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巴莱

前路艱辛，我走此路：《賽德克巴萊‧太陽旗》觀後心得 「（導演）魏德聖是條漢子。

」在上映前，《賽德克巴萊》的花邊新聞幾乎比電影本身還要搶眼，焦點大約放在花了多少錢、費了多少心力、背後又有多少人慷慨解囊之類的；對於魏德聖其人也是有褒有貶，唯一有共識的大概是：這傢伙說得出，而且還真的給他做到了。

真是條漢子，夠有種！

對於電影以外的事情不予評論，單看其作品本身，也確實帶著一股濃濃的倔味，強硬地聲明：我要這樣！

為什麼？

因為這樣是對的！

真是對的嗎？

許多事情其實很難評斷對錯，只有取捨。

而以《賽德克巴萊》這種大型商業電影的預算等級（請別拿好萊塢那種妖怪成本來對比，回歸到最初聽到這部花了七億去拍的史上最貴「國片」來衡量），真的是對的嗎？

我覺得魏德聖最有種的一點，就是明明花了大型商業片的預算，《賽德克巴萊》卻不算一部商業電影。

不管其目的或格局都不是。

他要的遠比那大多了。

＊ ＊ ＊「……永遠不要把電影當作一個賺錢的工具，它的力量比你想像的還大……如果你把它看小，那它就小小地做給你看，但如果把它看大，它可以很具規模地呈現在你眼前。

」「千萬不要把電影當作一件圖利的工具，如果你這樣想，你對不起它，它也會對不起你。

」上述這兩段話節錄自《導演‧巴萊》，可以看出他超浪漫的一面；同時也看得出他事實上並不是個商業片導演，儘管曾拍過台灣最賺錢的商業電影〈海角七號〉。

舉個例子，你就很難想像麥可貝說出這種理想快滿溢出來的話。

商業電影中，電影就是生意，不多不少是個賣給觀眾的產品，我提供心目中你要的最佳娛樂，你花錢來買。

姑且不論麥大叔那種極端的例子，說說手段比他高明許多的詹姆斯柯麥隆，實現了充滿他夢想的潘朵拉星球，背後推動的思維還是與商業考量脫不了關係：如何要觀眾心甘情願地為我這個夢想買單？

因為要他們買單，所以，商業電影絕不能去挑釁觀眾。

當然也不能太乖，太乖就嫌平庸，多少得衝撞到一些現有結構，帶點適量的叛逆。

比如《阿凡達》裡面闡述的高貴野蠻人幻想，雖然早已退流行卻因此帶有復古的魅力，重新喚起人類對於早已失去的部落生活的渴望以及對於現代科技不滿的擬似解藥，彷彿原始人理當比現代人更懂得如何生活，他們其實什麼都瞭解，只是出於某種更高尚的理念而排斥科技而已。

（如果你身為一個深入納美部落的阿凡達，沒有格蕾絲博士的知識與研究熱情，沒有傑克作為職業軍人的運動神經能融入納美戰士的日常生活，也沒有外星正妹對你獻身，你的潘朵拉生活到底可以多有趣？

人類所謂的自然通常只有人類喜歡的自然而已，不包含蚊蚋寄生蟲傳染病或各種有毒會吃人的動植物……）《阿凡達》的編導選擇讓原始化為智慧與解藥，科技變成邪惡化身，然後讓前者打敗後者，讓觀眾得到一種從現實逃脫的快感，對於潘朵拉那如夢般的原始生活滿懷憧憬；但它其實什麼也沒證明，亦沒有給世界帶來任何新的認知，那些對於商業電影而言都是太過沈重的東西因而無此必要。

而且它成功了。

商業電影無須讓觀眾真的去知道什麼他們以前不知道的東西，無須去衝擊既有的認知，無須去挑戰他們的底線，對於文化保存也不用太具使命感。

最佳例子莫過於《梅爾吉伯遜之英雄本色》，這令人印象深刻的「史詩」電影，其實在「歷史」面向來是為人詬病的。

（比如，歷史上的威廉華勒士其實是個領主，不是一無所有的窮小子；跟英格蘭開戰也不是為了愛人被殺而是純屬政治上的考量；片中著名的那場打贏英格蘭軍的大戰也不是在平原開打而是趁英軍過橋過到一半時施以偷襲；當時的蘇格蘭人也不是穿蘇格蘭披肩……）此片曾於2009年被時代雜誌選為「最多歷史錯誤的電影」第二名，被歷史學家評為：「（本片的）歷史事件是不正確的、日期是不正確的、角色也是不正確的、名稱也都不正確、連服裝都不正確，簡言之就是沒有東西是對的。

」；但它依舊成為許多人心目中的經典，儘管有這麼多不真實，或許唯二真實的就是它給人的感動（片中的不屈英雄兩度高喊Freedom絕對是觀眾永難忘懷的記憶）；此外它確實在票房上斬獲甚豐。

如果單純以商業電影考量，毫無疑問是成功了。

上面舉了兩部商業電影的經典之作，只想為其下兩個簡單的註腳，如果真有所謂的戒律，這兩條必定包含其內：1. 別太過挑釁觀眾，所謂的挑釁包括任何可能引起麻煩的議題。

（比如虐殺孩童或動物、好人其實沒那麼好壞人其實也沒那麼壞、太多看似非必要的暴力……）2. 無論真實與否，故事好看最重要。

如果能兼顧當然很好，但若太講究真實會讓故事不好賣，那就去它的真實。

由上述的兩點，可以看出《賽德克巴萊》是多麼大膽的嘗試嗎？

是的，它幾乎都違反了。

魏德聖在電影圈打滾了這麼久，難道這麼淺顯的道理會不懂嗎？

我認為他當然知道，就像賽德克族明知會輸卻還是選擇開戰一樣。

為了某些超乎輸贏之外的理由，他選擇了一條難走的路。

重建一個早已失落的時空、文化與人群到底是如何的環境與文化，才會把獵取人頭當成一種成年必經的儀式並視為理所當然？

歷史課本單純地把這行為定義為「野蠻」，果真如此？

《賽德克巴萊‧太陽旗》沒有辦法將出草這行為背後隱藏的文化含意講述清楚，事實上真不好講。

我查了一堆資料，只能概略理解為某種類似宗教儀式的行為。

不是今天心情好就出草，必然有某些重大的原因得靠這儀式解決，而儀式的前後都有許多嚴格的規範要遵守。

如果出草成功代表祖靈護佑，一切都會因而順利；出草失敗則表示肯定有什麼地方出了問題，必須回去好好檢討。

也或許根本沒有講述的必要。

電影不是國家地理頻道，並非把所有知識塞進去就成功了。

它沒那麼多時間慢慢跟我們分說清楚，卻可以用一種更震撼的方式直接給我們印象。

「活在如此文化底下的，就是像這樣的人。

」很喜歡《導演‧巴萊》裡，當全體賽德克男演員經過特訓到位之後拍的那張合照。

確實給我一種強大的衝擊力。

不像是看到一群人，而較像狼群一般的猛獸。

他們可以擁有像我們習慣的原住民印象：笑容爽朗、能歌善舞；卻也可以非常的殘暴，如果在他們獵殺時，你不巧站在其刀槍之前，就會看到。

電影沒有想要美化這群人，把他們定義為某種失落的美好或者高貴的野蠻，而就只是平淡描寫那段原住民歷史中發生的事情，對於部落間的累世恩怨與相互攻殺僅是陳述而不加渲染與責難，他們只是要守護自己的領域、或說是自己的生活方式，管你是敵對部落、漢人還是日本人，總之侵入獵場就是死路一條。

