人二次伤害而已，但他是主张私力救济的。

所以，我们仍可以说，不宽容的态度是普遍的，但由此我们也能看出，女性安全感弱于男性是他们解决问题方式不同的主要原因；基于安全问题的担忧、消除潜在威胁所带来的恐惧可能是造成社会不宽容的心理根源。

宽容与痛苦总量的减少。

对于受到袭击的女主拉娜来说，她遭受痛苦是肯定的，也只有她才最有资格谈宽容问题，她丈夫的痛苦是间接的，更多是社会的态度给他造成的耻辱感。

整体来看，她主张宽容不主张报复的态度是对的，因为不宽容带来的只是痛苦量的增加，不仅对她自己，也对丈夫、歹徒一家人而言。

事情发生后，她不报警虽可免受二次心理伤害，但心理阴影是存在的，比如不敢独自上厕所独自呆在家里，所以她首先想要的是重新租房子离开这个伤心地，然而，她丈夫为了抓歹徒对她的这一意愿并不作出积极反应，所以，她谴责丈夫“不干正事”。

在她这里，当务之急的“正事”是消除心理恐惧，而不是不放手已无可改变之事。

丈夫的不宽容不仅没减少她的痛苦，也使他自己终日痛苦不堪。

她知道丈夫的痛苦还在于邻居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这就很难让她有隐私可言，所以，逃离是保护隐私的最好办法。

丈夫誓要找到歹徒，这让他心情不佳，不仅开车差点出事，他也迁怒到别人，影响到演出的正常进行。

就算房东巴巴克跟前任租客关系暧昧，那也不是你无端指责的理由。

当她丈夫找到肇事者，他想报复，但被她阻止，这使无辜之人免受了不必要的伤害。

虽然她丈夫仍要惩罚肇事者，但一巴掌的结果也并没有让他余气尽消，反而更增加了他的痛苦吧，不知道这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心理，但至少可表明，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虽然，宽容侵害者，有基于宗教信仰的因素，但阻止更多人知道此事是保护隐私的必要措施，显然，她的行为宽容了别人也保护了自己。

宽容与心之自由。

除了减少痛苦外，宽容价值还在于“心之自由”。

报复之心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它不可能带来心之自由。

正如在剧中剧中，拉娜所说的： “我们不再欠别人任何东西，我们终于自由了”，减少“亏欠感”是使我们获得心之自由的重要途径。

然而，伊玛德最后对肇事者的那一巴掌，不仅没有让他释然，反而使肇事者心脏病复发，无论肇事者最终是否死亡，他们都会感到有愧于他的家人，所以，拉娜非常无奈，她只能通过剧中剧来告白：“我已不再哭泣，你为何还要那样做？

