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

其实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传记片的爱好者。

不爱看传记片，不爱看纪录片，不爱看古老的片子。

结果刚看完存在主义女王波伏娃，又看阿伦特。

看着看着我知道，我是在遥远的这里，只有50+的大叔们做老师的环境里，寻找新的人格典范。

看看她们，大概知道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让阿伦特困惑的问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普通人，何以做出罪大恶极的反人类的行为。

——面对恶，最可怕和真实的一面是，你惊讶地发现，恶的背后不是童话里那个长角的怪兽，不是奥特曼里面硕大无比力大无穷，长得稀奇古怪皮肤隆起甚至流脓的怪兽，真正的恐怖片是，恶的背后是一个平常人，不起眼，平常到你总觉得这执行恶的使命是正好落到他头上，下次可能就会落到自己身上，然后觉得不寒而栗。

她的答案是，思考。

思考是一个人和自己对话的方式，当一个人放弃思考，就放弃自己成为一个人（有趣的是正好呼应Rogers的书名），自己否认了自己的人性，为人的尊严，之后做出反人类的行为，自然不足为奇。

他做的只是执行别人的命令，请别人替代自己思考。

好像隐约看到一些逻辑，结尾字幕说，阿伦特终其一生都在思考恶是什么的问题，我偏偏从她的回答中看到，她对善的相信，她相信经过思考，经过成为一个人，善会自然的显现，善是必然的，恶是智的缺乏。

这事实上和西方诸多伦理理论呼应：常常读到恶只是智缺乏的结果而已。

在影片的前面，有一句话一闪而过，似乎是阿伦特思考的中继站，她说艾希曼居然从没有觉得这些人的死亡是他的责任，这是她惊奇和思考的起点，我却被这里的一个词拖得走不动道，她说，责任。

这个一遍遍出现却没有办法得到解释的词，是要我的命嘛？

话说回来，理解不意味着原谅，理解事实上是以悬置判断为前提的，理解之后仍然可以继续判断，但是事实上，真正的理解达成，却很难继续责怪。

阿伦特理解到个人意识层面的不思考，可是谁知道呢，或许他想要思考，却无力承重，他压抑自己的责任，思考，愧疚，因为他以为他不得不这样活下去。

当然我相信人的自由，再不济也有生死的自由。

但那是个人的选择。

阻止汉娜继续思考下去的，是她对自己的不接纳，她试图撇清自己的情感与自己的哲学思辨，可惜的是，思辨可以被艾希曼放下，情感却无论如何没有办法真正被阿伦特放下，她要发出声音，她要愤怒，要反击，会激动，会伤心——否认和不接纳是没有出路的，是的，这就是我的中心论点。

在善恶的摆中来回太多次，我简直不知道自己现在真正是什么立场，只能说，我相信思考的尊严，也相信情感和体会的不得不的重要性，至于哪个引人向善，remain unrevealed。

anyway，阿伦特仍然是让人尊敬的，爆满演讲厅的人也是可敬的，大概可以看到对说话机会的尊重。

Hold on&Humble这部电影的姿态很特别（话说我喜欢法国版的海报，主题多明确！

）政治社会学题目上，却没有做那种大师级「我高贵冷艳思想高深你们这些凡人不能懂」的冷感，一开始就是两个中年妇女聊家常「我的老公是极品」，后面Hannah同丈夫之间打情骂俏，同朋友之间的嘻笑互动，是有烟火气有肉血感要把观众拉近的节奏。

但是另一方面又故意不完备背景信息——从标题开始就极简。

除了海德格尔大街一喊一嗓子大家都知道之外，Hannah Arendt是谁，她去以色列听审的被告是谁，犯了什么罪……这些关键信息都是一句话就带过去。

即是说，虽然电影的总体风格是亲切家常的，故事梗概也在一般文艺片的范畴内，但是观众应对其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及思想有大概的认知才不至于落拍。

电影和观众的双向选择过程中，本片不挑剔入场观众对电影语言的解读能力——所要传达的信息多数由台词传递，却对知识层面有所要求，可以说是从标题到海报都有「屏蔽信息不足者」的功能。

这就很难说是具有「娱乐大众」属性了。

以「学习思考」为目的的电影而言，对历史背景的轻掠而过，意味着其最终的诉求乃是——请思考。

思考的主体，是自备一定信息量又有兴趣愿意花时间看这部电影的人。

而思考的主题内容是——思考本身。

听到了不等于就听懂了，听懂了不等于就听明白了。

地球人并不像瓦肯人那样拥有心电感应的能力，只能依赖符号交流。

符号在传达信息时会失真。

Hannah说英语带有很重的德国口音（以至于我要借助字幕才能听懂她在说什么）。

她周遭的德国小群体急眼了就用母语唇枪舌战，美国同事们在一旁干瞪眼。

这个「语言障碍」的梗在电影中被一再使用，最具象地表现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人群、人群与人群之间「听到」、「听懂」和「听明白」之间的分歧差异：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二战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和他们年轻理想化的后代，Hannah和她的读者们，她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们……在各自表达、聆听和理解之间都存在这种「障碍」。

最简单绕过障碍的做法——依赖第三方解读。

在耶路撒冷庭审之前有一场很长的争论戏，听不懂德语的Mary先是求助于懂德语的学生，被告知「这么快的语速我听力不行」后暗搓搓想找Hannah的小秘书Lotte口译，后者的回答是「听Hannah自己跟你说不更好」——不愧是跟「大家」混的。

第三方解读为原有信号添加了噪音，最坏的情况会加大理解分歧。

比如在Hannah的文章出版后，那些根本没有看过文章或者没有看完的人，也纷纷打电话写信去谩骂，就是听从了第三方、甚至第四方的解读，根本不去听作者本人的陈述，就自以为「听懂了」。

如果想要听明白Hannah跟Hans在吵什么，应该听Hannah本人用英语陈述。

这正是影片前半段要跟观众达成的共识。

艾希曼的庭审基本使用了资料片段。

每一个片段结束后，都切到认真听审的Hannah。

这一段观众和主角是同步的——等于我们也在观看庭审纪录（虽非全部）。

在观看这段纪录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思考？

下了什么样的判断？

庭审结束后，又有一段争论戏让Hannah表白自己的观点。

到此为止，事件人物（艾希曼）和核心人物（汉娜）的陈述结束。

听懂了。

但是有没有听明白呢？

英语并非Hannah的母语，所以这番陈述中可能还是有用词不当、发音错误、语法不严的地方，仍然存在表达与理解之间的间隙，这个间隙的填补，一是需要陈述者自己去弥补（比如Hannah请Mary纠正自己的发音，交由编辑部梳理自己的语法等等），二是聆听者需要「理性」地理解「话语本身」与思考「事实本身」。

