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巷人家

《小巷人家》默默完结了，高开低走还是有点遗憾的。

唏嘘的点在于，这部剧的主旨其实是我们上一代的女性被忽视与被损害的一生。

而这条隐线又与明线上的大男主、既得利益者庄图南，有着极大割裂。

被困在无爱婚姻里郁郁的黄玲，重男轻女受害者庄桦林，总是习惯性被牺牲的庄筱婷，坚韧努力又隐忍的李佳，可怜之人终成加害者的吴珊珊，不被时代理解的小敏……除了美好到近乎不真实的宋莹一家，几乎是一代血泪的女性群像。

而男角色呢？

刻画得最好的就是庄超英这个典型式中国爹。

《乔家的儿女》里的乔老爹，《都挺好》里的苏大强，这些经典国产爹都坏到有一丝漫画式的滑稽，庄超英则是迅速拉入现实主义里。

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在邻居里温和老好人，但在家庭里就愚孝、冷血，理直气壮要求全家人为他的孝心外包吸干每一滴血，对妻子黄玲更是敲骨吸髓。

年轻一代里的戏份最重庄图南，也是塑造得典中典的国产男宝。

从小就是亲朋邻里小社会中成绩好、不淘气的明日之星，倾尽全家资源被托举的太子，吃尽红利而不自知。

小时候妈妈做好一桌饭不让上桌，妹妹同样被赶下去，长孙庄图南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

上高中时爷爷奶奶总想把表弟安排过来，提出让妹妹住过去跟小表弟挤着睡，也没有动他的利益。

妈妈展现出母狼般的孤绝以离婚相逼，懂事的妹妹被打哭，只有他说“我不介意”，甚至埋怨妈妈不近人情，天真愚蠢近乎残忍。

介于剧是完全遵照原著拍的，原著作者担任了编剧。

看完前半部分的观众，会与后半部分产生巨大的落差，也会对“这部作品到底想讲什么”产生疑惑。

一番的名字挂着闫妮、蒋欣，观众以为将看到的是从困难时期走过的时代变迁，微妙又温暖的邻里关系，艰难生活中一起为生活添柴加火的女性情谊，前半部分也确实这么写的。

但从庄图南长大变成范丞丞后，一切都不对劲了。

演技的灾难只是一方面，关键还是庄图南的故事太无聊了，作者又超爱他。

类比其他年代剧，同样年龄设定差不多的《乔家的儿女》，长子乔一成是被父权制家庭吃掉的。

《大江大河》《人世间》也没有哪个主角性格白开水，感情事业一帆风顺。

这边呢，谁要看一个性格温吞受尽家庭托举的男宝怎么谈恋爱？

谁要看一个踩在时代风口顺风顺水的男性怎么搞事业？

更何况那些剧的主演是白宇，是王凯，是辛柏青，而这边厢变成了鬼迷日眼的范丞丞……消费降级的风也吹到了年代剧里：）

除了是妻子，是儿媳，是女工，她们还能是谁？

她们还是自己。

她们首先就得是自己。

第5集里，黄玲在邻居宋莹的劝说下给儿子图南买了自行车。

她是用一直以来给家里做衣服的缝纫机换的，没有用宋莹之前借她的钱。

黄玲有点舍不得，也带着没能把缝纫机留给女儿筱婷的歉疚，“家里马上就要没有缝纫机了”。

宋莹觉得可惜，她也终于问出了那个问题，“你怎么不给自己做身新衣服”。

黄玲的答案是，没机会穿，穿不上。

而宋莹接下来的一番话，可以说是点出了《小巷人家》作为一部时代剧的主题核心——女性。

黄玲不仅是作为工人，必须穿着工作服；也不仅是作为母亲和妻子，在家要穿着干家务不心疼的旧衣服。

她完全可以是一位女人，可以去公园，去看电影，拥有自己的社交生活；而这女人的身份，和母亲/妻子的家庭身份，完全可以不冲突。

所以宋莹才会说，去少年宫接女儿，照样可以穿得好看。

“你喜欢看着孩子们穿得漂漂亮亮的，你也一定喜欢自己，穿得漂漂亮亮的呀。

”

成为妻子，成为母亲这么多年，但只有同样是妻子和母亲的宋莹，“看见”了黄玲真正的需求，还有她一直压抑着的，作为一位女性的渴望与本能。

而这些需求、渴望、本能、自我价值，都被黄玲排在家庭、孩子，甚至邻里关系之后。

宋莹和黄玲住在小院的一左一右，其实刚好是两类女性的代表。

现代的与传统的。

黄玲传统，遵守规则，忍气吞声，因为厂里的裙带关系大年夜加班，先进给了关系户也不做声，剧集一开头的就是她去帮婆婆操持寿宴，最后却不被允许上桌。

宋莹被说成刺儿头，其实是更现代、先锋、更早有女性意识觉醒的那个。

她会用丢下孩子的方式闹来一套房子的做事方式，其实很有意思。

本质上，她的困难，来自母职。

双职工家庭，可带孩子的责任，天然被加诸给母亲，但她这一闹，又是在借助母职，对厂方施压。

甚至最后，她“丢下”栋哲，就又是在抛下母职，来以此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其实在一开始就已经亮出了《小巷人家》在这样一个大时代背景下，处理女性困境、面对女性议题的方式——借用女性的传统身份，深深地进入到那些困境里。

再让她们在这方泥沼里，去背反、去抗争。

然后，她们“自我”，终将会觉醒。

而这些泥潭，在当时看起来，对女性来说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剧集从恢复高考的时代切入，一路来到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变革。

