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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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献礼三部曲我又看了一部《攀登者》。

简单和大家聊一聊。

这部电影改编了中国登山队于1975年第二次登顶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并测量其准确高度的故事。

电影的剧情很简单：1960年中国登山队向珠峰发起冲击，成功登顶后却由于没有留下影像资料，因此没有得到国际上的认可。

15年过去后，我国为了测量珠峰准确高度，再次组建登山队。

曾经登上珠峰的三位老登山队员在战胜自己心魔的同时，协助新的登山队员成功登顶珠峰。

这是十分正能量，也十分让人骄傲的故事。

演员的阵容很惊艳：

主演吴京、张译、章子怡、胡歌、井柏然、王景春。

要演技有演技，要颜值有颜值，要热点有热点，就是没有流量小生。

然而具有爆点的故事，具有深度的阵容，却遇到了香港导演李仁港。

他是一名技术偏科型导演，长在视听语言，短在编剧能力。

没有宏大叙事能力但对宏大叙事又十分迷恋。

看看他的作品在豆瓣上的评分，十年以来只有一部《鸿门宴传奇》勉强达到了6.3分的及格分。

不过凭心而论，这部《攀登者》并没想象中那么烂。

起码李仁港还是奉献了半部好戏。

在影片开始的前一小时，电影的不论节奏、打光、主色调的运用，趋近完美。

非常完整的讲述了初代攀登者登顶后不被认可的失意和训练新生攀登者的努力。

一直看不上“战狼”文戏的我，此次也不得不承认吴京优秀的演技。

然而好景不长，电影在后一小时开始崩塌。

回归正常水平的李仁港，连监制徐克都没救回来。

首先，多余的儿女情长把节奏撕的乱七八糟。

本来可以点到即止的感情戏，却大片大片的侵占了攀登者英勇向前的戏份。

部分桥段被网友调侃道：“所有女性角色都是拖后腿的”。

请导演记住，这部电影名叫《攀登者》；不叫《我与攀登者的日子》。

其次，几乎看不到人物的成长弧线。

以胡歌饰演的角色为例：前一秒他还考虑如何逃避严苛的训练，下一秒就劝说发现他有遗传病史的医生隐瞒病情，再下一秒就为了队友进行了牺牲。

请问他秒变伟大的转变点在哪里？

诸多角色都有这个问题。

有成长，没过程。

最后就是导演的习惯问题了。

李导喜欢让演员在拍戏期间freestyle，只要大概意思对了，后期全靠配音，可以大量节省拍摄时间。

这就造成全片大量台词口型根本对不上。

让人频频出戏。

剩下的关于电影改编并不是严格按照历史事实和“战狼”秒变“中国队长”等诸多问题就不讨论了，毕竟电影是艺术改编的作品，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国家矛盾放在当今也不适合反复提起。

总之，电影的前半部分值四星，后半部分值两星。

整部戏平均下来刚刚及格。

或许对于现阶段李仁港导演最好的评价就是：起码还有半部好戏。

贴个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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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仁港恐怕是不能复制林超贤的成功了。

同样是主旋律大片，当年由林超贤执导，张涵予主演的《湄公河行动》取得了票房12亿，豆瓣评分8.0的奇迹双赢，这种商业和意识形态上的双重成功在以往的主旋律影片上几乎不可想象。

随后，林超贤再一次用《红海行动》超额刷新了大家对主旋律大片的期待上限，票房36亿，豆瓣评分8.3。

今天看来，林超贤的成功无意中开启了一个主旋律大片的制作新模式：香港成熟商业片导演 + 实力演员 + 流量明星 + 大众民族情绪。

而今年国庆档三部影片中的两部，都复制了这个模式，《中国机长》请来了《无间道》的导演刘伟强，《攀登者》则找来了拍过《猛龙》和《锦衣卫》的李仁港。

说起来，关于李仁港的导演水平，豆瓣上还曾有过一次不大不小的论战。

当时豆瓣上的港片影迷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推崇杜琪峰，觉得银河映像最牛X，另一种，则是其他。

在这群其他中，有一个ID为“释凡”的影评人，居然宣称李仁港最牛X，《猛龙》比杜琪峰的多数电影都好。

如果释凡说的是王家卫或者徐克，哪怕是林超贤，什么争论都不会发生，但他说的居然是李仁港，居然是《猛龙》，一瞬间，豆瓣上的香港影迷就分成了释凡和所有其他人。

提起这件旧事，是想说除了“释凡”，其他人都明白，相比林超贤，李仁港还是差点意思。

看完《攀登者》的点映场，我想恐怕连“释凡”也该醒悟了。

《攀登者》的不好很多，比如叙事节奏上，三上珠峰的设计显然太多也太过均匀，时间不够用，所以每一次的铺垫都不够，急于进入灾难戏，又仓皇结束，观众的情感刚刚拿出又要收回。

再比如叙事重心，不知道是登山难拍，还是明星太多，真正登山的戏太少了，让人难以建立起对珠峰的敬畏和对攀登者的崇敬。

更糟糕的是配乐，几乎铺满了，全程煽情，像遮丑的厚粉底一样难堪。

然而最根本的不好，或者只是我最想谈论的不好，在于李仁港对吴京这个角色的设定：仍然更像一个超人，而不是一位专业资深的攀登者。

而这让影片在基调上发生了精神分裂。

作为攀登者的吴京，未免过于厉害了。

他可以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仅凭两指就把自己挂在几米高的地方而毫无畏惧，像金刚狼或者钢铁侠，类似的“超人”戏份比比皆是，或许有人会反驳说这是电影的合理夸张，但这种夸张可以出现在《战狼》里，却不应该出现在《攀登者》中。

因为他背离了电影的写实基调，从根本上伤害了电影的可信度，让其他普通专业人的努力和牺牲失去了力量，让攀登珠峰的困难变成了儿戏，毕竟对“超人”来说，登顶珠峰有什么难度呢？

整部电影我最喜欢的段落，原本可以是吴京第一次在废弃工厂里用登山者的特殊方式像章子怡表白，那是他们的爱情戏中最动人的部分，那里面有一种只属于攀登者的浪漫。

但如果你看了电影，你一定会同意我，吴京的动作太轻巧了，但他的动作有多轻巧，他的爱就有多轻浮。

他那矫健轻松的超人样子，让这场表白失去了应有的分量，再一次。

不必说，这种设定是对吴京“战狼”成功形象的延续，是一种基于票房考虑的投机。

导演和片方一定认为，观众喜欢看的是在珠峰上拍动作戏的吴京，而不是攀登者吴京，所以这个角色不但不服务于电影，甚至还“捅破”了电影。

这或许是一种成功的商业策略，但却绝非好电影和好导演该做的事。

所以我建议这部电影不如改叫《攀登侠》，或者干脆就叫《攀登吧！

战狼》

四星给阿来老师的原著。

由此可见，从文学到电影的改编是一张单程票，后悔先看了电影，我深信《攀登者》的原著要好得多。

但看完电影再读书已无可能，因为画面已经形成，定格，随时随地会联想起吴京用水上漂轻功爬珠峰的情景，很尴尬。

此外，小说改编成电影似乎应改名为《珠峰恋》，可遥致《庐山恋》。

这部电影与我前阵子看的《徒手攀岩》和《绝命海拔》在精神层面上互为映衬，尽管都是在玩挑战体能极限的游戏，但《徒手攀岩》和《绝命海拔》比较纯粹，心无杂念，自我实现。

而《珠峰恋》掺杂了太多东西，比如，政治需要，举国之力打造面子工程，兄弟情义，爱情考验，可能需要以反侵略战争或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心态来观影。

没办法，那个时代注定如此。

但两种价值观皆成立，折射出东西方意识形态之差异，不失为一种互补，不宜站在某个精神层面上去否定其他选项。

上影厂某导前阵子告诉我，他是看到吴京在废弃工厂里用轻功爬烟囱那一节时默默离开放映厅的，他的看法与我又有不同，他认为两点不妥，一是用武侠或玄幻的手法拍严肃题材不妥，二是尽管爱国与爱情能够并存，但后半部分把爱国主题彻底歪楼到谈情说爱上也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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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着制作的共和国70周年献礼片，太仓促了，虽说是上海出品，但离优秀品质还差很远。

故事剧本并不好，线索很乱。

且这批攀登者为国争光而攀登珠峰的动机，很难被现在的年轻人所接受。

片中种种的桥段和铺垫也难以令人共情——在那样简陋的装备条件下，登顶珠峰值得那么多人牺牲吗？

动机的本质是爱国，要证明国家实力，但全片看下来的感受却是后怕。

登山，运气重要，气象预测也重要，这是常识也是科学。

片中队长一人说了算，根本不听气象局的，失败了两次才说我错了。

这群人，一边登山一边谈情说爱，还用用公共通讯频道互诉衷情，可信吗？

至于特效，吴京一下子跃过雪崩的口子，简直神化了！

用力过猛。

——登顶是个好题材，像《徒手攀岩》等片（虽说这是部纪录片）看得激动人心。

在向顶峰进发的过程中，必然要设置种种障碍，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是经典的类型电影叙事模式，但是怎样合理化整个通关升级，尤其重要。

也许有些人就是天生爱冒险，但因为诸如攀登珠峰等行为恰好符合某些政治宣传的需要，就被赋予了爱国色彩。

对于这一点，可能需要更多维度的分析。

总之，在主旋律片中，虽然《攀登者》也集结了最大牌的华语电影明星，如章子怡、吴京等，但票房不及预期，这还是在强势宣发下的结果。

即使不提TVB【天与地】雪山食人 四缺一 就前段时间的【徒手攀岩】 也很难说是单纯的励志 我更愿意称之为反向的自毁情结。

而李仁港导演的【攀登者】只能说是【蜀山传】的新中国版本。

雪魔每十五年重现江湖（虽不知他为何如此有时间观念）人仙魔的三方地界需要重新划定。

吴京与张译领衔的团队应该是人与仙 前后辈的杂糅 只是成分划分并不明确。

而张译的角色本应最容易黑化 摄影机就是他的心魔 假设他再面临一个情境 在摄影机与整个登山队之间做出生死抉择 他大概率会选前者。

但出于多重考虑 后一次他因为脚伤 连上山的机会也没有 一方面避免黑化 但另一方面也失去了自我拯救的机会 于是摄影机和这个角色本身不免由鸡胸紧缩成了鸡肋。

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出现像【拯救大兵瑞恩】式焦点明确的道德与伦理拷问。

胡歌与井柏然算是后辈新一代 或者说是还没开窍的凡人 但可惜的是 被安排为还没开窍就打回了原形 只能靠吴与章一对老前辈出来收拾残局。

说到底 还是回到“仙侠”片的历史遗留老问题 无法处理好神仙与凡人间的分类 能力 转换等问题。

在2001年【蜀山传】的十八年后 章子怡老师依然演了个仿佛是游离的局外人角色 而吴京老师因为各种原因 没有再给别人 当年降临到他头上的开窍机会。

以阵容看，《攀登者》毫无疑问是2019年内地国庆档期最为强大的存在，霸气外露、气宇轩昂、满载期待。

这是吴京继“战狼2”与“流浪地球”后，首次以领衔主演的身份亮相大银幕。

女一号请来了章子怡，外加张译、胡歌、井柏然这些人气与演技并存的中生代，连配角都是柏林影帝王景春。

除了星光熠熠的演员，制作团队也堪称华丽，编剧请来著名作家阿来，监制有徐克压阵。

再加上登顶珠峰这样戏剧性与史诗性兼具的题材，能自然地躲开传统主旋律叙事的桎梏，充分借助商业类型片优势，从以小见大的角度书写宏大命题。

唯一的短板或隐忧，只在导演一项——“飞碟帽爱好者”李仁港。

实事求是讲，这十几年，李仁港就没真正拍过好电影，所有作品都在及格线以下，不忍卒睹。

最后，李仁港也果然不负众望，毫无意外地继续保持稳定发挥。

把一部天生王者的新主旋律电影，拍成了节奏拖沓、叙事单调、逻辑分裂，甚至连最基本的情绪主题都没整明白的半吊子电影。

不知道这部电影在最后制作阶段发生了什么，只是如此重大的题材如此璀璨的阵容如此高昂的投资，在如此重要的档期如此高调的上映，居然在成片中还会出现大量配音与嘴型不同步的问题？

