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阿根廷人

英雄葬礼切，已经故去很久了，今日再看那段历史，感受依然很深，很深！

深到，已经不会打字，那就转抄几句吧！

格瓦拉等人的遗骨被运回古巴后，暂时停放在哈瓦那的何塞·马蒂纪念馆内。

1997年10月9日（即格瓦拉遇难30周年），古巴国务委员会发出通知，确定当月11日至17日为国丧日，并确定将格瓦拉的遗骨以国葬的规格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圣克拉拉

http://axinlove.com/2009/03/che/《Che[切·格瓦拉]》切·格瓦拉死了by @xinl.ve 090303开篇明义：电影不值得你花4个小时（上、下两部），因为基本上找不到什么好说的地方。

《Part One》的游击战和后来格瓦拉在联合国的发言的影像交替？

没有什么惊奇，看不出Soderbergh的特别之处。

本文不值得你花2mins，因为更多是牢骚不断，英雄主义的极大渴望被掐死了。

什么样狗屎的文章，配合什么狗屎的电影，大爷个熊！

1967年10月9日，在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的341天后，切·格瓦拉死了。

这不是他的第一次死亡，也注定不会是最后的一次。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的第一句话写到“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时，切·格瓦拉死了一次。

2008年Steven Soderbergh导演推出本片《Che》的时候，他又死了一次。

切·格瓦拉一次又一次的死亡，和他在人心中一次又一次重生一样，永远没有结束。

话剧《切·格瓦拉》的剧本以图书的形式进入我的世界时，他从马克杯和黑底红色Icon的Tshirt上走了出来，开启了我蒙昧的激情，他在我心中第一次的复活。

沉寂忧郁的青春时代，看完她人借给我的《百年孤独》后，他又在胸膛里澎湃不已。

被生活羁绊，被惰性圈养，期待着某一刻他能带给革命的力量。

4个小时的片长，无法区分之为英雄的浪漫主义，还是Discovery的仿真实记录片，《Che》的Part One与Part Two都没有足够的特点。

没有史诗的场面，没有惊心动魄的战争场景，也没有煽情的细节，革命胜利后的雪茄，游击战争时推崇读书，分配食物时优先考虑小孩，争取农民的支持时坚持不扰民，这样的细节，Benicio Del Toro饰演的Ernesto Che Guevara。

被一个名字激起的狂热和期望获得共鸣的情绪，慢慢湮灭于电影的平淡。

开始于“格拉玛”号的剧情，最后终结于同一幕，走过一段旅途后回到起点，我的热情被电影伤害，那种释放荷尔蒙，突出英雄主义，“鼓吹”革命和Change的人潮汹涌般的热情，冷却在格瓦拉贴近地面的时刻。

革命并不美好，山林游击战争的苦难不是乐观主义就能应对，伟大英雄个体的结局也注定悲情。

Soderbergh是在讲述他心中的英雄传奇，一部影像般的《奥德赛》，还是依据一本传记呈现着历史？

但愿保持敬畏之心，看待这些神一样存在。

————————卡斯特罗的古巴现在还没有普及手机，估计网络更不可能，海尔的冰箱在那边是紧俏供应的物质。

革命胜利后一党专制，“低水平下的平均主义”，“革命”的现实成果，一样在爱幻想的脑袋瓜子里插上一刀。

Part Two的西班牙文片尾曲。

Che.Part.One.2008.DVDRiP.READNFO.XViD-RUSTLEChe.Part.Two.SUBBED.SCR.xViD-xSCR

2003年的夏天，我四处搜求，终于买到了一只印着那只著名头像的帆布背包。

有一次背着它坐公车时，听到旁边有个少年问身边的女生：“知道他是谁吗？

”女生答曰不知。

他便解释：“他叫格瓦拉，唱摇滚的，可出名了。

”这结论情有可原。

我还在卖这个包的店里买了一件科本的T恤。

那里还有列侬、滚石等一众图案，只是没有迪伦。

一度成了我的老大遗憾。

那几年切突然加入了摇滚明星的行列，和张广天、黄纪苏的《切·格瓦拉》多少有点关系。

此剧“被评为2000年中国知识界十大事件之一”。

之后，就听说这两位主创都上山投奔某乡去了。

这部伟大的“史诗剧”也许便是投名状。

现在我已经明白，消费是最无力的表白，占有一个符号和物件说到底是钱的事，与理想主义什么的风马牛不相及。

喊口号相比之下更牛一点，前提是得有人听。

当把电影拍到上下两集的时候，想让人听就有点困难了。

《阿根廷》采用的是索德伯格比较擅长的“多线交叉”法，把1964年格瓦拉前往联合国发言的美国之旅和1955～1959年的古巴革命交替穿插起来。

前者采用黑白影像，后者用彩色影像，都采用大量手提摄影，带有浓重的仿纪录片色彩。

二者的交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互文”效果。

黑白部分中格瓦拉接受采访时的陈述，变成了彩色部分中战斗场景的画外音，似乎成为他对过去战争岁月的一种解读；而彩色部分中的游击生活，对黑白部分中格瓦拉在联大的讲话，尤其是他对拉美国家代表的反驳，也形成了一种背景的投射——革命果实是用他亲历的流血牺牲换来的，他有权用任何方式去捍卫它。

他在采访中恍若独白的那些回答：关于革命、信仰、人性等等，与画面中他在游击队员中间的表现并行，巧妙地让观众在不经意间接受了这种“格瓦拉谈格瓦拉”的效果。

这也是为何我更喜欢《阿根廷》的原因。

单从影像文本上看，索德伯格已经达到了目的，制造出了其实并不乏疑点的真实感。

但这种真实又不是那种“纪录片”式的真实。

实际的《阿根廷》看起来更像一场梦幻：黑白部分中屡屡出现对格瓦拉面部的特写，各种角度的强烈光线对比画面，而彩色部分中很少有他的近景镜头，表情也大多被军帽的阴影所遮盖，只有当他戴上那顶著名的贝雷帽之后，才更多地露出了面孔。