苏州棉纺织厂的厂区既是一个小社会，也是一方院墙与藩篱。

在这样一个着眼于小院、厂区、年代的故事里，《小巷人家》是从妈妈、妻子、媳妇的角度去开场的。

我们因此看到更多在年代剧里少有看到一面——女性，一些已经进入家庭的女性，要如何面对飞快的时代速度，而不被抛下、不被牺牲、不被吞噬。

只能靠她们自己。

那些传统的自我，终将召唤出自由的自我。

那些被压抑的需求，终将因为被看到而得以释放。

而那些曾经牺牲过的女性，也终将帮助下一代女性，走向更远的远方。

《小巷人家》这种“传统”唤醒“自由”的主题还能在很多情节中看到。

有很多自由的觉醒，是通过“伤害”和“牺牲”来实现的。

我们能看到很多上一代女性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对下一代女性的伤害。

在过去，庄家一家三兄妹，就是让二姐桦林做出牺牲，去到贵州下乡插队。

现在，婆婆腿摔坏了，找不到人照顾，第一反应也是牺牲第三代女性筱婷的利益，让还是学生的她来承担起照顾责任。

在第8集里，隔壁老吴和张阿妹家重组家庭，讨论到学校报考，也是在张阿妹的主导下，决定了继女姗姗的命运。

姗姗明明成绩好可以上高中，但张阿妹的女儿小敏成绩不好只能上技校，三年就能拿工资。

于是作为老吴的女儿，姗姗就也得“一碗水端平”。

父母偷偷给她把志愿从高中改成了师范中专，为的就是早点挣钱拿工资。

从这个逻辑上来说，张阿妹主导的不让姗姗读高中的决定，和婆婆想让筱婷照顾自己病脚，遵循的是同一套逻辑。

那就是，在上一代社会语境、家庭关系中总是习惯了被牺牲、要奉献、被征用的女性，总会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有意识地、下意识地甚至无意识地，让下一代尤其是关系没那么亲近的女性也做出牺牲。

但是新一代的女性们，是会觉醒的。

这种“被要求的牺牲”，可以点燃她们。

刚更新的第九集里，二姐桦林的孩子鹏飞终于有了回苏州的名额，在爸妈的授意下，庄老师想把鹏飞和三弟家的儿子振东振北都接过来住。

但图南马上就要高考，家里完全没有空间与精力再接收三个孩子。

于是黄玲抗争了。

她明确摆出，房子是用她的名字申请的，她不同意，谁都不能住进来。

就算是离婚，她也要保护好图南和筱婷，不能再让他们，成为庄家的牺牲品。

也是直到这场家庭会谈大戏，我们才知道，之前黄玲对于照顾公婆、上交工资，接纳外甥暂住，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态度。

那些草蛇灰线的家长里短，都在这场划清界限的摊牌戏里有了清晰的脉络。

那是借助着“长子如父”的逻辑，像藤蔓一样蔓延到黄玲和筱婷身上、紧紧勒住她们的束缚，是“媳妇是外人”、“孙女还小可以委屈一下”的压迫逻辑，连带着图南也要成为受害者。

这种藤蔓带着冠冕堂皇的忠孝理由，爬到人们身上来的时候，他们往往都还没有察觉，等到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困死在那里了，去到贵州回不来的桦林，就是祭品。

但黄玲察觉到了，于是她当然不会妥协。

这种觉醒其实早就已经在之前的生活里埋下了伏笔。

不管是黄玲，还是宋莹，她们一直都在用“她们看见她们”的方式去对待身边的女性。

在婆婆要求筱婷照顾自己时，是黄玲把女儿保护下来，宁愿牺牲自己照顾。

宋莹看到姗姗大了，会张罗黄玲帮她做胸衣。

宋莹宁愿把自己买电视机的钱借给黄玲让她给孩子买自行车，在她家里住不下时为图南提供落脚地。

黄玲当然也就会帮栋哲补裤子，让丈夫庄老师为他辅导功课。

这个小院，就像是个女性互助的乌托邦。

而在它所属的年代，我们实在太少看到这样的故事了。

在过去的这种大背景、大时代和厂区的叙事中，女性间的互助往往是失语、失效、被遮蔽的。

因为她们的故事似乎不够宏大、不够冒险、不够具有速度。

但显然，我们可以从《小巷人家》里看到这样属于女性的宏大、冒险与速度。

她们的冒险与速度，不是仅仅在车间的车床轰隆声里，在灶前床间的忙碌里。

她们的冒险与速度，完全可以踩在时代变迁的“好风”上，甚至比身边那些男人更快、更敏锐。

她们的速度和冒险，甚至还在对下一代女性的保护、理解和共情中。

当男人们还在愚孝，她们已经懂得要利己。

当男人们还在担心政策，她们已经可以说出做到“我要挣钱”。

当男人们还在争夺家庭内部资源，她们已经可以共情“我高兴你是个女孩，却又不高兴你是个女孩”。

当男人们还在维护上一个吸血家庭，她们早就已经在保护那个真正该保护的家庭。

为它战斗，也为自己战斗。

她们经历过，她们牺牲过，于是她们能看见，也因为这份看见而觉醒。

她们或许终有一天会出走，在那之前，她们就已经拥有了自由的速度。

小巷人家看得异常舒心。

邻里关系温暖，黄玲和宋莹用善意回报善意，孩子们关系好到分不清谁是亲生的，两家人两代人的故事都温暖治愈，跟我印象里自带沉重苦闷的年代剧两毛两样。

细品几个主人公，有种“精神状态进阶”既视感。

年代剧里的善良好人，大多是我对你掏心掏肺才是真的好。

能表达善意却又不失边界感，是做人的境界，也是年代剧进阶的觉悟。

林庄两家邻里关系无疑是暖心的，一个小院，互相帮衬，一起种蛇瓜解决家里的拮据；有缝纫机的黄玲主动给林栋哲补裤子，给女儿做衣服的时候还不忘宋莹的新式裤子；而宋莹对待图南筱婷也堪比亲生的，出门在外绝对是有自己一口饭就不让筱婷饿着，拿着好布料要给筱婷做床单。

温暖之外，他们传递善良是克制的。

宋莹跟黄玲好，但不掺和庄家夫妻俩的争吵和家庭矛盾，只是默默把孩子带离吵架场合；林武峰也不会主动去点破庄超英的传统固执，只是委婉引导思考；黄玲在宋莹帮自己家回怼不分轻重的李一鸣之后，解释自己为什么没出头、感谢宋莹挺身而出，不把别人当傻子，也不会辜负好意。

