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手燃魂

在今年落下帷幕的威尼斯电影节上，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本届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影片中，有三部影片都讨论了关于女性生育的伦理问题。

开幕电影《平行母亲》讲述了两位身份各异的母亲，在同一天诞下了自己的孩子，从此她们的命运发生了截然不同的改变；《正发生》拍下了在60年代的法国，一个成绩优异的女学生意外怀孕，为了堕胎而不得不经受极大的羞耻和痛苦的经历；《暗处的女儿》则以女主角观察他人生活和回忆自己过往经历的双重视角，为观众徐徐道来了一个抛弃女儿的母亲的故事。

《平行母亲》剧照

《正发生》剧照三部电影都获得了不俗的成绩，《正发生》荣获金狮奖、《平行母亲》为饰演母亲的佩内洛普·克鲁兹拿下了最佳女主角奖、《暗处的女儿》获得了最佳剧本奖。

其中，《正发生》与《暗处的女儿》分别由奥黛丽·迪万与玛吉·吉伦哈尔这两位女性导演执导，威尼斯电影节在即赵婷之后，连续第二年将电影节的最高奖项颁发给了女性导演。

玛吉·吉伦哈尔也是一名演员，曾经出演过诺兰执导的《蝙蝠侠：黑暗骑士》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了电影制作的幕后核心工作，荧幕上的女性角色塑造也变得越发立体、朝着现实主义的形象靠拢。

最早，女性角色在电影荧幕上是英雄的点缀，或终其一生为家庭奉献的母亲，女性的荧幕形象需满足社会对女性群体理想主义式的期待；现在，多元化的制作团队能够借由电影，讲述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女性故事，让角色展现女性群体不曾表达、但又真实存在的一面。

女性电影的特点在于，它剥开女性在社会生活中不得不隐藏起来的虚伪而又富有悲剧色彩的一面，用戏剧般的手法搬上荧幕，讲述的却是每个女人都感受过的普通的一生。

《暗处的女儿》在正式首映之前就已经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电影改编为埃琳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的同名小说。

埃琳娜是一名意大利作家，她的作品《那不勒斯四部曲》曾被HBO翻拍成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受到了广大的欢迎。

《暗处的女儿》是埃琳娜非常早期的作品，讲述了一位专攻学术翻译的英语老师勒达独自一人前往海滨小镇度假，在那里她遇见了妮娜一家，好奇心驱使她在暗中观察妮娜和她的小女儿埃琳娜，这对年轻母女之间无意义的生活琐事却让勒达想起了自己作为母亲的过往故事，痛苦回忆的交织让勒达卷入了妮娜一家的风波当中。

《那不勒斯四部曲》也是一部典型的女性主义作品，书写了两个性格各异的女孩在意大利保守的社会背景下成长和蜕变的故事奥斯卡影后奥利维娅·科尔曼饰演的勒达，在影片开始为观众展示了一个性格乖张、我行我素、沉浸于自己学术生活的中年教师形象。

她带了整整一个行李箱的书来海边度假，每天的度假生活就是在海滩边看书写作、远离世俗的纷扰。

勒达和过去女性电影中千篇一律的独立女性形象不同，她不艳丽、没有自信到发光的气场，看上去就只是一个普通女人。

勒达用学识将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筑起了一道厚厚的墙，用精神物质丰满自己，偶尔也会产生寻找刺激的念头，但又不希望他人闯入自己宁静的生活。

科尔曼演过姿色各异的自信女人，职场女性、警探、皇后……男人的自信伴随着长年累月的自我肯定，而女人的自信是一段以自我否定为起点的艰难坡道，常常跟随着她们的身份背景和年龄所改变。

勒达的自信来源于她作为一个学者所拥有的精神世界的厚度，大多数性格慢热的学者能够靠这面厚墙伪装起他们的真实情感，将他们和令人烦扰现实社会隔离，自愿在相对平静且安全的学术世界里画地为牢。

勒达很难通过寻常的方式和周遭环境相处——就像是在吃一颗鸡蛋，需要用力将外壳打破，才能接触到内部柔软脆弱的心。

她离群索居，避免和其他游客产生虚情假意的交流，在旅馆里独立住了两三天，才头一回坐到旅馆楼下的餐吧里用餐。

旅馆管理员出自善意想陪伴独自用餐的勒达聊天，却遭到了勒达直白的拒绝。

左思右想到餐完毕，勒达才开始后悔刚才自己的举动，或许出于歉意、也或许是出于“旅游在外总是要寻找刺激”的心态，勒达还是决定径直走向管理员。

管理员正背对着她打牌，勒达鼓起勇气狠狠地拉低了自己的衣领，悄悄凑近了管理员的耳朵，亲昵地说了一句挑逗的意大利语，结果把对方吓了一大跳。

影片成功地让女性观众们在勒达身上看到了自己在生活中最别扭的一面：想要假装坚强因此拒绝别人的善意、想要放手一搏却始终无法放下自己的矜持。

导演玛吉在片中使用了大量的特写镜头聚焦于勒达的表情变化，让观众如密友般凑近了去观察她的眼睛、她的皱纹、她的情感转变。

电影中大量的借喻手段都在进一步帮助观众理解勒达的内心世界：夜晚如警笛一样不断在空房中闪烁的远灯、天亮前死在枕头上的蝉、从内部开始腐烂的果篮……这些借喻手段一再隐晦又急切地向观众表明，勒达并不是一个看起来表面简单的中年知识分子，她的真实生活一如这场表面美好的度假胜地般虚伪。

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到中年还未向社会规则妥协的女人。

她们如果不是被家庭和朋友保护得太好，不用自己迎难而上去见识过世界的险恶；就是已然经历过大风大浪，在成为社会规则的奴隶之前首先成为了那个打破规则的人。

因此，在勒达见到妮娜和她的女儿埃琳娜以后，兴趣油然而生——妮娜和勒达自己的女儿年龄相仿，都在25岁的妙龄，而妮娜的女儿看起来已经三、四岁了。

妮娜显然是一个新手母亲，她在一个连自己都无法好好照顾的年龄，需要照顾一个经常行为失控、玩具娃娃丢了就会大哭到发烧的女儿。

勒达显然没有准备给妮娜提供任何有效的育儿知识，她所做的只是终日观察妮娜和埃琳娜，在度假之旅的中后期，勒达作为一个度假带着一箱书的狂热书迷，再也没有好好仔细看过一本书（多么真实的阅读爱好者，虽说阅读永远是最大的兴趣，一旦有其他可以转移注意力的事情，就会把书搁置一旁）。

