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郎嫁错郎

一部像纪录片的电影，平铺的对话多，没有配乐、灯光，反倒让我觉得故事很踏实。

但它终究只是一部两小时的电影，所以被侵害的女性有怎样的故事并没有讲清楚，甚至最后我连人物和故事都有点混淆了，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些不重要的小细节让我跳出电影开起了小差：被骂女性主义的记者其实都是有夫有女，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美满，“女性主义”这个词似乎是个屎盆子，想扣谁头上就扣，臭对方一身。

Girls help girls，无论是Ashley还是Laura决定要go on record的时候，其实这个帮助是双向的，记者帮助受害者面对与放下的同时，受害者也帮助记者完成了故事、减轻了心理负担，否则她们都要背着这份沉重过一辈子。

是不是有点强调New York Times这块招牌哦，门头出现了好几回，新闻工作者的务实、严谨和冷静的状态还是让人挺羡慕的，但是会有一种for propaganda的违和感…… 女性所面对的环境就是更有风险：生产后患产后抑郁症、工作期间被陌生男人调情、暗自担心Uber司机为何半夜要走隧道……这种不得不对所处环境探测器全开的状态，很难不让女性不共情。

最后留在印象里最深的画面，是她们决定站出来后决定不再恐惧、放下心结留出的眼泪，是青春飞扬的朋友在海滩上逐浪谈天的开怀大笑，是决定了结自己但拉开窗帘阳光瞬间洒落满身所给的柳暗花明和转折。

是的，我喜欢所有温和平实的语言，和坚韧不屈、探究生活与生命真相的人。

今天的美国选民们是否还记得这部电影里曾报道的那些事？

如果这次美国总统选举能多些“她说”的声音，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这可能不是单单检视和审视整个体系的问题，而是就最基本的那个意识——为什么性骚扰事件如此普遍，又如此难以解决？

难以解决到一个美国这样的大国，在选举总统的时候，可以忽视其被选择的总统里，还有性骚扰案件在身未被澄清澄明这一事实，在今天再次回顾这部影片的这些内容时，让全球人提振信心的信心在哪里？

美国选举总统并非只是美国一个国家自己的事情，它关乎的是所有的国家，因为它是美国。

这也不仅仅只是企业或国家领导人滥用权力的问题，我们在说所有可能发生性骚扰的工作场所，以及造成这些原因的因素。

当被主要的各大媒体报道出来之后，被指控者仍然不会受到根本性或实质性的影响，而且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都是如此。

直到影响到诸如像合作商为此纷纷解约，才会让被指控者丢掉饭碗。

也就说，被指控者被指控和被什么指控不重要，只要能将被指控的事件平息，不会给企业造成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的，那基本都不会被掌权者也好，还是围绕在掌权者周围能左右这些决策的人重视并关注。

再或说还有比这些事情更为迫切和紧要的经济需求亟待解决，因而使得人们可以去忽视这一切的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

这部电影虽然改编于畅销书《她说：打破性骚扰的故事，帮助点燃了一场运动》，但只用了《她说》为电影名，就已经很更生动地表达了女性诉求中的所有集结与质问？

请听——“她说”。

但“她说”的声音比起“他说”的声浪来，始终还是太小了。

作者：Joe Utichi / Deadline（2022年10月17日）校对：覃天译文首发于《虹膜》上周，《她说》在纽约举行了全球首映礼，我们借此机会与两位主演佐伊·卡赞和凯瑞·穆里根进行了访谈。

该片聚焦于乔迪·坎托尔和梅根·吐赫2017年为《纽约时报》撰写的调查报道背后的故事，该报道首次揭露了哈维·韦恩斯坦的大量虐待行为。

这是一项不朽的新闻成就，她们的报道以及几天后罗南·法罗在《纽约客》刊载的报道所产生的影响，使业界对虐待行为的态度发生了地震式的转变，并打开了一扇门，让深受韦恩斯坦以及后来被曝光的许多其他虐待者欺凌的幸存女性得以大声说出自己的遭遇。

坎托尔、吐赫和法罗因其报道而共同获颁普利策奖。

《她说》改编自坎托尔和吐赫合写的同名书籍，由玛丽亚·施拉德执导，丽贝卡·伦科维茨操刀剧本。

影片沿袭了《总统班底》和《聚焦》的风格，详细介绍了故事背后的调查报告，从最初对韦恩斯坦行为的窃窃私语到整个事件的爆炸性公开，这对记者揭开了韦恩斯坦多年来在好莱坞挥舞他的巨大权力时被掩盖的真相。

卡赞和穆里根早在14年前就一起在百老汇演过《海鸥》，不过直到《她说》，两人才再次携手。

在越来多的相关新闻被报道之后，甚至形成了影响全球的「Me Too」运动。

对于卡赞和穆里根来说，参与《她说》的拍摄，就像是在记录重要的历史时刻。

问：这个项目是怎么联系到你们俩的？

穆里根：我记得是我先主动找到B计划娱乐公司（Plan B）的总裁德德·加德纳聊的，就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前，所以大概是在2021年春天。

