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我

文｜梅雪风首发于《正面连接》一很多人拿《小小的我》和李沧东的《绿洲》做对比，我认为这种比较其实没什么必要。

虽然它们都是有关脑瘫病人的故事，但这里面的差距太过一目了然。

而这种差距，我相信也不是说主创意识不到，它更多地来源于两种电影类型的内在差别。

简而言之，《小小的我》实际上是一部披着艺术电影外衣的主流商业片。

而《绿洲》则是一部真正试图揭示人的处境的严肃创作。

这两者的差别之大，就如同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与波兰斯基的《钢琴师》。

就如同同样是杨荔纳导演的《妈妈》和伯格曼的同样讲母女关系的《秋天奏鸣曲》。

必须在这里先定义一下我这时所说的商业和艺术电影（纯属个人趣味）。

在我的心目中，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在于商业电影始终还是在制造神话，而艺术电影实际是上在说神话的不存在。

商业电影的核心是在说这个世界的意义是存在的，它必须赋予人类一种有别于其他的意义，艺术电影大体上都在讲这些意义背后的苍白、蛮横和虚假。

商业电影是建构某种概念，而艺术电影则是尽力地抛弃所有概念的毒害，而呈现出一个更复杂也更空阔更混沌的人世间。

商业电影总有一种给这个世界提供答案的冲动或者是本能，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大众也无法从中得到一种如释重负豁然通彻的快感。

而艺术电影往往更尊重或者更执着于呈现一种它所认为的真实，而真实从来都是一团难以下咽的混沌，一种令人费解的谜题。

所以，商业电影即使呈现苦难，但最终它总是用一种乐观去覆盖它。

从某种程度来说，苦难在商业电影当中只是一副饵料，是用来让观众坠入一种貌似真实的幻境的手段，这种真实感让观众放松警惕，这样他就能够接受电影中实际上幼稚可笑的人生答案，这是观众和创作者心照不宣的共谋。

作家王小波曾经有一句话，叫做真实就是无法醒来（大意）。

商业电影就是要制造这个醒来的幻觉，无论是最终主人公获得了现实境况上的改变，还是他人格上的升华，或者什么东西都没有改变，但是他看到了真实的某个瞬间，这种近乎顿悟的时刻，也让主角有了一种醒过来的幻觉。

这种醒来让在真实中无法加速时间、删减时间的我们有了一种通透感。

而艺术电影则对廉价的人物改变保持警惕，它对各种被建构起来的意义迷宫保持了一种怀疑，它对于戳破幻觉的兴趣远大于去强化它们。

从这个意义来说，《辛德勒名单》就是一部在本质上和《指环王》无二的电影，就是一一个所谓的善良战胜邪恶的简化人生的电影。

而《钢琴师》是一部讲述生存的电影，一部更接近人性原貌的电影，这里面没有英雄，没有可以用道德来断言的某个人物，只有那些说不清善恶的人在自己的处境下所做出的各种选择，只有灰暗的被死亡威胁的那种氛围里那些人性的战栗和松动。

同理，杨荔纳的《妈妈》虽然说在讲述亲情怎样被政治毒害，人性怎样被恐惧扭曲，但爱还是这部电影的主题词，爱是它认为人性里面最本质的东西。

而当伯格曼谈论这种母女亲情关系的时候，就显然对爱这个词本身不像杨荔纳那么坚决。

在他的晦暗世界里，人性的自私是一种更为本质和更为强大的存在，亲情更像一种后天的道德上的架构。

亲情的痛苦实际上是这种自私的本能和这种道德建构之间的撕裂，以及因这种撕裂所造成的挣扎。

也就是说，商业电影不管它多么认真的试图挖掘现实，但它最终仍然必须是化妆术。

而一部好的艺术片，无论它多么接近幻想，它必然是某种程度的卸妆术。

这种巨大的区别，让这两种赛道的优秀电影的在广度、深度、复杂度方面就有着天壤之别。

而《小小的我》和《绿洲》的巨大区别就来源于此。

二从两部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显示出这两部电影的本质区别。

在《小小的我》当中，开头就是一个特写，是主角刘春和的腿，这是因脑瘫而显得步履艰难的腿。

而在《绿洲》当中，开头是一幅画，画面平平无奇，画外是杂乱而又似乎有点规律的某种声响。

简而言之，《小小的我》从第一个镜头开始就是奇观式、猎奇式的进入角度。

苦难两个字在主角的脸还未映入观众的眼帘时，已经深深嵌入每一帧画面，成为一个隐性的精神水印。

它已经提前在给观众提供泪腺的动能，让你感动，是导演的最大阳谋。

而《绿洲》的开头，就是一个你摸不清头脑的日常画面。

只有到了影片最后，你才能明白这个画面的真意，才能明白这一日常的、在审美上显得丑陋寡淡的画面背后，是一个灵魂近乎狰狞而又无声的呼救，是一种溺水等死的绝望，而这种痛苦被封闭在这日常的画面中，它无法被放大，且这种日常根本无人注视。

而墙上那幅画的内容，是主人公对于生活的想像和希望。

既使在这如同动物般苟延残喘的泥潭中，希望的野草却从来没有枯萎，它以丑陋的方式暗自生长。

影片从开头就并不准备给你太多东西，也不想调动你太多的情绪，它希望让你一种平静的方式去进入两个异类的生活，它希望你能够平静地看到一切，它显然认为，煞有介事的情感表演，其实是对于主角困境的不尊重。

《小小的我》，其实是一个另类英雄的故事。

除了他身体的残疾，他其实毫无缺点，他礼貌上进，比同龄人有着更多的知识，身体的残疾，除了让主角有点愤世嫉俗，并没有带来任何精神疾病。

甚至是脑瘫所带来的身体残疾，影片也描写得相当客气，他的肢体和面部显得再病态，但他的眼神却依然正常，那是一个不屈的眼神，是一个让人能够怜悯甚至是生出某种敬佩的眼神。