炎热的丛林、翠绿的玉米地不断忽然切换到纽约的黑白都市。

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隔膜与距离，正像革命的胜利一般不可思议。

然而切就游走在它们当中。

我们看不透他，正如他也看不透它们。

想找到他的哪一句话是真实的，哪一句是泛泛的敷衍，并不比从那场已经被“日常化”的革命中找到决定胜利的一次交火更容易。

观众就是在这些幻觉中看到了神话的“常人版”：一个携带着沉重的哮喘穿行于丛林的病人，一个总惦记着教新兵们读书写字的“战地知识分子”，一个像小学老师一样解决战士告状的“教导员”，一个坚决处决祸害百姓的逃兵的“铁面法官”。

甚至是一个无异议无条件接受菲德尔·卡斯特罗所有人事调动的“忠诚战士”。

这仍然是一种耳熟能详的英雄套路。

只是在索德伯格的加工之下，狗血被影像的叙述稀释掉了。

而摄影机也根本不让人看清他的表情。

它只要观众知道，切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些对他都是非常自然的表现。

就完了。

那些模糊、沉思、捉摸不定，只在黑白世界里闪现而过。

那时，他已经不在革命当中。

革命缔造了神话，革命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在影片的结尾，补全了开头两位未来领袖在阳台上的对话。

之前卡斯特罗问：“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

有点疯狂是好事。

”而两个多钟头后，观众才看到之后切告诉他，自己要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继续“解放全南美”。

卡斯特罗的回答是：“你也疯了。

”等到《游击队》的开场，已经是1965年。

正好砍掉了切“建设和平年代”的那段历史。

很明显的避重就轻。

但此间古巴高层的某些“内幕”，恐怕只在唯一的知情人卡斯特罗那颗83岁的大脑里存着，外人是搞不到手了。

牛人如CIA，也只能根据M主义政党的某些习性来玩推理，以为切和托洛茨基一样，已经被自家的老大清洗，告别信什么的，全是伪造品。

幸而后来切及时地现身在刚果，给美帝国主义的谣言以致命的反击。

那时，他已经告别了地球人的常识。

从形式上说，《游击队》是部“正常”的电影。

中规中矩，按时间顺序讲完了切在玻利维亚的三百多天。

从化装入境、组织队伍，到转战密林，最终覆灭。

当情节变得残酷时，往往给人的感觉才更加真实。

因为“胜利叙事”的套路正在被一次次的失败证明并非定理——同样的宣传美好未来，为村民施医送药，不动百姓一针一线，却无法打消那些木讷的面孔上疑虑和恐惧的神色，更无法让他们跋山涉水地前来投奔。

相反，他们报之以说谎和出卖，直至围观了英雄被处决。

切还是那个切。

他拖着沉重的哮喘，读着书，解决战士之间的纷争，坚强而公正。

但在完全相反的境况面前，他的力量显得越来越疲弱。

其实并不是他在变弱，而是现实在变强。

这时观众才能感受到，所谓的传奇之光环，不过是被胜利的结局涂抹上的虚饰。

同样的举止，在收不到积极效果的情况下，就不再那么高大了。

反而有些“形式主义”。

因此，请不要相信什么过程比结果重要。

对每一个追随切的人来说，与民众一起欢庆胜利、开着吉普车进军哈瓦那，和饥寒交迫、带着感染的伤口行军，没有任何防备地死在某个鸟不拉屎的小镇上，根本不是一回事。

就是这同一个人，前者让你觉得他无所不能，而后者让你疑心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只有胜利的革命才能缔造神话，只有胜利的革命才是一个神话。

所以，切和所有的人一样，只是一个人，他生命的结局并不完全取决于他自己。

无须再用“暴躁”、“滥杀”这些更戏剧性的东西来突出这个性格的矛盾复杂。

即使他简单到只是一条线，这条线仍然不可能是笔直的。

因为他是在一个如此高低起伏不平的世界上行走。

密林可以是胜利的摇篮，也可以是迷失的绝路。

至少，还原如此残酷的游击生涯打破了那些关于“追求浪漫”的传闻：谁能觉得这种生活是浪漫的？

我有时怀疑他也是中了玻利瓦尔的毒。

那位南美的“解放者”一气解放了五、六个国家，其间付出了不计成本的代价。

而那些被他解放的人，无法接受他的“拉美合众国”设想，终于变成了他的敌人，甚至想暗杀他。

切的区别，是只在走出第一步的时候就被干掉了。

帮助一个国家赶走殖民地总督，和帮助一个国家推翻现有的政府再换一个，毕竟是两回事。

后者注定不会被所有的人视为“解放”。

玻利维亚，这个用“解放者”的名字命名的国家，毫不客气地成了新梦想者的葬身之地。

《游击队》的结尾也用了一次回溯，这次是切和卡斯特罗一起乘船驶向“革命道路”的那段镜头。

历史回到了起点，胜负未卜，前面可能是神话，也可能不是。

两个“疯人”面对着苍茫大海，沉默无语中带些忐忑和茫然之意。

他们都只是人。

一个比另一个多活了44年，而已。

上周周四和周五两个晚上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看完了史蒂文·索德伯格执导的《切.格瓦拉》，因为时长的关系，电影被分为两部分放映，前一部分从切与卡斯特罗一行人偷渡到古巴直到古巴革命成功后切率古巴代表团到联合国参会；后一部分从切离开古巴到在玻利维亚被捕被枪决。

