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约拉·圣·罗耀拉

原来拍的是70年代再次登顶，这个选择就很莫名其妙，凡事都是第一次价值最大，摄影资料证据也只是约定俗成，和在峰顶留下信物是或，不是都的关系，马洛里死在半道，柯达相机也遗失，有人认为他登顶了，理由就是遗物中没有妻子的照片。

吴京一开始的回忆，就释放了首登的高潮，那么剩下所有的戏份，就丧失了张力和目的，只是为了撑满两个小时。

如果是为了回避60年代的政治氛围，70年代的气氛就更紧张，所以只能把背景P成真空，诉求纯登山精神，但大家都知道，这段历史明明不是为登山而登山。

只有一处露了一点痕迹，吐蕃队员去庙里祈福，僧人打着神的旗号反对，一看就是反贼的余孽。

这一幕也不符合史实，经过靖乱和文化革命，70年代蕃地是没有庙和僧营业的…前提既然不成立，那么所有的局部也就不可接受。

我其实也有心理准备，想看农奴翻身得解放，金珠玛米把反贼和有声有色的大国按在地上摩擦，是不现实的，何况祖龙像，但还有一丝幻想，可以隐晦的表达，登山队驻地外面总有鬼鬼祟祟的人窥探，背景响起奔马和枪声，行囊中有一不明物体，凸出特异的形状，下山时就空了…自然一开场就幻灭了。

即使放弃我的观影取向，纯讨论创作策略，退而求其次，第二落点拍专业性、技术性，正因为土珙物质条件奇差，才越要调动人体自身，自然演化的头脑和四肢的潜能。

上一档期的《徒手攀岩》，酋长岩高数百米，路线精细地分解为许多段，阐述每段的技战术，珠峰比酋长岩可展开的空间大多了。

其他明星都不需要，就留我京一个，全找专业登山的来演，尽可能实景拍摄。

可能历史资料已经不在了，就当作一个实验考古项目，让专业人探讨，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如何实现。

这方面本片比起流浪地球的钻研精神差远了。

记得看过的资料，中国当时采取了中国式的做法，出发时有几百人，不勉强，逐渐撤退，最终三人到达第二阶梯，又留下一人，有牺牲的觉悟，两人登顶，撤退时依靠留守者节省的给养，三人都生还。

这就是集体的力量，如同段子，一片沙滩有秘密，美国调用卫星探测，苏联派出潜水艇夜里浮上来偷两桶沙子，中国则派出许多游客，每个人在裤兜里装一把沙子，回去倒在一起，拼出全貌。

以专业性衡量，本片离合格也差得远，无论登山本身的技术要求，还是土珙的军事民主，大本营是不能微操的，前线主官便宜行事，然而战略决策不能由基层决定，即使存在一个小的窗口期，战略要留出足够的冗余，不贪小利。

气象也不是越近越准确，你当是偷看女人洗澡呢，大气是联动的，需要布设广域的观测网，一个观测点前推有何用，气象组居然挺进到7000米的北坳，这么牛逼，咋不直接登顶呢，科学家会武术，老天爷也挡不住。

气象是混沌系统，观测几百年的数据，也只能支持模糊的预测，你连续观测七十五天，就敢学诸葛村夫借东风了？

那个吐蕃老队员喷的是，我生在这，天天看风景，不比你有经验？

最后章子怡挂掉的时候，我还是很高兴的，叫你不尊重科学规律。

登顶摄影是为了取证，有个影就行，并不需要拍摄质量，井柏然这个角色也不成立。

总之，南朝文艺，格局太小，本可以一夜十次，你就在洞口蹭蹭。

浪费了我京，浪费了多好的一个题材！

《攀登者》：该片根据真实历史故事改编，讲述了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完成世界首次北坡登顶并实地勘测出珠峰“中国高度”的感人故事。

影片不仅展现了国家精神的伟大，也深入探讨了个体在面对挑战时所展现出的勇气与坚韧。

首先，影片在特效和动作戏方面表现出色。

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众多扣人心弦的动作戏，让观众随着人物遭遇而起伏跌宕。

这些特效和动作设计不仅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性，更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了攀登珠峰的艰辛与危险。

其次，影片在塑造人物形象和展现人物内心方面也十分成功。

吴京饰演的方五洲，在面临生死抉择时，毅然选择救助同伴而非保全摄像机，展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章子怡饰演的徐缨，作为气象学家，在关键时刻为登山队提供了宝贵的天气信息，她的专业与坚韧为影片增添了不少看点。

张译和井柏然等演员也都有出色的表现，他们塑造的角色形象鲜活立体，让观众能够深入感受到他们的内心世界。

此外，影片在展现国家精神方面也十分突出。

通过讲述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的故事，影片向观众传递了勇于攀登、不畏艰难的国家精神。

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登山队员们的身上，也体现在每一个为国家和民族事业奋斗的人身上。

影片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了这种精神的伟大和力量。

然而，影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部分观众认为影片的感情戏过于冗长，影响了整体的节奏和观感。

此外，一些极端情节的设置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有人认为这些情节过于夸张，不符合实际情况。

总的来说，《攀登者》是一部展现国家精神与个体勇气的壮丽史诗。

不知道观众中有多少人是有过登山经历的人？

看到电影中体现的登山过程以及对细节的体现不知是否有一种拉低智障的感受（比如说登山队员衣服领子都不扣紧，长时间皮肤暴露等等）以及过于戏剧化的动作体现让人不适，有过登山经历的人会明白，当人真的站在山上的时候人是多么的无助，无力，而不是像超人一样，做一些不现实的动作，已经没有真实感的动作戏，也会误导对登山的认识。

登山运动是一件非常艰难不易的事情，特别是在那艰苦岁月里的登山英雄们不知克服了多少困难完成壮举，但是作为致敬的电影过程如此浮夸细节如此糟糕，就是对登山者的不尊重！

看到1960年代出现废弃的工厂就如鲠在喉，槽点太多。

翻了下资料，希望未来能有电影把首次登顶的历史比较真实地拍出来。

以下为1960年新华社通讯《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全文，转载于新华网存档，仅对阿拉伯数字、汉字“〇”进行了全角、半角转换。

登顶的史实在最后一部分，电影未能真实反映。

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

中国登山队员向珠穆朗玛峰顶峰进发。

1960年5月25日北京时间4时20分，中国登山队胜利登上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的壮举。

新华社发（刘大义、屈银华摄）新华社珠穆朗玛29日电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通讯之一）新华社记者 郭超人银灰色的山峰隐没在浓密的雾层里面，峻峭的山岩上铺盖着一望无边的白雪；一道道浅蓝色的原始冰川，象瀑布一样从万丈悬岩“飞泻”而下；纵深的峡谷曲曲弯弯，好象永远无法走到它的尽头……。

珠穆朗玛——这座拔海八八八二米的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地球上最高的峰峦，巍峨而奇峭，耸立在祖国西南高原的边缘，成为一道雄伟壮丽的天然屏障。

但是，珠穆朗玛峰由于它举世无比的高度，变幻莫测的气候和极端险恶的地形，使它在过去的漫长年代里，几乎与世隔绝。

在世界许多国家，人们都把它与地球的南极和北极相提并论，称作地球上的“第三极”。

地球的两极虽然也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危险而神秘的地带，但早在十八、九世纪，就有人到那里进行探险活动。

而珠穆朗玛峰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世界科学和工业已经进入了很发达的时代，人类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之后，仍然只能踟躇在它的山坡上，无法登上它的顶峰，探测它的秘密，使它成为地球上最后一个“无法接近”的神秘地区。

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有长久登山历史的英国，从1921年就开始企图攀上它的顶峰。

当时，他们取得我国西藏地方当局的许可，到1938年止，曾七次从西藏境内沿珠穆朗玛峰北坡试图攀登顶峰。

结果，他们都失败了。

曾经在英国登山界煊赫一时的两名经验丰富的英国登山探险家马洛里和伊尔文，在1924年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这是英国登山家们第三次试图登上这个高峰。

虽然比起他们过去的同行们到达了较高的高度——拔海八五〇〇米左右，但他们就在这样的高度上再没有回来。

英国“探险家”们经历了七次失败记录以后，他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们把珠穆朗玛峰北坡称作是“不可攀援的路线”、“死亡的路线”。

据说，一直到1953年，新西兰人埃德蒙德·希拉里爵士在珠穆朗玛峰南麓山地舍帕族向导诺盖·滕辛的帮助下，两人才从南坡登上了顶峰。

但是今天，珠穆朗玛峰北路“不可征服”的神话被彻底打破了。

在我们这个奇迹涌现的时代，年轻的中国登山队仅仅用了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就踏雪蹬冰，飞岩走壁，在英国“探险家”们称为“死亡的路线”上，踩出了一条通向珠穆朗玛顶峰的胜利道路，把红旗插上了这个地球上的制高点。

向珠穆朗玛峰进军今年3月19日，珠穆朗玛山区风雪交加，干燥的粒雪象浓雾一样迷漫在山峦的上空；阵阵刺骨的寒风翻滚，把沙石卷起几十丈高。

中国登山队的全体队员们，冒着高原的风雪和严寒，来到了珠穆朗玛峰下。

他们在珠穆朗玛山下拔海五一二〇米的一块谷地上停下来，前面就是珠穆朗玛峰的重峦迭峰。

这块谷地是一道已经萎缩的山谷冰川的脊部，两旁堆积着冰川流逝时带来的垒垒岩石。

中国登山运动员们决定把登山队的大本营设在这里。

中国登山队队长和副队长是我国著名的登山运动健将史占春和许竞。

他们参加登山活动都不过五年的时间，但他们勇敢顽强，几年来南征北战，不止一次地领导和组织我国的登山队，胜利地征服了国内许多座举世闻名的高峰，在我国登山史上树建了功勋。

今天，他们又率领我国矫健的登山运动员们来到珠穆朗玛峰，要与凶恶的大自然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参加这次登山活动的队员，来自祖国各个地方，各个行业。

他们当中有东北厂矿的职员，有西南原始森林里的林业工人，有驻守祖国边疆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有西藏高原农村的翻身农民，有科学研究机关的科学工作者，还有一些是高等院校的学生。

寒风发狂地呼啸，巨大的冰崩发出雷鸣般的轰响，雪粒飞扬着，把天空搅得一片混沌，珠穆朗玛峰完全隐藏到白茫茫的风雪里，只露出一个黑色的影子，更显得险峻和高不可攀。

但是，大自然的暴力并没有吓倒中国登山运动员们，他们的欢笑声盖住了一切。

他们在这人迹罕见的珠穆朗玛峰下，树起高大的旗杆，第一次升起了祖国的五星红旗。

他们搬走石堆，在峡谷里搭起一座座毡毛帐篷；挖开冻土，在山坡下砌起一眼眼炉灶……，就在这不久前还是野兽出没的地方，他们正式“安家落户”了。

登山队员们的生活是多采的。

尽管这里偏僻而荒凉，但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使这里充满了生气。

他们在帐篷中间的空地上，支起几根木竿，缠上几条红布，搭成一座象征性的“彩门”。

两边“门”框上用红笔写着他们自己编的对联：“英雄气盖山河，敢笑珠峰不高。

”在他们居住的帐篷的四壁，许多登山队员连夜张贴上他们自己写在红纸或绿纸上的标语和口号：“哪怕珠峰比天高，怎比英雄志气豪！

踏雪蹬冰飞绝壁，定叫红旗顶峰飘。

”珠穆朗玛山区瞬息万变的气候，给登山队员们带来了无穷的困难。

暴风常常把登山队员们的帐篷刮得东倒西歪，队员们往往不得不从睡梦中起来与摄氏零下二十度左右的寒风搏斗。

大雪纷飞，连炉灶也无法点燃，队员们有时连开水也很难喝上。

严酷的寒潮袭来，迫使人们整天不能走出帐篷一步。

但是，登山队员们却自豪地写下这样的标语：“困难就是考验！

坚持就是胜利！

信心就是成功！

”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征服珠穆朗玛峰，中国登山队一到达山下，就立即迅速全面布开了战线，从各个方面开始了准备工作。

气象工作人员在珠穆朗玛峰荒漠的山坡上，第一次建立了设备完善的气象观察站，各种精密的气象仪表立刻把珠穆朗玛峰的天气要素记载下来，为未来的登山活动提供准确的气象情况预报。

无线电报务员们在崎岖陡峻的山岩间架起了高大的无线网，开始与祖国各个战线紧密联系。

医生和护士们更显得忙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为登山队员们检查身体，治疗“高山病”，使登山队员们在高海拔的恶劣环境下，仍然能保持着充沛的精力。

总务干部继续东奔西走，源源不断地从祖国各地运来各种高质量的现代化的高山技术装备，以及营养丰富、品种繁多的高山食品和饮料，为登山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

与此同时，登山队队部负责人和登山队员们一道，进一步研究了珠穆朗玛峰的有关资料，制定了征服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总体计划。

根据我国近几年来进行高峰探险的经验，攀登拔海七千米以上的山峰，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次行军就取得胜利，而必须经过几次适应性行军，逐步上升，逐步适应高山环境，然后集中力量突击主峰。