而在《绿洲》里面，无论是脑瘫女主角，还是稍带点弱智的男主角，他们身上都找不到让正常人喜欢的东西。

他们无论生理还是心理都是某种程度的病人。

男主，总是有点智商短路的感觉，他看起来懦弱而又蛮横，小偷小摸是他日常的生活，他显然缺乏对这种行为的耻感。

他显然也缺乏正常人应该具备的控制力，他以往的强奸未遂的罪行以及他开头就对女主角所做的猥亵，说明他其实经常做出这种堪称禽兽的行为。

而女主角，她扭曲的面部，以及癫狂和难以聚焦的眼神，让观众彻底丧失了和她进行情感沟通的渠道，她就像一个难以理解的怪物一样，观众的同情心找不到任何安放的地方。

这两种人物的塑造，决定了影片在价值观上的底线。

对于《小小的我》而言，它讲述的是一个有关委屈的故事。

它的潜台词是，我这么优秀，为什么这个世界不承认我。

而对于《绿洲》而言，它是一个挑战观众的廉价同情心的故事，它从始至终内在都有一种反省：无论这个另类的世界在正常人看来有多么不堪，但它内在有着我们不屑了解也无法了解的隐秘，而在那个无人知晓的世界里，看起来野蛮的互动，看似不堪的激情，其实和正常人的感情毫无二致，甚至是更为纯粹，也就更为惊心动魄。

前一部电影的情感底线，其实是你要有值得爱的东西，我们才能爱。

而后者的底线是，即使是我像蛆虫一样，你也无法论断我。

在这两种底线的对比中，你就能发现前者爱中的隐秘功利性。

这种功利性的爱，并非这部《小小的我》所独有，它是所有主流商业片的基本情感法则。

因为等价交换式的爱，才是我们平庸生活的常态，而等价交换又天然地带着一丝市侩的气息。

所以拔高自己情感和粉饰自我成了我们的顽强潜意识需求，而这也是商业电影的最核心的精神密码——我们总是要比我们想像的更为高贵。

它千方百计地对这种等价交换的情感进行变形，以掩盖里面的功利主义气息，而像《小小的我》里面主角的残疾，就是一种好的遮羞布。

所有主流商业电影里主角的缺陷，都是这种装饰艺术的一部分。

这种功利性的爱，必然而然会让整部电影显得洁净，因为它的最高原则是不能冒犯观众。

所以它对这个世界的批判必然是浅尝辄止的。

坦率地说，《小小的我》在这种功利性的框架之下，为还原真实已经做了相当大的努力。

旁观者那种对于脑瘫患者的客气拒绝，隐晦的利用，把他们作为自我道德标榜的恶劣，在这部电影中都有着精微的描述，甚至对于亲情本身内在的虚弱也有所涉及，但它显然不敢再深入一步，它不敢表现出一种真正的普遍冷漠，因为表现出这一点，将会让观众感到自己无处躲藏，成为被审判中的一份子，所以它设定了一个近乎乌托邦的老年群体，这群在现实世界中丧失了纵横捭阖能力的人，有着一种过剩的对于异类的宽容，这种善意，有效地中和了影片整体的残酷。

影片对于男主的爱情也必然是浅尝辄止的。

虽然它是以冰冷的结局告终，但它的童话性质仍然确定无疑，它只是一个俊男靓女爱情的变异版，充满着一种不真实而又美好的气息。

它不敢去真正地描摹那个女性角色，因为一旦开始描写，它就无法避免这种关系所带来的巨大疑问，这个女孩为什么会对这个脑瘫患者这么感兴趣，所以只能把这个角色虚化。

而《绿洲》则是在讲被这种功利性叙事之外的真实世界。

这个世界的残酷从来不是以一种重锤撞击的方式到来的，它是空气一般的存在，它不具备任何传奇性，而男女主人公对于这种漠视的反应，亦非初来乍到式的深受刺激，而是一种波澜不惊的麻木，甚至是一种讨好式的退让和屈服。

而这位主角的爱情，则带着某种不洁的气息。

它是一种动物般粗野的饥渴性欲，是一种对于触摸绝对性匮乏之后的应激反应，是两个被漠视的人相互取暖，是两个虫子之间扭曲却炙烈的灵魂对话。

它显得丑陋笨拙，又无比真实。

它是让人不忍看的爱情，是让你忍不住颤栗的爱情，也是让人觉得不敢轻易用爱情这种的小布尔乔亚词汇形容的爱情。

它里面尖利污浊，却又充满着极致痛苦极致幸福，让所有的矫情都在这种关系面前悚然肃立。

《小小的我》，以赋予观众希望为已任，它将每一个心理的颤动都当成史诗，所以影片中到处都充满音乐 ，这音乐是一味充满善意的味精，是代替观众发出的哭泣声和喝彩。

《绿洲》，则以平静地展现这个世界的本相作为原则，所以它根本没有音乐，生活本身的暗流涌动在它看来已然足够。

煽情是一种少见多怪的自我感动，是对那些异类生活简单化提纯，是隐晦的情感剥削的一部分。

在《小小的我》中，梦想是遥远的彼岸，是需要意志力也可以由意志力达成的顶峰，所以当片中的那些梦到来时，总是辉煌耀目而庄重。

而在《绿洲》当中，梦想是生理上生发对自由呼吸的渴望，所以它的到来是平静而日常，它只是主角可望而不可及的正常人琐碎生活的平庸复制品，但这平庸对于他们来说已是天堂，所以那些场景总是带着一种平板的酸楚。

这两部电影最终给人的感觉，就是《小小的我》，是一付按需定制的安慰剂，它是用某些真实细节包装的人定胜天的美好幻想，是对一个异类强者的褒扬，它的强烈戏剧性，都是在避开那些更让人无法直视的真实生活图景。

而《绿洲》则是一个天地不仁的写真，它是对生命力一视同仁的直视，是那些粗陋不堪的生命生理性的仰望阳光，它是打所有人脸的作品，是觉得所有的外部救赎都廉价无效、但他们的内在生命力却让他们并不会真正枯萎的作品。

