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

每年的春天一来，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但我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似的，我心里总是蠢蠢欲动，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根本什么也没发生。

我就很失望，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

——王彩玲老实说，我喜欢这句矫情的话，但不包括最后那句，因为我不习惯将失望溢于言表。

比如在这个五月初的假期里，一场短暂的雷雨标志着又一年的春天彻底过去，仍然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我掺和四种东西熬成粥，大大的喝了一碗，然后躺在新铺了彩虹色粗布的沙发上，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王彩玲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唱歌了。

那支咏叹调的名字叫做，为艺术，为爱情。

没有什么比这支曲子更适合电影了吧，可是太适合，就显得有点俗。

这仿佛毫无忌讳的表达了大龄文艺青年们的理想，每颗心都赤裸的一模一样，看不出来什么区别。

然后王彩玲开始在越来越大龄的路上一路狂奔，路过没法交流的仰慕者周瑜，路过从愤青变成商人的黄四宝，路过她尊重但无法接受的二椅子胡老师。

她的表情从倔强变疑惑再变的有点尴尬，最后，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

二椅子胡老师在雪地里推着自行车用标准的二椅子姿势走路，这时候当年舞蹈系每一个被我们骂过二椅子的男生的样子忽然一闪而过，一起闪过的，还包括我们站在阳台上学他们的样子时发出的互相鄙夷的笑声，后来镜头转到胡老师脸上，我没觉得我做错什么，但却有点不敢看他。

我最喜欢的电影有两种，一种是特他妈让人想转述的故事，一种是特别不算故事的故事。

《立春》显然是第二种，它更像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拼起了大部分，那些镂空的，就埋藏成了一桩心事。

比如，黄四宝的醉酒之夜，酒吧小生，还有隔壁张老师没来得及送的仿真器具，我们姑且当它也做心事罢。

顾长卫总是让我太多的想到贾樟柯，只是老贾习惯把电影织成一个网，哐的一下捞起一堆往事，而老顾的那个是根绳子，你得牵着它，一点一点的走到尽头。

这个春末的下午我刚刚对两个年轻男人说过会在三十岁之前嫁掉自己，然后被教育应该是三十岁之前搞出孩子来才对不然会胎位不正如何如何，俨然我一副愁嫁文艺女的样子。

好吧，看在同是文艺女青年的份上，我喜欢《立春》要比《孔雀》多很多，也或许是因为像王彩玲说的那样，跟她比起来，我们都显得幸运很多，起码比她漂亮吧，起码比她脾气好吧，起码遇见黄四宝的时候，还很年轻吧。

王彩铃说，每次春天来的时候，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但她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一样，心里总是蠢蠢欲动，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根本什么也没发生。

这句深可挖掘的话（无论是其政治意义，还是生命意义），出现在故事的中后段，到这里的时候，一年已经过去，在这过去的一年里，王彩铃经历了一段失败的爱情与一段失败的友谊，当那两位爱情与友谊的对象纷纷在现实的压力之下放弃某种追寻时，她还在坚持着她的歌唱事业。

但是新的一年不仅给她带来新的希望（大年初一开门望雪的那个镜头，几乎使我误以为她的命运将要好转），也给她带来了更大的幻灭。

如果放弃理想在90年代初的新一轮经济大潮中变得普遍而使人不得不接受的话，那么王彩铃这一次所遭遇到的事情，已经突破了她心中践踏理想的底线（理想成了可以划底线的东西）——利用理想，那位小女孩磕头哭泣，但重点是她的那句“为了出名不得不用点特殊的手段”。

虽然王彩铃也想出名，但她显然怀揣着古典时代的一朝成名天下知的“纯洁理想”，而不是理想与现实法则的勾结。

前面的故事主要发生在91到92年，可以从春节联欢晚会的画面上考证出是92年的晚会（那年的主持人就是赵忠祥、杨澜、倪萍），虽然理想破灭在生活中具有普遍性，我也认为顾长卫就是在追求一种普遍性，但是这个时代的特殊性，似乎也不能不引起观者的注意。

四宝一开始连续地往北京跑，突然有一天，他朋友说，他去深圳了。

北京与深圳，文化潮头与经济潮头，追寻与妥协，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这里其实只构成了另外一个更隐蔽的问题的一翼。

另一翼，就是那位芭蕾舞演员，在一段孤芳自赏的优美舞蹈后，他走进了牢笼，牢笼不仅指那个监狱，而更指的是他的假强奸行为，后者才是他的自我阉割。

这两翼，构成了90年代初知识份子的普遍处境——失落了理想之后，他们或者去追求本来在理想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的物质，或者自我阉割，自动纳入体制。

这是顾长卫比娄烨聪明的地方，他不涉及它，但他通过一个关于理想的看似具有普遍性的叙事，巧妙地揭露了它。

在文章开头所引用的那句王彩铃的喟叹，照应了导演的政治隐喻。

那个春天，似乎发生了什么，但再回首，已百年身。

但就王彩铃这个人物来说，在中国社会中其实是不具备现实性与普遍性的。

但是这个人物的特征，她的虚荣骄傲与拼搏上进并存，她的渴望把持理想与内心对现实不满同在，这些特征，是具有现实性与普遍性的。

导演捡起了那个时代中人们内心除了失落之外的那些彷徨与渴望，把它们揉捏在一起，变成了王彩铃。

所以说，王彩铃是不现实的，但又是高度具有现实性的。

在经历了那次巨大的欺骗之后，她走进了婚介所。

然后电影时间加快了它的步伐，她还是没有结婚，但领养了一个孩子，孩子慢慢长大，她开始以卖羊肉为生。

有一个镜头，优美而残酷，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一条路弯弯曲曲伸向远方，路上开着一辆后斗里装满了羊的货车，王彩铃就在车的后斗里，和羊在一起。

她的表情复杂而难以辨认——完全没有了当初的鲜明与生动，重要的是，她和羊在一起——一种温顺待宰的动物，在车的后斗里，被载向无法辨认的远方。

电影的对于生命的感喟在这里超越了某种政治上的纠葛，露了出来，或者说，沿着前面的铺垫，渐显了出来。

先不论顾长卫的这种企图成功与否，单就他的这一意识而言，已经是难得。

在一种对生命的某种宿命式的叙事中，包含着某些时代气息与政治意蕴（政治当然也是生命的一部分），这种结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但似乎影片在这一段所用的力道并不足，甚至稍显刻意，比如王彩铃给她女儿念飞蛾的一生的故事，这一段把意图亮得太明显，反而失去了回味的余地。

