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

自从自己开始当导演拍片子之后，我常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究竟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到底是一个逻辑严密、令人拍案叫绝的故事呢？

还是把它当作个人审美和私人情绪的放大器？

虽说说两者并不矛盾，但是如果前期侧重的点就不一样，最后出来的感觉就肯定会截然不同。

后来我慢慢想明白了，在我心里，也许前者并没有那么重要，我猜可能还是“作者电影”对我的影响太大了，说到底电影和任何内容形式一样，无非是创作者表达的工具而已，如果它不私人、没有风格只是叙事，那又有什么拍出来的必要呢？

作为土耳其的国宝级导演、戛纳的宠儿，锡兰应该是很多拍艺术片导演所羡慕的对象，而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画面绝对是被大家提及频率最高的一个点，有太多时候，即便是关掉声音，光是看画面我都会感到震撼，我相信就算他不当导演，他也会是顶级的摄影师。

想到很多年前，我第一次看锡兰的《野梨树》，开始是被绝美镜头所吸引的，没想到那个片子又闷又长，看完完全不记得它说了什么，结果倒是被整抑郁了。

而等到我看《远方》和《冬眠》的时候，我的感受开始有了质的变化，也许是因为我脑子里一些关于创作的神经开始觉醒，我开始能注意到很多之前完全注意不到的一些信息，包括运镜、场面的调度、台词的弦外之音，而越是注意到这些细节，观看的过程也就变得越有趣，因为它们带来的乐趣是指数级的，我慢慢就懂了，为什么有的导演只能是三流货色，而大师之所以被称为大师的原因。

《远方》讲的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它也是锡兰很多作品里的主题，孤独、不可交流，每个人既不想了解别人也不想走进别人，但同时他们的内心又都痛苦无比，只能踉踉跄跄地行走在土耳其的雪地里，或者是独自坐在躺椅上对着海景发呆。

感谢锡兰给我带来的顿悟时刻。

哦，是从冬天开始的。

雪地，山坡，太阳照到了一半的山坡。

安纳托利亚。

伊斯坦布尔的海峡。

哪里都是陡坡，wow，大红竹篮从楼上滑了下来。

马姆的样貌让我想起在印度克什米尔地区的时候。

又也许，很多库尔德人的长相也都类似。

地毯。

电车。

抽烟的男人，他们是土耳其男人。

湿漉漉的街道，弯曲的道路。

卷发。

小红茶玻璃杯和杯托。

方糖。

土耳其，多灾多难的民族。

伊斯坦布尔，位于世界中心的星月旗帜。

薄雾里的宣礼塔。

土耳其歌曲。

跟踪。

墙画。

失业。

摄影。

孤独。

防备。

失望。

纯真。

善良。

伊斯坦布尔密集又低矮的住宅。

伊斯坦布尔的老城区。

伊斯坦布尔酷冷的冬季。

无声。

沉默。

异乡人。

生存。

去阳台抽根烟。

风铃。

内疚。

掩饰。

面子。

苛责。

画面也美。

Uzak。

很有启发的电影。

片头让人想起《乡愁》，中间两段录像分别是《潜行者》和《镜子》，有对老塔致敬的意思。

看到评论才想起，果然有老塔和安哲的影子。

安哲的长镜头和演员调度的位置。

里面夹杂了梦境，虽然很短，那是老塔的影子。

印象最深的其实是情节的设置。

这部的情节就像《五月碧云天》的续集，只是导演变成了摄影师。

演员还是他俩。

很多细节都是很精心的设置，鞋、电话、文艺沙龙、抽烟、老鼠、街上女人、怀表、烟……看似冗长却并不沉闷。

（关于沉闷，也许审美出现了问题。

这现象值得深思，如果想被认可和接受，需要了解大部分人的想法。

）很有趣的一段在两人出外拍片，哥哥在车上发现了美妙的光线。

但最终他没有去拍。

联系之前沙龙上的聊天和回家后看老塔又换成了AV……非常非常细腻的情节设置！

全片整体全部因为这一点点的细节。

在锡兰的镜头里，区别于之前的乡村，首都给人的是疏离感。

也许因为雪，也许因为季节……这是导演功力的体现，也是导演的观点。

有评论提到“粘稠感”，自己并没特别明显的感觉。

也许为了风格或者形式的统一，里面很多镜头显得刻意。

配角带领摄影机运动，之后出画，在空出的空间或者焦点部分主角果然出现了。

这样的设置会让人出戏。

包括开场的第一个镜头，都是间离效果的～但感觉并不是导演的目的，而是因为形式需求产生了这样效果。

整体看，这是一部需要投入的片子，间离是不必要的。

碰巧有那么一些日子，我是会喜欢这种沉闷的电影的。

戛纳电影节评出的片子一般都会剑走偏锋，但又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片子的画面风格和叙事风格都很像《德克萨斯州的巴黎》，我很欣赏欲言又止的含蓄，越含蓄似乎就越接近现实。