同是描写艰苦卓绝的游击队生涯，电影风格和中国的《长征》等差别很大，我反而喜欢这种克制。

克制，对一个人而言是成熟的标志，对艺术又何尝不是？

越是克制的情感反而越有力量，越发人深省。

有的观者或许会觉得平淡，而我却感受到那波澜不惊的海面下不断激荡的暗涌一次又一次撞击我的内心。

切给农民义诊，身旁的小女孩说，他是个庸医，对每个人都这么说。

简单一句话就刺痛我的心，言外之意，落后的条件让农民们营养不良、缺乏保健药物，都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切训练新兵，一段时间后给新兵机会自己选择离开还是留下，那简简单的几句话；切整顿游击队纪律，督促没有文化的队员学习，……战争结束了，大家都在欢呼革命胜利了，切说“我们只赢得了战争，革命才刚刚开始”记者问切，革命者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切的答案让她很意外，“是爱，对人民、正义和真相的爱”。

古巴：茂密的丛林，恶劣的天气，匮乏的物质，队员有的离开了，有的牺牲了，没有眼泪，更多的是静默；胜利了，欢呼的场面一带而过。

玻利维亚：当地的农民不理解切，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会来到自己的国家，为什么会为了让自己能够读书写字、看得起病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因为农民的告密，切和队友们被捕了，然而他的眼里丝毫没有对农民的怨恨，“为什么农民还要反抗你”“或许他们相信你们的谎言”——切和捕获他的军官的对话。

看第二部分的时候我一直很难过，因为明知道切正一步步走向死亡。

其实切又何尝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就是战死？

还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天地间驰骋纵横的浩然正气电影做到了注：根据记忆复述的台词或有错漏。

此文原发于公众号甲10号，转载于此，作为对影片背景的补充……1967年4月的一天，在弗吉尼亚州兰利那幢著名的神秘大楼里，一份密码电报刚刚译出：“一名与卡斯特罗关系密切的游击队员确认：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

”这份情报，揭开了后来故事的序幕。

对电报进行研究后，中情局分析专家选择不相信情报的内容。

『他在哪里』自从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后，美国就深切感受到了他这位阿根廷籍亲密战友的莫大威胁。

格瓦拉的影响，远远超越拉丁美洲，越过加勒比海，越过墨西哥湾，降临美利坚大地。

美国大学校园里，充满叛逆精神的年轻学生争相传阅格瓦拉的名著《游击战》，振振有辞吟诵着书本里激荡人心的句子：“游击战是群众斗争，它是人民的斗争。

”美国国务院发出警告：格瓦拉是“民主国家最危险的敌人”。

美国政府责成中央情报局对这个最危险敌人进行追捕。

但是，这个危险敌人两年前离开古巴后，就不知所终。

成为一个幽灵，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

中情局搜集掌握了格瓦拉几乎所有的资料，就是不知道他眼下在哪里，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是死是活。

综合多方面情报，中情局占上风的看法是格瓦拉已经死亡，掩埋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一个没有标记的坟墓里。

不料，年初从南美洲传来消息，玻利维亚政府军在东南部热带丛林中遭到不明武装袭击，里面有外国人。

玻利维亚总统请求美国提供紧急军事援助。

美国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派出一支13人小分队前往玻利维亚，训练政府军突击队，掌握对付游击队的战术。

这份电报就是受训后的政府军突击队与游击队交锋取得的一个成果。

格瓦拉还活着？

就在玻利维亚？

中情局分析师无法相信这一点。

他们无论如何也搞不懂，他怎么会冒着危险跑到玻利维亚这个落后国家的穷乡僻壤里。

他出身富裕，教育良好，职业体面，英俊潇洒，本可以拥有世间的一切，华服，金钱，跑车，豪宅，美女。

但是，他却选择四处流亡，战斗，革命，吃苦，流血。

这究竟是为什么？

据说他是为了穷苦人民的解放，十年前抛弃在阿根廷的优裕生活，放弃令人羡慕的医生职业，和81名志同道合的青年登上几乎快要散架的“格拉玛”号旧游艇，穿过波涛汹涌的大海，奔向古巴。

两年后，他和卡斯特罗率领的游击队在古巴建立了新政权。

胜利果实到手，该纵情享受了，他却出人意料地辞去在古巴党和政府担任的所有要职，给卡斯特罗留下一封信，离开古巴，去更贫穷的国家进行新的革命。

一个罕见的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取得浴血奋战的成功后，又义无反顾地去更贫困的地方进行艰苦斗争，掌握了巨大权力却不屑于在政治圈子里争权夺利。

自此他从公众视野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这份来自玻利维亚的最新情报，中情局不愿相信，也不敢轻易否定。

两名古巴裔中情局特工被选中，派往南美中部这个贫穷国家寻找格瓦拉。

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和古斯塔沃·维洛多精神振奋地接受了任务。

两人对格瓦拉都有切身之仇。

他们的家庭本来都是古巴富裕的统治阶层，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革命使他们失去了财产和权力，失去了家园，成为难民逃到美国。

维洛多对格瓦拉的仇恨更加直接深刻。

格瓦拉率领游击队包围了他们家，格瓦拉亲自审讯他的父亲，给这位富有的工厂主兼农场主两个选择：要么把家族财产交给国家，自己安度晚年；要么把两个儿子交给行刑队处死。

这个资本家无法理解这个事实：把自己辛苦赚来的资产，拿走分给那些社会的寄生虫。

第二天早上，维洛多发现父亲死在床上，身边一个空的安眠药瓶。

维洛多发誓要让格瓦拉偿命。

格瓦拉的激进使他多了一些敌人，少了一些朋友。

罗德里格斯以古巴难民身份加入中情局，很快成为情报专家。

他善于讯问，善于从不愿配合者口中挖出重要情报。

到达玻利维亚后，他下功夫研究了德布雷的档案和审讯记录。

电报说的“与卡斯特罗关系密切的游击队员”，就是这位法国共产党党员：朱尔斯·雷吉斯·德布雷。

他是法国一位有些名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撰写过一本《革命中的革命》，讲述游击战策略。

