啄木鸟伍迪2

人们喜欢感动，媒体喜欢展示人们的感动，但是更多的时候，感动是需要特定的人群的，媒体展示的感动并不是感动的根本，而是为了营造出来这种氛围所选取的针对特定人群的一种投喂，在描述者眼中，某一些事情存在的意义在于被他们汲取素材，除此之外，再无其它。

因此，当我们为了某一件事情感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感动的本身是什么？

是针对这件事情，还是针对我们的无处安放的情感自身？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影片《乌斯特雷姆》讲述的就是一个关于感动的故事，女作家需要写一本关于清洁工的书，于是，作为体验派的她决心自己当一个清洁工去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来帮助自己完成书籍的顺利成章。

当作家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她本着一颗深入虎穴的心，最终交到了一些朋友，在这些朋友的帮助下，作家找到了创作的灵感，最终，这本书成功的出版，而某一天，当清洁工给这位昔日的朋友带来一些弥补友谊创伤的消息之后，这个作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乌斯特雷姆》的故事告诉给我们，所谓的共情不过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力量的导引，上层社会的人们为了给自己营造出来某一种形象，他们喜欢与下层社会的人们产生某种共情，但是这种共情在下层社会的人们看来是虚假的，因为这并非他们的生活，而是被描绘出来的他们的生活。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个大家都能理解的例子，李睿君导演的《隐入尘烟》，这是一部刻画农村现状的电影，但是这部电影农民不爱看，爱看的是城市里的中产白领们。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荒诞的效果展现出来，原因就很简单，因为创作者想要展现的，并非是事物的本身。

《乌斯特雷姆》描绘的故事，就是如同《隐入尘烟》所展现出来的那样的一个矛盾体。

一方面，创作者需要深入到底层去看一看，然后根据自己看到的来想一想。

另一方面，创作者需要用一种自己的受众能看得懂的语言去描绘一些事情或者是客观现象，但是当自己的受众与被描述的的个体本身有着巨大的沟通鸿沟的时候，你觉得创作者会选择牺牲谁的利益？

答案不言自明，创作者在乎的是那些可以说话的人们的利益，而对于那些不能说话的人们，创作者并不在乎，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想要的，他们期待看到的，创作者一般并不会在意。

这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创作者自以为自己创作出来了某一个传世经典，实际上他所创造出来的无非是自我感动的一部分，被拍的人不爱看，爱看的人并不是自己拍摄的人。

《乌斯特雷姆》中的女作家何尝不是“李睿君”，他们自以为走进了真实的生活，实际上，他们走进生活并不是为了对于这个生活有任何的感触，更多的是为了这样的生活从中汲取一些有利于自己的部分，至于其他的部分，谁关心呢？

谁在乎呢？

无所谓存在与否。

当作家完成了自己的书籍的出版之后，昔日的朋友再来找她想要带她重新回到友谊破裂之前，但是何其困难。

作家并没有任何的意愿去做一些事情，更没有任何的期待再去回到那个之前的生活，之前的生活对于她来说更像是一种经历，这种经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有加成的。

除此之外，再无其它。

底层民众的生活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就会被创作者隐入到了尘烟里，这或许是人们痛恨这类人的根本原因。

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本身并不奇怪，但是很多奇奇怪怪的人会将这些故事变得奇怪，女作家自己直到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却不惜通过破坏别人的生活来给自己增添一些绿色，当事情本身暴露了之后，生活中的这些问题就会被浮出水面，这个时候，我们期待的究竟是什么？

我们描述痛苦，我们描述的还仅仅是痛苦吗？

并不，我们描述的是我们所认为的痛苦，或者说我们所认为的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人的痛苦。

我们将痛苦包装成为观众们喜欢的那样，但却从来不考虑痛苦人群中那些真实的人的人，他们的作品还可信不可信？

李睿君导演映后所言，自己的片中有着太多太多自己的亲戚朋友，但是《隐入尘烟》这部影片究竟是不是他们所喜欢的电影，这一点一试便知。

然而创作者不会去做这样的尝试的，因为他们的作品并不是为了这些人拍摄的，他们的创作更多的是为了取悦部分人对于电影的一种窥探欲往，除了这种欲望本身之外，这些作品没有太大的意义。