我很快就加入了。

最有趣的是，我第一次收到剧本时，它夹杂在那些简直快占满我的手机的讯息链接之中。

我很快读了它，马库斯（马库斯·蒙福，穆里根的丈夫）也读了。

他说，「这个剧本太棒了，佐伊应该扮演朱迪。

」我的反应差不多是，「当然，佐伊是扮演乔迪的最佳人选，不过虽然我已经加入了这个项目，但我对于选角的事情似乎没有什么发言权。

」不过碰巧的是，大概两周后，佐伊就跟玛丽亚和德德见面了，所以只能说，我们俩料事于先了。

问：你没有试试跟她们吹点耳边风吗？

穆里根：没有，她们没有问我的意见，所以我也就恪守本分。

我一直认为信守制作程序是必要的。

当然，你总是会想跟自己的朋友合作，不过就这个项目而言，我个人的意见并不是最重要的。

她们对于自己想要的东西非常明确。

我也很信任德德和玛丽亚的品味。

问：佐伊，你是否事先就知道凯瑞加入了这个项目？

卡赞：是的。

凯瑞和我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我有一次和他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

那是在我们都刚接种疫苗的时候，所以我总是在独自散步时，和朋友们煲电话粥。

当他告诉我凯瑞将要参演这部电影时，我为她感到非常高兴，而没有真正考虑谁来扮演另一个角色。

我当时纯粹是为她感到兴奋。

然后，大约两周后，我的经纪人打来电话说，「你必须快点读一下这本书，因为你马上有个会面。

」不过关于凯瑞没有跟她们推荐我这件事，我有点耿耿于怀。

穆里根：是我错了（笑）。

我当时的状态就好像在表示，「我跟这个项目一点关系都没有。

」佐伊是我最爱的女演员之一，只不过这次的情况并不是任由我来推举人选。

听到她进行了会面之后，我们聊了一次，不过我表现得似乎不希望另一个主角是她。

我不想说，「好吧，既然我们是好朋友，我们就必须一起把它好好演。

」我试图装得很酷，同时鼓励她加入这个项目。

问：你们是什么时候成为朋友的？

穆里根：我们俩是14年前在伦敦的一个排练厅认识的，当时我在《海鸥》中扮演妮娜。

后来我们辗转到百老汇演出时，一半的卡司被换掉了，佐伊受邀扮演玛莎。

后来我们共用一个小化妆间，友谊从此开始。

问：是「一见钟情」吗？

穆里根：没错！

不好意思，我回答得太快了（笑）。

卡赞：我记得一开始我们对彼此都客客气气的。

我们在伦敦排练了两个星期，我记得你说，「我等会儿要去见一些朋友，」我回答，「真棒。

」在最初的两个星期里，我们差不多一直都这样。

然后，不知何故，在一起跨越大西洋之后，发生了一些神奇的转变，当我们一起搬进化妆间时，我们的状态就像，「我们是姐妹！

」穆里根：有意思的是，我们俩是剧组里最年轻的演员，比其他人足足小了十岁左右。

而且我们一起待在极其狭小的化妆间，也许一个人还可以躺在地板上，但两个就不行了，就是这么小，而且位置在剧院顶层的旁边，所以给人一种有点抓狂的感觉。

我们在整个过程中都像是对方的盔甲。

我们经常一起热身，在那段时间里一起做所有事情。

卡赞：我认为，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演员，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好的角色太少了——一直处于互相竞争。

就好像一部作品里只容得下一个女孩，我不记得我是否有过与另一个年轻女演员一起被选中的经历。

离开试镜室时，我总是试图把竞争的情绪留在那里，因为我不喜欢一直和别人对着干的感觉。

因此，和同龄人待在一起是如此的快乐，她和我分享着一样而又不尽相同的经历。

在那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试镜。

我们试镜了很多相同的角色，而且互相帮助，谈论试镜的情况。

我突然觉得有另一种生活方式可供选择，我和别人处于同一个团队中，并为她们加油助威。

这感觉很兴奋、很新鲜，我更像是身处在学校里，而不是在这个冰冷的世界里——一直在试镜室进进出出，试图拿下某个角色。

后来，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即将被制作出来，然后我跟凯瑞打电话聊选角的问题。

我记得她说，「你听起来真像个大领导。

」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过。

穆里根：我也记得。

你当时表现得特别成熟，让我惊叹不已。

问：这并不是女演员第一次表达她们在剧组中经常感到孤独。

这种情况似乎正在慢慢改善——这部电影就是一个例子，也许这也是这种不公正现象被曝光的影响之一——但它已经存在很多年了。

穆里根：没错。

我的职业生涯很幸运，好几部电影都是与女性合作的，例如《妇女参政论者》。

但相对而言，这种机会还是太少了。

话说回来，佐伊和我在这14年间一直试图找到一起合作的项目。

我们非常想一起回到舞台上，或者拍一部电影。

当然，佐伊担任联合编剧的《狂野生活》也算是一次合作。

但是真正联袂出现在银幕上——今年有不少以女性群戏为主的作品，但从整个历史来看，在一个画面中出现多名女性的情况确实很稀少。

问：影片详细介绍了乔迪·坎托尔和梅根·吐赫是如何相知相熟的。

她们是同事，但在开始撰写这篇报道之前并不了解对方。

佐伊，你刚才说凯瑞曾是你的「盔甲」。

你们是否觉得乔迪和梅根在彼此身上也找到了类似的感受？

穆里根：毫无疑问。

梅根和乔迪一起经历的事情，我认为她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完全消化。

有人在纽约问了她们一个问题，关于她们如何看待她们的报道所带来的影响。

但你无法量化——即使作为一个局外人——自那篇文章发表以来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她们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性时刻所发挥的作用。