是有关方面亲切关怀，具体指导意见太多？

还是有人半路抢走剪辑权，给电影咔咔一顿猛改？

背后的种种观众无法知道，只能对着上映的成片一声叹息。

客观讲，《攀登者》在美术、摄影、声音、配乐等硬指标上表现还算可以，加上演员们演技在线，构成了电影的基本盘，它虽然让人觉得不满，倒不至于打上“烂片”标签。

电影给人最大的不适感，在于情绪的分裂、叙事的苍白、情感的轻浮，以及高预期落空后的强烈的失望感。

不够好，对于《攀登者》这样体量和层次的电影，本身就跟“糟透了”是一个意思。

再三反思，板子应该打在剧本身上。

从主题选择到人物设计再到剧情结构，甚至逻辑，都问题多多。

《攀登者》毫无疑问是主旋律，弘扬什么，讴歌什么，早已定好，是无须创作班子去劳神取舍的。

但李仁港如同大多数香港的商业片导演一样，很难找到共情点。

他没法去表达那种发于微处暗合于时代的细节和情愫，就只能用空洞的口号搭配恢宏的配乐去自证庄严。

于是电影一次又一次生硬地把表态挂在嘴边，却不能嵌套进角色们的行动逻辑中。

两段突兀的爱情则进一步模糊了主题。

看似丰富的情感表达没有分出主次，以至于电影中主角的动力一直在国家荣誉、冒险热情和爱情之间摇摆。

最要命的是电影的高潮戏居然将情绪出口放到了“爱情”之上，吴京与章子怡最后的电波表白完全冲淡了登顶的升华，此前一再堆积的宏大命题瞬间成了无本之木，那一口气最后只能淤积在观众的心里，难以释出。

当然，人的情感也可以是宏大而普世的，如果电影一直以两个人的爱情作为叙事主线，这么处理也无可厚非。

问题是电影一开始摆出的姿态并不是“人本”，而是国家荣誉民族复兴这样的政治思维，是“我们中国的山，一定要是中国人先爬上去”“命可以不要，但摄影机要保住”这样的政治自觉，这也符合历史语境。

爱情在电影里原本只是一条副线，你不能四分之三篇幅都是在政治使命的趋势下冲刺逆境，最后却冷不丁地把主题偷换成“珠峰绝恋”，这不成了精神分裂么？

无怪乎电影中连领导都要吐槽，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说这些（大意如此）？

这种站位不高格局狭隘的创作思路，是很多香港商业电影导演的通病，他们出生并成长于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从未经历或接触过集体主义的洗礼，也对大陆的政治社会文化缺乏正确清晰的认识。

从骨子里无法理解这样的情感，也不能自发地围绕这样的情感抒发情绪，最后只能强拧着往自己熟悉的叙事逻辑转变。

而以吴京与章子怡的身份和地位，又需要一场两个人都要充足表现的高潮对手戏，你不让他们谈爱情还能谈什么？

气象预报么。

最后还真的吐出血来，如今连最俗气的国产爱情电视剧都不屑用这种套路了。

感觉吐的不是鲜血，而是“狗血”。

这一口血，不仅喷走了感动，也把电影的整体风格喷得四分五裂。

角色的设计上，吴京是高大全的绝对主角，他的存在基本上是定海神针，可以飞身救险，也可以硬扛冰山，所有困难在他面前都能迎刃而解，也难怪其他当红演员要火速地黯淡，各领各盒饭。

可是千不该万不该，电影要用浮夸的吊威亚的方式去表现吴京的身手，让这部写实题材的电影，出现太多让观众出戏的匪夷所思的动作场面。

我理解电影是想物尽其用，要充分用好“吴京”这个元素，动作场面不是不可用，但必须服从于整体风格。

邦德不会凌空三脚，伯恩不会回旋踢，叶问也不能跟你玩MMA。

如果电影中男一号的身手可以战胜地球引力，又何必在那对着一座不能动的冰山唉声叹气？

《攀登者》显然适合更符合物理规律更写实的那一类设计，而不是这种古装武侠片式的旋转跳跃辗转腾挪，李仁港显然没有从自己的创作惯性里走出来。

万幸的是，他没有给登山队员们一人发一顶飞碟帽。

张译的人物也是问题多多，基本等同于半个反派，堪称恶劣天气之外登顶的最大阻碍。

前期就是一味的左倾冒进，后来又变成了右倾保守。

他的思维逻辑我觉得可以理解，但电影的问题在于没有让这种执拧和转变变得合理可信，反而让这个人物显得粗暴、生硬、理性缺失，最后就算人物成立，也让人喜欢不起来。

好在演员们的演技还在，不然整部电影真的就全垮了。

章子怡和吴京如此不来电，还是勉强凑出了一条感情线。

问题是这样的情感本不应在电影里占据如此多的篇幅，何况电影里的爱情不止一段，而是有两段，真是太闲了。

节奏也是问题多多，开篇就仓促凌乱。

剧情设计上也是神展开，有意识地淡化历史背景，平叛、领土纷争、中苏决裂被模糊处理，都可以理解。

但吊诡的是一开篇，三名登山英雄就成功登顶！

即便历史如此，这种开篇即达成的处理也严重影响了电影后续展开，让最后的登顶所带来的冲击力量全失。

之前条件那么恶劣都爬了上去，之后这么大阵仗这么多保障还搞得如此狼狈，有什么值得欢呼雀跃、热泪盈眶的？

即便想铺垫这层信息，完全有更灵活更巧妙的手法，不一定非要如此高亢、激进、事无巨细。

最后是力也用尽了，九死一生，却因为进入太早而并不感人，还严重影响了后续情绪的积累。

这样的瑕疵在电影里比比皆是。

正片中，登山队向顶峰发起了数次冲击，其中套路循环也大致相似，天气预报-指挥错误-服从指挥-遇见困难-冲击失败，大概如此。

篇幅上也没有太多差别，分不出轻重主次。

所以等登山队最后克服困难，真的爬上顶峰时，观众已经严重审美疲劳了。

即便电影放大了天气的不利状况，又画蛇添足地加了一大段爱情戏，依然没有让这份情绪真正燃烧起来。

这其中固然有复述既成现实所带来的上帝视角，更重要的是，我的兴致已经在一次次重复中被消磨殆尽。

角色们缺乏足够成长性，登山的过程不是递进的，而是一次次重复挫折，最后以莫可名状的运气或是精神实现突破，以至登顶的喜悦并没有那么大。

这不能称之为逻辑问题，但对于整部电影情绪的冲击却是灾难性的。

这样的结局注定了《攀登者》只能以不过不失，将就可看的面貌呈现，从一部霸气十足的电影，变成了温吞保守，如履薄冰之作。

它很难激起任何社会性的议论，也难以给人太多回味，哪怕有些许小感动，都会在电影结束的刹那瞬间消失殆尽。

这样四平八稳的姿态，一如电影所挑的导演人选，不犯大错，小心翼翼，也毫无突破进取之心。

唯独可惜了这样壮盛的阵容，以及观众们所抱有的高预期。

让观众失望，结果可能比让观众受惊更严重。

就好像手里抓着四个二一对王，拆得七零八碎打出去，未必会输，但就是让人觉得可惜。

《攀登者》：珠峰在下，信仰在上2019年9月30日，电影《攀登者》上映。

作为吴京的粉丝，我第一时间进行了观影。

电影《攀登者》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成功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完成人类首次北坡登顶珠峰后，因为没有留下影像资料而不被外界承认，时隔十五年后再次问鼎珠峰的故事。

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与尼泊尔就边界划分问题展开谈判，其中在珠穆朗玛峰的归属权上一直无法达成共识。

尼泊尔登山队员曾于1953年成功登顶珠峰，他们认为珠峰理应归属尼泊尔，理由冠冕堂皇：你们都没登上过珠峰，怎么能说它是你们的呢？

于是，对于建国初期的国人来说，迅速登上珠峰就是一件决定主权归属的政治任务，箭在弦上，刻不容缓。

随即，在贺龙元帅的指挥下，一支年轻的中国登山队迅速建立，目标：登顶珠峰！

1960年5月，浩浩荡荡200人出发攀登珠峰，走到最后，只有3人成功登顶。

在攀登中途，队长方五洲（吴京饰）为救队友曲松林（张译饰），不慎把相机遗落山崖，没能留下登顶的影像资料，不被世界承认。

1973年国家再次组建登山队，经过近2年时间的训练和准备，1975年5月，方五洲和曲松林在气象学家徐缨（章子怡饰）的帮助下，带领李国梁（井柏然饰）、杨光（胡歌饰）等年轻队员再次挑战世界之巅。

看完整部影片，回荡在脑海的始终是八个大字：珠峰在下，信仰在上。

信仰，是老队长牺牲前的最后遗愿。

登山队遇到雪崩，老队长临终前对方五洲说：“自己要登上去，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

”。

信仰，是曲松林切除的十根脚趾和两个脚后跟。

登顶最后关头，面对峭壁，登山队员用血肉之躯搭成“人梯”，由于鞋底太滑，曲松林被迫在刺骨的冰风中，脱掉了鞋袜，踩着队友的肩在低温下爬了一个多小时。

等到下山后，他的双脚已经严重冻伤。

最后，十根脚趾和两个脚后跟，都因冻伤过于严重而被切除。

信仰，是摄影师李国梁用生命守护的相机。

连续两次登山失败后，李国梁自荐做登山队队长，就在他们即将成功的时候，队友不慎滑倒，氧气瓶从身上掉了下来，猛的砸中下面的李国梁的头，将其整个砸晕，登山队顺着山坡往下滑。

在最后关头虽然制动成功，但李国梁已经滑倒悬崖边，队友拼命的叫醒他，想要把他拉上来，面临着即将力竭的队友，李国梁终于清醒过来，但第一件事是将摄影机给到队友，自己为了不拖累队友割断绳索，葬身珠峰悬崖。

信仰，是徐缨在身患肺水肿时依然坚持为登山队指引护航而吐出的鲜血。

在得知爱人方五洲再次参与登顶珠峰的行动后，徐缨毅然加入国家气象组，成为助力登山队登顶的关键所在。

在登山最后窗口期，身患肺水肿的她，依旧倔强地坚持登山播报气象，最终牺牲在珠峰北坳。

信仰，是杨光为照顾队友而被冻伤截去的双腿。

他一度被遗传学指标划归到“不宜登山”人群，却又在千帆过尽后迸出“不放弃”心声。

在攀登珠峰时，因为将睡袋让给女医生而导致一条腿被冻伤，不得不截肢，失去了在1975年与队友一起登顶的机会。

在影片最后的彩蛋中，时间来到40多年后的2018年，装着义肢的杨光，终于登顶珠峰。

在所有登山者眼中，个人的荣誉、生命固然可贵，但更重要的是集体乃至整个国家的荣誉，国家二字，沉重如山，是责任，是使命，也是信仰。

正如《攀登者》监制徐克曾说，珠峰精神就是中国精神，现在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傲立世界，背后是一个又一个像登顶队员这样强大的灵魂支撑。