多年书斋研究中陶冶出的革命情怀，以及对革命偶像格瓦拉的敬仰，促动他来到玻利维亚的丛林深处，投身游击战。

虽然见到仰慕已久的偶像，但是革命的真实景象还是让他震惊。

太恐怖了！

几个月来，他生活在污秽的营地里，蚊虫叮咬，燥热不堪，臭气熏天。

加上战斗，流血，甚至死亡。

他感到从文明世界一下子跌入了原始社会的野蛮深渊。

德布雷在营地还有一个共鸣者，西罗·罗伯托·布斯托斯。

这位阿根廷画家对革命和游击战怀着浪漫的幻想，喜欢夸夸其谈马克思和斯大林，用离经叛道的言辞吸引聚会上的女性。

这个浅薄的革命者投身游击战后，发现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需要扛枪，行军，要忍受肮脏、野蛮和各种不适。

他根本没有为革命动真格的打算，他对革命没有丝毫的真正兴趣。

这两位凑到一起，牢骚不断，整天筹划着如何离开营地，重返文明世界。

1967年4月，一位找到游击队营地采访的英国记者要离开时，他俩打算随行。

格瓦拉的态度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它去吧！

”格瓦拉的浪漫气质并不适应残酷斗争的生存法则。

他没有料到，这两位的离开，撞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经过“绿色贝雷帽”训练的玻利维亚政府军突击队，学到了对付游击战的经验。