而在医院里遇到早年相识的物是人非的桥段，虽然在剧情上可以圆满收场，但是稍显呆板。

最后带着女儿回到当初梦想之地——北京，一起在天安门唱起儿歌，倒是非常令人动情，席地而坐的妈妈显得和蔼而温润，但她心中是怎样想法，是悲哀叹息，还是安乐而满足？

有顾长卫和蒋雯丽这对夫妻档，对于我这类口味刁钻古怪的观众自然是极好的影片质量保证。

之前自然看过艺术青年必修影片《孔雀》，当时觉得顾长卫的叙事策略看上去与第六代很接近。

然而看过《立春》之后，才发现这并非是导演如何，而是编剧如此。

尽管顾长卫式的色调处理和镜头调度还是很明显，然而事实上观影过程中扑面而来的却全都是编剧李樯大大的气场，惊觉之前所谓顾长卫如何如何都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导演中心主义作祟。

若是分析作品序列的话，显然应当把《孔雀》、《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和《立春》作为李樯的作品序列进行讨论（还可以包括《被遗忘的天使》段落7《双双和小猫儿》，吴宇森导演，李樯编剧）。

这些片子里，李樯的风格太过锋利，反而挟持了导演们的表达。

很明确的一点是李樯式的底层书写的方式。

在他的作品中，最为动人且最为犀利的地方是那些“小人物”身上“卑微的善良”——《姨妈》在北大的见面会上李樯自己这样说。

这是一把很好用的手术刀，《孔雀》里的一家人各个如此，斯琴高娃姨妈如此，王彩玲如此，王彩玲身边的人也大多如此。

这种感觉好像是轻轻地触了一下心脏，虽然心脏没有皮肤那般敏锐的感觉，却在触过之后以一种长久的的回声成为乐章。

李樯编剧作品中另一个风格化的特征便是非因果逻辑的情节方式。

李樯的作品中，情节大多以“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式的方式出现，而并非那种我们熟知的“国王死了，王后因伤心过度而死”，换言之，这些情节之间只有时间关系，而没有被强化/戏剧化的因果逻辑（当然，肯定不是没有因果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这确乎是一种还原现实生活的尝试。

于是李樯的作品就变得很淡，我想看过之后最合适的一个反映是叹口气。

这个时候，那些卑微和善良，已经打动了我。

所以《立春》之类，大可不必去追求情节的逻辑和连贯。

或许李樯试图留出一个“为艺术为爱情”的解读入口，或许事实上影片呈现的是一眼而至的关于不甘平庸和敢于梦想的解读入口（这一点，soulfly大人的《立春》——顾长卫的日常生活恐惧症，写得非常之好）。

然而正如同《孔雀》里的降落伞和《姨妈》中的月亮，《立春》里歌剧、油画和芭蕾，看的我恍如隔世。

《立春》呈现给我的是一派超现实主义式的情境，尤其是歌剧，大约歌剧配音唱得太好了，本该是一个水平有限的票友的王彩玲，一个满口方言的王彩玲，却能唱出如此华丽的歌剧（当然，我同时兼具歌剧盲油画盲和芭蕾舞盲的身份……），蒋雯丽的扮丑和她周围的环境，衬得这部片子愈发地超现实起来。

于是我恍恍惚惚地感觉到李樯是有话要说，而不仅仅是讲一个关于梦想照进现实的故事。

一张北京亚运会的海报、春节晚会和“深圳”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发生在90年代初。

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啊。

80年代依然隐没在地平线的那头，正如影片中人物们的生活，故事开始之后，他们生活的平衡一点一点地被打破，正如中国社会的原有秩序，在90年代开始松动和瓦解，一些东西来了，一些东西消失了。

一些80年代崇尚的东西留了下来，比如那些来自西方的歌剧或者人文思潮，然而另一些东西在有力地将其改写，于是我们顺理成章地看到了如此渴望出名而不惜一切代价的高贝贝同学。

王彩玲他们是80年代的人了。

90年代里，他们挣扎过，然而最终都不得不找到与理想相去甚远的生存状态。

他们可以满怀希望地站在鹤阳眺望北京，一如站在中国眺望那无限美好的西方世界。

这些，都是那几年的事儿。

所以我大约知道李樯想要说些什么了。

那些王彩玲式的知识分子，八九十年代之交走过的大致心路历程，以及中国社会怎样从一种方式转变为另一种方式。

他试图绕过当代史书写的某些禁区，而走向一个或许可能的顺畅表达。

鹤阳这个初看有所指的城市，这一次飞过小半个中国，降落在了包头；或者，鹤阳便是浮在空中的一面镜子，它照出“这个时代”的中国。

然而鹤阳毕竟是一个浮在空中的城市，李樯的书写，大约也逃不开戴锦华所谓的“浮桥”。

“时代三部曲”头两部里李樯写完了80年代和90年代，我等待着他的第三部。

当然，看《立春》的时候我不停地想起贾樟柯的《站台》。

那就是王彩玲们的上一个十年。

至于“李樯模式”，开玩笑地说，可以归结为一个“愿望的想象性呈现”，无论是孔雀开屏还是小猫儿坐进课堂念书，还是那最后一场中国歌剧院里王彩玲的忘情演唱，都是李樯这个天平座式的冷眼看世界之后留给观众的最后一丝温暖。

然而冷的彻骨之后，这点温暖仍然无比动人。

又及：歌剧唱词和影片文本形成了有趣的互文关系。

就连我这个十足的歌剧盲也能看出个大概。

有哪位达人能出来做做分析考证啊……另外，豆瓣上虽有《立春》这部片子的资料，然而是搜索不到的。

联系《立春》被删减和不许大规模宣传的报道，似乎能嗅出一些什么味道。

中国电影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莫雨笙大人的评论还是精辟，写在最后跟大家分享：顾长卫真狠，用一个一年之始的节气命名一个毫无前途的希望，给一个归于绝望的故事剪了一个喜剧似的预告片。

http://www.mtime.com/my/yinxiang/blog/1082666/

喜欢《立春》，只是看法跟一些评论不同。

故事里几个热爱艺术的青年，最终被生活压断了最后一根希望稻草，向红尘滚滚低下了头。

什么时候开始，艺术成了装裱个体与众不同的护身符了？

好像，搞艺术的就应该卓尔不群，如果无法成功获得名利和世俗的认可，那热爱艺术就成了失败，《立春》被看成一群追求艺术失败者经历的故事。

对此我难以认同。

艺术家赢得名利双收，什么时候开始，成了后来者的励志铭了！

或许正是因为有如此理解的约定俗成，才导致无数悲剧。

艺术是为那些真心的喜爱和欢悦而准备的上帝的礼物。

我不觉得，巴黎歌剧院的歌声跟乡下剪纸高低有别，更无法赞同，只有画作卖出动则千百万才是成功。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无数人因为自己喜欢艺术遭遇嘲讽，而觉得无法承受，进而放弃。