观众借着镜头远景，与勒达一起观察妮娜的家庭——直到小女孩埃琳娜在沙滩上失踪了。

勒达把自己对女儿的情感投射到了妮娜的身上，同时也把妮娜看作是年轻时候的自己《暗处的女儿》是玛吉的处女作，她像许多有着充沛阅片量、对电影拍摄技法和视觉感官有特殊理想化的要求的电影导演一样，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充满意象的表达方式，甚至有些堆砌过头的嫌疑。

在勒达居住的海边旅店中，玛吉模仿了王家卫在《花样年华》里拍摄上海窄楼里人物的手法，与勒达脸部特写的镜头交接，让观众始终处于一种“偷窥”与“直视”的视线交替感。

在旅店户外，勒达作为一名外来游客，不自在地与当地家族接触，半推半就地卷入了他们的风波；旅店室内，是勒达封闭内心、自我救赎的空间，她可以毫不掩饰自己的罪恶、抱着妮娜一家苦苦找寻的洋娃娃睡觉。

“《暗处的女儿/失踪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从标题上就为观众解释了这部电影中会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

如果观众抱着“女儿什么时候失踪”的心情来看这部影片，就会掉入导演和编剧的圈套，就像看将近四个小时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猜测和等待，杀人情节只发生在影片的结尾一样。

“暗处的女儿”是剧情多处转折的关键，它预示了妮娜的女儿埃琳娜走失、埃丽娜的玩具洋娃娃丢失、以及勒达在早年抛弃自己两个女儿的经历。

“女儿”同时也指代了影片中所有的女性角色，勒达眼中的妮娜，有着过去自己的影子、又承载着她对与妮娜同龄的女儿们的思念。

她也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小女孩，拿走了埃琳娜的洋娃娃以后，将这个洋娃娃当作是她的母亲送给她的玩具，悉心照顾，像成年人照顾女儿一样照顾无声无魂的娃娃，为它沐浴更衣。

可惜勒达在过去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称职的母亲。

电影不断穿插的回忆片段，展示出勒达过去拥有的一对可爱的女儿：她们刚刚学会说话、喜欢牙牙学语模仿大人说话的语气、在行动上已经能够构成一定的破坏力、情感上却还未够到懂事的阶段。

勒达在照顾女儿们的同时，依然在坚持自己的翻译研究，与年轻的丈夫约法三章，照着日历轮流带孩子。

“称职的母亲”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对有些母亲来说，能忍住不揍孩子就是称职的表现；主流社会大多都要求一个母亲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在孩子身上，用育儿的琐碎事物填补自己的空间和时间。

而一个白天上班，晚上回家躺在床上陪孩子玩一会的父亲，也能被称为是一位“称职的父亲”，从根本上来说，社会墨守成规的道德规则实际上是在为父亲应尽的育儿责任开脱。

勒达在家里需要专注于做听译，无暇理会女儿们的尖叫声，丈夫在家里想打电话，就要求勒达停下手中的工作，安抚女儿们的情绪。

勒达与女儿们偶尔有快乐的瞬间，但回忆碎片中更多的是女儿们对她无尽的烦扰，尖叫声、哭喊声伴随着欢笑声如影随形。

近几年来的女性主义影视作品都喜欢在海滨拍摄，用大海的浪涛声掩盖一个女人的烦躁心情。

古早的文艺作品喜欢把女人比作水——温柔、清澈、润物细无声。

女人实际上是千万注水化作为大海的整合，暗潮汹涌的内心始终在为下一次爆发做准备，海面上低矮的浪花随波由远及近袭来以后，也能把人狠拌一跤。

最终在两个女儿五六岁的时候，勒达离家出走了。

她把女儿们留给了丈夫，只身走进了学术的世界。

在她离开女儿们的三年时间里，她潜心投入学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学术圈子凭借自己的才能受到了肯定，风头甚至盖过了自己的前辈；她出入学术讲座、与那些和自己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的人共事、肆无忌惮地买醉、与学术新星恋爱，再抛弃他——一切都像是她在拥有孩子之前所能想象到的完美人生。

但女儿们始终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存在，并且在一个她看不到的地方慢慢成长，和她的罪恶感一起。

勒达告诉妮娜：“我太爱她们了，在我看来，这种对她们的爱阻止了我成为我自己。

”无私的母爱注定意味着母亲需要消耗自己原本的人格去陪伴孩子们的成长，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许多现实家庭中，父亲仍然会保留着“孩子气”的那一面，而母亲身上作为“小女孩”的情感特征已经消失不见了。

任何一个母亲都会面临割舍“自我”与“孩子”之间的矛盾情绪，勒达选择了极少数人走的那条路。

《暗处的女儿》挑战了大众对母性的认知，揭开女性作为母亲的角色时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尖锐又诚实地指出了传统社会对母亲这一角色的道德绑架。

在威尼斯首映之后，针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始终处于两极化，而这两极化的评价无外乎归结于对“母性”的争端。

就连电影里勒达的心情都是复杂极端的：她一方面满足于自己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又怪罪于自己离开女儿们三年；她想用自己的经历劝解妮娜追求自我，但妮娜看到的只有勒达痛苦之下表现出来的病态举止。

影片的最后，勒达倒在海边，海浪一层又一层地拍打在她的身体上，一个母亲在与自己内心的责问和辩解之中湿透了。

1.大概前半个小时，可以被影片的气氛蛊惑，也可能是刚看完《我能说》的原因？

对比之下觉得镜头语言充满想象力、丰富极了；但半个小时之后就开始疲倦，开始尝试寻找故事和逻辑，来抵抗单调。

2.观影过程中心里是紧绷的，数次默默感慨：这是个悬疑片么！

不过放映完毕，想法变成了这似乎是个恐怖片——一个一旦经历生育，便永远无法摆脱噩梦的恐怖片。

一个母亲可以选择离开，可以弥补“做自己”的空白、实现理想、看似潇洒，然而却会在48岁的年纪依然被愧疚折磨得体无完肤。

爱=压抑=无法摆脱。

3.更深的恐怖在于，影片的设定中，没有把Leda的痛苦处理成“只要我能想得开，都不是问题”这种个体悲剧，偏偏给她安排了一个“从泥潭中拼命爬出来”的出身，用一个名叫Mina的洋娃娃串起她的前半生：Leda自己，是第一个Lost Daughter，母爱的缺失确确实实给她造成了无法弥合的成长伤痕，所以她无法心安理得地用一种潇洒的、现代的价值观来安慰自己、来装饰自己从女儿处出走的行为，她比任何人都明白个中感受。

