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之地

「李仁港太瞧不起大陆同胞的审美了！

」他以为大陆观众都是脑残，一看见吴京耍酷就高潮，一看见煽情就流泪，殊不知大陆观众审美早就超越他了。

作为活跃的影评人，其实每到这种时候反而说不出来话。

群情激奋也不知道现在写还有没有人看到。

我以尽量通俗易懂的角度给大家慢慢讲。

现在答案里各种吐槽，其实总结一下，这部电影口碑失败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落差。

集中两个方面。

一是对登山队的刻画落差，二是感情戏落差。

观众期待的那个年代登山队，是严谨的，踏实的，刻苦的，是「重」的。

稳重，沉重，有分量，写实。

李仁港导演完全没有弄明白这种调性。

从吴京爬上工厂和章子怡表白开始，那一连串刺客信条文体两开花的操作，就定下了这部戏的动作基调：是飘的。

夸张，轻浮，不着边际。

于是到了后期，这种夸张轻浮的风格和bug也就越来越多。

人说一鼓作气再而竭三而衰，结果登山队上山那么多次，观众早就审美疲倦了。

但是呢？

吴京却像个超人一样，经常搞一些超出常人理解范围的操作，一直到最后还像个超人一样在8000多米海拔飞来飞去。

太不稳重了，和观众的理解严重偏差。

没经历过苦难的人，拍起苦难也是轻飘飘的。

我在部队时，有幸参观一些青藏高原建设时的老兵遗物博物馆，还作为大学生代表演讲稿。

这么说吧，这部电影一点点也没让我想起部队生活。

登山队说上山就上山，井柏然死的实在冤枉。

实在刻意。

而且这边刚死，那边尸体就驼回来了。

张译演技一流，然而全是烂戏，太为难演员了。

还有那个摄像机，60年物资缺乏我理解，75年那么小一个摄像机，那么多人连梯子都带了，多背两个摄像机不行吗？

谁规定了只能带一个？

bug太多我就不一一讲了。

太刻意，太浮夸，太轻浮，剧情设置像是1990年的国产连续剧，而不是2019该有的审美。

第二个落差，感情戏。

这是被吐槽最多的，也是我看的最尴尬的。

一共没几个主角，还硬组成两对cp井柏然这一组，井柏然为了个摄像机死了这个槽点我就不说了。

前期训练说只有达标才能上山，怎么黑牡丹最后也登顶了？

没见她训练啊，这是化悲伤为力量吗？

吴京和章子怡这边就更难受了。

气象组这么多人，章子怡拿个步话机声音跟蚊子一样，吴京急得大喊你说什么你 声音 大 一 点如果我在章子怡身边我就一脚把她踢开，然后三两句就说完了——旁边那么多人都是摆设？

看到这里我已经尴尬的不行了，结果后面还有更尴尬的，章子怡居然为了缩小通话范围上山，然后死了。

你有病不去医院你上山？

找别人上山不行吗？

气象组其他人都是哑巴不会说话？

非要章子怡上山？

原本大本营可以通话，风暴来了必须上山才能通话。

信号突然如此不稳定肯定是天气不好啊，是个傻子也知道要等等？

总之吧，最后还让吴京一个人面对大山悲情爱情，我简直。。。

落差太大了，审美偏差太大太浮夸，真的连郭敬明都不如。

真的不如。

《攀登者》是一部制作大，阵容豪华的重点项目。

张译章子怡吴京胡歌井柏然等等各路演员，演技和制作都算上乘。

尤其张译的演技肉眼可见。

可偏偏成片这么差，导演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说实在的，李仁港太瞧不起观众了。

这部电影的审美落差，就是李仁港对大陆观众的偏见。

他以为大陆观众都是脑残，一看见吴京耍酷就高潮，一看见煽情就流泪，殊不知大陆观众审美早就超越他了。

你们喜欢看吴京，我就让吴京不停的扮演英雄，不停的耍帅，不停的救人，最后成为英雄，受尽委屈，思路正确，让张译给他道歉，顺便还永失所爱。

说白了，想滥用人们对吴京的喜爱来挑逗票房。

你们喜欢吴京，我就给你拍个雪山版战狼。

不，这简直是超人版战狼。

我觉得吴京心里肯定也是有点拒绝的。

你们容易被煽情，我就把感情戏拍的往死里煽情，无脑，狗血，不合理。

章子怡演这出戏的时候心里肯定不舒服，太不合理太刻意。

旁边那么多人是傻子？

非要章子怡说话？

我一开始以为旁边的人都是哑巴，结果章子怡死了，旁边的人终于拿起步话机说话了好嘛。

演员都还是努力演了。

制作也还行。

题材也是好题材。

说来说去，导演自以为可以愚弄观众，他太小瞧大陆的观众了。

大陆人不傻，好吗？

（转自【江壹城】微信公众号） 微信原文链接能把一个荡气回肠的历史题材拍成这样，就好像拿一盆参翅鲍肚，愣是做出了开水煮菜叶的味道，可见导演功夫深啊。

我们不说电影了，聊点别的吧。

历史是怎么被虚无的呢？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去冒着生命危险，攀登珠峰？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的枪口？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承受皮肤和内脏被烈焰灼烧的剧痛，而不吭一声？

“出发前，韩复东亲手交给登山队员两样东西，一样是这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还有一样，就是这样一座白色的毛主席半身像。

队员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两件珍贵的礼物背上珠峰。

”

很多人说，登珠峰的勇士们很厉害，但是他们为了啥攀登，我也不理解，是被洗脑了吧。

黄继光很英勇，但是离我太远了，他是被洗脑了吧。

英雄们很伟大，但是太虚无飘渺了，他们都是被洗脑了吧。

黄继光们真的离我们很远吗？

英雄们都是被洗脑吗？

这种话（英雄都是被洗脑了）恐怕只有被洗了脑的人，才能说的出来吧。

黄继光是怎么成为黄继光的呢？

我们还是读一读黄妈妈给主席的那封信吧：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受苦受难的农民。

解放前，地主剥削我们，乡、保、甲长骑在我们的头上，祖传的几亩田地也被迫典当了，一家人少吃无穿，实在苦啊！

一九四二年旱灾，我的几个儿子，都饿困在床上动也动不得。

一九四九年二月，家里没有吃的东西，继光到河沟里捞虾子，碰着伪甲长的一条毛狗被人打死在河沟里。

伪甲长不分青红皂白就一口咬定是继光打死的，叫他背死狗游街，还要我家给狗买棺材、做道场。

那时，简直是没有我们穷人的活路啊！

伟大的毛主席：感谢您领导我们得到了解放、我们才翻了身，分了土地安了家，过起好日子来。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懂得怎样来保卫我们的好日子。

继光在离家那天，就曾经告诉我说，他要到朝鲜去打万恶的美国鬼子，不消灭美国鬼子决不回家。

他叫我在后方把生产搞好，多打粮食支援前线。

听光儿说话这样有志气，我心里真是高兴。

但我更明白这是您和XXX把他教育好的。

人民英雄之所以为英雄，是因为他们的经历塑造了他们。

黄继光，曾经和你我一样，是有母亲，有童年，有血有肉有感情，会痛会哭会流泪的普通人。

“继光到河沟里捞虾子，碰着伪甲长的一条毛狗被人打死在河沟里。

伪甲长不分青红皂白就一口咬定是继光打死的，叫他背死狗游街，还要我家给狗买棺材、做道场。

那时，简直是没有我们穷人的活路啊”。

这就是我们和黄继光的区别：黄继光从背着狗游街到分了土地安了家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是我们跟黄继光最大的区别。

这个过程，对于我们理解黄继光之所以为黄继光，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至关重要的。

否认了让黄继光背着狗游街的历史，就是在否认黄继光本身。

否认了让黄继光分了土地安了家的历史，更是在否认千千万万像黄继光一样为真理奋斗的人们。

我们说，我们是新中国人。

我们之所以为新中国人，我们之所以可以勇攀高峰，战天斗地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是英雄的历史。

没有了活生生的英雄，我们也不存在。

我们为什么要在六十年代登珠峰？

登峰的勇士，为甚么争先恐后去最危险的冲刺？

勇士们很多都是藏族，他们为什么要前赴后继去送死？

这部电影，说明白了吗？

是TMD为了儿女私情？

封建迷信？

个人得失？

如同黄继光一家曾经被人逼着要饿死了还要给狗做道场。

广大藏族同胞也曾生活在被人剥皮敲髓的人间地狱。

不懂得这些曾经的历史，就不能理解，所谓的“那个年代”，真正的历史全貌；更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人甘为人梯，为什么会有人隐姓埋名，为什么会有人以身报国。