林庄两家人邻里关系的好磕温暖，大概也是源于他们有分寸感的善意。

两人之间的对话，温暖却不乏理性剧中人很喜欢的两个女性角色：宋莹和黄玲。

打破了吃亏是福的偏见和年代剧里“老好人”的形象塑造，大家都坦坦荡荡维护自己的利益，懂得自我争取。

对待自私自利的邻居，宋莹是直接开麦硬刚，老公林武峰更是直接堵自己家出水口，整顿占便宜的邻居。

这亏是吃不了一点。

黄玲在宋莹的影响下逐渐硬气，面对自私偏心的婆婆绝不退让，对庄超英各种牺牲式付出该阴阳阴阳，保护孩子们，为自己的孩子争取“定量”。

她们不是刻板的忍气吞声的形象，相比那些隐自己欲望，或收敛自己，以向外界展示柔和无害和没有攻击性的人，宋莹、黄玲、林武峰这种主动争取，努力抓住自己想要的东西，让人很有好感。

善良不意味着没有底线和原则，讨好型老实人人格早已经不受人喜欢。

所以剧中人际关系和人物的塑造，在一众年代剧里更亮眼。

现在想起黄玲反抗偏心婆家，掌握话语权的几个瞬间还觉得爽：跟庄超英放话不同意侄子来自己家住，对重男轻女，偏心小儿子的婆婆贴脸开大，直言讽刺“你爱吃蛇瓜都给你吃”！

这一句有被爽到，可能也因为那个年代的刻板，还是需要有个出口之前一提及年代剧，人好像就是传统内敛的。

《小巷人家》用有边界感和自我争取的角色呈现那个年代里鲜活的人。

这剧主角精神状态进阶，角色更有人味，能看出这剧创作用心，也看得下去。

好看！

越看《小巷人家》越觉得除去其剧情本身的精彩优异之外，它也很像我们日常生活的投射面，我们可以透过两个家庭里发生的微末琐事来看到自己人生的成长轨迹，从孩子们与大人的相处中，回忆起自己与父母的温馨时刻。

在最近几集里，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两个家庭的重心也如同大多数中国普通家庭一样放在了对孩子们的教育上。

首先是图南迎来了高考，院子里两户人家都十分重视，宋莹为了能让图南有安静的环境学习把吆喝着收废品的老大爷给“赶”走了，林工也帮着庄老师一起给图南选学校和专业，两家人的关系随着图南备战高考越来越紧密。

而虽然图南的录取之路一波三折，但从中却能看到父母深沉的关爱，庄老师带着图南去系里见老师想办法，黄玲因为担心图南而精神恍惚，这些都是很多中国父母对孩子关心的真实写照，小巷人家的故事为什么看起来平淡却能吸引着观众一集又一集往下看，就是因为它在用心刻画每一个人物和每一段关系，让我们在看的时候也会被这一小点细节所触动，回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或是父母在教育上对自己的付出与用心。

等到图南开启了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活，栋哲、筱婷和鹏飞也开始备战中考。

栋哲和鹏飞两人心思不都在学习上，比较贪玩，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片段是林工回家之后发现自己屋子里的房间被上锁了，原来是因为图南怕两人偷偷进房间看电视，因为之前图南在去屋子里看鹏飞和栋哲在做什么时，两人表面上是在写作业，但图南一摸电视机发现是热的，猜到他们刚刚其实是在看电视。

这种经历感觉大多数孩子都曾有过，也许在幼年时还想过怎么给电视机降温，虽然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与片段，却无比贴近大多数人曾有过的生活经历，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年轻时的岁月，不由得会心一笑。

与孩子们还算轻松的心态相比，家长们则进入了操心的时刻。

就连之前对于栋哲学习管的没有那么严的宋莹一家，也开始担心栋哲的成绩，宋莹也与大多数母亲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上一个好的高中，她约黄玲一起去寺庙里上香，颇有些“迷信”的想要求菩萨保佑，等到栋哲真的考上了一中，她兴高采烈的恨不得跟每一个路上的都说出这个好消息，宋莹此刻的心态和心情就跟广大为孩子考试成绩操心的母亲一样，患得患失又希望能带给孩子一点助力，哪怕只是求一个心里安慰。

庄老师和黄玲也在为鹏飞的前途担心，想要为他谋一条好的出路。

父母的爱都藏在细枝末节里，两个家庭对于孩子的培养十分看中但也不会过分鸡娃，而是在多数时候隐身在背后，在孩子们迷茫或需要助力时温柔的托起孩子们。

都说中式的父母总是很难把爱说出口，但他们永远会成为你避风的港湾，小巷人家里的两对父母也是如此，在顺利时他们会为孩子们高兴，在遇到困难时他们则会成为孩子们坚实的后盾，而剧中孩子们的学习之路也跟大多数中国孩子们一样有时充满艰辛有时也有着欢乐，他们会与自己的父母“斗智斗勇”，也会在犯错时接受“混合双打”，但他们也会努力着不让父母们失望，因为他们明白这些期望的本质都来源于爱。

小巷人家对于情感的表达总是这么细腻，让我们可以在这些故事里也回忆起自己的日常与埋在心底的情感，在家长里短的烟火气里感受爱的充盈。

正午好像一直践行着在中国已然消失了的80年代左派知识人所特有的情结，曾经占主导地位而今却在荧幕上消失了的底层劳动者、农民和普通人，还仍然有一群人愿意把视线聚焦在这些群体，真感人啊。

文革、穴韵之后的一代，本该成为最重要的反思力量的。

就像韩国当代最有名的作家导演学者，包括我们教授，都是光州事件幸存的那批青年，以亲身经历的时代伤痕作为反思的起点，一生践行着观察与批评的实践。

我真不同意说小巷人家是什么中国版1988，1988着笔都在个人与家庭的日常片段，时代腔调拉满但显然去除了社会矛盾展现了美化后的日常，当然它好看，质量高，那是成熟制作工业的功劳。