但是这种片儿只能看一次，剩下的需要交给回味。

叫做马姆的男人一个人住在伊斯坦布尔，他给一家瓷砖厂的瓷砖摄影，收入不错。

通常，他拍照片，吃简单的蘸黄油的干面包，偶尔会去景色优美的地方拍摄艺术照片，他是这个城市中可以隶属于艺术的那一拨人中的一个。

突然有一天乡下失业的表弟尤索夫来伊斯坦布尔找工作并住进了他的公寓，他粗俗，贫穷，甚至因为穷而羞愧着。

正如莫泊桑所说，城市中的有钱人总要为他的穷亲戚以及他们的陋习尴尬，在这个存在收容关系的公寓里，主次关系非常明显，他们是收容者和被收容者，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之间没有交集。

于是共同生活便是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对抗。

白天，尤索夫要为生计和家人而努力找工作，奔波然后被拒，马姆和他的朋友们坐在屋子里呷着酒谈论摄影，艺术，女人；晚上，马姆津津有味的看着没有情节的电视镜头，尤索夫早已昏昏欲睡，尤索夫离开后马姆悄悄地换成了A片录影带；一无所获的尤索夫坐在破旧简陋的船员俱乐部里和身边的陌生人攀谈，与此同时马姆在灯光氤氲的高档酒吧中独酌。

面对寂寞和无措，所有的地方看起来都一样，分辨不出谁更空虚。

生活有时会沉思，但不沉思的时候并不会显得肤浅。

这一段对比细腻而到位，镜头切换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不同的窗子看出去是不同的景致不同的心情。

讨生活并不简单，尤索夫想当水手像旅行一般地工作，而他没有得到。

马姆像所有的阔亲戚一样设法照顾了尤索夫的自尊又付给他不菲的工钱，但他不得不在跟仍有爱情的妻讲电话时躲进卫生间，还会在夜里突然被噩梦惊醒。

我不知道伊斯坦布尔是这么容易下雪的城市，尤索夫流连在风雪中看走过来的漂亮女人，总是忍不住想想跟着她们走几步，但他始终是和这个城市格格不入的。

马姆会厌恶他鞋子里的异味，会厌恶他在房间里抽烟，会怀疑他偷了东西，他俩不仅仅是格格不入，无疑，他不应该突然介入这样一个不喜交际的孤僻的城里人的生活，不应该使他突然间没有了私人的空间。

这个世界上人们之间是如此不同却又没什么不同。

尤索夫悄悄地跟着一个他见过几次的女孩，马姆躲在机场的柱子后面偷偷地注视着离去的前妻，至少他们有着相同的自尊，相同的脆弱。

至少，人的孤独总是惊人地相似着。

尤索夫不告而别的时候，马姆应该有过瞬间的失落，他坐在冬日的长椅上看那艘他想要为之工作的大船，点燃一支尤索夫留下的劣质烟——他曾经拒绝去吸的烟，其实，真没什么不同。

摄影师的表弟入城投靠，因为对方的文化教养和个人生活被干扰，暗下里一直酝酿着厌恶情绪，同时也对其保持优越感，两人这积蓄的矛盾一直维持着到摄影师约炮不举后爆发，而紧跟着的怀表和老鼠事情过后，摄影师才认识到自己的懦弱和狭隘，表弟的阔达和勇气，优越感就像梦中那盏灯一样黯然倾覆。

两人前边维持着表面的额和气，内心里却暗潮汹涌，进行着各种心理博弈，本片大部分的冲突都是暗下进行的，靠着言行举止和情绪变化完成，细节丰富，摄影出色，情绪调控的能力让人惊叹，每次对白出现都让人觉得突兀，心理活动是绝对的主角，一部让人惊艳的神作，目前最爱的锡兰作品<图片1>

最近看的电影中，印象最深的还是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的三部影片——《远方》、《适合分手的天气》和《三只猴子》。