”（文/石板栽花 2017年2月18日星期六）Ps.感谢@塔拉Tala翻译的本片中文字幕！

本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2012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一次别离》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执导 依然延续了道德困境的主题 情节紧凑 表演细腻 不过本次获奖和川普的“禁穆令”不无关系影片的主角是一对演员夫妇 正在排练话剧《推销员之死》他们的房子由于政府的拆迁成了危楼 无法居住 剧组的演员朋友帮他们临时租了一个房子 刚搬进去的第二天 妻子在家收拾完屋子准备洗澡 门禁响了 她以为是丈夫回来了 就开了门 继续去了卫生间 但是丈夫回来后发现家里一片狼藉 妻子已经被送到医院 通过邻居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不难猜到妻子被性侵了 也知道了房子的前租户是个不检点的女人 因此性侵者很可能是她之前的客户妻子从医院回到家后状态很不好 不敢一个人在家呆着 不敢洗澡 不能正常排练 丈夫被搞得很狼狈 而且因为害怕遭到警察的不断盘问 妻子选择了不报警 丈夫没有反对 但性侵者遗落在家里的车钥匙 钱和避孕套极大地刺激了他 于是他跟踪了性侵者的小货车 初步断定性侵者是面包店送货的小伙子丈夫假装家里有东西要搬运 约了小伙子在之前住的危楼见面 可等到的却是小伙子的岳父 一个行动迟缓 还患有心脏病的白发老人 经过一番交流 丈夫竟然发现这个白发老人正是侵犯自己妻子的性侵者 愤怒之际 丈夫不顾老人的苦苦哀求 把他反锁在危楼的小屋里 自己赶着去话剧演出了演出结束后 丈夫和妻子急忙赶回危楼 把老人放出来 经过几个小时的拘禁 老人已经非常虚弱 丈夫通知老人的家人来接 并要求老人当着家人的面把犯罪事实讲出来 在老人的苦苦哀求下 妻子要求丈夫收回对老人的逼迫 并不惜以离婚相威胁 丈夫虽然没再强迫老人 但还是当着家人的面坚持把老人单独叫进了里屋 把他遗落的车钥匙 钱和避孕套还给他 并扇了他一记耳光 老人拿着东西行尸走肉般走出来 缓缓跌倒在地上 影片最后的镜头是丈夫和妻子各自在剧组的化妆间里化妆妻子受害 丈夫难过 痛苦 愤怒 甚至羞耻都无可厚非 但他的所作所为显然并没有真正考虑受害者的感受 而是把自己当成了受害者 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 这个转化给了他索取 甚至报复的力量 他不顾及妻子的痛苦 要求妻子不要总缠着他 他在学校与关系亲近的学生争吵 他埋怨朋友没有告诉他前租户的情况 还在一次话剧演出时篡改台词痛骂了演对手戏的朋友更可怕的是 无法承受的痛苦又滋生了仇恨 成为了作恶的理由 他要求妻子与性侵者对峙 而不考虑妻子的二次伤害 他强迫性侵者在家人面前坦白 而不顾及另一个家庭的破裂相反 妻子作为真正的受害者 却选择了宽恕2017-5-1

电影海报伊朗电影人的一个奇迹是，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依然开辟出巨大的创作空间，奉献了大量的佳作，屡次在国际电影节上折桂。

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一次别离》《推销员》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就是这样的奇迹之一。

阿斯哈·法哈蒂的电影是现实主义的，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之同时，细致地呈现了它的发生环境；但其主题是无条件的，讨论的是超越环境的普遍化道德问题。

不论是《一次别离》还是《推销员》皆是如此。

道德是沉重而复杂的，这或许是阿斯哈·法哈蒂的电影总是如此伤感的原因。

作为一种信念，人们希望总结人类生活的各种处境，得出一系列确切的道德准则，适应于我们全部的生活；但是作为一种实践，道德中所有确切的东西都在真实生活里遭受怀疑，进入一个灰色的领地，以至于追溯到人之所以为人的哲学思索中。

在某种意义上说，道德的本质就是怀疑的，一个有道德的人也意味着具有自我怀疑乃至自我否定的勇气。

在我看来，《推销员》正是这样一部电影：为了追求正义，也为了维护自己内心的秩序，主人公由受害者变成了审判者，但是当他由审判者变成执法者的过程中，新的变化和事实的加入瓦解了他“审判”时信奉的道德基础，而使自己变成了一个“被审判者”，被自己的良心审判。