她们的友谊是在战火中形成的，这很了不起。

我对这部电影最大的担忧是，我们如何在影片中表现她们还不是好友的那些部分？

她们一开始真的只是素未谋面的同事，并不了解彼此。

卡赞：没错。

在我们开拍之前，保罗（保罗·达诺，卡赞的丈夫）跟我说，「你对于要和凯瑞一起演戏紧张吗？

也许恰恰因为你们太了解对方，这会成为你们融入这些情境和角色的障碍？

」但我认为这就像给了我一个救生圈。

如果我在拍摄过程中的状态不对，我会告诉她：「我想重拍一条。

」因为我知道她会给我最真实的回馈。

她也是我精神上的伙伴，就像乔迪和梅根会互相交换意见一样。

从我们最早的谈话开始，我就觉得凯里在这方面的直觉非常准确，而且经常在对某件事情的理解上走在我前面。

有一次她说：「我们不应该模仿这些人。

我们需要寻找一些更自然的东西。

」这是她的第一直觉，我附和了她，但我不确定要从何开始。

不过我们拍得越久，我就越意识到，它不能看起来像有人在银幕上刻意演戏，因为那会让人分心。

重看《总统班底》和《聚焦》的时候，我意识到，当你面对的是真实发生的调查性报道这类细致入微的题材时，你想看到的是真实的人。

演得越多，就越让人分心，你希望有一种正在窥探真实的新闻编辑部的感觉。

因此，我需要以她的大脑来思考，让她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反之亦然，我也要将自己交付给她。

一开始，剧组给我们俩准备了两个化妆间，但我们马上搬到了同一间。

就好像在搞一个两人小团体。

穆里根：他们还把我们安排在一辆分隔开的双向休息车里，我们说：「我们不能改成共用一个单向的休息车吗？

」反正我们一直待在对方的休息车里。

能够和这样的人一起合作，真是太奇妙了。

我很欣赏佐伊的大脑。

她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也是最博学、最体贴的人。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有一个如此了解时事的朋友，我们可以顺畅地交流艺术、谈论一个剧本。