但正午的剧显然有着庞大的社会关照。

一夜间国营改革、技校不包分配入厂，重大变革下放到个体，简直是难以承受之重，这样的事，在激流勇进的这几十年间不知有多少，放之个体怎不成血泪？

虽然最终的结果也许没那么差，但不能因此而不承认过程的失当，就算现在该反思的类似情况也有很多。

如果不搞一刀切，如果把给百姓更多选择和调剂的时间，生活会不会容易很多？

还有大学生去考察城墙古迹的车上被当地村民围攻，真是我经常觉得很悲伤的时刻。

传承与发展的矛盾固然令人心疼，但没有刻意政治正确地把社会底层高尚化，思维的愚昧与固执，并非是没有的，甚至是极常见的。

另外张开宙作为正午最积极在性别议题上做革新的，不再逼着媳妇承欢，不再把父母爱神圣化，也难得。

尽管对历史的反思在足够缓慢的节奏中得到了缓冲，但仍然在重审历史的意义上是有份量的。

还有对建筑学系学习日常的展现，让人不得不怀疑编剧是学科内部人，真实又有魅力。

《小巷人家》剧照《小巷人家》里的七八十年代，很多人的性格是通过房子展现出出来的。

《小巷人家》宋莹宋莹，为了分到房子，天天让自己家小孩林栋哲住到书记家里去，终于熬到了，邻里眼中“疯子”的性格，通过这件事，把泼辣，野蛮，直言爽语，一次展现个遍。

《小巷人家》黄玲黄玲，为了分房子倒是因为自己的兢兢业业和良好的为人处事显得自然而然，但是为了阻止婆家人住过来，显现出自己的刚的一面，没错，表面上黄玲对别人都是客客气气，为人处事也是非常被动和谨慎，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也是一个普通的角色，好在作者展现了黄玲“内刚”的一面，就因为如此，让黄玲成为了一个“大女主”的形象。

《小巷人家》李佳李佳，与庄图南暗生情愫，一路升温，平遥之行后飚到了就差捅破窗户纸了，却突然将至冰点，因为他的父母和弟弟来上海了，与叔叔一家大吵一架后，李佳决定靠自己来解决在上海扎下根的父母的愿望，他是长姐，也是率先来到了上海，满足父母的愿望，和规划弟弟的未来，当下只有她能来承担了。

但是与庄图南继续的话，就很难，所以就按照自己的规划，解决弟弟的户口问题，自己的就业问题，算不上多精彩，但总算是有一个小窝，弟弟也顺利就业了，这个时候又想起之前的朦胧情愫，主动来贴庄图南，难免有观众不喜欢这个这两次180°转变，这不是一个十分讨喜的角色，我想一定是有房子焦虑的因素。

《小巷人家》吴珊珊吴珊珊，与李佳一样，角色后期都有小小的“黑化”痕迹，按说吴珊珊也是一个优秀的角色，在没有庄筱婷那样优秀的家庭环境下，依然是个优秀的学生，但造化弄人，去读了师范（虽然也没有什么不好），终不是自己所愿，但后期想来“霸占”宋莹的两间房，被黄玲、向鹏飞、庄筱婷先后化解，后又嫁给副厂长儿子，后期这一系列操作，也会让一些观众不喜欢，不过，重组的家庭环境，以及缺房的现实，让她试图走捷径，承担了一点角色“黑化”的后果。

《小巷人家》老吴结婚

《小巷人家》剧照再来看几个相对“负面”的角色（没有绝对的负面，都是形势所迫，角色是立体的、复杂的），李佳的叔叔婶婶，庄超英的父母和弟弟弟妹，还有隔壁王勇王芳一家，还有上海人民广场相亲角的家长们，我们全部通过房子来看到他们全部或部分的性格。

《小巷人家》小朋友们当然，这几个小孩不愁吃喝，他们的父母给他们挡风遮雨，但是成年后，几乎都在往拥有自己的“小窝”而努力。

后来人们不再为“房子”焦虑了吗？

没有大段叙述，只有一句结论：依然是！

无论是电视剧里，还是你身边的经历，即使如今的房价情况，还不是 PS：难道不是性格的原因吗？

难道这个“锅”要给房子来背吗？

当然有性格原因，不过我始终相信一句话“穷生奸计富长良心”，您品品

听郭德纲说的这句话

01《小巷人家》更新过半，时代图景已渐次展开。

除去邻里之情仍在不断升温，这部作品的另一面也愈加清晰。

转眼间，改开之风已经吹到了八十年代中期。

时代的巨变，正透过无数生活细节，落入寻常人家。

小院儿不再种蛇瓜了，街边的店铺也多了起来，电视机、电冰箱走进家庭，自行车满街跑，连衣裙随风飘，衣食住行都在不经意间，悄悄变换了模样。

比起物质条件，更显著的转变，还在于人的命运。

那是个改革的窗口刚刚打开了一半的时代，飓风霎时间灌入，令人分不清是机遇，还是风险。

所有人都想过河，但没人愿意当垫脚的石头；有人梦想成为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但更多人只想握紧手中的饭碗。

《小巷人家》透过主角两家人，乃至更多人，描绘的恰是那样一个年代。

时代的拐点与众人的选择交错，擦出了几声叹息和无数火花。

02时代之变，总是透过一些微妙的讯号，显露出来。

电视上播放着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吃面条》，那是春晚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品；也是那一年（1984），许海峰的最后一枪，帮中国夺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越来越多的“第一”的涌现，绝非巧合。

那正是拐点将至的征兆。

庄林两家人，身在这样的氛围中，也无不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

改变几乎发生在各个领域。

最为明显、也最能牵动一方命脉的，是教育和经济。

先是高考恢复了，一代代学子不再因出身问题而被草率归类，而是有了更公平的上升通道。

与之同时发生的是个体经济的抬头，铁饭碗被打破，大锅饭被掀翻，从前被压抑在集体内部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瞬间得到释放……而这一切的宗旨，无外乎一句：重申个体的价值。

也正于此处，庄林两家殊途同归，前者抓住了教育改革的契机，后者把握住了经济变革的窗口，从而改变了两家人的命运。

庄家培养出了小院儿的第一个大学生。

当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录取通知书，摆在桌上时，黄玲拉起丈夫的手，跳起了舞。

图南之所以能达成志愿，与他的天赋、努力自然分不开。

但同样重要的是，父亲庄超英从小就告诉他，知识如何能改变未来，使他心生向往；以及母亲黄玲不惜和婆家撕破脸，也要为他维护一个不受打扰的环境。

如此，图南踏上列车，去了上海，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林家则嗅到了商业复苏的气息。

国企改制、价格双轨、苏南模式推行、摆摊合法化……一连串局部的“草动” ，印证着大环境的“风吹”。

身为工程师的林武峰，尝试跳出僵化的机械厂，加入更具创新意识的民营厂，把自己的技术才能，投进更广阔的市场，最大程度地兑现价值。

这个在今天看来天经地义的事，在那个改革摸索期，却需要十足的勇气。

但也正因如此，庄林两家没有被时代列车甩下。

他们用各自的方式，登车远行。

03其实，也不光是庄林两家，像没能考上大学，埋头做起小买卖的一鸣，也凭着踏实肯干，把生意越做越大；还有老魏这样的长途车司机，也靠着不停歇的勤奋，努力在这个多劳多得的新时代，把小日子过得更好。

