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姜色

《阿拉姜色》注定无法成为另一部《冈仁波齐》。

因为在《阿拉姜色》中，导演松太加有意回避了所有关于西藏的奇观。

那些在《冈仁波齐》中被多角度全方位展现过的磕长头、布达拉宫、天葬、随风飞扬的经幡……在松太加的镜头中，全都不是主角。

布达拉宫的镜头只在影片结尾出现了短短几秒，磕长头也只是人物的动作逻辑，并非呈现的重点，经幡只在大远景的角落可见，而天葬干脆被导演彻底留白。

这或许就是藏地导演和非藏地导演之间天然的差别。

在张杨看来，把朝圣路巨细靡遗地呈现出来，已经让影片具备了某种神性，可供普通人做意淫般的瞻仰。

而松太加的电影却在有意地摒除神性，还原人的姿态。

因为在他眼里，那些关于西藏的神圣标签早已融为生活的背景，无需被刻意放大或特写。

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永远是人。

所以看松太加的电影，你依然可以清晰地辨认出那是西藏，但又绝不会止步于此，因为影片接下来将会告诉你，那里的人们遭遇的离合悲喜和你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这就使得松太加的电影，得以超脱于藏地特质，具备了更普世的观赏价值。

有人管松太加叫藏版“是枝裕和”，表面看是胡扯，细想有点道理。

两个人确有一定相似之处。

比如他们都是作者型导演，有很强的编剧能力，且关心的题材也多是家庭矛盾，并将大量镜头指向日常的生活细节。

松太加的前作《河》讲的是一个即将迎来二胎的三口之家中，小女孩的成长焦虑以及上一代父子之间的隔膜。

《阿拉姜色》讲的是一位继父如何履行妻子对前夫的遗愿，并与继子之间达成相互的理解。

这些“家长里短”式的生活困境，是枝裕和的电影都有涉及。

但同时，两者之间又有很大的不同。

这个不同一定程度上是由“文明差异”带来的，直观表现为电影的视觉空间。

是枝裕和电影中的人物，通通被框定在一个狭小局促的日式建筑中。

他们被困在其中，无法期待任何外力解决此中的矛盾，也只能在彼此不断的摩擦和碰撞中，磨出一份理解。

看是枝裕和的电影，看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羁绊。

这种羁绊，同时成为爱和恨的理由。

它是《步履不停》里奶奶对爷爷年轻时出轨的记恨又隐忍不说，也是《比海更深》里良多怨恨父亲，又因走了父亲的老路而油然而生的那份理解。

反观松太加的电影，虽然困境相似，但所处的空间却彻底不同了。

我很喜欢看他电影里那些豁然出现的大全景镜头：远处是雪山，近处是青草，中间的黄土地上延伸出一条公路，人走在其中。

这时人与人之间的纠葛变得那么渺小，而人与广袤空间的关系却变得无比清晰。

它创造出了一个完美的孤独时空，使人有了避开他人和自己对话的机会。

所以松太加的电影更关心人与自己的和解。

《阿拉姜色》的男主人公罗尔基自始至终都在纠结一个问题：究竟在妻子心中，自己和死去的前夫孰轻孰重？

这个问题看似是他与妻子间的芥蒂，进而演化为他对继子的排斥，但究其本质，无非是他自己心中无法排遣的一份妒意，与他人无关。

特别是在妻子死后，这个问题彻底成了他要独自面对的问题。

这还不算完，影片进一步向他提出挑战。

妻子在临死前向他坦白，原来她执意要走的这段朝圣路，竟是要履行与前夫未尽的诺言。

妻子恳求他带上继子走完剩下的路，去拉萨完成这段旧日恋人的夙愿。

可想而知，那一刻的罗尔基心情是多么复杂。

而与此同时，他心中的问题也在妻子离世后悄然变化：或许比起猜测妻子对自己的爱之深浅，更应该问寻的是，自己对妻子的爱能否包容下一句临终的托付和一个无辜的孩子？

罗尔基心里也没有答案，但是他决定上路，为了妻子试一试。

这似乎是典型的公路片模式。

可松太加执导的“公路片”，又有着明显反类型的企图。

《阿拉姜色》和他的处女作《太阳总在左边》，都涉及一段通往拉萨的朝圣路。

但有趣的是，两部影片主人公与自己的和解，都不是在终点拉萨达成的。

《太阳总在左边》中的少年尼玛，因意外撞死母亲而陷入悲痛，他带上一抔渗有母亲血迹的黄土徒步走向拉萨，期望获得救赎。

可预料中的救赎并没有如约而至，绝望的尼玛从拉萨返程。

影片很意外地将尼玛磕长头的朝圣路全部略去，转而从他的返程之路拍起。

你能想象吗？

一部公路片的起点，竟是从一场失败的旅程开始的。

《太阳总在左边》从一开始，就宣告了公路片模式的无效。

与之相比，《阿拉姜色》是用另一种方式重复了这种无效。

罗尔基和继子诺尔吾历尽漫漫长路，来到了拉萨脚边。

而影片拍了他们进入拉萨后的场景吗？

没有。

终点拉萨只是在诺尔吾登上高山后的匆匆一瞥中，仓促现身，此后再无踪影。

镜头重新拉回这对父子，那一刻的他们因高山阻隔，无法看见拉萨，可是，他们却在真正到达拉萨之前，在那片毫无神迹的荒地上完成了相互的谅解。

松太加用这样的方式是要表达什么呢？

在我看来，这是向所有对朝圣路、对拉萨、对布达拉宫怀有“刻奇”心理的人们发出的一次尖锐的质疑。

它指出一个简单到令所有人忽视的事实：与自己和解的钥匙不在拉萨，而是藏在内心。

那么朝圣路的意义就不再是终点拉萨，而是整个行走的过程。

准确的说，是这段路留给他们的一段独处的时间。

正如《太阳总在左边》里那位老者对尼玛说的话。

他说：“当痛苦遇见时间和孩子，就会淡然失色。

”影片中，尼玛最终回到了家，他没有舍得把那抔沾有母亲血迹的土留在拉萨，而是把它重新撒回了母亲死去的那片土地上。

而在终点，他的哥哥和小侄子正在等他回家。

《河》中，祖孙三代最终放下成见，一起坐在曾经阻隔他们的那条河前。

爷爷说：“咱们坐一会儿吧，等河清了再过河。

”小女孩说：“爷爷，我把小熊埋进了土里，等明年春天就会长出好多好多的小熊。

”这条河就是时间的本体。

祖孙三代看呆了，沉默了，终于明白只有时间会淘尽所有的泥沙。

有时候除了等待，我们并不能做更多。

《阿拉姜色》的结尾，儿子唱起名为“阿拉姜色”的祝酒歌，那是这重组的一家三人唯一的一段美好记忆。

罗尔基给继子剪起了头发。

让人恍然想起李沧东的影片《密阳》的结尾。

细碎的头发飘进了阳光里。

黑暗中，父亲对儿子说：“过几天，我们挑个吉利的日子，去拉萨完成你母亲的夙愿。

”其实，去不去拉萨已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在一路上重新确认了彼此的情感。

比起日常生活，其实朝圣路上并不会有更多奇迹。

母亲终究会死，不会因为内心虔诚而获得新生；该忍受的痛苦还要自己忍受，并不会因为接近神明而获得特赦；想要获得的救赎或和解，仍需等待，因为时间已做了最好的安排，就像罗尔基最终明白的那句话：“一切皆是缘分。