这恐怕不是真的热爱艺术，而只是因为“艺术”成了他们最后的尊严稻草。

看过一句话，说的是，去做你喜欢的事吧，就像不会成功一样。

成功被世俗，人生被规定追求成功，所谓困难被泛泛理解成“生命痛苦”“现实残酷”，但历史上从来不缺把痛苦化为创作动力的艺术家，这痛苦，来自不被理解、不被认可等等所谓现实残酷的剿杀。

都可以滋养创作。

而好莱坞和商业励志套路，让人们习惯认为，小人物经历痛苦成功的套路，这种糖果一样的逻辑，大多数时候没有培养出对艺术之美的爱，反助长了畸形的“艺术成功学逻辑”。

个人看来，《立春》讲述的不是艺术爱好者如何困顿，而是身为人的困顿，这里，艺术和家庭幸福、工作顺利一样，不过是人所追求的东西，而追求注定经历磨难。

人生的魅力，套用烂大街的词说，可以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个巧克力是什么味道”，也可以说是“无常”。

我更愿意说的是，追求那些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就像永不会成功一样。

人总得给自己的人生一点意义，这意义不是什么人规定或赐予的，是自己找到并热切拥抱的。

我无法接受某些人对《立春》的批评，他们不相信真实的生活中会出现王彩玲这样的异类，他们说这又是一部刻意展现中国社会的阴暗面来讨好外国评委的做作卖国影片。

面对这样的评论，我觉得辩驳本身有点无聊，毕竟，他们不相信王彩玲，不信任顾长卫，就算生活中真的有王彩玲这样的异类，那也是该被关入疯人院的坏家伙们，是百年不遇的偶然现象，与“真正的生活”无关。

如果我说“每人心中都住着一个王彩玲”，他们会认为我也疯了，说的都是疯话，他们不听。

可是，哪怕在不赞成王彩玲个人的情况下，我依然为她流泪了，为每个人心里的王彩玲。

这个女人说好听了是执著，拥有对抗整个世界的勇气与力量；说难听了便是偏执、妄想症，摆不清自己的位置，自视过高。

生活中真要有这样的女人，她们该是令人讨厌的一群：不爱正眼看人，总在喋喋不休的说着一些半真不假的谎话来自欺欺人，高傲的态度与卑微的境地落差之大直叫人笑话。

影片中王彩玲的歌剧当然是唱得好的——在那个小城市里；但真好到惊世骇俗可以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的程度么？

我看很不见得——北京的剧团不收她，除了市场条件所限，八成也是因为实际上与她水平类似的人太多，她并没有多么令人惊艳的突出成就。

比较王彩玲出世的偏执，同样为社会所不容的边缘人，同性恋舞蹈教师胡老师就表现得更为入世：他从始至终都没放弃对舞蹈的艺术追求，他愿意当一个平凡的舞蹈教师而不是出人头地——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不具有王彩玲的偏执，不过他的偏执是要被一个还不能接纳同性恋的社会当作普通人来接受，而王彩玲是要被社会当作高人一等的艺术家来赞扬，他们两个其实并没有什么质的差别。

王彩玲是悲剧性的，其中很大的原因当然离不开社会环境的限制，我想这大概是很多人对影片细腻刻画这些社会黑暗面而不满的一个客观原因；但比较社会环境的外因，其悲剧人生更为重要的主导因素是她个人无法摆正自己人生位置的无所适从。

而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文艺青年也好，文学青年也好，甚至什么“文”也不占的小老百姓，自视过高与平凡现实之间的差距才是人生悲剧的根源。

要缩小这种差距，要么开天辟地努力改变外在环境，要么就修身养性陶冶豁达的情操。

不管做到了那一样，成功的人我们都佩服，但失败了的，尤其是影片中表现极端又执拗的王彩铃，大多数人给予的就只有鄙夷，甚至连怜悯都要吝啬，不肯分出一点点。

我不是王彩玲，除了在叛逆的青春期，似乎也从未偏执于某件事情；但当王彩玲柔柔的叙说春天湿润的风从而自己为自己感动的时候，我的心却不得不为这个样貌丑陋的女人柔软起来；而当她无比悲愤的跪在北京剧院办公室的楼梯口高歌着“上帝为何对我如此不公”的时候，我的心也仿佛失恋般抽搐起来，我也想随着她放声大哭，这情绪来得真是强烈又激荡。

我想，大概我们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过对梦想与理想或短暂或长久的追求吧，也许我们也都曾经为了梦想的破碎而在黑暗中独自哭泣或者自怜自怨吧。

不说别人，我自己就曾经幻想过当商人，经济学家，作家，甚至爵士歌手。

我知道每当我满怀激情写字的时候，或者每当我双腿发软站到舞台上随着音乐的节拍开始轻晃的时候，那都是我内心里的王彩玲在歌唱呢。

其实我们每个人年轻时代的理想都叫王彩玲，遇到不如意后终于向生活低头之际也是王彩玲，直到我们叹出一口气最后终于跟自己妥协，那一刻也还是王彩玲。

电影最后的片段“献给王彩玲”，我觉得顾长卫绝不是要为王彩玲的行为高歌或为她开脱，那只是一种对逝去的青春与被埋葬了的时代的最终祭奠，虔诚得近乎一个朝圣者面向麦加的顶礼膜拜。

在晦暗压抑的现实之后通过这种超现实主义的浪漫手法让影片突然充满了无限温情，这样的处理一下子让我想起安徒生笔下的海的女儿，在化作泡沫之际依然痴想着王子的幸福，令人悲伤得连眼泪都流不出来。

同时，我发现顾长卫在刻画这样一个外表丑陋而内心也说不上有多么美好的女人时，竟然充满了无限的激情与同情，但比较《孔雀》之时偶尔的做作与急躁，《立春》从头到尾镜头都稳健有力，缓急有序。

顾丝毫没有因为情绪表达的迫切便乱了叙事的节奏，在塑造人物性格的时候充满自信的使用了大量“第三只眼”视角的长镜头，而人物面部特写这样突兀的主观镜头又极少，大部分时间都仿佛在某个角落远远的暗中偷窥一样，极大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感。

比较《孔雀》中较为单一节奏的叙事手法（除了傻子弟弟的片段作为调剂），《立春》中加入了多个性格鲜明的辅线人物，其中不乏黑色幽默的娱乐瞬间，比如胖子周瑜用王彩玲的裸体油画向兄弟母亲索要封口费的片段，再比如文艺青年黄四宝从深圳回到小城开了婚姻介绍所被人追打如丧家之犬的片段等。

长镜的“慢”完全演化作人物性格的细节塑造，同时搭配上叙事中的高低起伏，《立春》长而不慢，稳而不闷。

即使破开电影拿出每个片段来独自祥解，它们的手法也都扎实可靠充满力度，有的甚至还拥有十分巧妙的留白，着实令人赞叹。

比如王彩玲回到农村父母家过春节一段中，她清早起床，披着一件碎花罩衣走到门口站在门槛前看年迈的老母亲放炮竹，蒋雯丽的妆是疲惫而苍老的，但她的神情中有种自然的活泼与欣喜，她独自站在破旧的门框中，仿佛早春的明信片一样动人；随后镜头转到王彩玲母亲身上，老太太双手高举着竹竿，竹竿一头的炮竹劈劈啪啪直响，背景是灰扑扑的旧砖墙，土地上满是爆竹崩下的碎红纸屑。