窗口正向所有人敞开。

只是形式不同，方法有别。

但与此同时，《小巷人家》也不忘给我们看那些失意的人，那些错过了车次的人。

对他们来说，这也并不意味着绝望。

他们仍有补票登车的机会。

最典型的，当属吴建国、张阿妹一家。

这是个重组家庭，这对父母带一儿两女，挤在一室一厅。

他们都是普通工人，本就不富裕，再加上思维保守，仍然对铁饭碗抱有期待，于是把女儿小敏送去了技校，期待她毕业后能直接进厂。

结果正赶上国企转型，工人大面积下岗，棉纺织厂也不再吸收职工子弟，小敏原本就要拿在手里的铁饭碗，突然化作空气。

可以说，这是父母选择的错，但又何尝不是命运对人的拨弄？

小敏最终没有去另一家工厂做临时工，而是去学了美容美发。

这是她为自己做的选择。

而这个时代欢迎每个人为自己的未来抉择。

04由此，《小巷人家》借时代之变，实际为我们呈现了观念之变。

而唯有先改变观念，才能激发更深更广的变革。

除了教育观、财富观及个人奋斗观的变迁，这部作品始终有条暗线，在讲述性别观念的转变。

它借助不同的家庭、反复再现的情节，给我们看“重男轻女”的旧习，是如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女性的命运，使她们成为大家族的牺牲品。

而且这种讲述，与大历史又纠缠在一起。

知青下乡，往往是把女儿送出去，把儿子留下，因为女儿注定是“泼出去的水”，是“别人家的媳妇”；而这些远走的女儿们，有的就永远留在了异乡，有的则是有家不能回，因为房子不够住，因为儿子要结婚，更因为“这里本就不是你的家”……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

它发生在庄家，发生在林家，也发生在隔壁的王勇家，乃至小巷里的更多家庭。

而这也是这部剧想要揭开的疮疤，那就是，我们曾经如此心安理得地把系统性的不公当作天经地义，但随着新时代的风吹来，个人的价值被重新确认，女性意识也开始随风而生。

这点，尤其体现在黄玲、筱婷母女身上。

黄玲为保护筱婷，和公婆闹翻，导致丈夫出走。

当图南试图挽回时，筱婷的一番话，显示了超越年龄的成熟。

她说：“妈妈是了我们才和爸爸吵的，所以我们必须站在妈妈这一边。

”那一刻，我们看到的不止是母女连心，更是女性之间的相互体谅和珍惜。

05随着情节推进，《小巷人家》中下一代的形象，也愈发清晰起来。

除了刚刚讲过的筱婷，另外几个孩子，也都沿着各自的成长路线，与时代的轨迹擦肩。

图南渐渐成长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世界抱有纯粹的认识，他眼中的好与坏，都不掺有，也不该掺有任何杂质。

但现实却慢慢教会他，这世界的复杂，就在于没有单纯的好与坏。

栋哲从一个调皮的孩子，成长为一个贪玩的青年，但调皮到贪玩之间，却也有质的变化，那便是他能把自己感兴趣的事玩出花儿来，这种“玩儿”的心态，已成为他的性格特征。

鹏飞从贵州来到苏州，在经历了初期对大城市的补偿式贪恋后，他渐渐融入其中。

经过了最初的胆怯、试探，其本性中爱闯荡的一面，已初露峥嵘。

隔壁家的姗姗，在被后母安排进入师专后，偶然躲过了时代变革的冲击，即将成为一名乡村教师。

没人为她庆祝。

她就为自己庆祝。

每个孩子的个性都愈发分明了，相信后面的叙事重心，也将会向下一代偏移，去讲述新时代与新人之间更微妙的互动关系。

总之过去这二十集的内容，越发显露出《小巷人家》的野心。

它不仅是一部温情的邻里家庭剧，更是一部关于普通人的生活变迁史。

时代的列车总会转弯，也总是滚滚向前，唯有知识和理想，永不过时。

-END-

因为喜欢《知否》《乔家的儿女》，又刷到一堆“中国版《请回答1988》、新一轮电子榨菜”的好评，第一时间开追了《小巷人家》，果然是一部真实、生活流的年代平民戏。

它之所以能引发观众的集体共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40多年前社会状况与日常生活细节的还原。

预感剧里的不少细节，日后大概率都会被网友盘出浆。

这里就用6个关键词，给大家科普一下剧里的“彩蛋”细节，是如何体现出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情世故。

1、分房

开篇就上演的“宋莹分房事件”，火力值MAX。

为了能分到房，宋莹先是向厂领导施压，直接抱着儿子上门哭闹，接着又与领导对峙，表示如果工厂不解决她的住房问题，她就只上早班，拒绝中班、夜班。

这一套舆论组合拳下来，成功让她为自己家争取到了房子。

直到21世纪前，分房政策都没停过。

分房是以单位福利的形式分配，会根据职工的职务、工龄、人口、孩子年龄等条件进行综合评估。

独生子女家庭可以加分，双职工家庭也可以享受照顾加分。

谁的分值高，谁才能先分到房子。

每年盖出的房子有限，在狼多肉少的情况下，分房不外乎一场竞争。

公房不只是解决居住问题，同时也是社会地位和个人工作成就的象征。

2、定量

有的观众在刚开始看剧时，肯定会疑惑，为什么黄玲会对庄家亲戚上门这件事这么抵触，甚至闹到要回娘家的地步。

搁现在，不得拿出最好吃、最好玩的东西，热情欢迎亲戚上门。

但在当时计划经济物资分配的情况下，食品、日用品都是配给制的，供应量常常是有限的，需要通过定量分配来保证公平。

这也是为什么那个时候买肉，需要凭借肉票且上街排队，肉还每日限量的原因。

除了食品，布料、肥皂等也常常是定量分配的。

如果亲戚真的上门一个月，那日子肯定是过不下去了。

毕竟平时让图南吃饱，都不得不精打细算，合理安排家庭开支和食物分配。

在剧中，定量随时可能成为邻里间互助合作的纽带，也可能成为家庭内部矛盾的导火索。

3、电视

在七八十年代，电视机是家庭中的“三大件”之一，绝对的奢侈品。

栋哲老去蹭电视看，在蹭不了之后，宋莹看不得他受委屈，为满足儿子看电视的愿望，省吃俭用大半年，天天吃蛇瓜。

林父还要拿粮票换电视券，排队抢购电视。

买来后还用一块电视布盖着，以免弄脏了。

这些事都体现了当时电视机到底有多紧俏和稀奇。

你可能很难想象，7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电视机普及率不到1%，全国只有两个节目可以切换，即1台、2台。