如今，英雄的模样被塑像，高高在上的被架在虚无缥缈的云端。

英雄的灵魂，却被人涂上颜色，踩在脚下。

比谎言更加令人难过的，是只告诉你一部分真相。

比杀死英雄更令人难过的，是告诉你本来近在咫尺的英雄，远在天边。

以阵容看，《攀登者》毫无疑问是2019年内地国庆档期最为强大的存在，霸气外露、气宇轩昂、满载期待。

这是吴京继“战狼2”与“流浪地球”后，首次以领衔主演的身份亮相大银幕。

女一号请来了章子怡，外加张译、胡歌、井柏然这些人气与演技并存的中生代，连配角都是柏林影帝王景春。

除了星光熠熠的演员，制作团队也堪称华丽，编剧请来著名作家阿来，监制有徐克压阵。

再加上登顶珠峰这样戏剧性与史诗性兼具的题材，能自然地躲开传统主旋律叙事的桎梏，充分借助商业类型片优势，从以小见大的角度书写宏大命题。

唯一的短板或隐忧，只在导演一项——“飞碟帽爱好者”李仁港。

实事求是讲，这十几年，李仁港就没真正拍过好电影，所有作品都在及格线以下，不忍卒睹。

最后，李仁港也果然不负众望，毫无意外地继续保持稳定发挥。

把一部天生王者的新主旋律电影，拍成了节奏拖沓、叙事单调、逻辑分裂，甚至连最基本的情绪主题都没整明白的半吊子电影。

不知道这部电影在最后制作阶段发生了什么，只是如此重大的题材如此璀璨的阵容如此高昂的投资，在如此重要的档期如此高调的上映，居然在成片中还会出现大量配音与嘴型不同步的问题？

是有关方面亲切关怀，具体指导意见太多？

还是有人半路抢走剪辑权，给电影咔咔一顿猛改？

背后的种种观众无法知道，只能对着上映的成片一声叹息。

客观讲，《攀登者》在美术、摄影、声音、配乐等硬指标上表现还算可以，加上演员们演技在线，构成了电影的基本盘，它虽然让人觉得不满，倒不至于打上“烂片”标签。

电影给人最大的不适感，在于情绪的分裂、叙事的苍白、情感的轻浮，以及高预期落空后的强烈的失望感。

不够好，对于《攀登者》这样体量和层次的电影，本身就跟“糟透了”是一个意思。

再三反思，板子应该打在剧本身上。

从主题选择到人物设计再到剧情结构，甚至逻辑，都问题多多。

《攀登者》毫无疑问是主旋律，弘扬什么，讴歌什么，早已定好，是无须创作班子去劳神取舍的。

但李仁港如同大多数香港的商业片导演一样，很难找到共情点。

他没法去表达那种发于微处暗合于时代的细节和情愫，就只能用空洞的口号搭配恢宏的配乐去自证庄严。

于是电影一次又一次生硬地把表态挂在嘴边，却不能嵌套进角色们的行动逻辑中。

两段突兀的爱情则进一步模糊了主题。

看似丰富的情感表达没有分出主次，以至于电影中主角的动力一直在国家荣誉、冒险热情和爱情之间摇摆。

最要命的是电影的高潮戏居然将情绪出口放到了“爱情”之上，吴京与章子怡最后的电波表白完全冲淡了登顶的升华，此前一再堆积的宏大命题瞬间成了无本之木，那一口气最后只能淤积在观众的心里，难以释出。

当然，人的情感也可以是宏大而普世的，如果电影一直以两个人的爱情作为叙事主线，这么处理也无可厚非。

问题是电影一开始摆出的姿态并不是“人本”，而是国家荣誉民族复兴这样的政治思维，是“我们中国的山，一定要是中国人先爬上去”“命可以不要，但摄影机要保住”这样的政治自觉，这也符合历史语境。

爱情在电影里原本只是一条副线，你不能四分之三篇幅都是在政治使命的趋势下冲刺逆境，最后却冷不丁地把主题偷换成“珠峰绝恋”，这不成了精神分裂么？

无怪乎电影中连领导都要吐槽，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说这些（大意如此）？

这种站位不高格局狭隘的创作思路，是很多香港商业电影导演的通病，他们出生并成长于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从未经历或接触过集体主义的洗礼，也对大陆的政治社会文化缺乏正确清晰的认识。

从骨子里无法理解这样的情感，也不能自发地围绕这样的情感抒发情绪，最后只能强拧着往自己熟悉的叙事逻辑转变。

而以吴京与章子怡的身份和地位，又需要一场两个人都要充足表现的高潮对手戏，你不让他们谈爱情还能谈什么？

气象预报么。

最后还真的吐出血来，如今连最俗气的国产爱情电视剧都不屑用这种套路了。

感觉吐的不是鲜血，而是“狗血”。

这一口血，不仅喷走了感动，也把电影的整体风格喷得四分五裂。

角色的设计上，吴京是高大全的绝对主角，他的存在基本上是定海神针，可以飞身救险，也可以硬扛冰山，所有困难在他面前都能迎刃而解，也难怪其他当红演员要火速地黯淡，各领各盒饭。

可是千不该万不该，电影要用浮夸的吊威亚的方式去表现吴京的身手，让这部写实题材的电影，出现太多让观众出戏的匪夷所思的动作场面。

我理解电影是想物尽其用，要充分用好“吴京”这个元素，动作场面不是不可用，但必须服从于整体风格。

邦德不会凌空三脚，伯恩不会回旋踢，叶问也不能跟你玩MMA。

如果电影中男一号的身手可以战胜地球引力，又何必在那对着一座不能动的冰山唉声叹气？

《攀登者》显然适合更符合物理规律更写实的那一类设计，而不是这种古装武侠片式的旋转跳跃辗转腾挪，李仁港显然没有从自己的创作惯性里走出来。

万幸的是，他没有给登山队员们一人发一顶飞碟帽。

张译的人物也是问题多多，基本等同于半个反派，堪称恶劣天气之外登顶的最大阻碍。

前期就是一味的左倾冒进，后来又变成了右倾保守。

他的思维逻辑我觉得可以理解，但电影的问题在于没有让这种执拧和转变变得合理可信，反而让这个人物显得粗暴、生硬、理性缺失，最后就算人物成立，也让人喜欢不起来。

好在演员们的演技还在，不然整部电影真的就全垮了。

章子怡和吴京如此不来电，还是勉强凑出了一条感情线。

问题是这样的情感本不应在电影里占据如此多的篇幅，何况电影里的爱情不止一段，而是有两段，真是太闲了。

节奏也是问题多多，开篇就仓促凌乱。

剧情设计上也是神展开，有意识地淡化历史背景，平叛、领土纷争、中苏决裂被模糊处理，都可以理解。

但吊诡的是一开篇，三名登山英雄就成功登顶！

即便历史如此，这种开篇即达成的处理也严重影响了电影后续展开，让最后的登顶所带来的冲击力量全失。

之前条件那么恶劣都爬了上去，之后这么大阵仗这么多保障还搞得如此狼狈，有什么值得欢呼雀跃、热泪盈眶的？

即便想铺垫这层信息，完全有更灵活更巧妙的手法，不一定非要如此高亢、激进、事无巨细。

最后是力也用尽了，九死一生，却因为进入太早而并不感人，还严重影响了后续情绪的积累。

这样的瑕疵在电影里比比皆是。

正片中，登山队向顶峰发起了数次冲击，其中套路循环也大致相似，天气预报-指挥错误-服从指挥-遇见困难-冲击失败，大概如此。

篇幅上也没有太多差别，分不出轻重主次。

所以等登山队最后克服困难，真的爬上顶峰时，观众已经严重审美疲劳了。

即便电影放大了天气的不利状况，又画蛇添足地加了一大段爱情戏，依然没有让这份情绪真正燃烧起来。

这其中固然有复述既成现实所带来的上帝视角，更重要的是，我的兴致已经在一次次重复中被消磨殆尽。

角色们缺乏足够成长性，登山的过程不是递进的，而是一次次重复挫折，最后以莫可名状的运气或是精神实现突破，以至登顶的喜悦并没有那么大。

这不能称之为逻辑问题，但对于整部电影情绪的冲击却是灾难性的。

这样的结局注定了《攀登者》只能以不过不失，将就可看的面貌呈现，从一部霸气十足的电影，变成了温吞保守，如履薄冰之作。

它很难激起任何社会性的议论，也难以给人太多回味，哪怕有些许小感动，都会在电影结束的刹那瞬间消失殆尽。

这样四平八稳的姿态，一如电影所挑的导演人选，不犯大错，小心翼翼，也毫无突破进取之心。

唯独可惜了这样壮盛的阵容，以及观众们所抱有的高预期。

让观众失望，结果可能比让观众受惊更严重。

就好像手里抓着四个二一对王，拆得七零八碎打出去，未必会输，但就是让人觉得可惜。

赶着制作的共和国70周年献礼片，太仓促了，虽说是上海出品，但离优秀品质还差很远。

故事剧本并不好，线索很乱。

且这批攀登者为国争光而攀登珠峰的动机，很难被现在的年轻人所接受。

片中种种的桥段和铺垫也难以令人共情——在那样简陋的装备条件下，登顶珠峰值得那么多人牺牲吗？

动机的本质是爱国，要证明国家实力，但全片看下来的感受却是后怕。

登山，运气重要，气象预测也重要，这是常识也是科学。

片中队长一人说了算，根本不听气象局的，失败了两次才说我错了。

这群人，一边登山一边谈情说爱，还用用公共通讯频道互诉衷情，可信吗？

至于特效，吴京一下子跃过雪崩的口子，简直神化了！

用力过猛。

——登顶是个好题材，像《徒手攀岩》等片（虽说这是部纪录片）看得激动人心。

在向顶峰进发的过程中，必然要设置种种障碍，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是经典的类型电影叙事模式，但是怎样合理化整个通关升级，尤其重要。