于是悲剧拥有了必然性，变得恐怖。

4.也许我可以去刷一刷《坡道上的家了》！

《Lost Daughter》是一部一个人安安静静看的电影，手持镜头大量人物特写拍摄，跟着镜头一起进入主人公的思绪。

类似大量主人公意识流小说改编的电影还有《Call me by your name》，在适合大众观看的处理上，CMBYN更友好，不过也折损了主人公细腻的思绪。

《Lost Daughter》里主人公的生活如度假的海滨小城一样光鲜。

“居住在剑桥，Leda，大学教授”昭示社会上流的身份。

就是40岁独自旅行的中年女人，如同被大家族打扰的沙滩时光、年轻人恐吓及从天而降的松果一样突兀。

无理由偷偷藏起的娃娃及略显“变态”“神经质”的处理，也看出女人内心d无处安放的波澜。

困扰折磨是什么呢？

按照原著里的表达，年轻的时候因为事业离开了女儿三年，即便功成名就，后来回到了女儿们身边，也难以消解当时的遗憾。

——这是一个母亲内心的自我检讨，没有设置外部的批判与压力。

电影在Bianka与Martha的处理上更加暧昧隐晦，我们知道的事情只有Bianka 26岁，丰满，招男孩子喜欢；Martha 23岁，对自己的胸部感到自卑。

鉴于Leda在娃娃店惊慌失措的表现，观众甚至有理由质疑：除了年龄之外，Bianka,Martha的其他信息是否是真实的？

这位母亲是否真的回到了女儿身边。

个人理解电影这样的处理增加了可看性与剧情的悬疑效果，吸引观众跟着镜头继续去搞明白主人公的人生里发生了什么——毕竟谁要看一个抛弃小孩、出轨中年女人的海边度假忏悔录呢？

但原著的设定或许更能凸显出主题——即便一个女人功成名就，多年以后已经与小孩和解过着幸福的生活，仍然会因为追求自己的人生而离开了女儿3年而感到忏悔，仍然会因为女儿小时候粗暴扔掉了女儿的娃娃而内心不安，哪怕也许那个时候她自己也还年轻。

刻在骨子里的“母职惩罚”做母亲就像开了一家无限责任公司。

首先要保障小孩长大，然后是健康成长，要求再高一些德智体美劳，不要做一个坏人；然后是上名校，在社会的高起点。

如果小孩还有残疾，那么可能剩下的人生，都是为了小孩而活着了。

在电影里，远足的父亲可以把三个小孩留在家里自己潇洒毫无愧疚。

在现实生活中，甚至会有把小孩从楼上扔下的父亲。

父亲在小孩成长中缺失的案例不胜枚举，甚至可以说，一直存在在小孩成长中的父亲，甚至能够成为社会的一种标志物。

反过来对母亲的要求上，如刘学州母亲的抛弃行为几乎是道德底线，更普遍的是，让每个女性必须学会“家庭与工作”的平衡。

近年来的实践可以看出，“母职”事实上是一个与主流职业、职场并不兼容的职位。

在家庭内部，不管是谁（大多数情况为女性），选择“母职”就意味着放弃了主流叙事下的个人成长、事业之类的人生命题。

谁从事“母职”谁牺牲。

日本是最早推出男性育儿假的国家之一，但日本公会的调查显示，尽管超过半数的男性愿意休育儿假，男性育儿假的休假率仅为13.4%。

原因不仅有收入减少、职位被顶替的担忧，也担心难以重新适应工作环境，被公司冷处理。

写到这里，我真的会很感激我母亲的勇敢，当年愿意把我生下来。

换做是我，到今天也没有勇气说能有勇气担起这么大的责任。

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责任不仅是社会与家庭因素的影响，更多的是自己加在自己头上的紧箍咒。

即便今天我健康成长到了30岁，不错的学校毕业，工作稳定，不是一个坏人。

我的母亲也依然会因为没能给我买房、小时候没有特别陪我而愧疚。

在电影中，让Leda久久难忘的是对Bianka的愧疚，由于是从Leda的角度出发，回忆中我们看到的Bianka的画面也是最多的。

这种外部要求与母性本能的双重责任交加，共同构成了女性头上的责任与压力。

也给母亲构成了实际上的“二选一”难题。

在过往的叙事与故事中，我们总能看到勇敢承担养育责任、忍辱负重的母亲，并给予艺术化的拔高表达。

而如果有人选择了另一条路，其实也无可厚非。

但从实际情况下，选择走了另一条路的人，也难以逃脱Leda的命运。

不仅是选择“不走寻常路”的母亲，整个社会的主旋律叙事下，违背主流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承担同样的压力，并把压力转化为对自我的折磨。

近一点的刘学州，LGBTQ人群，抑郁症患者，又有哪一个不是这样呢？

被遗弃的那个“我”人在每个阶段多少都会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我当时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现在过的是怎样的人生？

课本里弗罗斯特的作品《未选择的路》就有过这个沉思。

诗人的答案大抵是对自己人生满意的，“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因此走出了这迥异的旅途。

”正如Leda不会知道如果当年没有离开女儿们，如今的她在哪是什么样子；你我也不会知道，在人生的一些岔路口，如果走了另一条路，是会更开心，还是更沮丧。

还有一种说法是，人的一生，看似有很多选择，但其实最终选择的结果就是注定的。

Leda不走寻常路的迹象在电影缓慢的叙述中一一铺陈，孩子哭闹时坚持做自己的翻译，zw，背自己的单词。

到最后丈夫不举后出轨。

即便丈夫没有这一遭，整体是个合格的老公，以Leda的个性来说，也不会有太大的意外。

只不过这样处理，电影就少了戏剧性。

不过不管是如何做的选择，选择的同时，也意味着放下了其他的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相加，就叫做选择的代价。

人很少去算选择的代价，过于沉重，不敢细算。

电影中，Leda放不下的是“失去的那三年”；对应到观影人的经历中，又有多少是放得下的，多少是放不下的？

世界的残酷在于，放下是需要机缘的。

最近热播的《开端》里，王兴德夫妇炸了二十多次桥，不就是放不下吗？

成年人需要学会接受的一件事是：接受有些问题没有解。

反射式故事讲述 从剧本的设置上，沙滩上带小孩的一家人、出轨的Nina成为剧本推进的触发点。

主人公观察、撞见海滩上失踪的女孩、偷情勾起自己的回忆。

总体来说工整顺畅，但说不上高明。

个人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编剧在Leda的人物塑造上，把她像一颗石头，狠狠地扔到海面，溅观众一脸水花。