”在这个寒冷的深秋，在这个最冷的档期，《阿拉姜色》注定将是一部被忽视的电影。

但我想说，无论如何，松太加都不该是一个被忽视的导演。

或许这一点，也只能等待时间来证明。

一早想去受持五戒，几年前只是皈依了没有准备好持戒，现在觉得时机成熟了，最先打电话到原来皈依的法源寺，回复说目前皈依传戒法会还没恢复，时间也没准。

于是想换个地方试试，普陀山说他们很早以前就不做法会啦。

南山寺更是电话直接就打不通。

微信上问了一位僧侣只说能传戒，也没回复具体时间。

最后想要么索性趁着五一去普陀山，在江浙一带就近受戒，法喜寺的客堂电话妙接，也是最和善的，说寺里下一次皈依法会在农历6月19，但是只能皈依不传戒；灵隐寺倒是传戒，只是最近的皈依法会也是农历6月19，下次传戒时间也待定，网上找到灵隐寺的传戒费用是500元。

一时间我竟不知道何去何从，颇有种不得门而入的感觉，缘分没到吧，即使如此，还是在挂了电话后网上先买了缦衣，静待哪天因缘具足，拎上海清缦衣就去了。

折腾了一上午，也还是没有确定五一去普陀山是否要过夜，因为相对平时价格涨到飞起。

五一后有所回落，但又怕自己时间上不好协调出来。

于是就想先吃个14块钱的外卖，填下肚子下午继续看。

外卖点了两个素材，都是当地日常的食材，自从要求自己食草以来，就基本不主动点荤腥了，今天也没例外，是连续吃了一周的同一家地方菜馆。

按照惯例，下菜剧要来一部。

打开唯一拥有vip身份的👖，扫了一眼电视剧，热门的最近基本都看过了，没有兴趣再看一遍。

那就来个电影吧。

以前只吹爆欧美影视剧综艺的我，这一年来不知道怎么了，开始热衷国产影视剧，或许是年纪大了文化认同感越来越强了吧，现在看国外的东西愈发觉得不是一个语境里的存在，即使制作精巧代入感也弱了很多，还是自己国家的内容更容易产生共鸣，也或许真的跟民族自信、文化崛起有关，作为这个大趋势里的一份子也自然而然顺应时代起来。

于是机缘巧合里看到了几年前看过的冈仁波齐，顺藤摸瓜点开了阿拉姜色。

本来没有抱太多希望，以为只是一部充当背景音的片子，不妨碍我一边吃吃吃，一边做行程，一边过剧情。

还是大意了。

一开始我就被片子呈现出来的半纪录片式的内敛基调抓住了，竟然坐着认认真真从头到尾看完。

这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被哽咽感支配的欲哭不能中：藏族妈妈看到女儿回家背过身去抹眼泪，女人从父母家离开时向着山上磕头，女人对男人说要带男孩去拉萨时说你不要轻易说出誓言，女人男人和孩子在火堆边哼唱阿拉姜色表演劝酒，男人到沿路帮助他的藏民家里租车找活佛，男人拿钱回去感谢帮助他的藏民却被回拒说我的父亲当年也做过朝圣拉萨的事当时我不理解现在我却明白了他，男人去喇嘛庙给亡妻祈福躬着身跟喇嘛的几次交流，藏民说你决定继续去拉萨朝圣我很敬佩就送你们一程吧，男人跟小男孩说男人别老跟在别人后面……许多场景都质朴又闪光，导演用很克制的镜头语言，像纪录片一样呈现了一个围绕磕长头到拉萨为主线展开的故事。

演员的表演也是生活化的表演，没有精美的服化道，几乎是真实还原的人物形象和表情，对比我这一年来看到的光鲜亮丽的古装剧，不禁也要说出俊男美女、偶像流量的存在跟一部作品的好坏虽然不能说毫无关系也可以说没有任何必要这样的话。

片子其实分成了三个阶段，女人被诊断患病踏上磕长头还愿、女人在路上亡故男人接棒带上继子磕长头、男人和继子的磕长头彼此和解、自我和解之路，探讨了责任、承诺、死亡、成长、血缘、爱和善良，甚至还夹带了地方经济发展、乡村医疗的话题点，比如帮助男人的藏民说现在干活都用拖拉机了谁还养驴，给女人看病的卫生院医生带个听诊器的模样真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给方圆五百里村镇的人看病的赤脚医生。

以前去四川、色达、甘孜地区的时候，只觉得风土跟以往见闻十分不同，尤其是在北京呆久了，去到自然风光比较浓郁的盆地、高原地区，有种不真实感，虽然置身其间却有种玩VR进入虚拟世界的既视感，身在其中却又抽离其外，骑摩托车的人，晒得红黑的肤色，混杂切换的语言和服饰，独特的婚丧嫁娶风俗……都一再提醒我只是个旁观者，短暂路过别人的生活，不宜过多介入和干预，所以从来不琢磨也不深究这背后的人与人的情感，城市与城市的联系，更谈不上到了解历史变迁、宗教信仰的深度。

看《阿拉姜色》让我过往的见闻和片子里的半真实呈现，第一次融合到一起，竟然有了一种真实感，不再只是远程旁观别人的生活，而是切实理解了在经济欠发达的而人烟稀少的地区，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是怎么一回事，人情味是怎么一回事，没有被外来信息糟粕污染的人还保留着重诺重义的质朴是怎么一回事，抛开男人女人的性别对立、爱恨情仇和悭贪嫉妒只是作为人这个个体应该如何自处他处是怎么一回事……等等，这360度环绕立体声呈现几乎对我进行了一番成长经历整合以及情感再教育，很多只有书本上写的二维概念第一次立体化了，也即它让我落了地。

感谢。

生而为人，在都市快餐文化的冲击下，我们到底经历以及缺失了什么教育，而实际上无论是身在都市还是边陲，我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教化，这是否值得深入思一思？

至少在我看来，我需要。

比如长期生活在城市里，被动或主动加入拜rmb教已久，我的很多行为动机、模式都已经驾轻就熟的从利益出发来考量，就像弹幕里说的，我们现在只信仰rmb。

我已经自动屏蔽了人性会有的感动、痛苦、伤心习惯了扮演一个面无表情的机器，以符合利益最大化运转为己任孜孜不倦的计算、操作、被操作、输出、输入，视人情为不必要阻碍，恨不得什么都程式化、流程化，偶尔流露出像人的一面也是算好的恰到好处的气氛点，为了服务最终目标而存在的表演，几乎没有什么发自内心的人情体验了。