这部电影有三个强烈的隐喻：主人公原来租住的危楼、伊朗新浪潮代表作《奶牛》，以及美国经典话剧《推销员之死》。

电影最开始的画面，是话剧《推销员之死》的布置场景，空空如也的室内夜景浓烈而孤独，像是开幕之前，也像是散场之后，这种氛围的渲染奠定了电影平静但悲伤的基调。

真正的情节开始于危楼搬迁，在夜晚急迫的拍门声中，公寓将要倒塌的消息让生活在里面的人们慌乱起来，主人公艾麦德和妻子拉娜也只好另寻他处居住。

在剧团同事的帮助下，他们搬到了新的住所，但前任女房客（性工作者）的物品还留在屋子里没有取走。

某天深夜，拉娜先于艾麦德从彩排现场回家，因为知道丈夫不久也将回来，于是听到公寓门禁的铃声后没有确认就打开了门，但随后进入屋内的却不是艾麦德。

正在洗澡的拉娜被袭击，她陷入恐慌但并不想报案，而艾麦德通过自己的学生查到了袭击者伊斯玛特（前任女房客的恩客之一）。

艾麦德以搬书为由，将伊斯玛特诱骗至原来租住的危房里，把他锁在黑屋里直至心脏病发。

艾麦德叫来了伊斯玛特的家人，要求他在他们面前承认自己做过的事情，拉娜反对他这样做，最后艾麦德当着众人的面将伊斯玛特叫到房间里扇了一耳光，不明就里的伊斯玛特家人将他扶走，下楼的时他再次心脏病发，在一家人慌乱的哭叫中被抬进了救护车，生死不明。

如果没有妻子被袭击这件事，生活中的艾麦德是一个可敬而可爱的人。

电影用多个细节表现了他的良知，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思考精神：大楼倒塌危机中，他不顾危险将邻居抱出了大楼；课余之时，他向学生推荐伊朗艺术电影，并且像朋友一样富有耐心；出门拼车的时候，邻座的妇女防范他，他向同乘的学生解释这是因为她心里有阴影，不以为意；业余时间，他积极参与话剧表演，与共事的伙伴保持着融洽的关系。

在电影的三个隐喻中，剧中剧“推销员”是最明显的，主人公艾麦德的真正职业是名中学老师，参演话剧是他的兴趣爱好，在他出演的话剧《推销员之死》里，艾麦德是那个最后死去的推销员，而在这部电影里，他成为致他人于死地的凶手，自己的内心也死了一部分。

话剧里的推销员是被侮辱被损害者，而电影的主人公则是侮辱与损害者，相似而相反。

“危楼”的隐喻是暗示性的，电影的主要情节从危楼里开始，也在危楼里结束。

危楼之危，正在于倒与不倒之间的无数可能性，是一种悬空的状态。

在电影里，危楼危机最初爆发时，有一个挖掘机工作的特写镜头，似乎说明，危机的原因在于根基被损毁。

电影的高潮也在危楼里发生，艾麦德在房间里的一个耳光让伊斯玛特陷入生命垂危的境地，危楼的危险转换在人的身上，伊斯玛特的生死悬在一线之间，是未知的，但艾麦德感到了负罪却是可知的。

“奶牛”的隐喻贯穿在艾麦德整个转变过程中。

《奶牛》是伊朗60年代先锋电影，情节十分离奇：在一个贫瘠的伊朗山村，全村唯一一头奶牛在主人外出时忽然死去，无法接受这一结果的奶牛主人陷入癫狂，最终幻想自己是头奶牛，做出牛吃草、撞墙等等怪异行为。

艾麦德在向学生推荐这部电影时，一个学生问他：“人是怎么变成牛的？

”他回答说：“是慢慢变成牛的”。

对于这番对话可以做出两种解读：第一，人的转变有无数种可能，哪怕变成牛这样极端情况，所以人可以至善，也可以至恶；第二，任何人的转变都有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可以做出解释，进行控制。

即使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人依然拥有一定的选择权，而选择的过程和结果，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正义，以及正义的程度，因而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结果负责。

在整场故事中，艾麦德经历了数次重要的选择，几乎每次选择的时候，都有一个阻止或推动他走向深渊的力量在博弈：第一次选择，在是否报案的争论中发生。

拉娜拒绝报案，因为这会让她在警方面前再次回忆并叙述这件事情，是一次重复伤害；艾麦德倾向于报案，因此在保留了台阶上的血迹，但报案的原因或许在于他还没有找到任何线索，需要得到警方的协助。