当时一台9寸黑白电视的价值，大约300元左右，相当于现在的汽车。

一个普通职工的月工资在30-50元，林家每个月存的30元，差不多是现在的3000多元，换算电视机是现在的30000元。

那个年代，如果谁家有电视机，可是不得了的事情，马上就会被邻居蜂拥而入。

剧中，栋哲家里有了电视后，会把附近的好朋友都叫来看。

这其实也体现了当时看电视是一种集体社交娱乐行为。

这种属性随着80年代中期电视普及率提高而消失。

4、跑几十米上厕所，公用接水池子

家里没厕所，放现在简直是难以想象的灾难，但在当时却很常见。

宋莹分到房后就蹭吐槽过一句，住职工宿舍筒子楼还一层一厕所，现在分房了竟然要跑几十米去上。

为了上厕所，三个小孩总是深更半夜拿着手电筒，相约一起跑到巷子口。

而且公厕也很简陋，这就是当时城市居住条件的真实写照。

而且当时许多家庭并没有独立水源，因此需要使用公共的接水点，来获取生活用水。

大家一清早就要到公用的水槽处进行日常洗漱。

这种公共接水点，往往会成为邻里间交流的场所。

5、结婚送礼、三转一响

现在随份子钱动辄要上千块，而当年结婚送礼，竟然送一块多的脸盆、碗筷，就已经很拿得出手了？

七十年代，物资相对匮乏，人们的物质追求没有现在这么高。

像脸盆这种家庭必需品，很实用。

而且就像上面提到的，因为“定量”，所以买脸盆都要用券的。

能送这些，已经很体现送礼者的心意和对新人生活的支持了。

剧里还提到了“三转一响”，以及黄玲的缝纫机嫁妆。

“三转一响”是七十年代的流行词，嫁妆里包含一两样很正常。

它们指的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都需要凭票购买，非常稀有。

如果一个家庭能够拥有“三转一响”，就会被认为是过上了特别幸福的生活。

而如果一个单身男性拥有了这四样东西，在相亲市场上也是一个加分项。

6、个体经济

1978年起开始改革开放，剧中的李一鸣也是从摆小摊开始做个体户，反映了个体经济的兴起。

当时国家开始逐步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发展，为许多像李一鸣这样的普通人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和创业途径。

个体户的出现，也打破了以往计划经济时的就业模式。

但在当时，有些地方的个体经济、副业，社会认可度还是不高。

就像剧中大家的观念转变，需要有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

当年人们的生活条件相对艰苦，但邻里之间的关系却非常紧密。

大家互相帮助，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这种淳朴的人际关系看似平凡，但又真的很珍贵。

而在物质富足的当下，我们也很难体会到，在那个总是吃蛇瓜的岁月，人们对短缺的资源，会倾注多少情感。

有时候一块肉、一件衣服、一块钱的背后，都是人情的权衡。

《小巷人家》还有许多“时代彩蛋”细节都非常用心，比如用玻璃做柜门的多用柜、钉在墙上的格子“墙围”、停电时用的油灯、晾衣服的竹竿、买东西排队时用的马扎子、旧式风扇……通过各种物件细节，它营造出了一种真实、怀旧同时又有趣的氛围，让人仿佛穿越回那个年代，体验到当时的生活方式。

光是凭这一点，我也愿意把它追完。

老人们坐在巷子口，端着茶缸，摇着蒲扇聊着天；

二八大杠自行车驮着装满冰棍的木箱子，小贩骑着一路吆喝：棒冰～棒冰～

孩子们挤在土灶旁，争相铲下锅里的锅巴当零嘴，被烫得跳脚；

阳光洒进院落，大人和孩子们一起搬凳子、端菜、摆碗筷，闲聊着准备吃饭；

《小巷人家》里随处可见这样的日常，就是这些烟火气带我们走进了那个年代热闹拥挤的中式家庭生活。

接着你会体会到爱情的甜蜜，亲情的羁绊，和友情的治愈，这些人与人之间最普遍最寻常的情感，却也是最能打动人心的东西。

两家人不同的婚姻模式，从细节看剧中的中式情感纺织三巷37号，住着庄、林两家人，朝西的是林家，朝向好的是庄家。

房子的朝向仿佛是某种隐喻，暗示着这两家人其实是截然不同的对照组。

林家男主人林武峰，大学生，压缩机厂的高级工程师。

那个年代，能上中专就很优秀了，大学生更是凤毛麟角。

林武峰也确实展现出了他的大智慧，思想超前，双商在线。

女主人宋莹，初中毕业，在棉纺厂工作，性格泼辣，往那儿一站就有一股子吵遍天下无敌手的劲头。

初中生嫁给了大学生，世俗意义上并不般配的两个人，却意外地合拍。

对外，遇到邻居恶意排水，宋莹当仁不让，与其争吵理论，林武峰则在雨天堵住自家的出水口逼得对方乖乖把挖的洞给补上。

两夫妻一个嘴上输出，一个动手操作，配合默契，无往不利。

对内，两个人的教育观出奇一致。

面对调皮捣蛋的儿子，采取一定程度的放养策略。

裤子破了就破了，学习差点也不急着“鸡娃”，孩子调皮捣蛋犯错，就混合双打。

用林家独子林栋哲的话来讲，“每次收拾完我以后，他们的感情就特别好。

”最绝的是，图南在林家住，管教栋哲的那阵子，林家两口子惬意地坐在床上洗脚，连擦脚的动作都能同步。

合拍与相爱互为因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宋莹和林武峰的婚姻处处不说爱，但处处都是爱。