那种人跟人之间不问回报的付出、帮助，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承诺和义气，没有体会过，更没有经历过。

即使别人是如此，我也会按照自己的分析惯性去给他衡量。

真情实感什么的，不存在。

所以再看到片里的一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结合到自己的见闻，像是被当头棒喝恍然大悟，原来这才是人该有的样子。

不管是男人女儿，许下的诺言就要兑现，要主动去关心别人，要善良，要推己及人，要爱，要有责任，任何时候要做对的事，要尊重，痛苦了就哭出来，悲伤了就流泪，有心结就打开，有遗憾就弥补……这才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吧。

小驴感受到来自人类的善意尚且知恩图报，人还不如头驴了？

其实都是作茧自缚自视甚高，导致一叶障目还自以为是，最终自欺欺人自食恶果。

听多了那种所谓社会人心不古是因为我们没有信仰的论调，以前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半信半疑，现在看来，这真是甩锅之言。

信仰并不等同于宗教，而没有统一宗教并不等同于没有信仰。

有人不信仰任何一个宗教，但他正直善良乐于助人，这就是他的信仰，有些人满嘴教义却猪狗不如，以教义之名行损人之事，他的信仰就是邪恶。

《阿拉姜色》里的人并不是因为某个宗教才有了信仰，而是他们心中的信仰恰好与教义吻合，之所以磕长头被人所尊重，正是因为他们把内心的信仰、宗教的教义结合起来并落实到了具体的生活和行动中，这些元素汇集到一起产生了巨大的能量，可以感染很多人。

但仍然有人不会被打动，比如那两个半路逃跑掉的女孩，因为她们不信仰那一套，自然也不会追随同样的生活和行为。

反观我自己，去普陀山、去受持五戒，是出于宗教理想，还是发自内心信仰某种理念，不得不自我反省。

警惕出现在自己生活中一切流于表面的形式主义。

记得一个弹幕说，人活着就为内心那点东西，深以为然，所有人都是向死而生，闭眼的那一刻是否对自己有了交代，此生的功课都修及格了吗？

带来的问题都找到答案了吗？

毕业答辩能通过吗？

尘俗熙熙攘攘，一切皆是现身说法，唯有借假修真方是自渡之道。

文/赛人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我看的最后一部电影是《阿拉姜色》，也是我看的十几部最新华语电影里，最好的一部。

于我，算是一场意料之外的压轴。

在经历那些没有日常、没有张驰、没有将心比心的影像之后，松太加的这部新作，让我意识到电影与人的关系，一旦真的建立起来，是很难疏远开的，这话对华语电影尤其适用。

松太加的电影，我算是一路看下来，一部比一部有提升，一部比一部更能解决问题，也更能提出问题。

这其间的一问一答，不是为应试而作，所以，他也就不必那么紧张，那么急于获得某种可供昭示的站位。

它只是让挥之不去的郁结慢慢的散开，到后来，解铃与系铃之人，在不在场，都不关乎要义，于是目的与过程有了并置的可能性，这是最令我欣喜的一点。

松太加 2015年《河》 剧照这届上影节，最热的电影是戛纳金棕榈的新贵《小偷家族》。

它所要讲述的是家庭的组建，与先天的血缘并不构成非如此不可的关系，它与后天的彼此取暖、共赴劫数倒容易十字相扣。

这与《阿拉姜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小偷家族》在表达上更旷观一些，血浓于水也好，萍水相逢也罢，这两种家庭组建形态的破灭，只是证明“家”乃概念的产物，至于什么样的事物能如影随形的服务于心灵，是枝裕和保持着恰到好处的缄默。

《阿拉姜色》所描绘的也是一个临时家庭，是怎样一点点组建起来的。

那对准父子，他们之间基本不使用亲人的称谓，而在他者的眼中，他们是再正常不过的父子俩。

这种被凝视的视觉状态，将尴尬化为无形，将润物细无声的默默接受，表现的既温婉又幽默。

而那头失孤的小驴，当苍蝇逐血的嗡嗡声响起时，我刚看时，以为是在画蛇添足。

而当这只小驴负重前行时，它成为了这场朝圣之旅必不可少的一份子时，便深觉这牲口，是这沓无人烟之地，惟一见证父子和解的目击者，心下释然了许多。

也就是说，它只是一群生命在靠近、在移动。

父子情感的递进，除了最常规的父救子而落水为转折外，更深切的契机，是对遗志的继承，朝圣的理由也在于此。

当圣地就在眼前闪亮之时，还需有一个良辰吉日去应对你需安放的心境。

在那一刻，时间与空间开始了对话。

它比另一些纯为打扮心灵的膜拜，有了更为开阔的可能，目的与过程有了合二为一的契机。

而对我这样一个无信仰的人而言，只能从世俗的角度去理解。

我坚信，只有人才能证明另一个人的存在，才能让他在天地间真正的有所屹立。

男人的父亲患了绝症，他即将孤绝，孩子刚刚失去双亲，他们都对无所依靠的仪态不抱兴致。

在展示冷漠时，孩子比父亲更积极，但也更畏惧有所失去。

个人化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历程，惟一能告慰先灵并顺带勉励自身的，就是前仆后继的延续。