這或許是更直接描繪出的人性。

儘管並不討好。

原始部落沒有被美化，而代表文明的日本人也沒有被刻意醜化。

除了兩個山地巡察衫浦與吉村一個好色一個個性有問題；其餘代表性的小島（親原住民的代表）、警局長官江川（始終都是那麼和善地說：不用麻煩。

）、乃至其餘眾多的日本人，基本上都沒有惡形惡狀，頂多就是以自己是優秀民族與征服者自居而驕傲而已。

但老實說，這種事情誰不會幹？

如果當時你被生在日本人的家庭，在這被征服的島嶼，你會不自以為是優秀民族而抬起下巴，瞧不起這些搬木頭的蠻人嗎？

如果當時你被生在賽德克的部落，你會不認為這些侵犯己方領域與文化的外來者該死，為自己無法度過彩虹橋而恐懼嗎？

他當然可以描繪一個很簡單的善惡對立，加強日本人的迫害印象，把原住民塑造成悲劇英雄，進而把後續出草的暴力合理化。

但如此一來就無法闡述一個更深刻的概念：其實大家都是同樣的人，各自被生長的環境與文化深深規範著，之間的差異與誤解長期積累下，演成了最終的殺戮。

這樣的結果在最初日人自認「優秀」並試圖「教化」這些蕃人的時刻，就已經埋下遠因了。

簡單的善惡對立能讓人看得爽，淺薄但好賣；後者描述的則是難以言喻且悲哀，肯定不那麼好賣的。

身為一部商業片的導演，會怎麼選擇呢？

魏德聖選擇後者。

因為這才是他心目中「對的答案」，因為他夠有種。

這是為何全片總是瀰漫一種揮之不去的哀傷，那血腥的殺戮便如宿命一般。

兩個文化不同的族群要相互瞭解是異常困難的，即使其中有相對有智慧的人能瞭解，兩個族群普遍也無法接受彼此；即使一方用強勢的手段勉強另一方接受了融合，未來終究會出事。

無掩飾地描繪暴力魏德聖最有種的，應該是最後大出草的處理方式。

身為一個商業片導演怎麼可以這麼赤裸裸地描繪無辜婦孺遭到砍殺呢？

尤其那無辜的婦孺還是屬於敵對方的日本。

他為什麼不學梅伯將原本史上蘇格蘭人偷襲過橋英軍的情節變成在平原上光明正大互毆的精神，生出一個歷史上根本不存在的霧社日本正規軍之類的，然後讓莫那魯道半邊臉塗成藍色大喊衝鋒？

因為歷史就是這樣的。

在霧社死掉的日本人只有少數是受過戰鬥訓練的，多數就像片中那樣，只是當地居民與婦孺。

因為不能任意扭曲歷史，這才是「對的」。

而為了這個「對的」，必須付出每個觀眾看完後不是爽快，而是悶到不行的代價。

先前沒有張牙舞爪的壓迫戲碼，此時只見一群慈眉善目的日本人被一群賽德克人如狼群般舉起了槍枝獵刀，演出一場鮮血狂宴。

穿刺、斷頭、槍擊，不分婦孺，全部屠殺殆盡。

在這場屠殺裡，沒有「美」的存在。

沒有刻意扭曲的武打場面，沒有感人落淚的袍澤情誼，有的只是殺。

「血祭祖靈！

」，一聲大喊下，就連小孩子都拿起了刀劍竹槍，興奮地加入殺戮。

與原著劇本不同的是，裡面的女性角色並非喜悅地迎接這場多年未見的祭典。

「……留在原地的家眷紛紛和上戰場的男人揮手告別，她們的臉上偶有擔憂，但大多數都是帶著驕傲而期待的神情。

」電影很明顯不是這樣處理，當開始血祭的男人們興奮地準備殺下山時，女人們只是漠然地，臉色凝重地看著他們。

後續甚至刻意安排一個老婦人在運動會屠殺的現場，大聲質問：「你們在幹什麼啊！？

」是啊，你們在幹什麼啊？

老婦人在問著，每個被留在部落的女人在問著，背後唱著的歌在問著，每個觀影者心中也在問著。

為什麼非得殺成這樣不可？

你們這樣還配稱作勇士嗎？

當然，這背後牽涉到出草的習俗（出草本來就沒在管對方男女老幼的），牽涉到他們與日本人間的經年仇恨；但即使不扯那些，這也絕非史上罕見的事件。

在刻意美化的電影中，我們鮮少看得到這種慘烈的屠村影像，但不代表它就不存在。

人類早已習慣相互殺戮，只是無法正視，於是必須要找個很好的理由才能動手。

所以當這種大規模殘殺竟然是出於一個自己無法深刻理解的理由（出草），那種苦悶感真是難以言喻。

應該說，殺戮這種事情從來就沒有美過。

所謂英雄或勇士都只是被塑造出來的，實際上幹的就是這麼醜惡的事。

只是當我們被逼得正視這件事情時絕非什麼開心的體驗。

看完這一段漫長的殺戮，你還覺得《賽德克巴萊》是標準的商業電影嗎？

確實不是。

它描繪了某種人類最悲哀的循環，賽德克族今天糾集了六個分社殺了一百三十餘名日本人，下集日本人就會把反抗的賽德克分社弄到近乎全滅。

並非不正視就能抹去這段在人類史上重複演奏過多次的旋律，但敢這麼直接不加多餘色彩地拍出來的導演真的不多。

大出草的收尾也很傑出。

莫那魯道身上並未染上過多鮮血，身上仍背著許多把想拿去支援子弟兵的槍枝，在得知一切結束後終能在公學校的升旗台坐下歇口氣，面對屍橫遍野的廣場。

這個賽德克族反抗的靈魂人物臉上只堆滿了疲累與憂慮，無言地遠眺，下了最好的註腳。

文化保存的意涵儘管魏導很清楚電影跟紀錄片的差別，但有些分界不是那麼容易區分。

最後拉鋸之下的結果，就是被抱怨的：「音樂太多了，雖然很好聽，但……」其實多少能想像導演下刀時的拉扯。

《賽德克巴萊‧太陽旗》的節奏，尤其是後半部份其實是不太順的，雖然也沒有到「拖」的程度，但就是覺得有點該加油門沒有加足，不該踩煞車時卻踩一下，於是一頓一頓的，儘管車子還是在跑，卻沒有很順的感覺。