为什么有些人就喜欢从高处往下看呢？

因为这样会被感动，可能你的精神内耗并不源于二舅本身，而是源于你自己俯瞰众生。

……你好，再见

前段时间，一位叫做王柳云的清洁女工火了。

来自湖南农村的她，在北京打工。

因为喜欢在工作的女厕所里画油画，她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

但是让王柳云觉得别扭的是，这些媒体，要不就是带着俯视的眼光给她贴标签。

例如，尽管她已经在城市工作多年，但依然被很多媒体称为“老农妇”。

要不就是用同情的目光，怜悯她的境遇。

这些都让王柳云觉得不舒服。

王柳云的故事，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清洁工人”这个群体的讨论。

他们是城市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人群，但在大众媒体上，又仿佛隐身一般，很少被公众看见。

这是为什么呢？

最近，法国电影《乌斯特雷姆》，就将镜头对准了这个群体——这部电影由法国国宝级女演员朱丽叶·比诺什主演。

在片中，许多人心中的女神比诺什放下身段，亲手体验清洁女工的生活，洗厕所、擦马桶，还有一幕全裸出境。

很多评论都说，没想到导演敢这么“糟蹋”女神。

但比诺什这么演，也是必须。

因为在片中，她饰演法国女作家玛利安，为了感受经济萧条下底层工作者的不稳定感，化身为清洁女工，体验生活。

为了找到清洁工的工作，玛利安伪造了自己的遭遇。

她谎称大学毕业以来一直做家庭主妇，被老公抛弃后，才不得不来当清洁工。

电影一开场，我们就见证了清洁工人的就业环境。

就业中心的人告诉她，为了找到一份工作，她必须和雇主说：自己随时都能工作，包括周日，可以接受法定最低薪资。

因为到处都是失业的人，你不做，有的是人愿意做。

但清洁工的工作，显然比玛利安预想的还要辛苦一万倍。

第一天工作，她就要负责清扫公共厕所。

平时在家从来不做家务的她，必须戴着橡胶手套，用海绵布擦洗充满污渍的马桶。

一天忙活下来，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还得接受雇主的挑剔：这里有水渍，那里没擦干净，速度还不够快……从没受过这种委屈的玛利安，一个没忍住，就顶嘴反驳回去了。

结果可想而知：第一天上班，她就被老板骂又蠢又懒，给辞退了。

但让玛利安感到欣慰的是，在底层劳动者中，大家都非常热情地互相帮助。

听说她失业了，有人替她找工作；听说她没有通勤车，有人替她借车子。

很快玛利安认识了一个好朋友——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克里斯丁。

克里斯丁为她介绍了一份在游轮上的工作。

作为报答，玛利安每天载她上下班，并以此为契机，深入地了解这个人。

这份游轮清洁工作，被克里斯丁称为“地狱”。

每晚，豪华游轮停靠在码头，清洁工们就得赶紧上船，在有限的停靠时间内，完成打扫工作。

平均每4分钟，他们就得打扫完一个房间：换好四个铺位的床单、被套、枕套，还得擦干净马桶、洗手台。

这样十几个小时地工作下来，却只能拿到最低工资。

从天黑干到东方将白，常常是下班后累到手都抬不起来。

回家路上，他们路过一片大海，玛利安兴奋地脱掉衣服，下海游泳。

克里斯丁说：你知道吗，我每天上下班路过这片海，可我从没想过要停下来欣赏。

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出玛利安和真正的清洁工人之间的差距。

对玛利安来说，体验清洁工的生活是主动的选择。

她本可以不这么累，但为了积累写作素材，她主动为之。

所以，在劳累了一天之后，她还有心情可以下海游泳。

因为这样的日子对她来说，是有一个头的，只要积累的素材够了，她马上可以辞职不干。

但对克里斯丁来说，这份活，却是她不得不做，并且望不到尽头的。

为了支付房租、三个孩子的学费，她即使再累，也没有任何选择。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之后，她只想尽快回到家中，躺上几个小时，再接着出门工作。

正如就业中心的工作人员，发现了玛利安是作家之后所说：你受不了时可以不干，回到原来的生活，但来这的人可没有选择的权利，这就是最大的区别，不是吗？

但我们也必须说，玛利安不只是把这次经历当作猎奇。

她的出发点，是体验底层劳动者的生活，写书反映出他们的困境，希望引起重视，解决他们的问题。

但那道阶层之间深深的鸿沟，仍然是横亘在她和其他清洁女工之间。

有一次，玛利安无意间发现克里斯丁在翻她的钱包。

她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克里斯丁是不是在偷她的钱？

但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原来，克里斯丁不过是在看她的身份证件，想要为她准备生日惊喜。