三观察《小小的我》和《绿洲》的不同，你能发现，底层价值观不同所带来的在起点上就具有的巨大差距。

而这种差距，不是电影技法所能够弥补的。

而对这两部电影质量差距的讨论，从某种程度说明了观众求全的严苛。

对于一部电影来说，你遵循某个范式，已经决定了一部电影的上限。

简而言之，你不能要求一剂麻药能给你一种深刻的痛感，你也不能要求在满足爽感的同时，还有着一种真正触及人类生存复杂面的深刻。

而对于所谓乐观的不知魇足的追求，则必然会带来某种讳疾忌医的遮蔽。

真实所带来的寒意，必然需要更具包容性的灵魂才能消化。

也就是说，一部真正诚实的坦率的电影，往往是会吓坏很多人的。

它必然带来是观影人数的指数级萎缩。

而这也是很多有雄心的创作者的终级难题。

整个电影生态商业化的单一性，其实将所有不同赛道的电影，都放在了一个单一同质的电影市场中。

所以拍出震撼灵魂作品的野心，必然要与希望能被大多数观众喜爱的热望同场竞技。

在商业的高压和高诱惑力的逼迫之下，这种拍出好作品的野心则必须进行某种程度的压缩和腾挪。

并不是所有的创作者都有“背对观众”的勇气，当然这也不能成为一种对于创作者的道德要求。

但这种矛盾心态的结果，就是最终很多作品都成了调和路线的产物。

观察杨荔纳本人的作品，显然也遵循了向观众趣味靠拢的这个主流趋势。

从《春潮》的潮湿冷冽，到《小小的我》的单纯澎湃，这种变化里显然有着她自我调整的阵痛、犹疑和取舍。

但如果要拍出一部如《绿洲》这样品质的电影，则在这种取舍中要有坚定的不骑墙的决心。

除了才气的支撑， 它还需要一种强烈的道德诉求，一种对于虚伪和夸张极度反感的道德洁癖，也必然需要对于自我和这个世界的高纯度诚实，需要对选择这种创作路线所带来后果有着清晰的认知。

这是内在强大精神和强大的谦逊共存之下才能有的产物，是高度精英式的洞察力和泥土里生长出的平民式道德缺一不可的产物，是从日常中逼出这个世界的残酷底色后仍然不放弃这个世界的不忍，是对生命里最冷竣那面的解剖后仍能包容它的强悍和温柔。

一枝羌笛怨杨柳，奈何天生的脑瘫成为进阶之患。

风起云涌的诰命生涯充满了隔世的意绪悲欢。

不是轻松缥缈的三言二拍，不是华而不实的沁园春雪，而是以生命作为砥砺前行的孤本实现落陷生命的激流急湍和续延之光火。

一种受到铺天盖地戏谑与嘲讽的假面灌溉。

最终，潸然的泪珠儿把持彼岸花的凌霜开放，成为一种与素朴临界点相伴生的所向披靡。

这就是刘春和的人间世命运。

其实他的内心洒脱而开化，不愿意给母亲和外婆造就生命的负担，只一心一意想考取师范大学，为此他不惜一切的想在咖啡店打工赚取学费。

奈何生命牢笼以卷帙浩繁的世俗荆棘迢迢而来，刘春和与母亲的龃龉由此纷至沓来，他知道母亲看不上他，母亲只把内心的希冀和苛求放在刚刚出世的女儿身上。

刘春和认为，世间最嫌恶自己的正是母亲，他斥责，他驰骋，游历于心灵的彷徨之间倾诉他的怨怼，即父母没有尽到责任才导致他的脑瘫成患。

其实刘春和有一份治愈的心，有一颗博动力趋势的性灵心潮，于叱咤的鬼域世界他曾一度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然而对于千人千面的世界他有着感性的把握和理想的加持。

他在培训机构做老师，可以流畅无忌的表达自己的生命观点，在和老人家比拼打鼓的时候又毫不输于人，他在咖啡店里的游刃有余更是让人震颤和回应，他的慧颖与天蓝一般的白鹤交相辉映，恬静怡然之中带有柏拉图式理想化的冥想和一点点属于大男孩的贪婪。

他爱女孩，青春活力迸射无极，在希望的朝阳之上寻觅救赎的情深和回头之望。

最终，刘春和考上了师范学校，最疼爱他的外婆和他紧密相拥。

在做报告的时候刘春和的至真至纯跃然而上。

对于残疾人而言，他们需要的是坚持人的尊重和骄傲，并在斩断荆荆棘棘之后获得生命的认可，他们需要平视，在妩媚多娇的世界丛林中超越功利主义的法则而荣升自我旺盛的生命力，青稞亦有其器宇轩昂的本质和守成，刘春和的一生便是在与自我与社会达成和解，成为生命的象征体和能动性点与线的嬗变。

他的一腔深情的爱也使人间造孽的流变显得苍白和狐疑，性情中人才是他的本色与升华了欲望的超脱和睿智。

母亲最后也和他达成和解，母亲痛悔自己的自私而没有给刘春和带来完整的生命照拂，流线影化归舟，天然的舐犊情深让他们达诚申信，契阔的孤独被置换为永恒不懈的亲情和守望。

这部电影闪烁着肺腑的芳馨，还有一些现实主义的力量和关注平凡人的生命点滴的生存空间，世俗的耳濡目染不是人生的金科玉律，人的本质的光辉会在平实散淡的过程中挥发出来形成独立自由的旗帜，虽然其间充满了奇幻与凄惶，但是诞生伊始的疼痛与撕裂感亦可以成为生命孤高的体认，与盘旋上升的价值转圜。

“刘春和”们，以及那些或许曾因平凡而感到自卑的你我，以后请坦坦荡荡地走入生活也许很多人没有想到，在中国，约有600万脑瘫患者。

然而，这一庞大群体的声音和身影却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着难以想象的挑战：从生活自理到社会融入，都有艰辛与不易。

《小小的我》就像一束光照进这个长期被忽视的角落。

电影聚焦患有脑瘫的20岁青年刘春和（易烊千玺 饰），在一个夏天里的生活。

刘春和在社会上的遭遇，就像他所说的：“我在人群里，跟各种各样的目光撞上过。

有怜悯我的，有恐惧我的，也有厌恶我的。

”

搭乘公交车时，刘春和给抱着孩子的母亲让座，当车辆突然急刹车时，由于身体控制能力较差，刘春和不慎摔倒在地上。

周围乘客的目光聚焦在他身上，有同情也有厌烦，司机甚至责备说：身体残疾就尽量少出来走动。

这是一种把脑瘫患者视为负担的目光。

刘春和到培训机构面试，他努力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才华。

童言无忌的孩子们并不理解这个“老师”为何讲话是这样的，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担心影响到孩子们的学习效果，未能接纳春和。