最初是冲着戛纳最佳导演的名头去的，等看过《远方》之后才发现他出色的电影叙事几乎让我迷恋得不可自拔。

接着一连串看了其他几部，有人曾说，锡兰可能成为欧洲电影的下一个大师。

看不过不多影片的我并不敢下太多结论，但从这样的评价中已经可以感受到他在电影中的卓越成就。

他用电影语言把我带到了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的时空交错之中。

一、“呼愁”有人说，锡兰的电影和帕慕克的小说是当今土耳其民族文化和精神的代表。

的确，我们很容易在锡兰的电影中找到与帕慕克小说共同的特质——城市、街道与忧愁。

帕慕克在小说中追忆了自己童年时期在伊斯坦布尔生活的足迹，他直接将潜藏于土耳其人内心对帝国辉煌的追忆和忧伤称为“呼愁”，他说“隆冬之晨，当阳光忽然照耀博斯普鲁斯海，微微的水雾从海面升起，你几乎触摸得到深沉的‘呼愁’，几乎看得见它像一层薄膜覆盖着居民与景观”。

在他眼中，伊斯坦布尔的“呼愁”是集体性的，是粘稠的，是触手可及的，是挥之不去的。

而同样的，在锡兰的电影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伊斯坦布尔沉重的忧伤的气质。

无论是在《远方》中那两个身份各异、各怀心事的男人，或是《适合分手的季节》中那对在漫天的大雪中争吵与分离的夫妻，再或是《三只猴子》中背叛、隐瞒、纠结、愤怒、痛苦的一家人，锡兰的电影中看不到欢笑，乃至看不到希望，有的只是浓的化不开的沉重和忧伤。

犹如帕慕克优美的抒情的缓慢的叙述，锡兰电影中的忧愁叙述并非是通过暴力的狂欢与宣泄，也不是粗粝的时代和背景的勾勒，而是通过人与人之间最微妙的关系，通过家庭与伦理的纠葛和挣扎来完成的。

《三只猴子》原本讲述的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家里的父亲为了得到一笔钱而顶替一名政客坐牢，而母亲在此期间出轨，并爱上了那位政客。

父亲回家后，家里开始充斥着争吵、猜忌和泪水。

而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的儿子，在长久的积压和痛苦之后最终杀死了政客。

在简单的故事情节下，锡兰将着眼点放在了人物形象和内心的刻画。

比如当母亲与政客相见时，那首不合时宜、久久缭绕的爱情流行歌曲，正是母亲内心欲望的象征与体现，而父亲那沉重的喘息、愤怒的表情和骂骂咧咧、颤颤巍巍的样子则充满着父权和男权的意味，而影片中多次两次出现的溺水的孩子和惊恐的眼睛，以及那张隐隐约约的四个人的合照，无不在暗示着我们这个家庭沉痛的过去。

父亲和儿子的对话曾经提到了“弟弟”，两人也曾经去弟弟的墓前，“弟弟”几乎是潜藏在电影的叙述中，而从影片暧昧不清的讲述中，我们或许也可以知道“弟弟”是笼罩在家庭的阴云，是过去的沉痛的灼热的伤疤。

从某种程度上说，影片充满了意识流色彩，忧愁的情绪在影片中肆意流淌，长镜头和缓慢的节奏把主人公的情绪刻画得淋漓尽致。

在《三只猴子》中，或许母亲的背叛是一种陷入情欲之网的绝望，或许儿子的犯罪和愤怒是一次其对父权的“意淫”，而两次顶罪也可视为导演对现代司法制度的嘲讽和批判。

但我认为，整部影片的底色仍是忧愁，那种挥之不去的忧愁。

我想，锡兰早已经将帕慕克所谓的“呼愁”刻在了整部电影的骨子里，土耳其民族中那种落日式的悲伤已经深入骨髓。

当我看着影片的最后几幕，父亲用充满爱意与温柔的眼光看着意欲跳楼的母亲，原本暴怒的他一瞬间温柔地说：“宝贝，下来吧”时，我突然意识到，导演所要表达的内容已经超越了道德的审判，超越了是非善恶的判断，这不是妻子出轨或者儿子犯罪的问题，因为无论妻子还是丈夫或是孩子，无论对错，都无法逃脱共同的结局。

我想锡兰告诉我们的乃是，现实和人生早已经织成一张网将我们套牢，忧伤和不幸是我们共同的宿命。

二、帝国遗迹而锡兰电影中这种弥漫的忧伤来自于他对城市和故乡熟稔的把握。

我从未去过伊斯坦布尔，对其最初的想象来源于一本图画书，书中用精美的图片和优美的语言介绍了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并深情地写道：那是一个充满帝国遗迹的地方。

后来，看了历史书才知道无论是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还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伊斯坦布尔都曾有过光辉灿烂的历史。