因為對他而言，這不只是個商品而已，所以不只是修得漂漂亮亮地就好了。

我們經常講一部作品不要太貪心，問題是，下一部如此認真地對待原住民文化的電影到底在哪裡？

在《導演‧巴萊》中，最常提到的句子大概是「崩潰」與「抓狂」，每一關都是難過得要命，像這樣的路有誰敢再走一次呢？

正走在路上的人怎能期待短期間內便有勇士追隨其後呢？

在參加一次關於原住民作家的座談會中，他們提到一句令我印象極深刻的話：「我們是每天都在經歷著『文化失落』的恐懼。

」不能期待某位耆老永遠等在那邊給你詢問記錄，有一天他去世了，許多只有他知道的事情可能也就隨之而去了。

但儘管再努力，好像都趕不上流失的速度。

作為電影人的驕傲，就是記錄在膠卷上的資訊被廣泛地流通保存，可視為某種半永久的存在。

而如果短期內無法期待一定會有相關的電影出現，那把剪片的剪刀重量便異常地沈，上面寄宿了每一位曾幫助過此片、提供過協助或意見的原住民朋友沒有說出口的意念。

所以在編排上，與其精簡情節以增加力度，我覺得他的作法更近於在不過份影響節奏的前提下盡可能塞愈多東西愈好。

那些賽德克族的吟唱、對唱、歌舞，儘管確實有點多，卻也不至於讓人煩躁，因為美感上是夠的。

就某方面而言也可說是知識與劇情俱足，但從對向的角度說就是有點過多而拖累節奏。

但考慮其背後的沈重意義，實不忍苛責。

結語《賽德克巴萊‧太陽旗》在票房上迅速衝得漂亮的數字，儼然要締造影史記錄般，但這光鮮的背後其實不無隱憂。

其一，它是部「只有在台灣才能賣得好」的電影。

（唯一可能因抗日主題而買單的大陸市場已經因為某些不明因素而給此片不合理的惡評；對於其他市場而言，無論「抗日」或者「台灣原住民文化」似乎都不算是非常吸引人的主題。

）其二，它其實不算以商業考量為先的電影，雖然有魏德聖一貫簡明易懂的風格，但主題意涵太過沈重鬱悶，亦不符合一般爽片的規格。

（海角七號看一次爽一次，看十次爽十次，這一片嘛……除非斷頭場面讓你很爽，否則要爽有點難。

）這麼看來，其實真的頗危險。

但有沒有可能達到？

我寧可相信這是個充滿可能性的地方，而非抹殺夢想之地。

不一定要挺國片，但要挺好片？

言之有理。

那麼，我要挺《賽德克巴萊》。

它絕對是好片一部。

http://coolcate.blogspot.com/2011/09/blog-post.html

昨天在影院看了内地版本，觉得个别地方比较突兀。

于是今天特地在电脑上看了完整版。

差别如下：1.台湾刚被日本人占领时，汉人的抵抗的部分镜头被删除，包括抵抗者被押送的场景。

这个可以理解，因为汉人的抵抗不是影片要表达的重点。

2.日本人找了原住民作向导，为了对山林进行开发，进行勘查，进入原住民的地盘，被赛德克族袭击。

日本人进行报复，军队进攻人止关。

从完整版看，原住民的抵抗是因为日本人进入他们的领地，独立于汉人的抵抗。

内地版本跳过了勘查队被袭击的情节。

3.小男孩巴万与头目莫那鲁道的对话中，提到他为什么不想去上学，因为他跑得比日本小孩快，日本小孩向老师告状说被巴万欺负，然后巴万被老师打了。

内地版本没有这几句话，小男孩的出场显得很突兀。

4.日本山地警察调戏赛德克族妇女，被头目莫那鲁喝止的情节，在内地版本被删除。

5.在暴动前，太阳刚出来时，头目莫那鲁道有一段舞蹈，在内地版本被删除。

6.暴动时大量割人头的镜头，可能是过于血腥，在内地版本被删除。

7.暴动时，小男孩巴万以“平时总被老师打”为由杀害日本教师。

日本教师临死前说，我是打过你，但是我也打日本小孩。

巴万犹豫了一下，说，希望你们的灵魂被祖魂保佑，然后杀了他们。

这段情节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电影的诚实。

8.占据警察所后，酒店的汉人老板不停地对赛德克族的战士点头哈腰说“谢谢”。

9.日化的原住民花冈兄弟在暴动后，在墙上写了一段文字。

我查了资料，大意是蕃民不堪忍受压迫，终于反抗，我们无可奈何，只能一死。

这里把花冈兄弟的矛盾心态描述得更细化。

10.完整版本中，有人告诉小岛，他的家人在暴动中惨死，之后小岛为了给家人报仇，性格变得冷酷无情，就显得非常自然。

内地版本没有这一情节。

11.完整版本中，头目莫那鲁道在桥上冲锋时，桥被日本人炸断。

之后有很长一段情节交代参与暴动的人的结局，头目之子劝族人活下去，最终要和解的话。

这段有些冗长，而且头目在桥被炸断后没有死，显得很突兀。

12.头目莫那鲁道的敌对族群在战斗结束后拿首级邀功的情节。

13.头目莫那鲁道的敌对族群头目铁木夜晚与儿子的对话，儿子问他，他们和莫那鲁道为什么要一直仇杀，仅仅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武？

总结一下：1.完整版本太长，不适合在电影院放映。

内地版本裁减的尺寸比较合适。

2.完整版本有大量血腥镜头，内地没有分级制度，的确是应该裁掉的。

3.完整版本里对人物的描述更加全面，事件的前因后果也更加清楚。

4.完整版本表达的含义更加丰富，决不是像《勇敢的心》一样，对正面人物高大全的描写。

魏德圣：我已准备好再次不名一文2011-03-24 08:42:00　来源: 南方日报(广州)　　　因《海角七号》扬名的台湾导演魏德圣　　把赚来的钱全投进了《赛德克·巴莱》　　前日，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台湾电影推介酒会上，记者遇到了因《海角七号》而扬名的台湾导演魏德圣。

　　这位导演在其成名之前一直很郁闷，甚至因此还写过一本书《小导演失业日记》，在台湾地区还很畅销。

现在虽然成名了，魏德圣依然很郁闷。

因为他一直以来梦想要拍的、反映台湾原住民种族赛德克族上世纪30年代反抗日本殖民者的著名的“雾社事件”的电影《赛德克·巴莱》，虽然已经顺利杀青并且确定了上映档期，但依然不知道前景如何。

为此他不但投入了自己因《海角七号》而赚到的全部身家，甚至还借债无数。

而这部电影目前只是确定了在香港和台湾的上映日期，至于占华语电影市场份额最大的大陆市场，由于魏德圣自己并不熟悉内地的拍摄条例，导致这次就算要在大陆上映，也只能以引进片的形式出现。

　　郁闷●投资向周杰伦借了4000万新台币　　魏德圣的这部《赛德克·巴莱》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

早在12年前，魏德圣还是寂寂无名的时候，就一口气花光毕生积蓄250万元新台币(约70万元人民币)拍摄一段5分钟长度的试看片，目的仅是用来募集资金，结果被台湾影坛人士笑称为“全世界最傻的人”。

　　当时，他预期投资能有大约5000万元人民币，并声称有一半钱就敢开拍，但可惜除了获得礼节性的称赞外，他未能获得任何投资。

而在《海角七号》让他成为台湾电影新一代导演的代表之后，他又想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结果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李安和吴宇森的支持，并且帮他介绍投资商。

“但是，他们也就是介绍人，至于能不能谈得成，还得看我自己。

”而在筹拍的11年期间，魏德圣光是绘制的《赛德克·巴莱》分镜图手稿就重达五六公斤。

　　但是，就算李安和吴宇森帮他找来了部分投资商，魏德圣依然在这方面很郁闷。

因为这部电影实在是个烧钱的无底洞。

而他自己此前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

2009年开拍之后，魏德胜宣称：“刀砍下去，没法回头了！

”但开机之后才发现，每天平均花费100万元新台币，烧钱速度快到无法想象，魏德圣身兼导演、电影公司老板、投资者三重身份，压力大到不行，经常问工作人员：“还有哪里可以找钱？

”　　而《海角七号》为魏德圣赚来的5000多万元新台币自然也投了进去。

就算这样依然不够，女主角徐若瑄不得不出手“搭救”他，不但不向魏德圣要一分钱的片酬，而且还倒贴了1000万新台币，并且自掏腰包订了1000张预售票，甚至宣称“卖房子也要支持他”。

除此之外，周杰伦也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有一次见到周董，当时这部电影已经山穷水尽了，一分钱都没有了。

刚好他问起，我就实话告诉他，因为我知道他比较有钱，结果周杰伦基本上当场就答应借钱给我，但他当时说的是‘我回去问问我妈，现在我有多少钱’，几天之后就借给我4000万新台币，而且是免利息的，只是象征性地跟我收了1块钱。

好在现在这个钱我已经还给他了。

之前也有人给我出主意，让我找周杰伦来演一个角色，这样可以抵消一部分费用，但周杰伦不是原住民，所以我最后还是没用他，但徐若瑄就是原住民，所以她是女主角。

”　　事实上，去年的香港电影博览会上，魏德圣就曾经满怀期望地前来寻找投资，但最后却失望而归，因为这个题材在整个华语片里还没有先例可循，而且除了徐若瑄之外没有任何大明星，对于投资方来说，这个风险太高了。

“也不是没人感兴趣，但大家都觉得危险很大，所以都在观望，但一两个人说观望，就让所有人犹豫了，最后大家都在‘看着’。

都在问我，能不能先拍个《海角八号》，结果我只能自己先把自己的钱投进去。

”　　郁闷●拍摄外景地全被洪水冲垮了　　经历了千辛万苦，《赛德克·巴莱》终于在2009年开机了。

尽管得到各方支援，但剧组还是数度传出超支停工的消息，魏德圣说，虽然都是谣传，但外界的消息还是给了他很大的压力，所以那段时间为了给自己打气，他还穿上写有“拼命三郎”的T恤。

“当时我告诉别人的是，为了理想我一定要继续，但我当时心里想的却是，万一真的支持不住不得不停拍，我的脸要往哪里放。

”结果在拍摄期间，剧组工作人员最长有3个月没领薪水，而到杀青时，总计参与演员共1.5万人，拍摄的底片用掉2047卷。

　　除了外界的传言之外，更让魏德圣困惑的是拍摄环境遭遇了巨大的问题。

本来魏德圣花了很长时间，在高雄甲仙等地方找到了一些合适的外景地，但在那一年，台湾遭遇了“八八水灾”，那些外景地很多都被大水给毁掉了。

后来剧组在溪谷试拍，水急路滑，有工作人员摔裂腿骨，魏德圣也滑倒受伤，小腿还缝了2针。

而除了他之外，剧组的工作人员大多也都遇到过山崩落石，被尖锐碎石划伤都是家常便饭，还有些人被有毒植物刺到痛痒难耐，“最可怕的是，甚至有人遇到了野猪发狂，跑出来咬人”。

他所构建的拍摄团队一共有400多人，几乎剧组的每个人都有受伤的经历。

“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在打仗，感觉每天都像在悬崖边缘，但好像总会有奇迹出现。

”　　根据魏德圣事后的总结，其实这种艰苦有一部分完全是他自找的。

“就像其中有一场体育场屠杀妇孺的戏，我本来对光线的要求是必须是阴天，但那段时间却天天出太阳，等了好几天，搞得我愤怒不已，最后不得不要求剧组的人用烟雾把光线遮住。

”不过魏德圣认为，这完全是自己缺乏经验的结果。

“吴宇森和李安都来探过我的班。

他们都不会对我的具体拍摄方式过多干涉，但李安会跟我谈一些理念方面的东西，而吴宇森就会传授我一些很实际的经验。

比如他有一次来的时候，刚好就碰上太阳太大我没办法拍摄。

他看到我很烦躁，就过来跟我聊天，跟我说他在拍《风语者》时拍摄大型战争场面戏的一些做法。

他说当时他一共动用十三架摄影机同时拍摄，摄影师为融入场面中还乔装成日军、摄影机外观被改装成机枪，现场副导先精密计算需挖多大的散兵坑、埋设足量爆破炸药，当时那场戏事前准备工时长达两周，没有失败重拍空间，待一切设定妥当后导演一声令下，一次OK。

