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偷联盟

电影《米花之味》今天在大陆上映。

几天前，我在北京电影节展映活动中看了这部片子，看完后有点担心。

倒不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地担心票房。

我想，用这种云淡风轻的叙述方式来处理留守儿童问题，也许会引起习惯悲情叙事的中国观众的一些不适？

映后，在散场的人群中我听到了零星的质疑。

回家看豆瓣影评，发现果然有人在杭州的展映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这部电影对留守儿童的问题是否避重就轻了？

并没有避重就轻。

其实啊，是我们习惯了用沉重的眼神，去看待一切自己不熟悉的话题。

我2012年在广州市海珠区的城中村做农民工调研。

2012和2013年年末，我都在广州东站调研返乡城市劳工。

我也去过东莞、深圳等地的工厂做调研和访谈。

为了让调研对象降低戒备心，我通常选择多和他们闲聊。

由于我的大学生身份，子女和教育是他们最愿意与我交流的话题之一。

说到小孩，90%的民工父母都和我讲：小孩在老家。

为什么不把他们带在身边？

答案也很简单，无非是就学困难和无人照料。

想小孩吗？

当然想了。

想和小孩一起生活吗？

当然想了。

可是老家没钱赚，出来打工才有钱供小孩吃穿上学。

这个逻辑链非常简单耳熟。

但是父母们并没有对这个话题表达出过分的忧郁：他们一边表达着无奈，一边乐呵呵地给我看返乡时给小孩买的玩具，说着小孩的青春期问题。

而小孩子们呢？

没有双亲在身边的日子当然有很多生理和心理上的麻烦，但是没有小朋友会一年365天哭丧着脸眼望窗外等爸妈归来。

“留守儿童”。

这个问题里有诸多无奈，但是并不悲惨啊。

《米花之味》反映的是真正的留守儿童生活。

酸甜苦辣千种滋味，但绝不是苦大仇深和悲天悯人。

《米花之味》的叙事，更接近田野社会学的语气。

对事物保持一段距离时，最容易做出立场明确的价值判断；但距离越来越近，清晰的立场会变得模糊不清。

《米花之味》和傣族村庄、留守儿童的距离太近了。

近到没有办法用社会议题的语气来讨论问题。

在电影中，导演和观众一同，变成了观看者而非评价者。

这和我们的信息获取方式是相反的。

在这个速度飞快、流量为王的自媒体时代，“立场”“态度”和“情绪”成为了能在10秒钟内抓住阅读兴趣的内容法宝。

比起多角度地描述面目不清的“留守儿童”，悲惨的标签更能吸引人的兴趣。

但这种信息接受方式成为惯性后，对个人和社会都是巨大的伤害。

我们无法接受一个“不悲惨”“不沉重”的留守儿童，因为这个形象和我们的观念标签相去甚远。

当《米花之味》告诉我们：嘿！

其实不是这样！

留守儿童的天空也是蓝蓝的啊！

我们接受不了。

我们本能地排斥和我们的刻板印象不一致的东西。

我们说：导演你在撒谎！

你避重就轻！

其实是我们不敢承认，这个话题可以很轻盈。

毕竟，父母让孩子在家留守的初心是爱啊。

每一位作家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者。

——博尔赫斯《卡夫卡及其先驱者》 1952在看过第二遍后，我仍然惊叹于《米花之味》的神奇，它所赋予的奇妙体验完全从留守儿童的民族志影像中超脱出来。

这是华语电影中从未有过的一种风格：在日常生活的贫瘠表象下潜藏着富足的幽默与俏皮，其可爱的盎然趣味令人不断回味。

在鹏飞的这部作品中，我们能发现他如何放弃掉处女作中从蔡明亮身上接受的滋养，并发展出一种“反现实”的影像风格：表现在过度明亮的摄影、戏剧点的铺陈和自然化的表演三者相互违抗获得的奇妙效果。

我们找到了导演鹏飞的“先驱者”：首先是那位不太为人所知的巴勒斯坦导演伊利亚·苏雷曼，擅长于营造一种基顿式的冷幽默，并不时表现出雅克·塔蒂电影中的“童趣”；然后是日本导演北野武，总是在让人一阵摸不着头脑的镜头剪辑后突然给予你一个用特写来突显的回答，让人会心一笑；最后很可能是是枝裕和（在访谈中，鹏飞多次提及），他电影中的演员如同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的自然感或许给了鹏飞一种策略，来抗拒苏雷曼与北野武电影中不甚自然的僵化风格。

《米花之味》虽然铺设了一条明显的叙事线索：外出务工的母亲回家后遭遇到各种问题，最后与留守的女儿相互和解；但电影反常地放弃了这个可以生发出一种普世价值观的戏剧套路，转而开发一个个幽默的戏剧点。

这自然是高妙的手法，一反常态，成功瓦解了叙事咬合精密的惯常逻辑。

在苏雷曼的《神的介入》（2002）中，便是由相似的手法完成：整部电影描述了一组生活在以色列军队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的日常幽默插曲，但没有完整故事和叙事动机。

这种依靠一个个幽默点的铺陈方式自然与稀疏平泛的日常生活相违背，苏雷曼丝毫不介意电影是在现实之上的重新建构，因而《神的介入》中出现了许多超现实的画面，表演也完全以僵化的方式展现。

对于鹏飞，僵化是他必须面对的难题：如何缓和剧情上的刻意设计，又能获得自然的效果。

他找到的对策也许是从是枝裕和的电影借鉴，让演员像在日常生活中那样表演，从而获知一种温情，而不是像苏雷曼或北野武电影中表面冷酷的幽默。

或许可以说，伊利亚·苏雷曼与是枝裕和这两位导演的结合，让鹏飞的《米花之味》获得了北野武电影中的影像效果：冷酷又不失温情，戏谑又不乏细腻。

而北野武正是鹏飞心目中最为挚爱的导演，他不仅将自己所有社交媒体中的头像都换成北野武，还不乏幽默地把微博的昵称改为“北野鹏”。

在此，鹏飞将自己安置在了由基顿、塔蒂、苏雷曼……等导演组成的冷面喜剧谱系上，并将其改造为一条走向现实的“反现实之路”，来表现那些最为困顿、难解的生活难题。

《米花之味》的出现，自然是今年华语电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给予了那些仍在不自觉地用影像写实的方式探测现实深度的惯常套路当头一棒。

就像鹏飞自己在映后交流中说的，他的内心“还是个孩子”。

82年出生的他，现在看来仍像20刚出头。

一个凭其天性拍电影的导演，我们能在他的电影中发现这种天性。

每当我们被他在电影中设计的幽默弄得哈哈大笑之时，就能感觉到背后那颗年轻又有趣的心灵。

让我们期待他以后的作品吧。

导筒×鹏飞：《米花之味》后还拍云南，想让北野武和李康生一起出演米花之味，彩云之南导筒专访×鹏飞《米花之味》是鹏飞导演的第二部长片，入围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威尼斯日”单元，鹏飞的处女作《地下香》同样入围过“威尼斯日”单元，并获得了由欧洲和地中海影评人协会颁发的单元最高奖：最佳影片“fedeora”奖。

《米花之味》聚焦中国云南的偏远边境地带，讲述由英泽饰演的母亲从外地务工返回故乡，重新开始与女儿共处的山村生活。

与《地下香》关注导演成长所在的北京不同，《米花之味》是鹏飞深入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等地，通过一年多的实地生活来寻找剧本灵感，并在当地启用大量非职业演员拍摄完成。

此次鹏飞导演接受【导筒】2个多小时的长访，回顾了电影生涯中诸多特殊而有趣的经历，详细讲述了如何在大学阶段就进入洪尚秀，蔡明亮等名导的剧组，成为导演后个人作品又合作到陈博文，廖本榕，铃木庆一等海内外诸多幕后大师，以及解决片场的各类困难，如何进行跨国合作，以及对于长时间实地生活式的创作的思考等等。

《米花之味》与今年的新片《石头》、《笨鸟》、《嘉年华》等片都选择了关注青少年群体，而《米花》也在留守儿童问题等上，给出了写实独到的表达。

采访全文导筒：导演你好，首先想了解下你在法国学电影的经历，包括之前为什么会去到法国？

开始是怎样培养出对电影的兴趣的，你说过对香港电影非常钟爱。

鹏飞：对电影的兴趣，包括香港电影，我结合在一起说。

小时候我和我姥爷一块住，也就跟我的舅舅他们一块住，那个时候比较流行港片，因为改革开放有几年了，港台很多录像带进到大陆，我舅舅他们就几乎是每天去租录像带，就在我们家旁边，是我上学的路上。

所以有时候他们也让我顺道去还带子，还一个带子，再换一个回来，比如把昨天的成龙的换掉，把周星驰的换回来，或者把《英雄本色》换掉，把《双龙会》换过来。

《双龙会》（1992）、《英雄本色》（1986）这样我也就是跟他们一起看，从小看着港片，慢慢地很多兴趣就培养起来，很遗憾的是每次我都是九点半就睡觉，或者十点，因为还上着小学，他们就看到很晚，可能一晚看了好几部，那我就只能在我的房间，门不关，听着录像带的声音，慢慢进入梦乡，第二天就把这些带子又还回去。

与此同时，像我妈妈或者我姥姥，她们比较喜欢看的电影，是一些译制片，早一点的我可能没有赶上，比如说《列宁在1918》，朝鲜的《卖花姑娘》这些。

我大概是从阿兰·德龙的《佐罗》开始，电视里总是放，我对他的配音也非常感兴趣，配音是童自荣，也总是听《佐罗》那个配乐。

然后慢慢地，上初中，上高中，一直都是港台的影片看得比较多，因为家里边总是租这些带子。

《佐罗》（1975）至于为什么去法国，是因为当时上完高中，高考之后，我就没有直接去上大学，我是想去出国看一看，但我选哪个国家呢，英国、美国的学费太高了，生活费也比较高，所以我就选择法国。

还有一个故事我从来没有讲，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导筒：可以说一下。

鹏飞：就说为什么想做导演，往这边发展，其实我一开始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理想，我是因为大二的时候有一个实习，当时我是学剪辑的，自学Final cut，我在香港找到一个实习，我是在网上，那时候人在巴黎，找了一百多家香港几乎所有的制作、后期公司，还有一些出品公司，我都把电话、地址找下来，印了一百多份自己的简历，和拍的学生作业，刻成DVD带到香港去一家一家送，因为当时大家跟我说邮件过去就好了，但我觉得email过去没有太多的诚意，而且我觉得我亲自把简历送过去，可能机会多一些，但是很可能大部分还是把简历扔到垃圾桶里去了，像稿纸。