难怪帕慕克要骄傲又感受的说，伊斯坦布尔并不像西方那样将历史遗迹放进博物馆珍藏，伊斯坦布尔人只是在废墟间继续着他们的生活。

当我们看锡兰的电影的时候，我不自觉地想在电影中寻找那些现代都市文明中的历史遗迹。

因为对于我而言，土耳其的电影并非是故事与情节的拼凑，更是一场对于异域文明的经历与想象。

在《远方》的一开头，孤身一人的表弟风尘仆仆地出现在黄昏的伊斯坦布尔小街道上，周围是两排建筑，稀少的人群，时不时几个穿着民族服饰的女子幽怨地走过。

周围弥漫的水汽和白雾使整个气氛染上了飘渺和惆怅的气氛。

而在《远方》影片进行时，无论是表弟还是表哥都数次在阳台凝望华灯初上的伊斯坦布尔街道，他们紧皱着眉头，眼神似有似无，不远处就是隐隐约约地看到街道中心的广场和清真寺。

而在《适合分手的气候》更不用说，大雪缤纷中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夜晚里昏暗的街灯和楼道，乌云密布下的马尔马拉海。

而在《三只猴子》中，那一家人所住的大海边上的一幢幢孤零零的房子破败、古旧却是那么充满诗意，海鸥的鸣叫和潮水的涨落声不时地传来，面对这每日的潮起潮落，平凡的一家人就这样发生着悲欢离合的故事。

在锡兰的电影中，连建筑和房屋，乃至现代先进的车辆和街道都染上了沉重的忧伤。

锡兰电影中的色调通常都是阴冷的，每一个长镜头都堪称是一幅绝佳的摄影作品。

想必锡兰是个爱好摄影之人，因为他电影中的主人公似乎都精通摄影，并且都常常在土耳其的古迹中流连。

《远方》的主人公直接是个摄影师，他到农村、山上和清真寺中拍照，而《适合分手的气候》中一开始就是丈夫与妻子在土耳其神庙废墟前拍照，而当两人分手后，丈夫在寻找妻子的路上也不忘拍照。

毫无疑问，锡兰电影中的的色调和镜头赋予了伊斯坦布尔那些古老的建筑和街道以哀伤而神圣的光辉，他的镜头和画面诗意而不失厚重。

我相信，锡兰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怀着深深的热爱，乃至同情。

在土耳其，昔日的遗迹如今已化为断壁残垣，而其中的人们在废墟之下面临着生命的种种困境。

三、西方与现代在锡兰的帝国挽歌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其背后的现代文明的影子。

锡兰并非沉浸在对历史和过去的追忆之中，相反，在他的电影中伊斯坦布尔是一座充满着帝国遗迹的现代大都市。

拔地而起的高楼，熙熙攘攘的街道皆从古老的教堂前穿过，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犯罪、丑陋、偷情和暴力接二连三地上演，贫民窟里的人和街头的流浪者们都张着大大的眼睛守候着食物、金钱或者是一次可能得罪恶。

我认为，《远方》中表弟与表哥的隔膜或许正是象征着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两种对立。

主人公马穆正是这座城市中忙忙碌碌的一个。

他在这座城市里忙碌拼搏终于占有一席之地，他成了摄影师，生活还算富裕。

而他的表弟，因为经济衰退、被工厂解雇而奔赴伊斯坦布尔来投靠他。

表弟找了几次工作都没有结果，而在两人长久的相处中，也终于因为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而产生了诸多芥蒂。

一道无形的“墙”在两人之间渐渐筑起，表弟希望表哥能够帮他介绍工作，而表哥马穆也有自己的苦衷，他知道大城市下的生活是多么不易；表弟来自农村，他肮脏、不修边幅未经世事、没有规矩，但他淳朴、自由，同样对女人和情欲充满渴望和追求，表哥马穆尽管也出身农村，但多年的城市生活已经让他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城市中人，他注意规矩、爱干净整洁、他懂人情世故、他注意自己的身份。

影片中对两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的差异多有表述，例如对抽水马桶的使用，自表弟第一天到家后，表哥就嘱咐他不要去使用抽水马桶，而在长久的相处中，表弟不仅没有听从表哥的建议反而是将整个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对此表哥深为愤怒；表哥对表弟抱着一种较为高傲的冷漠的态度，他对表弟送上来的水手烟嗤之以鼻，对表弟的行为大家斥责，并且也错误地怀疑表弟偷了表而导致表弟离开；而表弟对表哥是小心翼翼，察言观色的，表弟在表哥家里是感到压抑并且无奈的，他是因为工厂破产走投无路才来投靠表哥的，他家庭贫苦连为母亲治病的钱都没有，他非常卑微地希望表哥能够为他介绍份工作，并且在夜里偷偷打电话也是蹑手蹑脚。