最早接触登顶珠峰这个话题是在2016年，那年央视《开讲啦》邀请《攀登者》原型之一夏伯渝，讲述当年攀登珠峰的故事，这是胡歌饰演的杨光的原型。

在开头，夏老说，“就是想登山，我喜欢它，为了它我永不放弃，不管碰到什么困难，我都要克服，去完成我的这个愿望，就是这样。

尽管路很陡，很危险，但是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上，从来不想别的。

”1975年，夏伯渝登珠峰时因帮助丢失睡袋的队友，他把自己的睡袋让给别人导致自己冻伤，双小腿被截肢。

为了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他屡次挑战自我，不断克服截肢、癌症、多次大手术等常人难以想象的障碍，勇做生命强者。

2014、2015年，夏伯渝登珠峰连续遭遇雪崩和地震，2016年，第四次攀登珠峰，在8750米时遇暴风雪而撤退，距终点只差94米。

2018年5月14日，69岁的夏伯渝第五次挑战登顶珠峰终于成功，距离他第一次攀登珠峰已经过去了43年。

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位无腿成功登顶珠峰的登山者，也是最年长的珠峰登顶人员。

8844米，世界屋脊珠穆朗玛的峰顶，一双钢制的假肢，深深地插在山岩的积雪上。

拍完《攀登者》，章子怡说：“人生拥有着很多的高山，珠峰这座世界最高峰也只是代指。

它并不代表每个人都只是为征服它而存在。

它只是告诉世人，如果你连它都能征服，那么生活中的一切高山你都可以征服。

”

勇于尝试，不抱怨，不放弃，不颓废，以一种笑对人生的态度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你将会遇到更加出色的你，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致敬历史上的中国登山队！

致敬攀登生活高峰的人们！

思齐爸爸，80后文青一枚，现居江苏无锡，有特别正经的职业，业余时间喜爱写文，公文熟练，软文撩人，评论犀利。

漫漫人生路，懂你悲欢，知你冷暖。

喜欢就关注我吧，这样我就可以每天陪在你身边了。

Biu！

鉴于很多读者质疑我为影片制作方的托儿，认为我昧着良心在发文，发个链接，一个多月之前写的一篇电影观点。

《从暑期电影对比，探析“主旋律”电影败亡之谜》https://mp.weixin.qq.com/s/DbGkdTLW2JJhY0uy4ebQWQ编辑要是不同意，全文直接删除得了。

糟心！

---2019.10.07日更新《攀登者》VS《变脸》：“双标”视野下，某些批评者的变脸如此丑陋晚上，小编看了一部22年前上映的老电影《变脸》（Face Off），吴宇森执导，尼古拉斯·凯奇和约翰·特拉沃尔塔联袂出演。

电影讲述了FBI探员肖恩·亚瑟（约翰·特拉沃尔塔饰）追捕恐怖杀手凯斯特·特洛伊（尼古拉斯·凯奇饰），为了调查致命炸弹的放置地点，肖恩将自己容貌与昏迷后的凯斯特通过整型手术进行变脸交换，卧底至恐怖组织。

但是清醒后的凯斯特也换上了肖恩的脸，将计就计，将少数知到机密的人全部杀死，摇身一变为FBI探员，使肖恩的家庭和事业陷入危机，一场正邪两方的激战于是点燃。

选择看这部电影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一睹爱豆尼古拉斯凯奇。

这是他的经典影片之一，1997年上映，先后获得多项大奖，豆瓣评分8.5分，位列豆瓣电影Top250榜单第245名，小编却始终未曾一睹为快。

其二，看看某些网络喷子的嘴脸。

前几日小编曾就《攀登者》写过一篇影评《珠峰在下，信仰在上》，在豆瓣上被很多喷子羞辱谩骂，其中一位喷子给《攀登者》打6分，给《变脸》打了10分。

在知乎上，也有许多喷子对支持《攀登者》的影迷实施语言攻击。

综合豆瓣上观众对《攀登者》批评的几个主要方面，小编列举了《变脸》中相关情况的设定，作一对比。

对比一：关于剧情设定方面。

《攀登者》：批评者认为，该片剧情漏洞百出。

比如方五洲为救徐缨硬抗倒塌的冰块，其他气象人员却不去帮忙救援，再比如影片与真实历史不符合，方五洲三人艰难登顶珠峰后居然把手电筒埋起来当做证物，而不是实际的伟人半身像等等。

《变脸》：该片获得1998年土星奖最佳编剧奖。

有一个大BUG小编很好奇，肖恩和凯斯特虽然互换了脸部，但两人身材、性格都有一定差别，各自的老婆居然都没有发现？

人脸都能换，记忆判别、指纹识别、DNA鉴别等手段更可以区别真伪，然而都没有。

真是神奇的剧情！

对比二：关于人物设定方面。

《攀登者》：批评者认为，该片人性设定太过丰富，不够合理。

片中恋爱戏份太多，拖拖拉拉，如方五洲和徐缨、李国梁和黑玫瑰，甚至杨光和女军医，其中最后一次即将登顶躲避风暴时，方五洲和徐缨通过电台的生死对话尤其让很多喷子不能接受，他们觉得这部电影就不应该出现“爱情”这两个字眼。

《变脸》：两位男主角的人性设定非常丰富，让各路观众纷纷称赞。

肖恩在不顾一切的复仇和深深的痛苦隐忍中，面对杀子仇人的儿子，他从头到尾都满脸慈爱，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相救；而凯斯特这个视感情如粪土、视生命如蝼蚁、喜欢摸女性臀部的变态恐怖分子，总会记得给他那个貌似天才又像个白痴的弟弟系鞋带。

对比三：关于价值观念方面。

《攀登者》：批评者认为，主角的个人主义不能接受。

徐缨不讲组织纪律，为了确保爱人方五洲登顶安全，两次私自带着气象组登山协助。

登山指挥部在上级明确回撤的情况下，依然擅自作出决定，利用推测的窗口期，再一次冒险挑战登顶，这些价值观念不应该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变脸》：主角为了活命，可以不顾他人死活。

肖恩为了越狱，导致多名警察死亡；在恐怖分子家中遭到警察拘捕时，又因反抗，导致多人伤亡；一个人不找组织报告，却单挑假冒的FBI大Boss凯斯特，又致使多名警察和平民伤亡。

最后，凯斯特伏法受诛，男主肖恩光复原职荣归故里。

目前，豆瓣上面，《攀登者》评分6.7分，《变脸》评分8.5分。

客观上，随着中国电影由大做强，观众们的欣赏水平有了较大提升，但通过两部影片剧情设定、人物设定、价值观念传递三个方面对比来看，不少批评者还是“双重标准”评判过于严重。

在电影视野下，吴氏“暴力美学”风格让我们欣赏了一部肾上腺素飙升的影片：血浆共子弹一色，玻璃与鸽子起飞，再加上慢镜、教堂圣像的空镜头，还有双雄的举枪对峙等等，确实能够让观众大呼过瘾。

我亦认为《攀登者》是一部比较优秀的影片，紧张刺激的登山特效设计，方五洲、曲松林等片中人物的个性刻画，所有登山队员为国争光的真实写照，都让我等观众心生感慨：心之所想，目之所及，珠峰在下，信仰在上。

请那些大骂支持《攀登者》等中国电影的粉丝为“舔狗”、“脑残”的批评者们注意，崇洋媚外的面具带的久了，别忘记自己到底是谁。

就像《变脸》中凯斯特对肖恩说的那句话：看来我们还是做自己比较合适。

毕竟邪与正始终是两个不可融合的对立。

2020.03.10：公众号每天的收入已经不够买泡面了，要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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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齐爸爸算是很用心在做公众号啦，2019年7月创办，大半年时间，写了15万字原创文章了。

常常写到心痛想死，笑得一脸鼻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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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铁，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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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思齐乐园能陪着女儿一起快乐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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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其实很不错，只是演员阵容太过强大了，上映前大家对这部片子的期待值过高，导致现在有部分人认为导演毁了这部片子。

诚然，这个故事或许还可以讲得更好，但是对我来讲，我已经挺满意了。

我为什么说满意？

在整个观影体验中，影片中那种为国攀登的使命感、责任感压的我心头沉甸甸的，好几次激动得眼含热泪，心中对老一辈为国奉献生命的前辈无限感激。

在那样的年代里，一穷二白的中国做出了很多伟大的成就，不只是登顶珠穆朗玛峰这一件事，还有很多奇迹发生。。。。。。

这些都是老一辈中国人用生命换来的，我很感激《攀登者》团队为现在我们这样一群00后、90后展现出这样一种为国为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家国，家国，中国传统文化总是把这两个字放到一起。

然而当影片中，方五洲因为登顶梦想没有实现而没有成家时，许多人大骂感情戏太多。

感情戏真的多吗？

或许很多，但是方五洲和徐璎这一段感情戏一点都不生硬，反而很合理。

没有这段感情线贯穿剧本始终，这部影片反而会少了很多人情味，更会降低观众对方五洲的认可。

如果没有这段感情戏，观众不会知道方五洲为了登山这个梦想失去了多么珍贵的东西。

观众心里只会想：看吧，这个人只是一个被国家主义洗脑的，没有感情的登山机器而已。

谈谈徐璎这个角色，一登场，从她的言行举止中，毫不掩饰对方五洲的爱意，甚至在当方五洲登顶受人质疑时挺身而出，这样的姑娘太令人怜惜了。

那么方五洲为什么没有留下徐璎呢？

他不喜欢徐璎吗？

显然不是，当他爬上工厂顶部时，他目光炯炯盯着徐璎时，所有观众都知道他要对这个姑娘说什么。

那句表白终究被一个坏消息打断，国际上不承认中国登顶珠穆朗玛峰。

登顶三人组遭到质疑，甚至被国家冷落，方五洲也因此受到巨大打击，那句对徐璎的表白也再没有从他嘴里说出。

其实徐璎给了方五洲很多次机会，临走前还特地过来问方五洲，那天在工厂到底要对她说什么。

然而她终究什么都没有等到，最终带着遗憾出国。

这个时候的方五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为什么不接受徐璎？

我尝试把自己代入到影片中的方五洲身上，我问自己，如果我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我有多么希望获得认可。

如果没有人认可你怎么办？

你所做的一切还有意义吗？

更何况攀登珠穆朗玛不仅仅是个人成就，更是国家领土之争。

我想如果我是方五洲，我可能会疯，爱情什么的，到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我的整个人生都已经陷入到自我怀疑、自我纠结的无限矛盾当中了。