用强烈的事件冲突，来体现这个女人的性格。

老年版的Leda，从一开始的不让座，到找女儿，再到电影院与年轻人的冲突。

年轻版的Leda，则是以令人窒息的育儿场景、餐厅楼梯上的性爱、流淌在唇齿间的诗句、Bianka对珍视的娃娃乱涂乱画完成。

电影中的Leda，就像她摔碎的那个娃娃一样，被扒得体无完肤，身上被画下乱七八糟的笔画，最后摔得粉身碎骨，让你看个通透。

所谓的治愈之旅，或许理应如她藏起来的那个娃娃一样，从藏在柜子里，再到被挤出肮脏的海水与吓人的蜈蚣，最后被清洗干净，暴晒后换上新衣服焕然一新。

不过成年人的世界哪有完美与圆满，第二个娃娃与诚实交付后是一根刺与“变态”。

这就是生活啊。

埃莱娜费兰特，是在真正践行女性主义。

看到她在书《偶然的创造》的文章 创作自由一文中提到了，关于这部电影的改编背后的故事。

她提到说，如果导演对电影有自己的感受和理解，那么她不应该限制创作者的发挥。

我们呆在由男性构建的文化中太久了，应该给予女性创作者更大的自由表达的空间。

原文摘录：吉伦哈尔决定以《暗处的女儿》为跳板，不是把我对于世界的体验通过电影展示出来，而是要展示她的体验。

这一点对我、对她、对所有女性而言都很重要。

每次女性中有人想要表达自己时，我们都应该希望她的作品属于自己，能成功表达自己。

现存的巨大的艺术仓库，大都由男性构建。

相对来说，我们女性寻找工具和机会，表达在生活中学到的东西，这种实践开始的时间并不长。

因此我不想说：你必须待在我建造的牢笼中。

我们关在男性的牢笼里已经太久了，现在这个牢笼正在坍塌。

女性艺术家必须完全独立，特别是，如果她从其他女性的作品和思想中获得了灵感，她的探索不应该遇到障碍。

😭写的太好了！！！！！！

原著是以倒叙铺开的，Leda用一种清醒，疼痛的絮叨开始自我陈述。

她还经常提到自己的母亲，这是电影里很难展现的。

Leda在原著里的形象给我的感觉是一位沉静，聪明，自省的大学教授。

白天，她在海滩上观察那家人（主要是nina），有时候，她反思，去想自己的女儿和母亲。

原著里对nina的兴趣基本是命中注定，迅速的。

甚至持着调查者的乐趣，比如在和沙滩服务员小伙子的对话中，nina这个名字不知怎么的就又跑了出来。

原著结尾的那一霎那有着荒诞的人间蒸发感，一位冷冷的大学教授被海滩辣妹扎了一针。

读起来是忍着小疼痛咬牙切齿，好像下一秒就应该立马黑屏或者扔掉手中的笔。

我直接摘抄吧：电话响了，是两个女儿的。

“妈妈，你在干嘛，为什么不给我们打电话？

起码你要让我们知道你是活是死吧？

”“我死了，但我挺好的”电影里处理的比较长了，结合了原著开头拍摄了一串蒙太奇，并且设置了开放式结局，算是比较俗套。

电影出彩的地方是全体女演员的演绎，科尔曼扮演的leda，举手头足都显得那么接地气，温和，大智若愚？

达科塔演的Nina没有原著中看起来那么年轻有活力，但是也丧出了风格。

角色之间的张力还能更强一点，但我也不是很想看整场变成科尔曼偷窥达科塔…怪怪的。

这些角色真的能给演员很大的发挥空间，比如leda，我还幻想了一下夏洛特兰普林或者克里斯汀托马斯的版本。

希望大家都能享受小说和电影，女性视角的作品真是会常拍常新呀。

三年缺席，一生负罪的母亲借刀向自己复仇，不死一回到天涯海角都找不到peace and quiet；抛妻弃子的男人们却一辈子坦然潇洒倜傥放浪形骸，会煎条鱿鱼就能自觉是个暖男，心中还惦记着自己教会了两个孩子游泳。

“我真是个好父亲”，他们说。

正如Craig Mason说的，吉伦哈尔家的孩子可不用咱们操心了，姐弟俩都厉害。

这是今年我心目中的最佳改编剧本。

没看过原著小说，但感觉这是一部有些难度的电影，难度在于要以什么来支撑这么弱的一个故事。

开头即结尾，48岁患有脑癌的女教师来到一片谈不上怡人的海滩度假，她观察游客，帮忙找孩子、偷玩偶，与不礼貌的一家人发生小摩擦……若把这些作为故事的主体肯定是不行，即便加上女二号与虚伪男教授的戏、妮娜出轨的戏、女主逃离家庭责任的爽与悔（暗线）、女主与房东的暧昧……也还是弱。

但贯穿始末的那种紧张气氛很吊人，而这种气氛就是女主在最后时光的心理，恰到好处地填满了故事的间隙。

女主的结局反映了社会对女性的无情：你若强行挣脱家庭对你的束缚去追求自由人生，你的命运也许就是这样。

此外，尽管女二与教授的那场戏意在隐喻女主离家出走前的处境，但毕竟完全脱离了女主的内视角而又无处可借，处理得不够专业。

总体还比较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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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罗兰·巴特所说，“写作就是提出问题”，那么，由美国女导演玛吉·吉伦哈尔执导，改编自意大利女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同名小说的电影《暗处的女儿》，就是以视听语言的形式再一次将“母性”和“母女关系”问题抛给观众的勇敢尝试。

从小说到电影，《暗处的女儿》是如何延续费兰特的女性主义立场的？

它又如何通过“最背叛却也是最忠实的”改编，重新打开了“母亲”背后的迷思？

看完这部电影，或许会有自己的答案。

作者丨张雁南，编辑丨罗皓菱，首发于《北京青年报》3月11日青影院B03夏日假期的海滩以“母女关系”为主题的电影，大多是从“女儿”回望“母亲”的视角展开的，比如杨荔钠的《春潮》，瑟琳·席安玛的《小妈妈》，英格玛·伯格曼的《秋日奏鸣曲》，以及马里奥·马尔托内执导，改编自费兰特同名小说的电影《烦人的爱》。

尽管“回望”的动机往往在于女儿自身成为了母亲，体验到身为母亲的种种，因此想要重溯与母亲的关系（杜拉斯说，既是歌颂也是清算）；尽管在“回望”过程中也会暗示与下一代女儿之间的关系，但无论从篇幅还是强度上来看，母女关系中的母亲和母性维度，仍处在隐而不显的晦暗状态中。