老太太扭回头来看女儿，一个逆光的镜头，满脸的皱纹都笑成了一朵花。

从这个片段开始，影片的基调正式进入“立春”，王彩玲终于放下了多年不变要迈向云端的固执挣扎，开始接受现实，努力融入平凡而琐碎的社会生活。

王彩玲母亲放炮竹这个细节可以说是片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契机，要是杨德昌来拍，肯定要啰嗦上一小会儿；但顾长卫稳住了，片段里人物没有一句废话，一切滋味都沁在画面里头，让观众自行咀嚼回味。

这种稳扎稳打的手法，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抠，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磨，该留白便绝不啰嗦，简直让人没法不由衷佩服——从态度到技术到影片整体的运筹帷幄。

当然，蒋雯丽对王彩玲的生动刻画也是影片成功的关键一环，这一对夫妻搭档还真是琴瑟合鸣齐头并进呢。

如果顾长卫能够保持《立春》中的严谨态度，在下一部影片中继续发挥他出身摄影的长处，不急躁但也不冷静得过火而忽略叙事节奏，我想他的态势便是惊人的，甚至可说是直奔大陆导演一哥的位置而去了（姜文同学必须要努力喽！

）。

也许可能我太过欣赏《立春》的技术层面从而不自觉的加入了很多对人物的个人感情进去吧，但我真的真的很想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王彩玲，她的别名叫青春。

《立春》用一个小城背景，讲了一个普遍性的命题：“做自己”有多难，“实现梦想”有多难。

女主角王彩玲认为自己该在巴黎唱歌剧，现实却是她只能在小城当一个音乐老师，最终改行卖肉；业余油画爱好者黄四宝甚至对标梵高，现实却是他一再落榜，最终开起了婚介所；芭蕾舞爱好者胡老师倒没有惊天动地、“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只是一心热爱芭蕾舞，最终不堪忍受闲言碎语，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三个“文艺青年”，都自认为不属于这个小城，他们看待周遭的眼光，是“清高”的，因为和艺术沾了边，便觉得自己不是庸俗之辈。

这让我想到了很多人，包括过去的自己：以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但实际上没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以为多看几本书就和别人不一样了、能逛展览看话剧就和别人不一样了、去过的地方多了点就和别人不一样了……但实际上，当兴趣爱好不能转化为产出时，它们不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可是，片中的三个人倒没有止步于“以为自己不一样”。

王彩玲想办北京户口、想加入文艺组织，黄四宝年年进京报考，胡老师努力跳好芭蕾舞。

他们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都付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

可能比现实生活中许多一直在抱怨却什么行动都没有的人要强多了。

但他们最终都妥协了，向生活低头了。

这又让我想起了很多人，他们曾经志气高昂、高谈阔论，我本以为和他们是同路人，却没想到，过了几年才惊然发现，他们只是晚几年妥协罢了。

生活逼得说“我不打算在这里发生爱情”的王彩玲走进了婚介所，最终领养了孩子，改行卖肉。

三个人里最坚持不懈、最“清高”的她，最终也向生活低了头，但她已经是三个人里，最晚妥协的那一个了。

在这个社会，无论是片中的小城、还是现实中的大城市，“做自己”和“实现梦想”的门槛都太高了。

虽然我们经常受这些“毒鸡汤”的影响，渴望那个诗意的世界，但放眼生活，能不为世俗所累的人实在太少了。

我见过很多一开始就没打算挣扎的人们，他们看上去毫不在意对“自我”和“存在”的叩问，从不质疑世俗生活的“理所当然”，永远在追逐社会希望他们拥有的东西，拒不承认自己的碌碌无为。

我通常觉得，他们已经骗自己到自己都相信的地步了。

后来，我认识了不少“王彩玲”“黄四宝”“胡老师”，他们爱音乐、爱艺术、爱写作，鄙夷世俗生活。

高谈阔论的时候，我经常觉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但几年过去后，他们陆续过上了曾被他们不屑的生活，交谈中不再有艺术、自由、理想，而只有婚姻、工作、孩子。

我不忍心去问他们如何评价过去和现在的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意识到，他们只是晚了几年妥协。

自己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终究都是无用的。

当你不能把自己的“不同”转换为生产力的时候，总有一天，你的激情会被消磨殆尽，然后被生活卷入洪流。

为了让自己过得舒服点，只能自己骗自己：“这样的日子也不错”。

我是相信所有人都有过不甘平庸的念头的，毕竟所有人都喜欢好的结果，如果老天给了你一个惊人的天赋，又给了你惊人的运气，相信你也不会拒绝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人。

只是绝大部分人得不到上天如此的垂爱，又懒到不愿意付出多少努力，甚至懒到不愿意承认自己有“不平庸”的欲望，仿佛那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条咸鱼。

这么一对比，《立春》倒不是一部多么令人绝望的电影。

毕竟他们不甘过、努力过、失败过、爬起来过，虽然最后向生活低头了，但好歹认真对待过梦想，也曾不可一世地做过自己。

王彩玲说，“每年的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是春天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

这大约就是很多人生活的写照吧：仍然有期待，却从来不会有什么从天而降的改变，日子就在这期望和失望中，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半途而废的人太多了，从不挣扎的人更多，在社会的磨练中，他们渐渐失去了年少时的那份偏执和狂热，变得没有好奇心、没有激情、不再相信“我可以”。

衰老便是从这生命力的衰退开始。

我自己也经常鼓吹“做自己”，在我心中，这确实也是“成功”的标准之一，但我心里很清楚，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太难了。

必须足够坚定、足够有行动力、足够有毅力，还得有那么点运气和机遇。

这其中的每一点，门槛都不低，大部分人除了坚持跟风外，什么都坚持不了。

这部电影让再次我看到了编剧李樯的自我叙述，和《孔雀》一样，这是一部完完全全的同性恋电影，一部个人的精神自传，并没有其他的什么特别的隐喻。

影片中最动人的部分是那位同性恋者舞蹈老师的挣扎和悲哀。

蒋雯丽的角色（丑陋、步入中年、没有爱、心里有对自己艺术的骄傲）是李樯对“现在时的自我”的投射，就像《孔雀》里的张静初是对“过去时的自我”的投射，寄托的是对当时的青春年华，对一个有着冲劲、美好憧憬和单恋的情感的自我的缅怀。