但是方五洲毕竟是方五洲，他很强大，导演给方五洲塑造成了一个极具个人英雄主义的角色，这一点确实是影片的一大败笔。

方五洲的强大之处在于他没有完全放弃再度登山，他把爱情埋在心里深处，并且坚持天天锻炼身体，处心积虑的等待下一次国家征召他登山。

感情戏发展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在国家登山队集结时，方五洲遇上了归国的徐璎。

这个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很微妙，仍然互相喜欢，但是谁也不敢开那个口。

两人心照不宣，但是在后面的登山冲顶过程中，一系列事情又让两个感情快速升温。

直到最后，方五洲那一吻，突然让我有点心惊肉跳，差点就激动的哭了出来。

这就像压抑很久的火山，突然小小爆发了一下，他们的感情在这一刻终于升温了，也让观众心里甜了一下。

后面的故事不想再写下去了，总之这段感情线的结局并不是皆大欢喜。

方五洲终于在登山过程中，失去了徐璎。

从这一刻，我很深刻的感受到了，这群为国家登顶珠穆朗玛峰的人到底失去了什么。

说不心痛是假的，我的共情能力真的很强，那一刻我眼里积蓄的泪水终于滑落了，心中涌起的无限敬意，不只是给方五洲，也给徐璎这个坚强又羞涩的姑娘，也给所有的登山队友。

身处新中国建国70周年的今天，我们国家繁荣富强，百姓安居乐业，很难去理解当年那些登山队员不选择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定日子，而去选择这样一条艰难险阻。

但是再仔细一想，我们今天不也有这样一群无私奉献的人吗，那些边防官兵、那些冲在科研第一线的科学家、技术员、那些创造一个又一个中国成就的人们，他们不也一样继续着方五洲那一代人的精神，让中国能够稳定发展，并且逐渐走上伟大复兴之路吗？

所以，中国真的永远不缺方五洲这样的人。

身为中国人，真的很自豪。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是毛主席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写下的诗句，1965年完成，1967年发表在诗刊上。

1975年5月27日后的几个月，因中国登山队第二次登上珠峰，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反复引用它，使它成了传诵最多、影响最广的名句。

这次登顶成功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女性首次从北坡登上珠峰；找到1960年中国登山队首次登顶留下的证据，“中国人最早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得到世界公认； 首次以渤海为海拔零度确立珠峰高度；多项开创性的科研活动……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我国经济状况、综合国力远远无法与今天相比，甚至登山队员们补充热量的巧克力都需从国外进口，在装备、后勤、组织等方面，均有不足之处。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次登顶成功堪称是一个奇迹。

正因如此，它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地标，曾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们。

感谢《攀登者》将这段传奇搬上银幕，留下了宝贵的集体记忆。

一个民族理应牢记曾创造过的那些奇迹，因为在奇迹的背后，是人类的勇气、忠诚、热爱与奉献，不论时代如何变化，我们都有义务将这些精神财富传承下去。

作为艺术作品，《攀登者》对具体史料会有取舍和剪裁，对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观众，也许会产生一些误解，但愿本文能对理解本片有所帮助。

为什么苏联教授写信质疑首次登顶在《攀登者》中，主角方五洲（吴京饰）作为首次从北坡登上珠峰的中国登山队队员，却遭苏联教授写信质疑，这成为压在他心头15年的、沉重的精神包袱。

不少观众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苏联教授要写这样的信？

一般认为，珠峰北坡难度的攀登难度大于南坡，人类从南坡登顶珠峰后，几十年来，多次试图从北坡登顶，均告失败。

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苏联表示愿组织联合登山队，和中国人一起攀登珠峰。

1955年，苏联邀请中国运动员一起攀登了苏联的团结峰（海拔6773米）和十月峰（海拔6780米），中国派出4名队员，与苏联运动员成功登顶，此后，中苏联合登山队又先后登顶了几座高峰。

这大概就是《攀登者》中，方五洲等人赴苏“学习”的经过。

为此，我国成立了中国登山队，计划在1960年5月登顶。

然而，中方很快发现，苏联想独享首登成功的荣誉，遭中方拒绝后，态度开始冷淡。

当时我国尚不具备航测珠峰的能力，便向苏联购买两架新型飞机，但苏联反复拖延，并提出一个奇怪的借口，称苏联登山队已解散，暂无法与中国登山队合作，登顶时间应推迟。

反复沟通无效后，中国登山队只能靠自己。

1960年，中国运动员在没有航测、没有线路规划，甚至在冲刺阶段没有氧气、没有食物的前提下，完成了登顶壮举。

在《攀登者》中，真实地记录了当年为突破第二台阶，曲松林（张译饰）光脚攀登的细节，这段其实特别有当年攀登者英雄屈银华身上的影子，他为此失去了10个脚指头和1根手指头，戏称自己成了“小脚老太太”。

苏联教授刻意挑刺，是嫉妒心理在作怪。

首次登顶为什么没留下影像证据首次登顶为什么没留下影像证据，成为《攀登者》中重要的故事线之一。

并艺术地处理成方五洲为救队友曲松林，不得不抛弃摄像机，曲松林因此对方五洲充满怨言，也为曲松林后来冲动决策提供了心理基础。

从艺术角度看，这种处理的效果可能更好，因此对历史事实有所改动：其实，中国登山队当时带了摄像机，但登顶时正赶上夜晚，无法拍摄。

下山时，在海拔8700米处又拍了两个镜头，但拍摄技术不高，镜头晃动而模糊，这是那次登顶成功留下的唯一胶片证明。

中国登山队在山顶留下了物证（五星红旗包裹的毛主席像），后来国外登山队从南坡登顶，未发现这些物证，因此国外舆论一度不承认这次登顶。

但中国登山队在第二次登顶时，找到了当年的物证，如今，国际上已承认这是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登顶时，为测量珠峰高度，中国登山队在顶峰中心点竖立了觇标，过去登顶需360度环绕拍摄，才能得到国际承认，现在只要和觇标合个影，就能被承认。

为什么非要赶在当年登顶在《攀登者》中，中国登山队一度遭遇挫折，错过了登顶的窗口期，气象科研人员徐樱（章子怡饰）认为当年窗口期比往年多3天，在她的坚决要求下，再度尝试，最终取得成功。

对于这一情节，可能有观众会认为：人命关天，第二年再登顶不行吗？

这是不是剧本中的一个BUG？

这就要还原历史背景。

1972年，中国登山队重建，原计划在1976年攀登珠峰，但1975年，日本登山协会宣布，田部井淳子计划在5月登顶，如果她成功了，她将是第一个登上珠峰的女性。

为抢在日本人前面，中国登山队提前了登顶计划（原计划在1976年5月登顶）。

气象部门曾警告，4月会有大风，不适合登顶。

中国登山队为了抢时间，以致第一次冲击失败。

5月5日，再次冲顶时，第一突击队队长邬宗岳不幸牺牲。

在抢救过程中，原计划冲顶的主力女队员桂桑、扎桑体力耗尽，已无法冲顶，不得不和另7名男队员下撤。

邬宗岳当年已40多岁，体重上升，被队友戏称为“邬胖子”。

他扛着摄像机跟在突击队后面，可能是为了拍摄效果，他未与其他队员编组，因此在掉队时未被及时发现。

邬宗岳牺牲延宕了中国登山队冲顶时间。

5月16日，田部井淳子登上了珠峰，比中国队早了11天。

所以中国登山队选择当年登顶的方案。

潘多创造了历史1975年5月27日，中国登山队9名成员登上珠峰，其中潘多成为首位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女性。

潘多当年已36岁，是3个孩子的母亲，体重增加，上山前因又一次怀孕，刚做完人流手术，所以未被列入主力队员。

做完人流手术归队时，中国登山队已经进行了两次适应性行军，潘多直接参加了后几次适应性行军，爬的距离相对少。

登山队照顾她刚做完手术，只安排她运输给养。

同伴不让她负重，所以她背的东西较少。

因此在冲顶时，她成了当时体力最好的女队员。

虽然潘多登顶时间晚于田部井淳子，但她同样创造了历史。

毕竟当时中国登山队仍没有详细的登顶线路图，运动员只能凭感觉前行。

当时第二台阶依然难以突破，在此次登顶中，中国登山队架设了金属梯子，使后来登顶的难度大大降低。

登山对团队配合的要求极高。

1960年第一次登顶时，中国登山队被冻伤了50余人。

1975年时，为确保登顶成功，大量后勤保障人员虽然也具备登顶实力，却甘愿付出牺牲。

比如后来在武警总院妇产科工作的邢玲玲，负责将给养送到7900米营地，当时营地尚有20多名队员。

晚年她回忆这段经历时，仍觉遗憾：“就差一点，就上去了……”《攀登者》中还记录了夏伯渝的故事，他在这次冲顶时被冻掉双腿，但晚年戴着假肢，终于在2018年成功登顶珠峰。

影片中包含的那些历史细节在《攀登者》中，不少细节来自历史：登山靴：受技术条件限制，当时的登山靴用鲸鱼皮制成，特别沉重，这就可以理解，片中登山者为何行进速度缓慢。

此外，行进中，脚趾要经常挠一下鞋底，保持血液循环，否则很可能被冻伤，这也影响了行进速度。

编组：在《攀登者》中，登山者采取了编组行进的方式，彼此用绳子连接在一起，一般是4人一组。

编组登山是当时苏联的标准操作，以对抗滑坠，但从结果看，编组反而加大了伤亡，如今这种方式已不常用。

化石：在《攀登者》中，方五洲送给徐樱一块从珠峰上获得的海洋化石。

珠峰所在地区原是海洋，即喜玛亚拉古海。

1924年，首次发现了海洋化石。

不过，中国登山队首次登顶带回的9块岩石标本是奥陶纪灰岩。

不过，据曾参与攀登珠峰的人介绍：“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山营地，你可能会随手捡到一块海螺化石。

”第二台阶：在《攀登者》中，对第二台阶有较多刻画，从北坡登顶珠峰，最困难处在第二台阶，海拔在8600米左右。

英国人曾7次尝试从北坡登顶，始终未能突破它，并得出结论：“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再也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1975年，中国登山队在这里架设了金属梯子后，北坡登顶难度大大下降，超过1500名登山者使用过“中国梯”（2007年，在此又修建了一个新的永久性金属梯，“中国梯”被收藏）。

珠峰高度：在《攀登者》中，多次提到重测珠峰高度，并展现了觇标的影像。

1975年，中国登山队不辞劳苦，将5公斤重的觇标背上峰顶，正是为了重测珠峰高度。

此前英国人曾以印度为海拔基准，为珠峰测量过身高，1975年，中国科技工作者以渤海为海拔零度，测出权威数据，即8848.13米（2005年，又有新的测量数据），得到国际公认。

测高背后，有维护主权的意味。

值得一提的是，冲顶时，只有侯生福一人带了摄像机，而侯生福并非专业摄影师。

幸好测量队有40倍望远镜，在一个观测点上，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像师拍下了冲顶瞬间。

珠峰的风：在《攀登者》中，较多展现了珠峰上狂风的威力。

其实，受海拔影响，珠峰顶端70英里/小时的风力仅相当于海面40英里/小时的风力。

当然，珠峰顶部的风确实很恐怖。

人活着，总要有点精神在《攀登者》中，反复提出一个根本之问：人为什么要登山？

其实，老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早有回答：“中国这么大，高山这么多，山多宝多，解放的中国人民要踏上祖国的每一座高山， 要给每座山峰作出结论，这是光荣的职责。

” 《攀登者》讲述的是一段渐行渐远的传奇，随着“商业登山”活动风行，如今每年都有数百人登上珠峰，其中绝大多数是业余选手。

这一方面表明，我们的综合国力确实有了很大提高，过去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的事，现在普通人也能做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忘记，不论做什么，开路者总会承担最大的风险，后来者则容易得多，如果大家都等别人去冒险，那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永远无法进步。