这感觉就像拥有了一个最完美的伙伴。

当佐伊说她觉得自己要重拍一场感觉不够真实的戏时……我从未见过佐伊拍摄的戏不真实。

剧本中我最紧张的场景就是艾什莉·贾德打来电话的时候，我处于一种反应状态，因为她实际上并不在电话的另一端，我担心自己无法让这些时刻鲜活起来。

而当佐伊在影片中接到电话时——同样电话的另一端没有人——大概有八九次，每一次的表演都是成片中所呈现的那样。

从来没有一条是不合适的。

佐伊不会对此感到紧张，因为她非常能够自我审视。

所以，我也不觉得自己必须要去演戏，因为佐伊给我树立了某种真实参考。

她不会复制事物；每次都是真实的。

这会让你的工作变得格外轻松。

每当我们一起拍戏时，我都觉得很安心。

问：乔迪和梅根有跟你们聊过吗？

毕竟整个故事都来源于她们的真实经历。

卡赞：首先，我必须说，丽贝卡·伦科维茨的剧本很棒。

她已经做了很多我想做的工作，调查了故事背后的故事。

电影里有很多东西是她们的书里没有的，而书里也一定有很多东西是无法完全呈现在电影里的。

我建议任何对她们的新闻报道的来龙去脉感到好奇的人，都去读一读《她说》这本书。

不过，当我和我的父母结束了纽约首映礼一起乘车回家时，我爸爸说：「我喜欢这部电影的一点在于，它提醒了女性有时候必须做很多工作之外的努力。

」我认为我的父亲作为一个70多岁的人，在看这部电影时能有这样的洞察力，真是太暖心了。

她们两个人都是母亲，而詹妮弗·艾莉扮演的角色劳拉·麦登在出面讲述自己的故事时，还在与乳腺癌抗争。

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生活问题要处理。

我认为，这些细节都来自于丽贝卡与乔迪和梅根的交谈，而且它们在我阅读剧本时深深打动了我。

凯瑞和我确实在制作前与乔迪和梅根进行了私下谈话，而且我们还问了一些八卦。

穆里根：是的，当时我还待在英国的家里，不过乔迪和佐伊都在同一个城市，所以她们很早就当面见过。

不过我们四个人通过Zoom一起聊过好多次。

然后我和梅根也一对一聊过。

卡赞：我差点忘了我们四个人在Zoom同框的事情，就像是在相亲。

穆里根：这对我们来说感觉有点奇怪，不过对她们来说，突然面对两个要讲述她们的故事的人，可能更奇怪。

问：你们会不会觉得有一种消除彼此之间紧张感的责任？

毕竟相较于原型人物遇到扮演自己的演员，你们在各种项目中会见原型人物的经验更丰富。

穆里根：我应该早点考虑到这一点的。

不过我当时实在吓坏了（笑）。

卡赞：我也很紧张。

穆里根：非常紧张，因为她们是有威严的、不可思议的人，是严肃的、认真的记者。

我心里面肯定有那么一刻是这么想的：「你对于我满意吗？

我们呢？

你心里有没有其他人选？

」谁会在关于你人生的电影中扮演你就像是晚宴上的一个终极问题，换句话说，我想问的是，「我是否让你失望了？

」卡赞：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笑）。

我可能会说，「我想要大卫·休里斯来扮演我。

」穆里根：我花了一段时间来克服这种心理，最后我对自己说，「去他的，反正我要演了。

」这种想法固然会在脑海里闪过，最终你只能希望她们能对你的表现感到满意。

直到我抵达纽约，与梅根相见并且深入地交谈，最珍贵的部分是逐个场景地去问她——「当你和兰尼·戴维斯坐在一起是什么感觉？

」聆听这一切的来龙去脉。

这部电影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逐字逐句地从书中摘取的，而书中的事件又是一字不差地照搬现实生活。

你只不过在重现这些时刻。

也许在电影中的布景陈设略有不同，而且也很难复刻当时的感受，我们只是动用了大量的资源来呈现整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卡赞：我觉得可能我的有些问题让乔迪感到讶异。

诸如，「你会带什么去采访？

你会带录音机吗？

你会带笔记本吗？

你如何使用这些东西？

它们是真的会被使用还是作为某种道具？

当你和罗恩都在赶稿时，谁来准备晚餐吗？

谁来照顾小孩？

」所有这些小事，我觉得都会充实我的理解，这样当我演戏时，就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骗子。

问：就我个人而言——尽管我认为这个行业的其他人可能也是如此——这个报道的出现使我对自己提出了很多问题。

很明显，人们多年来一直为揭露整个事件做出努力。

我不得不问自己，「我当时在哪里？

我知道什么？

有什么是我忽略的吗？

」我记得没错的话，你们俩都没有和韦恩斯坦合作过电影。

卡赞：没有，不过他是《海鸥》的制作人之一。

我们从未见过他。

他从未在剧场露面，所以我们也从未和他有过任何接触。

但我一直想说的是——我提出来并不是为了谴责我们自己——我认为他的势力遍布每个角落。

电影行业里在我们这个年龄段或年纪更大的人，几乎不可能没有参加过他在场的聚会，或以某种方式与他共处一室。

我们中的许多人的职业生涯都受到他的影响，或收到过他的电子邮件。

我也认识很多曾与他共事的同龄人。

他实在太有权势了，我想这也是许多有能力的记者在乔迪和梅根之前曾试图将这个事件公之于众但无法成功的原因之一。

我认为，我们都觉得自己与此事有牵连，或对此感到羞耻，原因在于我们感到无力扳倒他。

当这个报道刚发表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它是否会改变什么。

它是否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因为我并不清楚这是否真的能带来改变。

从我有记忆以来，他一直是好莱坞最位高权重的人之一。

穆里根：我觉得你说的对。

很难找到一个多年来与他没有过任何交集的人。

长久以来，他都握着权柄。

很多人都曾试图揭露这个事件。

我认为，观看新闻报道的产生过程的特别之处在于它那艰辛、枯燥的特质。

她们撰写的并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

这份报道令人难以置信的详细和准确，她们敲打的每个字都是自己完全相信的，这就足够了。

但她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发表出来，因为她们无法核实每一件事。

展示她们所做的新闻工作的完整性，以及其中每一个事实都有信源和证据，对这个时代而言非常重要。

让人们知道这样一篇报道是如何运作的也很重要。

卡赞：当我们与乔迪和梅根谈论这篇文章的写作时，她们都说，当你撰写一篇调查性报道时，几乎就像起草一份法律文件。

这与我们接触到的其他类型的写作不同。

她们不是在构建一个故事，而是在拼凑一个事件。

她们两个人一直以这个标准要求自己，而且《纽约时报》也以这个标准要求她们，这才使得这篇报道能够产生影响、带来变化，因为它是一篇绝对无懈可击的新闻报道，不容置疑。

这种影响非常直接。

我那消极的即时反应立刻就被抛到了脑后。

在那个周末，他就被自己的公司解雇了。

问：你认为是什么特质使得乔迪和梅根——以及《纽约客》的罗南·法罗——成为了这个事件的吹哨人？

穆里根：我对于扮演梅根感兴趣的部分原因是，我无法进入她的头脑。

你要如何在大白天打电话给某人，说：「我知道在你身上发生了极其糟糕的事情，请你向我倾诉，」然后还要使那个人感到足够安全，让你可以把它写进报道。

首先，能去做这件事就是非常了不起的；更不用说成功地完成这份工作。

我不可能去敲别人的门做这样的事。

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当然，就我与梅根相处的经历而言，很明显，这份工作对她来说不仅仅是一份工作。