第二次选择，在是否要借助非法手段锁定凶嫌时发生。

艾麦德在家中发现了伊斯玛特慌乱中留在他家的钥匙，经过逐一尝试他确认了伊斯玛特的汽车，他把汽车开到公寓地下车库，想要守株待兔等着对方上钩，于是把楼梯上的血迹也清洗掉了，决定不报警，私下解决。

但很不巧，由于车子占用邻居的车位，拉娜受不了为了挪车频繁向别人提及那次伤害，重新把车子开到了室外，因而被伊斯玛特乘隙开走。

艾麦德断了线索，于是向自己的学生求助，利用学生家长的职权，得悉了汽车主人的身份——伊斯玛特的未来女婿。

第三次选择，也是最关键的，是危楼里的那记致命耳光。

拉娜被艾麦德紧急叫到了曾经租住的危楼里，她见到了曾经袭击自己的男人，一个像父亲一样的老人，此刻正处于孱弱的被辱境地。

拉娜内心充满了矛盾，最终选择了原谅。

但艾麦德坚持要在伊斯玛特家人面前说清楚这件事情，拉娜以离婚威胁他不要这么做，他同意了，但最后在小屋里扇了伊斯玛特一耳光，成为伊斯玛特心脏病再次爆发的导火索。

在艾麦德的每次选择里，都有一个可以放弃的机会，但同样有一个说服他继续下去的理由。

放弃的力量主要来自旁人，坚持下去的理由更来自于自己，所以将伊斯玛特推向死亡边缘的是艾麦德选择的结果，他要为此承担责任。

第一次选择中，艾麦德既可以选择报警，也可以陪着拉娜疗伤选择遗忘；第二选择，艾麦德可以在线索中断后放弃追查，也可以将证据交给警察继续处理；第三次选择中，艾麦德更是可以在拉娜的要求下让伊斯玛特离开，但他却扇了他一记耳光。

伊斯玛特最后是否病死，是未知的，但他的生命肯定已经像那栋危楼一样，被毁掉了一大半，他不仅遭遇了健康威胁，而且丧失了尊严。

对于艾麦德来说，如果不是特殊情境，他的这一系列选择尽管混杂有报复的成分，依然是正义的。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伊斯玛特不是一个老人，如果他没有心脏病，没有爱他的一家人，那么艾麦德那一扇耳光就会被我们视为快意恩仇，合乎道义。

伊斯玛特的身份、年龄和疾病，以及整件事情最后的结果只说明了这样的事实：道德不是绝对的，道德是有条件的，它如水流动。

一个富有道德的人在于他能够甄别这些条件，并且控制自己的情感；道德不仅要有智慧的认知，同时还须具备坚强的意志。

但现实中的我们遇到的情况却是，在具体的事件中，我们扮演了立法者、审判者和执法者集一身的角色，于是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确性，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循环论证：我们的判断是为了证明我们立论的正确，而我们的行动是为了证明判断的正确。

在电影《奶牛》里，奶牛主人是怎么变成牛的？

我认为是因为他沉陷在自己的世界——牛的世界里。

“推销员”是怎么变成牛的？

为什么道德的人做出了不道德的事情？

在我看来，也是因为他执着这件事情本身，而放弃了对事情周边因素的考量。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单独的人并不是完整的人，一个人即使对他本人来说也不是全能的，有些时候需要将自我当做客体来思考。

这也意味着，道德需要具备开放性和超越性才有完善的可能。

每个人都是在试图建立自己的内心秩序，或者解释这个秩序，这个秩序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自我认识、价值观和信念。

我们希望这个秩序是一个切确的结构，感受到自我的坚实存在感，但现实的情况是，内心的秩序可能并不存在，因为每当我们确信之时，怀疑也接踵而至；这个秩序也可能并不重要，因为他人的秩序会将它推挤到不起眼的角落。

事实上，看重内心秩序的人未必是坚强的人，相反可能是脆弱的，因为他无法面对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带来的挑战。