表弟来自遥远的贫穷的农村，表哥来自经历富丽堂皇的大城市，两人所经历的差异某种程度上正是城市与农村、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文明与落后的差异，两人的冲突也是新旧不同事物的冲突。

可以说，锡兰的电影很好地传达了当下土耳其社会在面对西方文明冲击下的矛盾与冲突不断的状态。

从影片中也可以看到，尽管存在着诸多差异，表哥与表弟各怀心事，但他们都同样承受着苦难与不幸。

表弟的生活窘迫经济苦难，连为母亲治病的钱都没有；而表哥呢？

他在偌大的城市更是孤独，妻子在怀孕三个月的时候与其离婚，而母亲生病了，妹妹等家人也各有生活，根本无法给他慰藉。

在伊斯坦布尔华灯初上的夜晚，农村的表弟和城市的表哥各自舔舐着自己的伤口，静静地品尝着孤独。

他们都试图在对方面前掩饰自己的失意，但没想到，尽管双方有着那么大的差异和鸿沟，但是他们都同样承受着生活的磨难和内心苦痛。

现代文明的精神痛苦在电影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锡兰的电影充满了痛苦、叹息、纠结与惆怅的情绪无法散开。

在《远方》中，每当镜头切换到伊斯坦布尔发达的现代文明的建筑时，总会出现主人公紧蹙的眉头和一脸的痛苦不堪。

我想锡兰的电影中，某种程度上正是表达了一种文明之下的彷徨无助的土耳其人。

帕慕克曾说过：“我知道至少在晚上，西方的眼光窥视不到我们，外地人看不见我们城里可耻的贫困，是令人宽慰的事。

”帕慕克的话或多或少地表达了土耳其人眼中的西方，夜晚中的西方式看不到城市里可怕的贫穷，土耳其似乎喜欢在黑夜里掩藏起他们的秘密。

在过去，土耳其或者说东方文明在面对西方时总是躲躲藏藏，而在锡兰的电影，他是如此骄傲地抬起头颅，如此坦率地在电影中表达了，文明发展后一个落满历史风尘的土耳其是如何在矛盾、焦虑和忧郁之中挣扎的。

他用影像表达出了西方影响下的土耳其，他并非对文明怀抱着谄媚，而是传达出了土耳其特有的民族特质。

在他的电影中，伊斯坦布尔充满着过去的痕迹，古老的历史在这些沉淀，并历经风霜而成为一幢幢苍白的清真寺。

历史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了“呼愁”式的哀伤与追忆，然而，伊斯坦布尔又如此地充满着现代喧嚣。

看完三部电影，也即将写完这篇浅薄的感想。

锡兰镜头下的伊斯坦布尔久久地在我脑海里萦绕，而当我再次翻开帕慕克的小说，那些关于古老街区的回忆也再次立体起来，借着文学和电影，我经历了一场伊斯坦布尔之旅。

这座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城市，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充满了忧伤的情调。

借着现代文明的眼光，我们打量着她历经风霜的脸庞，终于明白，有一种美丽因沧桑而生。

《远方》里的伊斯坦布尔，仿佛是我自己的北漂生活。

故事中的导演，不就是我和身边的朋友吗？

很少有人能够看透，城市中的虚伪与假装正经，还自以为是的活在一场喧嚣之中。

在都市冷漠中断裂的乡党纽带《远方》电影日记_哔哩哔哩_bilibili在阿巴斯的采访中提及，《远方》这部作品采用了近乎纪录片式的创作手法，堪称是其所有作品中的最写实的。

影片中，有40%的段落取材于他个人的亲身经历及其朋友的故事。

观看时，能明显感受到这部电影不是《五月碧云天》的伪花絮电影。

具体可以参照，在阿巴斯的三部曲系列中，第一部《何处是我的朋友的家》、第二部《生生长流》以及第三部《橄榄树下的情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嵌套的关系，即后一部作品中的剧组正在拍摄前一部作品。

然而，《远方》并未延续这一嵌套模式，锡兰的三部曲《小镇》、《五月碧云天》、《远方》，第三部其中的角色并不是第二部的拍摄剧组，而是第一部的剧组，也就是第二部和第三部共享了一个故事背景，在时间上间隔仅为两年。

因此，可以说《远方》与《五月碧云天》实际上是共同嵌套在《小镇》这一的故事框架之中。

这种嵌套结构在观看时引发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小镇》中的导演形象在两部之中变得摇摆。