像《孔雀》一样，这部电影里，李樯表达了一种力图隐藏性身份的生活里非常强烈的自憎情绪。

那位舞蹈老师在小饭馆里的一幕，他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自己。

看到一些影评感到无奈，同性恋自由是现代电影里的一个重要主题，应该审慎对待，怎么大家对此视而不见，顾左右而言他。

是因为真的没有看见，还是被一些“成见”蒙住了眼睛？

我的个人观感，这部影片比《孔雀》要好一些，《孔雀》里的“爱情”都是虚假的，张冠李戴，这部电影是讲爱情的缺失，比《孔雀》要真诚得多。

本来能想把这部电影联系起来写写，但因为有些痛苦的私事，只能暂时搁下，点到即止。

贴出当年《孔雀》刚上映时，我写的评论（发在了世纪沙龙里）。

当时我并不知道《孔雀》原本的剧本里有一个同性恋，后来所有的消息都证实了我的“臆测”，令我兴奋了许久。

这部《立春》同样令我兴奋，我从《孔雀》里解读出来的“自憎”，被作者进一步的叙事完全证实了。

精神分析是一门科学，佛洛伊德当初就是这么相信。

他的很多观点被嘲笑，但这种求真的科学精神一直承继了下来，鼓舞着人们去观察和做出理性的判断。

简单说清楚《孔雀》在讲什么《孔雀》是一个同性恋者内心的外化。

某段历史也好，某个时代也好，都只是这个人向观众做内心独白时的舞台。

他需要“历史”和“时代”，只是需要一个舞台而已。

他渴望倾诉，想袒露自己的内心，同时又不希望别人洞悉他的秘密，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观众放进一个不熟悉的年代，这就更像一个“故事”，而不是“真事”。

在舞台上出于叙事的需要，必须要有“人物”的，但如果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内心型”作者，他在这方面困难重重，因为他缺少对他人的观察，他的目光主要是朝内的，观看自己，并与自己对话。

因此，“内心型”作者塑造的人物要比日常生活中的人要怪诞、诡异、极端，显得“概念化”、“抽象化”，原因是这些人物并不来源于对他人的观察，而是来源于对自己——自己分裂的自我——的凝视。

“内心型”作者的作品有一种梦幻的性质，意象化，戏剧性，弥散着抑郁而不详的气息。

每一个人的内心是幽暗花园，一个人通过潜入自己的内心来了解自己是很容易变得迷失、迷乱、迷狂的。

“弟弟”是画外音的“我”，影片的叙事者，实际上就是编剧的自己。

这一点是不必多言的。

原剧本“弟弟”的性取向被导演顾长卫删掉了，这实际上是删掉了创作者内心秘密的重要钥匙。

不过，我们仍能通过“弟弟”与片中两个重要人物“姐姐”和“哥哥”的关系还原他的这一身份。

“弟弟”和“姐姐”感情非常好，这实际上就是编剧对“姐姐”的态度。

“弟弟”和“姐姐”共同的快乐时光都是和男人有关的。

“姐姐”想去讨好伞兵，“弟弟”毫不犹豫地自己的最后一元钱给了她。

“姐姐”找到了一个好干爹，马上叫上了“弟弟”有福同享。

“弟弟”和“姐姐”还有一个相似点，他们都迷恋制服男人。

“姐姐”最快乐的日子是碰见了一个伞兵，还和他打了一场乒乓球，而“弟弟”最快乐的日子是一个“公安”给他送雨伞，两人还在一个僻静的角落聊天。

在片中，“姐姐”被编剧赋予了最多的个光环，她勇敢、纯洁，追求独立，渴望幸福，不甘平庸，向世俗宣战。

编剧甚至无法容忍片中“姐姐”受到任何一点的“玷污”。

片中从头到尾，没有男人动了她。

在最危急的关头，编剧已经写到了“姐姐”在一个流氓面前脱下了裤子，但最后他还是不忍心，笔头一掉，结果是那个流氓拿枪往自己脚上开火。

这样应该很清楚了，“姐姐”实际上是编剧的“理想自我”——他渴望成为的人。

这个理想自我是一个女性形象，她永不言弃地追求和男人的爱，这意味着什么是再明显不过了。

“哥哥”这个形象就完全不同了，他是“弟弟”厌憎的一个形象。

编剧对他的态度是鲜明的，他粗蠢、懦弱、依赖，不识好歹，自己被人欺负了，“姐姐”为他报仇，他居然去讨好那些欺负自己的人。

编剧的态度，当然就是“弟弟”的态度，也就直接促成了“弟弟”的一次不可思议的“下毒”行为。

写下“弟弟”弑兄，这一幕实在太暴虐了，实在有违人伦，但编剧还是找到办法替代性的“完成”了，他安排“母亲”把“哥哥”最喜爱的鹅杀死，这时镜头一下子变得缓慢起来，鹅被毒死的全过程被仔仔细细地记录了下来。

这一幕残酷而抒情，虽然不符合外在的逻辑（宠爱哥哥的母亲怎么忍心杀死他最心爱的鹅呢），但却绝对符合编剧的心理逻辑——他恨“哥哥”了，太恨了，这个人是自己的血亲（实际上是编剧的另一个自我，人不管怎么鄙夷内心的自己，他又怎么可能杀死他呢），杀不死他本人，就替代性地杀死他。