我们同样无法抵挡这样的自我怀疑，就像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在一种可能性上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宿命的世界里，就像艾麦德那样，尽管有充分的选择机会，依然无法避免最坏结果的产生。

刚刚结束的89届奥斯卡将最佳外语片的奖项颁给了《推销员》，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凭借该片第二次摘得最佳外语片得奖项，这则消息在最佳影片的颁奖乌龙的所引发的舆论关注的衬托下显得略为黯淡。

由于特朗普签署的穆斯林七国禁令，法哈蒂无法前往美国参加颁奖典礼，而他本人也拒绝出席的新闻在前段日子就已引发不小引起波澜，因此《推销员》的获奖更是被很多人解读为具有自由精神的好莱坞以及以学院派自居的奥斯卡向特朗普保守激进政策的一次“呛声”，甚至是好莱坞又一次为了体现“政治正确”做出的选择。

回到电影本身，《推销员》讲述的是男主人公伊麦德是教授电影的教师兼职话剧演员和同为演员的妻子拉娜的遭遇，。

二人正在为美国经典话剧《推销员》进行排练，因为旧居濒临坍塌，不得不求助于剧组成员巴巴克向他临时租借房间入住。

前房客所遗留的物品还存留在房间迟迟未来领取，拉娜和巴巴克擅自决定将她的东西搬出屋内，却因此收到了前房客出言报复的恐吓电话。

在某个演出结束的夜晚，伊麦德因话剧审查的事宜被耽搁，于是拉娜决定先行回家整理房间，而悲剧就此发生。

误以为是丈夫按门铃而没有进一步确认，拉娜直接打开房门就进卫生间开始洗澡，陌生男子乘机闯入。

邻居听到了拉娜的呼叫和哭泣最初不以为意，最后听到撞碎玻璃的声音才察觉事情不妙，于是前来施救，期间陌生男子仓皇逃走，留下货车在原地。

伊麦德回到家后发现卫生间一片狼藉和大片血迹，而拉娜已被邻居送去医院救治。

遭到袭击后，头部受到挫伤的拉娜精神上受到了更严重的伤害，不愿报警也不愿一个人呆在家中。

她极力想要抹去这段记忆努力恢复正常生活，坚持在剧场演出却因为精神恍惚而失态离场。

处于邻居同事流言蜚语和拉娜精神受挫的夹击中的伊麦德则不断地想要找出袭击凶手。

在邻居口中，他得知前房客是个行为不端的女子，通过出卖身体换取钱财，而袭击他妻子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她的嫖客，而屋主巴巴克甚至也是她的客人之一。

他甚至发现了凶手在家中留下的避孕套、嫖资、手机和车钥匙。

通过这些线索，他找到了凶手留下的货车，顺藤摸瓜地找到了货车所属的一家面包店和使用者。

追随着这辆货车，伊麦德以搬家为借口引诱货车司机前往他的旧居进行审问。

没想到最后前来的是货车司机的未来岳丈，一位白发苍苍、女儿马上要出嫁的老人。

在谈话中伊麦德发现老人恰好就是袭击妻子拉娜的凶手。

逼问过后，伊麦德得知老人并非受到他人指使，而是误入他家见到正在洗澡的拉娜以为是前房客，而拉娜则受到惊吓，在挣扎中撞到了镜子。

此刻伊麦德心中被复仇的念头所占据，他将老人囚禁于房间，带拉娜前来一同指认凶手，同时要求他在妻子、女儿和女婿面前坦白忏悔。

不想再次承受伤害的拉娜以分手要挟伊麦德不要向老人的妻女说出真相，而老人则因心脏病发倒地。

仓皇之中，老人的妻女和女婿赶到，他年迈的妻子以为伊麦德夫妇救了她丈夫而连声道谢。

伊麦德在尴尬中最终未向其妻女吐露真相，而是把老人单独叫到房间，把车钥匙、手机、钱和避孕套还给他，用一个耳光将所有羞辱一并还给老人。

无法承受巨大压力的老人在下楼过程中再次心脏病发，生死未卜。

故事也在拉娜的出走中，走向终结。

“后真相”的奥斯卡：情绪太多 而真相不再重要在我看来，《推销员》获奖，远非其背后的政治局势那么简单。

无论从内容主题、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上来说，《推销员》都是一部值得推荐的电影。