在第一部作品中，第二部的导演亲自上阵，扮演了一个看似愚蠢的傻子，也就是被设定为第一部《小镇》中的“傻子”，这可以被视为导演“众人皆醉我独醒”心态的一种隐喻。

这种隐喻在《五月碧云天》中得到了体现，尽管导演表面上道貌岸然，善于用言辞吸引他人参与拍摄，但拍电影本身便是一种构建场景、创造虚假的艺术，导演需具备这种特质。

然而，到了《远方》，导演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为创作好作品而撒谎的范畴，他开始在生活中做坏事并撒谎。

在第一部作品中，小镇村庄的青年形象鲜明，到了第二部，这位青年渴望离开城市，其角色设定保持不变。

但在《远方》中，他的命运变得更加悲惨，这或许反映了锡兰导演当时生活环境中遇到的真实问题。

1. 领略都市“假美”奇观尽管如此，在观看《远方》时，我未能像前两部作品那样感受到那种诗意般的美感。

就像今晚拍摄这个视频时，我没有刻意摆拍或布置场景，而是希望以一种更写实的方式呈现，就像我现在未刮胡子的状态一样，与《远方》的格调更为契合。

今天是2025年1月9日，这篇电影日记记录的是锡兰故乡三部曲的第三部《远方》。

观看这部电影时，首先感受到的是其画面相较于前两部更加赏心悦目。

这显然是导演的一种审美取向，而非摄影技术的简单进步。

当导演将镜头转向城市时，他仿佛陶醉于城市的美景之中，但这种陶醉实际上是一种假象。

大城市中的种种人造美景，通过镜头得以捕捉，其实是大城市中的种种假象。

那些华丽的傍晚紫色光线、清晨水边的光线等镜头，如同风光摄影般美丽而华丽，与村庄镜头中的质朴感截然不同。

除了画面上的这种感觉外，剧情设定上两人的矛盾也更为尖锐和冲突。

城市人的虚伪和假装正经，以及内心的小肚鸡肠，在故事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

观看时，这些故事仿佛就发生在我身边，故事中的伊斯坦布尔与我现在所处的北京环境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故事中的主角是摄影师和导演，而我在北京则是一名游戏场景设计师。

我也曾有过几乎一模一样的经历，朋友来找我借住，长时间不离开，给我带来诸多不便。

同时，我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愿意与老家的同姓朋友见面。

想起当年我一个人来北京时，也是老家的一个同姓哥哥带我去昂贵的餐馆吃饭，如今他已去日本与家人团聚。

这些故事太过现实，让人不禁产生共鸣。

2. 室友成陌路在我自身的经历中，每当剧情嘲笑我任何一方时，我都难以坦然地发出笑声。

例如，我想要嘲笑那个从外村来到城市的年轻人，但回想起自己当年刚来北京时，也是同样的状态。

我曾与合租的室友约定，将买菜的钱写在冰箱上以便分担费用，我写左边，他写右边。

然而，后来那位室友却忘记了这一约定，只有我始终坚持记录并向他索要费用，这似乎让我占了些许便宜。

然而，在合租结束后，他很少与我联系。

直到在一次注册城市规划师考试中偶遇，我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他是一位蒙古族小伙，一起合租我甚至没有意识到他有多么优秀，也没有想过向他学习几句蒙语。

当我突然与他分开居住后，我发现他不再愿意回复我的微信，也不再主动与我聊天，我甚至怀疑他屏蔽了我的朋友圈，我猜想或许是因为我们分开居住后各自忙碌。

后来我仍向他坦诚地表达了歉意，承认那段时间自己过于吝啬，没有尊重他的生活方式。

然而，令我感动的是，在那四年里，他始终坚持带我出去玩，无论是大半夜出去吃火锅，还是发现新店就带我去品尝。

同样，在我独自居住后，无论是大学毕业的学弟、隔壁宿舍的同学，还是老家的同姓兄弟来找我，我都会热情地接待他们，与他们聊天、共同生活。

但久而久之，我也会感到疲惫和厌烦，尤其是当他们找不到工作、需要我帮忙改简历时，更是让我感到为难。

我不会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去评判谁对谁错，只是觉得生活太过艰难。

在观看《远方》时，我再次感受到了这种感受。

3. 城市生活的冰冷最终，《远方》的故事脉络是从村庄、县城到大城市的变迁，分别对应《小镇》、《五月碧云天》和《远方》三部作品。

随着画面的越来越高清、越来越唯美，更重要的是，角色数量也在逐渐减少。

《小镇》中角色丰富多样，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已婚的、未婚的，想留下的、想离开的，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场景，充满了特写、梦境和思考。