这也就是影片后半段的内容。

片中《纽约客》的主编在审稿时要求Hannah不要加入「主观解读」，Hannah回答说「这是事实」，主编默认，就是这样的一个「填补过程」：根据内容提问、根据事实回答、理解回答的内容并思考事实是否真如其所说。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Hannah是否对于二战时的犹太领袖们的动机有否「臆测」。

所谓「臆测」典型的例子是Hannah的作品出版后，其同事断语「以她的聪明，不可能会想不到这篇文章带来的（负面）轰动效应」——在毫无事实根据没有对质的情况下主观对他人的私生活、思维活动、情绪体验等等进行「肯定/否定推论」。

电影以细节否认了这种「臆测」又故意突显这句台词，直接就表现了「臆测」的核心特征和社会性危害。

非常聪明。

「臆测」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使用起来亦得心应手的「理解」方式。

这一方式的应用手法在影片的后半段，通过路人、读者、同事、朋友各个群体，得到了全方面多层次的展现。

通过台词有点有面地展示了时人对Hannah「反犹」、「藐视本民族」、「过于理性而忽略人类的感情」这些主要指责，又通过她去耶路撒冷看望故友、努力想挽回Hans的友谊、跟海德格尔之间纠结的感情牵扯而一一予以否定。

只有排除这些「臆测」的干扰，才能冷静地听明白。

近几年，在讨论（或者我更喜欢使用「吵架」这种更有情调的词）过程，我也会高频地使用「请不要臆测」却很少收到效果，最后常常就是我耐性崩盘。

所以关于那句引发口水仗的「（二战时的）犹太领袖们或有意或无意地（在事实上）配合了纳粹。

否则遇害人数当大大下降」这句话，我完全无法理解当时美国人与犹太人的反应，就不知道到底是因为我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背景，还是本身所谓的「反社会」（「高贵冷艳」、「傲慢无礼」、「没有感情」etc）属性所致。

在我来看，如果要反驳Hannah，应当以这句话的内容是否属实（1. 当时的犹太群体多有「领袖」 2. 「领袖」们是否在事实上配合了纳粹的种族灭绝行动 3. 这种「配合」是否导致了更多的遇难者）；如果要深入，应当以Hannah从此种现象得出「庸恶」的「论据」-->「论点」路径是否清晰严谨。

诸如「伤害了xx人民的感情」的呻吟，或者「你是五毛」vs「你是美分」之类的无聊，既不能对事实有所证明，也不能对理论有所帮助，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根本没有必要。

Hannah在影片后半段所遭遇的人身攻击，与影片前半段众人围绕艾希曼一案的争论，恰恰证明了她所谓「庸恶」的观点：翘着脚使用第三方解读是思维的懒惰（有别人已经嚼过看起来好像也嚼烂的东西就不需要自己消化了），「臆测」是思维的怯懦（直接用十字架指着「说话的人」大喊「丫被魔鬼附体了」就不需要与对方的观点直接对峙）。

纳粹，与那些寄恐吓信给Hannah的人，在「行为」上虽有不同，在「本质」上都是根源于集体思维的懒惰与怯懦。

至此，电影已经完成论证过程，并用Hannah铿锵激昂的演讲（暨自我辩白）结论。

但是为什么？

在片中时不时露脸的海德格尔留下这个问题是没有回答的：为什么一个天生的thinker仍会「庸恶」的时候？

为什么Mary会很自然地请Lotte翻译，在Lotte拒绝前观众也会很自然地认为这是合理的要求？

可能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其实在思考这一运动上也成立：假如没有外力影响，我们总是在同一思维轨迹上前进。

这样比较节省能量（精力and时间），并且与社会大部分保持一致也会比较安全。

由此造成了很多思维上的「惯性」，绝大多数个体具备同样惯性时就形成了一个密闭空间，逃离这个惯性的个体思维就成为社会「禁忌」。

这些「惯性」和「禁忌」不允许你问「为什么」或者「目的何在」或者「应不应该」，只要求你「顺从不要越界」。

比如「你是犹太人就应该爱以色列」（可以扩展到各个民族与国家的对应关系），这一种立令对方放弃思考的要求其实无处不在且在某种社会环境下被视为「美德」（在帝国时期也有「你是雅利安人就应该恨犹太人」的「惯性」）。

一方面越是在社会生活中沉浮得久越是习从这种惯性很难立突摆脱（做网站的都很熟悉这套理论了，facebook的很多功能正是根据「花越多时间在上面就越难抛弃」的行为模式设计的），再者为保持所处空间的稳定性社会群体会尽力阻止个体突围。

托勒密系统上的球越加越多、计算越来越复杂，断不会止有哥白尼一个人觉得不妥，但是一旦突破这个体系，就意味着前一千年的思维方式作废，所有习惯于这个思维方式的人都要转轨道，而且万一新轨还不对头，就会造成chaos——社会动物最害怕的情况。

诸如「犹太人必须爱以色列」、「纳粹都是变态杀人狂」之类的观点就是当时托勒密系统上的小球，一旦提出「这个球的位置不对」必然要重新计算甚至更新一套新的理论体系。

所以那些听Hannah演讲的年轻学生们因受的惯性约束小，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以更容易吸收接纳她的解说，而年长的教授们则更顽固己见不愿意去毁坏自己的「思维内部生态平衡」（一如当年的海德格尔），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年轻学子，或者我们任何一个人，能免除「庸恶」的制约与诱惑。

在本片的案例中，Hannah最后能够抗住压力，除了她以及共同工作的人（丈夫、主编、Mary、学生们）hold on之外，还需要humble（我称之为「与狼共舞」）。

在针对Hannah的诸多指责中，唯有「傲慢」这一项被微妙地认同：Mary纠正Hannah的发音后周围友人纷纷低声「她不喜欢这样」，Mary说「是她自己要求我纠正她」之后更是友人惊诧。