因此，登山队队部决定把夺取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战斗分成四个“战役”进行。

第一个战役——登山队员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拔海六四〇〇米的地方，然后返回大本营休息；第二个战役——从大本营上升到拔海七六〇〇米的地方，然后返回大本营休息；第三个战役——从大本营上升到拔海八三〇〇米的地方，再返回大本营休息。

在这三次适应性行军中，登山队员们一方面要在沿途不同拔海高度建立起许多个高山营地，为最后夺取顶峰创造物质条件，同时，队员们逐步上升，又能取得对高山环境的充分适应性。

在这以后，第四个战役就要求队员们从大本营出发，直抵拔海八五〇〇米的地方，建立夺取主峰的“突击营地”，然后从这个营地出发登上拔海八八八二米的顶峰。

3月24日，这个征服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战斗计划，经过反复的修订，最后在全体队员大会上一致通过。

一场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战斗就从这里开始了。

（播发时间 1960-05-30）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1028202424/http://www.hb.xinhuanet.com/zhibo/2009-11/18/content_18264542.htm

我国登山队队员们行进在“冰雪世界”，正向珠穆朗玛峰的“难关”——北坳进军。

中国登山队于1960年5月25日清晨4点20分（北京时间）胜利登上了拔海8882米的珠穆朗玛峰。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世界第一高峰。

刘大义、屈银华摄（新华社稿）新华社珠穆朗玛30日电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通讯之二）新华社记者　郭超人第一次行军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战斗开始了。

3月25日，连绵的风雪停息了。

笼罩在山区上空的昏蒙蒙的雾幕开始消散，隐藏了多时的太阳又从山后冉冉升起，阳光把珠穆朗玛的山峦映得五彩缤纷，天空瓦蓝瓦蓝的，没有一丝浮云。

在珠穆朗玛山区，这是少有的好天气。

几天以前，中国登山队队部就根据准确的气象预报，决定全体登山队员今天从大本营出发，开始向珠穆朗玛峰进行第一次适应性行军。

中午十二时，全体登山队员们背着登山背包，拿着冰镐，集合在珠穆朗玛山下的广场上。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登山队员们亲手把一面五星红旗徐徐升上灿烂的晴空。

然后，中国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向整装待发的登山队员们发布向珠穆朗玛峰进军的命令：“现在，中国登山队开始向世界第一高峰挺进！

”登山队员们是沿着珠穆朗玛峰的东绒布冰川的中脊路线前进的。

东绒布冰川是珠穆朗玛山区山谷冰川中的一支，长度在十三公里以上。

由于气候的极端寒冷，储盖在山坡上的积雪在漫长的年代中逐渐冻结和凝固，形成坚厚的冰层，象江河一样沿着弯曲的山间峡谷向山下缓慢移动。

登山队员们就要踏着这条陡滑的冰层攀登上去。

傍晚，夕阳斜挂在珠穆朗玛峰西边的天际，暮霭从山谷中嬝嬝升起，登山队员们迎着寒冷的山风，来到了珠穆朗玛山中的第一号营地——拔海五四〇〇米的山坡。

大队停下来，决定在这里休息。

　在这个营地附近的山岩下，登山队员们看到了几个乱石围垒的空地，里面散堆着锈烂的罐头空筒和发黑的皮鞋，有些东西上面还能看到模糊不清的英文商标。

这是英国“探险家”们的遗迹。

英国人从1921年到1938年，曾经七次从这里试图攀登珠穆朗玛顶峰，但都没有成功。

　奇异的冰雪世界第二天清晨，登山队员们翻过一段险峻的山岩以后，开始进入一个奇异的冰雪世界——东绒布冰川的“冰舌”地区。

冰川从巨大的粒雪盆地移动到雪线以下，受气温和压力的影响，变成舌头般的冰带，在地貌学上称为冰舌。

珠穆朗玛山区的冰川由于消融和补给的运动比较剧烈，在它们的冰舌地区“生长”着其他地区冰川所未有的“冰塔”。

这些数不清的冰塔有些尖削而峥嵘，象林立的春笋；有些巍峨而高耸，象一座座宝塔。

它们象水晶一样透明而洁白，象宝石一样绚丽夺目，彼此毗连起伏，形成了冰雪的“森林”。

面对着眼前壮丽的景色，登山队员们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危险，欢呼着，歌唱着，在冰峰雪塔间穿来穿去，不时地用摄影机把它们摄入镜头。

但是，这一带的路途却变得越来越难走了。

人们常常只能从冰塔间的狭窄隙裂中间穿过。

在强烈的高山阳光下，冰面冒着气泡，裂缝中不时传出冰块炸裂的声音。

接着，冰塔的尖端或侧角崩塌下来，巨大的冰雪碎块纷纷四散，稍不小心，就会遇到危险。

在一个冰川拐弯的地段，几座冰塔并立在一起，象一座座墙一样，把窄削的山坡整个堵住了。

看来，人们只有从冰缝中间钻过去，但是，显著的冰崩痕迹表明，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队伍停下来，寻找更安全的路线。

正在这时，队员们在冰塔下的一块岩石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标记。

大家围上去，原来在岩石裂缝里放着一个纸条。

这是走在大队前面的副队长许竞带领的侦察组留下的。

纸条上面写着：“危险！

冰崩地区。

攀右侧山坡绕行。

切勿停留速去！

速去！

”抬头观看，果然，在右侧一座十几米高的雪坡上，侦察小组用冰镐在冰雪地上刨出了一级级整齐的台阶，修出了一条小路。

沿着小路前走一会，登山队员们到达了珠穆朗玛峰山中的第二号营地——拔海五九〇〇米的地方。

一个英国登山的牺牲者登山队员们从第二号营地出发，已是第三天的上午了。

他们走过了东绒布冰川的冰舌地区，开始进入东绒布冰川的巨大雪盆——一片漫无边际的冰雪台地。

冰面坎坷而又异常陡滑，巨阔而深邃的裂缝象蜘蛛网一样密布。

冰层十分坚硬，登山队员们穿着特制的镶有钢钉的登山鞋，一步一蹬，仍然滑溜溜的，不容易踩稳。

人们跌倒了，又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

下午，天气突然变坏了。

太阳钻进了白色的云层里，凛冽的寒风撕裂着人们的皮肤，浓密的粒雪在空中翻飞，几米以外就看不清道路，温度计上，红线降到摄氏零下二十度以下。

登山队员们结成“结组”，彼此保护，用冰镐探索着面前的雪地，顶着风雪继续向上攀登。

在经过一段山坡下的雪地时，队伍突然停下来。

登山队员们在路边的雪堆上发现了一团黑色的东西，上去一看，呵，原来是一具尸体。

英国制的绿色鸭绒衣已经破烂变色，尸体干枯而僵硬，面部已经分辨不清。

看来，这是二十多年前登山的牺牲者。

由于气候寒冷，尸体还没有完全腐坏。

从尸体的体形和装束来看，这是一个遭遇不幸的英国的“探险家”。

登山队员们用冰镐挖开雪堆，把尸体掩埋起来，然后继续前进。

天色渐渐昏暗下来，风雪更大了。

登山队员们继续行进在这片辽阔的冰雪台地上。

人们穿起鸭绒衣，戴上鸭绒帽，一边踩着脚下的坚冰，一边兴致勃勃地低声哼唱着他们自己创作的歌曲——“登山队员之歌”：“我们是登山队员。

我们是高山战士。

大风雪中上冰川，冰山上面是营地。

唉，同志们来呵，拿起冰镐上岩石，踏雪蹬冰走峭壁。

唉哟哟，雪山顶上见高低！

”歌声嘹亮，盖住了严寒和风雪，长久地在冰雪台地的上空飘扬。

就这样，3月27日，在预定的时间内，登山队员们到达了预定的目的地——拔海六四〇〇米的第三号营地，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次适应性行军的任务，第二天又返回到山下的大本营。

（播发时间 1960-05-31）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1028215050/http://www.hb.xinhuanet.com/zhibo/2009-11/18/content_18264542_1.htm

我国登山队队员们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途中，在海拔5700米东绒布冰川的冰塔旁休息。

新华社记者景家栋摄新华社珠穆朗玛31日电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通讯之三）新华社记者　郭超人第一道难关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战斗在继续着。

珠穆朗玛峰北面的崇山峻岭间，矗立着一座顶端尖突、白雪迷蒙的山峦，这是珠穆朗玛峰的孪生姊妹——拔海七五三八米的珠穆朗玛峰北峰。

在北峰与主峰之间，是绵延起伏的奇陡的冰雪峭壁。

因为它座落在两峰之下，看上去却象一个坳谷，人们把它叫做“北坳”。

北坳顶部拔海高达七〇〇七米，坡度平均在五、六十度左右，象一座高耸的城墙屹立在珠穆朗玛峰的腰部。

沿东绒布冰川地带攀登珠穆朗玛顶峰，必须通过北坳，因此，登山队员们说北坳是珠穆朗玛峰的“大门”。

在北坳险陡的坡壁上，堆积着深不可测的万年冰雪，潜伏着无数冰崩和雪崩的槽印，成为珠穆朗玛山中最危险的冰崩和雪崩地区，几乎每年都要发生巨大的冰崩和雪崩，千百吨冰岩和雪块象火山爆发一样喷泻而下，几十里地以外都可以听到它的轰隆声。

二、三十年前，试图从珠穆朗玛峰北坡攀登顶峰的英国“探险队”，曾多次在北坳受到冰雪的袭击。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记载，仅1922年一次雪崩中，就有七名英国“探险队”的工作人员被埋到冰雪的底层。

关于北坳，这些外国“探险家”们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描写说：“此地坡度极大，积雪极深，有深陷的裂缝，行动艰难，特别是经常发生的巨大块状雪崩，对探险队更是致命的威胁，是从北面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极大的难关。

”根据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总体计划，中国登山队第二次适应性行军的任务，就是要打通北坳这座珠穆朗玛的“大门”，到达拔海七千米以上的地带。

“侦察员”出动了为了争取时间，尽快地为大队开辟一条通向北坳的安全路线，登山队在完成了第一次适应性行军任务以后，于3月28日，正当大队从拔海六四〇〇米的第三号营地返回大本营的同时，副队长许竞带领了一个由六名最优秀的登山运动员组成的侦察小组，冒着风雪向北坳进发了。

这天，珠穆朗玛山区风雪咆哮，北坳上空浓雾迷漫，阵阵旋风滚过，冰坡上翻卷起几丈高的雪柱。

侦察小组的登山运动员们，手里拿着冰镐，脚上绑着锐利的优质钢制冰爪，用尼龙绳连结成一条线，一个跟着一个，登上北坳的冰坡。

在这一望无边的白茫茫的冰雪里，寻找出安全的行军路线，既不能有危险的冰洞，又不致于发生冰崩和雪崩，在登山探险活动中，再没有比这更艰难的任务了。

侦察小组的队员们依靠自己敏锐的双眼，透过重重艰险和困难，找到安全的路线；依靠自己手里的冰镐，从冰雪中刨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在他们进行侦察的每一秒钟，在他们前进的每一个步伐里，都隐藏着意料不到的危险。

脚底一滑，他们就会沿着几乎是垂直的冰壁一直滚到几十丈深的岩底；稍一疏忽，他们就可能掉进一眼望不到底的冰裂缝中；一阵强暴的高空旋风，可能把他们卷得无影无踪；一次冰瀑，也可能把他们埋葬。

但是，为了给自己的战友们打开胜利的道路，侦察小组的队员们毫不畏缩地与凶恶的大自然展开了顽强的搏斗。

狂暴的风雪遮天盖地，刺骨的寒冷使侦察队员们全身麻木，强劲的风雪打得他们双眼不停地流泪，稀薄的空气使他们头疼气喘，挺峭的冰壁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摔倒……，但他们毫不灰心，彼此帮助，彼此鼓励，坚持着向北坳顶端挺进。

钻出冰的“深渊”七、八个小时过去了，侦察队员们上升到拔海六八〇〇米的地方。

现在，一道纵直的冰裂缝拦阻在他们面前。

这道裂缝深陷而狭窄，坡度在七十度以上，队员们开玩笑地把它叫作“珠穆朗玛冰胡同”。

只有从竖着的“冰胡同”的底部攀援上去，才能到达北坳顶端。

侦察队员们斜靠在冰面上进行了短暂的休息以后，立即开始向“冰胡同”顶端冲击。

运动健将许竞、刘大义和彭淑力走在前面开路。

他们大胆地使用了冰雪作业和岩石作业相结合的复杂的攀登技术，背靠着“冰胡同”的一边，双脚蹬在“冰胡同”的另一边，一寸一寸地向上移动。

不到几分钟，他们就感到疲累不堪，汗水从额角上不停地淌下。

运动健将刘大义这天刚好感冒，体力比较虚弱，在攀登这个“冰胡同”时连续三次从中途跌落下来，跌得他头昏眼花，满身疼痛。

但他毫不气馁，继续进行第四次攀登，终于攀到“冰胡同”的上端。

天快黑时，这个侦察小组才到达北坳的顶端。

他们连续与严寒和冰雪战斗了十多个小时，终于为大队进行第二次适应性行军找到了一条安全的路线，打开了珠穆朗玛峰的“大门”。

由于北坳本身地形的关系，侦察小组找到的这条路线，虽然绝对避免了冰崩和雪崩的危险，但是沿途坡度很大，冰裂缝也较多，势必还会给登山队员们带来不少困难。

因此，在侦察小组结束侦察活动以后不久，遵照登山队队部的决定，副队长许竞又率领了一支修路队伍直上北坳，对道路进行整修，以保证大队顺利通过。

这支修路队伍在坡度陡峻的冰面上，刨出一级级平平的台阶；拉起牢靠的保护绳索，在宽阔的冰裂缝上搭起了“桥梁”；在垂直的冰墙雪壁上挂起轻便的金属挂梯，使这座“难关”——北坳的冰壁上，出现了一条安全而畅通的大路。