也许有些人就是天生爱冒险，但因为诸如攀登珠峰等行为恰好符合某些政治宣传的需要，就被赋予了爱国色彩。

对于这一点，可能需要更多维度的分析。

总之，在主旋律片中，虽然《攀登者》也集结了最大牌的华语电影明星，如章子怡、吴京等，但票房不及预期，这还是在强势宣发下的结果。

看了点映场，感想很多。

电影背后的真实历史，同样精彩。

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普通人，完成了人类登山史最伟大的壮举，维护了民族和国家的尊严。

历史如果不经常提起，就会逐渐被人遗忘，如果不是《攀登者》，想必很多人并不清楚1960年以及1975年两次登顶珠峰之于当时中国的意义。

1955年，周恩来总理批复组织了中国第一支登山队。

队员都是从工人、运动员、军人、农民、科学家，甚至学生中选拔出来的，一共有214人，平均年龄24岁他们进行了为期几年的残酷训练，在冰天雪地中磨砺，最终在1960年3月，这214个年轻鲜活生命，带着责任和使命来到珠峰脚下5000米的山谷间建起大本营，抬头便能看到雪白的珠穆朗玛峰。

和历史上一样，《攀登者》里，将登山队人员划分为气象小组、医护组、后勤组、突击登顶组。

强大的团队合作是登珠峰的基础，在和死亡无限接近的高原地带，每个人都是团队的核心。

此后的两个月，中国登山队分几次进行适应性行军，在时而风雪连绵，时而天空瓦蓝的多变天气里，他们攀登的海拔慢慢变高，跨过北坳冰壁、穿过冰塔林、通过大风口，一步一步的从5000米到6400米，又从6400米到8000米。

对于人类生理来说，海拔八千米以上的地方人类几乎难以存活。

这是个死亡地带，风速达189千米/时，已经是飓风级别；温度达到-73℃，而氧气含量仅有海平面的三分之一。

《攀登者》真实还原了登山队通过以上危险地段时遭遇的种种险情，在呼吸已经如此困难的时候，还要经历落石、雪崩和狂风暴雪的考验。

在适合登顶的短暂窗口期，无论是1960年还是1975年，都是用命来抢时间。

1960年那次登顶，214人最后仅剩下王富洲、屈银华、贡布3人用残存的体力通过最后一道难关“第二台阶”，在黑夜的寒风中缓慢前行，最终在1960年5月25日4点20分，三人登上了世界之巅！

遗憾的是，因为缺少记录设备，这次登顶没有获得任何承认。

《攀登者》里，1960年再过15年后才是重头戏。

新老交替的两代“攀登者”，终于一起让故事变得圆满。

这个故事里有奉献与牺牲，但是没有后悔和遗憾。

在那之后直到现在，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当年攀登者留下的“中国梯”登上珠峰的人也越来越多。

为何千百年来无数人向往那个空气稀薄的高原，前仆后继，向死而生？

对于大多数人普通人来说，《攀登者》给了我们答案：“也许我们一辈子爬不上珠峰，但心中要有一座山，这座山不一定那么高，但一定要有这么一个目标。

”只要山在那里，终会有人登上去；只要目标在，终会无限趋近它。

攀登者不相信风霜雨雪，只相信“因为山在那里”。

5.5吧，不太及格近年来，有一大批传统香港导演转型极不成功的例子，很不幸，李仁港明显就是其中的一个。

看他《见龙卸甲》之后的所有片子，平均分都不及格。

连这种70周年献礼电影，说实话，拍的也不及格。

这片的滤镜有多厚暂且不谈。

就，开篇，黑场字幕介绍背景，我心里就挺咯噔一下。

这种开场方式，只要不是后面内容非常优秀，那么百分之八九十，是个烂片。

然后果不其然。

整部电影，剧情推动基本靠演技和bgm，偶尔来个莫名其妙的直接切场景（短评有个竟然还说剪辑优秀？？？

exm？？

）然后剧情，开头以杨樱角度旁白，方五洲教书作为切入点，然后倒叙方五洲他们的第一次无摄影登山。？？？？

自己说说这是不是有毛病，那个课堂之后的剧情还有出现过，硬生生玩一手倒叙把自己的开头玩崩。

自己说说看，由课堂切到爬雪山，你还有紧张感吗？

紧张个屁好吗，反正方五洲不会死你紧张毛线？

然后接下去，突然就开始谈恋爱，“我想跟你说一句话”，然后又是刺客信条又是噩耗来了硬是没说成，这tm什么年代的狗血剧情？？？

接着女主说，我要出国了，你不说点什么吗？

然后没有人生目标丧在锅炉厂的方五洲的窗户被砸？？？

（那个年代你敢这样说一个登上英雄“软蛋”？

你是买了几件复活甲？

），然后章子怡跑出去大喊，出来呀你们这群孬种？？？？

（章子怡你摸着良心说你不尴尬吗？？

）然后1973再次组建登山队，然后我要开始着重吐槽。

首先，路上随便拉个个人，诶，好巧啊我就是要去登山的，还兼职摄影师，你看我像不像你的接班人？

然后进了培训营，看我发动神功，小姑娘，被我迷住了吧，胡歌你个蠢货，先搭讪有什么用，撩妹，知道吗，眼缘懂吗，眼光汇聚的一刹那，那就是我的人了。

ok，然后各种准备后，开始登山，具体登了几次我真不记得了，反正中间各种蜜汁操作，在风雪呼啸的山上听到小姑娘颤抖的声音就把自己的睡袋剪一半给人家？？？

撩妹撩魔怔了吧？？

虽然原型也把睡袋给了别人，但这时候需要你艺术处理的时候就因为冷？？

随便编个身体不适我特么都能稍微理解下真的。

我猜到井柏然的那次登顶会出事，我特么真是没想到会这样出事，真的是服了，章子怡明知自己已经吐血，一定要向死而生？

她手底下的那么多人全都是废物？？？

正是因为剧情和整体情节调度的极其不过关，导致很多人物非常奇怪，首先重点提下吴京。

吴京现在最大的问题倒不是剧本给他带来的，是他本身自带的。

自从战狼2后，吴京给自己定了个人设“国外可以有个人英雄主义，我们国家怎么就不能有？

”ok，然后就开始了一群人的莫名高潮。

我姑且认为吴京说这话的时候只是单纯的指冷锋，但是在众人这么吹捧下，吴京就开始拥有的自己的标签，叫“伟大的不死的正义使者”从战狼2到流浪地球到攀登者，真的现在吴京已经极大的破坏了剧本原本想要表达的意图，只要吴京一出场，好的，又要扭转乾坤啦，又要正义必胜啦。

知道吗，一部电影最大的点在于这部电影需要有剧情和戏剧感，吴京这么一出来，所有东西全玩完。

就像在攀登者里一样，梯子当滑板，手拿登山镐能飞五丈远，手一伸绳一抛救了一队人，人高的冰砸背也就休息两天的事情，被埋了也不打紧，只是歇一会。

有这么个人物在剧里，还有什么戏剧性？？？

个人英雄主义，可以有，但是你得有足够的背景和世界观作为铺垫，要说个人英雄的开创者，明显还是中国啊？

孙悟空，关羽，哪个不算个人英雄的巅峰？

但是他们有足够的背景去撑起自己的“英雄”。

同时吴京的“英雄”还有一个令人很反感的地方。

就是它少了一份“真”，每个英雄都有软肋的，比如龙小云之于冷锋，紧箍咒之于孙悟空，傲气之于关羽，责任之于钢铁侠，友情之于美队。

这些英雄会因为这个软肋，从英雄直接变成了狗熊。

但是吴京“英雄”有啥软肋？

没有，他是无敌的。

所以他是令人厌恶的。

而且，在危言耸听的说，以吴京的不锈钢直男的性格，难免不会说一些出格的话，那这些话一旦被有心人所利用，一泻千里都不能形容这个“英雄”形象的崩塌了，所以别再给自己塑造“无敌伟光正”的形象了京哥。