如何理解这心照不宣的缄默？

或许是我们早已预感到，比起女儿的回望，以母亲作为第一视角，在无限贴近自身、反思自身的过程中触探母性和母女关系，无疑是一桩更艰难也更凶险的事件。

但为了孕生新事物，为了在影像中缝合母亲的碎片，电影《暗处的女儿》便在标记为“母亲”的暗礁处惊险地起航了，径直驶向的是费兰特世界中一处最关键的时空图景：女主角莱达独自前往度过夏日假期的那片海滩。

夏日假期，意味着日常生活秩序的中断，意味着剧场的幕间休息；飞沙走石的海滩，是海陆之间的居间地带，也是海洋法与陆地法之间的交界处。

海滩一开始几乎是空的，只有一排排静待人物入场的沙滩椅。

48岁的莱达载着半箱书稿，计划在那里安排她的工作假期。

穿过松林抵达海滩，她做的第一件事却是本能地将自己浸泡在海水里，作为从身份到身体的仪式性转换。

女性身体在场的恢复，也改变了身体与周遭的关系。

在模糊了社会身份和父性环境的意义上，现实中的夏日海滩便翻转成了存在论意义上的母性空间。

松林气息的吹拂环绕，海浪的轻拍和律动，海滩全然地裹拥着遮阳伞下的莱达进行阅读和写作。

然而，夏日海滩的空与静不仅没能持续多久，搅扰人心的旋涡更难以被阻挡在墨镜之外，入侵者的声音早在目光锁定之前就刺入了莱达的耳蜗：先是从海滩另一头哗然而至的那不勒斯大家族，接着是从海上驶来的那不勒斯青年男女的摩托艇。

外部声音的灌入触发了莱达心中某种莫名的紧张和焦虑。

当她试图在海滩上追踪陌异感的来源时，莱达的目光落在一位名叫妮娜的年轻母亲身上：因为她脱离家族只和女儿埃莱娜做伴；也因为她的沉默和异域风情，使其难以融入那不勒斯家族的全景之中。

对妮娜的远景式观察，在莱达心中唤起一种女性处境意义上的相似感，面对妮娜，莱达开始联想起初为人母时年轻的自己。

果盘暗处的秘密声音的侵入刺破了宁静假日的想象，但早在莱达抵达海滨旅馆时，事件性的可怖征兆就已经在餐桌上的果盘暗处静候着她了。

只不过一开始莱达是以旁观者的身份，作为一名游客（观众）进入虚构的科佩里岛（剧场），并不会留意暗处的危险；此外，对知识女性身份的认同也担保了莱达的客观视角，为此她认真纠正管理员莱尔对她的猜测：我是一名大学教授。

不过第二天，当莱达在海滩上遇见那不勒斯家族和妮娜，目睹了她和女儿、娃娃之间的互动时，一股眩晕感就像灯塔的煞白之光那样射入她的身体。

正是主体晃动的时刻，当莱达想要以水果充饥时，她命运般地撞见了水果的腐烂内核。

鲜亮果盘的陡然翻转，像是骤降的暴风雨倾覆了平稳航行的船只，暴露出知识的无能和身份的脆弱。

实际上，要是母女关系真能通过这套父权象征体系而被阐述清楚，要是所谓母性的“原罪”真能通过控诉父亲们在育儿上的心照不宣而得以被彻底清算，要是千百年来女人-母亲的私人痛苦真能通过反转传统家庭性别分工，像男人那样牺牲家庭、追求事业、享受自由，像父亲那样育孩（几通简短、无关痛痒的电话，满足女儿的非情感性需求）而得以解决，那么《暗处的女儿》就不必存在，也无需被改编了。

但《暗处的女儿》的深意正在于，它将腐烂的果盘进一步翻转成了母性欲望的生产性标记。

正是在丑陋、扭曲的否定面向上，莱达认出了被压抑至今的母性欲望。

也正是这疯狂涌出的欲望，将她从观众席卷入到舞台中央。

如果说在果盘事件发生之前，莱达与妮娜之间的关联只是基于一种笼统的女性经验的相似性，那么在经历了种种陌异征兆（母蝉、松果、暴风雨）之后，在一种更隐秘的母女关系维度上，莱达与妮娜之间形成了一条强韧纽带：莱达看见了“年轻完美母亲形象”背后那个因疲于安抚女儿情绪、因女儿和娃娃的失踪而痛苦的女人，那个为了享乐和自由而和海滩服务生威尔偷情的女人；而当莱达回忆起初为人母时的情景时，我们惊讶地看到了几乎同样的情节。

与此同时，随着“母亲”秘密的陆续敞露，莱达似乎更危险地卷入到妮娜和埃莱娜之间。

她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母女之间的汹涌欲望：女儿的渴求与忧伤、母亲的野蛮与疯狂、母女之间的彼此享乐与彼此吞噬。

频繁出现的焦躁和头晕，正是莱达心理防御机制启动时的身体性症状。

抛来抛去的娃娃影片中唯一成问题的物件就是娃娃。

若果盘在事件的意义上揭开了“母亲”的暗处，启动了性差异的开端，那么，随妮娜和埃莱娜一同出现的娃娃，也就不能再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女孩玩具。

它是清空了一切涵义的空洞之物，因此才会被投射和移情，才会被莱达偷走。

但从性差异的角度来看，投射和移情之所以会触动，更是因为娃娃作为一种直接的中介，总是处在女性欲望、母性欲望的原初场景中：在生命的最初阶段，母女是全然一体、互为彼此的，但父法的介入会分裂母女的粘连状态，造成母女的分离焦虑和对死亡的恐惧。

母亲深知这一焦虑和恐惧，因此拿出一个娃娃作为彼此的替代物。

至此，对女儿来说娃娃就是妈妈，对妈妈来说娃娃就是女儿，娃娃既是妈妈又是女儿。

在替代和分身的意义上，丢失的女儿或娃娃，无论对母亲还是对女儿来说才是一项绝对恐怖的死亡经验。

但母女之间的分身游戏远非止步于此。

露西·伊利格瑞曾描绘过一幅母女关系的动态图像，她说，母女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场永无止境的接抛球游戏，来回抛接着母亲与女儿既相似又差异的重重图像（image）。

相对容易辨认的是相似性的欲望，在影片中，经由母女彼此相像的身体，以及名字这一外部的相似性所担保；与此同时，娃娃内在地也是母女之间彼此“成为”（becoming）的通道：女儿想变成妈妈，莱达的大女儿比安卡爱观察和模仿莱达的小动作，她想像妈妈那样削出不间断的果皮；妈妈也想重新成为女儿，莱达会想象自己是比安卡或小女儿玛莎，像她们那样和年轻男士交谈。