（播发时间 1960-06-01）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1028215627/http://www.hb.xinhuanet.com/zhibo/2009-11/18/content_18264542_2.htm新华社珠穆朗玛3日电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通讯之四）新华社记者　郭超人第二次行军登山队全体队员在队长史占春的率领下，从4月6日开始分批先后由大本营出发，开始了第二次适应性进军。

4月11日，大队从第一次适应性行军时到达过的目的地——拔海六四〇〇米的营地出发，攀登北坳，又开始了险峻而艰苦的旅程。

上午十一时，珠穆朗玛峰上空云雾缭绕，猛烈的西北风冲击着北峰和主峰的岩壁，带着暴雨一样的冰渣和粒雪，嘶啸着，翻滚着，形成一股强力的旋风。

登山队员们拿着冰镐，在高山靴底绑上冰爪，沿着北坳冰坡前进。

随着高度的上升和坡度的险陡，登山队员们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脚步也逐渐缓慢下来。

人们张大了咀拚命地吸气，仍然感到胸脯闭塞，喘不过气来。

有的人每走几步，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会。

风雪更大了，登山队员们的脚步也就更慢了。

这时，走在最前面的队长史占春停了下来，他望了望队员们疲惫的神情，笑了笑，热情地鼓励大家说：“前进，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

我们是英雄的中国登山队员，毛泽东时代的坚强战士，我们的口号只有一个：向前！

永远向前！

北坳阻挡不了我们，珠穆朗玛峰顶峰也难不了我们，我们一定要取得胜利！

也一定能取得胜利！

”史占春的话象一把烈火，在每一个登山队员的心灵中燃烧起来。

人们又顿时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力量，冰坡也显得不那样陡滑，呼吸也显得并不那样困难，他们的脚步开始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迅速而稳健。

运动健将刘连满——一位来自哈尔滨的消防员，最先攀到被登山队员们称作“冰胡同”的冰裂缝的顶部。

累了一天，多想赶快坐下来休息一会啊。

但当他看到自己的同伴们还停留在“冰胡同”下面时，他坚决地站起来，用冰镐保护着自己，然后抓起一根尼龙绳垂到竖着的“冰胡同”下面，用力帮助同伴们一个个地向上攀登。

两个小时过去了，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四肢也十分酸疼，但他仍不休息，直到队员们全部上完为止。

就这样，登山队员们安全地通过了北坳冰坡，登到了珠穆朗玛峰拔海七千米以上的地带。

但后来由于暴风雪所阻，大队没能再继续前进，只是侦察组曾到达拔海七三〇〇米的高度，这样，就结束了第二次的适应性行军。

新的课题高度是登山运动员征服的目标。

在世界登山运动史上，登山运动员们由于体质条件和高山适应能力的差别，有些人成了征服高度的幸运者，有些人却被高度弄得筋疲力尽，而遭到失败。

因此，在世界有些国家中，都流传着所谓“高度极限”的说法，认为登山运动员征服高度的能力有不言而喻的极限。

我国登山运动男子的高度最高纪录是拔海七五九〇米。

这个纪录是运动健将史占春、刘连满和刘大义等六名登山运动员在1957年征服四川贡嘎山时创造的。

以后几年来，我国没有人达到过比他们更高的高度。

在拔海七五九〇米这个高度以上，冰雪、气候、地形会是怎样，人体机能的反应又会是怎样，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中国登山运动员来说，都是新的课题。

中国登山队在开始第三次适应性行军——向拔海七六〇〇米以上的地区进发以前，登山队队部在全体队员中，展开了一个为征服新高度的群众献计献策的运动。

登山队员们开动脑筋，充分估计了在新的高度上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相应的解决办法。

登山队队部就根据这些意见，制订了第三次行军的详尽计划。

第三次行军第三次适应性行军从4月25日开始了。

4月29日，中国登山队全体队员从拔海七〇〇七米的北坳附近的营地出发，跨上了珠穆朗玛峰的山脊，开始了第三次适应性行军征服新高度的战斗。

珠穆朗玛山中的气候瞬息万变。

北坳上空刚刚还是阳光灿烂、万里无云，霎时却刮起暴风，变得天昏地暗，气温骤然下降到摄氏零下三十七度左右。

登山队员们顶着寒风行进在一道倾斜的雪坡上。

雪，深厚而松软。

一脚下去，踩进一尺多深。

走几步，就累得人满身酸疼。

登山队员们几乎每走一、两步，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几乎每隔几分钟，就不得不全身匍伏到雪地上以避寒风。

但是，登山队员中没有一个人掉队，他们咬紧牙关，一个跟着一个向前走去。

傍晚，高空风更加狂暴，气温还在继续下降。

登山队员们头上戴着特制的防寒毛绒帽，身上穿着高质量的尼龙衣裤和鸭绒衣裤，脚下是坚厚保暖的高山靴，但是，他们一个个仍然被冻得全身战栗。

呼出来的气立刻在嘴边凝成了一圈白霜，鼻孔很快就被冰冻封盖住，连吸气都发生困难。

登上新高度大队现在跨上了乱石垒垒的岩石坡，继续前进。

随着拔海高度的上升，空气中氧气更加稀薄。

人们在这里变得虚弱了，活动变得困难了，每移动一步，心脏就剧烈地蹦跳起来，呼吸时上气不接下气。

在大队通过拔海七四〇〇米附近一段直线距离不到二十米的岩坡时，人们竟不得不休息了四次才攀登上去。

一道宽阔而陡滑的雪槽拦阻着去路，雪已经变成了坚硬的厚冰，光溜溜的。

穿着镶有钢钉的高山靴，仍然一走一滑，不时地跌倒。

运动健将刘连满背上背着三十多公斤重的背包，但他仍然自告奋勇地走到队伍的最前面。

他使用着登山技术中的“三拍法”，向前走着为大队开路。

他先撑着冰镐，使自己在冰面上站稳了脚步，不时地用冰镐一下一下地在冰上刨出台阶。

在这样的高度，每一个动作都要耗费全身的力量。

但是刘连满却一直坚持着在前面为大队开路。

由于高山缺氧和体力的严重消耗，刘连满的眼睛里不时地迸散着“金星”，胸口疼痛而胀塞，好几次他都几乎要倒下来，但他一想到整个大队正沿着他的开出的路前进时，他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就又加快了自己的步伐。

大队来到一座山岩下准备休息时，刘连满才松了一口气。

经过两天艰苦的行军，大队终于安全地到达了拔海七六〇〇米的地方——我国登山史上的新高度。

（播发时间 1960-06-04）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1028220630/http://www.hb.xinhuanet.com/zhibo/2009-11/18/content_18264542_3.htm 新华社珠穆朗玛5日电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通讯之五）新华社记者　郭超人征服“死亡地带”在过去世界航空生理学上，曾把拔海八千米以上高度地区称作“死亡地带”。

因为随着拔海高度的逐步上升，空气中的氧气也愈加缺乏。

据科学家们的测算，拔海高度为零的海平面上，空气中氧气分压是一五〇个毫米水银柱，而到拔海八〇〇〇米的高度时，氧气分压就下降到四十六个毫米水银柱。

这种严重缺氧的状况，给人类身体机能带来各种不良的反应，严重的可致死亡。

因此，在国际登山运动史上，拔海八千米以上的高度，几乎被看作是人类登山活动的“极限”，如果不使用人类自制的氧气设备，即使运动员体格非常强健、技术非常熟练，要攀登到这样的高度，并停留较长的时间，也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英雄的中国登山队员们却在征服珠穆朗玛峰拔海八〇〇〇米以上地带的战斗中，用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精神，多次尝试了不用人造氧气继续行军，并且安全、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中国登山队征服球穆朗玛峰“死亡地带”的战斗，是从5月2日开始的。

大队在第三次行军中，冒着风雪和严寒到达拔海七六〇〇米的山壁以后，一部分队员又继续朝着顶峰前进。

5月2日北京时间十九点，由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竞、藏族队员拉八才仁和藏族队员米马组成的侦察组，开始向拔海八一〇〇米的高度进发。

这时，天色已经昏暗，他们争取当夜赶到，先把营地建起，迎接后面队员的到来。

严重风化的石灰岩的坡岭上，堆积着极易滚动的乱石和岩片。

脚踩下去，立刻陷进乱石缝里拔不出来；用力蹬踏，石块就又象冰雹一样向岩下滚泻，极易使身体失去平衡而摔倒。

为了取得对高山环境更好的适应能力，登山队员们虽然背着轻便的氧气筒，但并没有使用，他们艰难地喘着气，缓慢地挪动着脚步。

天完全黑了，四周朦胧一片，只有远处山峦上的积雪发出微弱的白光。

阵阵刺骨的寒风不时撞击着山岩，发出凄厉的啸声。

登山队员们用冰镐试探着道路，看着天空的星斗辨别方向。

沉重的脚步声在山谷的夜空中震荡，带有钢钉的高山靴踩击在石块上迸出点点火花。

深夜，他们终于来到了预定的地方，支好了帐篷。

藏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携带的少量食品，经过几天来的行军，已经一无所剩了。

由于特大的风雪和严寒，运送物资的队伍一直没有跟上。

大家每天只能依靠几口炒面、几块糖果，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

现在，连这种半饥半饱的状态也维持不住了。

十多个小时的疲惫行军，大家的肚子都在吱吱叫唤。

运送物资的支援小组最快也要到第二天中午才能赶到，如果再饿一夜，明天就不会再有力量前进了，整个行军计划也就会被打乱。

人们坐在帐篷里，找不到任何好的办法。

这时，藏族队员拉八才仁和藏族队员米马站起来，拿起冰镐，背上背包，坚决地请求允许他们连夜返回拔海七六〇〇米的营地去想办法。

史占春和许竞激动得说不出话，紧紧地和他们握手，怀着难以形容的感动的心情，目送他们往苍茫的夜色中走去。

这两个藏族青年整整一天没有休息，此刻为了同志为了集体，又顶着摄氏零下四十度的寒风走上征途。

回到拔海七六〇〇米的营地时，米马已经筋疲力尽，躺在帐篷里一步也动弹不了。

但是，运输队仍未赶上来。

汉族队员王凤桐、石竞和藏族队员贡布连忙把他们几个人自己携带的共重不到一斤的炒面装好，同拉八才仁一道，在3日的黎明前三点钟赶到了拔海八一〇〇米的营地。

向“第二台阶”挺进为了进一步确定突击顶峰的路线，第二天上午，队长史占春带领王凤桐、石竞、拉八才仁和贡布等队员，开始向更高的高度前进。

一路上，登山队员们仍然很少使用人造氧气，虽然他们全身感到特别的疲倦，心脏跳动得特别猛烈，但他们坚持着，他们相信所谓的“死亡地带”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登山队员们踏过点点白雪的山坡，走上一条狭窄的山岭的侧脊，成功地绕过了珠穆朗玛顶峰下著名的“第一台阶”。

又过了不久，登山队员们走上了一层铺盖着重重叠叠的黄色风化石的陡坡。

这个陡坡象一根腰带一样围绕在珠穆朗玛顶峰的下面，人们叫它“黄色的带子”，这里也曾经是英国“探险队”大伤脑筋的地方。

现在，中国登山运动员们又很顺利地通过了。

队员石竞、拉八才仁和贡布三个人在拔海八五〇〇米的地方停下来，建立中国登山队在珠穆朗玛峰上的最后一座营地——“突击营地”，人们将在第四次行军时从这里出发，夺取珠穆朗玛峰的顶峰。

队长史占春和队员王凤桐不满意仅仅在这个高度上的侦察，他们又决定继续前进。

从拔海八五〇〇米出发不远，拦在眼前的就是被英国“探险家”们认为“不可超越”的“第二台阶”。

这是一座陡峭而光滑的岩壁，相对高度约三十米，平均坡度在六、七十度左右，人们几乎找不到任何攀登的支撑点。

二、三十年前的英国“探险队”，曾经在这里想尽了一切办法，仍然没有能攀登上去。

后来，他们对“第二台阶”下了一个结论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再也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世界登山史上的奇迹史占春和王凤桐匍伏在岩石上向上攀登，他们翻过巨大的岩坡，终于在当天北京时间二十一点登到了拔海八六〇〇米的“第二台阶”顶部附近的地方，这比第三次适应性行军原定到达的拔海八三〇〇米的高度，已高出三百米。