这亦体现在恶意指责甚嚣尘上时，Hannah依然拒绝向公众解释，意下「反正他们不看就瞎嚷嚷或者根本就看不懂，那都是他们的事」。

但是一种突破禁忌的观点，必然需要进入到集体的轨道中去，然后才能使出那一把「改变速度（的标量或/及矢量）」的外力。

Hannah不但站到了讲台上，还正确地发出了chips这个词。

要双方面共同的努力——陈述者更耐心细致地解释，聆听者更理性主动地思考，才可能跨越「理解」的障碍。

影片的姿态是H&H具在，剩下就看观众们的了。

《汉娜·阿伦特》是德国著名女导演冯·特罗塔的作品，也是她与芭芭拉·苏科瓦的再度合作。

她们两之前的合作也是传记类电影1986年的《罗莎·卢森堡》，这一次则是选择了二十世纪著名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

影片并没有如传统传记类影片一样讲述汉娜的一生，而只是选取了汉娜生命中的一小段时光。

而这一小段时光可以说是汉娜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时刻。

1961年，她主动向《纽约客》请缨对艾尔曼审判进行旁听，并据此写下文章供稿给《纽约客》。

这是这些文章或者说文章中她的观点将她推向了风口浪尖，不少人认为她在为犯罪者辩护，将过错怪罪到受害者头上。

昔日的同事好友都转身离去，汉娜并没有因此退让，反倒在往后岁月里不断思考“邪恶”这一主题。

1、汉娜的重要观点——平庸之恶汉娜亲自前往耶路撒冷，旁观了对艾尔曼的审判。

艾尔曼从头到尾都在否认对他的指控，他坚称自己不过是执行了命令而已。

当我们提起20世纪那段惨绝人寰的悲剧时，大多数人不由自主地将主谋们想象成邪恶的魔鬼，他们天性如此，杀戮成性。

艾尔曼的抗辩则揭露了另一种情况，假设他真的如他本人所说只是执行任务，那么他真的就无罪了吗？

汉娜认为，艾尔曼所犯下的罪恶恰恰是世界上最大的邪恶。

艾尔曼们完全交出了让我们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也就是思考的能力。

他对接到的命令不做判断，不假思索地加以执行，结果是犯下了规模庞大的罪恶行为。

他用服从命令为自己辩护，却忘了在作为体制内的一员之前他作为一个人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普通人对思考的无能和放弃也是一种邪恶，这就是汉娜所说的“平庸之恶”。

更有意思的一点是戴锦华老师的解读中提到的汉娜思想的有趣悖论。

汉娜师从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后者被称为“思想之王”。

这是这么一个教给汉娜哲学思考方式的大哲学家，却曾支持甚至加盟了纳粹组织。

如果汉娜对于普通人的“平庸之恶”的观点成立的话，那又当如何解释海德格尔的行为呢？

2、汉娜被“网暴”的根源——我们是否失去了反思被害者责任的权利汉娜的文章出来后遭受了很多恶评，甚至昔日的同事、好友也都因此反对她、与她绝交。

虽然当时并没有互联网，但汉娜遭受的无疑是一场“网暴”。

这一切的起源不过在于，审判过程中提及了犹太人首领与纳粹的合作，汉娜同意反抗是不可能的，但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做法。

这一观点被视为维护纳粹、仇视同族、鄙视自己的民族。

“网暴”汉娜的人的观点很好理解，他们认为，“在这样一个恶性事件里，你怎么能不和大家一样对加害人进行猛烈的抨击，你怎么还能说受害人也要承担责任呢”。

在他们看来，这里的规则很简单，只能是非黑即白，你只要有一点跟我们不同的声音那就是你在帮加害人说话。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甚至都没读过汉娜的文章，没有了解过她真正的观点，更别提对此进行思考了。

对此，汉娜的态度也很坚决。

首先她就表明，“这根本不是观点辩论，这是诬蔑人格”。

其次她指出，“试着理解并不等于原谅，我将理解视为我的职责，这是所有落笔这一主题的人的职责。

”

这一切与我们现在网路上看到的网暴事件何其相似。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当恶性事件发生时，是否只有群起而攻之地指责加害人才是唯一被允许的声音？

对受害人行为的反思就是在帮加害人开脱或洗白吗？

冷静客观地思考并分析问题就意味着冷血和无情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是不是也交出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犯下了如艾尔曼一样的“平庸之恶”呢？

3、汉娜的勇敢——直面伤痛，超越伤痛戴锦华老师说这部影片的主题和基调是勇敢的汉娜。

我想到的汉娜的勇敢是她在整个过程中直面各种攻击，坚持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从未因为亲友的反目而动摇过自己的立场。

在这样一场风暴中，做到这点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

我没有想到的是戴老师提及的另一个层面。

汉娜不仅是一位哲学家，更是一名德国犹太人。

她亲历了那段可怕的历史，也曾身陷集中营，是亲历者和幸存者。

她通过艾尔曼审判回顾和反思这段历史时，并没有让自己陷入受害者的感性情绪中，反而超越了个人的痛苦经历，用哲学方法思考这些问题。

勇敢者汉娜做到了这一点，仅这一点就值得敬佩。

汉娜·阿伦特与好友 前排：尼古拉·乔洛蒙蒂（左一），玛丽·麦卡锡（左二），罗伯特·洛威尔（左三）。

后排：海因里希·布吕歇（左一），阿伦特（左二），德怀特·麦克唐纳夫妇（左三左四） 汉娜·阿伦特为人所知，一方面主要是作为20世纪具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另一方面便是其审判阿道夫·艾希曼时以哲学方式在《纽约客》上提出的“恶之平庸”概念。

传记电影《汉娜·阿伦特》以后者为主线，呈现了汉娜·阿伦特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另外一条线描述了海德格尔与汉娜·阿伦特的情感历程，亦是电影的主题之一。

海德格尔在汉娜·阿伦特心目中思想之王的地位，从1925相识并坠入爱河到1933年纳粹上台后经历了剧烈的变化，暗示一位20世纪女性不断强大，寻找自我的人生历程。

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好友玛丽·麦卡锡问汉娜·阿伦特，海德格尔是不是她一生中的最爱。

阿伦特否定了。

当被问及海德格尔在她心目中的地位，阿伦特是这样说的: 有些事比人更重要。

"有些事"是什么事？

答案是:思考。

这便是海德格尔给阿伦特带来最宝贵的东西。

本文将着重探讨这一从"人"到"思考"的过程。

海德格尔这条线是由阿伦特书桌上的相册引入的。

第一次，青涩的阿伦特，在自习室中得到同为海德格尔学生汉斯的消息，老师海德格尔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校长，并加入纳粹。

这是1933年，纳粹上台，也是海德格尔与阿伦特二人人生的转折点。

这是电影中与海德格尔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场的呼应。

第二次，当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词在阿伦特的脑中不断重复，回忆来到1925年，满心欢喜而又羞涩的阿伦特与海德格尔在办公室进行了第一次会晤，表达着自己的思考。