尽管自己很穷，克里斯丁还为玛利安买了一条四叶草幸运项链。

知道真相后，玛利安感动不已，发誓到死都要戴着它。

这里尤其让人感慨的是，即使是和清洁女工们已经打成一片的玛利安，在遇到那种情况时，第一反应也仍然是怀疑。

这不是玛利安有意看低朋友，但正是这种无意识的反应，才更能说明不同阶层之间的鸿沟，是多么难以弥合。

而这样的鸿沟，在克里斯丁意外发现玛利安是作家之后，就再也无法愈合了。

克里斯丁斥责玛利安，羞辱了她，也羞辱了信赖她的大家。

因为在她看来，玛利安只是把他们的生活，当成了一道景观。

她接近他们，不过是为了把他们的生活，当成猎奇的对象，展现给那些工作之余，仍有闲暇看看书的有钱有闲阶层，来展示自己的同情、博爱，获得一些道德上的安慰。

但对于克里斯丁和那些清洁工人们来说，他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改变吗？

或许一时之间，他们会得到许多媒体的关注，甚至成为热门话题。

但热闹之后呢？

他们仍然必须在这没有太多选择的人生中，咬牙坚持下去。

在电影最后，玛利安的书还是发表了，并大获成功。

她也获得了她欺骗过的绝大多数清洁工人们的谅解，但她当初最要好的朋友克里斯丁，仍然不能释怀。

最后，克里斯丁把玛利安请到两人当初一起工作的码头，邀请她再次换上工作服，和他们一起上船打扫一次卫生。

虽然玛利安仍然戴着克里斯丁送的那条项链，但她仍然强忍着眼泪，拒绝了这次邀请。

正如玛利安所说，这没有意义。

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即使她愿意再次和克里斯丁一起打扫卫生，他们的友情，也仍然是建立在伪装的基础之上。

下了船，她还是会做回一个作家，享受着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

而克里斯丁，却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很可能一辈子都要被困在这如同地狱一般的工作环境里。

也许，还会像那些年老的清洁工一样，为了最低工资，长年累月地过度劳累，终于变得肥胖、臃肿、迟钝，直到耗尽自己的生命。

玛利安的书写，好像让大众注意到了清洁工人的处境，却又好像无法根本改变那些具体的人遇到的具体的问题。

正如我们现实中，很多媒体对王柳云的报道一样。

或许，当人们带着好奇、同情的目光来围观她时，她的生活会收获一些热闹，曝光带来的名气，也能帮她多卖一些画。

但当热闹散去，她依然需要在那小小的女厕所里画画。

未来，她也依然没有太多职业选择的机会。

这也正是《乌斯特雷姆》（另一个译名《两个世界之间》或许更为合适）这部电影最深刻的地方。

它带有批判性地让我们看到了底层劳动者的艰难处境，却同时也十分谦卑、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这种至上而下的目光的局限性。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

让我们换一种思路。

其一：女作家写不出书，为求生存，沦落为清洁女工，这段意外经历重新赋予她写作灵感，让她重获名声。

其二：女作家为写书，扮演“卧底”，潜入清洁女工群体内部，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写了一本新书。

哪种方案更好呢？

前一个方案可以真实展现作家“高风险”的处境，突然间身份落差甚至有助于电影拍成喜剧，但真正值得刻画的清洁女工群体却被隐没在女作家身影后方。

相反，第二个方案凸显出清洁女工们的生活境况，女作家以亲身经历帮助这个弱势群体发出他们的声音。

《乌斯特雷姆》一方面刻画了当下欧洲社会看不见的清洁女工群像，另一方面也反思了艺术创作可能招致的伦理困境。

这比单方面以第三人称视角白描底层人民的生活，更能显出创作者的真诚。

或者也可以说，通过介入一位外来者视角（女作家），创作者在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时候自然消除了是否真诚的质疑。

这可以说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将具有暧昧色彩的人道主义观点置于对艺术创作实质的探讨背后，可谓一举两得。

我们总说，艺术源自生活。

作家要写出好作品，一定要实地考察，收集素材，也即所谓的套话“扎根生活、扎根人民”。

似乎潜意识里便认定，体验（“田野调查”）就是好的，从而摒除了其他可能或反思。

那么对于普通民众？

作为表现对象，他们在现实生活里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默默无闻，需要作家代替他们发声。