虽然“弟弟”如此憎恨“哥哥”。

但实际上，“哥哥”和“弟弟”在性格和行为上非常相似。

他们都懦弱，都依赖，都向世俗投降。

他们选择生活的道路也如此相似，都找了一个女人，并且生活上依赖这个女人。

“弟弟”只是在感情上倾向于“姐姐”，但行为上却与“哥哥”毫无二致。

这说明什么？

“哥哥”实际上是编剧的另一个自我——现实中的自我！

“弟弟”痛恨“哥哥”，就是编剧痛恨自己内心的另一个自我。

这个“自我”是男性，却有一个粗蠢、惰性的外形，最重要的是这个男人居然依赖于女人生活。

他不爱身边的女人，却要和她在一起。

《孔雀》到底在说什么，我想到这里应该很清楚了。

在中国，很多同性恋者不敢袒露自己的身份，必须借助婚姻或者伪装一段男女关系来掩饰真实的自己。

这部影片的主题就是这个。

他希望像“姐姐”那样冲出去，追求真爱，他痛恨“哥哥”向世俗低头，找一个女人苟且度日。

就是这么简单，本来中国电影就是简单的东西，但由于社会的不开放、持续的封闭，使这些简单而正当的东西也需要换一个面目展现在我们面前。

最后必须解释一下，片名《孔雀》的真正意思。

这就是同性恋身份的隐喻：只有雄孔雀才开屏，而雄孔雀开屏时露出来的是什么？

影片结尾其实表达了作者的预见，他认为观众们是无法洞悉孔雀的秘密的。

他们面无表情在栏杆前经过，他们和眼前的景象是隔离的、疏远的，孔雀是孔雀，他们是他们。

讽刺的是，在现实之中，观众们看到孔雀开屏并不激动，觉得不过尔尔，但回去转述的时候却激动万分：我看到孔雀了，我看到孔雀开屏了，我看到冬天里孔雀也开屏了。

是啊，看看周围，在中国电影的冬天，有多少人正在传达这一孔雀开屏的喜讯？

醒来吧，传达喜讯的人们。

你们如此激动时，这只孔雀正在冷笑。

　　你能享有多大的自由，取决于你有多大的能量，把不幸都归因于环境没意义，无能者可以自我和执着，但没有不可一世的资格。

你丫本身就是个阳*萎，你可以在自己家，照着镜子对自己说，我牛逼之处就在于我阳*萎，但开房的时候你不行，还埋怨床不软妞不辣，就活该找抽了。

　　就像当初讨厌《孔雀》一样，我还是没法喜欢《立春》，这又是一部丑陋的电影。

　　还记得当初看完《孔雀》我说丑陋，有人反对我说：你根本没有感受过这种压抑又微妙的氛围，丑陋？

你懂个屁，我的家乡就是这样的小县城，所以我被真实感动了！

好吧，我是鸡，你是鸭，我们都长大了，你跟我讲曾经包裹你的那枚鸭蛋壳味道如何特殊，如何令你百感交集，我无法感同身受，因为我是从鸡蛋壳里爬出来的。

　　鸭子可以因为鸭蛋壳很真实就宽容甚至去细细品味它独有的丑陋，而我作为一只鸡，嗯，作为一个局外人，我感受不到亲切。

我可以忍受小城破败闭塞和人物灰头土脸，这或许是真实的丑陋，但我不能忍受导演以理想的名义歌颂无能者的矫情。

　　片中人物的无能是显而易见的。

人说是金子总会发光，但丫们根本不是他妈金子啊。

王彩玲除了外型不佳，歌唱天份也有限，压根进不了巴黎歌剧院；黄四宝闭门造车，憋屋里天天画自己的裸体，也必然考不上中央美院；周瑜声音沙哑，普通话也说不好，考电台播音员简直是白日做梦。

　　说他们矫情是因为，客观来看歌唱家，画家和播音员，只是王彩铃们能力达不到的目标，并不是什么被世俗排斥的怪念头，所以王彩玲们和世俗死磕的特立独行范儿实在是没必要，磕也该磕他们自己才对。

世俗仰视他们的理想，而他们逃避自身不足把失败归咎于世俗；不疯魔不成活，但他们不疯魔创造条件也要假装疯魔，可不就是矫情么？

　　无能者矫情点儿也不是什么不能原谅的大毛病，但这部片子令人讨厌的地方还不止于此。

　　我一直认为，任何理想，无论多么不切实际，都不应该被嘲笑，没有发光的能力，也有梦想发光的权利，就算是煤球也完全可以是理想主义者。

那什么是理想主义者？

网上查到一种解释：指人的一种持久的精神状态，这类人听到了自己灵魂的声音，是在本能、意志与激情的操控下过着有着个人意义的生活、做着有个人意义的事，而非外界的价值取向、别人的怂恿安排和一时的热情。

理想主义者比其他人更深刻领会“生命只有一次”，并意识到了自己的独一性。

　　比如唯一相对可爱的那个男舞蹈老师，他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成名成家的欲望，只是爱芭蕾，所以不管不顾昏天黑地跳了十几年，可芭蕾舞演员习惯性夹着屁股外八字走路的姿态，还有跳芭蕾时要穿激突的紧身裤，让他成了小城居民眼中的怪物，甭管王彩玲那副牛逼的嘴脸多么可憎，小城居民还是都尊称她为“王老师”，可对这位舞蹈老师，人们当面儿就管他叫“二尾子”，他才是真正被世俗压迫和排斥的“六指儿”和“鱼刺”，于是他选择用强奸女学生的方式证明自己不是“二尾子”。

这并不是跟世俗死磕，而是在阉割自己根深蒂固的独一性，要说这个片子里唯一能跟“理想主义者的悲剧”挨边儿的，也就是这位倒霉蛋儿了。

　　可再瞧王彩玲这帮人，能力差得根本建立不起独一性，只能用鄙视别人来弥补，光鄙视代表世俗的小张老师也就算了，他们还互相鄙视。

如果说王彩玲看不上周瑜声称宁吃仙桃一口不要烂杏一筐，是因为周瑜招惹她向她求爱纯属自找，那黄四宝无缘无故鄙夷王彩玲丑陋，背后说她都难看成那样了还清高个啥难怪是个老处女，周瑜嘴上跟黄四宝哥们长哥们短，心里却嫉妒黄四宝那一丁点的绘画天分，暗暗诅咒黄四宝永远考不上中央美院，还能算是热血艺术青年么？

个个内心狭隘龌龊，极度庸俗，别说金子了，他们连煤球也算不上，屎壳螂滚粪球还差不多。

不仅无能还无耻，不仅矫情还有病，我真不理解为什么导演要塑造这么一群傻逼来祸害理想主义者这个词儿。

结局根本就是手*淫，导演自己也高潮了，丫很积极地为傻*逼自圆其说，一切高姿态只是妄想，注定被识破后摔得吧唧吧唧的。

　　我还是喜欢周星驰讲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比如《喜剧之王》就很善良。

　　又该有人说我感受不了鸭蛋壳的韵味了吧。

《太阳照常升起》里边疯妈说，只能说你没看懂，不能说你没看见。

我要说：《立春》我看见了也看懂了，但我不愿相信，因为它实在太丑恶了，丑恶到我不希望它不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看到网上有评论说《立春》不是现实主义而是表现主义，我很欣慰。

　　作为一只鸡，最后我也顺便回味一下我们鸡蛋壳的味道吧。

　　我的家乡是一个离北京不太远的城市，四季分明，空气污浊，建筑普通。

方言缺乏特点所以我没感受过人群中或电视里忽闻乡音的惊喜。

我在那儿长到18岁，也没发生过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大事，好的坏的都没。

　　我妈妈认为我特聪明，不让我跟别的小孩疯玩，怕把我传染傻了，所以我也没什么朋友，除了上学就是练钢琴，钢琴老师是北京人，毎两周过来一次给我上一小时课，40块。

我妈妈几乎没表扬过我，老说我弹得不好对不起这40块学费。

　　我为毎上一节钢琴课就欠妈妈40块的事情惶惶不可终日，我告诉她不练了她不同意，我又说逼我练我就离家出走，我妈妈说我身上的所有衣服都是她花钱买的得还给她才能滚蛋，我不好意思裸奔就一直没走成。