影片全部的表达大概就在于此。

从剧作上来看，《阿拉姜色》的前半段，也就是女主生前的那一部分，假如说后半部分是种行走的力量，那么女主的“拼将一生休”，则更具葡蔔的意味。

拉萨只是个具体的所指，更多的还是这位美丽的藏族女人反复念叨的“命运”。

虽然不免要流于直白，但女主那张不甚戏剧化的脸庞却有种别样的说服力，让我们安然的去敬服她的甘心和甘于。

前半部分吸引人的，自然还有它的悬念，好在它并不一味的和我们玩猜谜的游戏。

它从女主不可言说的梦境讲起，然后是女主的病情，然后缓缓带出女主的另一段婚恋。

我多年前胡乱写过一些长短句，其中有一句是“没有秘密的日子也要过下去”，这句话是我对所谓起承转合的犹疑，同时，也是我对戏剧性究竟伸展到何步的期盼。

《阿拉姜色》迎合了我对故事本体的，某些可能是大而不当的索求。

也就是说，当妻子的秘密全部大白之后，叙事并没有就此而框定，而是多了许多随时准备拐弯的迹象。

一句话，这样的故事是活的，是能够运动的。

很多人看《阿拉姜色》会泪流满面，被那些爱到不能爱、聚到终须散的情殇所触动。

好比那张撕开又被粘贴在一起的照片，也在暗示，你进入他人的生活，你就得在他人的阴影下完成你的余生。

我看时，泪腺保存的还好。

真能让我在心底涌出暖意的是，妻子跟丈夫讲起她前夫的过往，并吐露要继承其夙愿的决心。

丈夫听到这儿，异常缓慢也异常温柔的躺到了这个心可能早就被撕在两半的女人的身边。

第二天，这个女人撒手人寰。

《刺客聂隐娘》里张震向她的姬妾讲述他对聂隐娘的思念之情，《阿拉姜色》也是这般，只是性别互换了一下。

在这里，秘密消散之后，嫉妒和随之而来的独亨也在朦胧的夜色的逐步隐去，剩下的只有无尽的痛惜和深深的感佩。

这是我所向往的生命的高级仪态，说白了，就是一个人对最爱的人，毫不避讳的陈述：我更爱的是谁。

太多人的生命，都是被圈点，被设定。

而《阿拉姜色》的这对伴侣，他们之间的情义是清澈，却不急于见底的。

2018年上海电影节频频爆冷，而藏语电影《阿拉姜色》一举拿下评委会奖和最佳编剧奖，很多上影节观众更是表示感人至深。

怀着无比期待的心情去看了小型的放映会，110分钟的时间安静而充满力量！

看着前半段以为是冈仁波齐式的磕长头的故事，但故事的后半段却有了转折，“拉萨”始终是信仰，前半段是夫妻间的信仰、后半段是“父子间的信仰，细腻而柔软地讲述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另一个让自己触动很深的是高度还原了藏民的生活，风土民情、信仰、情感…没有恶意的卖惨，导演是在平时的讲述生活，实属难得！

一个病重的妻子独自带着心愿踏上了朝圣之旅，丈夫和儿子为爱也加入进朝圣道路中，妻子病逝后，丈夫和儿子继续完成妻子遗留的夙愿，在路途中完成了父子关系的和解，也终于完成了去拉萨的朝圣愿望。

加绒藏语的方言、活佛转经丧礼、弦乐器弹奏犹如天边传来，在藏族文化符号的包裹下，让人物关系冲突变化和亲情的表达有了一些地域性的色彩。

朝圣所具有的神性被导演削弱，转而聚焦于人物内心幽微细腻的情感。

在朴素的镜头中，人物完成了朝圣的夙愿与自我的和解。

语言的缺少并没有削弱人物的形象，在静默中却用大量的细节堆砌表现出更大的情感张力，冲入湖中的奋不顾身，打着手电在脚底涂药，简单的镜头中暗涌着情感。

而影片在父子关系之上又添加以寄养家庭的设定，与《小偷家族》中家庭设置有着相似性，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称谓，但在藏族文化下人物关系呈现出了更为丰富的层次感。

父子关系从撕裂的照片到剪去的头发，形同陌路最后相依为命。

小孩在山上看到了布达拉宫，让夙愿得到了完成，也是关系融合的双重圆满。

松太加导演作为藏族人，在创作中一直关注藏区人民的生活表达，电影中融入了大量的藏族元素，片名的直译显露出电影的文化表达倾向，而父亲的形象传递出的是藏族文化的情感信仰和价值观。

但不同于《冈仁波齐》中的朝圣，有着川藏线自然风光的瑰丽，展现的是朝圣的过程，这部影片的朝圣只是叙事的元素，推动发展却并不着力表现。

导演更多的是记录下个体的精神困境和情感纠葛，让心灵去朝圣。

祝酒歌成为影片沉郁风格下的一抹亮色，却又埋下了浓厚的怅惘。

俄玛将病情与对前夫的思念藏匿于朝圣的夙愿，罗尔基把生活的困顿和纠葛连同酒一同吞入腹中，诺尔吾用叛逆掩藏情感缺失的失落，而在此刻三人篝火边的围坐唱歌，成了动人的伏笔，让结尾的歌谣震动心灵。

像极了《小偷家族》里的那场烟花，美好转瞬即逝。

前阵子看了《气球》，之前几乎没看过藏族电影，结果看到这个月电影资料馆的片单里有《阿拉姜色》，随手就买了票。

没想到是个完全不闷的可爱小片子！

好看！

有意思！

想夸！

虽然不会夸，只好看完马上来记点东西。

喜欢这部电影的节奏，轻快的地方就轻快，突出情绪的时候，才慢下来，这一点上，作为一个普通观影者，感觉这部电影的导演显然比万玛才旦更在意观众一点。

1、“阿拉姜色”原来“阿拉姜色”是一句藏语歌词，大意是类似“大家来喝酒”，算是电影人物关系流动的一个象征线索，罗尔基和妻子，也是罗尔基和继子诺尔吾之间的关系，这点不老生常谈了。

不过一家三口在月光下，点着火，第一次唱起这首歌的那段戏，真挺动人的，俄玛病重，黑天瞎火，睡着帐篷，吃着简单的干粮，酒压根没有，拿着空碗就开始无实物表演，简直就是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凭空做菜那一段，这种情境下，还颇有“你说今晚月光这么美，我说是的”的浪漫。

相比之下，我一个汉人，长期以来真是太不会快乐了，及时行乐，享受当下这件事，汉人真的做得差得多！

从俄玛到罗尔基，从带着诺尔吾到带着小驴，一路上的抉择仰赖的都是“缘分”，说白了就是随性不强求，不非得考虑实质层面的可行不可行，划算不划算，生活不是打怪闯关，当下或许真的就是全部。

电影的结束，也正是在罗尔基和诺尔吾等待进入拉萨前日，大概这就是生活的本质，抵达并不是目的，西天取经之路本身才是礼物。

2、现代医学和传统信仰藏族的电影，难免把现代科学和传统文化的对立拿出来讨论，但生了重病的俄玛，目睹了上一任丈夫在医院插满管子，凄惨离世，不愿自己再重蹈覆辙，因此当丈夫提出去成都的大医院看病时，她坚决反对，并且下定决心要踏上帮上一任丈夫圆梦朝圣的路，无奈三个月后却在路上离世。

俄玛病重时，附近镇上卫生所的医生来给她输了一次液，把罗尔基叫到一边：开啥玩笑，你老婆病这么重你不知道吗，赶紧去大医院！

但罗尔基呢，这时候虽然面露难色，一路上却始终扮演着桑丘的角色，直到妻子去世，接着践行对妻子的承诺。

妻子在路上去世，罗尔基找了附近的寺庙，给妻子办了身后事，简简单单的，罗尔基在帐篷里陪着妻子过了一夜，剪下了妻子的一撮头发，小诺尔吾则过于冷静地指出罗尔基的谎言：“我知道我妈妈已经死了！

”直到和路上死了娘的小驴相遇，才终于哭了出来。

现代科学，给了我们这一代人安全感，现代医学的小药丸、小手术、小吊瓶，似乎强有力地消除了巫术的魅影，但随着医学越累越发达，越来越复杂，变得越来越像某种迷信，我们距离理解这种迷信也变得非常遥远。

而传统宗教信仰，留到今天，也几乎只剩下结论，但却能够驱使人去单纯地相信某种力量，相信某件事值得一做，超越世俗的追求和结构，比如你说我要去拉萨朝圣，你的丈夫立马就会觉得这是好事一桩，去干吧，没人有理由拦着你！