不否认，在物质保障、科学决策、关注个体价值等方面，已经今非昔比。

作为后人，我们很容易发现前人的疏忽与不足，他们并不完美，但我们也应反躬自问，是否还保持着他们同样的勇气？

是否还有他们那样的奉献精神？

所谓强者，就是能战胜所有困难的人。

人人向往富裕与安定的生活，但不应因此降低精神品质。

遥望曾经岁月，我们常常被前辈们大无畏的气概所震撼——他们不为一己得失而失魂落魄，他们在不断寻找更高的山峰，因为他们坚信一定可以征服它。

还有什么，能比“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更好地概括这种精神呢？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所以他们能创造出无数个第一。

表面看，《攀登者》讲述的是一段历史，但更深去体会，它其实回应着时代的问题：除了庸庸碌碌、每天重复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活法？

人能不能活得更豪迈一点？

看到1960年代出现废弃的工厂就如鲠在喉，槽点太多。

翻了下资料，希望未来能有电影把首次登顶的历史比较真实地拍出来。

以下为1960年新华社通讯《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全文，转载于新华网存档，仅对阿拉伯数字、汉字“〇”进行了全角、半角转换。

登顶的史实在最后一部分，电影未能真实反映。

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

中国登山队员向珠穆朗玛峰顶峰进发。

1960年5月25日北京时间4时20分，中国登山队胜利登上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的壮举。

新华社发（刘大义、屈银华摄）新华社珠穆朗玛29日电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通讯之一）新华社记者 郭超人银灰色的山峰隐没在浓密的雾层里面，峻峭的山岩上铺盖着一望无边的白雪；一道道浅蓝色的原始冰川，象瀑布一样从万丈悬岩“飞泻”而下；纵深的峡谷曲曲弯弯，好象永远无法走到它的尽头……。

珠穆朗玛——这座拔海八八八二米的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地球上最高的峰峦，巍峨而奇峭，耸立在祖国西南高原的边缘，成为一道雄伟壮丽的天然屏障。

但是，珠穆朗玛峰由于它举世无比的高度，变幻莫测的气候和极端险恶的地形，使它在过去的漫长年代里，几乎与世隔绝。

在世界许多国家，人们都把它与地球的南极和北极相提并论，称作地球上的“第三极”。

地球的两极虽然也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危险而神秘的地带，但早在十八、九世纪，就有人到那里进行探险活动。

而珠穆朗玛峰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世界科学和工业已经进入了很发达的时代，人类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之后，仍然只能踟躇在它的山坡上，无法登上它的顶峰，探测它的秘密，使它成为地球上最后一个“无法接近”的神秘地区。

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有长久登山历史的英国，从1921年就开始企图攀上它的顶峰。

当时，他们取得我国西藏地方当局的许可，到1938年止，曾七次从西藏境内沿珠穆朗玛峰北坡试图攀登顶峰。

结果，他们都失败了。

曾经在英国登山界煊赫一时的两名经验丰富的英国登山探险家马洛里和伊尔文，在1924年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这是英国登山家们第三次试图登上这个高峰。

虽然比起他们过去的同行们到达了较高的高度——拔海八五〇〇米左右，但他们就在这样的高度上再没有回来。

英国“探险家”们经历了七次失败记录以后，他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们把珠穆朗玛峰北坡称作是“不可攀援的路线”、“死亡的路线”。

据说，一直到1953年，新西兰人埃德蒙德·希拉里爵士在珠穆朗玛峰南麓山地舍帕族向导诺盖·滕辛的帮助下，两人才从南坡登上了顶峰。

但是今天，珠穆朗玛峰北路“不可征服”的神话被彻底打破了。

在我们这个奇迹涌现的时代，年轻的中国登山队仅仅用了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就踏雪蹬冰，飞岩走壁，在英国“探险家”们称为“死亡的路线”上，踩出了一条通向珠穆朗玛顶峰的胜利道路，把红旗插上了这个地球上的制高点。

向珠穆朗玛峰进军今年3月19日，珠穆朗玛山区风雪交加，干燥的粒雪象浓雾一样迷漫在山峦的上空；阵阵刺骨的寒风翻滚，把沙石卷起几十丈高。

中国登山队的全体队员们，冒着高原的风雪和严寒，来到了珠穆朗玛峰下。

他们在珠穆朗玛山下拔海五一二〇米的一块谷地上停下来，前面就是珠穆朗玛峰的重峦迭峰。

这块谷地是一道已经萎缩的山谷冰川的脊部，两旁堆积着冰川流逝时带来的垒垒岩石。

中国登山运动员们决定把登山队的大本营设在这里。

中国登山队队长和副队长是我国著名的登山运动健将史占春和许竞。

他们参加登山活动都不过五年的时间，但他们勇敢顽强，几年来南征北战，不止一次地领导和组织我国的登山队，胜利地征服了国内许多座举世闻名的高峰，在我国登山史上树建了功勋。

今天，他们又率领我国矫健的登山运动员们来到珠穆朗玛峰，要与凶恶的大自然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参加这次登山活动的队员，来自祖国各个地方，各个行业。

他们当中有东北厂矿的职员，有西南原始森林里的林业工人，有驻守祖国边疆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有西藏高原农村的翻身农民，有科学研究机关的科学工作者，还有一些是高等院校的学生。

寒风发狂地呼啸，巨大的冰崩发出雷鸣般的轰响，雪粒飞扬着，把天空搅得一片混沌，珠穆朗玛峰完全隐藏到白茫茫的风雪里，只露出一个黑色的影子，更显得险峻和高不可攀。

但是，大自然的暴力并没有吓倒中国登山运动员们，他们的欢笑声盖住了一切。

他们在这人迹罕见的珠穆朗玛峰下，树起高大的旗杆，第一次升起了祖国的五星红旗。

他们搬走石堆，在峡谷里搭起一座座毡毛帐篷；挖开冻土，在山坡下砌起一眼眼炉灶……，就在这不久前还是野兽出没的地方，他们正式“安家落户”了。

登山队员们的生活是多采的。

尽管这里偏僻而荒凉，但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使这里充满了生气。

他们在帐篷中间的空地上，支起几根木竿，缠上几条红布，搭成一座象征性的“彩门”。

两边“门”框上用红笔写着他们自己编的对联：“英雄气盖山河，敢笑珠峰不高。

”在他们居住的帐篷的四壁，许多登山队员连夜张贴上他们自己写在红纸或绿纸上的标语和口号：“哪怕珠峰比天高，怎比英雄志气豪！

踏雪蹬冰飞绝壁，定叫红旗顶峰飘。

”珠穆朗玛山区瞬息万变的气候，给登山队员们带来了无穷的困难。

暴风常常把登山队员们的帐篷刮得东倒西歪，队员们往往不得不从睡梦中起来与摄氏零下二十度左右的寒风搏斗。

大雪纷飞，连炉灶也无法点燃，队员们有时连开水也很难喝上。

严酷的寒潮袭来，迫使人们整天不能走出帐篷一步。

但是，登山队员们却自豪地写下这样的标语：“困难就是考验！

坚持就是胜利！

信心就是成功！

”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征服珠穆朗玛峰，中国登山队一到达山下，就立即迅速全面布开了战线，从各个方面开始了准备工作。

气象工作人员在珠穆朗玛峰荒漠的山坡上，第一次建立了设备完善的气象观察站，各种精密的气象仪表立刻把珠穆朗玛峰的天气要素记载下来，为未来的登山活动提供准确的气象情况预报。

无线电报务员们在崎岖陡峻的山岩间架起了高大的无线网，开始与祖国各个战线紧密联系。

医生和护士们更显得忙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为登山队员们检查身体，治疗“高山病”，使登山队员们在高海拔的恶劣环境下，仍然能保持着充沛的精力。

总务干部继续东奔西走，源源不断地从祖国各地运来各种高质量的现代化的高山技术装备，以及营养丰富、品种繁多的高山食品和饮料，为登山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

与此同时，登山队队部负责人和登山队员们一道，进一步研究了珠穆朗玛峰的有关资料，制定了征服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总体计划。

根据我国近几年来进行高峰探险的经验，攀登拔海七千米以上的山峰，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次行军就取得胜利，而必须经过几次适应性行军，逐步上升，逐步适应高山环境，然后集中力量突击主峰。

因此，登山队队部决定把夺取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战斗分成四个“战役”进行。

第一个战役——登山队员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拔海六四〇〇米的地方，然后返回大本营休息；第二个战役——从大本营上升到拔海七六〇〇米的地方，然后返回大本营休息；第三个战役——从大本营上升到拔海八三〇〇米的地方，再返回大本营休息。

在这三次适应性行军中，登山队员们一方面要在沿途不同拔海高度建立起许多个高山营地，为最后夺取顶峰创造物质条件，同时，队员们逐步上升，又能取得对高山环境的充分适应性。

在这以后，第四个战役就要求队员们从大本营出发，直抵拔海八五〇〇米的地方，建立夺取主峰的“突击营地”，然后从这个营地出发登上拔海八八八二米的顶峰。

3月24日，这个征服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战斗计划，经过反复的修订，最后在全体队员大会上一致通过。

一场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战斗就从这里开始了。

（播发时间 1960-05-30）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1028202424/http://www.hb.xinhuanet.com/zhibo/2009-11/18/content_18264542.htm

我国登山队队员们行进在“冰雪世界”，正向珠穆朗玛峰的“难关”——北坳进军。

中国登山队于1960年5月25日清晨4点20分（北京时间）胜利登上了拔海8882米的珠穆朗玛峰。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世界第一高峰。

刘大义、屈银华摄（新华社稿）新华社珠穆朗玛30日电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通讯之二）新华社记者　郭超人第一次行军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战斗开始了。

3月25日，连绵的风雪停息了。

笼罩在山区上空的昏蒙蒙的雾幕开始消散，隐藏了多时的太阳又从山后冉冉升起，阳光把珠穆朗玛的山峦映得五彩缤纷，天空瓦蓝瓦蓝的，没有一丝浮云。

在珠穆朗玛山区，这是少有的好天气。

几天以前，中国登山队队部就根据准确的气象预报，决定全体登山队员今天从大本营出发，开始向珠穆朗玛峰进行第一次适应性行军。

中午十二时，全体登山队员们背着登山背包，拿着冰镐，集合在珠穆朗玛山下的广场上。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登山队员们亲手把一面五星红旗徐徐升上灿烂的晴空。

然后，中国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向整装待发的登山队员们发布向珠穆朗玛峰进军的命令：“现在，中国登山队开始向世界第一高峰挺进！