正是在无限生成“妈妈-女儿”、“女儿-妈妈”图像的过程中，母女关系的否定性涵义才能被肯定性地改写，女性谱系才可能在母女之间编织起来。

这样的女性谱系超越了线性时间和物理空间，隐秘而又强韧地显现在一代代母女的生命活动之中。

48岁的莱达正是在女性谱系的意义上领悟了母亲突然站立时的头晕，女儿比安卡抵抗剥夺感的性格，以及祖母别戴帽针的方式。

影片结尾看似回归到影片最初的场景，莱达晕倒在深夜的海边，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第二天清晨，海浪的拍打唤醒了莱达，她突然想到女儿们。

在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中，莱达接通了女儿们的电话，一边听女儿们的声音，一边剥着果皮，同时回想曾经和她们一起削果皮的场景。

海滩全景中，莱达半摇晃着的身体就像一只娃娃，在死亡与新生之后，重新找回了自身之中的女儿-母亲。

从此，一代代母女之间的精神线谱，就既像母女手中那条削不断的果皮，可爱可怖一如蛇怪海怪，更是涌动在母女之间的那条剪不断的脐带，自由纷扬在暴风雨的夏日海滩。

重看了《暗处的女儿》 ，很能理解对于导演和主创来说小说是多么有吸引力的material。

重看也确实收获了看小说之前第一次观影时没有的一些新的感受。

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尤其喜欢影像风格和音乐，但仍然感受到不同载体对于人物心理感受的呈现效果的差别。

勒达那些无孔不入、如影随形、无从探寻逻辑的，又对她这个人有绝对defining意义的潜意识，是无法像文字一样那么直观透彻的用影像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很欣赏导演没有采用旁白的形式来展现勒达的观察、臆想和回忆，但也并没有用影像的方式解决掉前面提到的潜意识世界在电影中的缺失，而在我看来这正是整部小说的重点——暗处的女儿所在的暗处。

一个曾经遗弃过女儿的母亲，一辈子都会活在潜意识里女儿的注视下。

而那些你以为早已沉睡的记忆中的猛兽，总会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醒来，罪恶感像潮水一般汹涌袭来，令人不禁感叹，人老了要battle多少心魔。

在刚刚过去的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上，主竞赛单元就有三部与“母亲”有关的电影：佩德罗·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的《平行母亲》（Madres paralelas），把抱错孩子又相恋这样一个听起来有点狗血的故事融入到生命的传承和历史伤痛中；奥黛丽·迪万（Audrey Diwan）的《正发生》（L'Événement）带着强烈的痛感展示了一个60年代的残酷堕胎故事，最终斩获金狮奖；相比之下，玛吉·吉伦哈尔（Maggie Gyllenhaal）的《失去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则显得有点普通，影片讲述了一个非典型妈妈的故事，曾经她和丈夫离婚，三年不见女儿，如今功成名就，也孑然一身。

一直以来，影像中的母亲都被看作是社会征候的显影，因此最被关注的也是其作为社会形象的价值和意义。

但即使只作为符号，“母亲”也不该像唐三藏一样被圈禁在指定范围里。

成为母亲，首先意味着具体的身份冲突，同时，母亲将要遭遇的困境也隐含了结构性的社会观念冲突。

因此，矛盾冲突而不是整合统一，或许才是理解母亲的关键。

这也是近年来母亲题材内转的方向：做母亲还是不做母亲，这可以是个问题。

《失去的女儿》改编自埃琳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的同名小说，尽管对熟悉费兰特作品的观众而言，这样的主题并不让人意外，但吉伦哈尔的改编和执导还是让这个故事更有挑战性，也更出彩。

凭借这部相当优秀的作品，吉伦哈尔收获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第87届纽约影评人协会奖最佳首作奖，并提名第79届金球奖电影类最佳导演。

主演奥利维娅·科尔曼（Olivia Colman）也在《宠儿》（The Favourite）之后再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但对观众来说，观看这样的非典型故事却又是个挑战。

该片的豆瓣评分为7.5（11348人评分），IMDB评分则仅有6.7（52771人评分），更有趣的是烂番茄网（Rotten Tomatoes）的反馈，专业影评人给出的番茄指数高达94%，而观众给出的爆米花指数则只有48%[1]。

也就是说，当我们说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时，主要指的是影评人的标准，对观众而言，这完全不是一部好看的爆米花电影。

在这部影片中，母亲既不是我们熟悉的政治隐喻（伟大的祖国母亲），也不是很好理解的社会身份（为家庭牺牲奉献的母亲），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症状——作为母亲的莱达竟然完全不像母亲。

一大学教授莱达拖着一大箱子书独自前往海滩度假，不喜交际的她享受着这种离群索居的悠闲生活。

可突然到来的大家族却打破了这种宁静，为了聚会他们打算重新规划海滩。

莱达拒绝配合换位置，与之产生摩擦，同时却又被大家庭里的年轻妈妈吸引，妮娜母女总让她想起过去。

故事到这里再起波折，妮娜的女儿埃琳娜走丢，莱达帮忙找回孩子，却又顺手拿走了她的玩偶，失去玩偶的小女孩日夜哭闹。

莱达明知妮娜一家被丢失的玩偶搞得焦头烂额，却始终没有归还。

当她终于把修整之后焕然一新的玩偶还给妮娜时，妮娜怒不可遏，用莱达送的帽针捅了她。

莱达连夜驾车离开，影片的结尾又回到了片头，身着白衣的莱达倒在海滩上。

次日清晨，她醒来，在海边一边削橘子一边给女儿打电话。

似真似幻中，影片结束。

影片中，莱达的举动常常让人感到费解，当这些举动和母亲的身份叠加在一起时，就更显奇怪。

假如换成其他人，把玩偶藏起来不过就是让人讨厌的恶作剧而已，但一个母亲这么做，就让观众觉得难以解释——她为什么这么做，她是不是不正常？

产生这种疑问当然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所面对的影像中的母亲形象总是处于一种清晰的叙事逻辑中。

弗谢沃罗德·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的《母亲》（1926）改编自高尔基同名小说。

影片塑造了一个经典的母亲形象，她在苦难中从无知走向革命，用爱和信念接过儿子的旗帜。

这种觉醒也成为20世纪女性启蒙的经典模式，在伤痛中成为革命者。

如果说革命的母亲具有时代限定性，那么我们更熟悉的还是传统的地母形象，大地母亲既是最为古老的女性原型形象之一，也是民间观念对母亲角色的全部期待，她要承受一切，包容一切，让自己成为孕育家庭的养分。