这时，天已经黑了，眼前黑糊糊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

为了准确地找到突击顶峰的路线，他们决定在这里过一夜，等第二天天亮以后再进行侦察。

他们在“第二台阶”的岩壁上找到了一条积雪的裂缝，用冰镐挖成一个低矮的雪洞，两个人紧紧地挤着坐在一起。

夜风高啸，雪洞里气温在摄氏零下四十度左右。

由于物资运输供应不上，史占春和王凤桐为了给大队开辟出胜利的道路，饿着肚子坚持行军，现在又忍受着寒冷，守候黎明的到来。

因为携带的人造氧气所剩不多，以防备万一，史占春和王凤桐大胆地决定不用人造氧气。

他们沉重地喘着气，整整过了一夜。

在世界登山史上，在八六〇〇米的高度不使用氧气，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第二天清晨，珠穆朗玛峰上空万里无云，连绵的峰峦沐浴着灿烂的阳光。

史占春和王凤桐走出雪洞，现在，珠穆朗玛峰“高不可攀”的顶峰，离他们不过二百多米，尖锥形的顶峰清晰地出现在他们眼前。

灰色的岩壁上露出一道道风化的龟纹，白雪点缀着狭窄的裂缝。

凭着他们丰富的登山经验，他们很快就观察到了一条适宜的登上顶峰的路线。

5月4日，史占春又带领着队员们开始返回山下拔海五一二〇米的大本营。

经过十三天的战斗，他们胜利地“超额”完成了第三次适应性行军的任务。

（播发时间 1960-06-06）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1028223050/http://www.hb.xinhuanet.com/zhibo/2009-11/18/content_18264542_4.htm新华社珠穆朗玛7日电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通讯之六）新华社记者　郭超人珠穆朗玛山区的“春天”珠穆朗玛峰银色的山峦间开始升起浓密的白色云雾，绒布河上的冰层破碎了，奔腾而下的激流撞击着岩石发出响亮的声音；冻土松软了，山坡上枯黄的野草丛中又吐出淡绿色的嫩苗；矫健的喜马拉雅巨鹰突然增多了，三三两两旋飞在珠穆朗玛山区的上空……。

已是5月中旬，天气渐渐转暖，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不久，印度洋上的季风就要吹过珠穆朗玛山区，接着，连绵的雨季就要开始了。

珠穆朗玛峰下登山大本营的气象工作人员，变得比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张繁忙。

红色的探空气球不断地升上高空；矗立在山坡上和岩石旁的各种气象仪表，不停地运动。

人们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着珠穆朗玛山区在雨季到来之前最后一个好天气的“周期”，以便开始夺取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战斗。

整装待发这个好天气的周期终于等到了。

从5月14日起，一批批运输队员就陆续从大本营出发，先把大量高山技术装备和食品提前运送到拔海七六〇〇米的高度以上，等待突击顶峰的队员们的到来。

这几天来，在大本营帐篷外面，突然增加了许多标语，充分显示了登山队员们坚决征服珠穆朗玛峰的雄心壮志。

5月17日清晨，绒布河谷上空云雾迷茫，勇敢的登山队员们一个个精神饱满，整装待发。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登山队员们在拔海五一二〇米的登山队大本营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

登山队把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毛主席半身白色石膏像委托给突击顶峰的队员们，要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奋勇前进，一定要让祖国的五星红旗在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上飘扬。

登山队员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副队长许竞率领下，一个个都激动地举起右手，他们宣誓说：敬爱的党，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在您的教导下，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心和无穷无尽的力量，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我们胜利前进。

我们的毅力势不可挡，我们的团结力大无穷，我们全体队员向您保证，在第四次行军中不征服顶峰，誓不收兵。

第四次行军——突击顶峰的战役开始了在震天响的锣鼓声和欢呼声中，登山队员们告别了大本营的战友，踏上了征途，向云雾重重的山岭间挺进。

登山队员们为了争取时间，以一天时间的急行军速度，就赶到了拔海六四〇〇米的第三号营地。

第二天，就登上了“北坳”冰坡，到达了拔海七〇〇七米的第四号营地。

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23日中午，许竞带着十三名登山队员赶到了拔海八五〇〇米的地方，并在这里把第三次行军时建立在岩坡上的第八号营地，改建在极其难得的一块倾斜度约三十度的雪坡上。

这是中国登山队在珠穆朗玛峰北坡上的最后一座高山营地——“突击营地”。

5月23日晚上北京时间十点钟，从拔海六四〇〇米的第三号营地发出信号弹，表明“24日为好天气”。

这个好消息使登山队员们十分兴奋，增强了他们征服顶峰的信心。

（播发时间 1960-06-08）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1028215955/http://www.hb.xinhuanet.com/zhibo/2009-11/18/content_18264542_5.htm新华社珠穆朗玛9日电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通讯之七）（全文完）新华社记者郭超人向顶峰进军5月24日清晨，阳光灿烂，珠穆朗玛峰尖锥形的顶峰耸立在蓝天之际，朵朵白云在山岭间缭绕不散。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半，突击顶峰的队员们由副队长许竞率领，从拔海八五〇〇米的“突击营地”出发了。

许竞在前几次行军中担任了侦察任务，体力消耗很大，他只前进了约十米，就感到不支。

这时，决定由运动健将王富洲带领运动健将刘连满、屈银华和一级运动员贡布（藏族），背着高山背包，扶着冰镐，开始向珠穆朗玛峰最后三百八十多米的高度进军。

为了尽量减轻负重，他们只携带了氧气筒和登山队委托他们带到顶峰的一面国旗、一个高约二十厘米的毛主席半身石膏象，以及准备写纪念纸条用的铅笔、日记本和电影摄影机等。

但即使是这样，他们前进的速度也是非常慢的。

因为从5月17日上山以来，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个星期的艰苦行军，体力有了巨大的消耗。

与重重难关搏斗突击顶峰的队员们约莫走了两个钟头，才上升了七十米，来到珠穆朗玛峰顶峰下著名的“第二台阶”跟前。

“第二台阶”象城墙一样，屹立在通向顶峰的路上。

人们在它陡滑的岩壁上，前进得异常困难，费了很大劲儿刚刚攀上几步，稍一不小心就又滑落到原来的地方。

人们运用各种办法坚持再坚持，整整花了五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全部攀登上这个相对高度约三十米的岩壁，到达拔海八六〇〇米的“第二台阶”的顶端。

通向顶峰的第一道难关——“第二台阶”虽然克服了，但他们离顶峰还有二百八十多米的高度要走。

而这时太阳已经偏西，阵阵寒风从山岭间刮过，发出阵阵啸鸣。

人们事先以为在天黑以前就能登上顶峰，现在看来，这种估计显然是不足的。

黑夜，即将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二道难关。

在这人类从未到达过的珠穆朗玛峰北坡最后二、三百米的路途中，人们将要遇到什么困难，要走多长时间，确实很难精确估计。

随着高度的上升和行军时间的加长，人们背上氧气筒里的氧气，已消耗得越剩越少；人们的体力，也变得越来越弱。

这就是说，他们即将遇到最严重的两道难关——高山严重缺氧和四肢无力的威胁。

在体力虚弱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进行黑夜高山行军，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

但是，有什么困难能阻挡得住勇敢的中国登山队员们前进的步伐呢！

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完成全国人民的委托，为了在雨季到来以前最后一个好天气的周期内登上顶峰，四位勇士仍然勇往直前，继续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

最后的时刻到达拔海八七〇〇米时，刘连满由于过度疲劳，动不动就跌倒在地上。

王富洲、屈银华和刘连满连忙举行了党的小组会，决定让刘连满留下，而其余的三个人即使是天黑，也要继续前进。

当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走上征途以后，刘连满——这位二十七岁的共产党员，毅然把自己氧气筒里所剩不多的氧气保存起来，准备留给战友们胜利归来时使用。

而他自己，就在这荒漠的山顶上，冒着生命危险，在一块大岩石旁度过了严寒之夜。

夜色浓厚，四周矇眬一片，王富洲等三人匍伏在地面上，依靠着微弱的雪光反照辨认路途，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顶峰接近。

距离顶峰还剩下五十二米的高度时，三个人的人造氧气都用完了，高山严重缺氧的威胁已经临头。

但他们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

因为他们只有一个信念：继续前进，绝不后退。

他们抛掉了空氧气筒，彼此鼓励，你我帮助，开始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危险而艰巨的历程。

人们已经异常疲惫，几乎寸步难行。

但是，距离顶峰还剩五米时，忽然又遇到一个峭壁，二十七岁的藏族队员贡布首先攀登上去，他在上面休息了约半个小时，鼓起力气又帮助其他两个战友上去。

这样，世界最高峰的顶峰已经近在他们咫尺了。

　登上世界最高峰5月25日清晨北京时间四点二十分，三位登山英雄经受了重重困难的考验，终于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的顶峰，为中国体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当时，山顶天气虽然很冷，但胜利的喜悦使他们热情洋溢。

他们把毛主席的石膏象用五星国旗包好，留在顶峰。

王富洲——这位二十五岁的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生，并代表三个人摸着黑写了个他们三个人到达顶峰的纸条，并把它放进一支手套里，用细石垒起把它压在顶峰上。

为了纪念在党的领导下，使他们有坚强的毅力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珠穆朗玛峰北坡登上拔海八八八二米顶峰的创举，他们还在顶峰上拣了九块石头，准备将来回北京时带给我国人民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由于当时天黑，不能拍照，他们在顶峰上停留了大约一刻钟，就决定返回征途。

不久，东方开始发亮，美丽的旭光首先欢迎他们凯旋归来。

他们看到自己攀登顶峰时在雪上留下的脚印，二十五岁的四川林业工人屈银华立即把它摄入了电影镜头——这将是纪录这次伟大登山事迹的影片中，最宝贵的画面之一。

三个人回到拔海八七〇〇米处时，同曾经表现了伟大自我牺牲英雄气概的战友刘连满汇合在一起，继续缓慢地往山下走去。

直到当天下午北京时间六点钟，他们才回到了拔海八五〇〇米的“突击营地”。

这时，离他们5月24日从这里出发的时间，已经整整过去了三十二个半小时了。

在这一天多的时间内，他们虽然没吃上一口饭、喝上一口水，但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毅力，终于使他们获得了最后胜利。

　胜利消息传遍全世界中国登山队获得胜利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很快就传遍了全国，传遍了全世界。

苏联、保加利亚、尼泊尔、日本、印度、英国的体育组织或友好组织，以及国际和平人士等，纷纷打电报来，祝贺中国登山队完成了世界登山史上最光荣的任务——从过去一直被认为“无法超越的”北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峰。

某些西方报纸尽管散布了种种怀疑气氛，但也不得不承认说：“中国人的成就是杰出的”“荣誉被中国得去了”“他们登上了过去被认为是登不上去的北坡”……。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年轻的中国登山队员们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突破了人类登山史上几十年来没能突破的最复杂的难关呢？

这正如中国登山队长史占春所说的：“因为我们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全中国人民的支持。

这些是我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力量的源泉；因为我们有着一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赤诚的心，因而我们就能够做到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做的事。

”是的，答案非常清楚：因为我们是英雄的中国人民！

（播发时间 1960-06-10）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1028214212/http://www.hb.xinhuanet.com/zhibo/2009-11/18/content_18264542_6.htm

能在大银幕上看到完整的珠峰北坡登顶，从冰塔林、北坳到大风口…以及传说中的第二台阶和“中国梯”，身为登山片爱好者，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攀登者》是国产电影在此类题材上的突破，论特效水平和专业程度，不输给《垂直极限》和《绝命海拔》。

而且影片还让观众看到了两次登顶，从1960年的3人到1975年的9人，那种伟大的使命感和坚忍不拔精神的传承，意义超越登山运动本身。

真实的历史只有比电影更艰苦，更加悲壮，当年克服万难的攀登珠峰，每个人都背负着巨大的荣誉感，“唯有牺牲多壮志”，前仆后继勇往直前，这在电影中多次出现，令人泪目。

影片为了戏剧性做了改编，但还是基本忠实呈现了两次登顶中的真实状况，如屈银华搭人梯冻坏脚趾，营地帐篷被风吹走，二登搭建“中国梯”，以及夏伯渝为保暖他人双腿截肢等，遗憾的是刘连满没在片中登场。

李仁港把擅长的动作戏集中在了吴京身上，危险处命悬一线，紧迫感扑面而来。

虚构的两段情感戏见仁见智，与其说是想让人物更丰满，不如说是补充了气象、医疗和后勤等支援团队的形象，历史上他们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这最能体现出的“集体主义精神”，在雪山大全景的“航拍”中荡气回肠。

剧本结构上，“保护摄影机”才是整部影片自始至终的核心情感，60年的遗憾到75年来弥补，由此关联起张译与吴京、井柏然之间的对手戏，也构建起了角色的性格和命运，所有的拼搏，所有的牺牲，都是为了看到队友们登上珠穆朗玛峰，把五星红旗插在我们自己的珠峰顶上。

P.s.映后还见到了屈银华（片中张译原型）的女儿和夏伯渝（胡歌原型，四十年后终于登顶），亲身讲述当年的故事。

当看到夏老把裤腿拉起来，露出假肢时，忍不住热泪盈眶了，他们才是真正的“攀登者”！

——————既然有人问起，那再转帖下这份资料，详细记录了1960年中国人如何完成人类壮举， 从北坡首次登顶珠峰的。

原标题：北凌绝顶——1960年中国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始末1923年，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被《纽约时报》问到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他回答说：“因为山在那里。