他说的这个经验，我听了就很受启发。

”　　关于拍摄，还有一个问题让魏德圣比较郁闷。

因为这部电影本来并没有打算拍这么长。

“拍了一半，大约一百场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坏了，因为这样下去电影就太长了。

现在这个电影在做后期，目前剪出来的长度是4小时20分钟，我也曾经想剪短一点，但发现很多事情剪掉之后，整个电影就不连贯了，所以只能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学习吴宇森的《赤壁》，分成上下集来上映。

台湾本地的上映时间确定在了9月9日放映上集，下集在3个星期之后。

”　　郁闷●发行至少13亿新台币票房才能回本　　《赛德克·巴莱》寻找投资的时候，也曾经想过在大陆寻找金主。

但最后魏德圣不得不放弃了。

因为根据他的设想，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基本上都应该是原住民。

　　现在的问题是，先期投资没有选择大陆的合作方，发行的时候《赛德克·巴莱》就只能以“国外片”的形式被内地引进。

而通过这一途径进入内地实在很困难。

“我们现在正在申请在大陆上映，虽然相关的负责人没有明说，但我知道他们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了解的情况是，现在大陆进口的电影都可以带来很高的利润，基本上都是暴利，但我的这个电影不一定能给他们带来那么多‘钱景’，单纯从市场方面考虑，他们没有理由引进我的电影。

更何况，这个题材我觉得在大陆的观众看来，好奇比喜欢的因素更多一些。

因为演员的造型之类的会让他们好奇，就像我们看欧美电影中的苏格兰高地战士、美国印第安战士等等。

大家不见得会因为了解这段历史而喜欢它。

”　　由于现在只确定了在香港和台湾的上映日期，所以魏德圣在发行方面的压力也很大。

因为按照现在7亿新台币的花费，他自己估算至少要达到13亿新台币(近3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才能回本。

而这个单靠台湾市场基本不可能。

而由于涉及日本军国主义题材，这部电影能否在日本上映也无法确定。

　　尽管目前有郭台铭的弟弟郭台强通过其10亿新台币的文创基金支持他，但魏德圣依然面临着再次一贫如洗的窘境：“我只知道这部电影是我想了十几年要拍的东西，但我不知道是否有那么多人喜欢它。

我不希望能赚多少钱，只希望能回本。

所以，我也准备好在这部电影之后又回到一文不名的那种状态，反正我也不是没经历过，《海角七号》之前我不就是那个样子嘛。

”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郑照魁

http://blog.trivialfilm.com/2012/09/seediq-bale48.html賽德克·巴萊 (2011)本片获得2011年第48届金马奖最佳影片。

电影讲述台湾赛德克族人反抗日军侵略的故事。

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后，日军侵入赛德克族的猎场，赛德克族奋起反抗。

经过几场战斗后，日军很快打败了赛德克族，并占领了族群，赛德克族长只得承认失败，做起了顺民。

三十五年后，赛德克族人已经成为日本人的运输工具，每天都在运输木材。

一次，一个日本警察看不惯一个族人的行为，对他拳打脚踢，族人看不惯反抗起来，直到被族长制止。

从此，警察就与族人结下冤仇。

几天后，族人举行婚礼，警察突然出现并肆意挑衅，还不喝族人敬的喜酒，于是遭到族人们围攻。

幸好族长及时出现，警察才没被打死。

事后，族长带着酒来赔罪，警察却依然上报了此事。

回到族中后，大家都知道大战在即，只等族长的命令。

族长考虑后，决定先发制人，并联络其他部落一起行动。

就这样，赛德克族与其他部族的人联合起来，将山中的日本人全部杀光，只漏掉一个。

行动中，族人们得到两位同是族人的日本警察的帮助。

逃掉的日本人将此事通报上级，日本人派遣军队来反攻。

同时，一个日本人因为与族人友好，没有被杀，成为了日军报复族人的中坚力量。

就这样，族人与日本人开始了一场场血战。

族中的孩子、老人以及女人为了不给男人们添加负担，大多自尽而死。

当日本人死亡上千后，族人战斗得只剩下几个战士。

族长决定停止攻击，自己走进山区，其余人则全部自尽，只有一人被抓遭毒打致死。

最后，日本人取得胜利，族长死在山中，活下来的女人则承担着传宗接代的重任。

本片是一部好看的电影，一部记录历史的电影，一部赏心悦目的电影，可以说它是好电影，是一部具有史诗气质的大片。

但是它算不上优秀的电影。

因为本片的主题——抗日，虽然正确，却没有任何新意，而且片中对于抗日的描绘太简单：占我猎场，就要赶走你！

就像赛德克族人的生活方式一样原始。

换句话说，本片主题没有深度，只是一部非常表面化的抗日电影。

当然，换一个角度去看抗日电影的话就会发现，抗日不需要什么深度。

因为抗日不需要理由！

也不需要思考！

联系现在的中日关系，更能深刻体会赛德克族人的处境了。

本片没看之前，以为是一部闷闷的文艺片，看过之后才发现，竟然是一部动作片。

影片将近270分钟的时间内，战斗场景占去70%左右的时间，让最近很少看动作片的我直呼过瘾。

在片中，无论是与异族人打、与日本人打，还是枪战、肉搏战，都是刀刀见血、枪枪毙命。

这样一部血浆洒满屏幕的电影，竟然出自以文艺片见长的台湾，实在让我刮目相看。

总之，看本片的的战斗场景，就像看一部二战的欧美电影，或者是《太极旗飘扬》的感觉，爽啊！

这些都使得本片成为一部大片。

除去动作场面之外，电影在剧情方面也很好的描绘了赛德克族人与日本人之间的交往、仇恨，以及对于战争的观点。

从这一方面来说，它也是优秀的。

首先，本片节奏适中、结构清晰完整，影片四个多小时的时间并没有感觉难熬，很快就过去了。

可见，本片在讲故事方面做得很完美，魏德圣拍摄这种大片的能力让人赞叹。

其次，电影对于赛德克族的描绘很细腻，他们的信仰、生活习惯，以及生活方式，每一处小细节都描绘的很细致，让我这个根本不了解台湾原住民的人，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这个种族的一切。

第三，影片对于人物的塑造非常完整，且角色们的感情变化也通过画面与对白精准的表现出来。

比如，坚韧的族人、桀骜不驯的儿子、善良的日本友人以及全家被杀后只想复仇的他，等等。

尤其是对于两个身穿日本制服的族人的描绘最完整，影片将这两人在夹缝中生存的状态表现的淋漓尽致，看起来仿佛有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第四，电影故事将整个赛德克族人反抗的历史表现出来，从大到小、从中到日、从男到女、从家庭生活到战场，每一个环节都做到几乎完美的程度，这更使得本片具有一种史诗气质。

因此，本片虽然主题思想性不够，但抛开这一点，本片还是可以称为完美电影的。

电影拍摄方面同样表现出大片感觉。

血腥的枪战、大规模的肉搏、眼花缭乱的刺杀等等战斗场景，以及高山峻岭的秀美风光、颇具特色的原住民生活，这些都让电影十分“好看”。

此外，凌厉的剪辑、变换的画面、各种特效做出来的假景，都给人一种“奇观电影”的感觉，像一部欧美好莱坞大片一样。

片中最出色的场景，是族长在幻境中与父亲一起唱歌时的画面，这个场景不仅色彩、灯光完美，更通过画面表现了族长回归信仰的过程，给人印象非常深刻。

如此“艺术”的表现手法，使得电影不仅有“武”，还有“文”。

这更让我赞叹本片编导魏德圣的才华。

总之，电影拍摄技术上完全与世界同步，一点也不逊色于欧美电影。

不过，本片在拍摄上有两个致命缺陷，一是特效太假，一眼就可以分辨出；一是电影重复的地点反复使用。

比如那个山涧，片头出现一次，1895年反击日本人出现一次，攻击雾社的日本警察出现一次，最后日军镇压族人又出现三次。

这些都是特效，但是制作人员也不能只用一个假景吧，他们太懒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本片音乐。

本片作曲是Ricky Ho，一个在九十年代就响当当的名字——他曾给港台多位歌手写过多首知名歌曲。

由他作曲的本片音乐，大气磅礴、气势恢宏，每个场景出现的音乐都与剧情紧密结合，生动的诠释出此时的场景氛围与角色情绪。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本片音乐，这部电影就像失去了灵魂一样，只有音乐与电影合为一体，这部影片才是真正优秀的好电影。

Ricky Ho不愧是音乐大师！

本片演员同样表现出色。

游大庆、林庆台是本片的两个男主角，两人将角色演绎的非常真实，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的野性。

此外，两人的内心表现也很细腻，尤其是林庆台，不仅眼神犀利，更是将韬光养晦、忍辱负重的克制，以及血战到底、祭奠祖先的斗志表现几乎完美，让人感觉到仿佛他就是男主角一般，他就是那个传奇的族长。