然后我就到了一家后期公司，开始擦威亚，擦那个线。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港片叫做《黑白道》，是黄秋生跟张家辉演的片子，我去那里做简单特效，把画面里一些变成黑白的。

《黑白道》（2006）公司里有一个咖啡台，工作人员可以去冲点咖啡，弄点水，然后里边有一个小冰柜，透明的玻璃柜，放着很漂亮的汽水，我特想喝一个。

有次我终于鼓起勇气拿了一瓶，还没打开，然后主管过来，用广东话说，你不能喝这个。

我说为什么不能喝？

他说这个是给客人喝的，给导演喝的，我就拿回去，过了一会儿，黄精甫来现场看他片子的特效，就是得金像奖最佳新晋导演那个，正好就坐在我身后那台电脑看，我背对着他，后来那主管过来说，“导演，你喝汽水，不够再喝....”什么的，那时候就想，气死我了，我一定要拍电影，后来我下一年我就转成导演了，哈哈。

导筒：没想到香港电影把你“逼”成了导演。

鹏飞：我始终都没有尝到那个汽水是什么味道。

导筒：所以你在后期这个公司实习了多久？

鹏飞：就是一个大暑假，2个月。

导筒：之后应该是你遇到蔡明亮导演了？

鹏飞：对，然后中间就是大三的实习，就是洪尚秀的《夜与日》，但我也做的最基本的东西，我在制片组，根本就没有接触到创作，然后就是毕业，也很偶然的机会跟蔡导去拍戏。

《夜与日》（2008）导筒：因为您跟他的时间很长，可以简单说一下当中的经历，比较有意思的部分，或者有没有刚学电影的新人能够借鉴的，怎样在跟组的时候能够尽快学到一些东西。

鹏飞：因为我这个人其实在剧组或者其他地方，都不惜余力去干活，不管这个电影是我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比如说在拍《脸》的时候，我一个人兼职很多，我是司机，然后也是翻译，我也负责照顾台北来的几个同事，那其中就有现在《米花之味》的摄影师廖本榕先生，因为语言的沟通方便，我还做副导演的工作，然后现场总是跑来跑去，从来就不停，需要我，我都愿意去做一些事情，不管是声音组，摄影组，还有制片组，有时候道具找不到，道具组又不理解蔡导要什么，我就会跑好几条街去买，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脸》？

导筒：看过。

鹏飞：里面有装狮子头的一个碗，跟法国道具组聊，他们是不能理解那种亚洲用的塑料碗，快餐用的那种。

导筒：明白，在中国随处可见。

鹏飞：对，我记得有一次跟蔡导开车去买菜，在一个地方看到了一个那种碗，然后我就转了好几家亚裔的超市去买，跑得我真的是感觉血都要吐出来了，然后就抓紧，那天就要拍了，在卢浮宫旁边。

<图片13>《脸》（2009）还有一次比较有意思，我总是帮摄影组去箱子里拿镜头，然后他们就会教我怎么拿镜头，你是二助的话，你怎么把镜头拿出来，然后给大助，让大助放上去，不能让镜头碰到你的手，不然会脏，怎么怎么样，我有时候来不及翻译，就直接拿镜头给那个大助了。

后来那个制片主任从旁边偷偷跟人说，别让这臭小子老是动镜头，镜头很贵，掉地上就完蛋了！

哈哈，后来不让我再碰那些东西。

导筒：剧组的细节非常有意思。

鹏飞：我觉得，如果是真的喜欢这一行，或者是想长期做的话，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不要抱怨，不要推卸责任。

我记得当时很多同事总是在抱怨一些东西，很小的事，比如车票给不给报销或者是什么，出问题第一个就推卸责任。

蔡导也曾经说，为什么觉得我还不错，想长期的让我来帮他，也是因为遇到问题之后我第一个反应不是推卸责任，而是我要去解决这件事情。

所以这就是不要抱怨，不要推卸责任。

导筒：好的。

接下来想聊聊你的处女作《地下香》，这个片子其实很多影迷都不太了解，熟悉你可能就是从《米花之味》开始，想请你大概说一下它前期的准备，到自己写剧本，最后完成，包括入围威尼斯，整体的情况。

鹏飞：我是从2009年底回国，我在回国之前就想拍关于北京变化的一个故事，因为每次回国都感觉北京变化非常大，我也认识了一些朋友，他们是做艺术的，比如说拍照，做一些装置艺术什么的。

有时候请我吃饭，没想到他们是住在地下室，让我还挺惊讶的。

所以我就去了地下室，绝里面很有电影感。

然后我就想通过这方面来拍一个关于北京变化的事情，上面是高楼大厦，那下面是来这里边寻找梦想的人。

《地下香》（2015）大概是从2011年我开始带着剧本走创投，走了很多电影节，比如说戛纳电影节的工作坊，然后鹿特丹，釜山，圣丹斯，最后在都灵拿到了最佳企划案，然后拿到一部分资金，后来再回国，其他资金就相对好谈，走创投其实花了大概有两年了，因为中间又去帮着蔡导拍“行者”系列的短片，所以大概到2014年才开始拍，之后进了威尼斯的“威尼斯日”单元，拿了一个欧洲影评人最佳影片和芝加哥电影节的新导演金雨果奖。

导筒：我们之前聊到这个片子，是在审查方面遇到一些问题？

鹏飞：我觉得这部片子首先可能是我受蔡导的影响太大了，因为毕业之后，甚至还没毕业就开始跟蔡导工作，所以他的美学，电影拍摄的方式对我影响很深，所以片子就显得比较压抑一些，镜头比较慢，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导筒：好的，那我们开始谈《米花之味》，这是一个留守儿童题材，您觉得创作这个题材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之前有没有看过华语片当中同类型的片子。

鹏飞：最大的难点，是寻找自己的风格，从《地下香》和蔡导的影响中跳出来。

开拍之前有很多人说，让我不要启用廖本榕老师，他是蔡导的御用，这样的话就更逃脱不了。

但我认为廖先生也是在寻求和其他导演合作，寻求改变，所以我认为在自己的想法上改变更重要，不是从剧组人员，这是我创作方面的困难。

那拍摄方面的困难，其实环境比较艰苦，路途很遥远，每天大概要往返快5个小时，耽误在路程上面。

题材方面，国内我没看过类似题材的，我当时看的是那个《无人知晓》，是枝裕和的，还有《菊次郎的夏天》，还有是枝裕和的《奇迹》，也都是说孩子的。

《奇迹》（2011）导筒：都是日本知名导演的作品。

鹏飞：还有伊利亚·苏雷曼的《时光依旧》，他的第一部片子也特别喜欢，叫做《神的介入》，他是以色列导演。

导筒：这位导演在国内的知名度还不是那么高。

《时光依旧》（2009）鹏飞：对。

然后我会把老片子反复看，比如说《东京物语》，《电车狂》这些，就是有儿童，有社会议题，带有很多趣味性的。

导筒：《米花之味》之前，您是提前在云南生活了一年多，这种长时间的实地生活，其实很类似于之前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他拍纪录片也是跟当地的农民长时间生活在一起，你觉得用这种方法来创作剧本或者完成前期的调研，其中最有意思的经历是什么？

鹏飞：因为我之前没有去过云南，所以这一次直接扎到中缅边境，对我来讲是另外一个事。

导筒：跟北京区别非常大。

鹏飞：不用说北京，跟昆明的区别都非常大，没有高楼大厦，没有那么多车，没有那么多人，只有一座一座的山，然后是少数民族的一个个节日，舞蹈，当地的风情。

反正我觉得是非常迷人的，这一年我觉得过得很快，很开心。

《米花之味》（2017）回了北京，有时候看着窗外，就会想到我在云南看窗外的时候，外面很近就是一座山。

令人怀念的一年，非常充实。

我总是开着车带着孩子们这跑那跑。

我买的那个手套，因为是山路嘛，磨破了两双。

很多事情都很难忘。

我觉得对我这一生影响还挺大的，因为我之前丝毫没有做思想准备，16年会在云南待一年。

导筒：可以说一下哪些事件可能最后投射到你的影片里吗？

鹏飞：当地的一些情况，和我从电视中或者平时想象中、听朋友说的，就是间接经验，有很大的差距。

比如说从当地的科技发展和这些科技与经济给人民带来的变化，电影里边反复出现四次，关于孩子玩手机，用wifi这个事。

孩子们每天都去寺庙里，他们叫缅寺，去蹭wifi玩手机。

如果寺庙里那些长老生气了，把wifi关掉了，他们就会跑到旁边的县政府里边蹭。

然后县政府要下班了，那就会让我开热点。

导筒：离不开手机。

鹏飞：对，都在玩游戏，然后玩了之后要装备，没有钱，就来要红包，QQ红包。

他们还没有微信，不怎么玩微信，要的不多，2块3块。

但是就觉得很可惜，孩子们美好的童年都在玩这些东西。

当然这也是我一厢情愿的认为他们美好的童年应该是在山里面。

《米花之味》（2017）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城里还是城外的，我可能都不希望他天天玩手机，我希望他多享受一下生活上的东西。

可能还是经济对于当地的改变，我觉得有一点盲目，比如从旅游开始说，有一些旅游的地方做得很假，其实自己本来很美的地方，然后要人工做上扶梯，扶手，他们很著名的那个岩画，古人在上面做的，但是到那一看全是描过的，很新的东西。

还有就是我们拍摄的溶洞也是打灯打得乱七八糟，很奇怪的感觉。

当地有个节日叫“摸你黑”。

这个节日就是在一个佤族的广场，然后用涂过香料的泥巴，好几千人互相抹，抹的身上越多，就表示人家给你祝福越多，这是一个佤族的传统节日，那我问当地的一个朋友，你们这传统节日有多久历史了？

他说是从2008年奥运会之后开始的。

导筒：哈哈。

鹏飞：是为了搞旅游，是个假的节日。

然后他们的房屋改造有时候太游客，就失去味道。

导筒：影片里反映的留守儿童形象，确实和我们想象当中的差异很大，你也拍出了在那里生活很长时间所观察到的真实一面，你觉得在留守儿童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什么总结？

现在的孩子他们大概的状态，包括后面会怎么样？

鹏飞：留守儿童，首先孩子们并不知道自己是留守儿童，我看到他们都是很开心的。

导筒：他们没有这个概念。

鹏飞：对，而且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孩子自然就会在这个环境中寻找乐趣，不会思考太多，这个年龄还是开心的。

但是因为没有父母的管教，就会有这种整天拿手机，然后夜不归宿去网吧等等的问题，我也会觉得有些孩子的脾气非常的奇怪，非常的拧，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缺少关爱的一个表现，自己的主意也很多。