由此而来一个严肃的问题，作家为他们发出的声音，是他们真正想发出的吗？

作家发出的声音是否仅仅是作家自己的声音？

斯皮瓦克的经典疑问——“底层人民能发声吗？

”，原意是指责学者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时候，底层人民往往成为学者学术观念的傀儡，满足的无非是学者自身的目的。

它其实指向了一个悖论：底层人民需要有人替他们发声，作家/学者也愿意为他们发声，但这两种声音会对等吗？

且不说，作家/学者能否完全理解底层人民的需求，从而如实把需求表达出来，这个问题本质上便设定了底层人民需要发声。

但有时候，他们其实不需要。

《乌斯特雷姆》探讨了这个话题。

比诺什扮演的女作家打入清洁女工群体内部，以这段亲身经历写出了一本书，她看似让公众“看见”了这个隐藏在社会暗面的弱势群体，但真的如此吗？

一方面，女作家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进入清洁女工生活的世界，目的是找写作素材，这些素材建立在女工与她的真情交往上。

女作家的举动欺骗了清洁女工们的感情。

另一方面，清洁女工对于女作家为她们写书，似乎也不领情，她们不愿被看见。

联想到近段时间《隐入尘烟》引发的热议。

有人认为电影消费了农民苦难，也有人认为电影对苦难进行了美化——电影没有真实反映农民的生活境况，导演为了自己的艺术目的消费了这个边缘群体。

对于这些责难，我们想问导演照实拍摄农民的生活，不是更加容易？

为何要大费周章进行“美化”呢？

作为自小在农村长大，年年回家乡探亲的导演不是比我们更清楚西北农村的现状，站在道德制高点妄加评议的又是谁？

艺术与现实的差别在于，艺术需要虚构，而虚构是为了抵达更高的真实。

虚构对现实进行艺术加工，帮助我们看见那些视而不见的东西，让我们对现实世界有更加深刻的感触。

《隐入尘烟》如果照搬现实，和纪录片有何区别？

我们又为何要去看电影呢？

正是立足现实，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虚构，才让我们对今天的中国农村、今天的中国农民有更深入的认知。

《乌斯特雷姆》同样如此，女作家以卧底身份潜入清洁女工群体，自然是虚构的情节，但这个设定却比简单刻画女工生活的同类型电影更能折射出深沉的意味。

如果说一者只是“代为发声”，让弱势群体被看见（像在肯·洛奇的电影里那般）；那么另一者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反思了这类“代为发声”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以及引发的道德难题。

结尾清洁女工们的集体反应告诉了我们实情：他们其实不需要被看见。

难得的一部没有大团圆的结局的电影，但这真的就是真实所在。

电影频道看的，央视六公主用“两个世界”做电影名，把结尾的用笔刻画得太到位了。

虽说是一部电影，但活脱脱所展现的真实让人五味杂陈，更像一部纪录片，据介绍朱丽叶比诺什在这部电影中不仅作为主演，更兼制片人，她让观众看到了底层劳动者的艰难处境，“卧底”底层生活的这段经历也同时意识到我们自身无法避免的目光局限性。

法国文学还是带着那股子先锋劲儿。

大龄空白期找工作以及刚开始工作的一段，演的很真实，似乎真的离重新融入社会还需要点适应。

（写书，描写真实，而有人认为她不应占工作名额（即使她自己说一旦长期合同就立即停止），而且也理解不了（因为她有她原本的生活，而那些在这里工作的人再厌倦这里也不可能离开这里的生活））早上5点半就得起床，苏丹难民为了不被驱逐，不然床单被套都被收走船舱客房整洁，4分钟一间房，没有试用期干不好就走人，随时等着渡轮开始工作，干不完的话船也会启航就下不来船了，大多是底层或者移民来的底层从事这种大量缺口大量流动的工作，服务质量是一回事，就业人群的生存状态也是一回事，每天身心俱惫后一根烟就已经是赛神仙，而且他们有时剩下的唯一娱乐愉悦需求就是一根烟你写我们的生活，却没有帮助我们什么，现在我让你陪我们再刷一次厕所，你说这没有意义？