国产影视剧中最有观众缘的母亲通常都是这样的形象。

与无限包容相对的，是《告白》（2010）和《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2010）中忍无可忍绝地反击的“复仇的母亲”，如果法律不能保护自己和孩子，那就亲自来制定惩罚规则。

当一个母亲决定惩罚凶手，她将比凶手更残酷。

从这个意义上说，“复仇的母亲”是以另一种牺牲表明了残忍与伟大乃是一体两面。

相比之下，近年国产影视剧中的“剥削的母亲”则彻底宣告了母亲形象的坍塌。

如果说电视剧中的妈妈主要是物质剥削——《欢乐颂》（2016）中的樊胜美妈妈，《都挺好》（2019）里的苏明玉妈妈，《安家》（2020）中的房似锦妈妈——让女儿为家庭造血，越优秀越值得压榨；那么电影中的妈妈则更多体现了情感剥削——《柔情史》（2018）、《再见 南屏晚钟》（2019）、《送我上青云》（2019）、《春潮》（2019）等影片中的妈妈——她们不仅不能再给予家庭力量，反而成了情感包袱和控诉对象。

提出两条粗疏的线索并不是为了论证母亲形象如何具体变化——在这里也不去探讨变化背后的征候性，比如残酷母亲的形象目前主要集中在东亚影像中——而是想通过变化来指认形象的结构性：无论如何变化，母亲都始终处于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结构中。

也正是这种结构性，让我们得以准确地理解银幕上的母亲，无论她处在哪一个位面，至少都表明了一点，一个母亲不会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该干什么，而观众也总是通过干了什么来审视她们。

不同的是，莱达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正如费兰特在小说中写到的，“最难谈论的事情是我们自己也无法理解的事情”[2]。

神秘作家费兰特享誉全球的知名度来自于《那不勒斯四部曲》，HBO将其翻拍成了爆红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L'amica geniale）。

与女儿们大受欢迎的成长不同，妈妈们的内心世界却很少被关注，也因此，难以被纳入类型化的影像表达中。

在《失去的女儿》之前，费兰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讨厌的爱》（L'amore molesto）也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

在费兰特的笔下，塑造母女关系的其实不是彼此，而是强大但却隐身的历史和暴力，在失去母亲之后，女儿才终于明白了这一点。

费兰特想要表现的正是这种对母亲的无视，正如她所喜欢的作家艾尔莎·莫兰黛(Elsa Morante)所做的：“没有任何人，包括母亲的裁缝会想到，母亲会有一具女性的身体……（以男性第一人称写作）这种伪装的目的就是通过文学，实现母亲的裁缝无法完成的工作：把母亲的形象（死去的母亲、农奇亚蒂娜、同性恋父亲）从包裹里拯救出来……让母亲本来的身材显露出来，讲述女性体验中没有讲述过的东西”[3]。

把母亲还给自己，这大概是玛吉选择费兰特作品的真正原因。

但电影与小说又截然不同。

小说的第一人称视角能让读者迅速了解人物内心，但对电影而言，除非借助旁白，否则无法直接转译。

电影更常采用的办法是通过叙事突显因果，通过逻辑理解人物。

正因为如此，吉伦哈尔的改编才显得大胆，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完整讲述莱达的经历，那么这个人物形象将更清晰，当下的故事或许也会更有张力，但是玛吉没有这么做，她把莱达的故事仅仅限定在海边度假。

两个小时用来讲述一个人的一生或许太短，但用来讲述一种体验却足够长，在理查德·布罗迪看来，正是这种大刀阔斧的削减让《失去的女儿》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元电影”：把女性的生命体验还原到微妙的细节和深刻的经历中。

这恰恰是当下电影所缺乏的。

[4]虽然都改编自费兰特的小说，但《失去的女儿》和忠实原著的《讨厌的爱》完全不同。

这种不同不在于取舍了多少，而是取舍本身就是一种重塑。

因为无法把莱达放入既有的形象谱系中，所以我们反复追问，为什么她要把玩偶藏起来，她到底爱不爱自己的女儿？

顺着这样的疑问，叙事的合理性被放到了第一位：莱达可以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观众却必须知道答案，否则这就是一个失败的故事。

但影片从未解释莱达的行为，这种不解释与其说呼应了费兰特所说的“自己也无法理解”，倒不如说是一种更彻底的回答：把母亲从叙事中拯救出来，面对她的症状。

因此，读解（read）莱达的症状而不是解释（explain）她的行为，就成了观看这部影片的关键。

二要解释莱达的行为，就得把她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再从这个位置出发追问是什么塑造了形象，是什么促使她这样做。

于是，影片中的回忆就成了唯一的线索，我们从中寻找因果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都凭借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读人物，但这一方式在这里却恰恰构成了障眼法，因为母亲的全部秘密并不在于形象背后有什么，而在于形象本身是什么。

如果说只有当一个母亲服从于母亲叙事，她才能被我们理解，那么莱达真正让我们迷惑的恰恰不是她做了什么，而是她没做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对母亲的解释其实都是误读，因为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背后真正有什么。

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正是为了给母亲带上一张合适的面具，面具能帮我们回避来自母亲的真实面庞——危险的无意识。

钟孟宏的新作《瀑布》（2021）也讲述了一个让人压抑的母亲故事。

正是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旦母亲失去面具，生活将变得如何不可理解，如何恐怖。

疫情之下，女儿和妈妈轮流成为病人，只不过女儿被隔离的是身体，妈妈被隔离的是精神。

自从患上思觉失调症，妈妈就成了家庭的恐怖之源，幻想和现实的界限变得模糊。

“瀑布”既是妈妈思觉失调发作时脑中出现的声音，也象征着母女关系的张力和涌动。

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母女争吵场景里，灯下的女儿和暗处的妈妈形成鲜明对比，一如失衡的母女关系，摘下面具女儿可以释放，妈妈则只能崩溃。

妈妈生病之后，母女关系重新流动，女儿开始成长为“母亲”。

女儿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通过精神病的症状来重新理解妈妈，就像我们也从来没想过，恰恰是变化莫测的无意识而不是精心编码的意识，才是理解母亲的关键。

来自母亲的无意识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它的不合情理和不可预测，面对偶然泄露的伪装，斜目而视或许能发现端倪，一旦主动捕捉，反而成了对母亲形象的再次框定。