虽然它所讲述的故事更多反映了伊朗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困境，其中所包含伦理道德冲突更多地与宗教和习俗有关，但法哈蒂电影所一贯传达出来的人文关怀恰好指向与当今社会所焦虑的问题：情绪太多，而真相不再重要。

“后真相”是牛津字典2016年的年度关键词。

它的含义是事实发生什么不再重要，人们对事件所产生的情绪超过了事实本身。

标志性的事件是让传统媒体大惊失色的”意外“——英国居然脱欧，特朗普居然当选。

在电影中，妻子被袭击的事件给男主人公伊麦德的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男权占据主导地位的伊斯兰社会，非婚性行为被视为违法，而女性在除丈夫之外的男人面前裸露身体都被视为不贞洁的行为。

因此无论究竟在卫生间发生了什么，无论妻子是否真的遭到强暴，对于伊麦德来说他所受到的名誉损害都没有区别。

邻居闪烁其词的问候，无一不流露出对于拉娜乃至伊麦德的同情，在和沙纳萨利夫人的对话中，伊麦德不经意得知最初发现拉娜的是她的先生：“你如果当时在现场，看到你妻子在卫生间时的遭遇就不会觉得无所谓了。

沙纳萨利先生打开卫生间门的时候，差点以为她已经死了”，这更是无形中放大了对他男性尊严羞辱。

思想保守的邻居在问候伊麦德夫妇的同时，也激烈地表达出对于买春卖春行为鄙夷和指责，某位太太就言辞激动地说道：“警察应该把那些人统统关进监狱，好好惩诫。

” 这句话的指涉对象并不仅仅是施暴者，同时也是针对行为不端前房客。

好事邻居的流言蜚语传到了剧组成员巴巴克那里，于是整个剧院都知道了拉娜的遭遇。

伊麦德身边社交圈子里，无论是目睹事情经过的邻居、或是仅仅道听途说同事，无一不认为拉娜的遭等同于被强暴无异。

被诉诸于个人情感和信念所引导的舆论困扰，伊麦德逐步释放出内心中被知识分子面具所隐藏的男权意识，愤怒和复仇情绪进一步升级，因而才会一意孤行，酿成之后囚禁、审问以及羞辱的导致老人心脏病发的悲剧。

《推销员》的故事中，真相并没有被篡改，也没有被质疑，只是变得次要而服从于情感和偏见。

在消息传播的过程中，相比较于相信真相，人们似乎更相信感觉 ，相信自己的愤怒和耻辱，相信自己的受到伤害。

而这些被情感和观点所左右的流言，反过来作用于伊麦德本人，只愿意去听 、去看想听和想看的东西。

他不愿意相信老人是无意闯入他家，不相信老人没有发现家中陈设的异样，对老人的家庭和困境熟视无睹，并拒绝将此事诉诸司法而执意要通过“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方式私下解决。

这样一个悲剧故事，尽管不牵涉网络时代、媒体和公众，但它所刻画的人性仍然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从某个侧面也折射出当代社会情感重于真相的失衡特征。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谎言、绯闻、留言广泛流传，呈现出真相的样子，而真相本身变得不再重要。

相较于主流媒体，网民更愿意相信彼此，如出现与自己立场相悖的证据，人们倾向于无视这些信息。

“后真相”这个词同样适用于《推销员》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事件。

人们更愿意相信，《推销员》获奖是因为其政治意义而非出于艺术的考量，是为了向特朗普政府显示自己自由平等的姿态，而忽视这部电影本身的故事和价值。

有媒体曾这样报道：“尽管《推销员》本身无关政治，但奖项的归属仍然引起了一部分业内人士的质疑，每一部入围最佳外语片的影片都被与自己毫无关联的政治局势所裹挟，评委们有可能是为了反对特朗普和他荒谬的移民政策而把票投给《推销员》。