《米花之味》（2017）导筒：您之前是想用另一个小男孩做主人公的，你放弃他是不是也是因为他身上有这些问题？

没有办法合理管束他，让他在这个片子里表现好。

鹏飞：对，他的脾气也是非常怪，但他其实他爸爸妈妈都在，只不过家里边爱赌博，所以不怎么管他。

而且他个子长得太快，没办法，刚到那时候还是小男孩，然后一下就比我都快高了。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女孩，她爸爸是去戒毒所戒毒了几年，妈妈是过世了，这个小女孩脾气很怪。

她比较自私，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骂人也骂得很难听，什么“贱狗”之类的，反正是这些话，孩子也不大，我觉得可能缺少关爱，孩子在成长的时候没有被爱的感觉，那可能长大之后也不知道如何去爱别人吧。

但是我没有去选择拍一些极端的例子，我之前做调查的时候也会碰到，比如在贵州毕节这个地方有喝农药自杀之类。

首先是因为我想以一个更大众的方式，避免这种极端的例子。

《孩子不惧怕死亡，但是害怕魔鬼》（2017）本片聚焦毕节四兄妹自杀事件，获2017鹿特丹影展NETPAC奖然后我想要有一种更加日常，或者我亲眼看到的这些孩子的状态，让大家关注到一种温暖的生活。

因为我认为在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生活情趣也很浓的地方，反而出现了很多令人伤心的事情，这会让人更惋惜。

至于怎么去解决问题，可能在一两部电影中没有办法给出答案。

我觉得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国家、政府的努力，让经济发展更平衡一些。

目前也很难让父母一下都回到孩子身边，或者孩子跟爸妈去城里也没有办法解决上学问题，还会变成农民工儿童，又是另外一种帽子。

我觉得至少打电话的时候不要只问孩子三个问题，“学习怎么样，身体怎么样，好好学习，把电话给你姥姥。

”可能要真的去关注孩子们，多跟他们交流。

现在科技也方便了，微信视频等等。

我觉得随着现在一些其他城市的发展，这个问题也有所改变。

有很多人不愿意去大城市，就好像在附近的一些市，也能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回家也不是那么远，我觉得是一种解决的方式。

但是短暂的没有办法去完全改善，有可能有些爱心的叔叔阿姨会去看，也是从表面上去关爱一下，但是对孩子心理造成的是什么样的正面负面的影响，我也不知道。

《米花之味》（2017）导筒：影片当中除了这些孩子以外，可能出现最多的就是当地的老年人，包括普通的老人，还有那个山神上身的老婆婆。

包括影片启用的大部分都是非职业演员，选择这些阿婆或者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鹏飞：阿婆或者阿公，他们一听到我是北京来的，首先觉得遥远，很多阿婆阿公跟我说的第二句话就是，我曾经去过北京，我在天安门拍过一张照，我这辈子值得了。

我觉得那个地方的人对北京的向往是发自内心的，很有时代感的那种，我觉得是很真诚的情感。

包括在学校里面，主要是孩子们画天安门的像，孩子们的梦想也是去天安门开演唱会唱歌这样的。

所以那边老人会表现出一种说不上来的亲情。

所谓亲情不是跟我直接的亲情，而是跟北京的一个亲情。

阿婆还是很热情的，比如说有一次我住在一个社工家里面，他跟奶奶一起住，奶奶对我还不错。

有一次说要带我去缅甸看看，他说你有没有证件，我说我只有身份证，他说你过不去，你千万不要走小路，也就是说算是偷渡过去，绕过国境。

我说是是，我不会那么做。

奶奶说那边有人会绑架你，然后要钱，很多钱才能把你放过来。

我说那要多少钱，他说那怎么着也得管你要50块才给你放回来。

导筒：哈哈。

鹏飞：对你很真诚，但是生活还是很拮据的，但是他们也很爱在背后议论人，当着我面你真好，你不错，背后骂你，说“他肯定不是北京的，他的身份证肯定是假的，他是过来拐卖孩子，我们前些日子来了一些北方的人，然后把孩子抓走，挖他们的心，把他们的眼睛拿出去卖。

”导筒：影片里面也有一些涉及宗教的部分，包括山神附体的老奶奶，可能结尾溶洞的这一部分也是相关的，你感觉在当地来说，宗教是以怎样的形式在当地影响这些人？

鹏飞：首先宗教在他们那边，尤其是在傣族是非常虔诚的，因为他们是小乘佛教，然后每一个寨子都有一个寺庙。

每天都会要有人去供养里面的长老，这个寨子能力强，富有一点，寺庙就会盖得大，然后给长老会供多一些。

《米花之味》（2017）然后所有的节日都是围绕宗教的。

开门节，闭门节，泼水节等等。

还有一个迎谷神，那个还挺有意思，这一天你要很早去田地里边，好像是拿一个稻草，然后回来之后这一路上就不说一句话，我说在路上跟他们打招呼也不理。

我说这些人好奇怪，为什么昨天还一起喝酒，今天就不理我？

后来才知道，如果说话了，他们这一年的收成就会不好。

小乘佛教对女性要求会多一些，比如说寺庙有些地方女性不能去，然后进寺庙要脱鞋，女生来生理期的时候不可以进，而且大家都非常遵守这些东西。

不过，在金钱面前，宗教有的时候他们会退让，比如说我们去看景的时候，有一些山神带着上山，说山后面不能进，或者是寺庙后面不能进。

我说那边景色不错，有没有可能有些日子会开放，他说如果你实在要想进去的话，给5000块钱。

然后我们做个法事，然后那个法事你不要来，我们自己来做，我们要买猪、买牛、买羊杀了，其实有可能他们就是一分，他们一分就算了。

他们可能有时候会利用（宗教），会有一些变味，但是总的来讲是非常的强，在电影中的话，在溶洞之前的宗教都是当地的宗教，之后的宗教是我自己内心的重要议题。

导筒：可以顺势解读一下溶洞部分，这其实是后面一个问题，包括母女两人一起在里面舞蹈，发出声音的罐头，这些意向。

鹏飞：这个罐头，其实对我来讲是最肤浅的那一面，最简单直观的一面，就是人类的痕迹留在这个两亿年的溶洞里面，而且它是不太正面的一个痕迹，也就是在反思我们对这个自然的打扰。

最后母亲陪伴女儿在寻找一个东西，一个小小的旅程，我希望能升华的一个议题是，在人类短暂的历史，人类面对大自然，面对这么长时间形成的地球，我们在做什么，一个关系，一个对比。

包括一只手去摸那个岩壁。

有很多人看完之后就很多不同的解读，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想达到一个效果，希望能有不同的反思，每一种我都很开心。

对我来讲它是在摸着一个日积月累的肉体。

最后两个人为了很多事情在跳这个舞蹈，为了彼此，也是为了那个逝去的孩子，为了整个寨子，因为加上前面一个易拉罐，对我来讲可能甚至是为了整个人类来跳一个这个舞，在大自然里。

其实有很多种含义在里面，到底是科技更重要？

还是宗教最重要？

还是说是哲学更重要。

包括母女是否因为舞蹈化解彼此矛盾，也不再重要。

《米花之味》（2017）溶洞里面没有几句台词，在这场舞结束之后，我是在继续反思留守儿童问题，经济开发问题，包括可能外出务工等诸多社会原因，通过这场戏之后再来反思，那这些问题都是非常渺小的感觉。

导筒：好的，说到母女主角，英泽是饰演从大城市返回到农村的母亲，也是剧组里面比较少数的职业演员，这个双重的身份其实都跟其他的角色，包括其他的演员有些冲突，因为她也是提前去了很久，适应当地生活。

想知道她们在合作当中有没有出现一些问题，怎样解决？

鹏飞：首先，她体验生活的时候是非常的努力的。

因为她去跟了一个类似的母亲一起生活，去做当地妇女做的事情。

比如说早晨卖米线，然后卖完米线就要挑着扁担回家，回家之后要砍柴，烧水要做饭给家里吃，做完饭要去喂猪，喂猪之后要去洗衣服，晚上要回到我们剧组的住宅地，跟那个小孩练舞蹈，没事的时候会带着这个小孩在寨子里边走来走去，两个人也是彼此熟悉，然后也跟整个寨子熟悉。

《米花之味》中的英泽（右）有一次我们去看景，英泽的寨子是离县城近一点的，所以我每次去看景会路过这个寨子，这个集市，所以有时候会在那下车吃个早饭，然后有天，我说那边那个卖米线的，怎么挺像英泽，过去一看就是她，哈哈。

所以她就会去模仿，甚至可能像我之前一样，把自己丢到这个环境中与世隔绝。

我自己大概也是七个月没出这个县城，第八个月是因为要去台北电影节，所以出了一次。

去昆明开车就两天，一到昆明我真的不适应，我路过个小城叫做临沧，我说，哇，这么多高楼，我终于进城了，这肯德基还没开张呢，我就记下来，开张我要来吃一顿。

那至于跟那边的当地人演戏，基本上很顺利，因为都是在这个寨子，大家也很熟，配合得都挺好的，没有出现问题，只是说山神附身这场戏我不知道怎么拍，之前有提到。

导筒：接着问一下音乐方面，这次您选择的铃木庆一老师是北野武经常合作的一位配乐师，之前也了解到你对北野武电影风格是非常喜欢的，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在拍摄时，脑子里面经常会出现的北野武的作品，比如和本片有不少相似之处的《菊次郎的夏天》，对铃木庆一又会有哪些要求和建议？

鹏飞：我在拍摄之前会想我要拍出这种风格和感觉，但是到拍摄现场我没有时间再去思考这些了，所以说呈现出来的影像都是潜移默化的，在心里的东西，可能摆镜头或者教演员的时候，自然而然出来的，我觉得第一组小女孩的镜头，就是这种（北野武的）感觉，英泽跟这个小女孩互相对望，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可能是来自于《东京物语》，可能是来自于《花火》。

《花火》（1997）导筒：能理解，北野武片子当中经常是没有语言，单纯用表情，由于之前出过车祸，有稍微的面瘫，反而造就了他这种方式。

鹏飞：是，包括他拍其他人也是就是互相对看一下，时间会稍长那么一点点，不像其他电影，他会稍长一点点，也不干什么。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年夏天，宁静的海》里边的开场，第一个镜头好像是一片海，第二个就返回来，是哑的那个男孩坐在垃圾车里边，两个人，就都没有表情，我说不上来是一种什么感觉，但非常喜欢，但到后面可能这种感觉就会出来，比说很多要美得多。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1991）还有可能就是走路，比如说那几个小孩平行走路，然后斯坦尼旁边跟着平移那种，可能是从《座头市》里面（借鉴），也是潜移默化的，比如说最后他们在溶洞外面，不是进不去吗，在那里跳舞，很尴尬的一场舞蹈，而且说实话，我体会到了当地这种以舞蹈形式表现传统节日的，那现在好像就是四个动作，很简单，所以那场用一个全景，大家围在那，跳的是个比较干的舞蹈，也就是要这种感觉。