它是一种天职。

这是她生来就该做的事。

她们表现出的同理心和与受访者之间建立的信任，以及她们在这些关系中投入的真正的关心、关注和体贴，都是非同寻常的。

这让我仍不住想问："「你们到底是谁？

」我永远也做不到她们所做的事。

我觉得她们太棒了。

卡赞：另一件事是，她们真正想摧毁的是一个系统，而不仅仅是一个男人。

她们的目标不小。

我的意思是，她们不可能预料到自己的报道发表后会发生什么，但这篇报道不是关于韦恩斯坦的，我们的电影也不是关于他的。

而是关于她们着眼的整个图景——因为当一个系统支撑着一个怪物时，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我认为正是这种愿景，使得她们能够与这些女性坐下来，并说，「如果你信任我，我们可以带来改变，我自始至终都是你值得信任的人。

只要我们携手，就可以带来改变。

」这些女性选择站出来——包括那些公开身份的和匿名的——是非常了不起的。

为了让这篇报道抵达终点线，需要付出很多，需要很多人成为最勇敢的自己。

问：韦恩斯坦事件的许多幸存者都出席了这部电影的纽约首映礼。

她们有参与到影片的制作中吗？

穆里根：她们参与得非常多。

卡赞：我们不可能把她们排除在外。

穆里根：在我们拿到剧本之前，德德·加德纳就做了很多工作。

丽贝卡还花了很多时间与影片中刻画的所有幸存者接触，她们都分享了自己关于那段时期的故事，并成为整个电影制作过程的一部分。

问：艾什莉·贾德本人还出镜了。

穆里根：没错。

在我们进组时，很多合作都已经完成了，她们的贡献已经成为了所依赖的剧本的一部分。

卡赞：影片中还有其他几位幸存者。

她们的参与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

我们俩都很清楚自己所参与讲述的整个故事的分量。

然后，在一天的拍摄之中，我们要尽全力来完成自己的工作，拍好每一场戏。

不过，我也确实发现，必须把我们所做的事情厘清，或者说卸下一些心理的重量。

否则，每天拍戏的感觉就太沉重了。

这些都关乎于个人的情感。

而我们所刻画的人几乎每天都忙于工作，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有充分的情感体验。

这就是为什么影片也要为情感释放的时刻留出空间，这一点非常重要。

问：不可否认，这个故事对我们的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的连锁效应远远超出了韦恩斯坦事件的范畴，而且毫无疑问，情况变得更好了。

同时，我也担心，如果我们不小心，那种让韦恩斯坦这样的施暴者得逞的阴险文化可能会以某种其他形式重新出现。

我很想知道你们对事情的现状有何看法。

穆里根：有趣的是，当涉及到以任何方式触及这一主题的电影时，我认为我们作为演员常常会被要求成为这些问题的女权主义发言人，而我上大学时并没有研读这个专业。

事实上，我是一个专业的伪装者。

话虽如此，身为一个女性，是的，我认为我们的行业当然迎来了一些变化。

有一些具体的变化，很难再倒退回去。

例如，雇用亲密关系协调员已成为行业标准，在我们的片场，我们有一个可以随时交谈的治疗师。

这件事曝光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一部戏剧。

那是一部独角戏，在排练的第一天，我们都必须阅读一份行为准则，并签署和同意遵守。

以前这从来不是制作过程的一部分，但某一天从一开始就明确告诉你，「这些事不可接受的。

」像这样的变化，我认为是不可能逆转的。

归根结底，作为艺术家，我们很幸运能够参与这样一个讲述了重要历史事件的项目。

它延续了对话。

它产生了帮助。

它不是答案，但它确实把这些问题带进了人们的客厅，让人们继续思考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能够真正提供的价值，而且我真的认为这很重要。

而感到自己能够成为做到这一点的一份子完全是一种光荣，而且它确实感觉很沉重。

我们在制作和发布它时都感觉很沉重，因为它比我们个人要宏大得多，而且影片中有许多人值得尊敬。

这两位记者讲述了一个改变世界的故事。

而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同样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两位女性以最高水准为自己的工作努力，而她们所做的工作有助于改变世界。

这是每个人的英雄主义——所有的证人、幸存者、在《纽约时报》工作的每个人，以及乔迪和梅根。

而这部电影见证了她们的英雄主义。

卡赞：凯瑞说得很棒，我也深表同意。

我唯一想补充的是，乔迪和梅根反复强调的一点——记住这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她们能完成这个报道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哈维·韦恩斯坦的名字现在意味着什么，与这个报道以及围绕这个事件的其他报道出来之前的含义完全不同。

我们可能会忘记，他曾是一个巨大的怪物——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所有关于他的恶行的低语都并非无关紧要。

梅根和乔迪所接触并请求她们站出来的人，是那些在生活中没有多少权力的人，而她们所遭遇的事情使她们感到更加无力和孤独。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以及乔迪和梅根的工作令人鼓舞的部分原因是，她们真的看见了那些没有多少权力的人，说：「整个《纽约时报》都站在你身后。