而当俄玛自知命不久矣，最想完成的却是上一任丈夫曾托付给他的遗愿。

毫无疑问，近现代科学技术极大地改善了我们生存的物质环境，但宗教改革、启蒙时代以来，理性的人们是否迎来了更好的精神状态呢？

说句题外话，小时候我一直天真的以为，这个地球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足够世俗，宗教信仰就是生活的小点缀，现在才发现，可能并不是这样的，到今天为止，相信上帝造人而不是进化论的人口依然占多数。

信仰这东西，简单但可行，逃避可耻但有用。

3、作为汉族看到的朝圣之路大学去西藏玩的路上也见到不少三步一拜的朝圣者，是真的不少，比徒步进藏还累，但他们通常默默不说话，就背个小包袱，往前走，多一个表情都没有。

走过路过的，看了都忍不住说一句：真虔诚啊！

但谁也没机会和他们说上话，就怕打扰了他们。

路上我们找机会也问了藏族人，说是对于藏族人而已，去拉萨朝圣就是一生最值得做的一件事，好像还有不同的拜法，拜法越累，那这一趟的价值也就更大，基本是个苦行僧的概念。

而俄玛罗尔基一家人的朝圣之路，终于是以日常生活的形态将这一实践打开。

既然是日常生活，那就有人性，有人际沟通，有吃喝拉撒，有生活做饭，有哭有笑，于是我才得知，这群朝圣者如何过着简朴但依旧轻快的生活。

比如俄玛的弟弟想让体弱的姐姐多吃点再继续往前走，俄玛不理会，放下干粮就继续埋头苦拜起来，晚上才解释：吃多了拜着费劲！

害！

人家也不是诚心自己折磨自己！

倒是朝圣这件事，更重要是个人与内心的对峙，其他人如何看待你，最好在这路上都渐渐放弃，只剩下你自己，只剩下你和目标。

想休息就休息，去县城补给，做饭搭帐篷，这些原本我所看不见的，驱散朝圣实践本身的神秘性的东西，全都浮现出来，但我依然能够相信，这是他们坚信的，寄放灵魂的方式。

其实罗尔基一路上，多次纠结，第一次来找俄玛回家看病，俄玛不理，他掉头就走，心里必定想的是：撑不了几天她就得回来！

没过几天，放不下妻子的他又回来了，扮演起了桑丘的角色，戴着牛仔帽，看孩子，搞后勤，乐呵呵的。

直到妻子病情加重，时日不多，拉着他的手，托付他走完这趟，了解心愿，他才背上了朝圣的重担。

而办完妻子的丧礼，他给沿途帮忙的那家人送还东西，对方道出父亲当年朝圣事迹，更是把他“逼上梁山”。

走吧，事已至此，那就带着熊孩子走吧！

于是一个桑丘，下定决心之后，就成了堂吉诃德。

以及看完电影发现，制片人之一的名字就叫罗尔基！

还有，小驴子太可爱了！

妙啊！

小驴和小诺尔吾！

《阿拉姜色》所要向观众们展示的不是藏族的传统信仰，不是向曾经众说纷纭的诸如《冈仁波齐》那样带有“神性”的宗教行为大观。

这部影片将焦点脱离了曾经是述说重点的朝圣本身，而是专注挖掘“朝圣”背后平凡的真挚故事。

这是一部有关纯粹的“信仰”，而非有关“民俗”的电影。

在观本片之前，了解过朝拜的我对于这种宗教活动，只能是远观而深表震撼，对于朝拜者“高深莫测”的内心世界，是难以理解，难以触碰，难以学习的，我们作为不理解的旁观者只能将这类活动作为一种人文奇观，表示叹为观止，仿佛是游览某个景点一般，之后便抛之脑后，因为朝圣者本省也似乎有了“神性”，要么已经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要么是已经奔向另一个世界的人，而我们一众困于世俗的凡夫俗子——则更加难以走进或者感受他们的信仰。

长此以往，这样神圣的宗教和信仰只能被主流社会作为“凝视”的对象，进一步驶离主流社会的宽容和关照。

因此很庆幸能够看到《阿拉姜色》，从一个又与众不同，又平凡的视角出发，向我们展示一个家庭因为信仰而连结，因为信仰而延续的故事，在此，导演透过宗教超乎俗世的神圣外衣，刻画植根于真实的人性，有血有肉的，属于人而非属于神的信仰的故事。

“信仰”一词并不完全从属于至高无上的神性，不是像在宗教故事中被“召唤”或者被“赋予”的，而是人类从自身对世界的体悟和关照中自发的产生的。

“信仰”不需要被规定，即不是被教条式地规定应当怎么践行和完成，一如影片中妻子不是想着说在前往朝圣之地以净化心灵得到升华，而是想要完成与前夫约定而未完成的遗愿，丈夫只是为了完成继续进行妻子未完成的事业，此刻他们不是经由理性的指导去完成这一朝圣之旅，也不是遵循某一种告诉他们“这样跟着做以后就会得到飞升”一类的宗教信条。

他们只是相信这样做是“善”，对自己，对伴侣，都会达到一个更好的彼岸，此刻，无论他们做什么进行纪念或者履行诺言，都是信仰之神圣体现，都将泛着人性的神圣光芒，恰好的，而且幸运的是，正好有一能与他们同频呼吸的宗教，正好一个能让他们融入在其中并找到内心的安宁以自己寻找前路的方向的宗教，正好有一个自己从生到死都将沉浸在其怀抱中的宗教，于是他们的信仰与宗教自然而然的重合在一起，他们选择了朝圣。

因此我们要看到“信仰”是从人的内心发出来的真挚的呐喊，它指引人们寻找一个心灵的栖居地——有的人选择了宗教，有的人选择了物质，《阿拉姜色》中的人选择了朝圣和家庭，在此过程中，信仰发生了神奇的力量，使人的心灵发出共鸣，最终将一个没有血缘，跨越生死两岸的家庭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这便是信仰的力量，一方面能够指引人找到此心安处，一方面帮助一群人找到共同的此心安处。

来自生死和血缘的隔阂，在真诚的信仰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也正因为此，丈夫最终放下了对妻子及其前夫关系的执念，孩子最终也放下执念，二人一同走向神圣之地。

近几年，华语电影中涌现出许多“去西藏”的电影，张杨导演的《冈仁波齐》中长磕不止的洗礼之路，纪录片《大三儿》中的小人物梦想，无一不将观众的眺望点指向了西藏，那个象征着神圣的地方。

如果说普通人去西藏只是为了洗涤日渐浮躁的内心，那么藏族人的西行之路则像是命运的召唤，那是一种对神圣的敬畏和虔诚，以身体为载体，摒弃杂念，磕头、匍匐、向着远方一步一步前进。

在松太加导演的《阿拉姜色》中，我们又看到这熟悉的一幕。

妻子俄玛重病之际，不顾亲人反对，执意踏上了前往拉萨的漫长之旅。

与其说她迈向的远方是心中向往的圣地，不如说她是想独自一人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但显然，影片不像《冈仁波齐》那般从头磕到尾，而是将镜头真实地对准人物和家庭，探究的仍然是普世的情感价值，夫妻、父子、母子之间的彼此羁绊、隔阂、和解，才是影片真正想要表达的主题。