除去这两人之外，其他人都是龙套，无论是温岚，还是徐若瑄，或者是安藤政信，他们都是出场不多的小人物，不过他们都完美的演绎了相应的角色。

总之，本片演员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尤其是两位男主角。

总结一下。

这是一部好看、优秀的电影，虽然主题不那么深刻，但却表现了一段中国人不为人知的抗战历史，很有历史意义。

此外，片中还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将来你是要入日本的神社，还是要进我们赛德克祖灵的家？

可见，人类的抗争都是由信仰引发的。

现在影响中日关系的钓鱼岛问题引出我的思考，中国人没有信仰，那么你战斗的力量从哪里来？

中国人你凭着什么去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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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两个晚上分别看完了上下集，着实被震撼到了。

在知道这电影之前，我确实对“雾社事件”几乎一无所知，更不用说“赛德克”这个民族了。

即使之前或许浏览过相关的信息，也大抵当做历史长河中的一颗小沙子，早早遗落在角落中，如同无数个被湮没的民族一样。

然而就在这4个多小时里，这个被湮没的民族从角落缓缓走出，在我面前高唱他们的骄傲，任凭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直到退场，耳边仍缭绕着悠远的歌声。

其实瑰丽的画面、唯美的配乐、神秘的异族风情、华丽的动作、火爆的战争，凡是能吸引眼球的一切大片元素这里都不缺。

可是能让我心怀敬意的，却不是这些。

一部好的电影最打动人的部分，我想大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那种诚意吧。

如果一部电影只是民族元素的堆砌，那么他大概会拍成《蒙古王》那样的“纪录片”；如果一部电影要凸显创作者的价值观，那么他大概会拍成《勇敢的心》那样的“史诗”。

而如果导演想：“我要说的我不说，我只好好给你讲个故事，剩下的你自己看。

”的话，那么拍成《赛德克•巴莱》就是一个好的选择。

也正是因为如此，这部电影纷杂的毁誉之声，并非由于创作者价值观的混乱，而恰恰反映出观众群体在价值观念上的巨大差异。

当山地民族最原生态的一面血淋淋地呈现在银幕上时，我们对这种血腥的野蛮感觉有点无所适从。

如同日本人以及更早之前的汉人对他们的称呼“生蕃”一词，这个族群天然就被排斥在文明的体系之外，他们天生不配享有现代生活，与骡马无异。

而且这种排斥不会轻易因对象后天的努力而消失，因为“就不信两个蕃人能生出个日本孩子”。

当征服者以高昂的姿态进入赛德克人的领地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各方面都远远被文明世界抛弃的野蛮部落，固执、顽强、不可理喻地遵照原有的方式生活。

因此征服者相信有必要在“帝国边陲”建立起一套秩序，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向内地输送资源，另一方面是为了改造这里的族群，以便让他们更好地接受这套“文明的”秩序。

自日本人进驻雾社后，所做的一切努力，便是在不断建设并巩固这套秩序，甚至亲身融入赛德克人的部落，目的便是熟知赛德克人的族群和文化现状，以便设计更符合现状的改造策略。

这点，从先遣部队司令官手中的《台湾纪略》便可一窥日本人的苦心。

“雾社事件”是一个大转折，标志着日本先前理蕃政策的失败。

本来像这样不同层级文明的不期而遇，必然会伴随着剧烈的冲突，一如100多年前欧洲殖民者与印第安人之间发生一切。

然而日本人的野心更大，所作所为也更彻底，如果武力上征服一个民族，只是让他们在身体上屈服的话，那么通过改造原住民的语言，加强对征服者的认同感，打破禁忌以及制止祭祀行为，则是要从心理上彻底摧毁一个民族，从而永久地把对方纳入自己的文明体系中。

可以预见的是，即便不曾发生如此激烈的碰撞，如果一直按照这个体系建设下去，那么20年后、或者40年后是否还有赛德克民族仍是一个疑问。

莫那鲁道心中也很清楚：“再二十年就不是赛德克！

就没有猎场！

孩子全都是日本人了！

”相比起直接的奴役，那种强迫对方融入自己的文明体系，永远作为体系最底层的人群遭受的这种“文明的奴役”更令人不寒而栗。

被奴役者不但要遭受上层人群的剥削，更永远失去自己的精神图腾，极端例子可参照印度的“首陀罗”。

由此可见赛德克的悲剧虽然直接源自那个“大出草”的决策，但却是由更复杂更深层次的多个原因共同诱发，之一可看做生存环境日益遭受另一个文明体系的压迫，失去传统的人在新的环境中无法独立生存，必须面对被奴役的生活，而另一重要原因则为文明上的冲突，在不断交融不断冲突的背景下需要通过“血祭祖灵”的仪式洗涤自己的灵魂，从而成为一个“赛德克巴莱”，获得通过彩虹桥并被祖灵接纳的资格（参考瓦歷斯‧諾幹的歷史筆記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3993559/discussion/41481189/）这样看来这是一场无关国家（当时他们心中只有赛德克人和异族人的区别，根本没有形成国家观念），也无关自由（仅仅是出于捍卫生存空间和传统）的抗争，动机纯粹而简单，行动直接而粗暴，这大概是我所看到的山地民族眼中的世界的边界。

赛德克人的英勇无畏，并非面前只有灭族的绝望，而身后亦有祖灵在召唤。

即使从我们的世界看过去是一路悲歌，但是最后赛德克的勇士们仍高唱祖灵之歌走过了彩虹桥。

而全篇最悲情者，莫过于夹在两个世界之间的花冈一郎与花冈二郎，他们的世界观和行为处处冲突、矛盾而复杂。

既向往更高级文明的生活：期望在新的文明体系中利用规则、通过自身努力为自己和后代争取更好的生存条件；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与原有的文化无法割舍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新的文明体系中，这种根深蒂固的联系就是他们实现自身理想的最大阻碍。

最终被迫选择自杀结束这种冲突的人生。

“切开吧，一刀切开你矛盾的肝肠吧，哪也别去了，当个自在的游魂吧。

”在一郎要亲手扼杀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孩子那一刻，他已然分不清他将来要去的是神社还是祖灵之家了，那种对生命的痛惜以及对死后虚无缥缈存在的怀疑开始在他内心萌发，当他面对死亡开始犹豫的时候，赛德克人的骄傲在他的身上已渐行渐远。

莫那鲁道死后十五年，日本人携着他们“野蛮的文明”终于败退。

反观这场自征服者向被征服者而下设计的文明体系，我们始终绕不过的一个问题是：在这个以强者利益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国家体系中，是否每一个群体，每一种文明，无论强弱、大小都有其存在并得到尊重的理由？

即便他们并未给整个文明带来多少“贡献”，即便他们仍固执地按照传统的方式“野蛮”存在着。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否还遵循着“强者决定弱者”的野蛮思维，一直从未步入过文明社会？

70年后，日本人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新丝绸之路》，在喀什篇中，摄像机镜头捕捉到了一个“失去灵魂的民族”，民族早已湮灭，只剩下满街悠扬的《提勒库依》在诉说民族的过往，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个民族就这样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我感觉但凡用灵魂唱出的歌，听起来特别触动人心弦，就像莫那在山溪前和他父亲的重唱，人虽踏虹消逝无影，歌仍缭绕清溪间，如山瀑泄下，久久不绝。

起码，台湾人用诚意拍出了这样的电影，在这以后，我有理由相信，当他们需要面对各种文化、各种群体之间的矛盾的时候，会比我们思考得更深远，亦会比我们处理得更妥当。

赛德克·巴莱：台湾原住民的抗日与助日近期上映的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将“雾社事件”那段台湾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惨烈历史，以一种“向天而殉、向死而歌”的壮烈，推到了观众眼前。

电影在台湾大卖，在大陆虽然票房不佳，但同样收获了丰盛的口碑。

导演接受采访时说“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为台湾疗伤”；与台湾相比，大陆遗留的历史创伤更多，这恐怕也正是这部电影在大陆上映的真正意义之所在——但当微博上出现大量拿“高砂义勇队”来否定《赛德克·巴莱》的言论时，我们知道，这种疗伤还很遥远，因为我们的历史观，还相当陈旧和落后。

A面：“雾社事件”不能被简单解读成“抗日起义”“台湾同胞的武装抗日革命虽然一再失利，但反对异族统治的意识已深植人心，永难改变，只不过从民国十年以后，反抗的方式已由武装行动逐渐转移为非武力的思想文化斗争。

在此一段非武力抗日时期，所发生的唯一武装革命，便是‘雾社事件’。

”——这是秦孝仪主编的《国民革命与台湾》一书对“雾社事件”的定性描述，也代表着台湾官方教科书的立场。

但《赛德克·巴莱》告诉我们：事情没这么简单，“抗日”，不是“雾社事件”唯一的内容；在原住民心目中，“抗日”的概念，甚至都不存在。

“雾社事件”起因：日本统治蛮横粗暴，原住民起义反抗1930年，距日本入主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恰恰35年。