接着说被剧本荼毒的演员。

张译，张译的运气差是有名的，但是没想到国庆的两部电影都选到了不靠谱的导演，《相遇》就不说了，真的完全靠任素汐和张译才能撑得起来。

《攀登者》真的对张译的塑造也是很不成功的，一个纠结了自己十三年的问题，只是因为死了一个人而彻底扭转了自己的信念？

不可能的，只会变本加厉的。

但是就算这么不合理，张译拉着井柏然尸体回来的那段戏依然张力十足，假如原本的不合理程度为10，那么那场戏直接能降到5,。

另外张译之所以能产生那样的心态， 电影中也没有太多解释，直接是“设定”，但是三个人喝酒的那场戏，张译硬生生的把原因演了出来。

真的，张译的运气.....不如多转点锦鲤吧。

这个电影的感情线，有什么用呢？

完全不起到任何推进剧情的作用啊？

硬要扯的话章子怡旁白推进剧情还是有点用，那内个黑什么的？？？

那个人有啥用？？？

有那个时间多交代一下一代三人组的思想转变不好吗？？

全剧最有cp感的胡歌和医生一笔带过？？？

怎么想的？？？

然后我其实很想问，《攀登者》和《中国机长》是不是共用一个后期团队？？

预告片屎一样的字体和颜色是相同的，然后片中左下角反复出现的信息也差不多一样？

干嘛？？

没这些信息，表达不出紧张感严重性了是怎么样？

从头到尾循环播放？

以我的观点，拍成这样，导演编剧分锅，这部剧还能有如今的成绩，全靠演员。

原来拍的是70年代再次登顶，这个选择就很莫名其妙，凡事都是第一次价值最大，摄影资料证据也只是约定俗成，和在峰顶留下信物是或，不是都的关系，马洛里死在半道，柯达相机也遗失，有人认为他登顶了，理由就是遗物中没有妻子的照片。

吴京一开始的回忆，就释放了首登的高潮，那么剩下所有的戏份，就丧失了张力和目的，只是为了撑满两个小时。

如果是为了回避60年代的政治氛围，70年代的气氛就更紧张，所以只能把背景P成真空，诉求纯登山精神，但大家都知道，这段历史明明不是为登山而登山。

只有一处露了一点痕迹，吐蕃队员去庙里祈福，僧人打着神的旗号反对，一看就是反贼的余孽。

这一幕也不符合史实，经过靖乱和文化革命，70年代蕃地是没有庙和僧营业的…前提既然不成立，那么所有的局部也就不可接受。

我其实也有心理准备，想看农奴翻身得解放，金珠玛米把反贼和有声有色的大国按在地上摩擦，是不现实的，何况祖龙像，但还有一丝幻想，可以隐晦的表达，登山队驻地外面总有鬼鬼祟祟的人窥探，背景响起奔马和枪声，行囊中有一不明物体，凸出特异的形状，下山时就空了…自然一开场就幻灭了。

即使放弃我的观影取向，纯讨论创作策略，退而求其次，第二落点拍专业性、技术性，正因为土珙物质条件奇差，才越要调动人体自身，自然演化的头脑和四肢的潜能。

上一档期的《徒手攀岩》，酋长岩高数百米，路线精细地分解为许多段，阐述每段的技战术，珠峰比酋长岩可展开的空间大多了。

其他明星都不需要，就留我京一个，全找专业登山的来演，尽可能实景拍摄。

可能历史资料已经不在了，就当作一个实验考古项目，让专业人探讨，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如何实现。

这方面本片比起流浪地球的钻研精神差远了。

记得看过的资料，中国当时采取了中国式的做法，出发时有几百人，不勉强，逐渐撤退，最终三人到达第二阶梯，又留下一人，有牺牲的觉悟，两人登顶，撤退时依靠留守者节省的给养，三人都生还。

这就是集体的力量，如同段子，一片沙滩有秘密，美国调用卫星探测，苏联派出潜水艇夜里浮上来偷两桶沙子，中国则派出许多游客，每个人在裤兜里装一把沙子，回去倒在一起，拼出全貌。

以专业性衡量，本片离合格也差得远，无论登山本身的技术要求，还是土珙的军事民主，大本营是不能微操的，前线主官便宜行事，然而战略决策不能由基层决定，即使存在一个小的窗口期，战略要留出足够的冗余，不贪小利。

气象也不是越近越准确，你当是偷看女人洗澡呢，大气是联动的，需要布设广域的观测网，一个观测点前推有何用，气象组居然挺进到7000米的北坳，这么牛逼，咋不直接登顶呢，科学家会武术，老天爷也挡不住。

气象是混沌系统，观测几百年的数据，也只能支持模糊的预测，你连续观测七十五天，就敢学诸葛村夫借东风了？

那个吐蕃老队员喷的是，我生在这，天天看风景，不比你有经验？

最后章子怡挂掉的时候，我还是很高兴的，叫你不尊重科学规律。

登顶摄影是为了取证，有个影就行，并不需要拍摄质量，井柏然这个角色也不成立。

总之，南朝文艺，格局太小，本可以一夜十次，你就在洞口蹭蹭。

浪费了我京，浪费了多好的一个题材！

能在大银幕上看到完整的珠峰北坡登顶，从冰塔林、北坳到大风口…以及传说中的第二台阶和“中国梯”，身为登山片爱好者，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攀登者》是国产电影在此类题材上的突破，论特效水平和专业程度，不输给《垂直极限》和《绝命海拔》。

而且影片还让观众看到了两次登顶，从1960年的3人到1975年的9人，那种伟大的使命感和坚忍不拔精神的传承，意义超越登山运动本身。

真实的历史只有比电影更艰苦，更加悲壮，当年克服万难的攀登珠峰，每个人都背负着巨大的荣誉感，“唯有牺牲多壮志”，前仆后继勇往直前，这在电影中多次出现，令人泪目。

影片为了戏剧性做了改编，但还是基本忠实呈现了两次登顶中的真实状况，如屈银华搭人梯冻坏脚趾，营地帐篷被风吹走，二登搭建“中国梯”，以及夏伯渝为保暖他人双腿截肢等，遗憾的是刘连满没在片中登场。

李仁港把擅长的动作戏集中在了吴京身上，危险处命悬一线，紧迫感扑面而来。

虚构的两段情感戏见仁见智，与其说是想让人物更丰满，不如说是补充了气象、医疗和后勤等支援团队的形象，历史上他们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这最能体现出的“集体主义精神”，在雪山大全景的“航拍”中荡气回肠。

剧本结构上，“保护摄影机”才是整部影片自始至终的核心情感，60年的遗憾到75年来弥补，由此关联起张译与吴京、井柏然之间的对手戏，也构建起了角色的性格和命运，所有的拼搏，所有的牺牲，都是为了看到队友们登上珠穆朗玛峰，把五星红旗插在我们自己的珠峰顶上。

P.s.映后还见到了屈银华（片中张译原型）的女儿和夏伯渝（胡歌原型，四十年后终于登顶），亲身讲述当年的故事。

当看到夏老把裤腿拉起来，露出假肢时，忍不住热泪盈眶了，他们才是真正的“攀登者”！

——————既然有人问起，那再转帖下这份资料，详细记录了1960年中国人如何完成人类壮举， 从北坡首次登顶珠峰的。

原标题：北凌绝顶——1960年中国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始末1923年，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被《纽约时报》问到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他回答说：“因为山在那里。

”留下这句传世名言的马洛里，最终没能征服世界第一峰，1924年，他在珠峰的冰天雪地中彻底失联。

上世纪50年代，英国和瑞士登山队先后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成功登顶珠峰。

但在中国境内的北坡，始终无人自此登上世界之巅，包括马洛里在内的英国人数次在北坡折戟，以至于他们得出结论，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

直到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成立时间不足5年、队员平均年龄24岁的中国登山队，艰难地将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的壮举。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珠峰北坡不可征服的神话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打破。

惊叹于今人登顶速度越来越快的人们很少知道，借助当年登山队员们在岩壁上艰难打下的钢锥而架起的金属梯，直到2008年仍是登山者们不可或缺的助力，更少人知道，年轻的中国登山队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命运和极限挑战……苏联登山界的建议1957年11月，一封来自苏联的信件寄到了中共中央，信的落款是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登山协会主席团，签名是苏联的12名知名登山运动员。

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向你们提出要求，要求允许组织苏中联合爬山队，以求在1959年3月-6月登上埃佛勒斯峰，并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纪念的献礼。

”埃佛勒斯峰，是英国人自19世纪中叶起对珠穆朗玛峰的称呼，但在更早的1721年出版的《皇舆全览图》中，中国人已将这座山峰命名为“珠穆朗玛峰”。

因此，我方后来回信时用了“珠穆朗玛峰”，之后苏方也用了珠峰的称谓。

邀请中国共同攀登高山，苏联人并非一时兴起。

曾是我国第一支登山队运动员兼医生的翁庆章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登山运动已很普及，只是，苏联本国的高山并不多，且都被运动员们登顶过，由此，他们想到了拥有众多世界一流高山的邻邦——中国。

因苏联群众性登山活动都由工会系统管理，大型登山活动才归体委负责，1955年3月，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访问苏联时，对方就提出希望到中国攀登新疆的慕士塔格山和公格尔山。