夏天，林武峰手里的扇子总是朝向宋莹扇风。

冬天，林武峰会适时地往宋莹的洗脚盆里加热水。

老婆同人吵架，他在后默默为她批上大衣。

大家聚在一起闲聊时，他剥好瓜子会随手放进老婆嘴里。

林武峰看宋莹的眼神总是亮晶晶的，宋莹谈起林武峰语气里则是藏不住的骄傲，他们两口子很好地诠释了我们的中式情感——爱意藏在日常生活举手投足的细节里，越是含蓄，越是热烈。

庄家和林家只有一墙之隔，生活和情感模式却大不相同。

庄家是传统的中式家庭，有很明显的时代烙印。

男主人庄超英，中学教师，骨子里有读书人的清高，为人沉稳好面子。

女主人黄玲，勤劳朴实、贤惠隐忍，在那个年代里算得上是标准的好媳妇。

这两个人的婚姻有一种搭伙过日子的既视感。

妻子在婆家辛苦忙完一顿饭却没有上桌的资格，被要求带着女儿到灶屋去吃，而丈夫只是顿了一下，这就是他对此的全部反应。

黄玲心有不满，隐忍的性格却让她没有表达出丝毫埋怨，日子就这么照常过下去了。

剧里没有交代黄玲和庄超英是如何在一起的，大概率是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经历过热烈的恋爱阶段，所以庄超英并不在意黄玲的委屈。

倒也不能说庄超英不爱黄玲，事实上他也不在意自己的委屈。

他长年被“长子如父”的孝心绑架，这份愚孝让他始终把父母的优先级放在小家庭之前，让他甘愿牺牲小家，补贴整个家族。

黄玲一次次地退让换来的是一次次的蹬鼻子上脸。

每次庄家阿爹阿婆作妖时，便为黄玲感觉到愤怒与不值。

所以，当看到黄玲同阿爹阿婆撕破脸，不惜离婚也要断然拒绝三个侄子住到她家时，我不禁大声叫好，快离吧快离吧。

庄超英因此离家出走，数日后回来时，黄玲下班看见屋里丈夫的身影，愣了半晌，随后淡淡地说：支桌子吃饭吧。

谁懂，我瞬间就被这句话击中了，从对庄超英的幸灾乐祸中抽离出来。

在我们中式家庭里，“吃饭吧”有另外一层涵义，它代表着一种台阶，为了让开口显得没那么刻意，家人通常会选择此类事务性的事情开口来打开冷战的局面。

我猛然意识到，他们是家人啊，他们之间亲情的羁绊不会轻易断了，他们难道没有值得回味的温情时刻吗？

不，也有的。

他会懊悔离家数日，没有在家里需要他的时候帮上忙。

她会心疼他大冬天刻卷子，给他递一个暖水袋。

他看书改卷子，她在书桌旁织毛衣，两个人听隔壁教育孩子，一起乐不可支。

希望后续的剧集里，他们能有更多属于他们的不被打扰的幸福。

孩子们弥足珍贵的友谊，跟着孩子的视角体会成长与救赎相比于大人们，孩子们的情感更为纯粹真挚。

庄家的两个小孩，哥哥图南聪明自律，妹妹筱婷乖巧懂事，林家的小子林栋哲调皮可爱，三个小朋友一起学习、一起买冰棒，一起看书、看电视，做一切他们觉得有意思的事情，也一起经历小巷子里的鸡飞狗跳，人事变迁。

他们互相陪伴着成长，对彼此毫无戒备，也不甚计较，偶尔发生矛盾，一句话就能和好。

真羡慕啊，谁不想在小时候就遇到脾气相投的小伙伴一同长大呢。

向鹏飞也是这样想的吧。

鹏飞初来庄家借住时，谨小慎微，只敢呆呆地站在房间门口，在商店里看见喜欢的糖果，也不舍得别人花钱为自己买。

在别的孩子哭爹喊娘的年纪，他早早地就学会了扼制自己的需求，以免成为不讨喜的孩子。

还好有巷子里的这帮孩子。

栋哲自来熟地问他贵州好玩的地方，热情地带他去自己家看电视；图南和筱婷借字典给他，帮他准备数学习题册。

他跟着巷子里的小伙伴们打乒乓球，玩手影游戏，渐渐放下顾虑，恢复成孩子本该有的活泼模样。

从不敢接筱婷递给他的西瓜，到后来和图南一起去买西瓜，拿网兜开心地兜着西瓜回家。

从不敢吃零食，到和图南、栋哲抢着吃锅巴。

从下意识拒绝舅妈买的冰棒，到后来用舅妈给的钱请小朋友们吃冰棒。

多么欣慰的变化，是巷子里的小伙伴们治愈了他。

当然，小朋友们的救赎文学不止这一段——跟妈妈重返苏州却被家人拒之门外的周青，志愿被改雨中哭泣的姗姗，

天台上因为父母吵架而伤心害怕的筱婷，

每一个孤独的身影下一个镜头都会有小伙伴出现在身旁。

小小的年纪，大大的情谊，小巷里的他们一定会互相陪伴，彼此支持，并肩成为想要成为的大人的！

那个年代七拐八拐的小巷，像一个大家庭。

不论甜蜜度日或是磨合过活，不论大人还是小孩，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如此紧密。

这些日常的、朴实的、充满牵绊的情感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小巷集体生活中独有的，弥足珍贵。

还好有文学和影视作品，感谢《小巷人家》让我们看到如此多样动人的情感！

即使作为母亲，女性也能理所应当地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刻。

《小巷人家》是近期国产剧的“王炸”，好看，耐看。

剧集讲述上世纪70年代末，苏州棉纺厂家属区一条小巷里，庄、林两个家庭在恢复高考、知青返城和改革开放等时代变迁中，如何互相帮衬、共同成长的故事。

庄、林两家的相识和相助，为剧情增添了浓厚的人间烟火气，而两家的女主人黄玲（闫妮 饰）与宋莹（蒋欣 饰）之间，还有同为女性“因为懂得，所以相惜”的姐妹情谊，她们在互相帮助中，发现自己，也完成着自己——这是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之一，也让这部温暖的年代剧闪烁耀眼的女性光芒。