那说好的四月四号聚会？

又为什么要了解我们呢？

就为了你的工作？

你的女清洁工的书？

看的过程中思绪乱飞，想到一些编剧为了剧本创作去体验生活，剧作播出时以此为营销噱头。

想到最近上映的我本高山，被指出现在早已不是通过影视文艺作品曝光现实获得更大关注度的时代，这是利用张校长的故事来收割情怀，主创可能通过电影名利双收，而张校长的事迹已足够有名，不需要借助电影的影响力带来什么。

就像春晚语言类节目近十余年为人诟病的一点，生硬搬运上一年度的网络热梗，而不是创造新梗。

电影也一样，消失的她和孤注一掷，上映时都以这是改编自某某事件和这不是说的某某吗为营销切入点反向吸血，看来资本找到新的流量密码了。

回到本片，女清洁工撞破女作家的身份后，也有一问，你体验了真实的清洁工生活，写书描绘这种困境，让更多人关注我们这个群体，然后呢，真的能改变什么吗？

经常说韩国电影敢拍敏感题材现实主义的电影，包括一些国内不能上映在国外拿奖的片子。

是真的为了艺术还是走终南捷径，自由心证。

北京折叠能拿奖，旧金山折叠能吗？

影片结尾，书成签售会上，在“体验之旅”中和女作家共事过的人都来了，笑语满堂，只少了和她一起意外滞留游轮的二人。

随玛丽露来到港口见克里斯汀。

克里斯汀拿出工作服对玛丽安说一个半小时，看看你还能不能和我们一起扫厕所。

这里我压抑不住哭声，说不清希望她答应还是知道她不会答应。

玛丽安含泪说这没有意义……时间紧迫，二人上车并回头对玛丽安道不必说再会。

随着接驳车的停下，影片结束。

是啊，她们终究是两个世界的人，尽管有过一段交汇，最后还是沿着既定的轨迹前行。

“我以为你搬走了”，“我这年纪，这辈子注定只能在这儿了”。

感受到玛丽安的残忍和傲慢不是在她戴着项链出现在克里斯汀面前的时候，也不是在她微笑着给别人签售的时候，是在聚会结束后的夜晚，她和克里斯汀、马莉露三人靠在车上抽烟，克里斯汀说马莉露还年轻，可以有很多浪漫想法，可是她和玛丽安不是了，只能这样一辈子。

那一刻要强的克里斯汀在观众眼里显得那样可怜，即使她在别人面前永远强硬、嚣张跋扈，但是这一刻她已经将自己的命运和玛丽安放在一起，她对她展示自己的脆弱和温柔，她以为两人是同流的船，一起朝海里漂荡。

但玛丽安从没这么想过，她有无数的后路，以怜悯以欺骗的目光来看待克里斯汀马莉露这样的人。

最后为什么大家都对玛丽安笑脸相待，反而羁绊最深的克里斯汀和马莉露对她冷眼旁观，是因为无论玛丽安是什么身份，于那些人而言都只是过客，但对克里斯汀和马莉露来说，她们真的共享过一瓶香槟，真的以为彼此之间赤诚以待。

玛丽安作为一个职业作家无疑是敬业的，出发点也是好的，但她这种做法是不符合职业道德的，她的观察对象有知情权和同意权。

用这种隐瞒的方式进行观察和研究，绝对不是真正的调查。

作家伪装成清洁工人去体验他们的真实生活，从而写出更加真实和动人的底层人故事。

作家这种选择说真的其实无可厚非，且更应该佩服作家的勇气和专业程度。

这样真实的作品一旦得到更多社会群体的关注，对于清洁工们而言绝对是有益，所以最早发现真相的那个人并没有拆穿，反而帮助她，其他大部分工友最后也依然把她当成朋友。

克莉丝汀知道那个曾经和自己一起打扫卫生的普通女人摇身一变就成了高大上的上层阶级，她无法释怀，更觉得自己被羞辱了一样，于是最后她也想羞辱一次作家。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也表现出了克莉丝汀的无知和狭隘，但可悲的是这就是普遍的人性，人性就存在着一种对不平等的仇恨。