那时，刚刚成立六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群众体育运动还算蓬勃发展，但现代登山运动方面完全是一片空白。

于是，1955年5月，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邀请下，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出了4名学员赴苏学习现代高山登山技术。

第二年春天，苏方又派2名登山教练来华，在北京西郊八大处培训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40多名登山运动员，翁庆章、1960年正式攀登珠峰时的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竞以及骨干队员刘连满等都在其中。

跟那批参加培训的很多运动员一样，翁庆章原来的工作与登山几乎毫无干系。

他本是鞍钢总医院的医生，偶然得知全国总工会在各行各业招募登山学员，大学时就爱好篮球、田径的他还以为只是一次“游山玩水”，兴高采烈报了名。

26岁的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一报名，竟让他在几年后成了中国首征珠峰的亲历者。

培训结束后，以这批学员为主要队员的中国第一支登山队——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先登上了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3767米），后又与苏联合作登上了海拔7546米的新疆慕士塔格峰。

正是在这样良好合作的基础上，才有了1957年的苏联来信。

来信经过层层批转，到了时任体委常务副主任蔡树藩桌上。

蔡树藩与同事们讨论后认为，我方在运动员、资金、装备等方面的条件尚不成熟，此外周恩来总理曾指示我国西藏边境目前不能开放，因此初步意见是婉拒。

许多年后，翁庆章在体委档案馆发现，“当年主管外事的陈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等，都已经批示同意了体委‘婉辞谢绝’的意见，就差正式回复苏联了。

”没想到，到了1958年初，事情又有了转机。

原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体委主任的贺龙，一直对此事很积极。

贺龙与体育早有不解之缘，抗战时期他麾下的120师就以“仗打得好、生产搞得好、体育搞得好”而闻名，他亲手组建的120师“战斗篮球队”更是赫赫有名。

他的积极态度，加上苏驻华使馆对此催问的推动，最终，周恩来总理于1958年4月5日提出了意见：“可以考虑来”。

侦察组进山总理拍了板，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的筹备了。

1958年夏天，中苏双方在北京新侨饭店会谈，共同制定了攀登珠峰的三年行动计划：1958年侦察，1959年试登，1960年登顶，并达成共识，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由苏方负责，中方负责全部人员、物资从北京至珠峰山下的运输，以及较低海拔的物资装备。

今天看来，不管是运输人员，还是登山物资，都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但在当年，仅准备物资就是千头万绪：请国家计委、经委特拨足以防寒的优质鸭绒、尼龙丝，通过解放军后勤部帮忙调拨专供高寒地带执勤官兵的快熟米，甚至向航空部门求助能在高山低压环境下燃烧的航空汽油，以便煮饭、烧水……千头万绪的准备工作中，耗资最大、工作最繁杂的一项要数修建从日喀则至珠峰脚下的进山公路。

上世纪50年代的西藏公路建设尚不发达，从拉萨向西的公路只通到日喀则，而要去珠峰山下，还得往西南再走300多千米。

这300多千米说是山路，其实几乎看不到成形的道路，最险峻的高山峡谷地段，仅容一人贴着峭壁小心翼翼通过。

1958年之前，就连本地区的藏族人也很少到这里来。

若要运物资，只能靠牲畜驮运。

按照计划，中苏合登珠峰时需要运约40吨物资进山，如果不修路，单从日喀则到珠峰脚下，就得500匹牲口运上半个月左右。

再加上登山队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路颠簸，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就更多了。

可是，要在这样的地方修一条进山公路，又谈何容易？

西藏地区经济尚不发达，国家建设也正是处处用钱的时候，但为了支援中苏登山队，同时考虑到西藏今后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央还是特批了几百万元经费。

为更好地争取地方支持，贺龙还特意写了条子给他的老部下、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请其尽力支援。

就这样，1958年9月，400多名藏族民工和600多名军工在日喀则以西的荒野中，热火朝天地开工了。

西藏这边忙着修路，在北京，中苏联合登珠峰侦察组也准备动身了。

侦察组一行20余人，除了运动员，还有气象、电台、医务等工作人员，此外，还包括3名苏方成员。

考虑当时东西方“冷战”的国际环境，中苏合登珠峰一事对外还是保密的，神秘的侦察组对外一律称“国家体委参观团”。

1958年10月底，侦察组一行先乘军航到拉萨，又转汽车抵达日喀则。

11月2日，日喀则以西初见雏形、尚未完工的简易公路上，出现了一支将近200人的浩浩荡荡的队伍。

队伍中间是侦察组人员，前后则是150名全副武装的警卫部队战士，再加上照看牲口的藏族民工，以及马匹、毛驴，整个队伍行进起来足有四五百米。

登山侦察这样的体育活动，为什么还要动用军队护送？

翁庆章解释说，当时西藏还有匪情，为保证安全，西藏军区派了一个连外加一个火炮排。

不仅如此，在北京时，体委还向总参谋部借用了一批枪支弹药。

进山前，不管是运动员还是科考、医务人员，都要进行射击训练，进山时，每人都配备一支手枪、一支步枪。

这并非小题大做，实际上，就在侦察组进山前一个月，就有叛匪在公路上伏击了一辆从日喀则返回拉萨的军车，导致16名解放军医务工作者全部遇难牺牲。

很多人只知攀登珠峰要面临高寒、缺氧、雪崩的危险，殊不知，这些最早进山的开路者，竟还要提防流窜叛匪的威胁。

从日喀则到珠峰山下的绒布寺，一行人浩浩荡荡走了15天。

所幸，途中虽听到过意外枪声，但最终有惊无险。

侦察组成员很快忙碌起来，安营扎寨，分组上山侦察路线，建立大本营，架设无线电台，建立气象观测站，开动汽油发电机……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1月底，珠峰极寒的冬季来临，侦察组的任务基本完成，大部分队员离开珠峰，只留下气象组、水文组、电台组的十几名工作人员继续在山区工作。

那时，侦察组队员们还不知道，向他们热情告别的苏方人员，很快就要从自己主动提议的中苏合登珠峰活动中退出了。

先遣组在观察北坳。

叛乱与变卦按照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计划，1959年双方应共同到西藏试登。

这年年初，中方全体人员率先抵达拉萨，开始了新一轮的集中训练。

此前，登山队已经由全国总工会划归国家体委。

这次进藏前，体委任命了史占春担任中苏联合登山队队长、中国队队长，许竞任登山队中国队副队长。

两人从中国第一支登山队成立时起，就都是骨干人员。

1959年2月4日，当翁庆章随两人及最后一批登山装备、食品抵达拉萨当雄机场时，二次进藏的他立刻感觉到当地的局势比起1958年底紧张了许多：上一次护送侦察组时，西藏军区只派了一个班十来个战士，这一次却是两辆装甲车一前一后护着他们的小车队。

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拉萨附近的匪情加剧了，以贡布扎西为首的武装叛匪，经常毁坏桥梁，伏击汽车，对拉萨到林芝以及通往山南的交通造成了严重障碍。

翁庆章告诉记者，原本，登山队每天在拉萨进行越野长跑等体能训练，还到附近山区训练运动员对高山恶劣自然条件的适应能力和冰雪作业技能。

由于时局趋紧，体能训练改在拉萨市内的军区大院内进行，运动员在念青唐古拉山区的野外训练也匆匆结束。

不久，为应对紧张的局势，西藏工委指示，拉萨市内的干部职工共同成立民兵团。

100多人的登山队纪律严明，且早就经过射击训练，连武器配备都是现成的，特殊的局势下，登山队伍很快变成了颇具战斗力的民兵连，每天同时进行体能训练和军事训练。

翁庆章回忆说，当时登山队住在布达拉宫附近的交际处，后门距离军区大门大约八九十米，进入3月初，山雨欲来风满楼，他们还用了好几天时间，挖了一条通往军区大院的地下交通壕，队员们日夜轮流站岗巡逻，完全是战备状态。

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随登山队进藏的摄影师沈杰那时也在拉萨，后来他在《我的足迹》一书中这样写道：“拉萨各机关干部白天夜里都在修筑防御工事准备自卫，拉萨街头和公路上已经看不到我们的车辆，拉萨好像是叛匪的天下了。

”果然，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公开发动叛乱，叛匪们明目张胆地包围西藏工委和军区机关。

3月20日凌晨，拉萨武装叛乱的枪声响起，上午10时，解放军开始全面反击。

激烈的枪炮声中，一颗炮弹落在了登山队所在的交际处大门口，炸伤了一名解放军机枪手，翁庆章和其他几个登山队员赶紧抬着担架去救伤员。

“抬着担架穿过大约两个篮球场长度的院子，只听得子弹在头顶呼啸而过，别的什么也管不了……”今年已经88岁的翁庆章，至今仍觉得难以置信，致力于攀登珠穆朗玛高峰的国家登山队，竟然亲历了一场平叛斗争。