从相识、相知到相助黄玲与宋莹初相识时，黄玲心中是有些戒备的。

两人都是纺织厂的女工。

黄玲性格温婉贤淑，和丈夫庄超英（郭晓东 饰）带着两个孩子庄图南和庄筱婷挤在几平米的房子里。

宋莹是厂里的“厂花”，以泼辣直爽著称，和丈夫林武峰（李光洁 饰）琴瑟和鸣。

在厂里分配住房时，宋莹为了争取住房，不惜带着儿子林栋哲敲开厂书记家的门，以孩子为“筹码”，迫使厂领导关注她们的住房问题。

这一举动在厂里引起轩然大波，黄玲听闻后也颇为震惊。

在顺利分到房子成为邻居后，黄玲对宋莹的“刺头”性格有些戒备，担心她不好相处。

但黄玲很快就打消疑虑。

有一天，在外忙完回到家的宋莹，到黄玲家接栋哲。

看着栋哲和图南、筱婷玩得很开心，宋莹没忍住哭了，她心疼孩子终于有伴了。

黄玲察觉到她的情绪变化，问道：“那你把儿子一个人扔到张书记家里，你回家是不是偷偷哭了？

”这个问题击中了宋莹心底的柔软，把孩子扔到书记家在外人眼里是蛮横泼辣，却只有黄玲看出了宋莹身为母亲的不舍和难过，并提出以后要互相帮衬。

这种理解和互助加深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促成了她们的相知。

相知之后，两个女人、两户人家，开始了相互帮助的温暖日子：比如栋哲很顽皮，裤子经常破了，宋莹补了又破、破了又补，干脆不想补了。

黄玲担心栋哲着凉，又担心他裤子破被别的小孩笑话，就主动提出要帮栋哲缝裤子。

比如黄玲的公婆要把两个孙子送来过寒假却丝毫不提“粮食定量”，庄超英不但不阻止还指责黄玲自私不愿意接纳两个外甥，黄玲一怒之下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宋莹立刻替姐妹撑腰，批评庄超英：黄玲跟着他根本没享福！

黄玲不是怕自己吃苦，是怕孩子跟着吃苦。

这才让庄超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又比如，黄玲婆婆脚崴了，挤在黄玲家，经常起夜，还拉着放学孩子的图南聊天，影响图南学习。

宋莹就让图南住到她家，甚至把她珍藏已久的买电视机的钱给了黄玲，让黄玲先给图南买辆自行车方便上下学，黄玲感激落泪……

在这细水流长的生活里，两个女性超越了血缘关系、超越了年龄和性格差异的情谊，是《小巷人家》“烟火气”的重要组成部分。

她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展现人性的善良和美好，也令荧屏前的观众心有戚戚：时代虽然一直在变迁，但只要心中有爱，有真诚，就能找到依靠，找到彼此。

正如小巷深处的那盏灯，照亮回家的路，也照亮我们的心。

因为懂得，所以相惜黄玲与宋莹的感情，并不止于邻里之情。

她们有相识、相知和相助，还有身为女性的相惜——这是同为女性一种特别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宋莹懂得黄玲在一个有着偏心的公婆、“愚孝”的丈夫的大家庭里做一个媳妇的委屈和不易，她常常站出来给予黄玲坚实的支持与安慰，她也能读懂黄玲那些反抗的“小心思”——这是女性之间的心领神会。

这份懂得对黄玲来说很重要，那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小小的情绪出口。

那个年代的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她们是儿媳、妻子、母亲、女儿，也是女工。

这些身份赋予她们丰富的生命体验和社会价值，也带来相应的责任与期待。

这导致我们往往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在她们作为家庭成员的角色上，而忽略她们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忽略每个女性都有她们自己的梦想、兴趣爱好以及对生活的期待。

当所有人只看到黄玲身为儿媳、妻子、母亲的身份时，只有宋莹知道：黄玲也是一个叫做黄玲的女人。

比如当黄玲给宋莹和筱婷用布票买了布做了漂亮的新衣裳，还给栋哲改了几件衣服，宋莹问她，“你给我跟孩子们都做了衣服，没给自己做一件吗？

”“你喜欢看着孩子们穿得漂漂亮亮的，你也一定喜欢自己穿得漂漂亮亮的呀？

”

黄玲不禁哽咽，她对宋莹说，“谢谢你啊，宋莹”，然后用手掩面哭了起来。

这是一个看似不起眼，但充满高光的桥段。

黄玲作为儿媳、妻子和母亲，她的生活似乎完全围绕着家庭成员的需求展开，以至于她几乎忘记了她自己。

宋莹注意到这一点，并鼓励黄玲关注自己的需求，这是对黄玲内心深处渴望被看见、被理解的一种抚慰——除了母亲、妻子的身份，她也是一个有权利追求美丽、享受生活的女性。

人海茫茫，终究还是有人看到她作为一个女人、作为她自己的渴望，并呵护这份渴望，所以黄玲感谢宋莹。

后来筱婷生日时，宋莹决定请黄玲和筱婷下馆子，黄玲认为这太破费了，并且决定不带图南和栋哲，就她、黄玲和筱婷三个女性去吃。

黄玲说，不带两个男孩不太好吧。

宋莹说：“不是什么时候，都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

那当妈的偶尔吃顿好的，又不犯法。

”她让黄玲穿着新衣服去。

这个有趣的桥段里，宋莹的说法其实触及了女性作为母亲的身份与作为她自己之间的平衡。

在传统观念里，母亲往往被期望将孩子的需要置于自己的之上，这种无私奉献虽然值得尊敬，但也导致很多妈妈不敢去追求哪怕一丁点的个人乐趣。

宋莹邀请黄玲和筱婷下馆子，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使作为母亲，女性也可以理所应当地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刻。

从相识、相知，到相助、相惜，黄玲与宋莹成为彼此最坚实的依靠。

黄玲的温柔内敛与宋莹的直率果敢形成鲜明对比，性格上的互补让她们能够相互学习、共同成长。

宋莹鼓励黄玲勇敢为自己发声，不再一味地隐忍，黄玲也用她的细腻和体贴影响着宋莹，让她在处理事务时多了一份柔软。

黄玲与宋莹的故事，是一段邻里间的温馨佳话，是人世间美好烟火气的见证，也是一曲相互懂得、相互疼惜的女性情谊颂歌。

无论承担何种角色，女性的自我价值不应被无视被褫夺；在人生的旅途中，女性之间的情谊是宝贵的财富，它能够给予彼此力量、慰藉和成长的空间，拥有它，珍惜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