两位知识分子革命者离开游击队营地不久，就落到了政府军突击队手里。

两人坐在牢房里，不知道哪天会死去。

他们屈服了，向美国人和玻利维亚军人说出了知道的一切。

『他在这里』德布雷最关键的一句话是：“格瓦拉就在玻利维亚，在格兰德河谷的丛林里。

”罗德里格斯在精心研究德布雷的审讯记录时，注意到了一个人。

德布雷说，游击队里有一个化名“帕高”的年轻人，总是抱怨他被玻利维亚共产党骗了。

因为介绍他加入游击队的那个人，说是通过这个途径可以得到去哈瓦那和莫斯科受教育的机会。

到达游击队后，没有人再跟他提起什么出国学习的事，只是发给他一把毛瑟枪，120发子弹，还有一个沉重的背包，然后是没完没了地翻山越岭，行军打仗。

罗德里格斯的职业敏感使他意识到，帕高是一个极佳的情报来源。

布斯托斯充分施展他的美术才华，给审讯者绘制了一张精确的游击队营地地图，并加上详细注释。

根据这张地图，玻利维亚军队找到了游击队藏匿武器的几个据点，发现了医疗用品、护照、电报、密码本，还有一些照片，一个雪茄烟头。

中情局专家对一份护照上的照片格外感兴趣。

这个男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戴着眼镜，发际线后退。

他们很激动，他们知道这可能是谁，但是，出于慎重，还需要再研究确认。

他们又对那个雪茄烟头进行了各种分析，再与格瓦拉的档案进行对照，答案基本出来了。

格瓦拉此时还不知道，两位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出卖了他们仰慕的英雄。

罗德里格斯仔细梳理了从游击队缴获的每一片纸，为每个已知的游击队员建立了档案。

姓名，昵称，代号，军衔，年龄，国籍，是否抽烟，携带什么武器，穿什么衣服，说话和行为习惯，有什么怪癖。

他还研究游击队员如何拉帮结派，他们之间的隔阂，谁喜欢谁，他们喜欢格瓦拉吗？

他希望再能捕获一名游击队员，获得尽可能多的关于格瓦拉的情报。

最好能抓到帕高。

机会来了。

机会是一名农民提供的。

格瓦拉不远万里，来到玻利维亚，要帮助这里的贫苦农民摆脱资本主义的统治与剥削。

但是，这里的农民却不大领情，他们对外来的陌生人抱有天然的警惕，他们只关心如何赚钱养活家人。

这天，在瓦耶格朗德一带行军的游击队打算徒步越过格兰德河，队员找到一位农民问路。

这个农民答应到河边为游击队寻找安全的渡河地点。

但是，这位名叫奥诺拉托·罗哈斯的农民没有去探路，却悄悄地跑到了政府军突击队的驻地。

结果，游击队遭到伏击，9名身亡，1名被捕。

被捕的年轻队员交代说，他在营地名字叫“帕高”。

罗德里格斯此前已经为帕高建立了数厘米厚的档案，一页一页认真研究过。

罗德里格斯作为讯问行家，善于突破不同对象的心理防线。

他察觉到帕高不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虽然向往革命，却又抱怨被人欺骗。

他的信仰和遭遇之间有个缝隙，罗德里格斯决定在此插进一个楔子，撬开他的嘴。

罗德里格斯成功了。

帕高交代的内容丰富而详细。

他说，名为雷蒙的游击队领导人，就是切·格瓦拉。

他说格瓦拉把总共50多人的队伍分成三部分：先头部队，中央部队，后卫部队。

三支队伍之间保持数百米距离。

先头部队6-8人，中央部队是主力和格瓦拉。

罗德里格斯提取了所有阵亡游击队员的指纹，与档案一一比对后，确认其中一名是米格尔。

帕高交待，米格尔在不久前被格瓦拉任命为先头部队指挥。

格瓦拉的行踪不再是谜。

他就在附近。

罗德里格斯对玻利维亚政府军森特诺上校说：突击队可以出发了。

目标：瓦耶格朗德。

格瓦拉在那里。

在玻利维亚南部这个地区，格瓦拉的革命有些水土不服。

他们想发动群众，但是很不成功。

他们要扩充兵源，但无人响应。

游击队在占领地区向村民发表征兵宣讲：你们叫我们土匪，但我们是在为你们而战，为工人阶级而战，为那些收入微薄的工人农民而战。

此时，玻利维亚军方领取极高的薪水。

你们为他们工作，但是，告诉我，他们为你们做过什么？

你们这里没有水，没有电。

你们被遗弃了。

这就是我们要战斗的原因。

村民们一片沉默。

格瓦拉认为：农民的无知落后使他们无法理解美洲大陆正发生的事情，他们的解放尚需时日。

贫穷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

或许。

村民们也有感兴趣的东西。

他们对官方在无线电广播里发布的一条消息，听得十分仔细。

玻利维亚政府悬赏抓获一名外国人，名叫切·格瓦拉，这个人就在瓦耶格朗德一带。

政府为他的首级开出的价格是50000玻利维亚诺，合4200美元。

这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数字。

许多农民开始寻找这个外国人。

1967年10月8日上午6：30分左右，一个当地农民兴奋地来到政府军突击队驻地。

他说，黎明前，他在一条小溪边上灌溉土豆田时，看见十多个陌生男人沿着河岸行走，里面有外国人。

政府军突击队立即出发。

天时，地利，人和，他们都有了。

游击队被打垮了。

被捕的游击队员中，有一名无疑是外国人。

胡须浓密，眼睛清澈，凝视的目光令人印象深刻。

他独特的胡须和面容，见过他照片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来。

“你是谁？

”突击队指挥官心脏狂跳，努力保持冷静。

“我是切·格瓦拉。

”即使衣衫褴褛，腿部负伤，流着鲜血，这个男人仍然散发出超凡的魅力。

指挥官请他伸出左手。

一道长长的疤痕，与情报描述相同。

失败成为定局。

格瓦拉如果选择另一个地区发动革命，在一个靠近工矿和城市网络的地方，还可能有获胜的机会。

那里的民众对统治者深怀不满，反感军人政权。

可能成为革命的土壤。

但是，他却选择了玻利维亚东南部这个人烟稀少的丛林地带，这里的农民封闭保守，对外来人心存防备。

格瓦拉没有能够动员当地农民成为对抗统治者的力量，反而被他们出卖。

还有游击队内部的裂痕，加速了格瓦拉的失败。

罗德里格斯以胜利者的姿态，怀着家仇国恨，来到关押格瓦拉的乡村小学校。

“切·格瓦拉，我想和你谈谈。

”“没有人能够质问我。

”绳索紧捆，伤口流血，都掩盖不了格瓦拉的尊严。

“司令官，我来不是审问你。

我们的理想不同，但我很佩服你。

我还是想和你谈谈。

你曾是古巴的一名部长，看你现在的样子！

你成了这样，是因为你自己的理想。

尽管我认为它是错的，不过我还是想和你谈谈。

”罗德里格斯让看守为格瓦拉解开绳索。

先找了一个不太尖锐的话题；“你，一个医生，做了古巴国家银行行长。

医生懂经济学吗？

”“你知道我如何成为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吗？

” 格瓦拉笑了起来，“有一天，我们开会，卡斯特罗进来说，要找一个恪尽职守的经济学家（economist）。

我听错了，以为他说要找一个恪尽职守的共产主义者（communist），所以我举起了手。

卡斯特罗就选择我做了古巴经济的领军人。

”难怪，这位革命银行家上任之后，就提出废除货币的主张，要建立 “不用钱的文明”。

罗德里格斯话锋一转：“你是一个外国人，你入侵了玻利维亚的主权领土。

”格瓦拉十分轻蔑：“你不可能理解革命的原因。

”“我在为玻利维亚流血。

”格瓦拉指着身边的一具尸体，那是他的战友奥卡：“看看这个人，他在古巴，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