正如俄玛要前往拉萨的起因，是源自于一场梦境，而梦在潜意识中其实透露出了俄玛本身的焦虑。

她对于前夫的愧疚，让她不得不在人生最后仅有的几个月中，去完成那个承诺。

尽管俄玛已经有了新家庭，现任丈夫老实本分，儿子也渐渐长大。

但怀揣着的秘密，始终是这个重组家庭的情感隔阂，她需要用一场仪式去化解。

影片的前半部分，夫妻之间的关系成为叙事的焦点，秘密引发悬念。

而直到真相揭晓、悬念揭开之时，故事才刚刚开始，新的矛盾、心理挣扎、情绪变化开始产生。

当妻子的秘密与前夫产生联系，最被刺痛的必然是现任丈夫。

当丈夫发现妻子包里还留着前夫的照片和骨灰时，该是怎样复杂的心情啊？

知道自己的另一半还牵挂前任，任谁心里都不会觉得好受。

只是还来不及难过，更大的悲痛来临，妻子中途死去，带着未完成承诺的遗憾走了。

这成了影片的分界点，男人的隐忍和委屈化成了宽慰和包容，他选择为妻子走完最后的路，带着对妻子的爱意和柔情。

藏族歌手容中尔甲饰演的丈夫承担起了这样的角色，妻子的死亡，留下的承诺，剩下的路途，他需要一并接受。

破碎的家庭，叛逆的儿子，以及失落的爱情，他必须重新拼合。

他的使命，其实是修复家庭和心中的伤痕。

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中，探讨了非血缘关系的家庭命脉和情感纽带，几个小偷组成了世间最治愈温暖的家庭港湾，令人动容。

《阿拉姜色》同样用一对非血缘的准父子诠释了情感与爱，守护和责任。

影片的后半部分更像是藏版的《如父如子》，有着是枝裕和平淡隽永的感觉。

父子俩在漫长的旅途中重新建立了新的父子关系，父亲用爱包容孩子的叛逆，孩子也对父亲依赖起来。

失去了妻子/母亲之后，家庭还没有散，依然有着伟岸的身躯和渺小的背影彼此紧紧相依，这恰恰是这部影片最为触动人心的地方。

漫漫长路，两个男人相互依伴，这条通往拉萨之路，成为两人从防备到彼此靠近、互相原谅的治愈之路。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身份的转变，一个是从丈夫角色转换成为父亲，对调皮、叛逆的儿子百般守护；一个是重新回归儿子的身份，接纳原本陌生的男人的“父爱”，彼此温暖，共同面对往后的人生。

影片用这种身份的转变在告诉世人，父子关系可以超越血缘而存在，血缘是亲情的纽带，但情感同样连接着两个生命个体，甚至于，这种情感比血缘更加可贵。

经历过从陌生到亲密，才让这份情感有了温度，可以互相取暖，度过漫漫长夜，度过最后的人生路。

影片的最后，父子俩终于登上山头，看到了心心念念的布达拉宫，镜头以主观视角对准那片圣地，远远地凝视了片刻，并未再靠近。

转而继续观察这对父子，父亲用热水温柔地给儿子洗着长发，洗净了污垢，也洗净了误解。

一个被救赎，一个已成长，他们相互间达成了情感的和解与释放。

在这个镜头之后，影片戛然而止，响起了片尾曲。

以一场平平淡淡的生活戏收场，已经很好地说明导演的用意。

路途的终点不是终点，生活不会因此终结，而最最平凡的亲情才赋予生活的意义。

继《太阳总在左边》《河》之后，松太加再次用平静自然的镜头对准朴实的藏民，从旅途出发，寻求藏民们的精神寄托，又深入到人物的情感和内心，让人物在起承转合中有了情感的转变。

疗愈和死亡，两个沉重的命题，再次在松太加的影片中呈现出来，并且相生相伴，汇入到普通人的生命中。

这条仿佛被神谕指引的道路，却是由最普世的情感铺就，有隔阂，也有和解，有叛逆，也有成长，有死亡，也有重生。

这样的故事放在藏族群体中，显得更加具有感染力，而镜头扫过的藏地风貌，用极致的环境氛围增添了自然性和灵性，带给人一种原始的纯粹的感动。

虽然影片具有浓重的藏族风情，讲述的依然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故事，内里的家庭亲情、责任意识、人生哲理以一种平缓温和的方式流淌到观众心里，如水般温柔又坚韧。

- 文章首发于公众号【看电影看到死】

Sorti en VOD le 11 novembre en France, Ala Changso, le troisième long- métrage de Sonthar Gyal, brosse un portrait subtil et délicat d’une famille recomposée, sur fond de spiritualité et de traditions tibétaines. Entretien.