　　后来市里一个比赛我得了个奖，弄得亲戚们见我就夸我多才多艺，让他们的孩子以我为榜样，所有人的眼光都盯着我，众矢之的，差不多就是个小唐丽君吧。

累，真想过普通小孩的日子。

　　说到这你们准觉得我特矫情或特可笑，但我已经很严肃地悲伤逆流成河了，就是这样不堪重负的童年让我一直恐惧别人太把我当回事儿，也特讨厌太把自己当回事儿的人。

正好《立春》里全是太把自己当回事的人，让我怎么能不烦它啊！

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

（《庄子•大宗师》）王彩玲开始的开始，是谁如此哀怨的低语？

“每年的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是春天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

”王彩玲，一座闭塞小城的大龄未婚文艺女青年，标准的龅牙东施。

她说上帝是公平的，没有给她一副奇货可居的容貌，却给了她夜莺一般的歌喉。

人之所以自我感觉良好，往往是因为自以为某些方面有过人之处。

优势让她画地为牢，造就了她总是幻想“生活在别处”的悲剧：她向往北京，向往中央戏剧学院；向往巴黎，向往巴黎歌剧院。

她梦想有朝一日站在金碧辉煌的艺术大厅里，华羽霓裳，引吭高歌。

为此，她节衣缩食，平日以泡面为生，却不惜掏出全部积蓄，托关系，找门路，孤注一掷，想搞个北京户口，哪怕只是在权威艺术机构当个临时工。

但在坚如铜壁的现实面前她一次又一次头破血流。

她总是自欺欺人：我过几天就调到北京了，小城不适合我。

的确，在这样的小城，一个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老处女的存在的确向一根鱼刺卡住了别人的喉咙：同样是人，凭什么你总是显得比别人高出一等？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周瑜曲有误，周郎顾。

东风不与周郎便。

周瑜，不是 “羽扇纶巾、雄姿英发，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钻石王老五，他只是一个其貌不扬，长相猥琐的炼钢厂的工人。

那天他骑着旧单车在市声扰攘的大街上东游西荡，却被路边电线杆大喇叭里传来的宛如天籁的歌声吸引，一听钟情。

想当年，他在八十年代乐观理想主义普世春风的感召下，也曾立下宏愿要做一个播音员。

无那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他最终没有成为国家正谕宣讲系统中的一员。

他追求王彩玲，是在追求一种理想吧，那种理想已经离他相当遥远了。

当他站在王彩铃面前用包头方言激情满怀地朗诵普希金诗句的时候，他会想起若干年前自己专心致志报考县城播音员的日子，自我感动，自我陶醉。

王彩玲对他掏心挖肺的表白只冷冷地来了一句：宁吃鲜桃一口，不吃滥杏一筐。

不啻于数九寒天一盆冷水浇注全身。

几年以后他们在小城的医院为了各自的病孩子不期而遇，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着他最终成为笑谈。

往事终成烟。

黄四宝黄四宝是那样的人，志大才疏却又自命不凡。

自以为留了条马尾辫，就真的是艺术家了。

二十多岁，从来没有给我家里一分钱。

考了四次中央美术学院，一次没考上。

王彩玲也是太寂寞了，如此需要安慰，才自以为遇到了惺惺相惜的知己，却不知道自己遇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披着艺术羊皮的小混混。

如果黄四宝真的艺术家，那他应该知道王尔德的一句话：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真正的友谊。

可惜艺术家的优点没有，缺点倒是占全了，一遇到挫折就往王彩玲怀里钻。

欺骗了别人的感情还说别人侮辱了自己。

不就因为王彩玲的相貌不咋地吗？

多年以后，黄四宝重归故里，干起了婚介勾当，恢复了小城流氓的本来面目。

胡金泉胡金泉是真正的艺术家。

他与王彩玲的第一次相遇是因为一次露天演出。

他是倒数第二个上场的，但是他的舞姿把周围的众多乡亲给雷倒了了，结果被哄下台。

王彩玲是最后一个上场的，虽然她的歌喉很美，天上应时应景飘下了洁白的雪花，但是她独特的女高音无人喝彩。

曲终人散后，寂寞场中央。

在车上，他们一见如故，仿若知己。

胡金泉是一个对女人不敏感的人，（在影片中也没有暗示他对男人敏感），或许他真正挚爱的只有艺术。

他说：一不小心跳了这么多年（芭蕾），想想真是后怕！

艺术是有毒的，它逼死、逼疯了很多人。

小城的漫天风雨、蜚短流长成了胡金泉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他对王彩玲说：我们假结婚吧。

他希望她能帮他，但她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拒绝了。

他从王彩玲家出来的那晚，天天飘着柳絮般的雪，夜色是如此纯粹之蓝。

黑风衣，白围巾，单车在午夜的大街渐渐远去。

虽然我对他的优雅的天鹅绒做派实在不敢恭维，在现实生活中对男人跳芭蕾也一直难以接受，但，那一幕，此情此景，确有如许伤感。

他靠伤害自己而保全了理想。

在监狱里，当他隔着铁窗对着王彩玲翩翩起舞的时候，我相信，他是快乐的。

结局除了胡金泉，每个人都回归了日常生活。

化蛹成蝶的生命是如此短暂，理想不能当饭吃。

王彩玲离开的执教的小城学校，领养了一个有着“兔唇”的孩子，叫小凡，平凡的凡。

她养家糊口，起早摸黑地卖起的羊肉。

那应该是 “手术刀不如杀猪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九十年代的初。

1993，市场经济的洪流在政策的默许下再一次爆发，大批文化人“纷纷下海”，浩荡至今，无人幸免。

“每年的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是春天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

”王彩铃，一个不得志的文艺“老”青年，在世俗而卑微的生活里，坚持着她“要唱到巴黎歌剧院”的梦想。

她丑，可是她不在乎，并且看得很明白“老天就是给我一副好嗓子，没了这个，我就是个废物。

”所以不是废物的她，因为那副好嗓子和那份清高，总是显得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小城市生活格格不入。

不要以为赵本山说得“吃喝都没有了，你还臭美啥！

”就是那么正确。

一个小小的炼钢厂工人周瑜在广播里听到王彩铃的歌声，就能陶醉的五体投地，就能挖门盗户托关系，拎着俩菠萝在门口等，只为跟着彩铃学声乐（显然他天资平平，也仅是练到“狗喘气”而已）。

应该说，周瑜算是个伪文艺青年，但伪文艺青年也有伪文艺的快乐。

比如，他提起当年诗朗诵总是滔滔不决，拿那口没听懂是哪的方言朗诵普希金的诗，他结交同样落魄的文艺青年黄四宝，他既同情这个考了N年美院不中的朋友，又巴不得他考不上-考上了得嫉妒死他。