我将在你周围建立一些防护措施，在你发声时保护你。

我们会让它变得重要。

」她们相信权力结构可以被改变，我想，这就是推动她们不懈调查的信念。

我们还没有抵达那一步。

我不知道「那一步」是什么。

我不知道一个不一样的、充满希望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

但我认为有一条通往不同世界的道路，而这部电影展示了朝向那个不同世界的一小步。

一个可以凿动那块巨石的小方法。

原文链接： https://deadline.com/2022/10/zoe-kazan-carey-mulligan-interview-she-said-jodi-kantor-megan-twohey-harvey-weinstein-abuse-1235146842/

当短视频兴起的时候，纸媒已经退居到了幕后，这似乎还意味着深度报道也进入到封刀挂剑的时刻——然而，这个世界需要真相。

敢于揭露真相的人，不只需要胆识勇猛、果敢机智、才气斐然和持久毅力等等，更需要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平台来支撑。

我不是说短视频不好。

短视频能够引导潮流，自然有它的魅力和价值所在：短视频也能揭露事件的本质，甚至更直接，极其迅速地形成漩涡，引起风暴。

但这，只能是极其偶然的意外。

正是由于缺乏拓展性的广阔深度支撑，事件很容易出现反转，或者被别有用心的人操纵……因为镜头，始终具有局限性。

其实，镜头之外的东西，往往才是最具有真相发言权的。

所以，我们需要深度报道。

这也不是说深度报道就不被人为操纵了，而是它能撩起面纱，挖掘出深层次的根系所在，理清盘根错节的由头，从延伸开来的枝蔓，去发现真相的本来。

就如，而今还有没有人在关注MeToo运动了？

《她说》就是以《纽约时报》的两位女记者，联手撰写了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报道，从而点燃MeToo运动的火线，引爆全球。

这部电影拍得不急不躁，犹如看似平稳的大江大河，底下的暗床却汹涌澎湃——真正表现出了生活，本来的样子。

“为什么性骚扰事件如此普遍，又如此难以解决？

”

这个问题实在是深刻，需要深挖，最后却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因为这个世界上，在明文规定的游戏桌下，还有潜规则……甚至可以说，潜规则才是真正的游戏规则。

这个世界的丑陋，被MeToo运动放大了。

曾经，我还真的憧憬过影视文化，毕竟影视作品融合囊括了表演，摄影，美术，音乐，故事叙述等，属于艺术技巧的集大成者——但是这个圈子，在文明璀璨的华贵外衣之下，藏污纳垢。

MeToo运动，就是从好莱坞开始的。

它迅速蔓延的盛况，“除好莱坞之外，MeToo宣言还引发了政界、学术界、文化界等各个领域内与性骚扰、性侵犯事件相关的广泛讨论。

”这个世界，看起来有多么精致，那么奢华亮丽的姿态背后，就有多么肮脏，污秽难言的才是人生。

一如，伊藤诗织，这个曾在东京当地电视台实习的女记者，容貌姣好，才华出众——可是这份工作，需要的不光只是个人实力。

于是，需要这份工作的人，很可能还要付出尊严。

性骚扰，就是潜规则里最明显，而且最无耻的一条；性侵犯的罪恶，籍由于此，被掩饰了起来。

权力如此傲慢，拿起权杖就能获取欲望终端，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而被人侮辱的羞耻感，将会伴随终生，让受难的人，从此再也无法感受人世间的幸福……

潜规则为什么能够盛行，古今中外，概莫能焉？

我想，令人倍感厌恶的，其实是权力触觉的不断延伸。

欲望张着血盆大口，吞噬了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就算是萎缩在角落里的你我，也无法幸免。

竟然翻到了这条旧新闻，于是也就搞懂了《她说》为什么会用这个人来开篇：2018年9月26日，特朗普在记者会上称，MeToo运动“非常危险”，其不公平地威胁到整个有权势阶层的男性。

《她说》是因为题材吸引来看这部电影，看到最后确实亮眼。

METOO活动进行至今，其影响力已经遍布全球，其中当然不乏一些乘着热度来讨要流量的投机者，但更多的是它揭露了行业中存在的潜规则，让性侵是不合法行为这一概念传遍世界，也让更多的人不再沉默，选择站出来，让10年、20年前因年代局限性而沉默已久的真相公之于众。

《她说》和《十三条命》有相似之处，它们同是真实故事改编，但在拍摄手法上十分克制，选择拍摄大量的纪实的镜头。

《她说》是一部关于新闻工作者的电影，在这部电影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对话与“对峙”，它很客观地表现了一个新闻工作者所具有的素质与能力，这样克制且详实的拍摄手法也是对新闻行业人员的尊重。

这部电影的开头不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两位《纽约时报》的记者Megan Twohey和Jodi Kantor两人正在筹划报道特朗普有可能性骚扰几名女性的事件。

电影中Megan在采访其中一位女性受害者时就明确表示：如果你要公开宣布特朗普的性骚扰行为，《纽约时报》作为一家新闻机构，没有办法给到受访人法律及人身安全保障。

结果在公开报道后，那位女士就收到了一封充满粪便的信封用以威胁。

受害者站出来反而更容易受到攻击，这也暗示了后面报道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事件的艰苦探索，毕竟哈维在业界权力太大，米拉麦克斯也曾推出大量瞩目世界的电影，斩获大量奥斯卡奖项，不少演员因它才走向受欢迎的明星道路。