Tous les films de Sonthar Gyal sont nés d'un dilemme familial. Concernant Ala Changso, sorti en 2018 en Chine, il s’agit d’un triangle amoureux : une femme meurt en plein pèlerinage, son mari découvrant dans le sac de sa femme une photo d’elle et de son premier mari défunt. « Après tout, la vie est une affaire d’hommes, de femmes et d’histoires familiales. C’est pareil dans le monde entier », déclare Sonthar Gyal. Surnommé le « Hirokazu Kore-eda » chinois, ce cinéaste quarantenaire, né dans la province chinoise du Qinghai, était initialement cadreur et directeur artistique. En 2011, il s’est lancé dans la mise en scène, réalisant son tout premier long-métrage, The Sun Beaten Path, sélectionné et primé dans plusieurs festivals internationaux. River, son deuxième film, a été également sélectionné par le très célèbre Festival international du film de Berlin en 2015. Aux côtés de Pema Tseden et Lhapal Gya, il fait figure de proue dans la « nouvelle vague tibétaine », un courant cinématographique né il y a une dizaine d’années en Chine. Conteur des liens du sang et du cœur, Sonthar Gyal dépeint, à travers Ala Changso, un Tibet ordinaire, où les pèlerins, extraordinaires, sont prisonniers de leurs tourments intérieurs.Quel a été le point de départ du film ?Sonthar Gyal : Ce sont les financeurs qui m’ont proposé de réaliser ce film, basé sur une histoire écrite par l’écrivain tibétain Tashi Dawa. Je l’ai accepté à la condition que je puisse modifier le scénario. Dans la version originelle inspirée d’une histoire vraie, un vieil homme part en pèlerinage jusqu'à Lhassa, et finit par nouer une grande complicité avec l’âne qui l’a accompagné tout au long du voyage. Avec l’autorisation de Tashi Dawa, j’ai réécrit le scénario, ne gardant que cet âne. Le nouveau fil conducteur porte sur les relations complexes entre une femme, son fils (né d’un premier mariage) et son deuxième époux. Il est connu que le road-movie est un genre toujours en mouvement, ce qui constitue un défi d’écriture. Néanmoins, la dynamique conflictuelle de ce trio permet de créer des rebondissements dans l’intrigue.Comment qualifiez-vous les trois personnages principaux ?Mes héros sont avant tout des gens ordinaires, sauf qu’ils ne cessent de se dépasser. Pour moi, le dépassement de soi et la tolérance envers les autres constituent les fondements de la culture tibétaine. Ce sont également les points communs partagés par les trois personnages. Drolma souffre d’une maladie incurable mais tente avant tout de réaliser la promesse faite à son premier mari défunt ; Dorje se dépasse en poursuivant le pèlerinage à la place de sa femme afin de tenir sa promesse ; Norbu, le fils très têtu, finit par se rapprocher de son beau-père.Ala Changso est le titre d'une chanson à boire. Pourquoi l’avez-vous choisi comme titre du film ?Je l’avais nommé dans un premier temps Les 365 jours de Dorje. Il traite d’un sujet lourd, voire étouffant. Mais un film, comme un tableau, a besoin de prendre des couleurs. Lorsque j’ai parlé avec l’acteur principal Yungdrung Gyal, j’ai pris connaissance d’Ala Changso, une chanson à boire, très populaire chez les Gyalrong (un peuple vivant pour la majorité au Sichuan et parlant la langue gyalrong, dont font partie les héros du film). On peut aussi chanter Ala Changso sans alcool car ce sont les messages et les émotions qui comptent. Cette idée m’a beaucoup plu. C’est le premier rôle au cinéma pour le chanteur Yungdrung Gyal (Dorje). Comment s’est passée votre collaboration ?Comme Yungdrung Gyal, les acteurs de mes derniers films ne sont pas des professionnels. Les comédiens tibétains professionnels sont rares. Je les choisis souvent par intuition. Il faut que je calque sur une personne avant d’écrire un scénario. Pour Ala Changso, c’était à Yungdrung Gyal que je pensais. Mais il ne l’a su qu’au dernier moment, et il a paniqué quand je le lui ai dit. Il n’avait jamais fait de cinéma et n’était pas sûr de lui. J’ai fini par le convaincre en imposant une seule condition : il doit couper ses cheveux longs, portés depuis presque vingt ans. On était une centaine dans l’équipe qui comptait sur lui. Il était stressé lors du premier jour de tournage. Une situation que j’avais anticipée. C’est pourquoi j’ai pris du temps pour lui expliquer ce qu’était le jeu d’acteur et les bases de l'espace filmique. C’est quelqu’un de très intelligent, il s’est très vite adapté et s’est mis petit à petit dans la peau de son personnage, Dorje.Quel a été le plus grand défi du tournage ?Je suis originaire des contrées tibétaines, donc le climat de la région ne me posait aucun problème. Le film a été tourné en été 2017. Il a fait beau pendant les quarante jours de tournage. On a eu de la chance. Mais c’était quand même dur de filmer la dernière scène qui avait lieu dans la neige. Notre équipe était montée au sommet d'une montagne, bien au-dessus de 4 000 mètres d’altitude. Qu’est-ce qu’il faisait froid !Comment le film a-t-il été reçu à sa sortie en salles ?J’ai été surpris que le film ait connu un succès au Japon. Mais en Chine, même s’il a été bien accueilli dans le milieu du cinéma, le grand public n’était pas au rendez-vous. Je pense que les jeunes d’aujourd’hui, plus habitués aux vidéos courtes et aux films à effets spéciaux, sont trop impatients pour apprécier les films comme les miens. Mais il existe des férus de ce film, qui l’ont même regardé plusieurs fois.Le film est en tibétain...Il est en gyalrong, un des quatre dialectes principaux du tibétain. Ce sont les Tibétains vivant dans la préfecture autonome tibétaine et qiang d'Aba du Sichuan qui parlent ce dialecte. Ala Changso est d’ailleurs le premier film en gyalrong. Mais ni moi ni l’acteur principal ne parlons ce dialecte. Nous avons dû recruter un professeur maîtrisant le gyalrong qui vérifiait sur le plateau les dialogues pour chaque plan.Depuis la sortie du film Le Silence des pierres sacrées (2005), mis en scène par Pema Tseden, de nombreux films en tibétain ont émergé en Chine. Peut-on parler d’une tendance ?Après la fondation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en 1949, ce sont les sociétés d’État qui étaient chargées de la production cinématographique. À cette époque, les films sur la vie des ethnies minoritaires étaient tous en mandarin, ce qui était en-soi ridicule. La langue, essentielle dans le cinéma, constitue une manière de penser et une façon de voir le monde. Depuis une quinzaine d’années, les réalisateurs tibétains sont nombreux à s’emparer de leurs histoires. D’où l'émergence de ces films en tibétain. C’est un nouveau phénomène, mais c’est loin d’être une tendance. Aujourd’hui, beaucoup de gens pensent qu’il est plus facile pour un réalisateur comme moi de remporter un prix du fait de la politique de discrimination positive à l’égard des ethnies minoritaires chinoises. Une logique qui ne tiendrait d’ailleurs pas la route dans les festivals internationaux. Ce qui est un peu dommage car on n’évalue pas les films à leur juste valeur.Dans la culture mainstream, il existe de nombreuses représentations exotiques du Tibet. Y accordez-vous une attention particulière pour ne pas tomber dans ce piège des stéréotypes ?Je filme le Tibet comme il est, ne renforçant ni ne contournant ces représentations dites exotiques. C’est ça le cinéma. Au Tibet, les gens ne portent pas tous des habits traditionnels. Par contre, ils ont tous un portable et comprennent parfaitement le mandarin. On a tendance à voir le Tibet à travers le prisme religieux et politique. Dans l’imaginaire collectif, le Tibet demeure un endroit sacré et mythique. Mais où sont les êtres humains en chair et en os ? Pour moi, la vie ordinaire des Tibétains est ce qu’il y a de plus passionnant. Si j'aborde souvent la thématique de la famille dans mes films, c’est que l’intime et les liens filiaux constituent les fondamentaux de notre vie, quelle que soit la culture.L’étiquette « réalisateur tibétain » vous colle à la peau. Constitue- t-elle un avantage ou un inconvénient ?Je ne mets jamais en avant mon origine ethnique. Mais en Chine, on a tendance à renforcer cette identité, en témoigne notre carte d’identité, qui indique notamment le groupe ethnique auquel appartient le titulaire. Chinois han, ou Chinois tibétain, nous sommes tous des citoyens dans le pays. Pas la peine de faire de distinction. Il en va de même pour cette étiquette de « réalisateur ». Je ne parviens pas à l’assumer. À mes yeux, c’est un métier aussi sacré qu’abstrait. C’est pourquoi je n’ose pas me présenter comme réalisateur, préférant dire que je travaille dans le cinéma. Ce mal-être viendrait peut-être du fait que je suis devenu réalisateur sur le tard.Comment êtes-vous entré dans le monde du cinéma ?Originaire d’une petite ville, je me passionne pour le cinéma depuis que je suis enfant, mais je n’ai jamais pensé faire des films un jour. Après des études de beaux-arts, j’ai été instituteur pendant plusieurs années. J'ai fait la connaissance de Pema Tseden et nous avons décidé de poursuivre des études à l'Académie de cinéma de Pékin. Il avait intégré l’école un an plus tôt que moi, et m’a conseillé de choisir la spécialité « image ». J’avais presque trente ans à ce moment-là. Au bout de deux ans de formation, nous avons commencé à tourner des films.Est-ce difficile de tourner un film d’art et d’essai en Chine ?Au début de ma carrière, il était difficile de trouver des financements. Maintenant, comme plusieurs de mes films ont reçu de bonnes critiques, ça va beaucoup mieux. Tout d’abord, je peux garantir la qualité du scénario et en plus, mes films à petit budget ne font pas perdre de l’argent aux investisseurs. Aujourd’hui, c’est devenu un cercle vertueux. À vrai dire, les films à grand budget ne m’intéressent pas. J’ai peur de perdre ma liberté créative sous la pression des investisseurs.Quels sont les cinéastes ou les films qui vous inspirent le plus ?Les Garçons de Fengkuei de Hou Hsiao-Hsien a marqué un tournant dans ma vie. Je l’ai visionn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n 2003 lors de mes études à Pékin. Mon Dieu ! Je n’avais jamais vu un tel film. J’étais en transe durant le mois qui a suivi. Dans le film, les jeunes protagonistes se sentent piégés dans une ville qu’ils ont envie de fuir. Et petit à petit, leurs rêves ont fini par éclater comme des ballons. L’un se marie, l’autre échoue à devenir artiste et passe son temps à arpenter les rues de la ville. J’ai compris que le cinéma pouvait s’exprimer de cette manière. Pour moi, c’était une révélation.（去年隔离时微信采访的。