然后两个女主坐在那里，也是没有话，然后女儿不时看妈妈一眼，然后女孩走了，妈妈看她一眼又看回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北野武电影中会有的一些镜头。

导筒：对，很多日本武士片里面跳舞都有这种感觉，节奏很明显，又有点迟缓。

鹏飞：是，都是从我喜爱的一系列导演中出来的。

比如说我很喜欢《偷自行车的人》导演。

导筒：德西卡。

鹏飞：对，他还有个片子是《米兰奇迹》，那也是很多村民，拍得很奇怪，还有天使在天上飞什么的，然后村民过来你一句我一句，很乱，我特喜欢。

在拍之前也是反复在看这个电影，找出一些片段，就是表现村民的手法，比较荒诞，包括山神那场戏。

《米兰奇迹》（1951）关于铃木庆一，我当时是一边开车，一边就是想剧本，因为有时候想剧本，就在山里边，没有没有目的的绕着一个一个山走，看到什么风景或者放了一些歌曲，后来我就放到了这个《座头市》的歌曲，我觉得这个曲做得很奇怪，用的乐器不是像久石让一样，那么的舒服。

导筒：《坏孩子的天空》是久石让做的。

鹏飞：对，小提琴或者打击乐也是很舒服那种，而《座头市》里边是用一些传统乐器和电子音乐所结合，一种传统和现代的碰撞。

那后来我就想到这个作曲家，找他找了很久，一开始我是找了市山尚三。

《座头市》（2003）导筒：他正好是北野武的制片人。

鹏飞：北野武好像有两个制片人，另外一个是森昌行，他是北野武创作的制片人，个人电影的制片，这个市山我觉得应该是他的公司要投资其他的作品及项目，这方面的制片人。

我找市山去联系，但是他说他不直接认识，再加上语言的关系，最后就不了了之，后来我就在他网站上留言，留英文也是没有消息。

当时是6月份，离开拍有半年时间，我就开始找他，后来我找到一个朋友也联系不上他，在他的网站留日文他才回的，他回说很感动在中国能有一个年轻导演，听过我的音乐并且喜欢，想找我合作感动，我想先看一下剧本，剧本翻译成日文给他了，然后过了几个星期，他就说剧本，看完后很喜欢，可以参加，然后我说我的预算不多，就说把预算报给他，他也没问题，就OK，很干脆。

他第一次来中国，当时我没拍，我没有办法给他素材，只有剧本，语言也不通，后来他就来云南，我们正拍着，他就来看一看，他说要体会这边的空气中的湿度，我说，哇这个人很厉害，这空气中的湿度跟音乐有什么关系？

我也不敢问，然后听这个地方的声音，闻这里的气味，因为在旁边还有一个县城，那边傣族的传统的东西更多一些，因为我们在沧源工作，沧源是佤族更多，就让文工团把所有的傣族乐器演奏给他，他也很认真，他拿一个东西把每一个音阶都收录下来，因为傣族乐器，他不是哆瑞咪发嗦啦西，中间缺几个音那种，就很像日本的乐器，古老感，然后到了沧源，碰到了卖叮咚糖的，就是我们说的关东糖，粘牙那种，他是拿一个小铁的东西，他吆喝的时候是打上面一下打下面一下，叮咚叮，这样大家一听就就知道卖糖的，记了这个东西也说挺好，然后看看拍摄现场，吃了云南菜，就走了。

《米花之味》片场我也有给他看我拍摄的素材，因为有现场剪辑。

看完之后，他就说你想要什么样的音乐，然后当时我还是把久石让《坏孩子的天空》的音乐给了他，哈哈，在主旋律之前有一段，钢琴加上的手鼓，我说我开头想用这种，然后他说行可以，就回去照着做，然后我说我还想用传统音乐，也可以做传统一点。

后来寄来的第一批我一听，我想，“唉呀！

完蛋了！

”太传统，有点像《末代皇帝》那种，我说这个不太对，这怎么办呢，语言也不通，然后我就说算了，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剪辑了，我说我把剪辑的发给你看，没有字幕。

最后就是现在这种感觉，非常棒。

我跟他说我很喜欢打击乐，加了不少打击乐在里面，但是他还是以他那种风格是有电子的那种感觉，比如说前面上字幕那一块不是云彩吗，飘字幕那段。

导筒：接着想聊一下海报方面，之前在威尼斯公布的这个国际版海报，是两个女主角在洞中行走的背影，整体非常神秘，很大气，想了解一下海报的设计师是谁？

鹏飞：这次合作的是日本的木庭贵信，我是有一次去东京跟铃木聊音乐，然后中间就是通过一个朋友，他就正好见日本的一个女孩，这个女孩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在日本的发行，他们做了新版的《牯岭街》的海报，想让这个女孩带到台北去。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日版重映海报那时候我也在找海报设计师，国内找的一些很贵，非常贵，然后我就说这海报真好看，很有意思，是谁做的，你可以把它联系方式给我，就是一个邮箱，那我就写邮件给这个设计师。

他回了，说想看片子，他说只有喜欢的作品他才会做，我就把链接发给他，他看完之后说这个活我接了，还挺高兴。

木庭贵信部分设计作品

“蔡明亮初期三部作+隐退作”日版影碟封面《不求上进的玉子》，《恋人们》海报通过EMAIL我们俩都没有见过面，也没打电话，他就说了一些简单的感想，比较感动。

我就把很多剧照发给他，包括我说你要喜欢电影中的哪一帧，我们也可以抽帧出来，最后他就选到了这张。

我跟他说我希望能有溶洞里面的东西出来，我觉得很神秘一些，后来他就做出了这一个。

木庭设计的另一款《米花之味》海报导筒：顺着说一下威尼斯之行，今年你是同时在那里遇到了蔡明亮，北野武和是枝裕和伊利亚·苏雷曼，都是对你影响比较大的导演，有没有一起发生一些好玩的故事、小插曲？

鹏飞：有，不过因为北野武是最后一天，而且北野武非常害羞，他也不说话，然后就点头。

我说“很喜欢你的电影”，他就点头，就完了，哈哈。

然后是蔡明亮导演办了一个《家在兰若寺》的酒会，他的好朋友伊利亚·苏雷曼也到场了，蔡导向他介绍我。

蔡导说：“你还记得鹏飞吗？

拍《脸》时他是副导，在布鲁塞尔做后期时咱们经常见面。

” 伊利亚皱起眉头：“好像有印象。

” 蔡导说：“他现在也做导演了”， 伊利亚很惊讶说：“oh Fuck！

”， 而且他两部片子都进了威尼斯，伊利亚：“oh fuck！

你的电影像蔡明亮的电影吗？

那样会睡到一大片的”。

蔡导说：“不像，他的电影不像我的电影”，我说：“对，不像蔡导的电影，其实我从您那里偷学到更多。

” Elia：“oh fuck！

”

伊利亚·苏雷曼导筒：哈哈，苏雷曼非常幽默。

鹏飞：没错，然后跟是枝裕和。

是枝裕和是我在台北电影节的时候，就是那次从山里出去，然后我就去私下里去拜访他。

我说我也想拍孩子的片子，说你给我一些建议好不好？

他说，我给你三条建议：第一，你要最珍惜前三个take，因为后面都不自然，而且孩子很快失去耐心，你可能拍第四第五个，他就不高兴了，而且我在现场确实遇到这个问题；第二，不要给孩子看剧本；第三，找到孩子王，因为有些事情你没有办法跟孩子一个个谈话，但是你找孩子王的话就好解决了，大家都跟那个孩子跟疯了。

《无人知晓》（2004）这次威尼斯我又遇到他，说我的片子也在这放，说感谢你对我的意见，给了海报，还有我的那个小册子，然后他就说，“恭喜，希望拿奖！

”结果我们俩都没拿奖哈哈。

导筒：蔡导也没拿奖。

鹏飞：是的，然后小康（李康生）是特别搞笑的，他来的时候穿了一个他所谓的战袍，一个唐装，他说我每次穿上这个都会拿奖，我说好，因为他们那个单元是5号就结束了，然后我们那个单元我7号才放，小康用他标志性的方式说，“我肯定拿奖，然后等着，我把这衣服立刻给你，你穿上，你也能拿奖。

”后来他没拿，他要把衣服给我，说不要不要，你留着吧。

《在家兰若寺》（2017）导筒：哈哈，太有画面感了，小康在金马奖上的表现也足够搞笑。

鹏飞：还有个事，因为我之前老模仿他，我说你这个哭戏是怎么演的？

你能瞪那么长时间，然后让眼泪慢慢流下来，他说，这是我的特异功能，我就是能睁着眼睛，一分钟不闭上，然后眼睛酸啊，就流下来了。

导筒：当时《郊游》里边，他唱那个《满江红》，就几乎不眨眼，很厉害。

日常里也有可爱的另一面，他微博上面经常拍一些他养的藏獒，网友也都很喜欢。

鹏飞：那个藏獒是拍《郊游》之前养的。

我当时还在帮狗接生。

导筒：是吗？

鹏飞：对，因为我那时候一直在台湾，然后那个大狗弄过来，蔡导特生气，蔡导就不赞成他养狗，因为又耽误时间，然后希望他能多做点运动，多研究一下演戏，不希望他养这些东西，因为之前是养鹦鹉把大家吵得不行，然后鹦鹉就送人；然后养鱼，养鱼放在地下室，胶片什么都发霉了，最后又要养狗，还要养藏獒，后面就吵起来了。

然后我就在中间帮忙，后来蔡导妥协了，一开始还挺不错，但是一生孩子就开始要咬人，反正接生什么的，挺好玩。

导筒：接着聊一下廖本榕老师，摄影也是本片蛮有意思的方面，也能感觉到在摆脱蔡明亮导演的感觉，但是还是能够在用光等方面看到蔡导的痕迹，想简单了解一下他用了什么器材，在这个山村环境里，怎样克服现场的阻力，达到最终效果。

鹏飞：器材用的两台那个alexa mini，没有用大的alexa，原因就是山路不好走，而且上山下山的这个机器比较方便。

大型的器材比如说有大吊臂，摇臂，都进不来，所以小摇臂大概只有两米，因为器材发过来也有些问题，平衡调半天，后来也没办法用，退回去再弄过来，两个星期，一半的拍摄日期就没有了，没有办法，然后有一台算是斯坦尼康，但是公司发错了，给我们一个装5D的，通过摄影组的同事们的努力还是把alexa mini放上去了，试了很多次，就一个镜头，只用了一次。