3月22日，占据布达拉宫的叛乱分子投降，解放军进入布达拉宫。

由于解放军驻拉萨的人数有限，登山队民兵连还承担起了搜索布达拉宫和押运俘虏的任务。

直到4月初，考虑到合登珠峰的任务还要继续，史占春队长宣布，登山队大部分人员离开拉萨转到新疆训练。

与此同时，中央不得不通知苏联方面，为了运动员的安全，建议中苏联合攀登珠峰活动暂缓，一旦问题得到解决，立即恢复登山。

按照预定计划，苏方队员将于3月下旬在拉萨与中方会合。

苏联运动健将、苏方队员之一菲里莫洛夫曾在1991年撰文回忆：“原定1959年3月22日乘专机，苏联登山队一行及物资由莫斯科飞北京。

就在动身的前一天，苏体委紧急通知……任务取消，原因未说……”已经整装待发、踌躇满志的苏联运动员们顿时一片惊愕，失望不已。

几天后，他们看到中国西藏的新闻，才明白个中缘由。

直到这时，菲里莫洛夫和他的队友们还以为任务只是暂时推迟了，孰料，由于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政府层面，他们征服世界第一高峰的愿望，竟就此彻底破灭了。

1959年秋天，随着西藏局势趋于稳定，中方从10月开始多次邀请苏方来北京继续商谈合登珠峰一事。

但此时，苏方却一反过去的积极态度，几番推脱，闪烁其词。

直到1959年11月24日，苏方的两名代表才姗姗来迟，抵达北京。

双方会谈时，两名代表借口技术上准备不够，称1960年继续执行攀登珠峰的任务有些勉强，建议把正式攀登珠峰任务推迟到1961年或1961年以后。

考虑到我方已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尤其是修筑日喀则至珠峰山下的公路耗资甚多，此前，还特意与西藏联系过请地方维修保养公路，以确保1960年春天登山期间公路畅通。

我方便让步提议，1960年不正式攀登也行，可以先让双方队员在珠峰地区活动适应，可惜，苏方的态度仍是一味推脱。

事实上，当时中苏关系已经走向决裂，只是还没有公开化。

早在这一年6月，苏联就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

推脱登山一事，其实也是苏联高层顾忌政治因素而已。

当年参加中苏双方会谈的翻译周正就曾告诉翁庆章，苏方代表、也是原拟担任苏方登山队长的库兹明私下聊天时透露，“此次合登珠峰机会难得，运动员都愿来”，只要上层同意，队员一周便可集中，两个月可以训练完毕。

既然苏方态度如此，最初由苏方提议、一波三折的合登珠峰活动，注定无法继续了。

“我们自己干！

”1959年10月20日，贺龙把体委副主任黄中、登山队队长史占春等人请到办公室，问大家：“如果苏联不参加，我们自己攀登珠穆朗玛峰有成功的把握吗？

”史占春回答：“在攀登方面有困难，我们可以尽力去克服。

有个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缺少登8000米以上的高山装备。

”按照中苏原先的协议，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由苏方负责，眼下要自己单独攀登，苏联显然不可能再支援，可国内目前还不能生产这种装备，怎么办？

贺龙提议：“我们可以到国外去买！

你们搞一个预算，我们给刘少奇主席写报告，请他批外汇。

”接着，他又给大家鼓劲儿：“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

任何人也休想卡我们的脖子。

中国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你们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

”1959年的中国正处于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但国家体委致函国家计委、外贸部申请70万美元外汇后，还是很快得到了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批准。

1960年元旦刚过，史占春和翻译周正就赶赴瑞士采购了高山帐篷、鸭绒夹层登山服、鸭绒睡袋、高强拉力的尼龙绳、氧气装备及便携式报话机等装备。

采购完成，如按常规商贸往来，还得走海运回国，但时间不等人，珠峰每年上半年适合攀登的时间只有短短两个月。

为了赶时间，体委请民航协助，包租了一架专机从北京直飞捷克首都布拉格，加班加点才在3月20日运回了6吨重的高山装备。

值得一提的是，史占春等人在瑞士的一家登山和滑雪装备商店采购时，竟无意中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

瑞士店员指着不远处的另两名亚洲顾客说，他们是印度陆军登山队的采购人员，印度也正准备1960年从南坡攀登珠峰。

史占春一听，顿感责任更大，任务更加艰巨。

事后，他告诉翁庆章，当时就下定了决心，这次非上去不可！

获此消息后，史占春很快通过使馆报告国内，不久，中国驻印使馆也确认了这一消息。

那时的国际关系状况是，中苏走向决裂，苏印颇为友好，如今，中国、印度一北一南同时攀登珠峰，无疑是一场特殊的竞赛。

抱着争一口气的决心，1960年3月19日，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顺利抵达了一年半前侦察组选定的大本营营址。

从日喀则到珠峰山下，当年的侦察组20余人艰难跋涉走了15天，这一次，沿着新修的公路，人数数十倍的登山队乘车只花了3天。

这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214人登山队中，运动员约八九十人，其他队员全是气象、电台、医务、新闻媒体、后勤等幕后保障工作人员。

其中的十几名气象、水文和电台工作人员，并没有和大部队一起，而是已经在山里坚持工作了一年多。

几百天的时间里，他们在含氧量大约只有平原地区一半的地带，风雨无阻，每天定时放飞探空气球收集高空气象数据，每隔几个小时采集室外百叶箱内的记录，通过无线电台收录来自北京、拉萨等地与珠峰大气环流相关的信息，再由绘图员作图，预报员预报、记录……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都只为了给正式攀登时提供最可靠的天气预报。

翁庆章此次担任医务组组长，攀登珠峰期间，大本营设立在5120米的高度，他则常驻在海拔6400米的医务站，有时为了给队员看病，还要登上更高的海拔。

他告诉记者，6000多米的高海拔地区，白天也是零下20摄氏度左右，太阳一偏西，气温很快降到零下30摄氏度左右，即使在帐篷里，呼出一口气也会立刻结冰。

喝水得凿冰烧水，气压低，烧开一锅水至少需要两个小时。

吃饭，常常没胃口，这是正常的高原反应，每天早晚两小碗稀饭或面条就像完成任务。

不管是气象组，还是医务组，他们的工作都是幕后的，但在翁庆章看来，奔波在前线、同属于运动员的运输队员，更是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

他说，国外探险家登山时，常常雇佣当地民工帮忙运输帐篷、锅碗瓢盆、食品等保障物资，而中国此次登山队，承担运输任务的是登山运动员。

运动员分成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后者每人常常负重二三十公斤，将物资运到一定高度后就返回大本营，以便让突击队员尽量轻装上阵，成功登顶。

“没有人有任何怨言，也没人觉得苦，大家想得都很简单，一切只为了完成征服世界最高峰的任务。

”三次适应性行军3月24日，珠峰大本营，史占春队长和登山队员们一起，制定了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计划。

根据国内外高峰探险的经验，他们决定在正式突击峰顶前，先进行三次适应性行军，一方面让队员们逐渐适应高山环境，另一方面，在沿途不同海拔高度建立起高山营地，同时将必要的物资和装备运上去，以备正式攀登时使用。

第一次行军，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6400米的地方，然后返回大本营休整。

第二次行军，从大本营上到海拔7600米的高度，同时打通攀登珠峰的第一道难关——北坳路线，然后返回大本营。

第三次行军，从大本营攀登到海拔8300米，侦察突击顶峰的路线，并建立最后一个营地——突击主峰营地，如果条件成熟可争取登顶。

第二天，如同气象组的预报一样，连绵的风雪停息了，珠峰迎来了第一个适合攀登的好天气。

中午12点，灿烂的晴空下，五星红旗在珠峰大本营冉冉升起，全体登山队员们背着背包，拿着冰镐，开始向珠穆朗玛峰挺进。

踏着东绒布冰川的冰积石，穿过布满冰雪裂缝、不时发生“冰崩”的冰塔区，27日傍晚，队员们安全抵达海拔6400米。

先遣队员们已经在这里建好了高山营地，营地不仅储备了不少高山物资，还设有电台、气象服务台和医务站，可谓沟通突击队伍和大本营的中转站。

在6400米营地休息一夜，登山队大部分队员开始返回大本营，除了副队长许竞带领的侦察小组。

他们要继续攀高，提前为队友们打通珠峰的第一道难关——北坳路线。

北坳顶部海拔高达7007米，坡度平均在五六十度，最大坡度达70度，个别地段近乎垂直，像一座高耸的城墙屹立在珠穆朗玛峰腰部。

因坐落在珠峰及珠峰北侧海拔7538米的北峰之间，看上去像个坳谷，故称“北坳”。

这里坡壁陡峻，积雪深不可测，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巨大的冰崩和雪崩，一旦发生，千百吨冰岩和雪块就如同火山喷发一样势不可挡，英国探险队就多次在北坳受到冰雪袭击。