这是排斥和犹疑地目光。

外婆（林晓杰 饰）想给春和一点信心，也想让春和有点事做，极力邀请春和加入他们的老年乐团，成为一名鼓手。

这起初遭到乐团其他成员的反对，一位阿姨认为刘春和根本无法胜任，因为脑瘫就是傻子。

性格直爽泼辣的外婆直接跟对方“干架”。

将脑瘫视为“傻子”，这是偏见和歧视的目光。

刘春和来到一家咖啡馆应聘。

店长看到他摇晃的步伐、不太协调的动作和不是那么清晰的表达，打算拒绝。

店长说，他们店要的只是个普通人，刘春和说：他只是个记忆不错的普通人。

刘春和以为自己是凭借努力获得工作机会，但咖啡馆老板或许是想着雇佣残疾人可以减免税收，还可以给咖啡店做公益宣传。

店员们背地里仍嘀咕议论着刘春和。

这是利用的目光。

如果说这些目光来自对脑瘫群体的隔膜和不了解，那么最刺痛刘春和的“厌恶”的目光，却来自刘春和的母亲陈露（蒋勤勤 饰）。

但其实，母亲怎么会厌恶刘春和呢？

她对刘春和的疏离、严厉甚至苛刻，并非厌恶，而是一种混合了无奈、痛苦、自责以及对命运不甘心的心灰意冷。

陈露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她要照顾患有脑瘫的儿子，要面对周围人异样的眼光和潜在的社会歧视。

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她身心俱疲，逐渐积累起对现状的不满情绪。

尽管她爱着刘春和，但在某些时候，外界施加的压力间接影响到她对待儿子的方式。

每个母亲都希望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拥有美好的未来，刘春和的身体状况让这一切变得遥远。

这让陈露时常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如果当初没有生下刘春和，刘春和就不必经历这一切，她也可以过上另一种生活；但同时，她也明白这样的想法是自私且不公平的。

这难以言喻的矛盾状态，让她在面对刘春和时总有距离感。

编剧游晓颖提到，在创作过程中，她避免将母亲塑造成一个无可挑剔的形象，而是试图呈现一个更贴近现实的人物。

陈露一方面想要给予刘春和关爱和支持、希望刘春和融入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又难以摆脱自身困境所带来的阴影。

这是女性编剧的细腻之处，深入洞察女性在母职中的微妙心理变化，将母爱的伟大与母职的困境融为一体，观众既能感受到母爱的力量，也能体会到女性在母职中所承受的压力。

虽然电影揭示了刘春和生活里的种种挑战，但没有丝毫的悲情、苦情，因为镜头始终是平视的。

平视的目光，意味着电影没有将刘春和视为一个需要怜悯或同情的对象，而是将他视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和尊严的个体。

镜头没有刻意放大他的苦难，也没有回避他的困境，而是以一种平等、尊重的态度去记录他的生活状态和情感变化。

例如，在他参加老人乐团时，镜头展示的是刘春和对音乐的热情，以及他与老年人成为忘年交；当他在培训机构面试时，我们看到的是他克服身体上的不便，勇敢地站在讲台上讲解知识；在咖啡馆应聘为了争取机会，镜头捕捉到他不放弃的精神，用大声报菜单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尊严……这些情节让观众清晰意识到，刘春和虽然有着跟我们不同的身体状况，但他同样拥有追求梦想的权利，并且在实现自我的道路上展现出非凡的决心和毅力。

难得的是，电影也平视了刘春和的情欲。

《小小的我》并没有因为刘春和的身体状况而回避他作为正常二十岁成年男性应有的情欲，而是以一种坦诚、自然的方式将这一部分融入故事叙述之中。

刘春和与雅雅（周雨彤 饰）相处的过程中流露出的羞涩与期待，以及两人之间偶尔擦出的火花，都是青春期少男少女间常见的情怀，让观众感同身受体会到刘春和作为一个普通青年所经历的情感波动。

这突破了刻板印象中对残疾人士情感需求的忽视或遮掩，也体现了电影对人性完整性的深刻理解和尊重。

刘春和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正如诗人穆旦所言：“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他从来没有因为身体的残疾而要求特殊的待遇或怜悯，而只是希望被当作普通人对待。

“再渺小再破碎的个体，都是完整的我”，这是对生命尊严的颂歌，也是对普通人生活价值的深刻诠释。

“刘春和”们，以及那些或许曾因平凡而感到自卑的你我，以后请坦坦荡荡地走入生活。

请以平视的目光去看待每个生命个体，请以热烈的态度去投入每段普通的人生。

在这个大大的世界里，每一个小小的我，都值得被看见，被听见，被温柔以待。

将主角对准了社会的边缘人物——脑瘫患者。

片中反复强调的一句话“他只是脑瘫，不是傻子”。

从荧幕形象来看，他确实不傻，他有正常人的思维、逻辑、智商、情商，本质上他和正常健康的人无异。

但在外在表现上，他的肢体僵硬、扭曲、笨拙，语言表达困难曲折；在许多人眼里，他是异类、怪人、病态、神经病患者等等。

本篇最大的难度和篇幅都在于主角的表演上，易烊千玺完成得还算可以吧，外形和内心都有一定程度的展现，人物理解比较到位，易烊千玺在表演上下了狠功夫，也着实进步了很多。

更重要的是，他坚决地走影视演员这条路，比同龄人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刘春和（易烊千玺饰） 但电影本身就必须考量更多的东西，个人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当下的国产中低成本电影的一个通病则是没有多少精心雕刻的片段和戏剧性。

结果看完了之后，只感觉到，看到了一个别人的人生故事，并没有给观众留下什么印象深刻的内容记住太多。

反馈到真实生活里，只有遇到了类似的群体，作为人类，对边缘人群会给予更多的尊重和理解。

但整体的观影体验、性价比和愉悦性是比较低的，视听语言没特色，表演没有爆发力，音乐、画面都没有可圈可点之处。

现在国内的导演编剧们真的该好好思考一下做真正好看又有内容的电影了。

另外，女主角走进刘春和（易烊千玺饰）的生活是多么的刻意和缺乏逻辑。

安排移位女主角进入刘春和的生活里是可以的，但具体出现的方式和什么样的身份都是必须慎重考究的。

从本片来看，雅雅（周雨彤饰）这么一位那么漂亮、身材又好的正常女生，在真实的生活里会对一位脑瘫患者主动求爱，投怀送抱？

还表达出那么露骨的爱与欲，导演、编剧真的该好好认真思考一下电影的人物逻辑。

雅雅扮演者 周雨彤单纯表达主人公对于爱和性的需求，完全可以有其他的表达方式，而不是不合时宜地引入一位不可能的女主角——更应该考虑患有某种疾病的女性或者与他的生活有某种密切关联的女生，这样才不会显得那么愚蠢和欠考虑。