阿伦特此时着迷于海德格尔，她的一番表述，是对爱的渴望与对人生的恐惧共同交织的结果。

对于一见倾心于阿伦特的海德格尔来说，他成为了阿伦特的爱人，保护者，指引她前进的导师。

第三次，当阿伦特面临挚友汉斯的强烈反对与丈夫身体每况愈下，一根烟把她的思绪带回了1924年海德格尔的课堂。

海德格尔对年轻阿伦特的思考有着巨大的影响。

文章《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纽约客》发表以后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还有每天不断的恐吓信和批评信，阿伦特不得不一人搬到乡下独自居住。

第四次，时间回到1955年，在美国已凭借《极权主义的起源》有所成就的阿伦特回到德国，而海德格尔则十分落魄。

在谈话中，海德格尔回忆了他们的美好相遇和热烈的爱情。

阿伦特却质问海德格尔交出尊严，屈服于纳粹的原因。

即使他做着无用的辩解，声称"那些都是诽谤"，最后他还是妥协了。

即使在这之后二人的关系逐渐变好，这意味着海德格尔思想之王地位在阿伦特心中的彻底崩塌，阿伦特的思想之王，不再是海德格尔。

每一次插入海德格尔这条线之前，阿伦特都面对着艰难的，不同的境遇陷入了某种沉思，似乎每一次都在从对海德格尔的回忆汲取力量，但其实汲取的并非是她从海德格尔身上学到的思考能力。

海德格尔思想对阿伦特的影响，已经被构筑到阿伦特思想世界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电影通过海德格尔四次出场所要表达的从"人"到"思考"的过程，早在阿伦特完成关于"恶之平庸"撰稿就已完成。

文章的发表时间是1961年，而汉娜当时时隔数十年与海德格尔再次相遇是在1950年。

1950年以后，二人的书信交往越来越频繁，虽说电影所展示的是海德格尔地位的崩塌，但是阿伦特在这之后对海德格尔表示出了越来越多的理解，甚至说二人的爱情火花重新燃起。

因此可以说，电影中陪伴阿伦特度过那段艰难时期，直到最后在大学课堂上发声为自己辩护的，并非海德格尔，而是"思考"。

电影结尾部分阿伦特在大学课堂上为自己发声，表达自己对思考的理解，与海德格尔那条线中阿伦特沉浸在海德格尔思考世界的一幕相呼应，也证明着阿伦特完成了自己"思想世界"的构建，其思想之王已不再是海德格尔，也并非汉娜·阿伦特自己，她的思想之王，就是思考本身。

我想起了钱穆的"我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但放在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关系里，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从"人"到"思考"的过程。

阿伦特的童年经历可以说是悲惨，早年失去父亲，1933年纳粹上台后学术生涯一时中断，不断流亡，遇到了后来的丈夫诗人、哲学家海因里希，二人侥幸逃离集中营，来到美国。

如上文所说，年轻时海德格尔之于阿伦特，是一种庇护，指引方向的灯塔。

阿伦特对自我存在的认同也是在二人爱情中不断确立起来的。

阿伦特并非一开始就怀有成为自己、世界思想之王的宏伟目标，而是人生的波折经历，与海德格尔感情的起伏，包括海德格尔对阿伦特的"背叛"，促使阿伦特不得不孤身一身面对黑暗，尝试着构建自己的思想世界。

从某种程度上，《汉娜·阿伦特》对学术领域海德格尔与汉娜·阿伦特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对其关系更深刻的认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汉娜·阿伦特思想体系的构建。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存在主义情侣萨特和波伏娃，更多深入的研究说明，波伏娃并非像过往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作为男性一方萨特哲学思想的附庸，也颠覆了人们对女性哲学家的认知。

同为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汉娜·阿伦特和波伏娃都展现了女性社会地位如何变化，尤其在思想和学术层面，而在今天，随着对这些伟大女性作家著作的关注、阐释不断增加，像波伏娃-萨特，阿伦特-海德格尔这类研究领域会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电影最后，阿伦特躺在床上，吸着烟，继续思考，因为事情还远没有结束，他还要面对犹太人潮水般的指责，诋毁和威胁。

好在汉娜·阿伦特已经是一个思想之王。

电影截图:阿伦特躺在床上思考

美国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一部关于哲学家的电影怎么拍呢？

要知道哲学家大部分时候就是坐着思考，本片导演玛格雷特·冯·特洛塔，也是德国新电影运动的资深导演，还真的把它拍成了一部关于思考的传记电影。

1924年，18岁的汉娜•阿伦特成为35岁的年轻编外讲师海德格尔的学生和情人，这段地下情维持了四年，直到1928年海德格尔决定让阿伦特离去。

一般学者大师的婚外恋情、政治经历，传记电影中都是一笔带过，点到为止。

可她的初恋海德格尔偏是后来比她还名满天下有哲学王之称的存在主义大家，参与的那一下政治，又偏偏搅进后来万劫不复的纳粹暴政。

注定她与海德格尔这段纠葛无法忽略。

个人感情的痛苦成为她扩大自己存在疆界的一个源泉，在1930年之前，阿伦特的思想活动局限于哲学领域，甚至还瞧不上政治，然而她目睹了这个她深爱的才华横溢的教授卷入国家社会主义兴起的狂潮中附逆纳粹，并且天真地为这场运动提供一种存在主义的哲学解释。

再往后，阿伦特看到他回避世界，重新退缩到沉思的孤独中，对他认为混乱而败坏的公共领域投以蔑视。

一个哲学家沉浸于个体性的自足，而缺乏返回公共领域的能力，阿伦特痛心海德格尔的选择，开始强调知识分子的行动性。

影片在这样的背景下以1961年对纳粹军官艾希曼审判为切入点，以阿伦特报道此事件写出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发表引起巨大争论结束。

1960年《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引起了汉娜•阿伦特和朋友们的注意：以色列间谍在阿根廷发现了纳粹时期杀害犹太人的纳粹军官艾希曼的踪迹，并于5月将其劫持到以色列，并坚持在本国审判艾希曼。

臭名昭著的艾希曼官阶并不高，只是党卫队中校，但是他曾经担任过德国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科的科长，是犹太种族大清洗的前线指挥官，负责一车皮一车皮地组织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在他的监督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生产线到二战结束，共有五百八十万犹太人因“最后方案”而丧生。