如此危险的地段，却是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必经之地。

3月28日，许竞带着侦察小组率先登上了北坳的冰坡。

为防止跌下冰坡，他们用尼龙绳将几个人串在一起，一个紧跟一个，小心翼翼向上攀登。

攀至海拔6800米时，眼前出现了一道近乎垂直、高达20多米的冰崖。

据1958年侦察组探路得知，攀上这道冰崖唯一的路是冰崖上一条纵直的冰裂缝。

许竞一行很快找到了那条深陷而狭窄的冰裂缝，裂缝宽约1米，坡度在70度以上，但比起近乎垂直的冰崖，还是容易攀登的。

他们开玩笑地把这条路命名为“冰胡同”，休息片刻，便向冰胡同冲刺。

光滑的冰胡同没有支撑点，几个人就背靠“冰胡同”的一边，双脚蹬在另一边，依靠全身的力量，一寸一寸向上移动。

随行采访的新华社西藏分社记者郭超人在报道《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中写道：“运动健将刘大义这天刚好感冒，体力比较虚弱，在攀登这个‘冰胡同’时连续三次从中途跌落下来，跌得他头昏眼花，满身疼痛。

但他毫不气馁，继续进行第四次攀登，终于攀到‘冰胡同’的上端。

”天快黑时，侦察小组终于到达北坳顶端，完成了开路先锋的任务。

为了让大部队更顺利地通过这条路，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前，许竞又带了一支修路队率先出发，刨台阶、拉绳索、挂金属梯……被他们平整过的北坳路线顺畅多了，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很快胜利完成。

参加此次行军的77名运动员中，有40人都到达了7007米的北坳顶端，这在当时已是空前的世界纪录。

4月25日，身体状况良好的55名登山队员开始了第三次行军。

短短几天，登山队就攀上了北坳顶部。

这天是4月29日中午，正当队员们沿着珠穆朗玛峰山脊继续向前时，晴空万里的北坳上空突然起了风暴，狂风呼啸，队员们匍匐在地才能不被刮走。

有人试图搭帐篷避风，结果刚拉开帐篷四角，连人带帐篷几乎要一起被刮下山去，吓得队员赶紧撒手让帐篷随风飞走。

这时还是白昼，可不到两个小时，队员们就相继被冻伤，与大本营联系的报话机也因气温太低发生了故障。

队员刘连满等人在冰坡上发现了一条冰裂缝可以站人，大家进去躲了几个小时，才熬过了风暴最猛烈的时段。

当晚，登山队好不容易走到一处稍微平整的地方，设法修好了报话机，联系大本营得知“天气突变，后天转好”。

于是，史占春决定全队休息一天，5月1日继续前进。

5月1日果然天气晴朗，登山队从海拔7400米处出发，下午6点多终于到了新的高度——海拔7600米。

可是，前几天的大风冻伤，加上连续攀登中的高山反应，此时此刻，能够继续向上攀登的运动员已经不多了。

最终，5月3日，许竞、贡布、石竞、拉巴才仁四人攀到了海拔8500米的高度，并在那里建立了最后的突击营地，史占春和王凤桐两人则将路线开拓到了海拔8695米的高度。

第三次高山行军超额完成了预定计划，然而，这次行动损失也不小。

第二次行军时，来自兰州大学从事水文研究的青年队员汪矶发生严重缺氧反应，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6400米营地；这一次，来自北京大学的气象专业队员邵子庆也牺牲在了7300米的高度。

并且，队员们返回大本营后，翁庆章和医务组同事检查后发现，全队竟有34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冻伤，且大部分都是登顶希望最大的主力队员和骨干运输队员。

医务组八个工作人员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地给伤员打针、换药、抽水疱，竟然还忙不过来，没办法只好向拉萨请求支援，最后日喀则第八陆军医院派来一个六人医疗组，才算解了燃眉之急。

经过一周治疗，一些轻伤队员可以归队了，但冻伤比较严重的就只能随第八医院医疗组转到日喀则治疗，队长史占春也不得不去了日喀则。

严重减员的残酷现实，引起了登山队的不安，进山以来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的大本营，一时陷入了沮丧的低潮。

恰在这时，珠峰的天气也变了，山峦间升起浓雾，天气渐渐转暖，这意味着，珠峰适宜攀登的好天气快要结束了，一旦连绵的雨季来临，就只能等下半年九十月份或来年再战了。

备战一年多的攀登计划，难道真的要就此中断吗？

“不惜一切代价”在沮丧、焦急的情绪中，传来了北京的命令。

据说，访问缅甸后刚回到昆明的周恩来总理很关心登山队的情况，一下飞机就问：“我们的登山队登到哪里了？

”得知登山队三次行军后损失惨重，周恩来指示：“要重新组织力量攀登顶峰。

”接着，贺龙副总理向大本营传达了新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

剩下几个人算几个人，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

”总理对登山的关注，不仅是因与印度的登山竞赛，还与我国正与尼泊尔谈判的中尼边境划界问题有关。

当时，双方关于珠峰的归属问题存在争议。

1953年，尼泊尔籍的丹增·诺尔盖作为英国登山队的高山向导，从南坡成功登顶珠峰，尼泊尔对此大肆宣扬，其目的不言而喻，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怎么能说是你们的？

正是这样的背景，使得攀登珠蜂的登山队员们，陡然间肩负了一项庄严的国家使命。

珠峰大本营的气象工作人员前所未有地忙碌起来，探空气球不断地升上高空，矗立在山坡上的各种仪表不停运转。

终于，工作人员等来了好消息，5月下旬前几天珠峰山区将出现当年最后一次持续几天的好天气。

错过这一次，就是大雪纷飞、能见度极低的漫长雨季。

5月13日，大本营召开会议部署正式突击主峰。

原本具备登顶实力和技术的主力队员、骨干运输队员不少都冻伤了，只能重新选拔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

副队长许竞被任命为突击组组长，组员包括在前几次行动中担任运输任务的王富洲、经验丰富的刘连满和“轻伤不下火线”的藏族队员贡布，伐木工人出身的屈银华等10人承担最后的关键运输任务——将物资运到海拔8500米高度。

5月17日北京时间9点半，隆重的誓师大会后，4名突击队员带着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高20厘米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轻装出发。

翁庆章至今记得，出发前王富洲到医务室向他告别，只说了一句话：“我这次豁出去了，如果上不去，我也就不回来了。

”抱着这样的决心，经过几天艰苦而快速的行军，5月23日下午2点，许竞一行四人顺利到达了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

几个人支起帐篷略作休整，当晚，屈银华等10名运输队员背着氧气、摄影机等设备也赶到了。

那时，因为无线设备在途中意外摔掉，突击小组与大本营几乎失联，只能看到6400米营地上发出的气象预报信号弹显示：“24日为好天气。

”尽管如此，所有人都是义无反顾地向前。

根据事先安排，屈银华留下来拍摄第二天的登山影像，其余9名运输队员则返回8100米营地休息。

不料，24日早上刚走出帐篷大约10米，组长许竞就倒下了。

从登山队进山至今，他一直负责开路，体力消耗实在太多了。

无奈，组员们只好把许竞扶进帐篷休息，王富洲接任突击组长，运输队员屈银华临危受命，成为新的突击队员。

海拔8500米高度的氧气实在太稀薄，四个人从17日连续攀登至今，几乎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只能一步一挪地缓慢前行。

大约2个小时后，四人才来到了通往珠峰的最后一道难关——“第二台阶”处。

“第二台阶”总高20多米，相当于一栋七八层高的楼房，其下部较陡，但还能找到攀附点或支撑点，最困难的要数最上部的4米多，几乎是一道垂直的光滑岩壁。

第三次行军时，史占春和王凤桐曾到达这里，但他们只是观察了山势和路线，并没有继续攀登最艰难的最后4米多。

王富洲一行终于来到了“第二台阶”的中上部。

面对4米多高的岩壁，刘连满用尽全身的力量尝试攀登了4次都没能成功。

贡布和屈银华也分别试了2次，结果同样是跌回原地。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四个人着急得不行，终于，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想到了搭人梯的办法。

他主动蹲下当“人梯”，让队友踩着自己的肩膀攀登。

屈银华先上，他实在不忍心穿着满是钉子的高山靴踩在战友肩上，便毅然脱下了4千克重的靴子，没想到鸭绒袜子太滑也上不去，屈银华又脱下鸭绒袜子，只穿一双薄毛袜打钢锥、攀爬……这个过程不过短短一个多小时，屈银华的两足脚趾和双足跟就被彻底冻坏只能切除……蹲下当“人梯”的刘连满同样不容易，这样的高度，任何一个轻微的动作，都会给身体带来沉重的负担，刘连满却要用身体托着100多斤的队友慢慢站直，足足坚持一个多小时，可想而知，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力！

借助刘连满的高度，抓着打下的钢锥，屈银华终于第一个爬上了“第二台阶”顶部。

紧接着，刘连满又把贡布、王富洲先后顶了上去。

最后，上面的三个人放下绳子，合力把刘连满拉了上去。

此时，时间已是下午5时，平原地区或许不起眼的4米多岩壁，竟然耗费了他们三个多小时。

来不及歇息，片刻后四个人继续结组前进。

这时，长时间在前面开路的刘连满体力越来越虚弱了，一连摔倒了好几回。

在海拔8700米处又一次摔倒后，他挣扎再三还是没爬起来，其余三人只能将他安置在一处避风又不会发生坠岩危险的地方休息，并把所剩无几的氧气留下一瓶，准备回程时再来接他。