在接连经历了诸如社会混混（《少年的你》）、脑瘤晚期患者（《送你一朵小红花》）和社会底层创业青年（《奇迹笨小孩》）等一系列的角色之后，易烊千玺几乎是以一种自我摧毁的方式出演了一个脑瘫患者，但最终作品的差强人意。

那就让我们聊一聊这部极度失真的——《小小的我》。

刘春和（易烊千玺饰）是一个20岁的脑瘫少年，虽然努力优秀，刚参加完高考还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又因为自己的特殊情况，在生活中处处碰壁，但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取得了成功。

可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电影在叙事层面的严重失真，已经到了让人感到迷惑程度——这究竟是一部为特殊人群发声的电影，还是一个通过消费特殊群体的挣钱工具？

首先，影片中的时间线，局限于刘春和高考结束后到收到录取通知书的这短短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有多长，相信任何一个人都清楚，无非是6月到9月。

而且，影片中的时间可能更短，从影片的故事信息中可以得出，更为准确的时间是在高考成绩公布，且填写完志愿，这会儿起码是6月底了，而收到录取通知书，最迟也就8月多，满打满算都不过2个月时间，所以这是整个故事的大背景。

然后，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这场对脑瘫人士的大型凝视就这么开始了。

妈妈二胎的医学奇迹为了表现这类人群背后家庭的有苦难言和各种选择，影片选择从妈妈要生个二胎的角度切入——这没问题。

但是影片开始，妈妈还是正常身材，到影片中间，妈妈已经隆起了大肚，再到最后生产，这时间之快，效率之高，可谓是医学奇迹。

（要知道，距离刘春和拿到通知书，中间还间隔了刘春和学会做牛轧糖，企图噎死自己，然后经过了切开气管抢救再到完全康复，医学奇迹再+1）

爬楼梯很难，学车却很容易影片开场就是刘春和艰难地爬楼梯上天台写遗书，表层意思是为了展示脑瘫人士在日常的诸多行动不便，但换个角度，如果明知有这样的不便，为什么不选个低层，或者坐电梯。

或许有人会说，是刘春和家里条件不好，所以只能在这种老房子里一直住着。

但这又牵扯出第二个不合理，影片拍了刘春和考了驾照买了车，试问什么家庭会给一个刚上大学的孩子买车呢？

再说这个驾照，暑假学车的人很多，但半个暑假就考出驾照的，别说特殊群里，正常人估计也够呛吧。

而且，学过驾照的人也都知道，不是你学会了就能拿到驾照了，几个科目要排考试时间不说，单就是学车本身，还要累计学习时长吧？

难不成还有绿色通道不成？

公交车要让座，咖啡馆里报菜名影片想说，哪怕是残障人士，但刘春和其实也是热心肠，但好人没好报，正常人都有偏见。

所以，公交车上，刘春和给一个带小孩的妈妈让座，但孩子模仿刘春和的动作，被妈妈制止，这没问题。

但是，为啥啊？

就非得是刘春和让座啊？

一车人合着都是冷血动物？

外婆就搁旁边坐着，难得会眼睁睁看着刘春和站着？

好巧不巧，非这个时候公交车来个急刹车，刘春和摔一个跟头。

公交车司机还要亲自，特地从驾驶室里出来，指着刘春和嘴一下，都已经要刻意到这种程度了吗？

再说刘春和去咖啡店应聘，店长很友善，但也有顾虑，所以想说让刘春和走走路看看有没有问题。

撇开非得在店里这么走一圈不说，刘春和为了表现自己口吃也清楚，在店里来了一段报菜名。

试问，哪怕今天你在一个咖啡馆，不管是什么人，突然在店里来了这么一段，你不会觉得诧异和被骚扰吗？

刘春和对妈妈有一句话说得就很合适放在这里，“你们就是把我当做一个关在动物园里的猩猩”此时此刻，导演正是一个脑瘫人士，放在所有人面前展示、表演。

工具化的女性这真的是一个女性导演想得到的桥段吗？

单说雅雅（周雨彤饰）莫名其妙就和刘春和成为了好朋友不说，认识不久就到刘春和房间里，然后冷不丁问出一嘴“你会不会勃起”？

哪怕这是想表达脑瘫人士在某些方面其实也和正常人一样，但真的拜托，首先大部分观众都并不真想探究这方面的能力问题，其次，单就这两个人物的关系，有必要交流这些？

而且更夸张的是，眼睁睁地看着雅雅把刘春和的手放在自己胸上，还差点要吻上。

为什么一个女导演会有这么爹的想法？

请问这场戏真的尊重女性、尊重观众、尊重客观吗？

显然，角色本身，沦为工具属性，只为了烘托观点。

高考录取还分个三六九等影片中，有一段刘春和和妈妈的激烈争吵，讲的就是妈妈坚持让他复读，争取考个离家近的学校，但刘春和执意要去稍微的师范大学，他的梦想是当老师。

同时，也由这场争论，摊开妈妈自我的挣扎，和刘春和的埋怨，进一步描写特殊人群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困境。

妈妈不想刘春和远走，这好理解，可妈妈怎么说，她说“学校不会要你的，学校正常人都招不过来，学校为什么要你这样一个人。

”我：？？？？？？？

请问现在高考招生也要面试了？

合着我考满分学校看我是残疾人还让我退学了？

教育局的有没有人过来管管。

隐形的父亲影片中刘春和的父亲几乎没有什么台词，几乎都是匆匆露一面就消失，没有情绪，没有形象。

如果不是有了二胎，你可能都要怀疑刘春和是不是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

刘春和企图自杀后，母亲要守在床头痛哭流涕，自责无比，认真道歉，父亲连个影子都没有。

合着造人的时候拼命出力，孩子的照顾抚养就搞隐身？

这样对吗？

还是在导演的眼中，男人就是无责的吗？

没有任何的不尊重，我也相信有很多残障人士，有一些方面一定会比正常人要优秀得很多，私以为故事完全可以换个讲法，譬如去讲述刘春和虽然动笔很难，但写诗的造诣特别高，最终取得成就，其实就蛮好。