”登山队员们是沿着珠穆朗玛峰的东绒布冰川的中脊路线前进的。

东绒布冰川是珠穆朗玛山区山谷冰川中的一支，长度在十三公里以上。

由于气候的极端寒冷，储盖在山坡上的积雪在漫长的年代中逐渐冻结和凝固，形成坚厚的冰层，象江河一样沿着弯曲的山间峡谷向山下缓慢移动。

登山队员们就要踏着这条陡滑的冰层攀登上去。

傍晚，夕阳斜挂在珠穆朗玛峰西边的天际，暮霭从山谷中嬝嬝升起，登山队员们迎着寒冷的山风，来到了珠穆朗玛山中的第一号营地——拔海五四〇〇米的山坡。

大队停下来，决定在这里休息。

　在这个营地附近的山岩下，登山队员们看到了几个乱石围垒的空地，里面散堆着锈烂的罐头空筒和发黑的皮鞋，有些东西上面还能看到模糊不清的英文商标。

这是英国“探险家”们的遗迹。

英国人从1921年到1938年，曾经七次从这里试图攀登珠穆朗玛顶峰，但都没有成功。

　奇异的冰雪世界第二天清晨，登山队员们翻过一段险峻的山岩以后，开始进入一个奇异的冰雪世界——东绒布冰川的“冰舌”地区。

冰川从巨大的粒雪盆地移动到雪线以下，受气温和压力的影响，变成舌头般的冰带，在地貌学上称为冰舌。

珠穆朗玛山区的冰川由于消融和补给的运动比较剧烈，在它们的冰舌地区“生长”着其他地区冰川所未有的“冰塔”。

这些数不清的冰塔有些尖削而峥嵘，象林立的春笋；有些巍峨而高耸，象一座座宝塔。

它们象水晶一样透明而洁白，象宝石一样绚丽夺目，彼此毗连起伏，形成了冰雪的“森林”。

面对着眼前壮丽的景色，登山队员们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危险，欢呼着，歌唱着，在冰峰雪塔间穿来穿去，不时地用摄影机把它们摄入镜头。

但是，这一带的路途却变得越来越难走了。

人们常常只能从冰塔间的狭窄隙裂中间穿过。

在强烈的高山阳光下，冰面冒着气泡，裂缝中不时传出冰块炸裂的声音。

接着，冰塔的尖端或侧角崩塌下来，巨大的冰雪碎块纷纷四散，稍不小心，就会遇到危险。

在一个冰川拐弯的地段，几座冰塔并立在一起，象一座座墙一样，把窄削的山坡整个堵住了。

看来，人们只有从冰缝中间钻过去，但是，显著的冰崩痕迹表明，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队伍停下来，寻找更安全的路线。

正在这时，队员们在冰塔下的一块岩石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标记。

大家围上去，原来在岩石裂缝里放着一个纸条。

这是走在大队前面的副队长许竞带领的侦察组留下的。

纸条上面写着：“危险！

冰崩地区。

攀右侧山坡绕行。

切勿停留速去！

速去！

”抬头观看，果然，在右侧一座十几米高的雪坡上，侦察小组用冰镐在冰雪地上刨出了一级级整齐的台阶，修出了一条小路。

沿着小路前走一会，登山队员们到达了珠穆朗玛峰山中的第二号营地——拔海五九〇〇米的地方。

一个英国登山的牺牲者登山队员们从第二号营地出发，已是第三天的上午了。

他们走过了东绒布冰川的冰舌地区，开始进入东绒布冰川的巨大雪盆——一片漫无边际的冰雪台地。

冰面坎坷而又异常陡滑，巨阔而深邃的裂缝象蜘蛛网一样密布。

冰层十分坚硬，登山队员们穿着特制的镶有钢钉的登山鞋，一步一蹬，仍然滑溜溜的，不容易踩稳。

人们跌倒了，又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

下午，天气突然变坏了。

太阳钻进了白色的云层里，凛冽的寒风撕裂着人们的皮肤，浓密的粒雪在空中翻飞，几米以外就看不清道路，温度计上，红线降到摄氏零下二十度以下。

登山队员们结成“结组”，彼此保护，用冰镐探索着面前的雪地，顶着风雪继续向上攀登。

在经过一段山坡下的雪地时，队伍突然停下来。

登山队员们在路边的雪堆上发现了一团黑色的东西，上去一看，呵，原来是一具尸体。

英国制的绿色鸭绒衣已经破烂变色，尸体干枯而僵硬，面部已经分辨不清。

看来，这是二十多年前登山的牺牲者。

由于气候寒冷，尸体还没有完全腐坏。

从尸体的体形和装束来看，这是一个遭遇不幸的英国的“探险家”。

登山队员们用冰镐挖开雪堆，把尸体掩埋起来，然后继续前进。

天色渐渐昏暗下来，风雪更大了。

登山队员们继续行进在这片辽阔的冰雪台地上。

人们穿起鸭绒衣，戴上鸭绒帽，一边踩着脚下的坚冰，一边兴致勃勃地低声哼唱着他们自己创作的歌曲——“登山队员之歌”：“我们是登山队员。

我们是高山战士。

大风雪中上冰川，冰山上面是营地。

唉，同志们来呵，拿起冰镐上岩石，踏雪蹬冰走峭壁。

唉哟哟，雪山顶上见高低！

”歌声嘹亮，盖住了严寒和风雪，长久地在冰雪台地的上空飘扬。

就这样，3月27日，在预定的时间内，登山队员们到达了预定的目的地——拔海六四〇〇米的第三号营地，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次适应性行军的任务，第二天又返回到山下的大本营。

（播发时间 1960-05-31）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1028215050/http://www.hb.xinhuanet.com/zhibo/2009-11/18/content_18264542_1.htm

我国登山队队员们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途中，在海拔5700米东绒布冰川的冰塔旁休息。

新华社记者景家栋摄新华社珠穆朗玛31日电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通讯之三）新华社记者　郭超人第一道难关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战斗在继续着。

珠穆朗玛峰北面的崇山峻岭间，矗立着一座顶端尖突、白雪迷蒙的山峦，这是珠穆朗玛峰的孪生姊妹——拔海七五三八米的珠穆朗玛峰北峰。

在北峰与主峰之间，是绵延起伏的奇陡的冰雪峭壁。

因为它座落在两峰之下，看上去却象一个坳谷，人们把它叫做“北坳”。

北坳顶部拔海高达七〇〇七米，坡度平均在五、六十度左右，象一座高耸的城墙屹立在珠穆朗玛峰的腰部。

沿东绒布冰川地带攀登珠穆朗玛顶峰，必须通过北坳，因此，登山队员们说北坳是珠穆朗玛峰的“大门”。

在北坳险陡的坡壁上，堆积着深不可测的万年冰雪，潜伏着无数冰崩和雪崩的槽印，成为珠穆朗玛山中最危险的冰崩和雪崩地区，几乎每年都要发生巨大的冰崩和雪崩，千百吨冰岩和雪块象火山爆发一样喷泻而下，几十里地以外都可以听到它的轰隆声。

二、三十年前，试图从珠穆朗玛峰北坡攀登顶峰的英国“探险队”，曾多次在北坳受到冰雪的袭击。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记载，仅1922年一次雪崩中，就有七名英国“探险队”的工作人员被埋到冰雪的底层。

关于北坳，这些外国“探险家”们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描写说：“此地坡度极大，积雪极深，有深陷的裂缝，行动艰难，特别是经常发生的巨大块状雪崩，对探险队更是致命的威胁，是从北面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极大的难关。

”根据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总体计划，中国登山队第二次适应性行军的任务，就是要打通北坳这座珠穆朗玛的“大门”，到达拔海七千米以上的地带。

“侦察员”出动了为了争取时间，尽快地为大队开辟一条通向北坳的安全路线，登山队在完成了第一次适应性行军任务以后，于3月28日，正当大队从拔海六四〇〇米的第三号营地返回大本营的同时，副队长许竞带领了一个由六名最优秀的登山运动员组成的侦察小组，冒着风雪向北坳进发了。

这天，珠穆朗玛山区风雪咆哮，北坳上空浓雾迷漫，阵阵旋风滚过，冰坡上翻卷起几丈高的雪柱。

侦察小组的登山运动员们，手里拿着冰镐，脚上绑着锐利的优质钢制冰爪，用尼龙绳连结成一条线，一个跟着一个，登上北坳的冰坡。

在这一望无边的白茫茫的冰雪里，寻找出安全的行军路线，既不能有危险的冰洞，又不致于发生冰崩和雪崩，在登山探险活动中，再没有比这更艰难的任务了。

侦察小组的队员们依靠自己敏锐的双眼，透过重重艰险和困难，找到安全的路线；依靠自己手里的冰镐，从冰雪中刨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在他们进行侦察的每一秒钟，在他们前进的每一个步伐里，都隐藏着意料不到的危险。

脚底一滑，他们就会沿着几乎是垂直的冰壁一直滚到几十丈深的岩底；稍一疏忽，他们就可能掉进一眼望不到底的冰裂缝中；一阵强暴的高空旋风，可能把他们卷得无影无踪；一次冰瀑，也可能把他们埋葬。

但是，为了给自己的战友们打开胜利的道路，侦察小组的队员们毫不畏缩地与凶恶的大自然展开了顽强的搏斗。

狂暴的风雪遮天盖地，刺骨的寒冷使侦察队员们全身麻木，强劲的风雪打得他们双眼不停地流泪，稀薄的空气使他们头疼气喘，挺峭的冰壁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摔倒……，但他们毫不灰心，彼此帮助，彼此鼓励，坚持着向北坳顶端挺进。

钻出冰的“深渊”七、八个小时过去了，侦察队员们上升到拔海六八〇〇米的地方。

现在，一道纵直的冰裂缝拦阻在他们面前。

这道裂缝深陷而狭窄，坡度在七十度以上，队员们开玩笑地把它叫作“珠穆朗玛冰胡同”。

只有从竖着的“冰胡同”的底部攀援上去，才能到达北坳顶端。

侦察队员们斜靠在冰面上进行了短暂的休息以后，立即开始向“冰胡同”顶端冲击。

运动健将许竞、刘大义和彭淑力走在前面开路。

他们大胆地使用了冰雪作业和岩石作业相结合的复杂的攀登技术，背靠着“冰胡同”的一边，双脚蹬在“冰胡同”的另一边，一寸一寸地向上移动。

不到几分钟，他们就感到疲累不堪，汗水从额角上不停地淌下。

运动健将刘大义这天刚好感冒，体力比较虚弱，在攀登这个“冰胡同”时连续三次从中途跌落下来，跌得他头昏眼花，满身疼痛。

但他毫不气馁，继续进行第四次攀登，终于攀到“冰胡同”的上端。

天快黑时，这个侦察小组才到达北坳的顶端。

他们连续与严寒和冰雪战斗了十多个小时，终于为大队进行第二次适应性行军找到了一条安全的路线，打开了珠穆朗玛峰的“大门”。

由于北坳本身地形的关系，侦察小组找到的这条路线，虽然绝对避免了冰崩和雪崩的危险，但是沿途坡度很大，冰裂缝也较多，势必还会给登山队员们带来不少困难。

因此，在侦察小组结束侦察活动以后不久，遵照登山队队部的决定，副队长许竞又率领了一支修路队伍直上北坳，对道路进行整修，以保证大队顺利通过。

这支修路队伍在坡度陡峻的冰面上，刨出一级级平平的台阶；拉起牢靠的保护绳索，在宽阔的冰裂缝上搭起了“桥梁”；在垂直的冰墙雪壁上挂起轻便的金属挂梯，使这座“难关”——北坳的冰壁上，出现了一条安全而畅通的大路。

（播发时间 1960-06-01）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1028215627/http://www.hb.xinhuanet.com/zhibo/2009-11/18/content_18264542_2.htm新华社珠穆朗玛3日电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通讯之四）新华社记者　郭超人第二次行军登山队全体队员在队长史占春的率领下，从4月6日开始分批先后由大本营出发，开始了第二次适应性进军。

4月11日，大队从第一次适应性行军时到达过的目的地——拔海六四〇〇米的营地出发，攀登北坳，又开始了险峻而艰苦的旅程。

上午十一时，珠穆朗玛峰上空云雾缭绕，猛烈的西北风冲击着北峰和主峰的岩壁，带着暴雨一样的冰渣和粒雪，嘶啸着，翻滚着，形成一股强力的旋风。

登山队员们拿着冰镐，在高山靴底绑上冰爪，沿着北坳冰坡前进。

随着高度的上升和坡度的险陡，登山队员们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脚步也逐渐缓慢下来。