而到了《五月碧云天》，他们从村庄来到乡镇后，有人想离开，有人想回到村庄，却无人留恋和喜爱乡镇。

到了《远方》，则是冷冰冰的城市，没有温度的城市，邻居住了七八年可能都不知道彼此是谁。

对于我来说，《远方》所呈现的城市生活让我很有共鸣。

在北京，我无法离开，很快就要在这里生儿育女、工作生活；而老家，我也回不去。

我其实比片子里的导演幸运一些，因为他骨子里有些嫌弃村庄。

而我，却对村庄充满了向往。

我比那个打工年轻人幸运的是，我有了一个学历，能够依靠这个学历在城市里找到工作。

如果没有这些，我也无法在这个城市打工。

以前，我还经常想把老家的弟弟和一些朋友叫到北京来开出租什么的。

但每次打出租时详细询问他们的收入情况后，我发现这并不现实。

我还是比较向往乡村生活。

以上就是我对电影《远方》的日记记录。

这是我看锡兰的第一部电影，电影里的皑皑白雪和朴素情节在我脑子里久久挥之不去。

于是我看了第二遍，之后心口憋闷的厉害，大有不吐不快的感觉。

电影讲述了伊斯坦布尔的摄像师Mahmut与乡村来城市找工作的表弟Yusuf之间的故事。

Mahmut虽在城市生活，但爱情上，与深爱的前妻（能明显看到他对妻子的爱）离婚，事业上，他专门为一家瓷砖公司拍摄宣传，摄影变得商业化令他颇为不满，还有母亲卧病在床，需要人照顾，姐姐打电话怨声不断。

Yusuf因为经济萧条，来城里投亲找工作，一来四下找寻，八处碰壁，二来家里还有父亲疾病缠身，需要钱治理，而在表兄家里歇脚时间一长因为两人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差异，遭了几多白眼，最后拎包而去。

电影情节起伏不大，甚至可以说很简单，片中人物对话也很少，主要故事只发生在一间房子，加上静止的摄影，长镜头的运用，不习惯的人看了也许会觉得冗长沉闷。

但只要静静品味，电影传递的摄影之唯美，细节之张力以及主题之严肃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大为惊叹。