然而，他来到这里，就这样死了。

甘愿牺牲，因为他相信他的理想。

”信仰激烈对抗，讯问无法深入。

如何处置世界上这位最令人闻风丧胆的革命家？

玻利维亚总统府会议争论不休。

审判格瓦拉，必将引起国际风暴，成为一场灾难。

“而且，玻利维亚没有死刑，最多只能判处30年徒刑。

”总司令奥万多提醒总统巴里恩托斯，“我们在哪里关押他30年呢？

”玻利维亚没有一个监狱足够安全，革命者会冲击监狱，古巴可能派兵来救他。

别无选择，只能杀掉他。

1967年10月9日上午10点左右，一名突击队士兵来到罗德里格斯身边：“电话！

司令部要跟这里级别最高的军官讲话。

”罗德里格斯佩有玻利维亚上尉军衔，此时此地是级别最高的军官。

“我是拉莫斯上尉。

”他使用自己的化名。

“拉莫斯，你被上司授权执行行动500和行动600。

”500是格瓦拉的代号，600是死刑的代码。

如果要他活着，指令是700。

“请重复一遍。

”美国政府给罗德里格斯的指令是，要让他活着。

美国政府想把格瓦拉偷渡到巴拿马审讯。

仍是500和600。

罗德里格斯无可奈何。

他只是一名派到玻利维亚的美国中情局顾问。

这是别人的国家，有他们的规矩。

他想起格瓦拉的足智多谋。

卡斯特罗也被囚禁过，最后却脱身颠覆了古巴。

只要格瓦拉活着，就非常危险。

罗德里格斯再次走进囚禁格瓦拉的教室：“司令官，这是玻利维亚最高司令部的命令。

”“这样更好。

我本不应该让自己被活捉。

”格瓦拉十分镇定。

他知道，死神站到了门口。

“有什么转告你家人的吗?”“告诉我妻子让她再婚，过得幸福。

”格瓦拉走近罗德里格斯，与他握手，然后拥抱了一下。

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尊严依然。

罗德里格斯已经没有了仇恨。

他走到门外，给持枪的士兵下达指令：“这个人应该死于战伤，不要朝脸上开枪。

”持枪士兵走进教室。

格瓦拉毫无惧色。

“我知道你是来杀我的。

懦夫，开枪呀！

你只是在杀死一个男人！

”即使是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也钦佩他面对死亡的风度——毫不辩解，反抗到底。

几声短促的枪声传来，罗德里格斯看了看表，下午1点10分。

任务结束了。

罗德里格斯在天黑返回住地时，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

他突然感到胸膛内发出一种奇怪的绞痛，肺部紧缩，喘息不止。

后来医生告诉他，这是哮喘。

但是，他以前从未有过哮喘。

他恐惧地想起了格瓦拉档案里的记载：切·格瓦拉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哮喘。

之后的岁月里，罗德里格斯每一次哮喘发作，都会想起结束格瓦拉生命那个夜晚的恐惧时刻。

三天后的午夜，那位发誓要让格瓦拉偿命的古巴裔中情局特工维洛多，带着两个玻利维亚士兵，驾驶一辆卡车从当地医院驶出，开往正在扩建的瓦耶格朗德机场工地。

后面的车厢用帆布蒙得严严实实。

帆布下面，是格瓦拉。

卡车停在新建跑道附近一块洼地边缘。

右侧10多米处有一个新挖的大坑，9米宽，5.5米深。

他们把格瓦拉遗体扔进坑里，推土机将坑填平。

天空开始飘雨。

维洛多庆幸自己穿着毛衣，其他人冻得瑟瑟发抖。

格瓦拉消失在了潮湿的黑暗之中。

坟墓没有任何标记。

他们认为格瓦拉已经是个句号。

一切都结束了。

『他无处不在』但是，一切都没有消失，一切都没有结束。

“我们打垮了格瓦拉，杀了他。

即使是死，他还是得到了所有的荣耀，我们没能得到任何称赞。

”许多年以后，一个参加追捕的政府军突击队员感慨万端。

光阴荏苒，凶手早已无人知晓，死者却成了超级名星。

格瓦拉成了一个超级大IP。

在他被出卖被杀害的玻利维亚，在他深切同情的贫穷国家，在他深恶痛绝的资本主义世界，在繁华的都市和偏僻的乡野，嗅觉机敏的商人们纷纷投入营销格瓦拉神话的热潮中。

消费他的人遍及全球各个角落，覆盖各个阶层。

年轻消费者即使不知道格瓦拉到底是谁，也丝毫不影响对他的追捧。

那个头戴贝雷帽、长发披肩、神情坚毅、目光深遂的著名头像风靡全球，印在T恤、海报、咖啡杯和钥匙圈上。

卖给不知道他是谁的潮男潮女们。

被称为“全球最有革命性与战斗性”的那张头像，出自摄影师Alberto Kord之手。

“仿佛有一股无以言表的力量寄宿在他的神情里，在经历了那么多死亡后，这股力量化作愤怒呈现在他的视线之中。

” Alberto Kord念念不忘镜头前格瓦拉留给他的强烈印象。

不了解这些也没有关系。

格瓦拉的逆天颜值、不羁风采，再加上艺术家Jim Fitzpatrick使用红、白、黑三色对照片的再创作，使这个形象的视觉冲击力爆棚，炫酷异常，成为全球流行的文化符号，成为席卷全球的自由、独立精神的标志。

酷，仅此足以！

什么理想、信仰，管它那些！

一个德国籍委内瑞拉富翁不以为然：“他就是长得好看而已，西方那些把他的头像做衣服的人完全不了解他的思想，就因为他长得好，所以才这么受欢迎。

”当然有了解他的人。

有些人喜欢他，不仅仅是头像。

许多讲情怀的人，深深地着迷于格瓦拉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

他的革命热情是那样激荡人心。

富家出身却放弃安逸生活，革命胜利却远赴异国他乡，大权在手却转身投入艰苦的游击战争，非洲失败后仍不屈不挠再度进入玻利维亚继续战斗，直至牺牲。

他振臂一呼，多少人心甘情愿放弃高官厚禄跟随他奔赴刚果，转战玻利维亚。

这般跌宕起伏的传奇，是多少人幻想的壮阔人生。

他的个人魅力是那么奇异迷人。

《时代周刊》写道：“他的脸上充满着使妇女为之动心的伤感微笑。

”他异常勇敢，对于危险有着神秘的痴迷。

他在家信里写道：“战争的枪声从来不让我恐惧，反而让我兴奋。

”古巴战争期间，卡斯特罗甚至下令他不许冲到前线直接参战。

无所畏惧都不能形容他，他几乎是热爱危险，热衷于挑战危险，战胜危险。

他代表古巴参加联合国大会，军装皮靴雪茄，会场舌战群儒，惊艳国际舞台。

没有多少国家领导人像他一样性感，不拘一格，放荡不羁。

甚至他的失败也成了他魅力的一部分。

“格瓦拉的失败确立了他的偶像地位。

他的故事讲述了失败和孤立，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诱人。

如果他还在世的话，格瓦拉的传奇早就被遗忘了。

”他面对死亡的尊严，更是赢得了人们广泛的敬重。

他的空想气质使得他的失败具有必然性。

他的敌人因此有些喜欢他。

一个缺乏现实危险的对手，是一种很实惠的政治装饰品。

认可他政治理念的人，像朝圣者一样重温格瓦拉的战斗足迹，走过玻利维亚南部的山路、丛林、小镇。

瓦耶格朗德这个格瓦拉被杀害的地方，镇广场最醒目的位置矗立起格瓦拉博物馆。

当年那些不欢迎他、出卖他的村民以及他们的后代，在发现这个死去的外国人已经成为赚钱的商品后，彻底改变了对他的态度。

格瓦拉现在成了这里最受热爱的人。

他给当地带来众多的旅游者，消费者，他成了一个财源滚滚的畅销品牌。

枪杀格瓦拉的校舍前，竖起了一座格瓦拉半身塑像。

镇上那家医院的洗衣房是当年格瓦拉遗体被陈列的地方，现在也成了旅游胜地。

墙壁成了革命崇拜者的涂鸦板。

“格瓦拉万岁”涂在玻利维亚许多城市和乡村的墙壁上。

格瓦拉被杀害不到一年，巴黎爆发了五月风暴，对现实强烈不满的年轻人举着他的肖像，呼喊他的名字，走向街头，向统治者说“不”！

玻利维亚共产党人纪念格瓦拉的方式直接而简洁。

他们在1969年7月处死了奥诺拉托·罗哈斯，就是这个农民，两年前向政府军出卖游击队，点燃了格瓦拉被捕的导火索。

1997年7月，格瓦拉埋葬地点的秘密泄露，古巴地质学家和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家组成团队来到玻利维亚，在瓦耶格朗德机场边的乱葬岗中找到了他的遗骨。