人们张大了咀拚命地吸气，仍然感到胸脯闭塞，喘不过气来。

有的人每走几步，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会。

风雪更大了，登山队员们的脚步也就更慢了。

这时，走在最前面的队长史占春停了下来，他望了望队员们疲惫的神情，笑了笑，热情地鼓励大家说：“前进，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

我们是英雄的中国登山队员，毛泽东时代的坚强战士，我们的口号只有一个：向前！

永远向前！

北坳阻挡不了我们，珠穆朗玛峰顶峰也难不了我们，我们一定要取得胜利！

也一定能取得胜利！

”史占春的话象一把烈火，在每一个登山队员的心灵中燃烧起来。

人们又顿时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力量，冰坡也显得不那样陡滑，呼吸也显得并不那样困难，他们的脚步开始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迅速而稳健。

运动健将刘连满——一位来自哈尔滨的消防员，最先攀到被登山队员们称作“冰胡同”的冰裂缝的顶部。

累了一天，多想赶快坐下来休息一会啊。

但当他看到自己的同伴们还停留在“冰胡同”下面时，他坚决地站起来，用冰镐保护着自己，然后抓起一根尼龙绳垂到竖着的“冰胡同”下面，用力帮助同伴们一个个地向上攀登。

两个小时过去了，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四肢也十分酸疼，但他仍不休息，直到队员们全部上完为止。

就这样，登山队员们安全地通过了北坳冰坡，登到了珠穆朗玛峰拔海七千米以上的地带。

但后来由于暴风雪所阻，大队没能再继续前进，只是侦察组曾到达拔海七三〇〇米的高度，这样，就结束了第二次的适应性行军。

新的课题高度是登山运动员征服的目标。

在世界登山运动史上，登山运动员们由于体质条件和高山适应能力的差别，有些人成了征服高度的幸运者，有些人却被高度弄得筋疲力尽，而遭到失败。

因此，在世界有些国家中，都流传着所谓“高度极限”的说法，认为登山运动员征服高度的能力有不言而喻的极限。

我国登山运动男子的高度最高纪录是拔海七五九〇米。

这个纪录是运动健将史占春、刘连满和刘大义等六名登山运动员在1957年征服四川贡嘎山时创造的。

以后几年来，我国没有人达到过比他们更高的高度。

在拔海七五九〇米这个高度以上，冰雪、气候、地形会是怎样，人体机能的反应又会是怎样，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中国登山运动员来说，都是新的课题。

中国登山队在开始第三次适应性行军——向拔海七六〇〇米以上的地区进发以前，登山队队部在全体队员中，展开了一个为征服新高度的群众献计献策的运动。

登山队员们开动脑筋，充分估计了在新的高度上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相应的解决办法。

登山队队部就根据这些意见，制订了第三次行军的详尽计划。

第三次行军第三次适应性行军从4月25日开始了。

4月29日，中国登山队全体队员从拔海七〇〇七米的北坳附近的营地出发，跨上了珠穆朗玛峰的山脊，开始了第三次适应性行军征服新高度的战斗。

珠穆朗玛山中的气候瞬息万变。

北坳上空刚刚还是阳光灿烂、万里无云，霎时却刮起暴风，变得天昏地暗，气温骤然下降到摄氏零下三十七度左右。

登山队员们顶着寒风行进在一道倾斜的雪坡上。

雪，深厚而松软。

一脚下去，踩进一尺多深。

走几步，就累得人满身酸疼。

登山队员们几乎每走一、两步，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几乎每隔几分钟，就不得不全身匍伏到雪地上以避寒风。

但是，登山队员中没有一个人掉队，他们咬紧牙关，一个跟着一个向前走去。

傍晚，高空风更加狂暴，气温还在继续下降。

登山队员们头上戴着特制的防寒毛绒帽，身上穿着高质量的尼龙衣裤和鸭绒衣裤，脚下是坚厚保暖的高山靴，但是，他们一个个仍然被冻得全身战栗。

呼出来的气立刻在嘴边凝成了一圈白霜，鼻孔很快就被冰冻封盖住，连吸气都发生困难。

登上新高度大队现在跨上了乱石垒垒的岩石坡，继续前进。

随着拔海高度的上升，空气中氧气更加稀薄。

人们在这里变得虚弱了，活动变得困难了，每移动一步，心脏就剧烈地蹦跳起来，呼吸时上气不接下气。

在大队通过拔海七四〇〇米附近一段直线距离不到二十米的岩坡时，人们竟不得不休息了四次才攀登上去。

一道宽阔而陡滑的雪槽拦阻着去路，雪已经变成了坚硬的厚冰，光溜溜的。

穿着镶有钢钉的高山靴，仍然一走一滑，不时地跌倒。

运动健将刘连满背上背着三十多公斤重的背包，但他仍然自告奋勇地走到队伍的最前面。

他使用着登山技术中的“三拍法”，向前走着为大队开路。

他先撑着冰镐，使自己在冰面上站稳了脚步，不时地用冰镐一下一下地在冰上刨出台阶。

在这样的高度，每一个动作都要耗费全身的力量。

但是刘连满却一直坚持着在前面为大队开路。

由于高山缺氧和体力的严重消耗，刘连满的眼睛里不时地迸散着“金星”，胸口疼痛而胀塞，好几次他都几乎要倒下来，但他一想到整个大队正沿着他的开出的路前进时，他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就又加快了自己的步伐。

大队来到一座山岩下准备休息时，刘连满才松了一口气。

经过两天艰苦的行军，大队终于安全地到达了拔海七六〇〇米的地方——我国登山史上的新高度。

（播发时间 1960-06-04）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1028220630/http://www.hb.xinhuanet.com/zhibo/2009-11/18/content_18264542_3.htm 新华社珠穆朗玛5日电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通讯之五）新华社记者　郭超人征服“死亡地带”在过去世界航空生理学上，曾把拔海八千米以上高度地区称作“死亡地带”。

因为随着拔海高度的逐步上升，空气中的氧气也愈加缺乏。

据科学家们的测算，拔海高度为零的海平面上，空气中氧气分压是一五〇个毫米水银柱，而到拔海八〇〇〇米的高度时，氧气分压就下降到四十六个毫米水银柱。

这种严重缺氧的状况，给人类身体机能带来各种不良的反应，严重的可致死亡。

因此，在国际登山运动史上，拔海八千米以上的高度，几乎被看作是人类登山活动的“极限”，如果不使用人类自制的氧气设备，即使运动员体格非常强健、技术非常熟练，要攀登到这样的高度，并停留较长的时间，也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英雄的中国登山队员们却在征服珠穆朗玛峰拔海八〇〇〇米以上地带的战斗中，用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精神，多次尝试了不用人造氧气继续行军，并且安全、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中国登山队征服球穆朗玛峰“死亡地带”的战斗，是从5月2日开始的。

大队在第三次行军中，冒着风雪和严寒到达拔海七六〇〇米的山壁以后，一部分队员又继续朝着顶峰前进。

5月2日北京时间十九点，由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竞、藏族队员拉八才仁和藏族队员米马组成的侦察组，开始向拔海八一〇〇米的高度进发。

这时，天色已经昏暗，他们争取当夜赶到，先把营地建起，迎接后面队员的到来。

严重风化的石灰岩的坡岭上，堆积着极易滚动的乱石和岩片。

脚踩下去，立刻陷进乱石缝里拔不出来；用力蹬踏，石块就又象冰雹一样向岩下滚泻，极易使身体失去平衡而摔倒。

为了取得对高山环境更好的适应能力，登山队员们虽然背着轻便的氧气筒，但并没有使用，他们艰难地喘着气，缓慢地挪动着脚步。

天完全黑了，四周朦胧一片，只有远处山峦上的积雪发出微弱的白光。

阵阵刺骨的寒风不时撞击着山岩，发出凄厉的啸声。

登山队员们用冰镐试探着道路，看着天空的星斗辨别方向。

沉重的脚步声在山谷的夜空中震荡，带有钢钉的高山靴踩击在石块上迸出点点火花。

深夜，他们终于来到了预定的地方，支好了帐篷。

藏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携带的少量食品，经过几天来的行军，已经一无所剩了。

由于特大的风雪和严寒，运送物资的队伍一直没有跟上。

大家每天只能依靠几口炒面、几块糖果，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

现在，连这种半饥半饱的状态也维持不住了。

十多个小时的疲惫行军，大家的肚子都在吱吱叫唤。

运送物资的支援小组最快也要到第二天中午才能赶到，如果再饿一夜，明天就不会再有力量前进了，整个行军计划也就会被打乱。

人们坐在帐篷里，找不到任何好的办法。

这时，藏族队员拉八才仁和藏族队员米马站起来，拿起冰镐，背上背包，坚决地请求允许他们连夜返回拔海七六〇〇米的营地去想办法。

史占春和许竞激动得说不出话，紧紧地和他们握手，怀着难以形容的感动的心情，目送他们往苍茫的夜色中走去。

这两个藏族青年整整一天没有休息，此刻为了同志为了集体，又顶着摄氏零下四十度的寒风走上征途。

回到拔海七六〇〇米的营地时，米马已经筋疲力尽，躺在帐篷里一步也动弹不了。

但是，运输队仍未赶上来。

汉族队员王凤桐、石竞和藏族队员贡布连忙把他们几个人自己携带的共重不到一斤的炒面装好，同拉八才仁一道，在3日的黎明前三点钟赶到了拔海八一〇〇米的营地。

向“第二台阶”挺进为了进一步确定突击顶峰的路线，第二天上午，队长史占春带领王凤桐、石竞、拉八才仁和贡布等队员，开始向更高的高度前进。

一路上，登山队员们仍然很少使用人造氧气，虽然他们全身感到特别的疲倦，心脏跳动得特别猛烈，但他们坚持着，他们相信所谓的“死亡地带”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登山队员们踏过点点白雪的山坡，走上一条狭窄的山岭的侧脊，成功地绕过了珠穆朗玛顶峰下著名的“第一台阶”。

又过了不久，登山队员们走上了一层铺盖着重重叠叠的黄色风化石的陡坡。

这个陡坡象一根腰带一样围绕在珠穆朗玛顶峰的下面，人们叫它“黄色的带子”，这里也曾经是英国“探险队”大伤脑筋的地方。

现在，中国登山运动员们又很顺利地通过了。

队员石竞、拉八才仁和贡布三个人在拔海八五〇〇米的地方停下来，建立中国登山队在珠穆朗玛峰上的最后一座营地——“突击营地”，人们将在第四次行军时从这里出发，夺取珠穆朗玛峰的顶峰。

队长史占春和队员王凤桐不满意仅仅在这个高度上的侦察，他们又决定继续前进。

从拔海八五〇〇米出发不远，拦在眼前的就是被英国“探险家”们认为“不可超越”的“第二台阶”。

这是一座陡峭而光滑的岩壁，相对高度约三十米，平均坡度在六、七十度左右，人们几乎找不到任何攀登的支撑点。

二、三十年前的英国“探险队”，曾经在这里想尽了一切办法，仍然没有能攀登上去。

后来，他们对“第二台阶”下了一个结论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再也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世界登山史上的奇迹史占春和王凤桐匍伏在岩石上向上攀登，他们翻过巨大的岩坡，终于在当天北京时间二十一点登到了拔海八六〇〇米的“第二台阶”顶部附近的地方，这比第三次适应性行军原定到达的拔海八三〇〇米的高度，已高出三百米。