廖本榕（右）与鹏飞在《米花之味》片场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固定一些的，但是和蔡导不一样的，就是我可能每个镜头切得比较多一些，会让镜头铺轨道动起来，或者是用镜头内外的东西，包括摇啊，会造成一个喜剧效果，就比如妈妈跟女儿偷手机那一块，妈妈好像出去了，然后镜头推回往前走，看到孩子那里，然后其实妈妈没走，然后再转过来，就是有一个喜剧效果，也是母亲女儿的一种斗智斗勇。

镜头设计方面，其实廖桑算是我的老师，他在之前用了两个星期，感觉这里空气的透明度，来决定他选择器材和滤镜，他说这个地方的空气非常稀薄，所以光是非常透的，所以拍摄的东西就是非常清晰，呈现颜色是非常七彩云南的感觉，颜色非常的浓厚，然后我说我也想把这个故事拍得颜色多一些，不想拍成那种比较昏暗比较压抑，把少数民族的感觉从颜色上面也突出一些。

然后我们用两个星期来写这个分镜头剧本。

当然分镜头剧本本来应该是导演自己的工作，但是他也是带着我，用比较传统的方式，写了每一场的分镜头剧本，每一个对白，那个时候镜头给谁，然后两个机位，同时这个镜头，这个机位在哪里什么的，都设置好了，写了好几十页的分镜头剧本，我认为分镜头剧本是非常有用的，不是说在现场我能按照分镜头剧本去拍，拍摄的时候分镜头剧本全都是推翻的，我很少是按这个去拍，反而他能给我一个“心里有数”，我这个戏要怎么拍，然后我尽量依据现场的，你知道镜头摆下去，演员进来，有时候感觉是不对的，所以我就要换镜头，这会给我一个现场变换的一个余地，灵机一动的机会，比如说在医院那一场戏，就是妈妈去找女儿，然后女儿惹祸了，把那个大嘴打了，先是两个包着的人，后来他女儿拄着拐杖。

原来也不是老师在里面，原本完全不是这样去设计的，但是到现场马上就能改，对我来讲有用是在这里。

鹏飞在《米花之味》片场当然还是有很多蔡导影子在里面，包括我的想法。

我觉得留下的是很好的地方，很多的镜头，我所理解是很有张力，很大气的一些镜头，在这样一个我觉得算是比较小的题材，或者一接触到这种题材，感觉可能是更贴近人物的题材，反而是用一些比较广的镜头能反映出来，把人物跟场景融在一起，或者是看到人来来去去走，这种是不一样的感觉。

这个也是我为什么要坚持要用廖桑的原因。

他美学上的东西，我很喜欢，比如说他拍两个小朋友在一个石桥下面，埋老师的手机，一出来是一个比较广的，他摆完这个镜头之后，他就拍我肩膀说，“比《郊游》摆得好看！

”因为《郊游》里边也有两个小孩在一个洞里往里看。

《米花之味》（2017）包括最后一场舞蹈的戏，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拍，到了下面，我依然不知道怎么拍，幸好有两个小演员，特别是英泽的那种舞蹈的完成度，再加上廖桑比较大气的一个构图，才能把这种有点迷幻，空灵的感觉拍出来。

然而我觉得他所突破的可能是，在分镜头上的一些处理，离人更近，因为我有时候很喜欢一种感觉，就是人面对着镜头的感觉，这个在蔡导的电影里比较少，可能在苏雷曼的电影里会多一些，或者北野武，那他也配合我来完成这样的东西，比如结婚那一场，那个人不是唱歌吗，那个也是就正对的。

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我跟廖桑的关系很好，算是忘年交，所以我什么都可以跟他说，我们交流得很多，他让我们大家感动的一点，就是他已经70岁，但是在现场不是像一些美术，摄影指导，会坐在导演旁边，然后对讲机来指导，这个是怎么回事，看着监视器来指导，他是真的自己掌机，老一辈的习惯，包括那个高台，很矫健地爬上去。

他不服老，在现场很严肃，但平时他是开玩笑的。

摆镜头疑惑时，他的脑子就在思考这个导演在想什么，是不是我摆得不好，怎么样更好地去帮助导演呈现出他脑中的想法，所以呢，他日常生活中会问你在读什么书，在接触什么朋友，最近你的想法，你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他说这个是从跟蔡导那时候培养出这样的习惯，他从这方面来了解导演的价值观或者导演一些想法，通过摄影去帮助导演。

导筒：好的，再问一下剪辑的问题，这次感觉也很凑巧，因为你的海报设计正好找到了这位《牯岭街》相关的设计师，陈博文老师也剪了《牯岭街》，想知道剪辑方面你们是怎么合作的。

鹏飞：剪辑方面我觉得很顺，因为陈博文老师非常有经验。

陈博文老师也是廖桑介绍的，我在云南的时候就把剧本发给他了，他很仔细，给我一个33条建议，然后会写，其中比如“第17条和第29条可以忽略，纯属个人想法。

”写得整整齐齐，他害怕我这边没有打印机，微信一条条传给我，他也不太会用智能手机，很认真。

陈博文然后我有一个现场剪接是他的助理，在拍摄完之后就把素材都给他，那时候正好过春节，因为我们在26号杀青，27号除夕，27号素材就到他那了。

我在想可能要十五之后，大年十五之后他才能工作，没想到初四他就跟我说剪好了，你随时过来。

他就说工作的话，就不过春节，可能春节那天跟家人聚聚，之后就去工作了，他是非常热爱剪接的。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合作他也不知道我的想法，然后剪完第一个东西很顺，但是我有我自己的风格想体现，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喜爱的导演，喜爱的样子，我希望这个地方只是人正对着镜头，不要动不要切，或什么其他的。

他会去思考，然后说好，那你回去休息，明天上午再来，然后之后他又剪出三个版本。

导筒：如此高效。

鹏飞：很快，因为就有一些地方要修，他说这个第一个版本，我是照你的想法去做的，第二个版本是我经过你的想法，我加入自己的东西，第三个是观众最顺的一个。

让你挑一个，你觉得哪种最好。

因为他对剪接点非常熟，所以我一边说他就一边开始动，我就以为他不在听我说话，我说陈老师，您听我说完再弄，他说没关系，你说你说我可以开始弄。

当他看到两组镜头的时候，他看过一遍素材，他已经知道了三四个剪接点在哪。

这些前辈没有把我当一个年轻导演来对待，反而是很愿意听我的意见，用自己的经验来帮助我完成我脑中的想法。

一些过于年轻的想法，在他们过往经验中摔过跟头的地方，他们也会提示我，但是都会很尊重我的想法，来保证没有失误。

所以可能《米花之味》看起来有很多稚嫩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在技术方面，在美学方面，是有一些前辈在帮我把关的。

导筒：最后聊一下服装造型设计。

鹏飞：王佳惠老师，她也是跟蔡导合作很多，我跟她认识是拍摄《脸》的时候，我拍《地下乡》也找她，今年她是有一部电影提名金马，《血观音》。

《血观音》（2017）导筒：《血观音》是今年金马大热。

鹏飞：《郊游》和《兰若寺》也是她做的，到了云南她也去很多地方看衣服，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跳舞的那个衣服，如何配这样一个比较空灵的场景。

她能依靠经验，看到这个服装投影在大荧幕上的最终效果。

她也提了建议，比如最后舞蹈，我本来设计了还有其他人在洞里一起，但是她建议我，应该突出母女，强化那种情感，最终也采用了她的建议，为了空间的美感，也选择了梯田去跳。

《米花之味》片场我觉得电影是集大家的来做出一个东西，虽然说我认为导演的话语可能最大，但仍然是集各个部门的智慧去完成。

导筒：因为您之前的《地下香》在大陆可能很少有影迷能看到，请问有没有可能在海外有音像制品的发行，包括这次《米花之味》？

鹏飞：我还是希望《地下香》能上映，在国内。

那如果海外有发就会有盗版出来。

所以我还是希望海外的发行，能配合国内。

我觉得《地下香》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的问题了，之后还希望能送审一次，我会再更改一下。

《米花之味》我现在已经拿到龙标，所以我会希望在明年找个好时候，可能4、5月份上映吧，到时候海外的发行会配合国内的上映，又不希望在海外先出来。

导筒：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新片的打算，因为我们之前也聊到，可能你会想要有“北野武+李康生”的这种组合，我觉得这个组合应该有很多影迷会非常期待。

他们俩都是非常有个人魅力的，希望你说一下对他们的安排，包括未来片子其他方面的打算。

鹏飞：OK，首先我还是想继续与英泽合作，我们之间有很深的默契，并且她是我第一部，第二部的女主角，我也希望我在我的电影中有一个人物的象征，就好像蔡明亮电影有李康生。

对我来讲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也是我对电影的一个热爱，再比如北野武经常用寺岛进，特吕弗总是用让-皮埃尔·利奥德。

《米花之味》中的英泽接着我会希望在下一部片子里面，能同时出现我另外两个对我来讲是大明星的人，李康生和北野武，这是我一个很美好的愿望，也尽量去实现。

然后题材我还是想去云南拍，我想把我这一年的经历，包括从体验生活到准备，到拍摄，到拍摄完成之后这些，还有很多很精彩，很有意思的事情拍下来，我想把它拍成一个喜剧片一点的，比较幽默的一个题材，第一步想反映一个年轻导演在国内创作的一个历程，因为现在时代进步很快，然后很多优秀年轻导演出现，但是我相信这条路都是不好走的，而且每个人都碰到了很多问题。

在中国的市场现在正蓬勃的情况下，有很多的火花擦出来，那我希望以一个幽默的方式把它体现出来。

导筒：好的，导演还有没有其他想谈一下？

鹏飞：想再说一下，就是我从云南这一年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回到城市之后，开始忙这个片子的剪辑，然后宣传一系列的事情，非常的忙，会遇到很多困难。

但我有时候翻朋友圈，会看到在云南当地人的生活，他们发的一些小视频，他们每天晚上在我忙的不可开交的时候、或者很烦的时候，看到他们在载歌载舞、在唱歌、在KTV、在篝火、在喝酒，所以有时候会给我瞬间的一个想法就是，到底谁更幸福呢？

是生活在城市里的这些很奔忙的人，还是说他们在偏远的山区，但是很自由很开心的生活，可能物质上面没有那么丰富。

就有这么一个想感悟，想法，到底是哪些人更幸福，哈哈。

鹏飞在《米花之味》片场《米花之味》近期将在第一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和第二届杭州平行影像周中进行展映，鹏飞导演也都将参与映后见面会和交流活动。