影片后劲很大。

）

下午1点去看了这部电影，感觉很满足。

惊喜这是一部低调又内涵丰富的电影。

这几年以藏区为题材电影挺多，很多会以朝圣为主题进行创作，这其中难免有许多渲染的东西，比如将朝圣这个事件神秘化，夸大化，但这部电影却刻意避免这些。

故事讲述的是藏区一位二婚的妇女在夜里梦到死去的前夫，想起在其生前许下一起去拉萨朝圣的愿望，在随后得知自己病入膏肓的情况下，遂决定去完成愿望的这么一个故事。

电影全篇运用了大量的近景拍摄手段，把远处绮丽的青藏高原自然风光弃于不顾，旨在弱化自然环境对朝圣这件事的渲染效果，从而把精力主要分在故事线和人物上，这使得人物十分鲜活，饱满，同时也增加了影片的纯粹性。

藏区人民信笃佛教，十分善良，他们相信这一世虔诚地供奉活佛，不杀生，下一世就会有福报。

影片中，酥油茶灯淹死了一只飞蛾，男主就会惭愧地说，罪过呀，淹死了一只飞蛾。

说了这些，就迫不及待地想分享下主角们的故事。

俄玛，在六年前，前夫病死后，有一子的情况下改嫁到男主罗尔基家，身体不好的她时时记得病故前夫的愿望--出院后想让她一起去拉萨朝拜。

女主在得知自己命不久矣的情况下，瞒着自己的病情和家里人说要去拉萨朝拜，家人觉得这也是一件功德很大的事情，就同意了，但没告诉丈夫去朝圣祈福的真正原因。

在丈夫家里生活，孩子寄养在外公外婆家，一边要照顾现在这个家，考虑男主的感受，另一方面又要去考虑孩子在另一边过的好不好，就在这夹缝中生活着，左右为难，就连生命中最后一件事也不能说明原因就要独自去完成，虽然最后男主和孩子都一起加入朝圣队伍，但最终也没能完成愿望就陨于半道了。

对于这短暂、痛苦的一生，她就总结了两句话，一切都是缘分，一切都是命。

男主罗尔基，我最喜欢这个人物角色。

总体来说，是个很丧的人吧。

把家中断腿的老父亲交给乡亲照顾，都要决定花一年的时间陪妻子去拉萨朝拜，做她最坚实的后盾。

一起生活六年的人呐，到死的那一刻，方才告诉自己：罗尔基，我这次去拉萨朝圣，其实为了我死去前夫祈福，完成我和他生前的愿望，我死了之后，希望你带着孩子去拉萨完成这项功德。

男主就想，我做一切到底为了什么，换来这样结果，你拼命想去朝圣，就为了一个死去六年的人，还是你的前夫，而且一路你还随身带着你们的结婚照，男人的颜面往哪搁？

在寺庙给亡妻做超度的时候，不明真相的活佛还把照片上的两人以夫妻一起来超度，路上还有一个拖油瓶的继子时刻提醒着自己，这场功德呀，全是为了他那死去是的生父呀，这是真的扎心，真的丧。

一般的人就应该炸裂了吧，但男主并没有像一般剧情那样去黑化，做的最大的报复就是在供奉的时候，把这张照片给撕了。

我把这归结于男主笃信佛教的善，化解了这恨。

再来说说继子诺尔吾，穿着一件过膝的松垮垮的外衣，带着怨气，不和母亲、继父交流；在学校经常和同学打架，导致推迟一年入学；敢头戴塑料袋，站在大马路中间吓唬迎面疾驰而来的大货车，就是这么一个淘气的正太。

在母亲死后，只是麻木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看到路边的母驴死去，小驴的哀嚎，才让他忍不住崩溃。

对于那个不让自己和妈妈生活的人，他是怨恨的。

不能忘记继父在旅途上揪自己的耳朵，就算继父解释了这是一种父与子的游戏，他也不接受道歉。

在母亲死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要和继父一起把剩下的路走完，心想，这是我讨厌的人，我才不会让他舒服呢。

可在后来继父怕孩子想不开跳水，就毅然跳入水塘寻找，还不计前嫌给孩子治脚。

人心都是肉做的，剩余的路途上，这个无法无天的魔王也开始接受那个人父亲般的说教，并深以为然。

最后的一场戏我是最喜欢的，快到拉萨了，父子沐浴焚香，准备收拾洗干净，第二天去布达拉宫和小昭寺朝拜。

男主在给孩子剪头的时候，不小心看到亡妻和其前夫两人的结婚照，孩子开始哭泣（本来想把这偷偷捡回来照片藏好，不能再让继父伤心了），说，我想让父母在同一个寺庙里超度；男主哭着说，孩子剪掉的头发要藏起来，不要让人踩到，你父母的事情，等我们回去，给他们弄到一个寺庙里去（谁叫这缘分让我们成为一家人呢）。

在男主的哭泣声中，整剧终。

导演很细节，每一帧都没白费，像这种还原藏区人民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的电影，低调，不哗众取宠，真的很难得，看的很爽，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