就在这一年，10月27日清晨，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对日本“出草”（即猎首 ），杀死134名日本官员、家长、学童，重伤26名。

随后日本人发起反击，原住民无力抵挡，参与行动的部落几遭灭族，生还者被强制迁至往川中岛（今台湾清流部落）。

这次起义被后世称为“雾社事件”。

原住民这次反抗是日本残暴统治之结果。

长期以来，日本掠夺山地资源，榨取原住民劳力、唆使挑拨，同时封锁他们的生活空间，禁止传统祭仪活动，使他们苦不堪言。

原住民反抗之心年年酝酿，积压多年之后，终于爆发。

台湾教科书把“雾社事件”定性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认定“雾社事件”为日军残害“中华民族”之行为，并于1953年建立纪念牌坊，把这次起义视作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

国民政府对“雾社事件”的解读模式被延续了下来。

台湾汉族人所撰写的史书大都把“雾社事件”定义为一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台湾教科书几乎沿袭了这种解读方式，譬如王淑芬、张益仁主编的台湾翰林版教科书就如此讲述“雾社事件”：“除了汉人武力抗日外，原住民各族也因为日本官吏及警察的残暴和压迫，发动一百五十多次的武力抗日事件。

其中最著名的是泰雅族原住民头目莫那鲁道领导的雾社事件。

这些可歌可泣的武力抗日事件，最后在日本残酷镇压下不幸失效。

”但起义幸存者后裔称：“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原住民对这种中华民族抗日意义下的解读并不领情。

清流部落的一位原住民大老说：“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就象是别人打你，你也要打回去一样，很自然啊。

”言下之意，即不论是谁，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台湾汉族人，只要“打”我们，我们就要反击，原住民反抗的不是特定某个族群，或者专门针对日本，而是反抗残暴统治本身。

“雾社事件”幸存者者后裔邱建堂的看法也与此大同小异：“倘若日人对我族人多一点点尊重，不过于歧视（时常称我族人为蕃人），不过于压榨劳力，此悲剧应可避免。

”原住民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

原住民所居住之地，资源丰富，历代政权要开发台湾，都要面对原住民的反抗。

无一例外的是，历代政权对反抗的原住民，都进行过残酷的镇压。

把台湾拱手相让给日本的清朝对台湾原住民的吏治，就是恩威并行，抚剿并济，对于未归顺的原住民部落大动干戈。

《赛德克·巴莱》美术指导：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除了反抗暴政之外，原住民对信仰的捍卫也是起义原因之一。

《赛德克·巴莱》的美术指导邱若龙说：“‘gaya’世界的赛德克人在日本统治时期，被严格禁止，对主流社会来说，严禁文面、猎首是安定的，但对赛德克人来说，却是阻碍了与其祖先之间的连系，影响巨大，如果日本政府以平等对待，使其风俗渐进式转换，或许不致到这样的境地……‘雾社事件’发生的原因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B面：“高砂义勇队”也不能被粗暴解读成“投敌卖国”“雾社事件”后，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原住民踊跃应征，甚至写血书来表达意愿，遂有著名的“高砂义勇队”。

这距离“雾社事件”才十一年。

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

台湾官方习惯将“高砂义勇队”定性为“被日本政府设计”“雾社事件”时，日本殖民当局就对原住民的战斗力印象深刻，当时就有将强悍的原住民充当其战争炮灰之念，日本讨伐部队的大佐服部兵次郎曾说：“他们凶狠固然可恨，但若加以熏化善导，他们能在我军领导下，成为军队的一部分”。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立马付诸实践，募集了原住民2万余人，成立“高砂义勇队”。

台湾官方对“高砂义勇队”的定性，与台湾政治大学的傅琪贻教授的说法基本一致：“所谓‘高砂义勇队’，其中充满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诱骗和诡计。

台湾的少数民族被送到南洋是被日本政府设计的。

从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他就有意要利用台湾的原住民，因为到南洋打仗日本就不适合，那怎么设计呢？

叫‘志愿’，这个部落要3个人，或者是4个人，最多是一次去3个人左右，就这样送去。

在1942年到1943年间，台湾少数民族分7到8次，每次几千人到上万人不等，被日本强迫送到东南亚战场。

他们被送去的名称大部分都是农耕队啦，或者是军夫的名称，到了那里就被全部投入战场，而且是第一线的，最先锋的，破坏美军基地，空军基地，先导部队，最后接到死亡的命令，就是你们都要死。

奔赴战场的少数民族青年当中，很多人都死在了战场。

”换言之，即认为这支部队的前因后果，都是日本殖民者“诱骗和诡计”的结果。

[详细]原住民高聪义却说：“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时，原住民较为踊跃应征参军的，甚至有年轻人写血书表达参军欲望。

为什么他们对于参军如此热情？

回到那个年代，愿意平心静气分析的话，这背后是有历史和现实的考虑的。

“雾社起义”后，日本殖民当局修正了对原住民的歧视和镇压政策，加速推行对原住民的“皇民化”政策。

原住民被“皇民化”熏陶多年，不少年轻人认为参加“皇军”就是效忠“天皇”，有一份血书写道：“天皇陛下万岁，我是日本男子，具有大和魂，无论如何辛苦，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一概不以为苦。

请收我为军夫。

”原住民高聪义说：“当时年轻人被问何时当兵，就像今天问人‘吃饱饭没’般自然，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

”他在1943 年7 月也写了血书。

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说：“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除了日本的“皇民化”教育外，原住民也出于现实考虑去参军的。

“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如此回忆当时入伍缘由：挣钱也是日本允诺给每个当兵者每月工资82 元（日币），这对当时少有现金收入的原住民来说，无疑是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当然，从众心理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在当时。

日本人对原住民的心理进行强烈刺激，一面向原住民小姐教育说“没参加义勇队的，不是男人”；另一面又向原住民青年说“这些小姐认为，不参加高砂队的，不是男人。

”朝鲜士兵金在渊评价高砂义勇队：“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

1974年，在日本投降29年之后，一名高砂义勇队队员，在印度被发现，被称为“最后的皇军”。

他是台湾原住民，汉名叫李光辉，本族名叫史尼雍。

李光辉被派住太平洋战场，驻守摩罗泰岛。

他不知道日本投降，直到1974年被发现时，他还在“坚守”，仍然保留着战争年代使用的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军用水壶和钢盔。

高砂义勇队的“忠诚”在其他的记录中也见证到。

朝鲜人金在渊谈到他对台湾高砂义勇队的印象“高砂义勇队，替我们的部队运送军粮来，我们对于他们的‘诚实’感到讶异。

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

要是我的话，饿了，就自己把粮食吃了。

”金在渊对这种“忠诚”的理解：“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高砂义勇队对于日本的“忠诚”，不只是被日本同化了就可以完全解释。

原住民的“忠诚”部分源自自身“朴直”人性。

朝鲜人金在渊说：“（我们）绝不会像他们一样，为日本军在道义上尽情分而身亡。

真是没有那么愚蠢（荒谬）的事了。

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

他们是为了日本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若是朝鲜人志愿兵的话，首先会考虑自己的存活而无他。

”同时，原住民的尚武传统与好争战功的意识也间接造就了他们对日本的“忠诚”。

曾和高砂义勇队共事过的日本人石井敏熊大尉就这样归纳他对原住民的观感：“高砂义勇队有极高的责任感……同一部落出身的高砂义勇队，对战功的竞争意识比想象中的还强；如有同伴受到奖赏，其必也努力争取战功，以免返回部落受到族人的耻笑。

”如何理解原住民既抗日又助日？

“雾社事件”后原住民与日本之间结下血海深仇，10年后他们却作为日本兵为日本效力。

抗日之时，有“向天而殉、向死而歌”的壮烈；助日之时，又有宁愿自己饿死而绝不偷吃军粮的“忠诚”。

如何理解这中间的巨大反差？

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原住民说：“我们不是抗日”，这对于许多从出生之日起，就被灌输了“国家”观念的人来说，确实很难理解。

他们明明在抗击日本，为何不自称“抗日”呢？

其实，“国家”只是头脑中的想象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概念很晚才在台湾形成。

原住民长期生活于高山密林，头脑里并没有这种外来的“国家”观念。

对于他们说，“日本”是不存在的，“日本人”跟汉族人一样都是异族，谁侵犯我们，我们就反抗。

正如台湾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说：“在原住民看来，台湾只有汉族和原住民族群之分，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