据悉，影片将在明年4月左右全国公映。

扫描二维码关注[导筒]微信号 : directube

想推荐一下<米花之味>。

如你所见，这部电影进入院线一天，到此刻也只有不到两千人评分。

电影本身关注度不高，就很容易错过了，这个周末它的排片只有0.3%，下周过后就不一定还能留在院线。

<米花之味>的故事发生在云南缅甸边境的一个傣族村寨，在大城市打工的叶喃回到家中，却失望地发现，女儿反叛，难以沟通。

一切都在飞快地变化，机场即将启用，要经营寨子旅游业的男人们即将挖到自己的第一桶金，野心勃勃。

而叶喃坐在小桌旁吃到家乡的第一味米线时，也忽然觉得，其实并没有自己记忆中好味了。

而又有一些味道似乎始终都是静止的。

寨民们依然愿意天天炒熟瓜子热情参与寨里条件粗糙的文艺表演，却不肯踏出寨子一步去参加比赛。

供奉佛祖的山庙自古不允许女人入内，今天仍旧如是。

孩子重病时家长先请来神婆招魂，才肯送孩子去医院。

而临家的婆婆也永远喜欢在背后对外来的女人指指点点，即使叶喃从小就在她们身边长大。

作为一个闯入者观望这一切，叶喃完成了从满心期待，到心灰意冷，又回到安心落意的人物弧光。

她与女儿的心灵逐渐靠近，也对寨子即将消失的神性有了新的体会。

<米花之味>的片名会很容易联想到<秋刀鱼之味>，而在我看来这部作品与小津也确实有气质上的接近之处。

米花，是傣族用来祈福的食物。

片中寨子时隔多年，即将再次祭奉山佛，叶喃和女儿围在锅旁一边炸米花，一边聊起要为山佛跳舞，从这一刻她们开始和解，古老的仪式让母女之间心神相连。

是这样的文本了，就算眼前的一切没什么可以留恋，就算米花也已经变了滋味，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过牵连，就会愿意为你付出真心。

它是这样溶解悲悯，赞扬共情，给你充满善意的和解。

建筑在现实之上，却不沉溺于现实。

它呈现给你传统与文明的对撞，宗教与科技的矛盾，留守儿童与家长的创痛，它为你塑造叶喃闯入者与女儿反叛者的形象，又心平气和地接收这一切。

像溶解在汽水里的气泡，慢慢旋转，慢慢变成糖水。

我很喜欢这样轻盈又不俯视的姿态。

除了故事本身的动人之处，<米花之味>更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本身的电影韵味依靠潮湿的影像与音乐准确地烘托出来，显得野生又自然。

电影配乐来自日本音乐家铃木庆一，如果你还记得今敏<东京教父>，会对他的风格有大概的印象。

摄影也尤其动人了，有几处镜头很神，正像记忆里云南无限通透的景观。

首发：后浪剧场《米花之味》从去年威尼斯电影节开始，就受到了国内影评界持续的赞誉。

甚至在一些评论中，带上了“最”、“新”等颇具里程碑意义的词。

从它的影响力，我们甚至可以说，谈论《米花之味》，是今年华语电影最为重要的事。

《米花之味》，讲述了一个外地务工的母亲回到地处中缅边境村寨的故事，在母亲返乡期间，和自己的孩子，和村寨，发生的种种事情。

这样的题材，在近两年的华语电影中并不罕见，《石头》《旺扎的雨靴》《那年八岁》《冈仁波齐》都算是其中的代表者。

它们或表现孩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内在碰撞，或表现边陲的一隅。

无论成色如何，起码我们在大银幕上感受到了文化的多样性。

而《米花之味》，则拥有了更加轻盈的姿态，这也是它最为难得的一面。

这期后浪剧场，我们向《米花之味》导演鹏飞、女主角英泽，抛出了对这部难得作品的好奇和疑问。

那些使电影成为电影的动人瞬间，也应该是我们留意和抓住的。

体验生活后浪剧场：我看完电影，对片中母女的印象非常深刻，有一种沉静之美。

台词很少，动作很少，但能感觉到沉静中有一股强大的内心力量，我就在想演员是当地找的吗，后来查资料吓了一跳，发现女主英泽是高材生，专业还是社会政策和犯罪学。

英泽：我上大二的时候，就挺厌倦周围的生活，自己又有很多东西想要表达，就想做一些创作，加入了电影。

找电影实习时，认识了鹏飞导演，参加了他的第一部片《地下香》，本来一开始想做制片的，结果做了演员。

后浪剧场：为了拍这部电影，你们有过两次实地考察，体验生活的经历。

英泽：对，少数民族非常热情，但要真正深入内心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一开始就用当地的语言，学习当地的技能，包括打扮，每天穿着当地的衣服，挨家挨户的串，慢慢让自己融进去。

到后面就把自己当本地人了，有很多当地人还问我，“你是哪个寨子的”。

后浪剧场：除了一起干活、生活，有没有哪个瞬间产生“我变成了他们的一员”这种想法。

英泽：应该是思想上的靠拢吧，作为外来者总会带着偏见，一开始我以为他们会很向往城市里的生活，其实不是。

很多价值观其实是外来人对他们的误区。

后浪剧场：所以是你先适应他们，不是他们适应你。

英泽：对的，我每天基本都被当地人所环绕，完全融在了这个环境里，中间只回过北京一次。

后浪剧场：你穿的是自己的衣服吗？

英泽：没有，穿他们的衣服。

后浪剧场：这个很重要吧，衣服就像一个符号，如果你穿着耐克进去，他们会觉得不是一路人。

英泽：对，而且我会把自己涂黑，一边晒，一边涂助晒油。

比如和我搭戏的小孩，当我们的肤色接近时，在情感上，她也会觉得很接近。

但当我卸了妆，她就有点感到陌生了。

鹏飞：这里有个误区，其实他们也穿耐克、阿迪达斯。

后浪剧场：我的偏见。

鹏飞：那里的年轻人都很潮，棒球帽还歪带着，特别嘻哈。

有一个男生，平时声音很细，到了摇滚节就开始嘶吼。

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英泽：对，到了拍摄后期，我在候场时，有个人还过来拉着我说，“别往那走，他们在拍电影呢！

”完全把我当本地人了。

后浪剧场：跟小朋友融入会不会比大人要更容易些。

英泽：是，而且我和这个小朋友非常有缘。

在磨合过程中特别有默契，她有时会偷偷学我。

比如最后一段的双人舞，有时我跳错，她也会跳错。

长期在一起，就会越来越像。

后浪剧场：这也是我在观影过程中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

整部片里，母女形似且神似。

到了溶洞跳舞那段，这种感觉就到达了高潮。

英泽：谢谢，好多都是现场发挥。

像溶洞跳舞，本来是有台词的，后来导演说让我们自己发挥一次，我们就没有说话。

鹏飞：那条我拍了八次，每一次对白都不一样，最后一次就试试不说话，让她们发挥。

后浪剧场：后来选的是最后一次。

鹏飞：对。

后浪剧场：说到留守儿童，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沉重。

据说中国的留守儿童有八千万，当时就觉得这个数字非常沉重。

但从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小孩趴在车窗外，就打破了我的印象，整个影片都体现了一种轻盈。

而且没想到边陲会这么美，鹏飞导演刚到那的时候，是这样的感觉吗？

鹏飞：我一开始听说要去中缅边境佤族的自治县，想到的是牛车、雨淋和泥土，结果完全不是。

高速一路就开到那里了，既有酒吧、KTV这些很现代的元素，又有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

后浪剧场：有可能是我们被媒体的视角所控制了，很多电影和宣传片就是那种感觉（泥土、牛车）。

相反，这种很轻松的氛围是不常见的，包括电影里有很多幽默的桥段。

鹏飞：其实是不经意间出现的。

本来是很认真在拍的地方，没想到大家觉得很好笑。

这就是生活当中的魔力吧。

所以，我不太愿意说是去体验生活，这就是生活。

我去那时，没有和当地人说是拍电影，而是说一个志愿者，就像英泽一样，把自己当成本地人。

我记得吃第一顿午餐时，傣族人民很热情，拿出一个白色的罐子，说你一定要吃，这是我们傣族的特色。

我打开一看，酸蚂蚁。

没办法，我就来一点吧，安慰自己是在吃鱼子酱。

结果还挺好吃的，在嘴里砰砰砰的。

后来在学校，和小朋友们做活动，校长给我做了一汤，挂了一爪子，咬呀咬的，咬不动，我说这什么肉啊。

校长说，蝙蝠，吃吧。

我说，哟！

这蝙蝠能吃吗？

吃吧，昨天吃的松鼠你也不知道。

后浪剧场：就是上来先把饮食上的习惯给统一了。

鹏飞：对对对。

如果我没有生活在那个地方，我可能就拍不出来了。

后浪剧场：这个也需要很多成本，现在的电影比较追求速食，可能不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去体验。

最后一场戏用舞蹈来表现 千言万语都能汇聚 后浪剧场：电影里有很多神秘主义色彩的东西，比如各种仪式、山神，让我想到阿彼察邦，而且泰国也属于亚热带气候，也多山，是不是在这种地理环境下就会出现这样的文化呢，您是怎么理解和捕捉这种情景的。

鹏飞：首先我是不相信的，但很多寨子里的朋友都和我说，山神每次来都是附在阿婆身上。

其实就是当地的传统，他们很相信这个东西，我要做的就是去还原。

其实，当我写完这个山神戏的时候 ，都不知道怎么去拍。

拍摄前一天，依然没想好，大伙都在等我，我说再等一会。

这时，我就去要了三炷香、两根蜡烛、两杯茶，偷偷地跑到竹林后边，说山神大哥，小弟在此拍戏，请保佑我们拍摄顺利，请给我点力量，这样子。

拍的时候，我把卷烟的烟丝给阿婆抽，她抽不惯这种，一抽就咳，但她摆了摆手，示意副导演继续，她就一直忍着，脸红了，声音也变了，一下子状态就不一样了。

后面又拍了一次，就不行了。

所以，在我想不出办法的时候，我也会用这种当地的方法给自己信心。

后浪剧场：我个人非常喜欢最后那场舞，最近以舞作为电影结尾的片子，从奉俊昊的《母亲》到贾樟柯的《山河故人》，都是表达一种情绪的释放和抒发，而在这部片子里是作为关系的和解。