但导致不平等的不是作家，而和整个社会体制以及个人的综合结果。

所以克莉丝汀的不满对象其实指向错了。

这让我想起来了历史上戊戌七君子在菜市口殉难时遭到了周围的百姓在向他们扔鸡蛋的场景。

七君子所做的不就是为了让所有百姓都得到更好的生活吗？

可以他们无法被底下的他们理解，反而被误解了。

阶层的隔阂如何破？

至少肯定不是通过两个阶层之间的孤立和仇恨。

电影通过聚焦清洁女工，揭露了社会分工不平等的现实矛盾。

尽管揭露现实也改变不了什么，但总会引发一些思考带来一些改变。

片中，比诺什饰演的作家，为了调查法国的高失业率现象，决定做清洁工体验生活。

她假借的身份是会计，一直在丈夫经营的公司里工作，“负责收钱和购物”，收入足以雇保姆做家务——作家给自己的这个人设可以说是太轻松，与真正的清洁工的辛苦劳累形成强烈反差。

但这位“会计”的身份地位又是那么脆弱，只因丈夫出轨被迫离异而失业，从中产阶层一下就滑落到了底层，不得不接受社会“救济”，服从社会再分工，成为一位最底层的清洁女工。

之所以称之为“最底层”是因为“没有男人接受这份工作”。

仅这一个人物设定就包含了太多值得细想的社会问题，世界上有多少太太终身职业就是给丈夫管钱，除此以外什么也不会，社会价值低于清洁女工，却享受富足奢侈的生活？

社会“救济”部门又能否把劳动者进行科学合理的调配？

让待业者获得适合的工作、工作量和与之匹配的薪水？

法国人所推崇的“人生而平等”，到了现代社会被不平等的社会分工所打破——这是人们分裂为两个世界的主要原因。

而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带来的巨大的贫富差异，却来自一套秩序一股合力，被迫处于底层的人们连可以推翻的对象都没有，只能通过憎恶上层阶级，来发泄自己对社会分配的不满。

电影里，真正的清洁女工可以与一个落到底层同样沦为清洁工的人成为朋友，但不能接受来自上层的关注，这种关注哪怕是同一个人，哪怕带着善意，也成了窥视，成了富人对穷人的猎奇。

她不可原谅的不是作家，而是作家所代表的阶层。

当人与人不再平等时，几乎不可能发展出真正的纯粹的友谊，祈盼世界和谐和平也只是上层阶级的漂亮话而已。

底层真正需要的是改变这一切的行动，而不是只停留在关注谈论和理解层面。

电影最后，作家终究没能再穿上清洁服，与“昔日好姐妹”一同踏上游轮，两个世界的裂缝又加深了一道。

答案是，真的很困难。

就像Marianne和Chrystèle一样，因为Marianne需要找到一个工作，而Chrystèle需要车来接送自己回家，她们决定互相帮助，后来也有了很多共同话题，也渐渐成为了关系很好的朋友，但是这样的关系其实真的只能称为萍水相逢，而绝非真正的友谊。

真正友谊必须建立在两个人对时间，生活方式和金钱观念的理解上。

影片中，即使工作非常忙碌，Marianne依然能够坚持记录和写作，因为她希望更多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笔去了解这些生活的非常困难的人，依然会随性的绕路去欣赏两棵像是在交流的树木，觉得他们非常艺术，她依然会在冬天下海游泳，Chrystèle虽然能够做到陪伴，但是她本身是并不能明白这种行为的价值和意义，以及他们给人带来的美的感受的。

只有多年积累，通过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和自我要求不断培养，才能够让人获得这种感受美，把生活变成艺术的能力。

而且两个人对于金钱的观念也不同，这是必然的，因为Marianne来体验生活，她对工作的需求是为了了解底层人民，体验他们的不易与艰辛，虽然身无分文，但是目标和自己坚定的毅力会帮助她度过难关，而Chrystèle更多是一种没有选择，为了孩子，为了生活，努力活下去的状态。

她们还有太多太多不一样了，Marianne在影片中大多数时间都穿着修身得体的羊绒毛衣，剪裁合适的深色外套，象征着她知识分子的身份，作品中虽然没有说明，但是我们可以猜测，Marianne的未来依然会去写自己关心的社会现象，去进行下一段探索，去实现自己对社会的担当，而Chrystèle则可能真的在这个像地狱一样的船舱里度过一生，变成像船上老人那样，因为长久的疲劳和随意的饮食，变得肥胖臃肿，肌肉随意的下垂着。

在未来的某一天，Marianne和Chrystèle可能会在船上再次遇见，她们会像老朋友重逢一样，开心的打招呼，这段友谊很美好，但是也仅仅如此，她们注定没有办法成为彼此依靠，支持，相互理解的那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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