甚至于，以脱口秀演员小佳为蓝本写个故事，我相信也可以鼓舞大家。

但影片的逻辑不是这样的，他认为的战胜自我，就应该是残疾人非得和正常也一样，找正常的工作，正常去考驾照，正常去打鼓，正常去离家远的地方上大学，甚至不惜为了铺垫这些观点，无所不用其极地去捏造缝合出一系列不符合逻辑的事件。

如果打从根本，影片就没有真正理解和尊重这样的群体，试问这样的电影，又何尝不是一种冒犯呢。

——我只是想不通，为什么不让他们，稍微顺遂一点？

就非得是烈火淬炼出成功人生吗？

可他们出生的时候就经历过一场大火，此时此刻，还要他们被点燃吗？

讨论小小的我的同时，自然绕不开对易烊千玺的评价。

对易烊千玺的角度而言，无论影片质量与否，单是出演本身，总归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作为人气演员，以及这样的形象扮演，引发的关注度是巨大的，也势必会让更多人关注到脑瘫这一类社会群体。

对自身而言，在众多新生代还在撕掉偶像标签的时候，易烊千玺早已一跃成为百亿影帝，同时也有多部代表作加身的演员，刘春和这样的特殊角色，无异是他迈向实力派演员身份的一个难得的机会，一如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之余马修麦康纳，又或是荒野猎人之于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但可惜的是，影片无非是利用易烊千玺的显著标签，制造出这个充满符号意义的脑瘫形象，展现大量对这类特殊群体的普通人凝视，吸引关注罢了，实在是太不值得。

叙述苦难可以，但请不要表演苦难、消费苦难。

希望广大观众不要被廉价的煽情骗走眼泪和票房，这样的电影不值得。

4分/10分（全部给演员们的表演）

我看过的第1594部电影，《小小的我》我给8.6分。

2024年的华语电影，有三位演员在大银幕展现了极具突破性和挑战性的一面，分别是《热辣滚烫》中的贾玲，《白日之下》中的林保怡，《小小的我》中的易烊千玺。

贾玲凭借顽强的毅力使得身体形变，林保怡靠的是精湛的演技和特效化妆，易烊千玺做到了让观众感觉好像不是表演出来的程度。

导演杨荔钠让本片从始至终都充满了希望和阳光，这种创作方向值得肯定。

林晓杰和易烊千玺的搭配产生了化学反应！

蒋勤勤和周雨彤出色的表演更是锦上添花！

华语电影需要像《小小的我》和《逆行人生》，把更多人的目光引导到一些需要关注的群体上。

《小小的我》使我觉得易烊千玺的表演生涯有可能达到李雪健那样的高度。

“脑瘫不是傻子”，这句在《小小的我》中出现了很多次的台词，脱口秀演员小佳已经向很多人证明过了。

脑瘫患者可能伴随智力受损，但仅仅是“可能”，并不是“一定”。

和一位在酒吧门口跟我畅聊了一夜的脑瘫患者一样，春和、小佳都属于智力没有受损的脑瘫患者。

但这也意味着，他们终身都要面对自己的灵魂与不受控制的身体之间的撕扯。

除了不能正常控制身体，春和几乎与常人无异，甚至比常人更聪明、更努力。

他博览群书，会写诗、会授课，文学造诣颇高。

面对公交司机的歧视，他没有当场起冲突，而是洋洋洒洒写了一封投诉信给公交系统，直捣黄龙。

他打鼓没有老刁好，但可以帮助老人们解决手机问题。

他过马路时需要抢先站到最前面，才能在绿灯变红之前走完人行通道。

他想做老师，高考志愿填了远离家乡的师范大学，但想要去培训机构打工时，“不正常”的身体表现令培训机构即使认可他的能力也很难接受他。

他不得已只能退而求其次去咖啡馆打工，只为谋求一份工作和尊严。

全片最令我动容的不是撕裂身体的解脱梦境，也不是“含糖自杀”的窒息场景，而是他在咖啡馆里报菜名那一场戏：面对咖啡馆老板的婉拒“我只想招一个普通人”，他缓慢说道：“我是个记性很好的普通人”。

没有一个“普通人”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去证明自己，但他需要。

他太需要让外界看到那扭曲的身体里禁锢着怎样一个自由的灵魂了！

不用去谴责培训机构、咖啡馆老板、公交集团，甚至也不用去谴责曾经想过“如果他走丢了，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就会不一样”的妈妈和逃走的雅雅，对于大部分“普通人”而言，面对脑瘫患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扭曲的面部和身体很难令人感到愉悦。

尽管近年来，针对特殊人群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多，但我还是很佩服这个剧组成员有勇气拍摄这个题材。

和早期关注社会议题的影片收获的好口碑相比，现在的观众对于这类题材的不宽容度已经和对公益圈无疑：你们不可以做错任何事情，否则就是在吃人血馒头。

在公益领域工作过多年，我明确反对对善行进行“杀人诛心”的行为：针对恶的行为，我们需要去辨认对方的动机，但针对善的行为，我愈发认为鼓励这个行为本身应该比纠结对方的动机更重要。

那些说企业家捐资做慈善不过是为了避税的人，自己可曾掏过一分钱？

捐赠减税本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参与慈善的一种法律制度，何罪之有？

当我看到咖啡馆老板请人来拍摄公关视频、公交集团将感谢春和提建议的活动搞成了一场盛大的表演秀，心里当然也如同春和那样好笑又悲伤，但咖啡馆的的确确给春和提供了一份工作，公交集团也的的确确因此而更加重视残疾人乘车的问题，并且他们都以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关注到了特殊人群和他们的需求，这难道不比什么都不做、什么改变都没有发生更好吗？

我不是在为发心不正的慈善家、明星和企业辩解，只是说，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更好。

只有去做了，才能发现问题，才能慢慢改善。

社会议题本就复杂，不可能有完美的解决方案，能够一点一点进步已是最好的结果。

这部影片以川式幽默消解了很多苦难。

它的完成度非常高，易烊千玺、林晓杰、蒋勤勤在片中的表演都令人印象深刻，看得出来导演也一直都在试图以一种平视的视角去看待脑瘫人群（尽管我现在觉得要完全地平视几乎不可能，因为你的的确确不是对方），呈现他们的生活，为他们正名，为他们呼喊。