2021年春节档，贾玲带来了她追忆母亲的导演首作《你好，李焕英》，这个感人的故事最终收获了54亿票房，让贾玲出道即巅峰，成为全球单片票房最高女导演。

在母亲李焕英发生意外的弥留之际，女儿贾晓玲穿越回了母亲的青春时代，她决定帮李焕英改变命运。

几经波折命运依旧，在离开之际她才意识到，不是她在帮助李焕英，而是李焕英一直在成全她的帮助。

对于重视家庭伦理且崇尚地母精神的中国观众而言，李焕英对女儿的爱与包容让人很难不动情。

但问题也正在这里，看起来影片最动人的就是李焕英对贾晓玲知情不报的“再次付出”，但真正的重点却在“知情不报”，对于女儿而言，母亲的付出只能是也必须是无言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完全按照女儿的意愿重新讲述的母亲故事，也是一个排除了母亲的母亲故事。

在这里，想象母亲如何伟大透露的恰恰是女儿的无意识，妈妈请你像从前一样，再为我牺牲一次吧。

与李焕英迥然不同的是，在《失去的女儿》中，莱达是一个没有女儿的母亲，女儿只在她的回忆里、描述里和手机里。

有意思的地方正在这里，没有母亲的母亲故事激发了广泛的共情，每个人都可以在影片中找到打动自己的细节，没有女儿的母亲故事却疑点重重，面对莱达这样一个不可靠叙述者，观众更想做的还是破案：面具为什么不见了？

这种对比恰恰说明了母亲的处境，与其说母亲总是处于某种关系中，不如更准确地说，母亲总是对象性的，服从母亲叙事就是成为欲望对象，只有成为欲望对象，才能召唤属于自己的孩子。

如此一来，还有归还母亲主体性的可能性吗？

这或许是吉伦哈尔和莱达共同的疑问。

这也是莱达症状的真正由来，为了拒绝成为欲望对象的母亲，宁愿释放“本它”[5]，让面具背后的另一个我显影。

到这里，我们虽然理解了莱达的不同，但偷拿玩偶的一系列行为仍然有待进一步解读。

影片中给埃琳娜带来陪伴和安全感的玩偶，一旦到了莱达手里，就成了诡异之物（the uncanny）。

无论是从玩偶中爬出的虫子、流出的黑水，还是莱达对待玩偶的方式——她不过是像埃琳娜一样，让玩偶成为了自己的陪伴物——都让人察觉到一种诡异的氛围。

但显然，诡异的并不是玩偶本身。

玩偶之所以能触发诡异，是因为它暴露了莱达的被压抑的爱正在以这种诡异的方式向她回归。

这也是诡异物的真正含义，它原本不过是普通之物，只因为承担了无意识的伪装才压抑变形，显得诡异。

相比藏玩偶，更值得琢磨的是反复藏玩偶，即使被管理员看见了，莱达也没有第一时间归还，归还玩偶的那一刻总是被延迟。

也因此，我们需要为莱达的症状重新正名，她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是始终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也就是说，掩藏玩偶的强迫性重复（compulsive repetition）才是莱达真正的症状。

通过回忆我们得知，莱达曾经把自己儿时心爱的玩偶作为礼物送给大女儿，但大女儿却因为得不到关注，就把玩偶看作母亲的替身加以报复，用彩笔画得乱七八糟。

暴怒的莱达为了惩罚女儿把玩偶扔出窗外，玩偶碎了一地。

如果把从海滩带回的玩偶看作是被摔碎玩偶的替身，那么清洗的确是一种象征性修复，我们猜测莱达也许希望再次回到那个现场。

但更重要的是，清洗并不是终点，在妮娜一家到处找娃娃，家族众人对她充满敌视的情况下，莱达还是冒险去店里买了物料，给娃娃换上了新的衣服。

焕然一新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把玩偶还给自己，而不是女儿。

只有以莱达为目的，我们才能重新审视带走玩偶的真正意义。

带走玩偶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召回新手妈妈的焦虑，这才是莱达想回到的现场。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反复回到创伤场景虽然不合情理，但仍然是符合快乐原则的，只不过是另一种变体：通过不断重返，主体把被动创伤变为主动体验，从不可控变为可控，从不愉快变为愉快。

也就是说，莱达想要回到现场的原因，也许和我们预想的正相反，要修复和控制的不是女儿的创伤，而是作为母亲的自己。

失去的女儿到底是谁，是影片留给我们的最后疑问。

很多分析认为这是一个多重关系的指代，在每一对母女关系中都有一个失去的女儿，对茫然的莱达而言，这个女儿其实是她自己。

这么说当然没错，只是或许仍然难以抵达没有面具的真相。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失去的女儿”并没有任何隐喻，在摔碎玩偶的那一刻莱达和女儿都遭遇了情感危机，那一刻她的确失去了女儿——失去了对女儿的控制，也失去了对女儿的依恋——这让她感到十分遗憾。

但更遗憾的是，她并不后悔。

莱达既没有后悔成为母亲，也没有后悔在那一刻离开女儿，这才是故事的残酷真相。

这也是我没有沿用豆瓣译名《暗处的女儿》的原因，让母亲离开隐喻，或许能看到更多。

莱达和妮娜之间的互相吸引在影片中也耐人寻味，如果我们把莱达对妮娜的关注看作是母亲之爱的移情，那么妮娜对莱达的诉求仍然是欲望对象的投射，因此这种召唤注定失败。

归还玩偶的惨烈场景也向我们说明，摔碎的玩偶已不可能再还给女儿，只能还给自己。

但问题也在这里，一个离开女儿的母亲，在我们原谅她之前，她可以自己原谅自己吗？

这或许是《失去的女儿》留给观众的真正难题。

此时此刻回头再看莱达，或许我们可以赞同齐泽克，“享受你的症状吧！

”（Enjoy your symptom！

）。

本文已发表于《戏剧影视评论》2022年第3期注释：[1] 数据查询时间为2022年4月2日。

[2] Elena Ferrante, The Lost Daughter. New York: Europa Editions, 2008. Translation by Ann Goldstein.[3] [意]埃莱娜·费兰特：《碎片》，陈莹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页，第44页。

引用版本来自得到电子书。

[4] Richard Brody, Maggie Gyllenhaal’s “The Lost Daughter” Is Sluggish, Spotty, and a Major Achievement,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the-front-row/maggie-gyllenhaals-the-lost-daughter-is-sluggish-spotty-and-a-major-achievement, 2022-1-3.[5] 弗洛伊德的著作The Ego and the Id通常被翻译为《自我与本我》，但近年来已有译者提出译作“本它”更接近id的德语原文Es，也更能突显自我对本它的“入侵”。

参见《死亡是生命的目的：弗洛伊德导读》，唐健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