安顿好刘连满，已经是北京时间19点左右，由于时差的存在，珠峰上还有光亮，但这里距离顶峰还有100多米，如果继续前进，就意味着要摸黑行军了，此前，中国登山队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前进？

后退？

还是原地休息？

与大本营失联的三个人没有考虑太久，想到之前的天气预报说25日天气将变坏，很快取得共同意见：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能错过最后的时机！

1960年5月30日，王富洲等3人回到大本营受到热烈欢迎。

凌晨登顶1960年5月24日夜里，点点星光映着雪光的珠峰高处，贡布打头，屈银华第二个，王富洲最后，三个黑影在模糊的夜色中摸索着前进……没有人留下这一幕的任何影像资料，今天的我们也无法想象，缺氧、寒冷、饥饿、干渴、无光的情况下，处于极限负荷的三位运动员到底是怎么抵达顶峰的，我们能够直接看到的，只有亲历者若干年后的回忆片段。

2010年，贡布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回忆相当平静，他说：“岩石是黑的，虽然有一些雪，但还是看不清楚，这么着走了两三个小时，眼睛也适应了，这时候已经接近最顶峰的雪坡了。

我们就顺着雪坡往西走，王富洲问我，到了没有，我说还没有。

我们就一直这么走，估计这时候已经半夜两三点了。

王富洲问我，到了没有，我说，到了，再没有地方走了，再走就下去了。

”贡布所说的“半夜两三点”，确切时间是北京时间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距离他们前一天早上从8500米营地出发，已经过去了将近19个小时。

将近一昼夜的连续攀爬中，三个人不曾补充一点食物。

或许是体力消耗到了极限，登上顶峰的三个人竟然都没有过于激动，贡布回忆“当时我们也说不出话来，嗓子都是哑的，没哭，只是觉得高兴”，屈银华只感觉“我们完成任务了，可以下去了”，王富洲说“想不了这么多，没有力气想了”，紧接着就是得“赶紧安全往下走”，因为刘连满还不知状况如何。

没有可以拍摄的光线，三个人按照预定程序平静地忙起来。

屈银华用冰镐插进冰面作固定保护，贡布从背包里拿出国旗和毛主席像，王富洲将写好的纪念条折好，一起放进空罐头盒子里，然后放到顶峰下方约七八米处避风的碎石堆里。

做完这些大概花了15分钟，最后，王富洲采集了9块岩石标本和雪样标本，三个人开始下山。

离开顶峰时，三个人一共只剩下20多升氧气。

下到海拔8800米左右，三个人将最后一点氧气分着吸完，扔掉空瓶。

这时，天渐渐地亮了，快到海拔8700米时，屈银华取出随身携带的摄影机，回头将珠峰峰顶拍了下来，这成了中国首次征服珠峰最珍贵的画面。

再往下走，三个人看见了向他们招手示意的刘连满，在顶峰都不曾落泪的三个汉子，此刻都激动地哭了。

更让他们感动的是，刘连满竟强忍着疲惫不适，把上山时队友留下的氧气保存了下来。

24日晚上，刘连满不知自己是否还有生存的可能，就用铅笔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封简短的诀别信：“王富洲同志，这次我未能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任务，由你们去完成吧，氧气瓶里还有些氧气，对你们下山会有帮助，告别了，你们的同志刘连满。

”写完信，刘连满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谁也不敢相信，他竟然挺过了这一夜。

四个人兴奋得相拥而泣，分享了刘连满冒着生命危险留下的氧气和18块水果糖，继续下山。

山下大本营事后得知，就在他们下山途中，珠峰北坡开始飘起小雪，第二天的5月26日，珠峰天气突变，降水量急增，那时正在南坡攀登的印度队，遭遇大风雪后不得不铩羽而归。

5月30日，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刘连满等所有参与第四次行军的队员，全部安全返回5120米大本营。

其中体力相对较好的贡布和刘连满在26日赶到了7000米北坳营地，通过那里的通讯设备将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大本营并转北京。

5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将中国成功登顶珠峰的喜讯传遍了全国。

不久，拉萨、北京等地纷纷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遗憾的是，王富洲、屈银华、刘连满没能亲眼见证这些庆祝活动，下山后，他们静静地躺进了医院。

翁庆章告诉记者，通常，攀登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山，丢失10斤体重是常有的事，但王富洲此次上山前的体重是160斤，下山后只剩下101斤，屈银华从154斤掉到了102斤，冻伤的十趾和脚后跟被全部切除。

在5120米大本营举行升旗仪式。

中国登山队创造的奇迹传遍了世界。

1961年，《中尼边界条约》正式签署，两国历史上遗留的边界问题得到解决。

15年后的1975年，中国登山队女队员潘多和8名男队员再次从北坡登上珠峰，创下男女混合集体登上世界最高峰人数最多的世界新纪录。

这次登山时，队员们借助屈银华当年打下的钢锥，在“第二台阶”最难攀登的岩壁上架起了一座近6米的金属梯。

截至2008年奥运圣火登顶珠峰时，约有1300名国内外的登山者通过这座梯子成功登上地球之巅，他们将梯子称为“中国梯”。

如今，以1960年的钢锥为支撑点、1975年竖立的“中国梯”已被收藏进位于拉萨的珠峰登山博物馆，“第二台阶”处又换上了一架新的“中国梯”。

当年的许多登山前辈们也已故去，但一新一旧两架“中国梯”，承载着中国人探险珠峰的壮烈历史，更饱含着中国第一代登山队员首征珠峰的艰辛与无畏。

如果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你付出牺牲，你会同意吗？

如果要牺牲的是你的朋友、家人乃至于爱人呢？

你还会斩钉截铁，毫不犹豫吗？

在《攀登者》里，我直面了这种牺牲。

更多时候，牺牲是迫不得已的，我可以为牺牲缅怀、纪念，但在情感上，我无法歌颂牺牲本身。

就像我们可以纪念因为苦难而逝去的人，却不能赞美苦难本身。

1960年的第一次登顶，攀登者方五洲为了救摄像师曲松林，丢掉了摄影设备，也失去了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人登上珠峰的证据。

然后攀登者一行三人，随着登山队的解散，也走向了不同的命运。

方五洲成了锅炉工，杰布回家放羊，曲松林回到训练营，抬头就看到当年登顶的山峰。

十五年在电影里很短，在现实中却很长，我无法想象他们的那种煎熬。

尤其在那个被不断怀疑的时代。

攀登者们在1960年的成绩不被国际登山界承认，也是那时的中国在国际上状态的缩影，但即便如此，也总有值得相信的人，用他们的牺牲，为我们换回公信力。

事实上，李仁港忠实地再现了当时登山队员们如同殉道者一般的情感，但并非一成不变。

一开始，曲松林更愿意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伟大事业的胜利。

所以，被救上来的他，多年以来对方五洲耿耿于怀，为什么当年选择救他，而不是救能够保留证据的摄影机。

在这段剧情，张译完整而贴切地演绎出了曲松林的心态变化。

从一开始为了实现理想的冲动，到后来因为“人命关天”的转变，真实得戳心。

我无法去判断这是否契合那时候人们的精神状态，但我认为，这种诠释是对的。

在那些实现“伟大光荣正确”之前，我们先要有生而为人的基本准则。

如果说这种对人本身的重视就是小格局，那么我真的很畏惧，那种个人被埋没于时代洪流之中的叙事方式。

方五洲当年的行为，则解释了关于牺牲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一定要做出牺牲，可以自我牺牲，但不能牺牲别人。

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相当于放出了封印在瓶中的魔鬼。

在做出这种选择之后，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受到内心的折磨。

我们曾经有过这种时候，王小波说过，青年为了救一根电线杆而被卷入洪流中。

在那些“让别人牺牲”的人鼓动下，很多人做出了本不应该的选择。

当为之牺牲的事物越来越荒谬，牺牲这件事本身也变得荒谬。

《攀登者》在这一点上，做到了冷静而克制，当一个人在选择牺牲自己之前，我们能够看到他层层递进的情绪，能够看到他所有行为的意义。

换言之，李仁港没有用牺牲作为噱头，来刻意地煽情、催泪，而是真正让我们去思考牺牲背后是什么。

所以，电影在这一方面的考量，反而成就了更好的观影效果，至少让观众的眼泪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再是没有事实支撑的空洞感触。

致敬一代攀登珠峰的民族英雄们，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祖国的领土完整，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展现出一段壮丽的史诗。

影片中每一个角色都在为中国能从珠穆朗玛峰北坡成功登顶而不断奋力拼搏着，无论是登峰领队还是气象员，都时刻在为登峰队伍鼓劲，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能被他们成功化解。

全片看得观众们振奋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