他不嫌彩铃丑，还暗恋她，最朴实的求婚-“你以后跟我过吧，我养着你”。

这颇有点“献身艺术”的意味，他是打心眼里羡慕尊敬这样的“文化人”。

遭到拒绝后，可能经过反省，他过上了正常的世俗生活，估计那点文艺理想也就泯灭在柴米油盐中了。

庆幸这样一个中文艺毒不深的人，尚能在文艺理想寄托物（和文艺人王彩铃结婚）破灭后，蹒跚地在生活里走下去。

黄四宝的结局，代表着文艺青年不得志的又一种出路。

他是出现在王彩铃生命里第一个让她有“这个世界上还有懂我的人”感觉的人。

他有才气，落魄，而且挺帅的。

这次王彩铃主动出击了，借他看梵高的传记，甚至约上他一起进京。

梦想着两个文艺青年一起打拼的闪亮日子。

在那摇曳的绿皮火车上，他俩感慨着“这火车要是去巴黎的该多好啊！

”既而黄四宝说出了“不爱你，只是当哥们，干吗男女之间非得是爱情”。

王彩铃的回击掷地有声“因为我丑就把我当哥们？

男女之间最深的感情只可能是爱情！

”其实这时候的王彩铃痴痴的文艺梦里，已经多了份与梦想抗衡的东西，那就是朦胧的爱情。

而黄四宝这个人，其实是很纠结的，一方面他很需要王彩铃这样的人，不只是做个人体模特，让他见识女体这么简单。

我觉得还有一种母性的人文关怀在里面。

他有一个视艺术为垃圾的母亲，他几乎是没有得到过那种艺术上的认同感，更不要说是来源于异性的赞赏和理解。

所以当他的画家梦逐渐褪色时候，当面对现实里这个又老又丑的王彩铃时候，他退却了。

也许王彩铃在某一个瞬间也是他的女神，可那瞬间毕竟只存在于虚幻又不真实的艺术梦里。

他的结局，就是淹没在市场经济的洪流里，做一个投机取巧的狡猾商人。

如果说曾经的文艺梦想再他的身上留下了什么痕迹的话，也许就是--车被砸成那样，还能哼着歌开下去。

骑白马的不只是王子，还有唐僧。

那跳芭蕾的也不都是王子，还有一个胡金泉。

这个在小地方跳了十几年芭蕾的男人终究越不过世俗的那道坎。

看他被那些看节目的观众羞辱，看他几十年舞蹈生涯在身上抹不去的一段风流妩媚，心里做痛。

人们既排斥这样的文艺分子，又需要他们的存在。

他帮着彩排那些迎合大众口味的群体舞蹈，他被人当着自己母亲的面骂变态，他成为一个群众性攻击调侃对象。

不是真的不在乎，只是还能忍。

王彩铃的出现，或许是那个冬天里对他来说最温暖的事情。

他们一样的不得志，一样的被排斥，一样的需要点依靠。

当他受不了压力时，他提出了要和她假结婚。

她却断然拒绝，只说不愿做炮灰，毕竟自己是女人。

其实这里我有点疑惑：王彩铃到底是不相信爱情，还是她对胡金泉也有那么一点动心，不甘只是个假结婚？

所以那个大雪纷飞的夜里，胡金泉昂首阔步推着自行车走，那气度俨然是舞剧里的王子，只是他的眼角有泪。

之后他选择了毁掉自己的方式，并用这样的过激方式回应了那些对他性取向的猜想。

之后我认为电影里最经典的镜头出现了。

剃了光头的胡金泉当着来探监的王彩铃的面，踮起脚尖，起身，回旋，他轻声地说“这布鞋和舞鞋一个样，还能踮脚呢！

”看到这的时候，我的眼泪已经啪啦啪啦了。

至此，又一个被击得粉碎的文艺梦想诞生了。

当这些打击袭来时候，王彩铃还是在做梦。

直到那个骗了她的金钱，更重要的是感情的女孩贝贝出现。

王彩铃可怜这个身患绝症一心只想参加歌手大赛的天才女孩。

甚至放弃了办北京户口的机会，资助她。

这时候的王彩铃基本已经不在对自己的文艺梦想抱有希望了，她只希望这个比她还有天分的女孩能延续她的希望。

如果说胡金泉的结局让她对自己的文艺梦抱有怀疑态度的话，那么贝贝就是对她文艺梦的致命一击-绝症只是为了出名的谎言。

还有一个强有力的原因“出名太难了，何况又是小地方的，没点儿特殊手段根本出不来。

”至此，王彩铃的文艺梦完全破碎。

之后呢，王彩铃玩了把现实的-婚姻。

她相信这可能是自己的唯一结局了。

甚至去婚姻介绍所。

然而当年轻美丽的女邻居都逃不过被抛弃的命运时候，她不相信婚姻了。

她的精神，情感需要一个寄托，她独自去福利院领养了个兔唇的孩子。

取名“王小凡”，她解释到“平凡的凡”。

也许，她希望这个承载了自己太多希望的女孩不要像自己一样沉浸在文艺梦里，醒来时反而更凄凉，只是做个平凡的人就好吧。

说了这么多，都没有仔细说王彩铃这个人。

我觉得她的性格其实表达的不是很直接，全是在和这些旁人发生联系时候表露出来的。

她有文化，懂得什么叫“丝不如竹，竹不如肉”。

她只有在唱歌的时候才找的到真正的自己，她也有美丽的时刻，比如说在雪天里歌唱的情景分明让我想起了《两生花》里波兰的薇洛妮卡在雨里陶醉的歌唱。

她给自己缝制演出服;她学意大利文;她一遍遍强调“中央歌剧院正调我呢”,营造自己的虚假安慰感;她几次去北京听歌剧;她想在歌剧院当个勤杂工都实现不了......当她从文艺梦里醒来时,她用母性的爱选择世俗生活。

她卖猪肉给兔唇的养女治病，她在一个母亲的身份里得到了所有的爱与安慰。

她还是会去天安门广场留连许久，那曾是寄托了梦的地方，也是梦永远也到达不了的地方。

影片结尾，一段慷慨激昂的独唱，让人恍如隔世，台上的王彩铃是多么的美，她的歌声是多么的好！

黑白字幕：仅以此情此景献给王彩铃。

电影的风格很直白，也很简单，是顾长卫的典型方式。

镜头比较直接，不加渲染。

在细小的镜头里抓住情感。

我喜欢这样的叙事风格。

喜欢这样不臃肿的文艺片。

今天三月初六，我十九岁生日。

我选择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立春》。

人很少，大概只有四个。

散场的时候，我看到后排独自坐着个老大爷，他是怎样的原因来看这样的电影？

也许曾经他也有过那样的梦？

不好意思，我又用伪文艺青年惯有的思维在思考了。

那又怎样呢？

伪文艺青年也有自己的快乐。

回来的路上我在想，王彩铃，其实也挺幸福的，她有个别人没做过的梦，在她心里，总有个不死的春天，那叫做艺术。