”留下这句传世名言的马洛里，最终没能征服世界第一峰，1924年，他在珠峰的冰天雪地中彻底失联。

上世纪50年代，英国和瑞士登山队先后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成功登顶珠峰。

但在中国境内的北坡，始终无人自此登上世界之巅，包括马洛里在内的英国人数次在北坡折戟，以至于他们得出结论，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

直到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成立时间不足5年、队员平均年龄24岁的中国登山队，艰难地将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的壮举。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珠峰北坡不可征服的神话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打破。

惊叹于今人登顶速度越来越快的人们很少知道，借助当年登山队员们在岩壁上艰难打下的钢锥而架起的金属梯，直到2008年仍是登山者们不可或缺的助力，更少人知道，年轻的中国登山队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命运和极限挑战……苏联登山界的建议1957年11月，一封来自苏联的信件寄到了中共中央，信的落款是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登山协会主席团，签名是苏联的12名知名登山运动员。

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向你们提出要求，要求允许组织苏中联合爬山队，以求在1959年3月-6月登上埃佛勒斯峰，并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纪念的献礼。

”埃佛勒斯峰，是英国人自19世纪中叶起对珠穆朗玛峰的称呼，但在更早的1721年出版的《皇舆全览图》中，中国人已将这座山峰命名为“珠穆朗玛峰”。

因此，我方后来回信时用了“珠穆朗玛峰”，之后苏方也用了珠峰的称谓。

邀请中国共同攀登高山，苏联人并非一时兴起。

曾是我国第一支登山队运动员兼医生的翁庆章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登山运动已很普及，只是，苏联本国的高山并不多，且都被运动员们登顶过，由此，他们想到了拥有众多世界一流高山的邻邦——中国。

因苏联群众性登山活动都由工会系统管理，大型登山活动才归体委负责，1955年3月，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访问苏联时，对方就提出希望到中国攀登新疆的慕士塔格山和公格尔山。

那时，刚刚成立六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群众体育运动还算蓬勃发展，但现代登山运动方面完全是一片空白。

于是，1955年5月，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邀请下，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出了4名学员赴苏学习现代高山登山技术。

第二年春天，苏方又派2名登山教练来华，在北京西郊八大处培训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40多名登山运动员，翁庆章、1960年正式攀登珠峰时的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竞以及骨干队员刘连满等都在其中。

跟那批参加培训的很多运动员一样，翁庆章原来的工作与登山几乎毫无干系。

他本是鞍钢总医院的医生，偶然得知全国总工会在各行各业招募登山学员，大学时就爱好篮球、田径的他还以为只是一次“游山玩水”，兴高采烈报了名。

26岁的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一报名，竟让他在几年后成了中国首征珠峰的亲历者。

培训结束后，以这批学员为主要队员的中国第一支登山队——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先登上了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3767米），后又与苏联合作登上了海拔7546米的新疆慕士塔格峰。

正是在这样良好合作的基础上，才有了1957年的苏联来信。

来信经过层层批转，到了时任体委常务副主任蔡树藩桌上。

蔡树藩与同事们讨论后认为，我方在运动员、资金、装备等方面的条件尚不成熟，此外周恩来总理曾指示我国西藏边境目前不能开放，因此初步意见是婉拒。

许多年后，翁庆章在体委档案馆发现，“当年主管外事的陈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等，都已经批示同意了体委‘婉辞谢绝’的意见，就差正式回复苏联了。

”没想到，到了1958年初，事情又有了转机。

原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体委主任的贺龙，一直对此事很积极。

贺龙与体育早有不解之缘，抗战时期他麾下的120师就以“仗打得好、生产搞得好、体育搞得好”而闻名，他亲手组建的120师“战斗篮球队”更是赫赫有名。

他的积极态度，加上苏驻华使馆对此催问的推动，最终，周恩来总理于1958年4月5日提出了意见：“可以考虑来”。

侦察组进山总理拍了板，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的筹备了。

1958年夏天，中苏双方在北京新侨饭店会谈，共同制定了攀登珠峰的三年行动计划：1958年侦察，1959年试登，1960年登顶，并达成共识，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由苏方负责，中方负责全部人员、物资从北京至珠峰山下的运输，以及较低海拔的物资装备。

今天看来，不管是运输人员，还是登山物资，都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但在当年，仅准备物资就是千头万绪：请国家计委、经委特拨足以防寒的优质鸭绒、尼龙丝，通过解放军后勤部帮忙调拨专供高寒地带执勤官兵的快熟米，甚至向航空部门求助能在高山低压环境下燃烧的航空汽油，以便煮饭、烧水……千头万绪的准备工作中，耗资最大、工作最繁杂的一项要数修建从日喀则至珠峰脚下的进山公路。

上世纪50年代的西藏公路建设尚不发达，从拉萨向西的公路只通到日喀则，而要去珠峰山下，还得往西南再走300多千米。

这300多千米说是山路，其实几乎看不到成形的道路，最险峻的高山峡谷地段，仅容一人贴着峭壁小心翼翼通过。

1958年之前，就连本地区的藏族人也很少到这里来。

若要运物资，只能靠牲畜驮运。

按照计划，中苏合登珠峰时需要运约40吨物资进山，如果不修路，单从日喀则到珠峰脚下，就得500匹牲口运上半个月左右。

再加上登山队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路颠簸，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就更多了。

可是，要在这样的地方修一条进山公路，又谈何容易？

西藏地区经济尚不发达，国家建设也正是处处用钱的时候，但为了支援中苏登山队，同时考虑到西藏今后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央还是特批了几百万元经费。

为更好地争取地方支持，贺龙还特意写了条子给他的老部下、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请其尽力支援。

就这样，1958年9月，400多名藏族民工和600多名军工在日喀则以西的荒野中，热火朝天地开工了。

西藏这边忙着修路，在北京，中苏联合登珠峰侦察组也准备动身了。

侦察组一行20余人，除了运动员，还有气象、电台、医务等工作人员，此外，还包括3名苏方成员。

考虑当时东西方“冷战”的国际环境，中苏合登珠峰一事对外还是保密的，神秘的侦察组对外一律称“国家体委参观团”。

1958年10月底，侦察组一行先乘军航到拉萨，又转汽车抵达日喀则。

11月2日，日喀则以西初见雏形、尚未完工的简易公路上，出现了一支将近200人的浩浩荡荡的队伍。

队伍中间是侦察组人员，前后则是150名全副武装的警卫部队战士，再加上照看牲口的藏族民工，以及马匹、毛驴，整个队伍行进起来足有四五百米。

登山侦察这样的体育活动，为什么还要动用军队护送？

翁庆章解释说，当时西藏还有匪情，为保证安全，西藏军区派了一个连外加一个火炮排。

不仅如此，在北京时，体委还向总参谋部借用了一批枪支弹药。

进山前，不管是运动员还是科考、医务人员，都要进行射击训练，进山时，每人都配备一支手枪、一支步枪。

这并非小题大做，实际上，就在侦察组进山前一个月，就有叛匪在公路上伏击了一辆从日喀则返回拉萨的军车，导致16名解放军医务工作者全部遇难牺牲。

很多人只知攀登珠峰要面临高寒、缺氧、雪崩的危险，殊不知，这些最早进山的开路者，竟还要提防流窜叛匪的威胁。

从日喀则到珠峰山下的绒布寺，一行人浩浩荡荡走了15天。

所幸，途中虽听到过意外枪声，但最终有惊无险。

侦察组成员很快忙碌起来，安营扎寨，分组上山侦察路线，建立大本营，架设无线电台，建立气象观测站，开动汽油发电机……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1月底，珠峰极寒的冬季来临，侦察组的任务基本完成，大部分队员离开珠峰，只留下气象组、水文组、电台组的十几名工作人员继续在山区工作。

那时，侦察组队员们还不知道，向他们热情告别的苏方人员，很快就要从自己主动提议的中苏合登珠峰活动中退出了。

先遣组在观察北坳。

叛乱与变卦按照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计划，1959年双方应共同到西藏试登。

这年年初，中方全体人员率先抵达拉萨，开始了新一轮的集中训练。

此前，登山队已经由全国总工会划归国家体委。

这次进藏前，体委任命了史占春担任中苏联合登山队队长、中国队队长，许竞任登山队中国队副队长。

两人从中国第一支登山队成立时起，就都是骨干人员。

1959年2月4日，当翁庆章随两人及最后一批登山装备、食品抵达拉萨当雄机场时，二次进藏的他立刻感觉到当地的局势比起1958年底紧张了许多：上一次护送侦察组时，西藏军区只派了一个班十来个战士，这一次却是两辆装甲车一前一后护着他们的小车队。

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拉萨附近的匪情加剧了，以贡布扎西为首的武装叛匪，经常毁坏桥梁，伏击汽车，对拉萨到林芝以及通往山南的交通造成了严重障碍。

翁庆章告诉记者，原本，登山队每天在拉萨进行越野长跑等体能训练，还到附近山区训练运动员对高山恶劣自然条件的适应能力和冰雪作业技能。

由于时局趋紧，体能训练改在拉萨市内的军区大院内进行，运动员在念青唐古拉山区的野外训练也匆匆结束。

不久，为应对紧张的局势，西藏工委指示，拉萨市内的干部职工共同成立民兵团。

100多人的登山队纪律严明，且早就经过射击训练，连武器配备都是现成的，特殊的局势下，登山队伍很快变成了颇具战斗力的民兵连，每天同时进行体能训练和军事训练。

翁庆章回忆说，当时登山队住在布达拉宫附近的交际处，后门距离军区大门大约八九十米，进入3月初，山雨欲来风满楼，他们还用了好几天时间，挖了一条通往军区大院的地下交通壕，队员们日夜轮流站岗巡逻，完全是战备状态。

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随登山队进藏的摄影师沈杰那时也在拉萨，后来他在《我的足迹》一书中这样写道：“拉萨各机关干部白天夜里都在修筑防御工事准备自卫，拉萨街头和公路上已经看不到我们的车辆，拉萨好像是叛匪的天下了。

”果然，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公开发动叛乱，叛匪们明目张胆地包围西藏工委和军区机关。

3月20日凌晨，拉萨武装叛乱的枪声响起，上午10时，解放军开始全面反击。

激烈的枪炮声中，一颗炮弹落在了登山队所在的交际处大门口，炸伤了一名解放军机枪手，翁庆章和其他几个登山队员赶紧抬着担架去救伤员。

“抬着担架穿过大约两个篮球场长度的院子，只听得子弹在头顶呼啸而过，别的什么也管不了……”今年已经88岁的翁庆章，至今仍觉得难以置信，致力于攀登珠穆朗玛高峰的国家登山队，竟然亲历了一场平叛斗争。

3月22日，占据布达拉宫的叛乱分子投降，解放军进入布达拉宫。

由于解放军驻拉萨的人数有限，登山队民兵连还承担起了搜索布达拉宫和押运俘虏的任务。

直到4月初，考虑到合登珠峰的任务还要继续，史占春队长宣布，登山队大部分人员离开拉萨转到新疆训练。

与此同时，中央不得不通知苏联方面，为了运动员的安全，建议中苏联合攀登珠峰活动暂缓，一旦问题得到解决，立即恢复登山。

按照预定计划，苏方队员将于3月下旬在拉萨与中方会合。

苏联运动健将、苏方队员之一菲里莫洛夫曾在1991年撰文回忆：“原定1959年3月22日乘专机，苏联登山队一行及物资由莫斯科飞北京。

就在动身的前一天，苏体委紧急通知……任务取消，原因未说……”已经整装待发、踌躇满志的苏联运动员们顿时一片惊愕，失望不已。

几天后，他们看到中国西藏的新闻，才明白个中缘由。

直到这时，菲里莫洛夫和他的队友们还以为任务只是暂时推迟了，孰料，由于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政府层面，他们征服世界第一高峰的愿望，竟就此彻底破灭了。

1959年秋天，随着西藏局势趋于稳定，中方从10月开始多次邀请苏方来北京继续商谈合登珠峰一事。

但此时，苏方却一反过去的积极态度，几番推脱，闪烁其词。

直到1959年11月24日，苏方的两名代表才姗姗来迟，抵达北京。

双方会谈时，两名代表借口技术上准备不够，称1960年继续执行攀登珠峰的任务有些勉强，建议把正式攀登珠峰任务推迟到1961年或1961年以后。

考虑到我方已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尤其是修筑日喀则至珠峰山下的公路耗资甚多，此前，还特意与西藏联系过请地方维修保养公路，以确保1960年春天登山期间公路畅通。

我方便让步提议，1960年不正式攀登也行，可以先让双方队员在珠峰地区活动适应，可惜，苏方的态度仍是一味推脱。

事实上，当时中苏关系已经走向决裂，只是还没有公开化。

早在这一年6月，苏联就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

推脱登山一事，其实也是苏联高层顾忌政治因素而已。

当年参加中苏双方会谈的翻译周正就曾告诉翁庆章，苏方代表、也是原拟担任苏方登山队长的库兹明私下聊天时透露，“此次合登珠峰机会难得，运动员都愿来”，只要上层同意，队员一周便可集中，两个月可以训练完毕。