这场舞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吗？

鹏飞：对， 没写剧本前，就决定以舞蹈来表达人和人的情感。

我第一天到傣族寨子是个晚上，我放下书包就去旁边的寺庙看他们跳舞，当时是在准备泼水节，后来我发现，不管是节日、演出，还是结婚生子，他们大多都是以舞蹈的形式来表达情感。

我就在想，为什么是舞蹈，可能这种肢体语言在表达情感上会更加虔诚，比语言要更准确，用舞蹈表现的话，千言万语都汇聚在这里了，每个人的心声也都在里面。

后浪剧场：看这场戏的时候，两个人在跳舞，光打过来，两个人的影子都印在了墙壁上，下边又是水和倒影，有一种柏拉图的东西在里面，蒙昧与文明，各种观念的揉杂就像影子一样，分不清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层表达？

鹏飞：没有（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就是肢体语言的力量，或者最原始的表达的力量。

能展开自己的理解。

后浪剧场：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

“后浪剧场“是一个电影播客，在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荔枝、podcast、QQ音乐搜索“后浪剧场”即可收听。

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9361231/

林老师的普通话第一次看《米花之味》的时候，让我感觉有些“异样”的地方是林老师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甚至过于标准了，还带点北京腔）。

除他之外，电影里所有人说的都是各地方言，也即非普通话。

如果说方言能够帮助影像构建了一个独特世界，如《米花之味》所呈现的一个远离我们惯常认知的滇缅边境傣族寨子的生活，那么林老师口中的普通话则将这个独特世界撕开一条裂缝，泛起了一丝我们在汉民族影像教育中积淀的沉渣。

即便叶楠从上海打工归来，身上携带着本土与异地的双重文化形态，她在电影中也是以当地人的形象呈现的。

当她回归到本土文化氛围后，她重新“入乡随俗”：她说云南方言，穿民族服装。

唯有她所带回的外国零食，作为尖锐的符号象征着她曾经在异地大城市生活过。

电影中唯有林老师，是真正的异乡人，这通过他说的语言标示了出来。

当我第二遍看《米花之味》的时候，原初感知到的“异样”渐渐消失了。

我甚至为林老师之所以要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找寻到了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对于整部影像所设计的文本深度和意义具有添砖加瓦的功效。

这个理由不识别的，正是一位支教老师的形象。

如此我们似乎才能理解，作为真正异乡人的林老师在片中所起到的作用和价值（比如提供了许多笑点）。

这完全是可能的。

飞机场的建成，村民养蜂、开采玉石、搞旅游业……整个寨子早已脱离了原始落后的状貌，而与外部世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叶楠的车便是一个明证，当它穿过稻田卷起一股烟尘，如同现代性穿越了整个寨子（Wifi、西式婚纱）。

林老师作为来到该地支教的青年教师，说一口普通话也便顺理成章。

标准普通话不再是能指责影像失真的地方，反而让影像变得更加真实。

三类语言的使用在角色们使用的语言上，《米花之味》也做了许多细致的处理，我们能从这些设计中体认出许多东西。

由于我无法区别云南各地的口音差异，暂时将云南各地说的语言当做同一类来认知，以“云南方言”来称呼。

因此，《米花之味》中的语言包含三类：一类是林老师所说的标准普通话；一类是寨子里的人相互交流时用的云南方言，这是一种带着各地口音的普通话，与标准普通话口音有别，但能听懂；还有一类是傣族人说的傣语。

其中第一类只有林老师说，第二类出现最多，第三类只有一处，即喃杭为偷钱花的事向阿婆道歉的时候，用的就是傣族人自己的语言。

让人奇怪的是，林老师与学生交流的时候，学生说的是云南方言，林老师说的是普通话。

比如在那个著名的“切巧克力”场景中，喃杭说云南方言，林老师说的是普通话。

这段对话发生在教师办公室里，至于教室里是否也是“各说各话”，我们不得而知。

另外，还有林老师在于村民交流的时候，则用了村民的云南方言。

比如他在喃湘露生病未来上学后到她家探望，他与家人间的对话就用了云南方言，而不是他与学生对话时用的普通话。

这说明林老师也是会说当地方言的，而他的方言只有在和村民们交流时才会使用。

这里的原因也许是村民并不太能听懂普通话，因此当林老师用普通话和他们交流时会遇到一些困难。

或者这是林老师融入当地文化的策略，用方言与村民交流显然比普通话更能拉进距离感。

而与学生交流时，他必须摆出人民教师的身份，以身作则说普通话，即便学生们依照习惯说的是方言。

这里就有更深一层文章可以做了：学生在学校有没有要求一定要说普通话，还是说这条规定由于贯彻不下去只能任由学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出现傣语的那个场景也非常有意思。

缘何只在此处，用了傣语呢？

是因为是在和年老的一辈交流，但显然阿婆也是会说云南方言的；还是说因为这是一件道歉之事，按照习俗用傣语更显诚意？

当然，这仅是我们的猜测，对不对还不知道。

但明显的是，傣语在日常生活中仍有使用的地方，而电影为了让观众能听懂，大量改置了生活中稀疏平常的用傣语交流的场景。

语言与文化在何种场合与何种人用何种语言交流，这能反映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

至少我们从上面所举出的《米花之味》对三种语言不同的处理和设计：普通话，作为官方的通用语；云南方言，带有地域特征的普通话；傣语，傣族自己的民族语言——已经说明了这个寨子在外部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

这不仅是现实，也是电影想让观众认识和了解到的。

最后，指责女主角口音的不准确，和电影中不同角色说的云南方言之混乱，借用一位读者的留言，或许可以得到解释。

导演的话：

本文发表于《上海电视》2018年5月某期，如需转载，请一定联系本人、一定注明、一定附上豆瓣链接！

---鹏飞导演的《米花之味》有非常明显的北野武烙印，云南大片的油菜花、青山、瓜果物产、傣族服饰，都很适合调配出日影那种鲜丽、饱满、柔和的颜色，湛蓝天空和母女俩的蓝衣一起刷出“北野武之蓝”，还有与北野武多次合作的配乐师铃木庆一做出那种富有童趣的清新、灵动又不失力度的音乐。

但北野武对鹏飞更深的影响，是他不按理出牌的镜头调度，不妥协于“政治正确”的人物个性，和对人世举重若轻的态度。

留守儿童在我国是个大问题，本片也揭示出他们长期疏于被照顾和管理，价值观道德观模糊，沾染撒谎、偷盗、好斗、沉迷于手机及电脑游戏的恶习，感情也疏离，青春叛逆期的问题因留守状态而加剧，体弱孩子生大病亦无从治疗。

但出门见过世面的大人，也回不去一成不变的传统农业乡村生存，还常被乡亲误解。

该提的现象，电影都展现了，妙在展现手法。

母亲辞职回乡，小心翼翼接近许久未见的女儿喃杭，女儿躲被窝里说“还是听声音好”，我们立刻知道她们这些年的沟通模式就是通电话，一句话概括多年。

母亲招待来做客的乡亲，摆上零食听不露脸的客人吹牛，镜头给地下垃圾几秒，我们马上明白一位在大城市上海生活多年的女人看到乡亲随地乱扔垃圾在她家地板上是什么感受，直到她离开，镜头才切向老中青三个沉默男人，很有趣味。

母亲听说女儿出事，奔去医院，看到一个脸部被包扎的孩子却不敢靠近，接着镜头给了她女儿，我们跟她一起松口气，甚至笑出来。

除了外国人拍的《夜莺》和《面纱》，我很少在电影里看到这么干净、美丽的中国南方小镇，脱鞋入神庙祭拜、各种民俗仪式展现了依然影响着乡民的传统之美。

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也残酷，得了红斑狼疮的孩子没钱也没时间去大医院治疗，只能等死。

作为病孩好友的喃杭说自己感受不到她的死亡，也感受不到悲伤，母亲也坦白自己感受不到悲伤。

加缪笔下的默尔索出现了——谁规定人死就必须悲伤？

喃杭被警察抓走，母亲却忽然下警车离开，更试图逃离一切，女儿也只总结一句“我妈差点就不要我了。

”谁说女儿的浑不吝不是遗传自母亲呢？

最终，一切矛盾化于钟乳洞之舞。

少数民族依然将跳舞视为与“泛神”或自然亲近的途径，这与古希腊精神不谋而合，在石佛面前，舞蹈等于祷告，被游客淹没的幽深肃静地，在休息日归于自然，起舞的母女，定会与生活与生命达成和谐。

坐在影院，看母女炸米花，我掏出从家乡带回上海的倒数第二包米花，默默吃完。

前半部分真的乏善可陈，本来看一半就打算放弃然后打两分，一分给片名，一分给题材。

构图和镜头设计太普通了，比较精准，但毫无新意。

说他像电影，但小演员和采景又很纪录；你说他是纪录片，某些设计又太刻意了、让人觉得无聊乏味。

某些镜头让我看得非常不适：排成一列走路的孩子、母亲刚回来时面对阿婆的俯拍镜头想要表现局促但却让人觉得只是礼貌。

母女不像母女，即便是想表现疏离感也做得不成功。

但后半部分也有值得一提的地方：母亲在网吧发现女儿后在车上睡了一晚，女儿发现后，母亲下车吃早饭，没有说让孩子一起吃，这里的处理我很喜欢；从警车里看到摩托车上的楠湘露，镜头交代两人关系，挺妙的。

女儿以为洞里的怪响是野人，走近后发现原来只是水滴打在罐子上的声音。

这里我个人理解的是：外来文化入侵在当地人眼中就像怪物的假象。

烟、机场、脱鞋…很不错。

但最后一颗星我给的还是最后结尾的部分：这部影片的配乐很不错，是我认为最亮眼的部分之一。

最后配上母女两人的洞穴起舞，算是和混乱的人生和解。

结尾很有感染力，很喜欢。

By艾晨在天山电影院看了《米花之味》的路演。

电影没有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平平淡淡，看着确实有点米花的味道。

导演说米花在傣族里寓意团圆、祈福，电影里的“米花”当然另有所指，点题就是片中神婆那句“你们在地里加了什么，米花味道都变不好了”（大意）。

理解这个“变”，我想也就理解了这部电影。

一开始我觉得叶喃（电影女主角）演得很生涩很拘谨，以为这是一种“近乡情更怯”，加上留守儿童题材，这种既熟悉又生疏的感觉也是理所当然。

但是随着剧情的推进，各种生活琐事接踵而来，叶喃的这种生涩和拘谨反而显得更真实。

关于这点，可以参考《杰出公民》，所谓的“回不去的乡愁”，叶喃回家吃饭时，说每天念着想着的就是这个，但是真吃到的时候却不是那个味；女儿以前可爱懂事，现在也各种叛逆不听话；邻居不再淳朴，反而各种八卦、诋毁……一切的一切，都让她觉得无力。