古巴在圣克拉拉市建起陵墓，格瓦拉和六名战友被隆重安葬。

哈瓦那革命广场内政部前面，5层楼高的格瓦拉塑像巍然矗立。

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也不耽误对格瓦拉的深厚兴趣。

每年的10月9日的格瓦拉逝世纪念日，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到瓦耶格朗德，举办五花八门的纪念活动，音乐、舞蹈、讲座、演讲、艺术展览，各种各样的纪念品销路极好。

消费者用狂欢来追捧他们的偶像。

有人说他是20世纪最浪漫的男人。

他的浪漫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梦想。

明星大腕、摇滚歌手、政要名流都把他当做个性自由的象征。

这位伟大的革命英雄，现在扮演着极具资本主义色彩的角色。

这是格瓦拉生前万万没有想到的。

他为之奋斗流血的阶级兄弟出卖了他，伙同敌人杀害了他。

这些人和他们的后代又把他供上神坛，消费他，娱乐他，用他赚钱，享受他所憎恶所要推翻的那种腐朽的生活方式。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说白了就这么简单，切传奇的一点，便是其两者兼备，当其在古巴胜利的时候，暴力就叫革命，切是胜利者，而当他在玻利瓦尔失败的时候，这种暴力就成了叛乱，且在此时他便成了失败者。

本来，我们可以在此为他的一生画一个句号，但更加传奇之处在于，切是以一种理想主义的姿态牺牲的，这便远远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切不再是单纯的革命者或叛乱者，其形象可以突破一切障碍扶摇直上，成为了一个无人可及的标志，一个符号。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的他死后的那张照片简直就是耶稣受难的翻版）

切在西班牙語中是大哥的意思，往往表示尊重。

切的出現或許不是偶然，但是結果卻成了必然。

這個現實的社會或許不會讓浪漫主義存在下去，但是你卻成爲了眾多青年的精神偶像。

據說，全世界被印刷頭像次數最多的就是切的。

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麽時候開始喜歡上這個鬍子拉碴目光炯炯有神的男人，或許我不會像他那樣抗上槍去革命，但是至少他教會我了一點——浪漫精神。

這裡所說的浪漫精神並非指狭义中爱情里的卿卿我我，而是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就是你在70岁的时候仍然可以带着墨镜，穿着皮夹克像壮志凌云里的阿汤哥一样驾着哈雷在公路上奔驰；照样可以在失去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的情况下仍能乐观坚强的活下去，并且每年清明节的时候去跟他坟前对饮。

李白，苏东坡，还有切，我所喜欢的人无不是豁达开朗心中有理想有抱负之人。

生活本来就不易，又何必没事找事的顾影自怜暗自神伤呢？

套用老罗的一句话：剽悍的人生不需要理由。

我想你的人生是剽悍的，至于理由，呵，who cares?

或许，在离开墨西哥之前，切和卡斯特罗兄弟没有想过，古巴的革命给加勒比海地区，或者整个南美，或是整个世界所带来的是什么。

从推翻原有的独裁统治，一个外国人，一个和古巴毫不相关的人，操着一口阿根廷口音西班牙语的阿根廷人，出现在了古巴革命的最前线。

在这个理想主义缺失的年代，这个永远都在战斗的理想主义者，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

或许，没有任何一个"红色革命家"会像切一样，即使身居要职，最后也要脱掉本不属于自己的安逸与平稳，穿上脱下多年的戎装，拿起长枪，回到属于自己的战场。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他，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格瓦拉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

也许，从他骑着摩托车，横穿美洲大陆的时候，从他看见拉丁美洲地区底层人民的生活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深埋在这个理想主义者心中的理想，开始慢慢的生根，慢慢的发芽。

虽然，许许多多的人，对于格瓦拉的理解，理解成除了T恤上的头像之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者。

但无论是恐怖主义也好，无政府主义也罢，但你就是无法完全诠释这个神奇的共同体切格瓦拉。

或许他本身就是一段历史，一段承载着拉丁美洲，作为世界上最强大资本主义国家的后花园，所付出的血与泪。

也见证着资本主义给这片曾经富庶灿烂文明所带来的满面疮痍。

如果，没有所谓恐怖分子”切格瓦拉“的出现，拉丁美洲人民，能换来今天的幸福。

今天，一个叫做本拉登的沙特阿拉伯人，做着看似和切格瓦拉同样的事情，是通过穆斯林人民对基督教的圣战，换来中东的安宁和巴勒斯坦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无论，他们做的对于错，好与坏，方法得当不得当，至少，他们在至少看起来已经成为定局的情况下站了出来，用自己的力量，来重新改写，那已经写好了的历史。

虽然，切格瓦拉的个人命运和所有的理想主义者一样，成为悲剧。

但正是因为他的牺牲，让解放，让红色，成为了一种不朽。

看看今天的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看看今天的拉丁美洲。

也许是，特定的冷战，造就了他，或许是其特有的性格造就了他，但或许，从来都没有像他这样，无限的接近于一个圣人，一个完人，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

愿其所信奉的信仰和他的精神一样的不朽，也为那个特有的年代而欢呼雀跃以至于流泪。

切格瓦拉-一个只属于理想主义者的史诗

（这是一篇去年给杂志写的旧影评，拿出来再贴一遍）原载《新民周刊》2009年8月CHE: 阿根廷人•游击队宋明炜《切》是我在2008年最想看的一部电影，但直等到它在戛纳得了奖、在纽约电影节引起一番轰动，又苦等它的院线发行达半年之久以后，才在剑桥市专放艺术电影的Kendall Square Cinema看到由独立电影公司（IFC）发行的完整版本。