既然苏方态度如此，最初由苏方提议、一波三折的合登珠峰活动，注定无法继续了。

“我们自己干！

”1959年10月20日，贺龙把体委副主任黄中、登山队队长史占春等人请到办公室，问大家：“如果苏联不参加，我们自己攀登珠穆朗玛峰有成功的把握吗？

”史占春回答：“在攀登方面有困难，我们可以尽力去克服。

有个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缺少登8000米以上的高山装备。

”按照中苏原先的协议，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由苏方负责，眼下要自己单独攀登，苏联显然不可能再支援，可国内目前还不能生产这种装备，怎么办？

贺龙提议：“我们可以到国外去买！

你们搞一个预算，我们给刘少奇主席写报告，请他批外汇。

”接着，他又给大家鼓劲儿：“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

任何人也休想卡我们的脖子。

中国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你们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

”1959年的中国正处于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但国家体委致函国家计委、外贸部申请70万美元外汇后，还是很快得到了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批准。

1960年元旦刚过，史占春和翻译周正就赶赴瑞士采购了高山帐篷、鸭绒夹层登山服、鸭绒睡袋、高强拉力的尼龙绳、氧气装备及便携式报话机等装备。

采购完成，如按常规商贸往来，还得走海运回国，但时间不等人，珠峰每年上半年适合攀登的时间只有短短两个月。

为了赶时间，体委请民航协助，包租了一架专机从北京直飞捷克首都布拉格，加班加点才在3月20日运回了6吨重的高山装备。

值得一提的是，史占春等人在瑞士的一家登山和滑雪装备商店采购时，竟无意中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

瑞士店员指着不远处的另两名亚洲顾客说，他们是印度陆军登山队的采购人员，印度也正准备1960年从南坡攀登珠峰。

史占春一听，顿感责任更大，任务更加艰巨。

事后，他告诉翁庆章，当时就下定了决心，这次非上去不可！

获此消息后，史占春很快通过使馆报告国内，不久，中国驻印使馆也确认了这一消息。

那时的国际关系状况是，中苏走向决裂，苏印颇为友好，如今，中国、印度一北一南同时攀登珠峰，无疑是一场特殊的竞赛。

抱着争一口气的决心，1960年3月19日，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顺利抵达了一年半前侦察组选定的大本营营址。

从日喀则到珠峰山下，当年的侦察组20余人艰难跋涉走了15天，这一次，沿着新修的公路，人数数十倍的登山队乘车只花了3天。

这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214人登山队中，运动员约八九十人，其他队员全是气象、电台、医务、新闻媒体、后勤等幕后保障工作人员。

其中的十几名气象、水文和电台工作人员，并没有和大部队一起，而是已经在山里坚持工作了一年多。

几百天的时间里，他们在含氧量大约只有平原地区一半的地带，风雨无阻，每天定时放飞探空气球收集高空气象数据，每隔几个小时采集室外百叶箱内的记录，通过无线电台收录来自北京、拉萨等地与珠峰大气环流相关的信息，再由绘图员作图，预报员预报、记录……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都只为了给正式攀登时提供最可靠的天气预报。

翁庆章此次担任医务组组长，攀登珠峰期间，大本营设立在5120米的高度，他则常驻在海拔6400米的医务站，有时为了给队员看病，还要登上更高的海拔。

他告诉记者，6000多米的高海拔地区，白天也是零下20摄氏度左右，太阳一偏西，气温很快降到零下30摄氏度左右，即使在帐篷里，呼出一口气也会立刻结冰。

喝水得凿冰烧水，气压低，烧开一锅水至少需要两个小时。

吃饭，常常没胃口，这是正常的高原反应，每天早晚两小碗稀饭或面条就像完成任务。

不管是气象组，还是医务组，他们的工作都是幕后的，但在翁庆章看来，奔波在前线、同属于运动员的运输队员，更是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

他说，国外探险家登山时，常常雇佣当地民工帮忙运输帐篷、锅碗瓢盆、食品等保障物资，而中国此次登山队，承担运输任务的是登山运动员。

运动员分成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后者每人常常负重二三十公斤，将物资运到一定高度后就返回大本营，以便让突击队员尽量轻装上阵，成功登顶。

“没有人有任何怨言，也没人觉得苦，大家想得都很简单，一切只为了完成征服世界最高峰的任务。

”三次适应性行军3月24日，珠峰大本营，史占春队长和登山队员们一起，制定了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计划。

根据国内外高峰探险的经验，他们决定在正式突击峰顶前，先进行三次适应性行军，一方面让队员们逐渐适应高山环境，另一方面，在沿途不同海拔高度建立起高山营地，同时将必要的物资和装备运上去，以备正式攀登时使用。

第一次行军，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6400米的地方，然后返回大本营休整。

第二次行军，从大本营上到海拔7600米的高度，同时打通攀登珠峰的第一道难关——北坳路线，然后返回大本营。

第三次行军，从大本营攀登到海拔8300米，侦察突击顶峰的路线，并建立最后一个营地——突击主峰营地，如果条件成熟可争取登顶。

第二天，如同气象组的预报一样，连绵的风雪停息了，珠峰迎来了第一个适合攀登的好天气。

中午12点，灿烂的晴空下，五星红旗在珠峰大本营冉冉升起，全体登山队员们背着背包，拿着冰镐，开始向珠穆朗玛峰挺进。

踏着东绒布冰川的冰积石，穿过布满冰雪裂缝、不时发生“冰崩”的冰塔区，27日傍晚，队员们安全抵达海拔6400米。

先遣队员们已经在这里建好了高山营地，营地不仅储备了不少高山物资，还设有电台、气象服务台和医务站，可谓沟通突击队伍和大本营的中转站。

在6400米营地休息一夜，登山队大部分队员开始返回大本营，除了副队长许竞带领的侦察小组。

他们要继续攀高，提前为队友们打通珠峰的第一道难关——北坳路线。

北坳顶部海拔高达7007米，坡度平均在五六十度，最大坡度达70度，个别地段近乎垂直，像一座高耸的城墙屹立在珠穆朗玛峰腰部。

因坐落在珠峰及珠峰北侧海拔7538米的北峰之间，看上去像个坳谷，故称“北坳”。

这里坡壁陡峻，积雪深不可测，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巨大的冰崩和雪崩，一旦发生，千百吨冰岩和雪块就如同火山喷发一样势不可挡，英国探险队就多次在北坳受到冰雪袭击。

如此危险的地段，却是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必经之地。

3月28日，许竞带着侦察小组率先登上了北坳的冰坡。

为防止跌下冰坡，他们用尼龙绳将几个人串在一起，一个紧跟一个，小心翼翼向上攀登。

攀至海拔6800米时，眼前出现了一道近乎垂直、高达20多米的冰崖。

据1958年侦察组探路得知，攀上这道冰崖唯一的路是冰崖上一条纵直的冰裂缝。

许竞一行很快找到了那条深陷而狭窄的冰裂缝，裂缝宽约1米，坡度在70度以上，但比起近乎垂直的冰崖，还是容易攀登的。

他们开玩笑地把这条路命名为“冰胡同”，休息片刻，便向冰胡同冲刺。

光滑的冰胡同没有支撑点，几个人就背靠“冰胡同”的一边，双脚蹬在另一边，依靠全身的力量，一寸一寸向上移动。

随行采访的新华社西藏分社记者郭超人在报道《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中写道：“运动健将刘大义这天刚好感冒，体力比较虚弱，在攀登这个‘冰胡同’时连续三次从中途跌落下来，跌得他头昏眼花，满身疼痛。

但他毫不气馁，继续进行第四次攀登，终于攀到‘冰胡同’的上端。

”天快黑时，侦察小组终于到达北坳顶端，完成了开路先锋的任务。

为了让大部队更顺利地通过这条路，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前，许竞又带了一支修路队率先出发，刨台阶、拉绳索、挂金属梯……被他们平整过的北坳路线顺畅多了，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很快胜利完成。

参加此次行军的77名运动员中，有40人都到达了7007米的北坳顶端，这在当时已是空前的世界纪录。

4月25日，身体状况良好的55名登山队员开始了第三次行军。

短短几天，登山队就攀上了北坳顶部。

这天是4月29日中午，正当队员们沿着珠穆朗玛峰山脊继续向前时，晴空万里的北坳上空突然起了风暴，狂风呼啸，队员们匍匐在地才能不被刮走。

有人试图搭帐篷避风，结果刚拉开帐篷四角，连人带帐篷几乎要一起被刮下山去，吓得队员赶紧撒手让帐篷随风飞走。

这时还是白昼，可不到两个小时，队员们就相继被冻伤，与大本营联系的报话机也因气温太低发生了故障。

队员刘连满等人在冰坡上发现了一条冰裂缝可以站人，大家进去躲了几个小时，才熬过了风暴最猛烈的时段。

当晚，登山队好不容易走到一处稍微平整的地方，设法修好了报话机，联系大本营得知“天气突变，后天转好”。

于是，史占春决定全队休息一天，5月1日继续前进。

5月1日果然天气晴朗，登山队从海拔7400米处出发，下午6点多终于到了新的高度——海拔7600米。

可是，前几天的大风冻伤，加上连续攀登中的高山反应，此时此刻，能够继续向上攀登的运动员已经不多了。

最终，5月3日，许竞、贡布、石竞、拉巴才仁四人攀到了海拔8500米的高度，并在那里建立了最后的突击营地，史占春和王凤桐两人则将路线开拓到了海拔8695米的高度。

第三次高山行军超额完成了预定计划，然而，这次行动损失也不小。

第二次行军时，来自兰州大学从事水文研究的青年队员汪矶发生严重缺氧反应，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6400米营地；这一次，来自北京大学的气象专业队员邵子庆也牺牲在了7300米的高度。

并且，队员们返回大本营后，翁庆章和医务组同事检查后发现，全队竟有34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冻伤，且大部分都是登顶希望最大的主力队员和骨干运输队员。

医务组八个工作人员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地给伤员打针、换药、抽水疱，竟然还忙不过来，没办法只好向拉萨请求支援，最后日喀则第八陆军医院派来一个六人医疗组，才算解了燃眉之急。

经过一周治疗，一些轻伤队员可以归队了，但冻伤比较严重的就只能随第八医院医疗组转到日喀则治疗，队长史占春也不得不去了日喀则。

严重减员的残酷现实，引起了登山队的不安，进山以来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的大本营，一时陷入了沮丧的低潮。

恰在这时，珠峰的天气也变了，山峦间升起浓雾，天气渐渐转暖，这意味着，珠峰适宜攀登的好天气快要结束了，一旦连绵的雨季来临，就只能等下半年九十月份或来年再战了。

备战一年多的攀登计划，难道真的要就此中断吗？

“不惜一切代价”在沮丧、焦急的情绪中，传来了北京的命令。

据说，访问缅甸后刚回到昆明的周恩来总理很关心登山队的情况，一下飞机就问：“我们的登山队登到哪里了？

”得知登山队三次行军后损失惨重，周恩来指示：“要重新组织力量攀登顶峰。

”接着，贺龙副总理向大本营传达了新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

剩下几个人算几个人，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

”总理对登山的关注，不仅是因与印度的登山竞赛，还与我国正与尼泊尔谈判的中尼边境划界问题有关。

当时，双方关于珠峰的归属问题存在争议。

1953年，尼泊尔籍的丹增·诺尔盖作为英国登山队的高山向导，从南坡成功登顶珠峰，尼泊尔对此大肆宣扬，其目的不言而喻，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怎么能说是你们的？

正是这样的背景，使得攀登珠蜂的登山队员们，陡然间肩负了一项庄严的国家使命。

珠峰大本营的气象工作人员前所未有地忙碌起来，探空气球不断地升上高空，矗立在山坡上的各种仪表不停运转。

终于，工作人员等来了好消息，5月下旬前几天珠峰山区将出现当年最后一次持续几天的好天气。

错过这一次，就是大雪纷飞、能见度极低的漫长雨季。

5月13日，大本营召开会议部署正式突击主峰。

原本具备登顶实力和技术的主力队员、骨干运输队员不少都冻伤了，只能重新选拔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

副队长许竞被任命为突击组组长，组员包括在前几次行动中担任运输任务的王富洲、经验丰富的刘连满和“轻伤不下火线”的藏族队员贡布，伐木工人出身的屈银华等10人承担最后的关键运输任务——将物资运到海拔8500米高度。

5月17日北京时间9点半，隆重的誓师大会后，4名突击队员带着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高20厘米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轻装出发。

翁庆章至今记得，出发前王富洲到医务室向他告别，只说了一句话：“我这次豁出去了，如果上不去，我也就不回来了。

”抱着这样的决心，经过几天艰苦而快速的行军，5月23日下午2点，许竞一行四人顺利到达了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