Yusuf 初到时找不到表兄家在哪里，无聊时靠在路边汽车旁，不想汽车作响，城乡冲突豁然显现，想被一个陌生的城市接纳远比被一个陌生的乡村接纳困难。

找到 Mahmut家后，是表兄闻不得Yusuf发出气味的鞋，使劲地往鞋里喷清新剂，后来又碍于脸面，答应Yusuf把鞋子袜子晾在暖气管道旁。

类似情况几乎每天发生，不止发生在土包子和城里人，土包子与土包子之间，城里人与城里人之间同样有生活习惯不同的问题。

一个人要是进你家把鞋一脱，露出臭哄哄的脚，你作何感想，或者刚刚在房间铺上地毯，有人进门也不换鞋，带着尘土斩钉截铁地就踩踏上，你又会如何反应？

一次两次只当没看见，笑脸相迎没问题，三次五次也好说，忍气吞声好了，但如果每天都要面对这种内心不快，必然超出心理承受范围，大发雷霆只是时间问题。

窃以为这与小肚鸡肠与大肚撑船无关。

要有洁癖的人不洗脚上床睡觉和要邋遢成性的人有条不紊一样让其不适。

随手拈来只是其中两例，如此细节的直击人心多得不用尽述。

如果推而广之，大概要追究到人与人的无法理解，无法沟通上，以及人心地狱的存在事实上，主题太大，且不做深入讨论。

但谁也无法否认电影所反映出来的那种人与人之间陌生隔离的生存状态，再比如后面的抽烟限制，偷窥毛片，背打电话，粘甩老鼠，隐瞒怀表等等。

如此贴近如此熟悉乃至陌生得从未拍过，从未看过。

大抵是人太过于专注“陌生”，乃至当“熟悉”通过某种文学或艺术手段赤裸裸地呈现在人面前时有一种直击人心的美丽。

另外两段跟踪场景也尤其出色，一段是Mahmud目送前妻即将远赴加拿大定居，一别再难相见，深情款款，偷偷摸摸，但又无可奈何。

另一段是Yusuf跟踪徘徊的女人，却在鼓足勇气向前搭讪之际，女人等待的男人出现，有尴尬有遗憾，匆匆退步，目送身影，同样无可奈何。

在人沟通无门，交流无路，人心地狱的年代，无奈，陌生，疏离，异化都是自然的常态了。

最后Yusuf拎包走后，Mahmud坐在长凳吸着开始不屑一顾的劣质烟，侧面摄影，眼神迷离，或远望，或沉思，或反悔，或忧伤，失落之情跃然影上。

以上献给天堂里的Mahmud扮演者托普拉克(Emin Toprak)。

http://yanhaibing.blogspot.com/2008/12/blog-post.html

导演具备把握主题的能力。

他将塔可夫斯基的《潜行者》作为一种伎俩使用也表达了他对塔的影片的看法。

在这部电影中，也能看到些许塔氏的影子。

昨晚第一次看视频直播的戛纳电影节颁奖典礼，流程很简单，效率极高。

说到底，它真的更像是一个Party。

2003年算是个人真正的电影节入门。

2000年华语电影的全胜，那时什么都不懂。

2004年戛纳时可以边喷911，边对昆汀拜服。

说起来，2003年刚好真有两部电影是记忆深刻，下面算是跟锡兰有关的一段往事，一周前写的了，不是影片评论。

《三只猴子》上映，锡兰作品的优点展示无遗，具体走势和得奖分析后面再找时间来说。

至于暴露的缺点一说，反正《远方》和《气候》的批评声音都离不开“沉闷”。

但真要进入影片的情绪，却是相当美妙。

你试过身居异乡，寄人篱下，走投无路的苍凉，就像伊斯坦布尔的冬天一样？

你试过恋人间的冷战，有过美好记忆，却如同气候变换般不可转移？

那么，在摄影的美妙之外，影片在某个时刻肯定能够打动你。

油菜和我说，老外对锡兰作品一评语叫糖浆，粘稠感，拉不断（还拔丝？

）。

不能一口搞定，需要回味，好像还是挺有趣的说法。

说起锡兰，算上《三只猴子》，目前他只有5部长片和1部短片。

整个电影生涯的攀爬轨迹和法提赫·阿金特别相似，只不过阿金的突破口是在柏林，而锡兰是在戛纳。

非要说锡兰所在的戛纳都是“小年”，我也不反对。

2003年那届的整体确实够差的，2006年乱发奖项也不大舒服。

不过2003年的《远方》在国际影评人那里的得分是3.0分。

10个影评人中有3个满分。

2006年《气候》的得分是2.8分，中间包括2个满分。

影评人的口味这里不去揣测，一定要说是好还是不好，那2.8以上分数几乎可以说是绝对的好片了。

总之，今年有达内兄弟这样的高手，但锡兰的行情依然看好。

对土耳其人印象如此深，还得从自己的2003年说起。

那时候入门不久，一个神奇的年份。

《远方》也叫《乌扎克》，一部让朋友折服的片子。

诗意在今天已经用烂了，这里就纯粹点用好来形容吧。

当时一说法是影片将塔可夫斯基乃至安哲罗普洛斯的“凝视”联系一处，大有灵魂附体的结论。

确实有种莫名的感觉，见证着一个导演从起步到腾飞的跳跃阶段。

光这些还不够，那一年，第60届威尼斯电影节也是新人辈出，推陈出新勇夺金狮奖的是《回归》，一部迷倒众人的处女作，作为同根同宗的俄罗斯电影，他选择了父与子的高度命题。

一样跟诗意有关，刮起了塔氏美学的风潮，《回归》镜头优美，浑厚有力，完全看不出新手的生涩。

《远方》在那一年除了获得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外，还夺得了最佳男演员奖，穆扎菲·奥德默和艾明· 托普拉克两个人并获，俗称双黄蛋（双影帝）。

不过领奖的并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人，而是埃布鲁·锡兰——努里·比格·锡兰的妻子（导演的美女老婆）。

她在《远方》里有不知名的角色，是《气候》的女主演，在《三只猴子》担当编剧和布景师，这对夫妻档配合默契。

埃布鲁·锡兰代替两个男主角上台领奖，她解释说穆扎菲太腼腆了，所以不敢参加今晚的颁奖晚会。

扮演表哥的这名演员也出现在锡兰第一部长片《小镇》，他出演开头部分雪地里的一名疯子。

埃布鲁·锡兰继续说，演表弟的托普拉克在2002年12月2日去世——电影拍摄完成的第三天，等不到来年的五月。

最后，埃布鲁·锡兰说希望他泉下有知，安息吧。

9月，《回归》获得金狮奖时，导演安德烈·萨金塞夫带着片中弟弟伊万的小演员上台领奖，哥哥安德烈的演员却缺席。

原来弗拉迪米尔·加林在2003年6月一次跳水中意外死亡，令人扼腕的是《回归》中正有类似的跳水一幕，当时是高台上的伊万露出了怯懦。

天空颜色昏暗，低沉得可怕。

这就是2003年，与锡兰有关的往事，被城市改变了的我。

=====锡兰香港翻译为舍兰，也翻译为杰兰？

期待统一正名。

http://moviel.blog.163.com/blog/static/77584353200841732825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