就像电影《赛德克·巴莱》里说的，我们清楚知道自己族群的领地在哪里，你要是跨到我领域来的话，我们一定要锄草。

日本殖民时代是对原住民伤害最强烈的，他们用暴力，用所谓的法律限制原住民的生活，剥夺我们的土地。

直到日本人走了，‘中华民国’进来了，他们承接了日本殖民时期的制度，一直到现在。

”《赛德克·巴莱》的导演魏徳圣也有跟高金素梅相同的阐述：“但从另一方面去讲，正是人们所接受的伦理教育或者其它现代教育使得他们很难再偏执地相信某些信念了……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原点去重新看待这个问题，现在人们所说的‘民族仇恨’根本就不存在。

它只是人们的假想敌，而这些假想敌本来就应该被放逐到外星球才对。

”　莫那鲁道的曾侄：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雾社事件后，赛德克人几乎遭灭族。

赛德克人后人担心，重提事件或许造成革命，为了生存下来，赛德克人选择淡忘。

莫那鲁道的曾侄孙蔡光吉表达了这一看法：“对于我的孩子，不会再细讲雾社事件，我只向他们传承一个血缘关系，我们家和莫那鲁道的血亲关系。

雾社事件已经造成我们族人的几近灭亡，从我父亲那一代才开始重新萌芽，我们的使命是事件以后努力延续生命。

事件的再提起，或许最严重者会造成革命，革命会造成再一次的灭族，那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

国民政府以后，即使名称上称我们泰雅族，我们仍是教育孩子们，我们就是赛德克人，不管是名称上心灵上或认同上，我们就是赛德克人，始终存在。

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雾社事件”余生者的后裔中，有一些“历史和解”的声音，一位余生者说：“祖辈从没教导子孙任何事件后的仇恨，只说‘日本人太过分’，本族同胞在日本人离开后，应该忘却受日本人操弄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通婚并携手共创未来。

”也曾有台湾牧师建议设立“和解日”，让台湾不同的原住民族群以及日本的代表共聚一堂，依照赛德克人传统律法举行“和解祭”。

结语直斥高砂义勇队是“汉奸”、“走狗”是容易的，正如简单地将“雾社事件”定义为“抗日壮举”一般。

不能讲这种定性没有依据，但这种定性却粗暴地剥离了历史的真相，因为真相必然是多维度的，而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抗日”、“汉奸”一类的词汇，都是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政治概念，对尚处在部落状态的原住民而言，这种政治概念根本是不存在的。

所以，对于后人来说，如何严肃诚恳地思考那个时代原住民所处的时代背景，设身处地去感受和尊重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既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胸怀和深度，也考验着我们面对历史幽深的伤口，自我疗伤的能力。

所以，是时候修正我们的历史观了。

如果我们看完这样一部优秀的电影，却得出一个“《赛德克·巴莱》是好看的，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

绝不装逼”[详细]的结论，那就实在是太可悲了；电影没有“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赛德克·巴莱的后裔们在今天，也无法“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

9月9日，等待許久的賽德克巴萊(上集--太陽旗)終於全台放映。

在公司附近的電影院從下午5點到凌晨1點半的場次都客滿了，於是向公司請了一小時的假，趕看5點前的場次。

當我走出劇場時，完全沒有情緒，沒有喜怒哀樂，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我也發現，在劇院近2個半小時裡，幾乎沒有笑聲、沒有哭聲，也沒有驚叫聲，只有電影結束時，觀眾的鼓掌聲。

真的!這是部很好看的電影，並不像大陸媒體在威尼斯影展裡給予的差評。

從電影裡，我更瞭解台灣的原住民，每個漢族小孩不聽話時，長輩總是會罵小孩:「你是生番嗎?」當時的賽德克族就屬於長輩口中的生番，我的祖先曾經在嘉義地區與原住民從事貿易，父親說他小時候看到生番到家裡時就會害怕，因為他們總是隨身帶著刀。

從電影瞭解，賽德克族與其他台灣原住民族一樣，有很強的領域性，只要外人侵入他們領域，甚至只是言語上的不敬，他們就會將對方視為敵人，而將對方的頭砍下，血祭祖靈。

早期的移民來台灣的漢民族因為必須擴張領域，常成為生番獵頭的對象。

所以，清政府後來明定漢番地界，相互不侵犯，避免衝突不斷發生。

漢族則根生蒂固的將他們視為野蠻人，直到近十年，政府與社會強調族群融合後，加上愈來愈多原住民在台灣社會上有傑出的表現後，岐視的現象才逐漸減少。

賽德克族雖然野蠻，但也十分天真，他們沒有貨幣，不像世上多數人追求財富，他們只是自己交給上天，遵從祖先的教誨行事。

台灣原住民族的社會與漢族截然不同，不像漢族努力工作，追求更好的生活，他們樂天知命，喜歡喝酒，做事隨性。

但在漢族的印象中，卻是懶惰、愛喝酒、不講理.....1895年，日本接收台灣，漢族拿起菜刀與日軍對抗，結局當然是失敗的。

就像滿清入關後要求漢族「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一樣，多數漢人選擇歸順日本。

當平地的抗日行動粄平後，接下來就是山區的原住民族。

賽德克族當然無法忍受日本人這個異族踏進他們的土地，而起而對抗，最終下場與漢族相同，必須在生存與滅族之間做一選擇，他們選擇了前者。

在「文明」的日本人面前，賽德克人是「野蠻」的民族，賽德克人不僅須面對他們的土地被日本人侵佔，日本政府亦禁止他們再繼續獵人頭及紋面，賽德克的傳統已被破壞。

就文明的角度而言，其實日本政府的要求是可以被理解的。

但是，少數「文明」的日本人，帶著優越感，岐視「野蠻」的賽德克人。

由於賽德克人的酒，是將小米放入口中咀嚼再吐出，以口水發酵成米酒。

1930年，在一場在馬赫坡的賽德克人的婚禮上，一位驕傲的日本警察拒絕喝這種「不衛生」的酒，而被視為無禮，最後爆發衝突，日警被年輕的賽德克人打傷，雖然馬赫坡的賽德克人頭目莫那親自道歉，受傷的日警卻揚言要消滅馬赫坡的賽德克人。

賽德克人決定為了部族的尊嚴，維護祖先的傳統，將他們土地上的所有日本人，無論平日對他們是好是壞，無論男女老幼，全部殺害!這就是當時震驚際的「霧社事件」，台灣總督府無法忍受，下令全力消滅這些賽德克人。

近二個半小時的電影裡，魏德聖導演用二小時的時間舖陳賽德克人的傳統、賽德克人自我身份認同的錯亂....，大陸在威尼斯影展作出的「嗜血」評價，我感受不出。

多數的戰爭電影裡，總是有正義(或師出有名)的一方，當正義一方獲勝時，觀眾情緒得到釋放。

但是，這部電影並沒有告訴觀眾，誰是正義的一方，就像是紀錄片，將當時的畫面重現。

所以，我無法判斷是文明的日本人對，還是野蠻的賽德克人站在正義的一方。

這兩個民族因為各自觀念不同，造成衝突，所有在事件遇害的日本人與賽德克人都是受害者。

80年後，霧社事件仍在世界的其它角落發生，只是換成不同的兩個民族，一個「文明」，另一個「野蠻」。

導演藉由電影告訴我們，凡事沒有一定對錯，自己以為是正確的，不一定真是如此。

面對不同文化的彼此，必須更需尊重對方，就是所謂的「求同存異」。

這部果然是台灣的史詩巨片，太精彩了!!