几个人支起帐篷略作休整，当晚，屈银华等10名运输队员背着氧气、摄影机等设备也赶到了。

那时，因为无线设备在途中意外摔掉，突击小组与大本营几乎失联，只能看到6400米营地上发出的气象预报信号弹显示：“24日为好天气。

”尽管如此，所有人都是义无反顾地向前。

根据事先安排，屈银华留下来拍摄第二天的登山影像，其余9名运输队员则返回8100米营地休息。

不料，24日早上刚走出帐篷大约10米，组长许竞就倒下了。

从登山队进山至今，他一直负责开路，体力消耗实在太多了。

无奈，组员们只好把许竞扶进帐篷休息，王富洲接任突击组长，运输队员屈银华临危受命，成为新的突击队员。

海拔8500米高度的氧气实在太稀薄，四个人从17日连续攀登至今，几乎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只能一步一挪地缓慢前行。

大约2个小时后，四人才来到了通往珠峰的最后一道难关——“第二台阶”处。

“第二台阶”总高20多米，相当于一栋七八层高的楼房，其下部较陡，但还能找到攀附点或支撑点，最困难的要数最上部的4米多，几乎是一道垂直的光滑岩壁。

第三次行军时，史占春和王凤桐曾到达这里，但他们只是观察了山势和路线，并没有继续攀登最艰难的最后4米多。

王富洲一行终于来到了“第二台阶”的中上部。

面对4米多高的岩壁，刘连满用尽全身的力量尝试攀登了4次都没能成功。

贡布和屈银华也分别试了2次，结果同样是跌回原地。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四个人着急得不行，终于，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想到了搭人梯的办法。

他主动蹲下当“人梯”，让队友踩着自己的肩膀攀登。

屈银华先上，他实在不忍心穿着满是钉子的高山靴踩在战友肩上，便毅然脱下了4千克重的靴子，没想到鸭绒袜子太滑也上不去，屈银华又脱下鸭绒袜子，只穿一双薄毛袜打钢锥、攀爬……这个过程不过短短一个多小时，屈银华的两足脚趾和双足跟就被彻底冻坏只能切除……蹲下当“人梯”的刘连满同样不容易，这样的高度，任何一个轻微的动作，都会给身体带来沉重的负担，刘连满却要用身体托着100多斤的队友慢慢站直，足足坚持一个多小时，可想而知，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力！

借助刘连满的高度，抓着打下的钢锥，屈银华终于第一个爬上了“第二台阶”顶部。

紧接着，刘连满又把贡布、王富洲先后顶了上去。

最后，上面的三个人放下绳子，合力把刘连满拉了上去。

此时，时间已是下午5时，平原地区或许不起眼的4米多岩壁，竟然耗费了他们三个多小时。

来不及歇息，片刻后四个人继续结组前进。

这时，长时间在前面开路的刘连满体力越来越虚弱了，一连摔倒了好几回。

在海拔8700米处又一次摔倒后，他挣扎再三还是没爬起来，其余三人只能将他安置在一处避风又不会发生坠岩危险的地方休息，并把所剩无几的氧气留下一瓶，准备回程时再来接他。

安顿好刘连满，已经是北京时间19点左右，由于时差的存在，珠峰上还有光亮，但这里距离顶峰还有100多米，如果继续前进，就意味着要摸黑行军了，此前，中国登山队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前进？

后退？

还是原地休息？

与大本营失联的三个人没有考虑太久，想到之前的天气预报说25日天气将变坏，很快取得共同意见：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能错过最后的时机！

1960年5月30日，王富洲等3人回到大本营受到热烈欢迎。

凌晨登顶1960年5月24日夜里，点点星光映着雪光的珠峰高处，贡布打头，屈银华第二个，王富洲最后，三个黑影在模糊的夜色中摸索着前进……没有人留下这一幕的任何影像资料，今天的我们也无法想象，缺氧、寒冷、饥饿、干渴、无光的情况下，处于极限负荷的三位运动员到底是怎么抵达顶峰的，我们能够直接看到的，只有亲历者若干年后的回忆片段。

2010年，贡布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回忆相当平静，他说：“岩石是黑的，虽然有一些雪，但还是看不清楚，这么着走了两三个小时，眼睛也适应了，这时候已经接近最顶峰的雪坡了。

我们就顺着雪坡往西走，王富洲问我，到了没有，我说还没有。

我们就一直这么走，估计这时候已经半夜两三点了。

王富洲问我，到了没有，我说，到了，再没有地方走了，再走就下去了。

”贡布所说的“半夜两三点”，确切时间是北京时间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距离他们前一天早上从8500米营地出发，已经过去了将近19个小时。

将近一昼夜的连续攀爬中，三个人不曾补充一点食物。

或许是体力消耗到了极限，登上顶峰的三个人竟然都没有过于激动，贡布回忆“当时我们也说不出话来，嗓子都是哑的，没哭，只是觉得高兴”，屈银华只感觉“我们完成任务了，可以下去了”，王富洲说“想不了这么多，没有力气想了”，紧接着就是得“赶紧安全往下走”，因为刘连满还不知状况如何。

没有可以拍摄的光线，三个人按照预定程序平静地忙起来。

屈银华用冰镐插进冰面作固定保护，贡布从背包里拿出国旗和毛主席像，王富洲将写好的纪念条折好，一起放进空罐头盒子里，然后放到顶峰下方约七八米处避风的碎石堆里。

做完这些大概花了15分钟，最后，王富洲采集了9块岩石标本和雪样标本，三个人开始下山。

离开顶峰时，三个人一共只剩下20多升氧气。

下到海拔8800米左右，三个人将最后一点氧气分着吸完，扔掉空瓶。

这时，天渐渐地亮了，快到海拔8700米时，屈银华取出随身携带的摄影机，回头将珠峰峰顶拍了下来，这成了中国首次征服珠峰最珍贵的画面。

再往下走，三个人看见了向他们招手示意的刘连满，在顶峰都不曾落泪的三个汉子，此刻都激动地哭了。

更让他们感动的是，刘连满竟强忍着疲惫不适，把上山时队友留下的氧气保存了下来。

24日晚上，刘连满不知自己是否还有生存的可能，就用铅笔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封简短的诀别信：“王富洲同志，这次我未能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任务，由你们去完成吧，氧气瓶里还有些氧气，对你们下山会有帮助，告别了，你们的同志刘连满。

”写完信，刘连满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谁也不敢相信，他竟然挺过了这一夜。

四个人兴奋得相拥而泣，分享了刘连满冒着生命危险留下的氧气和18块水果糖，继续下山。

山下大本营事后得知，就在他们下山途中，珠峰北坡开始飘起小雪，第二天的5月26日，珠峰天气突变，降水量急增，那时正在南坡攀登的印度队，遭遇大风雪后不得不铩羽而归。

5月30日，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刘连满等所有参与第四次行军的队员，全部安全返回5120米大本营。

其中体力相对较好的贡布和刘连满在26日赶到了7000米北坳营地，通过那里的通讯设备将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大本营并转北京。

5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将中国成功登顶珠峰的喜讯传遍了全国。

不久，拉萨、北京等地纷纷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遗憾的是，王富洲、屈银华、刘连满没能亲眼见证这些庆祝活动，下山后，他们静静地躺进了医院。

翁庆章告诉记者，通常，攀登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山，丢失10斤体重是常有的事，但王富洲此次上山前的体重是160斤，下山后只剩下101斤，屈银华从154斤掉到了102斤，冻伤的十趾和脚后跟被全部切除。

在5120米大本营举行升旗仪式。

中国登山队创造的奇迹传遍了世界。

1961年，《中尼边界条约》正式签署，两国历史上遗留的边界问题得到解决。

15年后的1975年，中国登山队女队员潘多和8名男队员再次从北坡登上珠峰，创下男女混合集体登上世界最高峰人数最多的世界新纪录。

这次登山时，队员们借助屈银华当年打下的钢锥，在“第二台阶”最难攀登的岩壁上架起了一座近6米的金属梯。

截至2008年奥运圣火登顶珠峰时，约有1300名国内外的登山者通过这座梯子成功登上地球之巅，他们将梯子称为“中国梯”。

如今，以1960年的钢锥为支撑点、1975年竖立的“中国梯”已被收藏进位于拉萨的珠峰登山博物馆，“第二台阶”处又换上了一架新的“中国梯”。

当年的许多登山前辈们也已故去，但一新一旧两架“中国梯”，承载着中国人探险珠峰的壮烈历史，更饱含着中国第一代登山队员首征珠峰的艰辛与无畏。

赶着制作的共和国70周年献礼片，太仓促了，虽说是上海出品，但离优秀品质还差很远。

故事剧本并不好，线索很乱。

且这批攀登者为国争光而攀登珠峰的动机，很难被现在的年轻人所接受。

片中种种的桥段和铺垫也难以令人共情——在那样简陋的装备条件下，登顶珠峰值得那么多人牺牲吗？

动机的本质是爱国，要证明国家实力，但全片看下来的感受却是后怕。

登山，运气重要，气象预测也重要，这是常识也是科学。

片中队长一人说了算，根本不听气象局的，失败了两次才说我错了。

这群人，一边登山一边谈情说爱，还用用公共通讯频道互诉衷情，可信吗？

至于特效，吴京一下子跃过雪崩的口子，简直神化了！

用力过猛。

——登顶是个好题材，像《徒手攀岩》等片（虽说这是部纪录片）看得激动人心。

在向顶峰进发的过程中，必然要设置种种障碍，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是经典的类型电影叙事模式，但是怎样合理化整个通关升级，尤其重要。

也许有些人就是天生爱冒险，但因为诸如攀登珠峰等行为恰好符合某些政治宣传的需要，就被赋予了爱国色彩。

对于这一点，可能需要更多维度的分析。

总之，在主旋律片中，虽然《攀登者》也集结了最大牌的华语电影明星，如章子怡、吴京等，但票房不及预期，这还是在强势宣发下的结果。

以阵容看，《攀登者》毫无疑问是2019年内地国庆档期最为强大的存在，霸气外露、气宇轩昂、满载期待。

这是吴京继“战狼2”与“流浪地球”后，首次以领衔主演的身份亮相大银幕。

女一号请来了章子怡，外加张译、胡歌、井柏然这些人气与演技并存的中生代，连配角都是柏林影帝王景春。

除了星光熠熠的演员，制作团队也堪称华丽，编剧请来著名作家阿来，监制有徐克压阵。

再加上登顶珠峰这样戏剧性与史诗性兼具的题材，能自然地躲开传统主旋律叙事的桎梏，充分借助商业类型片优势，从以小见大的角度书写宏大命题。

唯一的短板或隐忧，只在导演一项——“飞碟帽爱好者”李仁港。

实事求是讲，这十几年，李仁港就没真正拍过好电影，所有作品都在及格线以下，不忍卒睹。

最后，李仁港也果然不负众望，毫无意外地继续保持稳定发挥。

把一部天生王者的新主旋律电影，拍成了节奏拖沓、叙事单调、逻辑分裂，甚至连最基本的情绪主题都没整明白的半吊子电影。

不知道这部电影在最后制作阶段发生了什么，只是如此重大的题材如此璀璨的阵容如此高昂的投资，在如此重要的档期如此高调的上映，居然在成片中还会出现大量配音与嘴型不同步的问题？

是有关方面亲切关怀，具体指导意见太多？

还是有人半路抢走剪辑权，给电影咔咔一顿猛改？

背后的种种观众无法知道，只能对着上映的成片一声叹息。

客观讲，《攀登者》在美术、摄影、声音、配乐等硬指标上表现还算可以，加上演员们演技在线，构成了电影的基本盘，它虽然让人觉得不满，倒不至于打上“烂片”标签。

电影给人最大的不适感，在于情绪的分裂、叙事的苍白、情感的轻浮，以及高预期落空后的强烈的失望感。

不够好，对于《攀登者》这样体量和层次的电影，本身就跟“糟透了”是一个意思。

再三反思，板子应该打在剧本身上。

从主题选择到人物设计再到剧情结构，甚至逻辑，都问题多多。

《攀登者》毫无疑问是主旋律，弘扬什么，讴歌什么，早已定好，是无须创作班子去劳神取舍的。

但李仁港如同大多数香港的商业片导演一样，很难找到共情点。

他没法去表达那种发于微处暗合于时代的细节和情愫，就只能用空洞的口号搭配恢宏的配乐去自证庄严。

于是电影一次又一次生硬地把表态挂在嘴边，却不能嵌套进角色们的行动逻辑中。

两段突兀的爱情则进一步模糊了主题。

看似丰富的情感表达没有分出主次，以至于电影中主角的动力一直在国家荣誉、冒险热情和爱情之间摇摆。

最要命的是电影的高潮戏居然将情绪出口放到了“爱情”之上，吴京与章子怡最后的电波表白完全冲淡了登顶的升华，此前一再堆积的宏大命题瞬间成了无本之木，那一口气最后只能淤积在观众的心里，难以释出。

当然，人的情感也可以是宏大而普世的，如果电影一直以两个人的爱情作为叙事主线，这么处理也无可厚非。

问题是电影一开始摆出的姿态并不是“人本”，而是国家荣誉民族复兴这样的政治思维，是“我们中国的山，一定要是中国人先爬上去”“命可以不要，但摄影机要保住”这样的政治自觉，这也符合历史语境。

爱情在电影里原本只是一条副线，你不能四分之三篇幅都是在政治使命的趋势下冲刺逆境，最后却冷不丁地把主题偷换成“珠峰绝恋”，这不成了精神分裂么？

无怪乎电影中连领导都要吐槽，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说这些（大意如此）？

这种站位不高格局狭隘的创作思路，是很多香港商业电影导演的通病，他们出生并成长于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从未经历或接触过集体主义的洗礼，也对大陆的政治社会文化缺乏正确清晰的认识。