于是阿伦特向《纽约客》总编提出，她愿意作为记者，去耶路撒冷报道审判的有关情况。

此时的她已完成《极权主义起源》《人的条件》等大作，在学界德高望重，有这样的名人担任特派记者，总编自然乐不可支欣然接受。

她在变更1961年日程推迟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信上写道，“您一定理解我，为什么去耶路撒冷，因为我曾错过了报道纽伦堡的审判，这次，我不能再次失去目睹对战争罪犯审判的机会了。

”她原是德籍犹太人，纳粹兴起逃离德国，流亡巴黎，在法国集中营所幸戏剧性地出逃前往美国，后入美籍。

作为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也指引着阿伦特的思考，这些外部事件为什么会发生？

她把此行视为一次历史使命。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由《纽约客》5次连载。

这份报告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罪犯艾希曼本人的分析。

她根据艾希曼在法庭上表现及对有关卷宗的阅读，发现艾希曼并不像想象中是一个本性邪恶的魔鬼，平时热爱家庭、热爱音乐、热爱自然，人格也不扭曲病态，精神病学家鉴定“他的精神状态比做完他的精神鉴定之后的我还要正常。

”“不仅是个正常人而且还非常讨人喜欢。

” 就像恐怖分子寻常得可能轻易成为我们的邻居或飞机上的邻座。

由此，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这一个观点，艾希曼之所以犯下如此罪行，完全是由于“思考的缺乏”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做判断。

这类通过执行国家命令，透过行政程序，从事集体屠杀政策的人，被称为“案牍谋杀者”，他们严谨干练的良好素质加上无思的顺从效忠，正是暴政与专政的天然基础。

第二部分是对犹太组织的评价。

她甚至批评当时犹太组织领导人，指责他们未能领导犹太人对当初的迫害进行有效的抵抗，反而一定程度上与纳粹形成了同谋。

最后一部分是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政治目的。

文章一刊出，在美国乃至欧洲引起强烈反响。

就阿伦特本身运思历程看，艾希曼审判事件的报道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转折点，这个事件的争议带动阿伦特从思考实践活动意义走进探索思考与判断的哲学课题。

导演玛格雷特·冯·特洛塔凭借此片获得了2013年德国电影奖最佳导演提名，她说“我只是拍我喜欢或者感兴趣的人。

但如果说这部电影有什么理念的话，那就是你应保持自我反思和独立判断能力，不要追随某种观念或者时尚。

汉娜说这是‘不用扶手的思考'。

”

新爱豆的传记片，觉得演员表现出的样子就是我心里的阿伦特的样子。

电影节选了艾诗曼审判前后阿伦特的生活，穿插介绍了与海德格尔的情缘，并没有猎奇的过多揣测名人之间的儿女私情，而是克制地表现了阿伦特的启蒙和成长「敢于否定思想上的导师」，还有舆论的愚蠢，对于并没有读过的书，各种所谓知识分子都认为可以随意置喙，只要是接近他们熟悉的议题。

真是提到独立思考，上帝不发笑，大众都气的跳脚。

电影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学生的态度「选课人数和最后公开演讲时候女学生的直至核心的问题」。

青年人总是有勇气去直面思考，心无旁骛地去探求，就仿佛是阿伦特本人年轻时候对海德格尔的请求：请教我思考吧。

阿伦特的观点其实就是一句流行语啊：脑子是个好东西，希望你们都有。

想想现在那些网红大号大V，就是新时代的极权主义，极端的观点引发不加思考的民众狂热的信任和追随，假以时日，和纳粹有什么分别？

群体的狂热都是愚蠢和危险的，需要学会思考，不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获得力量，去做有责任的判断。

她不是一个无情的人，她只是不因为标签去爱一个群体，她只爱她的朋友「经过挑选和判断的人」，她爱的是人作为人的责任与判断，她爱美好而强大的东西，聪明而坚强勇敢的思辨之鹰。

一年前，有一位想提前录取北大的同学的家长（是我的朋友），想请我给她儿子做个mock interview，假设我是考官，跟这位搞数学竞赛却热爱这些的同学天南地北神侃。

印象深刻的是，同学在镜头里告诉我，他说他喜欢汉娜阿伦特，但只是听说过她的一些观点，没有仔细读过她的书。

后来，虽然这孩子差了1分没进北大哲学，却以高分进了复旦数学系。

我还是很欣慰，哲学和数学是文理最最重要的基础学科，其实内核是一样的——揭露事物最初始的面目。

我说，你喜欢阿伦特，得看看她的几本代表作，我一直说等他拿到了录取通知书送一本the origin of totali，而今却食言了。

惭愧。

扯得有点远——当好友推荐这部传记电影给我时，很多零散的记忆和思绪飘了回来，有大学的图书馆，有某几位老师的脸庞，还有那个在校园里没有统一论调、一切都允许争辩的大氛围。

说来遗憾，我自己也没有完整地读完Totali，年初买的全新版本还没开启。

这部电影整体的故事线较为简单——讲述阿伦特从德国来到美国任教之后，受到New Yorker之约去报道Nazi时期的一个军官Eichmann 在耶路撒冷的审判。

随后她的报道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因为她似乎并没有唾骂这位军官的十恶不赦，相反看上去还在为他开解辩护？

但她始终坚持一点：我看他，是看作一个single case. 不要什么都上升到“主义”（No ism）。

以及，在一个大的错误的框架之下，机器上的每个零部件已经变成了真正的“机械件”，没有主观能动性，没有思考。

最后在大学课堂里的演讲，真的推荐能好好看几遍。

我是看完之后立刻倒回去做了全文听写（当然，听完之后发现网上有全文，好在核对之后发现正确率能有95%）这里谈几个印象深刻的点：1. 媒体的意义阿伦特在片中出现时的大是，她当时已经出版了Totali这本书，在学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但是有一位负责的编辑仍然不鸟她，说philosophers don’t beat deadlines. 可能跟我自己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有关，这部片子再次应证了媒体的取向整体是浅薄的。

媒体的KPI是meet or beat the deadline, 所以面对这么复杂的审判，阿伦特一定坚持看完所有卷宗，还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抽丝剥茧的同时，也在回顾自己一路走来的选择。

近来我深刻体会到，即便是very prestigious media, 大家的操作最终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先有一个类似于结论的东西定了调，然后去找证据。