要想让此等人物收到法律的制裁，可谓难上加难。

接着大约40分钟的时间，两位记者深入采访了哈维·韦恩斯坦周围受害者或知情者，才发现这里面藏着的深水：性侵不仅时常发生，受害者有罪的观念根深蒂固，而且，这是一条极为成熟的体系。

韦恩斯坦手握影视界的权力，能左右演员从业人员的发展前景。

他能用金钱吸引律师与原告场外和解，原告律师可以得到大批酬劳，并且签署一份保密协议，协议让韦恩斯坦的性侵行为无论如何肮脏，原告再想控诉都是违背合约的行为。

甚至，各种协会的立场有意无意都在庇护这样的行为。

就像片中Ashley Judd对记者Kantor所说：她愿意将实情告知，但她也想要工作、想要生活，不想因为真相把自己的生活毁灭。

这个世界是黑白混杂的，掌握权力的人不一定就是善人。

如果说Megan和Jodi两人在这个事件中做出了什么工作，那就是穿针引线，将事件涉及的势力各方都找出来进行搜集信息，就像警察局的侦探一样抽丝剥茧。

对待受害者，要详实、客观地采集她们的信息，并且需要照顾她们的情绪，所有内容都必须经过本人同意后才能公开；对待知情者，要细微观察他们的立场，合理地去采集信息，若对方不肯透露，需保持尊重。

最后，为了发表文章，还得详细考虑这篇文章会带来的社会舆论，是否能够帮助事件往积极的方面推进？

最终，能不能促成社会的进步？

因为媒体的终极作用，就是助人解惑，给予受教，明辨是非，还原真相，促进人类意识的进步。

我想，这是媒体人最高的理想之一。

但即使做到了这些，也是不够的。

正如Jodi所说，只有这些女性一同站出来面对韦恩斯坦，这样的新闻和后来的诉讼才能真正帮助到受韦恩斯坦魔爪下的人。

但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愿意这么做，因为她们或是早在10-20年前就已经说出真相，却沦为了娱乐小报，导致她们已经丧失信心，人身甚至受到攻击；或者是选择庭外和解，已经得到了丰厚的“封口费”。

但更令人失望的是，这个世界的环境不是在帮助女性拿起法律的武器去战胜性骚扰的业界大亨，而是将这些女性都贬低为要上位“不择手段”。

在社会环境都不给予此的观念支持的条件下，这些受害的女性更没有理由去把自己的伤口一次次地揭示给别人看。

正如一位当事人所说：“What makes me angry is slience”。

因此这种观念，最终让Megan和Jodi在漫长的访谈中频频碰壁，即使她们已经整理好了所有的资料，但如果她们不能实名控诉韦恩斯坦，这个事件又会沦为一次小报消息，没有办法在舆论或社会层面给予更大的支持。

所以这部电影最动人的一刻，应该就是受害者决定站出来。

这个世界很令人失望，但在那一刻，电影告诉我们总有人可以冲出栅栏。

对于这些女性来说，选择在荧光灯下站立，是她们的勇气。

而她们的勇气背后，有一个专业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团队为她们服务，让她们的诉求用最职业、最具有影响力的方式完成她们的诉求，让她们十几年来的盼望不至于落空。

以前总觉得电影总是让人振奋，犹如像打兴奋剂一样，觉得世界上的道义总是理所应当。

但在这个2022年，我看这部电影有更多的感叹，这个世界令人太失望、也太荒谬，这样的案例只是极少极少的一例，但总有些人能划到那道光。

如果是大学的时候，我可能会喜欢大谈导演的风格，哪些美学、哪些特征。

那这样来讲《她说》可能没有《聚焦》那么精彩，也没有《华盛顿日报》那么激动人心，像优等生的作业。

但看电影是需要个人经历的，我们都经历了很不好的2022年。

其中有一个痛心的事实是：现在我们可能连一个记者都没有了。

我们身处在一个虽然信息传播非常快速，却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的地方。

没有知情权、没有教育职能、更没有深度报道。

而在片中，两位女记者可以带着背包去公司上班，下班和丈夫抱着孩子去公园溜达。

对她们来讲，做新闻工作就和做其他任何工作一样正常、且日常。

朝九晚五，有时要加个班，有时要出差，即使手上背负着艰巨的任务，但这也是她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们其实很清楚，这样的日常，对我们来讲却是遥不可及。

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

所以能看到一部高歌新闻工作者的电影是合宜的。

对我们来说，这样的理想似乎有点太过于遥远，但是即使渺茫，我们也要去歌颂。

明明很快就要过年了，作为职业与家庭一肩扛的女性，此时应该有很多事情要做。

事实也是如此，但我刚刚杨过，还在猛烈地咳嗽，便放纵自己一晌贪欢。

影片改编自梅根·吐赫、乔迪·坎托尔的纪实作品《她说：打破性骚扰的故事，帮助点燃了一场运动》。

故事围绕《纽约时报》两位女记者对哈维·韦恩斯坦的调查行动展开。

跟着两位女记者，我看到的是社会制度对男权的保护，对女性的不公，每个人都知道强奸难以取证，往往对受害的女性产生第二次伤害，但是总有勇敢的女性，她们会为了其他女性不再受到她们曾经受过的伤害，而勇敢地发声。