从这个角度上讲，这部影片已经做得很好了。

说这么多，是因为随着这类题材的影片越来越多，它们时常会被人评价为“消费苦难”，说一群高高在上的名流要借着弱势群体的光去拿奖、去牟利。

我无意为名利场中人去辩驳，只是想说，难道他们都不去关注这些议题了，对弱势群体而言就是好事吗？

世界就会变得更好吗？

我们可以就事论事，去讨论这件事做得是否妥帖、有哪些不足，但毫无来由就去批判别人的初心，只能让更多人噤若寒蝉，不敢触碰这些敏感话题。

我现在居住的上海新华路社区（对，就是SFC上海影城所在的那个社区），就是一个以关注社会议题、拓展社会包容度而闻名的社区。

这里不仅大部分商户都对宠物友好，还有“大鱼营造”等机构一直在这里践行各种社会包容实践和实验：残障人士、性别平等、老龄化……每一个议题在这里都可以得到平等的关注和激烈的讨论。

刚搬过来没两天，我就被邀请去了新华365里面新开的一家酒吧“无碍理想”，这是一个致力于推广无障碍议题的空间。

那一晚，为我制作鸡尾酒的调酒师是一位只能辨别细微光线差异的盲人女孩，谈及为什么看不见还要做这个，她笑说“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坐在门口和我聊了一晚上的除了带有手部残疾的老板，还有我在开头提到的那位坐在轮椅里全程歪着头的脑瘫患者。

而在酒吧里面，一群带着各式各样身体残疾的人们正开心地为其中一位庆祝生日。

我不是第一次见到残障人士，但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们如普通人一样开心地活着，听到他们除了“感谢社会”以外对于社会更深刻的思索。

离开时我很感谢这家酒吧，不是因为它为这些平日里无人知晓的人们创造了一个出口，而是因为它也给我们这些所谓的“健全人”打开了一扇看见更丰富世界的窗口。

这一次，《小小的我》也给了我同样的感受。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春和最爱这首袁枚的诗，是因为在这首诗里，不起眼的苔藓是自己的主角而非他人的配角。

这些在阴暗角落里默默生长的苔，或许有着不输于牡丹的生命力。

看见他们的存在，将是我们彼此共同的收获。

看《小小的我》，在影院听到观众发出的两种声音。

一是左边的一位姐姐，从易烊千玺饰演的刘春和跟妈妈吵架那场戏就开始抽泣，一直到影片结束都没刹住车。

二是当刘春和几次表现出情欲反应，尤其是直白说出自己有生理需求，前后座的笑声里，也夹杂着轻微的反感。

回来上网一看，果然有人发帖说片中的“生理梗”令自己不适，甚至还指出物化女性的嫌疑。

不由得让人感慨，残疾人坦白谈性这件事，还是让许多人本能地无法接受。

而且别忘了，这些观众一些是易烊千玺的粉丝，一些是抱着关怀残疾人处境的预期去看这个电影的，已经是相对有包容度的。

这样尚且有人感到不适，更别提整个社会群体了。

其实咱们都不用装外宾，别说残疾人了，这儿的身心健全的青少年，能在主流渠道、在台面上谈论性吗？

不但不能，反而被一种强烈的集体羞耻感支配，避讳谈起，谨慎涉及，刚露个话头就会被掐断不让往下说。

学校性教育缺失，需要从别的渠道补习，许多严肃文学最初是因为有性爱描写在校园传播。

老歌必须修掉词里的性暗示，主播穿得严实也被说眼神擦边，影视剧经常以学龄儿童的标准来审核。

发达国家的青春电影，专门有一类性喜剧，年轻男女日常讨论性爱性伴侣话题，为破处和追求性体验而使尽解数，父母师长也给予理解和帮助。

而咱们的青春片，即使有劈腿开房堕胎等情节，对具体的性永远有种遮掩，穷尽各种视听语言的暗示，两代人更不可能就此进行交流。

不是有个段子，说已婚女孩被亲戚催生，直接反问：我不会啊，你们教教我怎么生？

保证他们全部闭嘴。

80年代港星能在电视上公开谈论自己的性观念，而如今的内娱明星个个冰清玉洁，明明是生理成熟的成年人，言谈中却剔除了一切下半身联想，以无欲型态示人。

尤其流量明星和他们的偶像角色，本质上成为一种人形的商品，供受众观赏、憧憬和消费，而不是被当成一个真人来对待。

这种悬浮的纯爱人设越盛行，缺乏分辨能力的受众就会对现实产生越多不满。

比如这年头，男性更多地被莫名其妙安上猥琐男、下头男凝之类的指控。

指控者也很理直气壮，说你怎么能对陌生女性投去（哪怕是疑似）打量的目光呢？

你看爱豆们那么帅气可口，人家眼神都是纯净的，像下凡的天使不含任何性的意味。

而你相貌平平甚至油腻丑陋，眼神竟然比他们还放肆，不自量力的癞蛤蟆，不讨伐你讨伐谁？

健全人的性心理都要被压抑和无视，那么《小小的我》里这个话说不利索、五官歪斜、手指蜷曲、走路踉跄的残疾人，竟然毫不避讳地对一个年轻女生说自己有性反应，冒犯性更是强得多了。