”如此暗示好莱坞在评奖过程中从政治角度考虑取代了艺术判断，但我认为将《推销员》获奖归因于“政治正确“的观点显然有失偏颇，并没有对电影本身给予足够的尊重。

戏中戏的镜像：推销员文本的互文意义《推销员》用较大的篇幅表现男女主人公一同参与演出的话剧《推销员之死》。

一方面，导演法哈蒂向这部他早年多次排演经典作品致敬。

另一方面，用角色教授电影、排演戏剧的情节，隐喻自己的导演行为，这就形成了一种戏中戏的三重镜像结构：表现美国大萧条时代小人物悲剧的《推销员之死》隐喻电影中两性关系和中产阶级的自由梦想的破裂，电影中排演戏剧的伊朗知识分子则隐喻导演自身在伊朗的处境艰难。

从结构上来说，这样的戏中戏的编剧手法非常巧妙和精致，打通内外，联通现实和虚构，相互映照。

但从文本意义上来看，同样表现中产阶级悲剧的《推销员之死》与《推销员》本身的互文显得刻意而有失准确。

通过《推销员》，导演明确想表达的是伊朗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多重困境。

危楼的濒临倒塌、陌生男子闯入袭击是生存意义上的困境，而和话剧被审查、街坊邻里同情之余流露出的微妙情绪、拉娜不愿报警坦诚受害以及伊麦德无法放下芥蒂对妻子愈加疏离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枷锁。

这种意识形态的枷锁也体现在“性”的不可言说上，从头至尾不曾出现的前房客实则以其他形式存在于电影中，伊麦德扫过她衣橱时髦暴露的服装、轻佻花哨的凉鞋时流露出不悦，邻居讨论及她时流露出蔑视和巴巴克在电话录音中的言语调戏，无一不是以隐晦地方式暗示她妓女的身份，但除了“不检点”之外，从没有人真正点破这一点。

拉娜在卫生间的遭遇也成为一种不可言说之痛，拉娜自己希望将这段遭遇抹去，伊麦德的耿耿于怀，巴巴克的旁敲侧击，但事实上并没有人直言道破那天晚上的事实真相。

尽管受到良好的教育、食用西方式的食物、过着现代化的生活，但伊朗知识分子的生活并没有与传统完全断裂开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话剧剧场才是一个真正与外界割裂的孤岛，在虚构的语境里女性可以假装不用头巾遮面，妓女可以光明正大地出场。

然而这终究是一个建构在凌空创作上的世界，返归到生活中，他们一个个仍然囿于宗教习俗、社会法则，在逼仄狭隘的意识形态壁垒中处处碰壁，伤痕累累。

而这和《推销员之死》在内容上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关联和共鸣。

《推销员之死》是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创作的一部两幕剧。

作品描写的主人公是有三十余年推销经历的威利，逐渐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事业能力的推销员，把自己的一生都执著于他所认知的“美国梦”，并不懈地为之付出，然而梦想和现实生活的断层使得威利最后自杀，为了死后的保险赔偿给家人带来福利。

电影中着重植入的是《推销员之死》中妓女与哈皮的对话、威利和妻子琳达的对话和威利葬礼的桥段。

话剧本身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也许熟悉阿瑟·米勒和话剧剧本的法哈蒂对这部剧有着自己的解读方式，但以威利和琳达夫妇对应伊麦德和拉娜则显得意义不足，对应年迈的老人和妻子则意义过剩。

美国梦的破碎背后是大萧条的时代背景和美国梦的夸大和欺骗成分，从文本意义上并不能准确地和伊朗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危机衔接得上，因而戏中戏的镜像设置在结构上虽精巧，但在用意上未免有刻意和生硬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