这时，天已经黑了，眼前黑糊糊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

为了准确地找到突击顶峰的路线，他们决定在这里过一夜，等第二天天亮以后再进行侦察。

他们在“第二台阶”的岩壁上找到了一条积雪的裂缝，用冰镐挖成一个低矮的雪洞，两个人紧紧地挤着坐在一起。

夜风高啸，雪洞里气温在摄氏零下四十度左右。

由于物资运输供应不上，史占春和王凤桐为了给大队开辟出胜利的道路，饿着肚子坚持行军，现在又忍受着寒冷，守候黎明的到来。

因为携带的人造氧气所剩不多，以防备万一，史占春和王凤桐大胆地决定不用人造氧气。

他们沉重地喘着气，整整过了一夜。

在世界登山史上，在八六〇〇米的高度不使用氧气，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第二天清晨，珠穆朗玛峰上空万里无云，连绵的峰峦沐浴着灿烂的阳光。

史占春和王凤桐走出雪洞，现在，珠穆朗玛峰“高不可攀”的顶峰，离他们不过二百多米，尖锥形的顶峰清晰地出现在他们眼前。

灰色的岩壁上露出一道道风化的龟纹，白雪点缀着狭窄的裂缝。

凭着他们丰富的登山经验，他们很快就观察到了一条适宜的登上顶峰的路线。

5月4日，史占春又带领着队员们开始返回山下拔海五一二〇米的大本营。

经过十三天的战斗，他们胜利地“超额”完成了第三次适应性行军的任务。

（播发时间 1960-06-06）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1028223050/http://www.hb.xinhuanet.com/zhibo/2009-11/18/content_18264542_4.htm新华社珠穆朗玛7日电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通讯之六）新华社记者　郭超人珠穆朗玛山区的“春天”珠穆朗玛峰银色的山峦间开始升起浓密的白色云雾，绒布河上的冰层破碎了，奔腾而下的激流撞击着岩石发出响亮的声音；冻土松软了，山坡上枯黄的野草丛中又吐出淡绿色的嫩苗；矫健的喜马拉雅巨鹰突然增多了，三三两两旋飞在珠穆朗玛山区的上空……。

已是5月中旬，天气渐渐转暖，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不久，印度洋上的季风就要吹过珠穆朗玛山区，接着，连绵的雨季就要开始了。

珠穆朗玛峰下登山大本营的气象工作人员，变得比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张繁忙。

红色的探空气球不断地升上高空；矗立在山坡上和岩石旁的各种气象仪表，不停地运动。

人们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着珠穆朗玛山区在雨季到来之前最后一个好天气的“周期”，以便开始夺取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战斗。

整装待发这个好天气的周期终于等到了。

从5月14日起，一批批运输队员就陆续从大本营出发，先把大量高山技术装备和食品提前运送到拔海七六〇〇米的高度以上，等待突击顶峰的队员们的到来。

这几天来，在大本营帐篷外面，突然增加了许多标语，充分显示了登山队员们坚决征服珠穆朗玛峰的雄心壮志。

5月17日清晨，绒布河谷上空云雾迷茫，勇敢的登山队员们一个个精神饱满，整装待发。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登山队员们在拔海五一二〇米的登山队大本营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

登山队把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毛主席半身白色石膏像委托给突击顶峰的队员们，要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奋勇前进，一定要让祖国的五星红旗在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上飘扬。

登山队员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副队长许竞率领下，一个个都激动地举起右手，他们宣誓说：敬爱的党，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在您的教导下，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心和无穷无尽的力量，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我们胜利前进。

我们的毅力势不可挡，我们的团结力大无穷，我们全体队员向您保证，在第四次行军中不征服顶峰，誓不收兵。

第四次行军——突击顶峰的战役开始了在震天响的锣鼓声和欢呼声中，登山队员们告别了大本营的战友，踏上了征途，向云雾重重的山岭间挺进。

登山队员们为了争取时间，以一天时间的急行军速度，就赶到了拔海六四〇〇米的第三号营地。

第二天，就登上了“北坳”冰坡，到达了拔海七〇〇七米的第四号营地。

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23日中午，许竞带着十三名登山队员赶到了拔海八五〇〇米的地方，并在这里把第三次行军时建立在岩坡上的第八号营地，改建在极其难得的一块倾斜度约三十度的雪坡上。

这是中国登山队在珠穆朗玛峰北坡上的最后一座高山营地——“突击营地”。

5月23日晚上北京时间十点钟，从拔海六四〇〇米的第三号营地发出信号弹，表明“24日为好天气”。

这个好消息使登山队员们十分兴奋，增强了他们征服顶峰的信心。

（播发时间 1960-06-08）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1028215955/http://www.hb.xinhuanet.com/zhibo/2009-11/18/content_18264542_5.htm新华社珠穆朗玛9日电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通讯之七）（全文完）新华社记者郭超人向顶峰进军5月24日清晨，阳光灿烂，珠穆朗玛峰尖锥形的顶峰耸立在蓝天之际，朵朵白云在山岭间缭绕不散。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半，突击顶峰的队员们由副队长许竞率领，从拔海八五〇〇米的“突击营地”出发了。

许竞在前几次行军中担任了侦察任务，体力消耗很大，他只前进了约十米，就感到不支。

这时，决定由运动健将王富洲带领运动健将刘连满、屈银华和一级运动员贡布（藏族），背着高山背包，扶着冰镐，开始向珠穆朗玛峰最后三百八十多米的高度进军。

为了尽量减轻负重，他们只携带了氧气筒和登山队委托他们带到顶峰的一面国旗、一个高约二十厘米的毛主席半身石膏象，以及准备写纪念纸条用的铅笔、日记本和电影摄影机等。

但即使是这样，他们前进的速度也是非常慢的。

因为从5月17日上山以来，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个星期的艰苦行军，体力有了巨大的消耗。

与重重难关搏斗突击顶峰的队员们约莫走了两个钟头，才上升了七十米，来到珠穆朗玛峰顶峰下著名的“第二台阶”跟前。

“第二台阶”象城墙一样，屹立在通向顶峰的路上。

人们在它陡滑的岩壁上，前进得异常困难，费了很大劲儿刚刚攀上几步，稍一不小心就又滑落到原来的地方。

人们运用各种办法坚持再坚持，整整花了五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全部攀登上这个相对高度约三十米的岩壁，到达拔海八六〇〇米的“第二台阶”的顶端。

通向顶峰的第一道难关——“第二台阶”虽然克服了，但他们离顶峰还有二百八十多米的高度要走。

而这时太阳已经偏西，阵阵寒风从山岭间刮过，发出阵阵啸鸣。

人们事先以为在天黑以前就能登上顶峰，现在看来，这种估计显然是不足的。

黑夜，即将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二道难关。

在这人类从未到达过的珠穆朗玛峰北坡最后二、三百米的路途中，人们将要遇到什么困难，要走多长时间，确实很难精确估计。

随着高度的上升和行军时间的加长，人们背上氧气筒里的氧气，已消耗得越剩越少；人们的体力，也变得越来越弱。

这就是说，他们即将遇到最严重的两道难关——高山严重缺氧和四肢无力的威胁。

在体力虚弱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进行黑夜高山行军，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

但是，有什么困难能阻挡得住勇敢的中国登山队员们前进的步伐呢！

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完成全国人民的委托，为了在雨季到来以前最后一个好天气的周期内登上顶峰，四位勇士仍然勇往直前，继续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

最后的时刻到达拔海八七〇〇米时，刘连满由于过度疲劳，动不动就跌倒在地上。

王富洲、屈银华和刘连满连忙举行了党的小组会，决定让刘连满留下，而其余的三个人即使是天黑，也要继续前进。

当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走上征途以后，刘连满——这位二十七岁的共产党员，毅然把自己氧气筒里所剩不多的氧气保存起来，准备留给战友们胜利归来时使用。

而他自己，就在这荒漠的山顶上，冒着生命危险，在一块大岩石旁度过了严寒之夜。

夜色浓厚，四周矇眬一片，王富洲等三人匍伏在地面上，依靠着微弱的雪光反照辨认路途，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顶峰接近。

距离顶峰还剩下五十二米的高度时，三个人的人造氧气都用完了，高山严重缺氧的威胁已经临头。

但他们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

因为他们只有一个信念：继续前进，绝不后退。

他们抛掉了空氧气筒，彼此鼓励，你我帮助，开始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危险而艰巨的历程。

人们已经异常疲惫，几乎寸步难行。

但是，距离顶峰还剩五米时，忽然又遇到一个峭壁，二十七岁的藏族队员贡布首先攀登上去，他在上面休息了约半个小时，鼓起力气又帮助其他两个战友上去。

这样，世界最高峰的顶峰已经近在他们咫尺了。

　登上世界最高峰5月25日清晨北京时间四点二十分，三位登山英雄经受了重重困难的考验，终于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的顶峰，为中国体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当时，山顶天气虽然很冷，但胜利的喜悦使他们热情洋溢。

他们把毛主席的石膏象用五星国旗包好，留在顶峰。

王富洲——这位二十五岁的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生，并代表三个人摸着黑写了个他们三个人到达顶峰的纸条，并把它放进一支手套里，用细石垒起把它压在顶峰上。

为了纪念在党的领导下，使他们有坚强的毅力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珠穆朗玛峰北坡登上拔海八八八二米顶峰的创举，他们还在顶峰上拣了九块石头，准备将来回北京时带给我国人民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由于当时天黑，不能拍照，他们在顶峰上停留了大约一刻钟，就决定返回征途。

不久，东方开始发亮，美丽的旭光首先欢迎他们凯旋归来。

他们看到自己攀登顶峰时在雪上留下的脚印，二十五岁的四川林业工人屈银华立即把它摄入了电影镜头——这将是纪录这次伟大登山事迹的影片中，最宝贵的画面之一。

三个人回到拔海八七〇〇米处时，同曾经表现了伟大自我牺牲英雄气概的战友刘连满汇合在一起，继续缓慢地往山下走去。

直到当天下午北京时间六点钟，他们才回到了拔海八五〇〇米的“突击营地”。

这时，离他们5月24日从这里出发的时间，已经整整过去了三十二个半小时了。

在这一天多的时间内，他们虽然没吃上一口饭、喝上一口水，但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毅力，终于使他们获得了最后胜利。

　胜利消息传遍全世界中国登山队获得胜利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很快就传遍了全国，传遍了全世界。

苏联、保加利亚、尼泊尔、日本、印度、英国的体育组织或友好组织，以及国际和平人士等，纷纷打电报来，祝贺中国登山队完成了世界登山史上最光荣的任务——从过去一直被认为“无法超越的”北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峰。

某些西方报纸尽管散布了种种怀疑气氛，但也不得不承认说：“中国人的成就是杰出的”“荣誉被中国得去了”“他们登上了过去被认为是登不上去的北坡”……。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年轻的中国登山队员们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突破了人类登山史上几十年来没能突破的最复杂的难关呢？

这正如中国登山队长史占春所说的：“因为我们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全中国人民的支持。

这些是我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力量的源泉；因为我们有着一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赤诚的心，因而我们就能够做到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做的事。

”是的，答案非常清楚：因为我们是英雄的中国人民！

（播发时间 1960-06-10）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1028214212/http://www.hb.xinhuanet.com/zhibo/2009-11/18/content_18264542_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