四个半小时的电影分成上下两集：《阿根廷人》和《游击队》。

果然很好——好到我第二天把下集又看了一遍。

导演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曾经拍出过《卡夫卡》和《性、谎言、录像带》这些影像和立意都前卫超凡的作品，近年来在“十一——到十多个罗汉”系列电影中越来越趋向主流，好莱坞得让人头皮发麻。

但《切》不可思议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是返璞归真的现实主义电影，在数字化、魔幻化空前的影像时代，以冷静真实的激情、抹平了技巧痕迹的长镜头和场面调度、质朴含蓄的本色表演，将一个“革命电影”变成了一场电影的革命。

我说把下集又重看了一遍，实在是因为后半部分的电影，最具美学和思想的力度，而写实的形式自然、感人，更超越了前半部分稍嫌有遵传记片“常规”的处理方式。

电影前半部分《阿根廷人》，在时空交错中描绘了主人公的革命生涯，仍含有历史的线性痕迹：阿根廷青年恩斯托•切•格瓦拉，在五十年代后期到古巴打游击战，一场场战斗打下来，从沉默寡言的“外国人”变成镇定自若的指挥官，这既是他个人的成长历史，也是古巴革命走向胜利的过程。

上集结束在格瓦拉指挥的“圣克拉拉战役”大捷之后，经历了一年多苦战的游击队已经走出丛林，来到大路上；格瓦拉的车队正在逼近哈瓦那，一片金黄色的绚丽秋景预示着革命的最终成功。

《阿根廷人》的素材取自格瓦拉的自传《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而《游击队》不仅根据格瓦拉的《波利瓦尔日记》改编，更是索德伯格在重返现场大量采访之后、试图重现格瓦拉生命中最后三百四十二天的影像“纪录”。

这个纪录在《游击队》中逐日推进、展开——这种看似平铺直叙的叙事形式，是毫不含糊的大胆行为，它紧跟着格瓦拉的身影，追随他在一九六六年化妆潜入波利瓦尔，深入安第斯山脉的农村中策动游击战争，训练新兵，宣传革命，联系群众，谋取发动新的一场南美解放战争，直到遇阻、生病、被捕、被杀，这中间没有多少情节旁支，甚至没有音乐和情绪上的渲染，而是严谨遵循着事件内在的“现实”时间，以随着“动作”积累、加快到令人不禁屏息的紧张节奏，让观众“目睹”了格瓦拉最后一场革命的全过程。

《游击队》重现了“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的辉煌成就，它无意于制造幻觉，而是从历史记忆的迷思中拯救了“真实”——人的真实，包括他的理想、爱、努力、痛苦和他的限度。

传记电影多要呈现人物的一生一世，但《切》仅取格瓦拉生活中的两段经历，且在后一部分中仅仅专注于一个场景，却活生生地从中写出了这位早被神化的革命家的性格气质，这是极具艺术气魄的大手笔。

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归功于主演戴尔多罗（Benicio Del Toro）不“演”而成的表演。

戴尔多罗是这部电影的真正策划者，身为波多黎各人的他，说服索德伯格来制作该片，而与其说他扮演了格瓦拉，不如说他“经历”了格瓦拉的人生。

在电影画面中的戴尔多罗，不是“溢出”自己的演技派明星，而仿佛在“吸入”格瓦拉的灵魂。

大多数时候，他面无表情，言语不多，但他的身体与身体动作，或平淡，或冷静，或沉思，或痛苦，或（偶尔的）快乐，与“情境”紧密合为一体，举重若轻地塑造了人物的“真实”。

电影中直到最后，格瓦拉被杀之后，感情才突然释放出来。

格瓦拉的尸体被送上直升飞机，机翼转动扇起尘土，镜头转向站在不远处的一群“旁观者”：波利瓦尔的农村妇女们。

她们目光茫然地看着这位来“解救”她们的革命者的躯体，举起袖子遮挡满天的飞尘。

格瓦拉被绑在飞机降落支架上，随着起飞，他的身体越来越高地远离了青山和峡谷。

他被蒙住了脸孔，而他死去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他为之战斗的土地和人群，这时响起了荡气回肠的南美民歌。

“真实电影”本身已是一个潮流——远的不说，众多中国新导演在近作中对现实的影像记录都有着这方面的追求。

但如《切》这样，在历史中再现“真实”，面面俱到却不琐碎，尽可能地脱离叙事成规却仍有“故事”好讲——并讲得那样令人神往，以平凡的画面打破革命神话、却仍旧能够让理想的激情继续燃烧在画面之中——这本身就是超越了题材和技艺的“革命”。

他是拉美独立运动中最著名的领导者和革命家。

他是影响力极大，同时也是争议性极大的左派人物。

可能你不一定能说出他的名字，但你一定在某些场合看到过印有他头像的T恤，书包，贝雷帽，林林总总。

我朝的公共知识分子高晓松说，切格瓦拉是个志大才梳的妄人，一个被包装出来的革命明星。

言语中极尽对他的讥讽与不削。

但就是这个人，在中东，在欧洲，在万恶核心的美帝，都拥有为数众多的支持者，且被当作公众偶想化的革命象征和左翼政治理想的代名词。

之所以他被广大西方青年人与其他泥腿子赤匪区别对待，原因就在于他为了个人的理想（且不管用现今的价值观看，这样的理想是否乌托邦）而毅然放弃了殷实的家境。

而当他在古巴功成名就大权在握时，他又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放弃了高官厚禄重返革命战场战斗，直至被俘牺牲。

诚然，革命是不可复制的。

用我们这边的话讲就是“国情不同”。

但Che的这股二杆子革命精神还是值得称颂的。

尤其是现实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依然选择追逐理想的人还剩下几许？

或许，在大多数人眼中，唐吉柯德骑着瘦马举着长矛毅然冲向风车的画面，实在无厘头的很。

可细细品味一番，其中的可爱、纯粹，弥足珍贵，更有打动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