What if it is an open-ended question itself? 而且，媒体的操作符合人类大脑的惯性，那就是去归类。

归类的本质就是做简化和做关联，但越是复杂的社会议题，这两者越是困难。

然而，影片刻画的那个时代里，以及New Yorker这个媒体本身，的确已经是crème de la crème。

总编辑的包容、允许争议、freedom of speech， 才能给阿伦特的首稿开绿灯（虽然，也是巨大争议的开始）。

台词里有一句话也让我印象深刻：真正好的文章，语言语法都非常其次（因为阿伦特是德国人，她的英语并不够outstanding）,而是思想，思想，思想。

只有思考缺位，才不得不靠词藻句式去堆砌，背后隐藏的是思想的残垣断壁。

而这还只是当年——前两天跟好几个朋友聊到为什么KOL也能去当主编？

Do we humans progress at all? 在新媒体时代，可以再去重看一下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这本书。

2. 大学的意义那时大学课堂里的讨论活着 seminar, 不是学生做presentation, 老师挨个点评意思意思就好了。

在德语高级课上，阿伦特用最sophisticated case study, 跟学生做头脑风暴。

其实语言是文化最直观却也最浅表的体现，不懂说这个语言的人究竟在想什么，想问题的切入点到底是什么，那么这语言不如不学，真的还不如让位给AI。

片中有一句话说，the wind of thought is not knowledge, but the ability to tell right or wrong, beautiful from ugly. 要我说，现在大学里能教授knowledge都算不错了，人人都在看skills/techniques, 也就是技能。

其实，思想大于知识，知识大于技能。

对于前两者而言，需要像阿伦特那样，即便功成名就，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话题却还能永远保持清零的心态，一定要从最原始的卷宗开始。

这也是我从18岁以后接受的正统教育：任何东西，除非受困于现实条件，不然必须看原文，或者最最接近于原文的译著（比如说我不懂希伯来文我只能看英语版本的）。

永远，不要去看解读，二手三手n手的思想，更不要轻信媒体的报道。

Mass Media针对的是Mass, 但大学生——你的意识必须是elite的。

怎么讲，在我眼中95%以上国内的大学都在错配地培养技工，白领技工。

其实，我国的确非常需要好的技工，但是大学和技校不一样，你应该是培养思考者的，哪怕毕业之后大部分人还是从事很普通的职员工作，但你的思想是不一样的，你不是螺丝钉，你知道如何思考。

技工请交给专门的学校，最怕的就是资源的错配。

但我们的大学激励机制如何，老师都是怎样的人，学校的KPI不是就业就是升学还有就是冲进世界前xxx. 如果没有思想的流淌，我觉得这一天会很遥远。

3. 做人的意义令人倒吸一口冷气的地方恰在于此。

我们习惯于为自己开脱，觉得作恶离自己很遥远，但其实，也许就藏匿在你的不作为里。

你觉得自己很渺小，跳不开大环境的束缚；但大环境不正是我们每一个个体构成的么？

Mancor Olson的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是我为数不多的能读懂的诺奖经济学作品，里面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了类似的问题。

每个人都从自身的狭隘利益出发做决定，结果是拉低了全社会的全体效用。

平庸之恶，说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决定。

习惯去问“为什么”不容易；去问“为什么不”更难。

但恰恰是思考，却让你距离真正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口中的“人”，更近一步。

（这也是阿伦特剧中提到的一句话）我还喜欢的几个零星的思考点：激情和理性总是相对立的嘛？

我们若要思考，究竟拔到什么高度，既不能停留于就事论事，但一旦上升太多，不就容易陷入“唯主义”论的怪圈？

（阿伦特在片中也说了：no ism）最后，还是把最喜欢的几段台词抄下来 每日三省吾身。

The greatest evil in the world is the evil committed by nobodies, evil committed by men without motive, without convictions, without wicked hearts or demonic wills, by human beings who refuse to be persons. And it is this phenomenon that I have called the “banality of evil”.I wrote no defense of Eichmann, but I did try to reconcile the shocking mediocrity of the man with his staggering deeds. Trying to understand is not the same as forgiveness. I see it as my responsibility to understand,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nyone who dares to put pen to paper on the subject.Since Socrates and Plato, we usually call ‘thinking’ to be engaged in that silent dialogue between me and myself. In refusing to be a person, Eichmann utterly surrendered that single most defining human quality: that of being able to think. And consequently, he was no longer capable of making moral judgments. This inability to think creates the possibility for many ordinary men to commit evil deeds on a gigantic scale, the like of which one had never seen before.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wind of thought is not knowledge, but the ability to tell right or wrong, beautiful from ugly. And I hope that thinking gives people the strength to prevent catastrophes in these rare moments, when the chips are down.

《汉娜•阿伦特》拥有一部成熟的传记片该有的样子，冷静、内敛、完整，不做作，不花俏，抛出了一个与普罗大众都相关的问题，让阿伦特这位20世纪最具思想性的女哲学家给予了答案。

当然，这个答案与哲学一样，魅力无穷，随着思考主体和背景的不同变换着光芒。

汉娜•阿伦特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之一，深受导师海德格尔的喜爱，著于二战后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被欧美舆论界称为大师杰作。

受胡塞尔的现象学影响，中年著有《人的境况》，以思维与行动的概念迭代古典哲学中理论与实践的概念。

作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二战期间开始流亡旅居生活，50年代在美国教学，她是普林斯顿大学任命的首位女性正教授。

讲述这样一位不算家喻户晓的故事，是不容易的。

影片没有采用通常传记片的做法——浓缩叙事，即把人物一生中大名鼎鼎的事件描摹一遍，再辅以交叉蒙太奇渲染情绪，俘虏观众的判断，这是大多数名人传记片的拍法。

然而，这部德国电影充满批判的内涵，没有采取万花筒式的结构，而是客观坦率地再现与发现阿伦特对纳粹“死刑执行官”艾希曼的庭审观察，写就《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后处于舆论风暴中的种种。

她的视角超越了犹太民族，也挑战了同胞们的情感认同。

拥有浩瀚哲学星空中最亮的那几颗星辰，德国思想界的严谨思辨传统对后世的影响一直都在。

本片绝不止于呈现这个极具话题和学术造诣的女哲学家个体，更意在表现犹太民族面对劫难的反思和质疑，回忆同胞逝去的扼腕和痛楚。

正是在一片民族阵痛中，阿伦特的警醒与思考显得振聋发聩。

她看到了一种“平庸的恶”，个体在纳粹极权政治下的麻木和不思考，人们犹如机器一般附庸作恶。

这种恶平庸又日常化，导致艾希曼一次次执行屠杀命令正是这种“平庸的恶”。

片尾，阿伦特的好友、同事、邻居、亲人，因为她高高在上的哲人姿态离她而去，她孤独地站在窗边自言自语道：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正是这种平庸的恶汇聚起激进的力量，造成了我们的不幸。