正因为有了这些先驱者，才有了后来轰轰烈烈的“me too”运动。

我们女性今天享受到的每一点权益都是前人用生命与尊严换来的，但还远远不够，就像影片中的记者们发问的：为什么总是发生性骚扰事件？

为什么总是不能解决性骚扰事件？

我们每个女性都应该继续努力，为了更公平的未来。

“我等这一刻等了二十五年”“所以商场有秘密，新闻没有吗”简单的剧本和视听语言告诉观众，以粗暴的政治文艺二分而论，这部电影是一部政治电影。

它要的不是文艺作品里的诗性正义，而是一字不差的正义。

终于明白了自己走的来路，原来受metoo影响这么大。

高中时候metoo运动爆发，人生的第一个岔路口受到一个female和femalism的启蒙。

metoo的结局是好的，“their accounts led to workplace reforms, changes in the law, public and private reckonings over sexual harassment and violence, and debates that to this day”，可时至今日，我们这里只有debate没有其他。

metoo的负面影响我们也已见到，越来越多的人把metoo和femalism当生意，以模糊的证词攻击嫌疑人以谋取现实利益。

在一个法制不甚健全也不打算健全的国度，守法的正义自然离地太远，也许人们为自己立法、在岔路口处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才是metoo带来的价值，才不负最初她们的勇敢。

它描绘了一个五年前的新闻故事，影片要告诉大家的是，调查记者和受害者们都做了正确的事情，尽管艰难，但纠正了一些错误。

要更多的人敢于发声、敢于调查，整个社会风气才能变好。

就像影片最后，多名记者挤在电脑屏幕前，逐字检查稿件后按下“发布”按钮一样，这就是一场胜利这里不多赘述。

但有一位多次提到，但没有介绍：格温妮丝·帕特洛。

笔者看的时候就很好奇，因为哈维一直在重复的问记者有没有找她。

这部电影是讲写这篇报道的经过和困难，但也不仅仅是这些，它从家庭，职场，社会多重角度来直接间接反映了女性生存之不易以及到处可见的不平等，以及变相或者说隐形的压迫。

主线略过不表了，媒体原本就难，碰到一个大家都想隐瞒的真相就更难了，女性只能忍气吞声，男性多数互相包庇或者息事宁人…想记录一些细节，比如乔伊和梅根面临出差时，乔伊很自然的说要和丈夫商量，大部分原因是要照顾孩子，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大概幼儿园一个再大一点，然后她会凌晨在国外给女儿打电话联系，也会在回来之后觉得对女儿和丈夫很抱歉，但男性碰到加班或临时出差，通知可能会有，电话可能会有，抱歉是真的很少，因为根本上来说，多数男性会觉得照顾孩子是女人的责任，即使两方都有工作，更别提家庭主妇了。

作为母亲，乔伊和梅根都曾经有产后忧郁症，那种不被全世界需要的感觉，不是轻易能摆脱的，工作让她们振作，而男性，既给不了理解，也给不了安慰。

可以理解那种一秒钟内的崩溃，压力那么大安慰基本没有，这也和育儿中女性承担绝大多数有很大的关系。

光是这些，就已经证明这是部好作品，一看导演也是女性，了然了。

主线也很精彩，题材原因很多只能是侧面描写，但真的很感人，推荐！

这仿佛不是一部电影，或者说我没有办法仅将其视作一部电影。

观影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巨大的痛苦、愤怒和迷茫，以至于在看完后我没有办法抽离出来去评价它所谓的结构，或视听语言，或叙事节奏。

片尾关于这个故事在现实中的后续都不能让我释然，而只不过是让人进一步看清这团笼罩多年的乌云的全貌。

片如其名，《She said》，整部影片绝大部分的情节都是两位女记者奔走在一个又一个的采访现场，与一位又一位女性艰难地交谈。

我只能跟随她们的视角，沉默又坐立不安地聆听里面大段大段破碎的回忆和陈述，有的人恐惧，有的人回避，有的人愤怒，有的人羞愧，但更多人痛苦，很多很多的痛苦，是跨越数十年都依然能让人在刹那疼得弓起身子的痛苦。

哪怕她们在时间和空间上已经远离了那个酒店房间，远离了那个职场，远离了那个对她们说这只是工作的恶魔，但伤口依然存在，伤口还在代替她们被扼住的喉咙无声地呐喊。

记得里面一位受访者说，她最不能忍受的是大家的沉默。

所有人的沉默，和那些精明到恶毒的保密协议，筑起了一道高墙，施害者被完美地保护在高墙内，而受害者在那一刹那也丢失了自己呼救的声音。

如同片里女记者说的，外面还有多少个韦恩斯坦，每天又会发生多少这样的事呢。

我很悲观地想，在性别、权力、阶级仍存在的一天，这种悲剧便永远不会消失，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女性们也许仍只能靠说个笑话，或者穿两条紧身裤，来尝试保护自己和摆脱困境。

但仍希望，未来她们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或者让她们的声音响亮到旁观的人们无法再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