从骨子里无法理解这样的情感，也不能自发地围绕这样的情感抒发情绪，最后只能强拧着往自己熟悉的叙事逻辑转变。

而以吴京与章子怡的身份和地位，又需要一场两个人都要充足表现的高潮对手戏，你不让他们谈爱情还能谈什么？

气象预报么。

最后还真的吐出血来，如今连最俗气的国产爱情电视剧都不屑用这种套路了。

感觉吐的不是鲜血，而是“狗血”。

这一口血，不仅喷走了感动，也把电影的整体风格喷得四分五裂。

角色的设计上，吴京是高大全的绝对主角，他的存在基本上是定海神针，可以飞身救险，也可以硬扛冰山，所有困难在他面前都能迎刃而解，也难怪其他当红演员要火速地黯淡，各领各盒饭。

可是千不该万不该，电影要用浮夸的吊威亚的方式去表现吴京的身手，让这部写实题材的电影，出现太多让观众出戏的匪夷所思的动作场面。

我理解电影是想物尽其用，要充分用好“吴京”这个元素，动作场面不是不可用，但必须服从于整体风格。

邦德不会凌空三脚，伯恩不会回旋踢，叶问也不能跟你玩MMA。

如果电影中男一号的身手可以战胜地球引力，又何必在那对着一座不能动的冰山唉声叹气？

《攀登者》显然适合更符合物理规律更写实的那一类设计，而不是这种古装武侠片式的旋转跳跃辗转腾挪，李仁港显然没有从自己的创作惯性里走出来。

万幸的是，他没有给登山队员们一人发一顶飞碟帽。

张译的人物也是问题多多，基本等同于半个反派，堪称恶劣天气之外登顶的最大阻碍。

前期就是一味的左倾冒进，后来又变成了右倾保守。

他的思维逻辑我觉得可以理解，但电影的问题在于没有让这种执拧和转变变得合理可信，反而让这个人物显得粗暴、生硬、理性缺失，最后就算人物成立，也让人喜欢不起来。

好在演员们的演技还在，不然整部电影真的就全垮了。

章子怡和吴京如此不来电，还是勉强凑出了一条感情线。

问题是这样的情感本不应在电影里占据如此多的篇幅，何况电影里的爱情不止一段，而是有两段，真是太闲了。

节奏也是问题多多，开篇就仓促凌乱。

剧情设计上也是神展开，有意识地淡化历史背景，平叛、领土纷争、中苏决裂被模糊处理，都可以理解。

但吊诡的是一开篇，三名登山英雄就成功登顶！

即便历史如此，这种开篇即达成的处理也严重影响了电影后续展开，让最后的登顶所带来的冲击力量全失。

之前条件那么恶劣都爬了上去，之后这么大阵仗这么多保障还搞得如此狼狈，有什么值得欢呼雀跃、热泪盈眶的？

即便想铺垫这层信息，完全有更灵活更巧妙的手法，不一定非要如此高亢、激进、事无巨细。

最后是力也用尽了，九死一生，却因为进入太早而并不感人，还严重影响了后续情绪的积累。

这样的瑕疵在电影里比比皆是。

正片中，登山队向顶峰发起了数次冲击，其中套路循环也大致相似，天气预报-指挥错误-服从指挥-遇见困难-冲击失败，大概如此。

篇幅上也没有太多差别，分不出轻重主次。

所以等登山队最后克服困难，真的爬上顶峰时，观众已经严重审美疲劳了。

即便电影放大了天气的不利状况，又画蛇添足地加了一大段爱情戏，依然没有让这份情绪真正燃烧起来。

这其中固然有复述既成现实所带来的上帝视角，更重要的是，我的兴致已经在一次次重复中被消磨殆尽。

角色们缺乏足够成长性，登山的过程不是递进的，而是一次次重复挫折，最后以莫可名状的运气或是精神实现突破，以至登顶的喜悦并没有那么大。

这不能称之为逻辑问题，但对于整部电影情绪的冲击却是灾难性的。

这样的结局注定了《攀登者》只能以不过不失，将就可看的面貌呈现，从一部霸气十足的电影，变成了温吞保守，如履薄冰之作。

它很难激起任何社会性的议论，也难以给人太多回味，哪怕有些许小感动，都会在电影结束的刹那瞬间消失殆尽。

这样四平八稳的姿态，一如电影所挑的导演人选，不犯大错，小心翼翼，也毫无突破进取之心。

唯独可惜了这样壮盛的阵容，以及观众们所抱有的高预期。

让观众失望，结果可能比让观众受惊更严重。

就好像手里抓着四个二一对王，拆得七零八碎打出去，未必会输，但就是让人觉得可惜。

我建议电影改名——《珠峰绝恋》看完后我终于理解了这些年来香港电影越来越颓势，只能拍都市警匪剧的原因。

香港导演，似乎是真的无法理解“英雄儿女”这个概念的。

电影的一开头，有学生问起吴京“你为什么去攀登”，片中吴京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切了一个画面。

载誉归来的吴京和章子怡去旧工厂，吴京一边爬上工厂的顶端，一边让章子怡读登山家马洛里的一段话，并准备表白。

“露丝将目光聚焦在325英尺的圣马可教堂上，却不曾把眼神给予我哪怕一秒，于是我很快脱下帽子和手套，靠着矫健的身手，徒手攀登上了大教堂。

虽然此举引来了警察，但此前对我并不在意的露丝，却因目睹了我的矫捷身手和果敢，在我被警察抓走的那狼狈一刻为我倾心。

— — 我们因攀登结缘”那一瞬间，我就开始为这部电影揪心了。

马洛里的故事传奇，真实，动人，“证明自己，为爱攀登”的这个答案也很好的回答了“你为什么去攀登”这个问题。

但这个答案，绝对不适合中国，尤其是电影年代中的中国。

这部电影的片名是攀登者，什么是攀登者？

克服艰难勇于攀登的人，在这部电影中，表面上是登山队员攀登上珠穆朗玛峰，实际上是一穷二白被人看不起的新中国攀登上被尊重被认可的大国地位的血泪史。

1960年不被认可的第一次攀登，十五年后克服艰难成功登顶，这个故事本身，已经是最好的注解了。

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下，“为爱攀登”这样的个人感情能不能有，我觉得可以有但要不要占据大篇幅甚至在刻画上超越主线，我觉得就要仔细考量了。

至少，在那个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年代，个人的小我的情感，是肯定会让位于国家的大我的。

理想的实现有两种，我实现了理想，或理想通过我而得以实现很多人能理解第一种。

但只有那个年代的人，以及从小接受了这套价值观教育的人，才可以理解第二种，牺牲自我，让理想通过我得以实现的这种集体主义情感李仁港导演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觉得，他应该是真的无法理解第二种思想的这才是电影最大的根源上的问题，导演的价值观和故事本身的价值观，是存在巨大冲突的。

很多人看的别扭的原因也在于此。

这也是后续一系列问题的核心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藏族妹子黑牡丹这莫名其妙的感情戏还没登顶就开开心心合影之后领便当的突击队长不经申请就带着队员上山的气象队长以及，让我目瞪口呆的章子怡和吴京在八千海拔的高峰上用军用电台互相表白，一度让我觉得自己看的是不是《珠峰绝恋》重点是还干扰到了正常信息的传递“你说的太小我听不见”这样的情况下，换人汇报不行吗？

对面可是经历过饱和式救援的人，还能忍受你在危急关头儿女情长？

什么叫英雄儿女？

有家国担当，又不忘儿女情长。

而不是大故事里给你谈恋爱。

真要让我拍，一是把感情戏都删了，二是别用插叙，电影一开始就让观众带着和国内外大众一样的疑问"1960年到底登没登顶？

"去看电影。

等到结尾，1975年再次登顶之时，吴京回忆起这些年他作为登山英雄遭受的质疑，祖国被其他国家的无数次质疑，被人无数次询问“你究竟为什么要攀登？

”。

此时，再从顶峰挖出1960年埋下的手电，揭晓答案。

这个时候，拧开手电，国旗展开这不爆炸吗？

多好的题材啊，之前在朗读者听过片段，听说有电影版的时候其实我是特别期待的，是三部片子里面最期待的。

没想到真的看到电影大失所望，真的不该有这么多的感情线，在登顶珠峰这样的国家民族大事上，个人感情可以有，但是要点到为止，60年那次登顶之后大家的心里变化应该更多刻画，以至于演到张译和吴京喝酒时的情绪那段，我旁边的小伙子迷茫地说:他咋来来？

[允悲]甚至按吴京的建议把章子怡的角色改成前妻也会好很多。

开头吴京在废旧工厂跑酷那段真是败笔，每次他俩单独对戏我都感觉吴京面露难色。

还有后面那段即将登顶时，好不容易和气象队有了信号，就一句:先别登顶！

有强风！

就不能让别的气象队队员有点儿台词吗？！

非得让章子怡说？

还是别的队员都是哑巴？

这么重要的时刻，她咳嗽还能算大事儿吗？！

结果在章子怡磨磨唧唧的时候信号断了，一群气象队队员又搀扶着章子怡往前走？

分不清轻重缓急吗？

相信章子怡角色原型一定是聪明睿智又灵活的气象专家，章子怡演技也没得说，但是这个导演和编剧把徐缨这个角色变成了此片最大的败笔！

李仁港恐怕是不能复制林超贤的成功了。

同样是主旋律大片，当年由林超贤执导，张涵予主演的《湄公河行动》取得了票房12亿，豆瓣评分8.0的奇迹双赢，这种商业和意识形态上的双重成功在以往的主旋律影片上几乎不可想象。

随后，林超贤再一次用《红海行动》超额刷新了大家对主旋律大片的期待上限，票房36亿，豆瓣评分8.3。

今天看来，林超贤的成功无意中开启了一个主旋律大片的制作新模式：香港成熟商业片导演 + 实力演员 + 流量明星 + 大众民族情绪。

而今年国庆档三部影片中的两部，都复制了这个模式，《中国机长》请来了《无间道》的导演刘伟强，《攀登者》则找来了拍过《猛龙》和《锦衣卫》的李仁港。

说起来，关于李仁港的导演水平，豆瓣上还曾有过一次不大不小的论战。

当时豆瓣上的港片影迷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推崇杜琪峰，觉得银河映像最牛X，另一种，则是其他。

在这群其他中，有一个ID为“释凡”的影评人，居然宣称李仁港最牛X，《猛龙》比杜琪峰的多数电影都好。

如果释凡说的是王家卫或者徐克，哪怕是林超贤，什么争论都不会发生，但他说的居然是李仁港，居然是《猛龙》，一瞬间，豆瓣上的香港影迷就分成了释凡和所有其他人。

提起这件旧事，是想说除了“释凡”，其他人都明白，相比林超贤，李仁港还是差点意思。

看完《攀登者》的点映场，我想恐怕连“释凡”也该醒悟了。

《攀登者》的不好很多，比如叙事节奏上，三上珠峰的设计显然太多也太过均匀，时间不够用，所以每一次的铺垫都不够，急于进入灾难戏，又仓皇结束，观众的情感刚刚拿出又要收回。

再比如叙事重心，不知道是登山难拍，还是明星太多，真正登山的戏太少了，让人难以建立起对珠峰的敬畏和对攀登者的崇敬。

更糟糕的是配乐，几乎铺满了，全程煽情，像遮丑的厚粉底一样难堪。

然而最根本的不好，或者只是我最想谈论的不好，在于李仁港对吴京这个角色的设定：仍然更像一个超人，而不是一位专业资深的攀登者。

而这让影片在基调上发生了精神分裂。

作为攀登者的吴京，未免过于厉害了。

他可以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仅凭两指就把自己挂在几米高的地方而毫无畏惧，像金刚狼或者钢铁侠，类似的“超人”戏份比比皆是，或许有人会反驳说这是电影的合理夸张，但这种夸张可以出现在《战狼》里，却不应该出现在《攀登者》中。

因为他背离了电影的写实基调，从根本上伤害了电影的可信度，让其他普通专业人的努力和牺牲失去了力量，让攀登珠峰的困难变成了儿戏，毕竟对“超人”来说，登顶珠峰有什么难度呢？

整部电影我最喜欢的段落，原本可以是吴京第一次在废弃工厂里用登山者的特殊方式像章子怡表白，那是他们的爱情戏中最动人的部分，那里面有一种只属于攀登者的浪漫。

但如果你看了电影，你一定会同意我，吴京的动作太轻巧了，但他的动作有多轻巧，他的爱就有多轻浮。

他那矫健轻松的超人样子，让这场表白失去了应有的分量，再一次。

不必说，这种设定是对吴京“战狼”成功形象的延续，是一种基于票房考虑的投机。

导演和片方一定认为，观众喜欢看的是在珠峰上拍动作戏的吴京，而不是攀登者吴京，所以这个角色不但不服务于电影，甚至还“捅破”了电影。

这或许是一种成功的商业策略，但却绝非好电影和好导演该做的事。

所以我建议这部电影不如改叫《攀登侠》，或者干脆就叫《攀登吧！

战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