虽然《赛德克·巴莱》在岛内的票房收入没能达到赢利点，但是，魏德圣拍摄了前所未有的台湾大片。

要谈论《赛德克·巴莱》，那开篇部分必然会是不同版本的考证。

因为观看的版本不同，那也会直接影响对电影本身的评价。

就以删减版的《美国往事》和《天堂电影院》为例，其故事甚至发生了实质改变，观众很容易偏离作者意图。

《赛德克·巴莱》的第一个版本是威尼斯电影节放映的国际版（电影节版），片长150分钟，映后反馈以恶评为主。

尤其是内地记者和影评人，清一色的狂殴痛骂，此举也引发了台湾媒体的反击。

后来魏德圣解释说，这个版本不是自己剪的，它是为了赶时间参赛，吴宇森公司那边剪出来的。

正因如此，这才有了后来的第二个国际版，也就是送去美国放映和参选奥斯卡的导演剪辑版，片长155分钟，简称国际通行版。

毫无疑问，第二个国际版比第一个要强，也肯定比台湾的上、下两集连映要强（276分钟）。

可能考虑到影片实在太长，无异于“膀胱大作战”，香港上映时，下集被删减到109分钟，大大缩减了长度，无奈依然评价反响不佳。

到了引进内地时，那肯定是在第二个国际版的基础上删改。

所以，你没看错，没发行DVD之前，光是参加影展和上映，《赛德克·巴莱》一共就有五个版本……显然，魏德圣拿了吴宇森的钱，又拿了很多人的钱。

他“不得不”沿用《赤壁》的上下集发行模式，另一边还舍不得删减素材，好以此向世人证明：你们看到了吧，我把钱都用上去了，没有任何私吞。

简而言之，如果《赛德克·巴莱》仍旧沿用上下集的模式，我会觉得上集不错，有新意更有锐气，其格局比《海角七号》要大出太多，耗费导演不少心力。

但是评价一旦落到下集，那当真是又臭又长，硬伤无数，只想快进。

我们常说，大片不只是大投资、大导演，更不是搬来一堆巨星，那就能拱出个好来。

对《赛德克·巴莱》而言，大片并不一定就要276分钟的片长。

恰恰相反，一百五十分钟已经是它的极限了。

从投资级别来说，《赛德克·巴莱》耗资巨大，动工了台湾大批的技术人员，质量完成得也还不错，岛内震动。

只是对着一堆素材不知道如何下手，这点上，魏德圣多少有点优柔寡断，没有快刀斩乱麻的利索劲。

影片的最大优点是独树一帜，它以原住民的历史题材入手，这在内地是不可想象的，在香港是没有历史条件和天然环境。

在选题和执行上，魏德圣完成得很出色。

他对雾社事件的关注，对身份认同的反思，这些都促成了《赛德克·巴莱》的拍摄。

影片的拍摄成功，又给华语导演的励志故事添上一笔。

对很多台湾人来说，《赛德克·巴莱》的意义就是把历史课本上的一行字，变成了一部有血有肉还有“人头”的历史大片，算得上精彩好看。

对华语观众来说，他们终于看到了气质不大一样的大片，技术出色、演员朴实，内容激荡，更能引起一定的反思。

然而，《赛德克·巴莱》也有它的莫大缺陷，那就是主要人物太过平板，缺乏内心戏。

尤其是赛德克族一方，从强势、隐忍到反抗，其中是有明显的挣扎过程，不过这些都太表面化了，流于形式。

到了后面的战斗场面，那就是千篇一律，毫无悬念可言。

不过解释起原因可能也很简单，这些非职业演员能改造身体，更能顽强坚持，但是他们难以驾驭住情感，控制自如。

试想，如果没有一郎、二郎这般角色的存在，从剧本上去描画，《赛德克·巴莱》将失去真正的灵魂，同时缺乏讨论的意义。

在他们身上，电影呈现了身份认同的痛苦，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属何方，自知万劫不复，惟有以死谢罪。

再不然到日本一方，无论是小岛源治还是派遣军司令，他们除了在血樱花下感慨一番，似乎功能无多。

但即便有明显的瑕疵不是，《赛德克·巴莱》依然展示了惊人的信息容量。

在还原历史和文化习俗的决心、对信仰和神话传说的表现、适当提拔和升华的英雄主义、穿越林间的运动长镜头、近乎外语片的观赏语境……这些东西不仅在过去一年极为罕见，即便放到过去十年的华语电影里，《赛德克·巴莱》依然值得肯定。

有趣的地方还在于，《赛德克·巴莱》完全没有对野蛮和文明的话题指手画脚，它赞美原住民的勇气和信仰，又表现了他们残杀日军妇孺的血腥场面；它站在日本人的角度上抛出了武士精神的同源之说，对原住民的行为产生了敬佩之心。

它重现了上世纪30年代的雾社事件，展示猎场和家园之争，让斑驳的岩石壁画从模糊到清晰——一场关于野蛮与文明的交战。

无论选择抗争还是选择自刎，赛德克族都抱有野蛮人的骄傲，这恐怕也是最能打动魏德圣的地方。

【北青报】

思考再三，我冒死转发这条微博，因为也是我看完之后的真实感受。

无论因为什么原因，要让丈夫杀死妻子，少年之间互相残杀，都违背了最基本的伦常底线，都是无法容忍的事情，保家卫国的圣战也是拉登的理念，但不能这么干！

这电影看得我很难受，和义和团没有两样,我丝毫不想看四小时版本。

（@郭光东无数人力荐，看了《赛德克.巴莱》，我却失望透顶。

学生腔文艺腔的制作水准，至多算烂片，但它混乱的价值观，必须给个“毒片”恶评。

赛德克的逻辑和行为，与本.拉登的几乎一样，都借口文明冲突，都残杀平民，都对团队洗脑，都以圣战或祭祖灵神化送死……一经“文化”、“抗日”包装，咋就双重标准了？

）更为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片子从下半场开始就是无穷无尽的杀戮场面，各种杀，用刀，用枪，一直在刷刷刷地杀人，泛滥到我这种成年观众都觉得血腥得过分的地步，请问知不知道克制？

杀戮真的要这样密集的表达吗？

杀了整整一个小时，看得我都要吐了！

再说爱国，我也觉得这么拍片子简直混蛋。

有人提议我看完整版，而我认为一个电影的删节版恰恰能够反映导演最核心的价值观，他选择留下什么，一目了然。

剧中最悲催的警察兄弟的遗书段落被他删节了。

我说的“爱国”当然不是爱中国，而是他片中的“我族”的概念。

导演真的是中立态度吗？

完全不是，他简直是热血过头了，目的是警示懦弱的中国人。

请不要误会我认为这个电影不好，其实挺好的，抗日题材基本也令人无从菲薄，但仅从电影本身来说，魏德圣的确疯狂，情绪倾泻得收都收不住，让我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中国的抗战片。

片中写得最好的是军警两兄弟，但仍然写得不够好。

本片更适合缩骨的人观看受教育，尤其适合震慑伪娘，以及伪娘化的中国男人。

杨德昌曾说过，拍电影的人要带种。

杨德昌是魏德圣的恩师，看完《赛德克·巴莱》，我最先想到的居然是杨德昌的这句话。

很多人试图在《赛德克·巴莱》身上寻找台湾新电影的影子，然而拿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对比，除了台湾版上下集的惊人片长，《赛德克·巴莱》和前辈的大成之作关系并不大。

究其原因，今天的制作理念和电影美学已经不同于当时，台湾的市场环境也大不相同。

然而，当《赛德克·巴莱》走进热带丛林，魏德圣用他的疯子精神，组织起一大帮人，展开了与天斗的征程。

光是这点，它或许会让人想到赫尔佐格（即便不是同一类电影），而赫尔佐格恰好也是影响杨德昌电影生涯的重要人物。

杨德昌选择了不必依赖大投资的制作方式，魏德圣却在一开始就选择了高预算的制作方式——虽说比起好莱坞的投资规模还是低了。

正是这一理念，令《赛德克·巴莱》有了之后长达十几年的准备周期，剧本、前导片、《海角七号》、吴宇森……这些故事，足以让《赛德克·巴莱》成为一部难以复制的华语大片。

片中非职业演员的指导，实地取景的难度，再到服装、美术、配乐等不同环节，观众都看得出《赛德克·巴莱》把钱用在了哪里，不敢偷工省事。

这种本该属于电影人的职业精神、一无所有却只想拍出心目中电影的热情，它们在华语电影史上出现过多次，但有很长一段时间，它们消失了，如今，《赛德克·巴莱》重现了这一切。

故事内核上，魏德圣好像远离了自身的汉人文化背景，然而，他没有跳脱台湾的背景。

《赛德克·巴莱》是这样一部片子：观众对它的评价，更多会取决于他们的自我认知、对历史的评判还有道德立场和伦理价值。

以开场的一出戏为例，《赛德克·巴莱》首先解释了“出草”的部族风俗，野蛮人以猎取人头为荣。

雾社暴动时，面对无差别屠杀的惨剧，观众立马动摇了。

看上去魏德圣不仅反文明，而且反人类，然而，如果真有无辜一说，被全家烧死的族人就不无辜了？

片中每一次行动，每一个选择，其实都伴随着争论和分歧，就连日本人小岛也是如此。

即便作为英雄版的莫那·鲁道，他在很多时候也有动摇。

显然，《赛德克·巴莱》意不在对错，而在于重新看待历史，寻找和解。

如果把雾社事件简单视为抗日义举，或许，《赛德克·巴莱》还能少去许多争议。

可事实上，《赛德克·巴莱》投向历史的光束不仅于此，影片赞美了赛德克族的光芒闪耀，也留下了野蛮与文明的纠缠和阴影，最后化归为一道“人造的彩虹”。

显然，《赛德克·巴莱》不仅讲好了一个故事，更值得去进行一场严肃的讨论。

固然影片也有不可避免的取舍缺陷和特效漏洞，然而它却表明了果敢的创作态度。

一部真正的电影该怎样去做，就像赛德克人一样，如何去当一个真正的人，魏德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在它身后的众多华语电影，尤其是形色大片，它们价值全无，依然深陷在“讲不好故事”的泥潭中，互相往对方脸上抹泥巴，争相拉低着华语片的底线。

也许，这才是影片上映后，各界舆论争相支援它的最终原因。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