镜头转向阿伦特的哲学家丈夫，他揽过阿伦特的肩，问道：如果早知出版后会引发争议和批评，你还会出版吗？

阿伦特眉头一锁，说：我会。

阿伦特面对真理的诚实和勇气，并在此基础上坚持的公民精神，比他的老师兼恋人海德格尔走得更远。

作为基础存在论的弟子，阿伦特没有停留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此在的学说，而是将人的生命实践延伸为个体责任与政治生活的关系。

当中年的阿伦特每每陷入回忆中，一个象征性抚慰的画面就浮现了：少女阿伦特羞涩又好奇地站在海德格尔面前，提出质疑，海德格尔只说一句：思考是一份让人孤独的事业。

拍哲学家的传记片远比政客、科学家或是明星要难，常常会因为着力思维的快感与痛感显得晦涩艰深，而本片的两层叙事一张一弛。

一层用艾希曼庭审牵引，镜头在犹太幸存者之间平移。

庭外，阿伦特在耶路撒冷与挚友的对谈也外化为她的思索。

严谨的叙事推进，没有绕过任何重要的情节演进，直到阿伦特从堆积如山的资料和庭审录音里，找到了论点。

另一层有阿伦特的家人朋友们领着，带出她生活化的一面，话唠群戏像是在试探她的思维底线，当她和闺蜜、丈夫在一起时，每段台词和场景都透露着她本真的一面。

那些略带辩论味的形容词和对话，道出了一个女哲学家智性的叛逆和精致的淘气。

在与海德格尔重逢的中午，两人漫步在深秋的白桦林里，海德格尔再次表露爱意，又说教了一句：真正喜欢的东西，只出现在少年或是青年，就是所谓“爱在第一眼”。

玩笑间也有浓浓的形而上的腔调。

好在这腔调并不令人生厌，相反，也增添了本片的哲学意味。

作为一部传记片，高明之处在于没有刻意表现人物的拧巴和纠结，没有刻意把冲突和内心戏戏剧化，而是节奏稳健地只拍一个事件，毫不吝啬地沉溺着展示着她的思考，正如她主张的个体思考与伦理觉醒都是首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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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她的著名观点，认为艾希曼所犯下的罪行，并非极端之恶，而是平庸的恶，那是在邪恶体制之下，每个小人物都可能犯下的恶。

因为他们彻底放弃了思考的权利，以制度之思想代替了自己的思考。

你放弃思考，让制度的思想取代自己的思想，必然会丧失自己的良知，必然导致平庸之恶，众多的平庸之恶，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灾难的发生。

恶一向都是激进的，它没有深度也没有魔力。

它可能毁灭整个世界，恰恰是因为它的平庸！

极权国家没有真相，民众得不到真相，最高统治者也由于信息被层层过滤、隐瞒，同样得不到真相，而知道真相的人，因为恐惧更不敢说出真相。

所以，国家到处欣欣向荣。

当罪恶的链条足够长，长到无法窥视全貌时，那么每个环节作恶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

思考所表现出来的，不是知识，而是分辨是非的能力，判断美丑的能力。

——汉娜·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 (2012)8.22012 / 德国 卢森堡 法国 / 剧情 传记 / 玛加蕾特·冯·特罗塔 / 芭芭拉·苏科瓦 珍妮·麦克蒂尔

思想家在常人没有想法的地方思考——电影《汉娜·阿伦特》里的哲学命题特约撰稿 王绍培【剧情简介】1960年，以色列宣布抓捕到前纳粹德国高官、素有“死刑执行者”之称的阿道夫·艾希曼，并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

已在美国居住多年的著名犹太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巴巴拉·苏科瓦 Barbara Sukowa 饰）受《纽约人》邀请为此次审判撰稿。

当汉娜·阿伦特前往耶路撒冷观看审判后，却在艾希曼的阐述、民意和自己的哲学思考之间发生了分歧。

当阿伦特将艾希曼当年的行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她的文章不出所料地引发了社会上的恶评和抨击，一些汉娜·阿伦特的老友甚至和她绝交反目。

这个当年海德格尔门下最得意的女学生在疾风骤雨中想全身而退，却发现一切都已经不像自己预计的那样简单。

（豆瓣 ）一般中国人知道汉娜·阿伦特，多是因为她读大学时曾经跟自己的老师、有妇之夫海德格尔谈过一场恋爱。

有一本书《汉娜与马丁》讲的就是这段往事。

我记得书里说正是由于失恋的极度痛苦导致阿伦特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了阅读和学问。

书里还说很多年后，在欧洲名满天下的海德格尔在北美本来没有人知道，是因为阿伦特的推荐才慢慢被北美的读者所了解的。

上周结束的“德国电影周”深圳站放映了10部各具特色的德国电影，包括这部《汉娜·阿伦特》，文化背景的距离，让此片成为一致公推的烧脑片。

这个人物片其实是在讲“思考”。

1阿伦特去耶路撒冷主要是为了看“活生生的艾希曼”如果是中国现在的电影导演来拍摄阿伦特的传记片，那么，上面说到的这个“爱情故事”不容舍弃，因为这是一个绝对有“票房保证”的电影素材。

但《汉娜·阿伦特》的导演偏偏选取的是阿伦特人生中引起最强烈争议的一个“思想事件”来描写——这个事件可以简称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既精雕细琢，又浓墨重彩，而恋情之类的故事只是偶尔闪回一下就带过去了。

1960年5月24日，逃亡到阿根廷的前纳粹杀人犯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人员绑架回国，阿伦特一直密切关注。

一到艾希曼将在耶路撒冷审判的事情确定下来，阿伦特就向《纽约客》杂志的编辑约翰·肖提出作为杂志的特约采访写稿人去现场。

约翰·肖当然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来当记者。

而对于阿伦特来说，她去耶路撒冷，主要是为了看“活生生的艾希曼”。

果然，跟她的想象一样，杀人恶魔并没有一副恶魔的嘴脸，她对他这样写下了她的第一印象，她看见“玻璃亭中的男子一点也不粗野”。

这个最初的印象跟她后来得出“恶的平庸”的结论，有一个神秘的通道，因为这个看起来并不粗野的男子正是“恶的平庸”的肉身形象。

纳粹德国当年有一个严密的灭绝犹太人的计划。

而事实上他们真的屠杀了600万犹太人。

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事情在我们看来非常简单：一个纳粹高官，手上沾满了犹太人的鲜血，后来被抓到以色列接受审判，最后被判处绞刑。