我们得庆幸是易烊千玺来演的他，换个人气和颜值不如他的演员，这段情节遭到的非议会更多。

其实电影如果只是要卖惨博同情，赚观众的眼泪，绝对没必要拍这些。

就让刘春和停留在“我要做普通人的事”这条主线，颤颤巍巍做得艰难，终于又做出一些成绩，激励情绪感染亲人朋友，拍到这个地步就够了，一样能让人哭湿纸巾。

但只是这样，并不够把他塑造完整，还是容易停留在一种俯视怜悯的猎奇姿态。

尤其是我们已经近距离看过刘春和近乎自毁的状态，不会把他当成“只会吃喝拉撒的傻子”，因此难免觉得已经足够了解他了，完全能共情残疾人了。

却不知道有一条线还没跨过去，这条界限非常隐秘，不跨过去，你会以为不存在。

就像刘春和应聘咖啡厅，走几步，老板说“可以了”，但他知道绝不能就这么停下来，一定要走满几个来回，还要努力报出一串菜名。

同样的，电影要体现他的尊严，一定要直面他的情欲，不止一场戏，不能含糊带过，非得浓墨重彩。

要有肌肤相亲的动作，有台词直抒的欲望，有现实和幻想的交叠，也有从梦境引发的尴尬，哪怕这会给一些人带去不适。

看到刘春和的生存和困境，能让我们从理性上认知他的喜怒哀乐。

但只有跨过那条线，我们才能从感性上认同，他是与你我别无二致的“普通人”。

希望更多国产电影，跨过去。

《小小的我》应该会是，今年进电影院看的最后一部电影🎬幸好，最后一部看的是易烊千玺 的这部他从来不曾辜负这些珍视、这些期待开场不久，我后排的俩中年大姨便交头接耳起来：你发现没有？

他演得是真像这种“像”，让我觉得：真疼啊😭演员是以一个健全的躯体，去演出脑瘫患者的外在特征，于是我时而会边看边晃神：拍戏期间，他会不会形成肌肉记忆？

即使下了戏，手指、肌肉、面部神经会不会依然紧绷着松弛不下来？

于是，主角落在易烊千玺 身上，又多了一重合理性：他一直是锦衣夜行的人，从不招摇、很少主动出现，没有上不完的热搜、也没有发不完的这路透那通稿……所以他才能隐入刘春和 的身体里＆生活中，感受他＆成为他，直到演完，拿结果出来呈现给你看《小小的我》好就好在，没有用或猎奇、或煽情的角度去拍刘春和。

老年合唱团排练都带着他，他敢站上讲台讲“苔花如米小”，敢坐公交，敢去咖啡店应聘、报菜名、说绕口令、做咖啡☕️做牛轧糖，敢在众人面前演讲……而没有动不动就哭在观众前头你以为这是一副残破不堪的羸弱之躯，可，那手臂是有肌肉线条的，那双手也是写得出灵巧生动的诗行的电影甚至拍了一段“爱の初体验”，让刘春和 大大方方说出了：我是一个 20 岁的正常男性透过天府大道、乐山大道这些地名，通过吃肥肠粉加 1 个“冒节子”的吃法，通过川渝口音，很容易看出来电影是在成都拍的这，同样很妙成都的烟火气息、生活气息，不是所谓北上广深那种，要么精英要么蝼蚁的世界；而是每个人都有个自己的位置，过自己的生活。

扬名立万功成名就不是目的，生活本身才是目的所以，成都容得下返乡的北漂胡歌(《走走停停》)，也容得下磕磕绊绊而志存高远的、小小的刘春和。

这“小”不是伏低做小，不是把自己看扁了的瑟缩，而是一颗小星星⭐️也可以反射出太阳的光芒，一闪一闪亮晶晶，即使身在炼狱、人在社会边缘生存，也可以有远大理想，披荆斩棘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光荣之路于是，这个角色，放在这个故事里，由易烊千玺 演出来，就没有刻意为之的做戏感，而是水到渠成，让一切好的坏的都发生，让刘春和 的命运来到刘春和 的面前

电影的立意，主创们创作的意义很棒，3星仅是一些我不喜欢+的确电影本身没有那么好这部电影不差，但我不喜欢，并且也没有一些恶评中那么不堪让某些特殊群体被看见，这是一件正向的事，不要动不动就消费苦难啥的，是就会这句话吗？

电影不是纪录片，也不是公益慈善，商业本身就是要赚钱，剧组、影院以及整个闭环的各行业不需要发工资吗？

怎么就消费了？

不消费就是都不拍这类脑瘫人群，直接无视or除名这类群体的存在吗？

让大众看到并了解到脑瘫这一类残疾人群体，这部电影就很好我不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是，导演存在的问题还是和《妈妈！

》一样，剧情到中后期剪辑得有些莫名其妙，人物情感大于剧情发展，都有比较奇怪进入奇怪离开的角色，文淇演技比周雨彤强太多，本身就给人一种神秘感，所以她那个角色来无影去无踪还有可原，周雨彤真的属于资本塞人不伦不类的角色，还不如春和yy一个呢姥姥的演技很赞，已经炉火纯青到看不出演得来四字真的又一次突破，他是真的愿意为角色牺牲，首部电影的剪头，这一部的模仿手势都产生肌肉记忆了，这点真的佩服，他这份对表演的用心与刻苦在他们这代属实难得很现实很务实满满的是对东亚，特别是天朝面子文化的揭露和批斗。

特别是ending，看得我义愤填膺，他们不是真心尊重，他们只是要体面和政绩。

戏外的评论诉说着不要消费苦难不要消费残疾人，可是这部影片真的很赤裸把这些残疾人遇到的问题展现出来让大家看见，相比默不作声的沉默，这种被大众所看见，不该值得支持和鼓励。

因为被看见，才有了后面的各种情绪，或是同情，或是愤恨，或是大赞片方的选题，或是反感片方的选题，等等都是可以的，但前提是它不该被埋没，它需要被正视东亚生育，个人层面本身就是传统的繁衍与养老，国家层面是源源不断贡献劳动力，哪里有那么无私的父母亲情，一切都很实在，一个不能自理的儿子，当然收获不到父母的投入与爱啦。

可以有二胎，但那个把刘春和推搡到边上，我真的难受。

久病床前无孝子之残疾儿子寡情家人，现实，但刺痛老人和脑瘫的选择其实蛮好，不过有点太《妈妈！

》的影子，老人与病人的搭配，不过他们都是社会弱势群体，也算一种抱团取暖，相比于《妈妈！

》情感大于故事，这部《小小的我》故事剧情更丰富也更写实。

不会智能机，容易被诈骗的老年合唱团；找工作被“骗”作宣传，在家和各色人等眼里仿佛被圈养一般的脑瘫患者，他们都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欲望，他们要的是被正视。

被尊重，被正视，这一点很重要小小的我，只是个普通人，我们都一样我不太喜欢最后的结局，刘春和那段发言我有点没懂，不过可能也是健全人无法感同身受残疾人们的内心。

可能他们需要的一场辩论，而非作秀式的政治正确。

你要倾听我，再去接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