此外，女儿与妈妈，老人与年轻人，飞机与泥路，城里与山里，发展与守旧，片中充满了各种尴尬和对立。

有的人习惯了“村里”的生活状态（比如那些老人），有的人尝试去接近“城里”的生活状态（比如说发展旅游业、太阳能那几位），有的人则两边的状态都经历又都想逃离（比如女主），还有的人则处于选择的阶段，比如女儿，她不懂“村里”和“城里”有什么区别，对她又意味着什么。

她任性地行使着这个年纪的权利，因为这是父母不在家带她、老人在家不懂带的结果，做错了她说她要“和外公呆一辈子”，却又好奇地问妈妈“城里是什么样的”。

电影开场买鸡蛋那一幕，叶喃当时的眼神是“饶有兴致”的那种，觉得眼前的小女孩很有趣；但是经历了一系列事情之后，当她决定开车回城里的时候，再次在路上看到卖鸡蛋的小女孩，却眼睛一酸，快要哭了。

前后两个镜头的对比，不只是说明叶喃“恍然大悟”，也是要让观众看到，村子里这么多留守儿童，包括卖鸡蛋的小女孩、自己的女儿，都是叶喃这样出去城市的父母造成的。

当然电影主题的东西见仁见智，《米花之味》最精彩的地方是丰富的生活细节。

这些细节让电影变得异常可爱。

PS：以下涉及剧透，不过没太多关系。

叶喃给女儿买了好多吃的，第二天上学路上，四个小孩一前一后走在路上（后面又进来第五个人），这一幕应该是在致敬“abbey road”，导演你说对不对？

老师摆弄巧克力那场戏就不用说了，简直可爱死了。

叶喃去女儿房里，开灯查看后又走了。

女儿开灯却发现她就在旁边。

这个桥段，现在抖音经常可以看到。

女儿去看望生病的喃湘露，说要给她变魔术，然后拿布一抖，当当当当。

这个桥段也是抖音的大热门：karma is a bitch。

叶喃带着女儿和其他人回来，在车上叫他们唱歌那一幕，一群人摇头晃脑的，让我想起了金凯瑞“周六夜现场”那个经典的摇头晃脑的镜头。

类似的有趣的细节电影里还有很多。

不过关于《米花之味》，我最好奇的一点是，叶喃为什么回来？

从电影里提供的信息来看，她以前也回来过，但都是匆匆几天就又回去了。

这次回来，别人问她什么时候回去，她说还不确定。

她在外面（城市）到底发生了什么？

邻居的闲言碎语说她是在外面做了不好的事，女儿则质问她是离婚了才不要自己。

但叶喃却说不要信他们乱说。

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肯定不是可以一笑而过的小事。

电影最后，母女二人在溶洞里共舞。

这也是全片最美的一幕。

溶洞内外，两个世界，虽然暂时的隔绝不代表完全的和解，但是当母女两人一起翩翩起舞，那一刻，你的心也会跟着静下来，连时间都仿佛停止，只有溶洞里的滴水声清晰可闻。

2018年4月18日

1.贫瘠的影像写实从未过时，“新现实主义”的遗产仍然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曼多萨）；只是对于大多数青年导演来说，自身素质的不足与外部现实发生的剧烈变化，让他们不再具有精准捕捉真实的能力。

原因有二，一方面无疑与他们自身有关，阅历的匮乏极大地影响到他们透析现实的能力，而观看能力的不足则令他们将观察到的现实真相转化进影像的举动变得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则是发生于外部现实的变化不断遮蔽住发现真实的可能，这种变化需要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肇始之时所处的环境互相比对才能见分明。

“新现实主义”兴起于二战后，意大利的电影人面对周遭凋敝的现实环境，将摄影机直接搬入大街，让非职业演员入镜，以获得影像的真实质感。

这虽然有点老生常谈，但我们却尚未分析他们为何能取得如此成绩的本质原因。

对他们来说，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已经从战前安逸的规整社会中逃逸出来，直接向他们显现。

原先习惯的感知方式对于新生活的捕捉也已经不再具有效力，他们被迫变为被动的观察者，直接将暴露的真实记录下来。

（《电影2:时间－影像）但随着战后经济发展、社会的重建，新的规则重新创建，从而将这种自我显露的真实性遮蔽。

首先是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进而发展到景观社会，最后是拟象社会，真实与虚假之间的分野越来越难见分明，真实也就如此这般遮蔽于多重的表象之下。

可以说，每一次社会的进程都将创造出一个地层，一层层将真实性叠加在下。

与此同时，人的感知方式也受到不同社会形态的规训，以适应资本主义相应的遮蔽模式。

2.这也是为何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遗产的继承总是先从乡村开始，相较于城市对现实之真实的遮蔽，乡村要弱得多。

不仅是资本尚未作为虚拟的运作模式进入乡村，景观的缺乏使得人们的感知仍然维系在自然的状态；同时也是因为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触摸依旧保持着手动姿势，现实的真实性如同自然裸露的躯壳与生活的表层等同。

这就意味着，地层并未形成，表象即厚度。

如果说乡村生活并未形成如城市生活那般对真实造成的层层堆积，那么孩童也不曾像成人那般将生活经验堆积于感知方式上。

一个作为外部的现实环境，一个作为感知主体，两者都使得现实生活的真实性能够逃离遮蔽的绝境，使得乡村与孩童在那些继承“新现实主义”遗产的电影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这我们只要观察一下伊朗电影就清楚了，90年代后，伊朗电影之所以异军突起，原因正在于伊朗电影人发现了捕捉现实生活之真实最为简单的一种方式：制作儿童电影。

以乡村环境为背景，以孩童为表现对象，伊朗儿童电影便如此便为如何继承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遗产的问题作出了完美的回答。

相似的情形也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新电影运动中发生，大陆“第五代”导演对于乡村题材的聚焦，并时常以孩童为表现对象（《孩子王》《一个都不能少》），还有台湾新电影最开始的几部电影也多是孩童为表现对象的作品（《光阴的故事》《小毕的故事》《冬冬的假期》）……3.因为外部与内部这双重困境，当下的青年导演对于如何捕捉到现实生活表层下的真实可谓感到困难重重。

“新现实主义”道路虽然依旧可行，乡村题材也是捕捉真实的简易路径；但因为认识不到自己修养的不足，不研磨自己观察现实的能力，毅然绝然尝试去捕捉真实，闹出笑话来再所难免。

《小寡妇成仙记》便是这样的一部作品，真实不仅没有显露出来，反而因为导演的乖巧设计被进一步遮蔽。

试想一下，情形很可能是这样：导演本身还原现实之能力匮乏，便转而想用荒诞的形式从侧面捕捉真实，结果适得其反，整部作品遂变为一出可笑的闹剧。

原本已然显露的真实只需轻扫上面覆没的尘埃，如今却重新被遮蔽在影像的虚假之下。

《米花之味》似乎给出了另一条让人感觉惊喜的捕捉真实之路。

既然青年导演在阅历与观看水平上存在劣势，那么亦步亦趋地通过还原现实的方式来让影像获得真实感的举动未免过于危险。

对现实的真实还原建立在对生活表层的洞悉中，需要穿透积压在它之上的多个底层，而这是那些最伟大的导演才能做到的，比如侯孝贤和阿巴斯。

侯孝贤不仅对生活具有丰富的阅历（“混”），而且在对真实的洞悉上具有强悍的观察力，因而他能够用一种“蛮力”将日常生活还原于影像中（《海上花》《咖啡时光》），而阿巴斯则通过在现实表象中介入虚构的方式同样捕捉到了真实。

《米花之味》捕捉现实不再是“新现实主义”的方式，或者侯孝贤式的“还原”和阿巴斯式的“虚实”。

导演鹏飞很知道自己在内外两方面与这些大导演有的距离，同时他也不会认同传统乡村电影中复制现实的套路，这会让影像具有一种低劣做作、假情假意的色彩。

他找到了的那条与众不同的“反现实”道路是对日常生活的真实本色进行迂回的捕捉。

整部电影闪现着明亮的色调，乐观的情绪，俏皮的设计……彻底翻转了对一部表现留守儿童生活现状的电影的期待，让人眼前一亮。

4.《米花之味》与《笨鸟》主题相似，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

如果说《笨鸟》仍然框陷在挖掘生活表层下暗流涌动的套路中（性与暴力），那么《米花之味》彻底从此循规蹈矩中脱离出来，创造出自己的美学价值。

电影一开始女主角与小孩的对谈，那一组正反对打的特写镜头如此迷人，让人感觉讶异。

你可以感觉到演员脸上放射出的光芒，那种有如灵韵包围的效果似乎只曾在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中出现过，那是演员坐在榻榻米上侧视着观众的近景镜头。

整部电影的环境虽然是乡村，主题是留守儿童，但其中洋溢的乐观情绪却让人心情飞跃。

母亲对女儿的不端行为（偷窃、网吧熬夜）的反映不是通过大骂，而是在沉默中让女儿反思，这也是为何我们会说其中有某种日本电影的影响，人物对周身情境感觉自在的状态几乎从未在中国电影中出现过。

这是一种“反现实”的美学。

色彩不再是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真实色彩，而具有一种过度明媚的失真效果；声效也不是按照实际生活中近大远小的效果进行还原，而是以一种相似的响度表现，比如人物说话的声音就与环境音保持在同一响度，而未做太大分明；配乐也与影像中表现的现实情境相互脱节，具有一种梦幻的效果；也就不必提及人物的表演，女主角身上携带的气质绝不是现实乡村生活中会有的……这一系列“反现实”的设计让整部电影具有了梦幻般的效果，让观众跌入奇妙的体验中。

这是抵达真实的另一条道路，与“新现实主义”模式具有本质差别，它揭示了另一重更为高级的真实，一如费里尼的电影。

如果说导演的前一部作品《地下香》确实具有蔡明亮的影子（导演曾和蔡明亮一起工作并担任《郊游》编剧），那么《米花之味》却丝毫瞥不出何处可能会是蔡明亮的身影。

它甚至建构在一种反蔡明亮影像美学的尝试上：蔡明亮的长镜头聚焦于凝视的深度，是将空间环境体验为情感的外化，具有深沉的凝思情绪；而《米花之味》却以一种平面化（表面）的方式建构：色彩不再具有明晰区分度，声音也以相同响度鸣响，表演直接揭示角色个性（无厚度）……不再有深度与厚度，一切都在影像表层建构起来，《米花之味》创造了一种前所未见的观影体验，观众快乐着快乐本身，无论生活带有多么让人失望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