这个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还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吗？

但思想家就是在常人没有想法的地方思考。

阿伦特的老师兼朋友雅思贝尔斯就认为以色列不能审判艾希曼，因为以色列不能代表所有的犹太人，而且，他还担心对以色列抱有敌意的人会把艾希曼打扮成殉教者。

阿伦特不同意老师的意见，但她的思考以及得出的结论比老师的看法具有大上百倍的争议。

2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真是一个傻瓜，但却并不是傻瓜。

”首先，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真是一个傻瓜，但却并不是傻瓜。

”这个矛盾的说法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艾希曼具有思考的能力，但他放弃了思考。

作为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人，他并不知道大屠杀的计划，他只是大屠杀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这个观察和思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推论：一方面剥夺艾希曼的骄傲，因为他有时候也会为自己杀了600万犹太人感到洋洋得意，而作为一个放弃了思考的人，他其实是没有资格来骄傲的，因为他并不知道他做的事情有什么含义；另一方面，也为艾希曼开罪，因为他只是一个杀人机器上的齿轮，他没有制定“最终方案”，他只是作为一个执行者来参与了这个行动，而这个行动在当时的环境中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职务行为，所以，他没有资格作为被告。

其次，其实跟阿伦特追究“恶的平庸”有关系的是犹太人的罪责问题，这使她得出的另一个争议甚至更大的结论，那就是“对犹太人来说，犹太人领袖对自己的种族灭绝起到这样的作用，毫无疑问是整个黑暗的故事中最阴暗的一章。

”阿伦特写道：“犹太人的公务员制作出同胞们名单及其财产的表格，为征收强制遣送一个灭绝的费用，从本人那里收取钱，确认他们是否迁出公寓设施；为逮捕犹太人，提供警力协助把同胞押送列车，还有作出了最后表现好的姿态，最终是通过把没收的犹太人公司的资产完好地移交出去，来取得对方的信赖。

”当然，阿伦特明确的说法也是支持对艾希曼处以绞刑的：“正因为你的指示，实行的政治，我们谁都不希望和你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这就是你应该判处绞刑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

”当然，阿伦特没有主张去审判犹太人领袖。

但是，她的思考包含的推论是显而易见的。

3即使要付出绝交的代价，阿伦特还是坚持出版了她的著作对于阿伦特的上述思考，我们不妨这样假设一下：我们抓获了一个日本战犯，这个战犯深深地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现在，我们审判他。

但有一个思想家出来说，这个战犯放弃了思考，他只是在执行他们国家的侵略计划，他没有资格对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情负责。

另一方面，对数十万人中国人死亡负有责任的是一批中国人，他们配合了日本人的行动。

这个假设不完全等同当年纳粹实行大屠杀的情况，但某些方面是一样的。

我们不难想象，犹太人对阿伦特多么恨之入骨。

起码的一点是：你阿伦特只有思考，没有热血，你是一架冷冰冰的思考机器。

身为犹太人，你不爱犹太人，你不爱以色列这个国家，你不爱自己的民族。

这样的指责事实上是落到阿伦特身上了。

但她明确指出，她确实不爱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人群，她只爱自己的朋友。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人群来说，阿伦特都像是一个“外来的女儿”（这是她的丈夫布吕歇尔对她的爱称），是一个贱民——所谓“贱民”就是边缘化的、逸出了体制的不受待见、总有争议的个人。

应该说，阿伦特并非不知道思考的代价，事实上她有时也会为了这些可能的代价而搁置思考。

比如说，她认同西塞罗的一段名言：“我与其跟柏拉图的敌手一起认真地思考，倒不如和柏拉图一起堂而皇之地迷路。

”她可以为了朋友而放弃争论，但是，当涉及重大的政治命题时，她也愿意承担后果。

如此重视友情的阿伦特因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系列文章的面世，一些朋友跟她绝交了。

即使是要付出绝交的代价，阿伦特还是坚持出版了她的著作。

4“恶不是根本的东西”，阿伦特写道：“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

”这就是思想家之为思想家难能可贵的地方。

即使在客观上，阿伦特或者为艾希曼起到了辩护人的作用，或者将犹太人领袖置于被告的位置，但比较起来，所有这些都不是阿伦特最关心的。

她真正关注的是思考“恶的本质”。

阿伦特的丈夫布吕歇尔常常认为“恶”是一种“可笑的现象”，恶是平庸的，没有深度的，一个人不能因为恶行而被“放大”，多大的恶行也只证明这个恶人的渺小。

恶之所以能够造成那么大的灾难，布莱希特认为那是因为“悲剧是采用了与喜剧相比更加不认真的做法来处理人类的疾苦的。

”如果说，艾希曼对大屠杀是有责任的，那么，这个责任跟其“不思考”有关系。

犹太人之所以也承担一点的责任，那么，也跟他们的不思考有关系。

“恶不是根本的东西”，阿伦特写道：“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

”但善缺乏的时候，或者说，当善不到位的时候，恶就出现了，这时出现的恶是平庸的恶，它仅仅只需要不思考这个条件就足够了。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

大规模的恶所造成的灾难，其实仅仅只需要不思考的人群就可以实施或者造成。

我们用这个结论来观察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灾难，尤为富有解释性。

当我们让人停止思考、中断了思考的习惯时，恶就随时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

因此，阿伦特把阻止恶的出现希望寄托在思考上——她有时称之为判断活动。

她说：“……这种判断活动中必要的前提条件不是高度发达的知性和道德上的锻炼，只是自觉地与自己自身一起活下去的习惯。

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的，我们通常叫做思维活动，其实是某个自己与自己自身之间无言的对话，是经常进行的一种习惯。

……远未能够信赖的人，却是怀疑主义者，这么说，不是说因为怀疑主义者是善，或是说，怀疑就是健康的，而是因为‘这样的人’习惯了决心认真思考事物的行为。

最善的人，就是知道无论发生什么，只要我们活着，就拥有与我们自己一起活着的命运的那些人们。

”当然，在《汉娜·阿伦特》这部电影中，我上面所说的这些含义，它没有也不可能一一呈现。

但电影对于这个载入史册的思想争议的表现，无论是人物刻画，还是过程叙述，都是充分的、饱满的、力道十足的，同时也是意味深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